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說張方平貪婪猥瑣，朱熹也說張方平人品「不好」，一個人品不好、貪婪猥瑣的人會拒絕高官厚祿、甘心守孝，遊離于政治中心之外二十七個月嗎？我表示懷疑。在劉保衡的案子上，張方平的確有以權謀私的問題，這是事實；他為父親服滿了三年的喪期，這也是事實。而且，就像司馬光所說的，張方平的這些問題都發生在大赦以前。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也是可以悔改的，對嗎？出於「道德潔癖」，司馬光抓住八年以前的錯誤不放，對張方平的能力視而不見，自己也因此損失了神宗的信任，實在得不償失。然而，司馬光的脾性卻恰恰是不計得失的，他所關心的只是是非—他所認定的是非。

嘉祐四年，司馬光四十一歲，王安石三十九歲，呂公著四十二歲，韓維四十三歲，都正在盛年，年富力強，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傑出代表。歐陽修曾經在同一封札子中推薦司馬光、王安石和呂公著，說這三個人是國家棟樑，都是可以做宰相的。其實不止這三個，後來這四個人都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做到了宰相，王安石與司馬光更非尋常宰相，他們水火不容的政治主張先後主導了宋朝政治的走向，宋朝的官僚群也因此出現了大分裂和黨派惡鬥。在嘉祐四年，他們已經接近政治中心、尚處外圍，還是其樂融融的好同事、好朋友。

當然，真正讓王安石蜚聲政壇的，卻是他做官的態度。傳統中國衡量個人道德水準的重要標準，是對待權力和地位的態度—「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用這個標準衡量，王安石一直都是高水準的君子。

一貫辭讓的王安石忽然不辭了，人人都說，王安石急著陞官，步幅太大，動作變形，姿態不好看了。然而，我以為，在當時的開封，還是有一個人能夠正確理解王安石之不辭的。

這兩條，哪一條跟「恬退」都沒有關係。「恬退」只是別人眼中的王安石，或者說是時代有意在王安石身上凸顯的品質。不管怎麼說，「恬退」成了王安石的標誌性作風。因此，當王安石不「恬退」的時候，圍觀的人們便淡定不起來了。而王安石在神宗即位之後的表現卻是一而再地不「恬退」。

王元澤口中的「司馬十二丈」便是司馬光。

司馬光調任翰林學士之後，御史中丞出缺，王安石曾經是熱門人選，終因張方平反對作罷。張方平對王安石的「差評」源自他們早年間的一次共事經歷。慶曆六年（1046），張方平擔任科舉考官，有人向他推薦說王安石文學出眾，張方平於是請王安石參与閱卷。可是，王安石進入貢院之後，看見什麼都覺得不順眼，都想改，一副橫衝直撞的架勢，讓張方平很不痛快。到最後，張方平實在忍無可忍，乾脆「檄以出」，把王安石趕出了貢院。這一年王安石二十六歲，進士及第四年，剛剛做滿一任地方小官，正在京里閑著，等候下一個任命。這是張方平和王安石第一次打交道，九九藏書二人從此再無私交。

根據徐度的描述，「嘉祐四友」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組合。他們可以交談終日，而別的人卻很難參与進去。這種描述恐怕與事實不符。的確，司馬光與王安石、呂公著、韓維都有著良好的關係。可是，從司馬光的交遊圈子看，至少他本人是不可能對其他人封閉起來的。這一時期跟他詩歌唱和最密的，是他在開封府工作時的同事錢公輔（1021～1072）；而他最相知最親近的還是老同年翰林學士范鎮。事實上，從嘉祐四年王安石抵京與司馬光同事，到嘉祐八年王安石丁憂離京，司馬光真正能夠在閑暇時間隨意與朋友交往的日子並不多—嘉祐六年七月，司馬光被任命為諫官，有了「謁禁」，就連同在開封的恩師龐籍，以及比鄰而居的老友范鎮都不能隨意拜訪，煞是感覺不便，又怎麼可能繼續參与「嘉祐四友」的小團體活動？

王安石的第一次不「恬退」發生在治平四年（1067）閏三月。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護送母親的靈柩歸葬江寧（今南京），丁憂守孝。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喪服期剛滿，英宗就曾召他回京復職。詔書屢下而王安石屢拒。就這樣，在英宗統治的四年裡，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寧，收徒講學、從事著述，過著恬淡的隱居生活。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閏三月間，神宗下詔，命王安石出知江寧府，「人人都說王安石一定會推辭」。這一任命，出自韓維的大力推薦。就連韓維本人都預計王安石一定不會接受，因此，他在得知任命發出之後即向神宗上疏表示：「我今天聽說任命王安石知江寧府……私心以為這不是招置王安石應有的安排。為什麼？……王安石長期抱病，不能回朝，如今若才得了大州長官，就起來辦公，那就是王安石傲視皇帝命令，以圖自己方便。我就知道安石絕不肯這樣做。」照韓維的想法，神宗應當拿出更重要的職位、更大的誠意來招徠王安石。可是誰都沒有想到，詔書一到江寧，王安石就到府衙里辦公去了。王安石的表現，簡直看傻了開封政壇。韓維再去看自己那封奏札的草稿，覺得簡直就是自打嘴巴。南宋歷史學家李燾發現了韓維的奏札，鄭重其事地抄錄在《續資治通鑒長編》里，並且發表議論說，韓維這麼說，足以表明王安石「進退失據」。我們可以在這後面再補上一句，李燾之所以留下這筆記載，足以表明以他為代表的宋朝的人們是多麼在乎王安石的不推辭。王安石辭都不辭就知了江寧府，這條「新聞」讓開封城裡的觀察家們熱熱鬧鬧地過足了嚼舌癮。

