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李燾的記載，劉保衡是開封城裡的一個富民—有錢但是沒有官位。劉保衡開設釀酒作坊，欠下了官府一百多萬貫的酒麴錢。三司追債，為了還債，劉保衡只得變賣家產，這其中，就包括了一爿貨棧。而買下這爿貨棧的，正是時任三司使張方平。這一買一賣，本來也並無違法之處。可是沒想到，接下來，有個老太太跑到開封府擊鼓鳴冤，狀告劉保衡本非劉氏之子，侵吞敗壞劉氏產業。經開封府查明，老太太是劉家的親生女兒，所告屬實。御史中丞包拯於是彈劾張方平「身為國家的財政首長，憑藉權勢賤買轄下富民客棧，毫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張方平因而失去了三司使的職位和進一步上升的機會，遭到了外放處分。張方平歷盡「四入頭」而不得大用的原因，就在於此—他有明確的劣跡。

神宗用張方平為副宰相，顯然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這是國家面臨的迫切問題。要帶領國家走出財政危機，張方平是不二人選。張方平的很多政策主張，其實跟司馬光很接近。比如，他們都反對政府單純依靠增兵來加強軍力，認為這是徒勞的；他們都主張改善財政狀況，必須從節流入手，而不能一味增收稅費壓榨老百姓。這兩個人最大的差異，是司馬光並不懂財政，他只是有原則性的看法，而張方平是真正的財政專家，他了解本朝財政制度的歷史和現狀，清楚弊端所在，因而具備改革的能力。

司馬光的迂論，神宗也沒有工夫聽，他急於改變現狀，對內突破財政困境，對外展示宋朝國力，開疆拓土。張方平就是他實現財政突圍的一把好手，那麼，張方平又會給神宗和宋朝國家帶來什麼？

神宗不以為然，反問道：「你說張方平這麼多壞話，可有什麼具體事迹嗎？」

說來說去，司馬光反對張方平出任副宰相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方平小人，不可用。說張方平是小人的，不止司馬光一個。司馬光提醒神宗：「仁宗朝的包拯，是最有名的直臣，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話，可以把包拯彈劾張方平的章奏調出來看。」司馬光列舉的張方平的主要劣跡，是八年前的劉保衡案。

神宗突然拐到郭逵的事情上去，司馬光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匆忙之中，他大概忘了自己當時並無言責，只好含糊地回答說：「當時批評郭逵任命的人很多，用不著我說。」這個回答很不漂亮。神宗暫時佔了上風，心中暗喜。可是，讓神宗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司馬光竟然藉機對他展開了教育：「說郭逵私生活不檢點，這是讒言。用曖昧的事情來中傷大臣，讓人百口莫辯，反抗無力。蔣之奇攻擊歐陽修也是這個路數。希望陛下明鑒，根據郭逵的才幹來安置他，不要聽信讒言。」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劉保衡案的幾乎全部信息。張方平顯然是德行有虧的，他貪財並且有利用職權斂財的事實。一百多年以後，有學生問大儒朱熹（1130～1200）：「張方平為人如何？」朱熹回答得很簡單—「不好」。朱熹還說到另外一件事，張方平託人幫忙買妾，那人花了幾百吊錢才買得美人來奉上，張方平欣然接受，卻絕口不提付錢的事。朱熹最後總結說「其（方平）所為皆此類也」，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張方平就是貪婪猥瑣的小人，不可當大任。htｔpｓ://read•９9cｓw•ｃｏm

孔子之「迂」，見於《論語》。子路問孔子，衛國的君主等著您去治理國政，您會首先做什麼。孔子回答他「正名」。子路聽了，很不以為然，說：「您可真夠迂的，名有什麼好正的呢？」然後孔子就說了一大段關於「正名」的話，其中最有名的句子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復禮制、名分，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重建社會秩序。對於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治安來說，這是基礎性的工作。但是，對於那些急性子的君主來說，這卻又是最迂遠、最無用的—鞏固權力、練兵選將、增加國庫收入，哪怕是修一段城牆，也比「正名」緊迫啊！子路笑話得有理。孟子的「迂」也是一樣的，戰國紛爭，弱肉強食，君主們富國強兵、合縱連橫尚且不暇，哪有時間聽他講什麼「迂遠而闊於事情」的聖王之道！

