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英宗撒手塵寰，得年三十六歲，在位三年零九個月，刨除曹太后垂簾的一年零一個月，親政時間兩年零八個月，而在這兩年零八個月當中，有關濮王尊崇問題的大討論就佔據了近兩年的寶貴時光。在私人感情與倫|理|大義之間，英宗終歸還是做不到司馬光所要求的純粹的克己復禮，他想要做的是先利己、后復禮—「就這一次」，先滿足私人感情，以後一定認認真真地做一個遵守禮制的好皇帝。「就這一次」，這樣的念頭、這樣的做法，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有過。只不過，皇帝「就這一次」的社會成本太高、太高了。

盛怒之下，神宗把吳奎的奏疏轉給了王陶。王陶隨即上章，彈劾吳奎依附宰相欺罔天子，有六大罪狀；又舊事重提，指責韓琦當年違背正義、打擊台諫、極力尊崇濮王是為了保全自己的位子，韓琦是自私的，而英宗是無辜的，「後來追悔不已，可是因為韓琦掣肘，不敢改變，以至憂鬱成疾，抱憾而死」。這實在是極其惡毒的攻擊。

新皇帝趙頊手上有三樣東西：通常只屬於二十歲的雄心壯志，與二十歲年紀不相稱的無邊權力，以及父親留下爛攤子。「古者二十而冠」，二十歲行成年禮，正式成為完全的社會人。進入社會之前的雄心壯志，幾乎人人有過。它在二十歲以前得到培植，不斷壯大，在二十歲時抵達峰值，入社會之後，雄心壯志在與現實的碰撞中不斷調整、衰減，我們認識不足、看到差距、探測邊界，長大、成熟。趙頊的二十歲是一樣的，更是不一樣的—他是皇帝，有著天下最大的權力。權力最大，責任也最大。而神宗接手的大宋朝廷，情況實在不容樂觀。英宗留下的這個爛攤子，首當其衝的是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央財政狀況的繼續惡化，第二是人心亂了，把人心攪亂的，正是濮王的尊崇問題。二十歲的年紀，無邊的權力，積弊叢生的天下，神宗將如何處置？

病中的英宗充滿了緊迫感：他頒布法令，把科舉考試的時間間隔從兩年一次改成了每三年一次，從此之後，中國的科舉就都以三年一次的頻率舉行，這是一個很合適的頻率，「士得休息，官以不煩」。他跟歐陽修討論人才問題，提出要重新充實館閣，選拔儒學修養較高者，以改善人才的能力結構。對於西夏，他採納韓琦的建議，採取了有原則而不姑息的態度。國事之外，英宗的家事也有大進展。十一月，他的長女徐國公主出嫁了—儘管是庶出公主，但畢竟是英宗夫婦頭一次嫁女兒，高皇后和皇長子頊（即後來的神宗）親自送公主過門，皇后第二天才回宮，好生的繁華熱鬧。只可惜，權力榮譽、責任理想和富貴繁華，都無法挽留生命。英宗的生命一點一滴，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在經歷了濮王府老十三、「備胎皇子」、病狂皇帝、濮王孝子的種種起落、糾結、顛沛之後，英宗的生命之船即將告別此岸，抵達永恆之港。

新時代終將到來，只是，這新時代卻註定與英宗無關。

這就是典型的司馬光態度，他主張君主至上，強調皇帝的權威，但希望通過溫和理性的方式來樹立皇帝的權威。通過各方的妥協達成高層的和諧共治，這才是司馬光理想的政治狀態。自從「濮議」以來，宰相府與台諫官屢有衝突，而司馬光一直是台諫官的領袖。儘管如此，司馬光卻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台諫官這個小集團的代言人，當他開口說話、下筆寫作的時候，他考慮的是皇帝—國家，是大宋王朝的整體利益。

而這樣惡毒的文字，作為受攻擊一方的韓琦竟然目睹了。把王陶的彈章轉給韓琦的，正是神宗本人。這也是中國皇帝常用的做法，給你看，看你怎麼辦？韓琦的回答非常簡潔：「我不是跋扈的人，陛下派一個小宦官來，就可以把我綁了去。」韓琦所言確是實情，神宗為之動容。退一步想想，英宗能上台，他自己能當上皇帝，又多虧了誰呢？又何必為了一點小事跟宰相們鬧到這般劍拔弩張、烏煙瘴氣。九_九_藏_書

