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月到九月，御史中丞司馬光與神宗之間發生了一系列碰撞。

關於王廣淵之事，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說王廣淵反對宰相專權，極力主張神宗收回威權，樹立皇帝的獨尊地位。宰相們忌憚他，於是就慫恿司馬光彈劾王廣淵。換言之，司馬光是被人利用了。

在司馬光之前，已經有人對高居簡提出批評。神宗的回答是「這人有功」。有什麼功呢？英宗咽氣之後，高居簡是第一個跑出去給神宗報信的。神宗是英宗的嫡長子，並且已經被正式立為太子，皇位還能跑得掉嗎？可是，神宗還是把高居簡當成了功臣。這就再度證明了神宗是個恩怨分明、快意恩仇的人—最好別得罪他。

這種說法全無道理。司馬光本人就是宰相專權的堅定反對派。宰相權力過大的現象是從仁宗晚年開始的，仁宗中風，言語困難，無法親執權柄，只能依靠宰相；英宗上台之後先鬧病、后鬧心，糾纏于親生父親的名分問題，精力有限，威望受損，也是靠著一班宰相維持政局。而司馬光最重視等級秩序，在他看來，君弱臣強，宰相權力過大，即使宰相們目前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謀私行為，長期來看也是危險的，因為它破壞了君臣之間應有的權力分配法則。司馬光憂心忡忡，念茲在茲，多次上疏，請求皇帝振作精神，收回威柄，換句話說，也就是警告宰相切勿輕舉妄動。神宗即位之後，罷免歐陽修的副宰相，縱容王陶攻擊韓琦，表現出削弱宰相勢力的明確意圖，司馬光一直是支持的。要不然，他也不會給神宗出主意保護王陶。王廣淵那麼囂張外露的一個人，如果真有如此崇高的政治理想，司馬光不會全然不知。司馬光彈劾王廣淵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此人來路不正，心術不正，讓這樣一個人接近年輕的皇帝，是危險的。目標正義，達成目標的途徑也須正義，這是司馬光一貫秉持的要求，對人對己，都是如此。就像我說過的，司馬光是一個有「道德潔癖」的人。

當然，神宗絕不會因為司馬光說什麼而改變既定想法，他和他父親很像，骨子裡都是執拗而重感情的人，只不過，英宗身體弱，來不及多做什麼，而神宗只有二十歲，身強體壯，他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自己的想法。宰相府、樞密院的人事變動是遲早的事情，對西夏動兵也在他計劃之內，他需要更合適的人來幫助自己實現這一切。這個人是誰？王安石是最初的人選嗎？接下來的人事變動與政策調整又會對司馬光產生怎樣的影響？

出京之前，王廣淵到宮裡來告辭，神宗「哀慟久之」，傷心地哭了很久，周圍的衛士受到感動，也都落了淚。

第二天，高居簡的調令還沒出來，司馬光又再次上殿，面見神宗，申明立場：「如果陛下認為我正直，那麼高居簡就是姦邪；如果陛下認為高居簡是忠良，那麼我說的就是讒言。我和高居簡勢難兩留，必須有一個離開！要麼外放高居簡，要麼我去外地，請陛下決斷！」這簡直近乎要挾了。而神宗竟然答應了，他告訴司馬光，已經罷免了高居簡的勾當御葯院，只是手read.99csw.com續上還沒弄完。皇帝終於從善，司馬光滿意地離開了。在他的身後，神宗搖搖頭，露出了複雜的笑容。

對於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來說，這些要求實在是太苛刻了。神宗做不到，也不想做！神宗跟司馬光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他性格中有張揚的一面，所以，他才那麼欣賞、縱容王陶的犀利。神宗需要一個明確的方向，或者說一個能夠給他明確方向、果敢行動的人。