關於司馬光，神宗和呂公著之間有過一次耐人尋味的對話。神宗說：「光方直，如迂闊何？」司馬光端方正直，只是迂腐，不通情理，可怎麼好？！「方直而迂闊」，這就是神宗對司馬光的總評價。不得不說，神宗真是「聰明絕人」。他看到了司馬光的本質，不再懷疑司馬光的政治傾向，但是也不欣賞這樣的為人。

這隻是一個開頭，神宗卻不打算讓司馬光說下去了，他打斷司馬光，厲聲喝道：「每次朝廷有人事變動，總會有人說東道西，這可不是朝廷好事！」

神宗怒了！司馬光卻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他不慌不忙地說：「臣卻以為這正是朝廷好事！上古聖王堯帝都認為了解一個人是最困難的事。更何況陛下剛剛即位，如果誤用姦邪為相，而台諫官卻一言不發，陛下又怎麼可能知道呢？那才不是朝廷的好事呢！」

司馬光說：「張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為人姦邪，貪婪猥瑣，人所共知，實在不宜擔任兩府大臣，懇請陛下收回成命。」

只可惜，司馬光的這番深意，神宗在憤怒爭勝之時，未能領會。神宗所糾結的，還是他的領導班子調整方案，特別是張方平的副宰相任命。他又問了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兩府大臣，哪個該留，哪個該走？」

神宗想了兩天，決定親筆寫信給司馬光解釋調動原因。神宗寫道：「如果說是因為前日論奏張方平之事不當，才把你調任翰林學士的，這絕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因為你的道德學問，為當世所推重；而如今辦完了先帝的喪事，我打算要正式開設經筵，希望有你在其中，朝夕討論，講授治國之道，來告誡我、提醒我，拾遺補缺。所以，我才下令開講《資治通鑒》。這才是我的真實用意。呂公著駁回你的調令，是因為不了解我的真意。」伴隨著這封親筆手詔的，還有神宗的諭旨：被呂公著駁回的調令已經被直接送抵閤門，請司馬光儘快前往接收。

本朝最敏銳、最講原則的政治批評者司馬光終於還是離開了御史台。這時候，人們才想起來，本來好端端的御史台大門，十多天前無緣無故地忽然就倒了。其實倒掉的，又何止是御史台的大門？通進銀台司本來是糾錯用的，朝廷詔令必須通過通進銀台司的核查然後才能下發，而這一次，神宗繞過通進銀台司，把調令直接塞給了司馬光。那麼，一個不能審核詔令的通進銀台司還有什麼用？皇帝正在試圖破壞祖宗法度，擺脫一切能夠束縛他的制度和人事，走向獨裁。呂公著最終用辭職表示了憤慨，當然，這是后話。九*九*藏*書

九月二十三日，神宗下詔征王安石入京擔任翰林學士，王安石痛快地接受了。站在後來人的立場回看神宗朝乃至北宋後期的全部歷史，這項任命是神宗與王安石之間君臣遇合的開端，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詔書稱讚王安石「學為世師，行為人表」，表示用王安石做翰林學士絕不只是想用他來起草詔敕，而是希望他「在朕左右前後，用道義來輔佐朕」，的確對王安石寄予了超出一般的期待。當然，如果說神宗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決定要「大用」王安石，恐怕也是不合實際的。