四月間，新任御史中丞王陶（1020～1080）對宰相府發起了攻擊。王陶攻擊宰相的起因，是一個冠冕堂皇而又無關緊要的問題：宰相「常朝」是否「押班」？常朝就是我們普通人想象當中的早朝，皇帝在正衙殿—文德殿上正襟危坐，文武百官在下邊行禮如儀、山呼萬歲。所謂正衙殿，相當於大禮堂。照制度，宰相應當出席常朝，率領文武百官向皇帝行禮，這就叫「押班」。常朝的架勢很大，但是沒什麼實際意義，早就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皇帝很少出席，宰相也基本上不露面。皇帝和宰相、近臣另有一套會面機制，在正衙殿以外的其他地方，通常是垂拱殿舉行。可是，常朝也沒有取消。每天一大早，應當參加常朝的官員，通常都是些沒什麼太要緊事的閑官兒，就到文德殿外邊候著，皇帝則在垂拱殿接見宰相及其他重要官員、處理政務。通常情況下，政務商量完，時候也不早了，皇帝就會派個人到正衙殿去宣布「今日常朝取消」，然後，那幫閑官兒就散了。如今，王陶卻提出來，宰相應當恢復常朝押班。王陶的報告是直接打給中書的，中書未予理會，於是，王陶再上一狀，指出皇帝剛剛即位，不應廢弛朝廷禮儀—禮儀問題開始具有政治意味了。中書還是不理。王陶於是第三次上疏，指責韓琦、曾公亮兩位宰相有不臣之心—到此為至，無關緊要的禮義爭論變成了對宰相的攻擊。兩位宰相上表待罪，以示抗議。而王陶則加大了攻擊的力度，並且以辭職為籌碼逼迫神宗做出選擇。與此同時，韓琦開始請病假，以示抗議。

歐陽修是神宗親政之後離開中央的第一位老臣。他于嘉祐五年（1060）出任樞密副使，六年升任參知政事，在中央領導崗位上共計八年。歐陽修才高志大、心胸豁達、光明磊落，「性直不避眾怨」，他是勇於任事的，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一切東西，包括在「濮議」中支持英宗稱呼濮王為父親。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逼迫他離開中央的，竟然是這樣一個卑鄙齷齪、且讓人無從辯白的誣告。「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人事已盡，天命如此。歐陽修開始認真作歸田之計，他為自己選擇的歸老之所，不是故鄉吉州，而是潁州。知亳州是他主動申請的，原因就是亳州「去潁最近，便於營私」，他獲得神宗的批准，在上任之前，先繞道回潁州，「修葺故居」。

此事非同小可，它關係到皇帝的威望、宰相的面子以及高層的團結。司馬光當時沒有作答，而是回家想了整整一宿，第二天，他書面向神宗建議「還（王）陶未作御史中丞時舊職」，也就是樞密直學士。司馬光說：「翰林侍讀學士跟翰林學士級別基本相同，給王陶這個頭銜，恐怕吳奎未必肯結束抗議，起來上班。陛下剛剛即位，歐陽修就外放了，很多大臣都感到不安。吳奎一向有質樸直率的名聲，萬一因為這件事鬧起來，出現更過分的舉動，到時候陛下的處境會更困難：如果陛下立即罷免吳奎，則會讓士大夫深失所望；而如果陛下反覆勸諭吳奎都不肯罷休，則會進一步損害陛下的威嚴。」

以如此卑劣的手法攻擊、驅逐大臣，是司馬光一貫反對的，但是，他卻沒有上章替歐陽修說話。歐陽修知開封府時，他是開封府推官，歐陽修賞識他，推薦他，認為他是可以做宰輔的人。那麼，為什麼司馬光在歐陽修的問題上採取了沉默態度？也許他是想說卻不便說—司馬光已經不是諫官，沒有言責，而他出貢院的時候，兩名向歐陽修潑髒水的台官已經九_九_藏_書受到處分，歐陽修是以身體原因自請退休體面下台的，再翻舊案，等於把歐陽修剛剛愈合的傷疤再度撕裂，所以，他不便說。當然，也許司馬光根本就不想說，在濮王的尊崇問題上，他和歐陽修是兩大對立陣營的議論領袖，就算激烈的爭論不傷感情，但是宰相們挾權勢放逐反對派—七名台諫六人遭處分外放，卻是實質性的傷害，司馬光焉能不感痛心？！如今歐陽修被他自己提拔的台官攻擊誣衊，正是自作自受！司馬光惟有報以一聲長嘆！