司馬光在教導皇帝，也是在維護皇帝。他的御史中丞「就職演說」（《作中丞初上殿札子》），主題就是「論皇帝的修養」（「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司馬光認為，皇帝的「修心之要有三，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皇帝應當是仁慈的、智慧的、堅定的，具有判別安危、賢愚、是非的最敏銳判斷力，和堅持正確道路的最堅定決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百姓安樂，實現一個皇帝的仁慈。對於御座上的青年，司馬光充滿了期待。他理想中的皇帝是這樣的—大權在握，尊重既有秩序，維護朝堂上的異論相攪，能夠不帶偏見地傾聽各種聲音，並做出公正的最後決斷；皇帝不屬於任何派別和勢力，因而得以掌控一切派別和勢力，超脫小群體利益，因而獲得最大利益。這樣的皇帝是可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的。而想要做到這些，皇帝就必須克制自己的私心。

幸好有司馬光教給他兩全其美的應對之策。第一，當宰相們提出責罰王陶的建議時，神宗須先表明態度：「王陶就是個狂躁的人，不值得過分懲罰，他已經受到外放處分了，又沒犯什麼新錯，就是說話不好聽而已，怎麼能再施懲罰呢？」第二，如果宰相們不依不饒，那麼皇帝就可以把臉板起來，告訴他們王陶做御史中丞時也拿過分的話批評過我，我都不生氣，願意容忍他以開言路，憑什麼你們非要再三責罰他才高興呢？難道是要逞意氣嗎？！第三，如果這樣說還是不行，那麼乾脆不理他們，時間長了，他們自然也就退了。司馬光的這個主意替皇帝想得很周到，保全王陶也就保全了批評之路，同時，還向其他臣僚表明皇帝英明神武，是可以依靠的，萬一將來有一天宰相大臣犯下欺罔朝廷的大罪，也會有臣僚敢於揭發！

神宗為何如此傷心？他是真的捨不得王廣淵—王廣淵和英宗、神宗父子兩代是真有感情的。英宗的即位之路走得坎坷，一度就是個「備胎皇子」，日子過得很艱難，敢於跟他親近的人不多，而王廣淵卻一直不離不棄。就算起初是投機，患難之中也處出真情來了。英宗病重，王廣淵「憂思忘寢食」，英宗甚至親筆寫下「朕疾少間矣」去安慰他。對於神宗來說，王廣淵就像是家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有著濃厚的感情基礎。

而且，神宗跟這些宦官討論的，恐怕還不止陝西人事。在這封奏札當中，司馬光還說道：「我聽說陛下喜歡讓宦官打探宮外的事情，還向他們詢問臣僚的能幹與否。……外間議論紛紛，說大行皇帝的葬禮完成之後，首相韓琦必定會請求引退，屆時宰相府和樞密院必然要出現大調整。我擔心高級官員之中萬一有無恥之人，為了當宰相入樞密，可能會私下勾結這班宦官。……請陛下認真考慮我說的話，欲知天下之事，應當諮詢外朝官員而不是身邊宦官。如果發現官員姦邪狂妄，想走宦官的路子，巧取兩府職位的，則一定不要任用。」九九藏書

神宗有意對中央領導層實施大換血，他在依靠宦官搜集外界信息，而宦官也趁機積极參与人事討論。司馬光說的沒錯。正因如此，神宗才感到緊張。他擔心司馬光是否有特殊的渠道窺探宮中之事，還擔心司馬光的立場。對於神宗的質疑，司馬光的回答有過於簡單草率的嫌疑，他心中無鬼，一心為君，光明磊落，覺得無須多做解釋。而神宗卻未必這麼看。王中正的問題就此不了了之，司馬光與神宗之間又多了一分距離。本朝台諫官可以「風聞言事」，無須上報信息來源，神宗追問御史中丞的信息源，已經違背了傳統和常規，流露出打破舊制的危險傾向，而這一點，司馬光在當時卻並不敏感。

第一件事是彈劾王廣淵，這件事甚至惹得神宗大哭一場，傷透精神。那麼，王廣淵究竟是何許人？與神宗又有著怎樣的淵源？

神宗之劍王陶公然與宰相作對，被外放到陳州之後，仍然寄來酣暢淋漓的文字，長篇大論，快意恩仇，詆毀宰相。王陶的文章的確寫得漂亮，其中警句，比如「方幸幼君之足凌，豈思天威之可畏」，「元台（指首相韓琦）高卧而有要，次輔（指參知政事吳奎）效尤而愈悍」，「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鏗鏘凌厲，句句都是見血封喉的狠招。神宗擊節嘆賞，愛不釋手，反覆捧讀，以至成誦。宰相們則恨得咬牙切齒，一心想要再給王陶新處分。若依著神宗本人的性子，難免要跟宰相們正面衝突。