這一番唇槍舌劍，摩擦之劇烈，簡直要迸出火花來。二十歲的皇帝倚仗優勢地位，不斷轉換話題，咄咄逼人，盡顯爭強好勝之心。年近五十的司馬光沉穩對答，語氣不溫不火，態度不卑不亢，曾無一語相讓。在旁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司馬光答：「我不知道。」這個回答很得體。的確，另外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若無明確跡象，第三者又如何知道？

張方平現年六十一歲，比韓琦大一歲，跟歐陽修同歲，他是富弼在應天府學的同學，范仲淹的學生，很年輕時就被譽為「天下奇才」，得到范仲淹等人的讚許，仁宗朝就已經當過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和三司使—這四個職位俗稱「四入頭」，宋朝的宰相副宰相和樞密使副使大多數是從這四個職位提拔的。進入樞密院和中書，這叫做「大用」。在仁宗朝，張方平已然「盡歷四職」，只差「大用」了。

司馬光略略抬高了聲音，清清楚楚地回答道：「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而順之者，亦姦邪也。」結交宰相是姦邪，然而處處順著皇帝的意思來，也是姦邪！

九月二十八日，神宗發布調令，權御史中丞司馬光改任翰林學士兼經筵侍講。御史中丞與翰林學士向上都是可以攀升到宰相的，中丞權重而翰林清貴，地位聲望恰在伯仲之間。神宗自以為顧慮周全，照顧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可是，這通調令卻遭遇重重梗阻，耽擱了五天，到十月二日才為司馬光所接受。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領導班子的調整方案剛剛公布，司馬光即奏對延和殿，強烈反對張方平出任參知政事。神宗與司馬光君臣之間因此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言語衝突。

張方平的問題暴露出神宗與司馬光在人才觀念上的差異。司馬光主張道德至上，在官員的任免問題上給道德以「一票否決權」。而神宗主張能力至上，他要解決財政問題、邊境問題等當務之急，當然要用「知錢穀及邊事」的財政軍事專家。在德才不能兼備的情況下，用德還是用才，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是老生常談了。曹操就曾經發布教令，說：「如果非得是廉潔之士才可以用，那麼齊桓公怎麼可能稱霸呢？（他用的管仲就是一個道德上很有問題的人。）請各位助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我得而用之！」曹操、神宗以及大多數試圖有所作為的統治者通常會做出「唯才是舉」的選擇—是否廉潔自愛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幹；換句話說，使用什麼手段並不重要，只要能達到目的就好。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選擇，它可以迅速起效，只是代價高昂。道德是什麼？它看上去空空洞洞，實際上卻滲透一切、覆蓋一切。它決定對錯，判斷當否。它是最軟的，也是最硬的。若無道德堤防，慾望的洪水必將湮滅一切。統治者帶頭否定道德，必然會造成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混亂以及底線缺失，而一個價值觀混亂、沒有底線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將付出代價。堅守道德可能會暫時犧牲部分效率，但是必定更能長久。而更為現代的做法，則是起用有能力的人，建立約束制度，防止他們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九九藏書

在當時，真正震動了開封城的，是神宗最終實現了「二府」的大換血。「二府」是宋人對中書與樞密院這兩大中央領導班子的合稱。九月二十六日，神宗罷免了首相韓琦以及參知政事吳奎，任命張方平（1007～1091）、趙抃為參知政事；任命樞密副使呂公弼為樞密使，罷免樞密副使陳升之，任命韓絳（1012～1088）、邵亢為樞密副使。經過這番大力調整之後，中書的班子是新舊相參，二舊二新，比較聽話識相的舊相曾公亮、副相趙概，再加上張方平、趙抃兩名新人。樞密院的新班子是一舊三新，這一舊是樞密使文彥博，三新是新任樞密使呂公弼和兩名副使韓絳、邵亢。