大宋王朝也將再度面臨皇位交替的風險—幸好，英宗是有兒子的。然而，就像我們在太宗晚年曾經看到的那樣，每一個皇帝都是重度的「權力依戀症」患者，即使是對親兒子，交權也如割肉般不舍。十二月二十一，韓琦在御榻之前建議早立太子，以安人心。英宗已經喪失語言能力，只得點頭表示同意，又在韓琦的請求下顫巍巍親手寫下了「立大王為皇太子」七個字。「大王」當然應該指皇長子潁王趙頊。只是這樣的大事，又豈能憑著「想當然」含糊了事？韓琦再次請求英宗御筆明示，於是，可憐的垂死之人又吃力地拿起筆，補寫了「潁王頊」三個字。第二天，朝堂上當眾宣讀了立潁王頊為皇太子的詔令。御榻之前，潁王連連叩頭，按禮義表達應有的謙讓之意；御榻之上，英宗神色泫然，眼角流下了兩行濁淚，流露出內心真實的不舍之情。

司馬光的建議，讓神宗感到非常不愉快。但是，不止司馬光一個人主張神宗挽留吳奎，向老臣示好。最終，年輕的皇帝極不情願地收回了吳奎罷政外放的文書，甚至還接受建議，給吳奎提了一級。然而，誰若以為神宗從此就甘心和他父親英宗一樣，繼續讓老臣們主導政局，那就太不了解這個二十歲的青年了。

第二件是神宗廢除了「駙馬升行」制度。駙馬爺升一輩兒，做自己爺爺的兒子、父親的兄弟，這就叫「駙馬升行」。「駙馬升行」可以避免公主殿下紆尊降貴向公公婆婆行大禮。這種用現實權勢扭曲人倫秩序的做法，儘管匪夷所思，倒也事出有因—本朝的第一個皇帝太祖跟第二個皇帝太宗是親兄弟，兄弟倆相差十二歲，他們的女兒輩分相同而年齡差距極大，能夠嫁到的丈夫根本就不是一輩人。因此，為了保證太宗公主與太祖公主倫理地位的平等，就只好改變駙馬爺的輩分。「駙馬升行」，極盡荒唐，然而此事卻從未見禮官台諫批評過。按照神宗的詔書，廢除駙馬升行，是英宗的遺願。詔書說，英宗曾經提起這件事，覺得憤憤不平，認為「怎麼可以因為富貴的緣故，扭曲人倫長幼之序」呢？這番話神宗代父立言、以英宗的口吻說出來，簡直有一石三鳥的功效。第一，替英宗挽回了面子，表達了英宗對倫理秩序的原則性尊重；第二，順帶批評、諷刺了包括司馬光在內的侍從禮官—皇帝要叫生父一聲爹，你們反對；可是公主把公公婆婆當哥哥嫂子，你們卻視而不見？這是實情，司馬光只有感到慚愧。第三，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神宗撥亂反正、維護倫理秩序的態度。這讓司馬光感到欣慰。

讓神宗沒有想到的是，宰相府對他的處置並不買賬。王陶的翰林學士任命被宰相府攔截了。王陶做御史中丞之前是樞密直學士，現在改成翰林學士，這哪裡是懲罰，分明是獎賞！參知政事吳奎上疏，批評王陶仗著是皇帝的東宮舊臣，羅織罪名，處心積慮，陷害大臣，吳奎甚至還言辭激烈地提醒神宗不要做昏君，以免取笑於後世。吳奎說：「不處分王陶，陛下就沒有資格要求內外大臣為國盡忠！」這樣一篇奏疏遞上去，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吳奎當然知道，他在提交奏疏之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稱病不出，請求罷政，以實際行動繼續向神宗示威。

說到底，歐陽修下台，還是因為「濮議」。歐陽修下台之後，神宗新任命的參知政事是前任樞密使吳奎（1011～1068）。在有關濮王尊崇問題的大討論過程中，樞密院一直置身事外。吳奎履新之後，神宗跟他談的第一件事就是仁宗與英宗的關係，吳奎心領神會，當即表示「先帝（英宗）入繼大統，天下欣然擁戴……實在是由於仁宗親自選立先帝，過繼為皇子……這是天大地大的恩德，絕不可忘，追尊濮王，其實牽涉私人恩德」。神宗表示完全同意，又說：「這都是讓歐陽修誤導的。」吳奎介面說：「在這件事情上，韓琦的做法也不得人心。韓琦多次推薦過我，對我有私恩。可是，天下公論如此，在陛下面前我不敢隱瞞。」https://read.99csw.com