讓司馬光和神宗發生碰撞的第三件事有關邊防策略問題。早在英宗朝的時候，陝西轉運使薛向曾經上疏，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對夏戰略：第一，以邊將為主導，不惜手段，對西夏實行反間計，讓夏國君臣反目，自相殘殺；第二，主動出擊，聲東擊西，對西夏實行騷擾戰，讓夏國疲於奔命，消耗其戰鬥力；第三，改變邊防軍的構成，以陝西當地土人為主重建西北國防，增強軍隊戰鬥力，減少開支；第四，停止給西夏每年二十五萬的歲賜，斷絕邊境貿易，禁止西夏產青白鹽的進口，對西夏國實行經濟封鎖，摧毀西夏經濟；第五，改變過去那種臨時隨意徵發的政策，讓老百姓得到休息，鞏固國家之本。這是一套全新的戰略思想。之前宋朝對外戰略的主流思想，不管對契丹還是對西夏，都是被動的，以維護邊疆穩定為最高追求。而薛向的新戰略則是主動的，充滿著進取的精神。主動出擊的策略，讓人想起了雄才大略的周世宗經營淮南的做法。經濟封鎖的辦法，仁宗朝的時候龐籍在陝西也用過，只不過龐籍的目的只是逼迫西夏人回到和平路線上來。而現在，薛向想要用它來掉轉宋夏關係。可行嗎？至少令人激動。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經濟體，百業興旺。而夏國是半農半牧經濟，它的兩個糧食產地，一個在寧夏平原，另外一個在宋夏邊境，常常遭到戰爭破壞，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就是對宋食鹽出口，「夏賊洎諸戎視之猶司命也」。英宗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把薛向的奏疏留在身邊，時時翻看。神宗也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接見了薛向，厚加賞賜。並且，很有意思的是，「凡（薛）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神宗要求薛向對宰相府和樞密院保密，他要親自主持西北拓邊。read.99csw.com

然而司馬光卻打定主意違拗神宗的心意，維護傳統與制度，他連上數章要求神宗驅逐高居簡。七月間，神宗在延和殿接見司馬光，司馬光又當面提出驅逐高居簡的要求。神宗的回答是：「等英宗皇帝的神主祔廟儀式完畢，自當讓他走。」這話簡直要讓司馬光冷笑，他質問神宗：「一個小小的宦官，跟皇帝的喪事有什麼關係呢？而且，讓一個明知就要被趕走的人留在皇帝身旁，實在是不合適的。」

在神宗眼裡，司馬光實在是太一本正經，太中庸，太四平八穩了。對於司馬光的政治傾向，神宗也不太有把握。神宗已經決心對高層實施換血，之所以提拔司馬光，恐怕也是想利用他和宰相之間的舊有矛盾。但是，當神宗一怒之下，罷免了參知政事吳奎時，司馬光卻上疏勸他尊重輿論，收回成命。這讓神宗很不高興，他甚至考慮收回司馬光的御史中丞任命。當時，司馬光的御史中丞官誥已經製作完畢，正在閤門司放著，等待下發。神宗讓人取回了官誥，在宮裡頭擱置了三天，這才發付閤門下發。這三天的猶豫，已足以表明神宗的態度。

年輕的皇帝絕不甘心只是簡單地保守祖宗基業，他要乾綱獨斷，力排眾議，大有作為了。神宗的決心，中央領導班子里的這群老臣，只有一個人看明白了，那便是次相曾公亮，他「獨贊之」，而主持軍政的樞密使文彥博「執不可」。