九月二十六日這場火花四濺的交鋒，再加上司馬光擔任御史中丞五個月以來與神宗之間的種種碰撞，最終讓神宗下定決心，不能讓司馬光再干御史中丞了。

從表面上看，神宗仍然欣賞、重視司馬光。十月二日，就在司馬光就任翰林學士的當天，神宗特別下令司馬光暫時不必起草本院文書，也不必像其他翰林學士一樣每天值班，可以五天一值，以便集中精力編修《資治通鑒》。神宗為這部計劃中的鴻篇巨製寫了序，賜了名，又把自己即位之前潁王府里收藏的2,402卷書賜給司馬光。司馬光現在有大把的時間、最優厚的資料條件，還有當世一流的學者作助手，可以從事他喜歡的通史著述。我們站在現在回望那個時間點，甚至可以頗為激動地宣告，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已經出發，道路正確，前途光明，司馬光即將作為史家永垂青史。可是，關注過去、書寫歷史以指導現在，這真是司馬光所追求的全部嗎？

司馬光說：「張方平的劣跡，很多人都說過，只不過事情都發生在大赦以前。特別細節的不敢說，就我所知……」

對此，呂公著的回答是：「孔子是聖人，可是子路說他迂；孟子是大賢人，當時的人也說他迂，司馬光又怎麼能免得了迂呢？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希望陛下認真考慮。」

神宗不依不饒，改變了問法：「你覺得吳奎有罪嗎？」

九月十日，英宗的神主升祔太廟。站在神宗的角度來看，祔廟意味著父親葬禮的正式完成，哀悼告一段落。

那麼，這張方平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對此，司馬光回答：「吳奎批評王陶，言過其實，怎麼能說無罪呢？只是，輿論支持吳奎，不支持王陶。」

按照制度，這樣重大的任命文書在形成之後、下達之前，要先送到通進銀台司進行審核，審核無誤，方可送到閤門司，再由閤門司送達官員本人。閤門司只是收發室。而通進銀台司則是質監局，審核的重點不是文字，而是任命本身是否合乎制度、人選與職位是否匹配。設置通進銀台司的目的，就是要儘可能保證重大人事任命公平合理。當時的通進銀台司主管是呂公著—仁宗朝宰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任樞密使呂公弼的弟弟，司馬光志同道合的朋友。呂公著認為，司馬光身為御史中丞，職在糾彈，若因彈劾張方平而罷職，此例一開，恐怕台諫官員都不能盡忠職守了。你堵住了言官的嘴，到那時，「縱使陛下有澄清政治的願望，可是又從哪裡知曉安危利害的信息呢？」於是，呂公著行使了通進銀台司主管的權力，駁回了司馬光的新任命，請求神宗重新考慮此事。九_九_藏_書

司馬光所言從來在「理」，神宗頓時語塞，他立即掉轉話題，反守為攻繼續質問司馬光：「郭逵（1022～1088）當樞密使也不合格，怎麼沒見你批評？還有人說他私生活不檢點，你怎麼也不理會呢？」這件事發生在神宗即位以前，郭逵是軍人出身，一介武夫。按照宋朝制度，軍人不可干政，當宰相更是想都不要想的，入得樞密院的前前後後也只有兩個，一個是狄青，另一個就是郭逵，可是郭逵的軍功顯然又不如狄青。郭逵入樞，理由相當勉強，是首相韓琦力排眾議的結果，頗有人懷疑韓琦是在藉機培植個人勢力。當時司馬光已經被趕出諫院，專任侍講，不是台諫官員，沒有言責。神宗拿郭逵說事兒，其實是在暗指司馬光依附韓琦。

這是司馬光不便回答的問題，他說：「這是陛下的威權，應當由陛下自行採擇。小臣怎敢指手畫腳？然而，『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應當用君子，不要用小人。」