神宗想到了退卻，可是怎樣退，才是體面的退法？退兩步，把王陶降到他就任御史中丞之前的級別樞密直學士？還是退一步，把王陶從翰林學士改成翰林侍讀學士，調到經筵給皇帝當家教？退兩步，宰相府肯定更容易接受，可是神宗又明明捨不得王陶。神宗在權衡，在猶豫。他找來商量的人，正是司馬光。

那麼，皇帝就能夠為所欲為、心想事成嗎？當上皇帝並不等於具備了掌控一切的能力，國家機器如此龐大，皇帝必須依靠宰相大臣來治理天下，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各種政治勢力盤根錯節，即使手握皇權，也須謹慎行事。皇帝有玉璽，老臣有勢力、威望、經驗和手腕。皇帝也是要在與各種勢力的周旋中求發展的。想要在短時間內擺脫韓琦等一干老臣的影響，談何容易？

年輕的神宗感到了壓力。為了平息老臣的憤怒，他打算把王陶從御史中丞調任翰林學士，讓閏三月底剛剛就任翰林學士的司馬光接任御史中丞。在離開諫院一年零六個月之後，司馬光再度進入台諫官群體，並且成為御史台的領導者。在這種激烈對抗的形勢之下接任御史中丞，一般人會畏縮，而司馬光則以為義不容辭，只是，他提出了一個條件：等宰相押班然後正式接受任命。這是對禮義的尊重，而尊重禮義就是尊重皇帝。

就在神宗即位十七天之後，正月二十五日，司馬光被任命為本屆科舉主考官。按照宋朝制度，科舉考試的考官班底並無固定人選，每榜臨時任命，而一旦任命公布，考官隨即進入貢院封閉居住，直至發榜，以避免作弊。司馬光被「關起來」了，這一關就關了將近兩個月。神宗初政的很多事迹，司馬光都是在貢院里聽說的。

貢院得閑，三位考官常常聊的，便是新皇帝。韓維、邵亢（1011～1071）都是神宗的東宮舊僚，廢除駙馬升行是邵亢的建議，韓維跟神宗的關係尤其近密，他最了解神宗的心思。神宗親身經歷了父親與祖母（曹太后）的冷戰，感受過宮中充滿猜疑、危機重重的高壓氛圍。不管是從個人情感的角度，還是從朝廷政治的角度，神宗對於「濮議」、對於父親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即位之前，他無法改變父親，只有努力做好自己，做曹太后的孝順孫子。神宗的努力沒有白費—老太太跟孫子的關係相當不錯。現如今，神宗剛剛正式聽政，就廢除了「駙馬升行」的陋習，可謂出手不凡。三人私底下猜測，接下來，對於「濮議」，神宗恐怕還會有大動作。當然，神宗不會推翻父親的決定，但是，對於推動「濮議」、攪亂人心的宰執們，神宗恐怕就不會那麼客氣了。九九藏書

按照計劃，皇太子的冊封典禮應當在正月十九舉行。只是英宗根本就沒有等到那個時候，而趙頊，則跳過皇太子冊封大典，直接做了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初八（1067年1月25日），二十歲的趙頊繼承皇位，史稱宋神宗。

神宗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但是，吳奎卻不肯讓步。神宗一怒之下，決定把王陶和吳奎兩個人同時外放，王陶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命令頒布下去，神宗心裏鬱積的惡氣出來，舒坦了。可是，開封城的大小衙門裡卻炸了鍋。輿論一邊倒地感慨或者說指責新皇帝偏袒東宮舊人，對老臣刻薄寡恩。輿論不能減少皇帝的權力，卻會貶損皇帝的威望；更糟糕的是，皇帝可能會因此喪失宰相府的支持，造成政局的動蕩。神宗終歸還是缺乏經驗，他太年輕了！