神宗打算接納一位西夏邊境將領的投誠，此舉若成功，就意味著宋朝方面主動破壞了宋夏和議，宋夏雙方必將進入敵對狀態，戰端可能因此開啟。司馬光連上兩疏，又上殿面君，表示堅決反對。司馬光所持的理由有三：第一，宋朝方面並不具備投入戰爭的條件：皇帝剛剛即位，政局未穩，政府財政緊張，民間的物資儲備也不足，軍隊長期缺乏訓練，戰鬥力根本不行；第二，主動挑釁有失大國之體，違背正義；第三，就戰略思想而言，與開疆拓土相比，司馬光更重視百姓的生計與內部的安寧。司馬光理想的「王政」是「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這種戰略思想上的衝突才是最根本性的衝突，如果雙方都堅持己見的話，矛盾必將無法調和。司馬光與神宗，註定很難共事。而且，神宗還對司馬光獲取信息的能力產生了猜疑。他責問樞密使文彥博：「招納西夏叛將的事情，屬於機密，司馬光是怎麼知道的呢？」這一次，神宗發了很大的火，他對著文彥博批評司馬光脾氣急躁，甚至放話說要嚴厲責罰司馬光。可是司馬光究竟做錯了什麼呢？就算招納西夏叛將的事情司馬光不該知道，可是泄露機密的卻不是司馬光。神宗恨就恨在，這老頭說的全然不符合他的心意，可是連他自己都知道九-九-藏-書，這老傢伙說的偏偏全在理上！

彈劾御葯院宦官事件則讓司馬光與神宗再度發生劇烈碰撞，這一次，神宗雖然沒哭，卻十分不痛快。御葯院是宋朝最重要的內廷機構之一，是皇帝的御藥房，同時還具有接收外界信息、溝通內外的功能，是皇帝的耳目，所以說「最為親密」。按照宋朝制度，掌管御葯院的宦官干到一定年數，升到一定級別之後，就必須要調離，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資深宦官依仗皇帝的信任弄權，出現唐代後期那種宦官亂政的局面。可是神宗上台之後，卻留了四位資深宦官在御葯院繼續供職，其中，最得神宗恩寵的是高居簡。這種做法顯然嚴重違反本朝的制度與傳統。作為御史中丞，司馬光是不可能聽之任之的。

神宗這三天的猶豫，司馬光應該是知道的。那麼，他是否會調整姿態，改說皇帝愛聽的話，或者盡量保持沉默呢？司馬光做不到，也不想做！「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這是本朝名臣范仲淹的話。司馬光願意用行動去踐行它。

高居簡走了，但是御葯院還有三位「超期服役」的高級別宦官，特別是高居簡的繼任者王中正。此人雖名中正，其實奸詐狡猾，頗好招攬權勢。這就好比是「去了一個高居簡，又來了一個高居簡」。司馬光只有繼續戰鬥，舉報王中正怙恃弄權。王中正去陝西出差，地方官劉渙等人曲意奉承，百般巴結，而在邊防軍中工作的宦官吳舜臣卻得罪了王中正，後來，劉渙等人受到提拔重用，吳舜臣卻受到降級處分。司馬光的這封奏札是早晨遞上去的，「晡后」也就是日落時分，神宗就降下手詔責問司馬光的信息來源。司馬光立即上奏應答，答案卻不是神宗想要的：「此事，臣得知于賓客，前前後後，不止一個人這樣說。我實在擔心王中正的行為會玷污拖累了公正的朝廷，所以才做此論諫。」換言之，誰告訴我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王中正說沒說過這些話，只有陛下知道。我在宮外，哪有辦法了解宮中虛實？……只是外面有這種議論，我卻不敢不讓陛下知道。」那麼，究竟王中正是否曾經干預陝西官員的獎懲呢？關於宦官吳舜臣的降級問題，神宗後來做了解釋，說是自己的決定，與王中正無關。但是，關於劉渙等人的提拔，神宗卻沒做任何解釋。換句話說，王中正顯然還是做了些什麼的。司馬光所言，絕非無根之水。

八年之後，王廣淵在渭州去世，終生未能再度回到皇帝身邊。王廣淵的行政能力不強，所到之處均無突出政績，在西北邊境的慶州做地方官的時候，還因境內發生軍人叛亂受到降兩級處分。可見司馬光沒有彈錯人，他只是忘記了保護自己。這是司馬光和神宗的第一次碰撞。