張方平是難得的財政專家，有想法，能推行，有著第一流的創造力和行政執行力。他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頓漕運，卸任之時，為京城積攢了足夠三年食用的糧食，和足夠六年使用的馬料。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時候，由於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糧食只夠一年半的，馬料才夠一年使用。而張方平就任之後，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糧食儲備。宰相富弼為仁宗朗讀張方平的漕運十四策，讀了足足一百五十分鐘（十刻），旁邊的侍衛站都站不穩了，而富弼讀得投入，仁宗聽得由衷讚歎，連連稱善。富弼說：「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關係到國家財政的根本。」

然而，張方平的任命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司馬光的強烈反對。

從各個角度來看，治平四年（1067）九月都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

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問答，神宗的問題里包裹著小聰明，司馬光的回答里read.99csw.com卻展現了大智慧。神宗所問的雖然是一般性的處事原則，所關心的卻是當下，是具體，實際上是在逼迫司馬光在他本人和以韓琦為首的舊宰相之間做出選擇。而司馬光的回答，則超越具體，直指士大夫的行為準則。皇帝代表著江山社稷的長久利益，但皇帝也是普通人，有著七情六慾愛憎好惡。作為個人的皇帝同樣可以危害到江山社稷。因此，一個臣子的忠誠，既要超越官僚集團的派別利益，又必須幫助皇帝克服個人情感對國家事務的干擾，要做到「從道不從君」，這才是「大忠」之道。

片刻冷場之後，神宗再度開口，問了一個原則性的問題：「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結，意思是結交、結緣，也可以是巴結。

新君新臣，必有新政。在新晉的兩位副宰相當中，神宗最為屬意的，毫無疑問是張方平。神宗非常信任張方平，比如，韓琦的安置方案，就是神宗夜召張方平密商的結果。而在此之前，當神宗試圖罷免副宰相吳奎的時候，也是跟張方平商量的。神宗對張方平的欣賞來源於英宗。英宗即位之前就讀過張方平的文章，很是佩服；即位之後初見張方平，聽他縱論天下事，脫口嘆道：「學士怎麼可以離開朝廷呢？」第二次跟張方平談話，英宗甚至覺得之前接觸的宰相大臣都是平常人，說：「聽學士一席話，才知道本朝還是有人才的！」

司馬光重提歐陽修的事兒，點醒了神宗。神宗立刻想到了剛剛罷免的參知政事吳奎，五個月以前，吳奎與御史中丞王陶互相攻擊，他就想罷免吳奎，而司馬光強烈反對。想到這裏，神宗話鋒一轉，問司馬光：「吳奎依附宰相嗎？」

堂堂天子，撤換一個御史中丞，已經考慮得如此周全了，還是不能得償所願，不免令人氣悶。而呂公著的所作所為，卻又完全合乎制度，讓人奈何不得。當皇帝做不得「快意事」，這樣的感嘆，始於宋太祖。這在神宗才剛剛開始，十六年之後，他對著王安禮（1034～1095）和章惇（1035～1105）感嘆：「朕平生未嘗作快意事！」而章惇回答他「快意事豈宜作？」按照宋朝的祖宗家法，皇帝也是在約束之中，不能為所欲為。

皇帝能這麼說，是絕大的面子，司馬光不無感激，卻難以接受。如果就此接受調令，那麼，張方平的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嗎？司馬光在彈劾張方平，針鋒相對的雙方，必然有對有錯。如果司馬光所言是實，張方平果然姦邪，那麼張方平應當罷政；而如果張方平沒有問題，那麼就是他司馬光應當受到處罰。「朝廷大政，必當辨是非」。像這樣是非不分，一團和氣，張方平繼續當他的參知政事，司馬光調任翰林學士，絕不是司馬光想要的。接到手詔之後，司馬光立即上疏請求面見神宗，表示「尚有私懇，須當面陳」。他承諾，面陳之後，自當「退受告敕」，接受調令。

以接受調令為前提，神宗接見了司馬光。會談的過程與細節不見記載，結果卻無比清晰—皇帝的意志取得了無可辯駁的最後勝利。十月二日，司馬光接受調令，改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而張方平則繼續擔任參知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