很多人私底下猜測，王陶是想把韓琦趕走，為自己進入中央領導崗位做鋪墊。但是，這種分析，韓琦方面至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僅憑一個王陶哪有這個膽量？讓王陶如此「敢說話」的，只怕正是神宗本人。這兩個人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王陶是神宗非常信任的東宮舊臣。神宗剛上台，由於擔心英宗陵墓預算超標，曾經想把王陶派到洛陽去替自己盯守，後來又擔心身邊力量不足，臨時變卦把王陶留在了開封。王陶就是新皇帝的劍，新發於硎，鋒芒畢露。這樣想來，宰相大臣們是不能不感到寒心的。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領導層出現了大變故—參知政事歐陽修罷政，出知亳州。而在兩天之前科舉發榜，司馬光才出得貢院，重獲「自由」。對於歐陽修的罷政，司馬光並不感到太過驚訝，卻在心裏萌生出一層深刻的不安。早在鎖院期間，他就聽聞御史彭思永（1000～1071）、蔣之奇（1031～1104）對歐陽修的瘋狂攻擊—他們誣衊歐陽修與長媳吳氏私通，以如此禽獸不如的惡行來詆毀大臣，卻拿不出一點確實的證據，逼得極了，就說御史可以「風聞言事」、沒有義務提供信息來源，到最後，實在無法抵賴了，竟然轉而攻擊大臣朋黨專政！在司馬光看來，用這樣難以言說、無法辯白的隱私之事攻擊大臣，是台諫官的大忌。尤其讓司馬光感到不齒的，是蔣之奇。此人在「濮議」的問題上違反公論、附和歐陽修，這才得到歐陽修的推薦，當上御史。神宗上台之後，他聽風辨色，立刻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對歐陽修反戈一擊。小人之行，唯利是從，反覆無常，令人齒冷。而這就是英宗、韓琦、歐陽修他們在「濮議」之後提拔上來的台諫官！因為誣衊大臣，彭思永和蔣之奇都受到了降職外放的處分。只是，人言可畏，經此一事，歐陽修在朝里也待不下去了。神宗對歐陽修的罷政處理得很客氣，對外宣稱的理由，是歐陽修因病主動請辭，去意堅決，神宗一再挽留不得，這才惜別老臣。歐陽修的級別也被提高到刑部尚書。

見此情景，司馬光建議神宗主動收回成命，把吳奎留在宰相府。這樣做，雖然有朝令夕改的嫌疑，但總比將錯就錯要強。而且，藉著對吳奎的一放一收，還可以展示皇帝的獨斷之權：貶斥吳奎，是因為他違反詔令，冒犯皇帝的威嚴；最終決定把吳奎留在政府，則是嘉許他的質樸直率。ｒeaｄ.99cｓｗ•ｃom

英宗的辭世並不突然。他的身體狀況，從治平三年十月就開始急劇惡化，只不過在當時仍然處於高度保密狀態，「近臣多不知也」。司馬光就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在十一月的時候還在勸說英宗不要接受群臣上尊號。尊號就是一串讚頌的詞語，英宗的這一串是「體乾應歷文武聖孝」。司馬光說尊號不過是虛名，而眼下的形勢實在應當檢討悔過，而不是歌功頌德。司馬光的建議，英宗並未接受。

司馬光還聽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傳言。據說，神宗想要獎勵蔣之奇，就是那個誣衊歐陽修的御史。為什麼要獎勵這個小人呢？神宗對吳奎說：「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也就是說「蔣之奇這個人敢說話—當然，他說的事情的確曖昧不清，他的造謠誣衊行為已經受到了懲罰—我還是想獎勵他的敢說話。」神宗想要獎勵的，就是蔣之奇這種敢於攻擊大臣的精神。這跟唐朝武則天鼓勵告密有什麼區別？此風一開，必定是秩序大亂。吳奎還算清醒，及時制止了神宗。然而這個話能傳出來，已足以表明神宗的態度—他要清除「濮議」的負面影響，必然要整肅高層。歐陽修已去，韓琦也離去不遠了。

有兩件事很讓司馬光感慨。第一件是年輕皇帝對待財政問題的務實態度。國家財政本就吃緊，「四年之內，兩遭大故」，連續為仁宗和英宗兩個皇帝操辦喪事，如何能夠不拮据！財政部門給神宗的建議很實在，「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不要因為小節約省不下多少錢就不幹，不要因為小開支花不了多少錢就不省。宰相韓琦提出，英宗皇帝給近臣的遺愛賞賜，「才足將意便可」，心意到了就好。而神宗，則沒有一點扭捏就承認了「公私困竭」的現狀，削減了英宗的皇陵預算規模和遺愛賞賜額度。他還為父親當年在仁宗喪事上的大手大腳做了解釋，說：「仁宗的喪事，先帝是過繼之子，要避嫌疑，所以不敢裁減，那麼，現在就沒那些顧慮了—該裁的裁，該省的省。」神宗的表現，讓司馬光感到踏實。

「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歐陽修心知，他的政治生命結束了。既然如此，他盼望獲得自由，越早越好。在給老下屬新知道州張器的贈別詩中，歐陽修預言說：「（閣下）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到達亳州之後，歐陽修先後六次上表請求退休，而這一年，他剛剛六十一歲，距離正常退休年齡還有九年。然而神宗還需要他，四年之後（熙寧四年，1071），神宗終於批准了歐陽修的退休申請。歐陽修在潁州只享受了一年田園生活，便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