神宗的笑容，司馬光看不見。司馬光同樣沒有看見的，還有他進來之前在這延和殿里發生的一幕：在司馬光之前覲見神宗的，是樞密副使呂公弼（1007～1073）。他看見司馬光神情嚴肅地站在那裡，就知道中丞大人這是要拼了。同樣，呂公弼也反對高居簡繼續留任。於是，談罷了樞密院公務之後，呂公弼主動提起了司馬光彈劾高居簡一事，勸神宗退一步，不要為了一個宦官驅逐御史中丞。這樣做政治成本太高了。呂公弼建議神宗「罷免高居簡的御葯院職位，在級別上加以優待」，既平息了輿論批評，又照顧了私人感情。呂公弼真不愧是呂夷簡（978～1040，仁宗朝宰相）的兒子，很會照顧各方利益。神宗同意了，但是又擔心給高居簡特殊優待司馬光會挑理，說：「司馬光不會再爭吧？」呂公弼教他：「等司馬光上殿，您只告訴他已經把高居簡趕出去了，司馬光自然就罷休了。」果然，司馬光中計，聽說高居簡離開就閉嘴了。神宗也算扳回點面子。九*九*藏*書

王廣淵的戰略投資在英宗即位之後立刻得到了豐厚回報，英宗要提拔他做館職。司馬光就是這個時候盯上他的。當時還是諫官的司馬光批評王廣淵文才之外，別無他長，惟善鑽營，「于士大夫之間，好奔兢，善進取，稱為第一」。可是英宗根本不予理睬，仍舊把王廣淵拉進了館閣，還不斷提拔，讓他做了經筵官—侍讀學士。在英宗的庇護下，王廣淵變本加厲，自誇是皇帝的潛邸故舊，結交宦官，氣焰囂張。如今，神宗上來，司馬光又任御史，職在糾彈，自然不能放過王廣淵。按照司馬光的意見，神宗就應該解除王廣淵的館職、侍讀，把他趕到偏遠地方去看倉庫！批評王廣淵的不止司馬光一個。最終，神宗同意，讓王廣淵離開首都，到齊州去做知州，原有職銜不變，還另有賞賜。顯然，放走王廣淵，神宗並不情願。而司馬光卻再度提出了批評。這下，神宗接受司馬光的教導，乾脆不予理睬。

然而，不管司馬光彈劾王廣淵的行為如何正當，最終還是導致了神宗「哀慟久之」。它傷害了神宗的感情，也便傷害了神宗與司馬光之間的君臣關係—神宗仍然尊重司馬光，卻不會太親近他了—這個年輕人是記仇的。比如，他聽說英宗病危之際，邵亢曾經建議太后垂簾，立即大發雷霆，指示御史彈劾。邵亢是神宗的東宮舊臣，當時跟司馬光一樣，在貢院里鎖著主持考試，聞聽此事，嚇得半死，出來之後，立即上殿辯白，當面賭咒，「如果能在宮裡找到我主張垂簾的奏章，我甘願受死」。幸好，神宗後來明白自己受騙，原諒了邵亢，後來還提拔他做樞密副使。

司馬光的話總是對的。神宗無言以對，只好叫司馬光把彈劾高居簡的札子留下，而司馬光則請求把札子直接交給樞密院—宋代的宦官在制度上是歸樞密院管的。神宗只得聽從。

對於初登大位的神宗而言，司馬光有著獨特的價值，他就像一個循循善誘的好老師，引導著年輕的皇帝逐漸熟悉權力的運作方式，建立權威，學著做一個各派勢力之上的仲裁人。

此人也是進士出身，仁宗朝的時候在宰相府幹過一段時間的文件整理工作，他創造性地把搜集到的太祖、太宗、真宗「御筆」批示彙編成一千多冊，因而得到仁宗的嘉獎。之後，王廣淵又把注意力投向了未來的英宗，他以文為贄，博得了英宗的好感。請注意，此時的英宗還只是一名可能的皇位繼承人，名分未正。所以，這算是戰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