南宋初年，史學青年徐度在他的筆記《卻掃編》中提出了「嘉祐四友」的說法：「在仁宗朝，王荊公（王安石）、司馬溫公（司馬光）、呂申公（呂公著）、黃門韓公維（韓維）都是皇帝侍從官，他們關係特別好，有空的時候常常在寺院禪房聚會，一談就是一整天，別的人很少能夠參加進去。當時的人管他們叫做『嘉祐四友』。」

到了九月，神宗宣召王安石進京來做翰林學士，王安石同樣沒有推辭。這讓開封城裡的嚼舌者又有了新話題。第二年年初，王安石的長子、二十五歲的王元澤（名雱，1044～1076）奉命到開封來為父親打前站，就碰到了一群好事者。這幫人正聚集在相國寺的燒朱院吃烤豬肉喝酒，得知來人是王安石的公子，登時興奮值爆表，兩眼放光問王元澤：「舍人不堅辭否？」王元澤淡淡一笑，答曰：「大人亦不敢不來。」當天晚上各家的餐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捏著酒杯嗤笑：「什麼叫『不敢不來』，分明是巴不得，恬退？呵呵。」九_九_藏_書

至和元年（1054），群牧判官出缺，想做的人很多，而朝廷把這個職位給了王安石。當時王安石還沒有帶上館職。有人不服，跑去跟宰相陳執中（990～1059）當面抗議說：「我帶上館職已經很久了，多次請求擔任群牧判官都沒能得償所願。王安石不帶館職，資歷又比我淺，憑什麼用他？！」陳執中回答說：「王安石之所以不帶館職，不是因為他不行，而是因為他多次拒絕了朝廷的招考。正因如此，朝廷才要在職位上給他特別優待，哪裡還需要斤斤計較什麼資格級別呢？朝廷設置館職，本來就是用來收攏天下人才的，從來論的也不是資歷官位。您好歹是學問之士，竟然好意思來爭權奪位，您的臉皮，實在比王安石厚太多。」聽到這話，來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旁人哭著喊著都搶不到的職位，竟然會自動落到王安石的頭上。為什麼？物以稀為貴！宰相文彥博就覺得這個年輕人「恬退」，淡泊名利，應當破格提拔，來刺|激那些一天到晚想陞官的傢伙，端正官場風氣。

「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王安石不辭知江寧府、不辭翰林學士，坦然入京，必定是已經悟透治國之道，預備輔助新君，大有作為了。

「嘉祐四友」可能出於想象，而司馬光與王安石的交往和互相欣賞卻是曾經有過的事實。比如，就在這期間，王安石以王昭君和親為題材，寫成兩首膾炙人口的《明妃曲》，中有名句「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當時名家歐陽修、梅堯臣（1002～1060）、司馬光都有詩相和。司馬光和詩警句有雲「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便是對王安石原詩「意態由來畫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的引申和升華。王安石強調跨越地域的忠誠，司馬光則藉機規諫皇帝要明察。https://read.99csw.com

熙寧三年（1070）正月，張方平服喪期滿恢復工作，出任陳州知州，此後直至元豐二年（1079）退休為止，始終未能再度回到中央工作。張方平于元祐六年（1091）去世，享年八十五歲。關於張方平服滿之後未能重回中央的原因，張方平的女婿王鞏、得意門生蘇軾都認為是王安石從中作梗。

這個人就是司馬光。因為他和王安石一樣，從來都沒有把辭讓當作表演，當他們辭的時候，是因為他們覺得那個職位不適合自己；而當他們認為那個職位與自己的能力和理想相稱的時候，他們是不辭的。比如，司馬光辭知制誥，先後上了九個報告，跟朝廷僵持了兩個月，最終還是辭掉了。他為什麼辭？因為知制誥的職責是為朝廷起草高級公文，需要的是才思敏捷、文采飛揚、善於引經據典的文章快手，而這恰恰是司馬光的短板，所以他必須要辭，不辭對不起朝廷，還白白地自曝其短。而當朝廷委派他做諫官的時候，司馬光是不辭的，「無一言飾讓」，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命。為什麼？因為「諫官得行其言」，可以直接匡正朝政缺失，通過批評參与國家的管理；而司馬光的理論修養、政治洞察力與社會責任感都讓他自信自己是諫官的不二人選，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出於同樣的道理，神宗請司馬光做御史中丞，他也是不辭的。君子坦蕩蕩，為行道而做官，得到新任命，首先要考慮自己是否合適，不合則辭，合則安然受命，不做無謂的辭讓表演，這就是司馬光的作風，也是王安石的作風。所以，司馬光才能理解王安石的不辭。

若從這個角度看上去，「嘉祐四友」的說法，其實充滿了悲愴的意味。

在韓琦、張方平的眼裡，王安石不是好下屬，他不善於主動跟上級溝通，不夠聽話，喜歡生事。然而，即使是不喜歡他的人也不能否認王安石的工作能力。跟司馬光正相反，王安石官僚生涯早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工作，他做過鄞縣（今寧波）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和江東路的提點刑獄，所到之處，敢想敢幹、頗有政績。

宋朝官場有兩樁美事，第一是入館閣，第二是進京做官。對這兩樁美事，人人趨之若鶩，王安石只作尋常，看得極淡。館閣是宋朝中央的文官高級人才庫，得入館閣為館職，就等於上了升遷高速路。士大夫們哪個不嚮往？慶曆八年（1048）司馬光初入館閣，便激動得「涕泗橫集」。王安石是慶曆二年（1042）的進士第四名，屬於高科及第，按照制度，做滿一任地方官回來就可以申請參加館職考試，可是王安石既不主動申請，也不接受別人的推薦。帝制時代，中央集權，皇帝和中央之所在聚集著權力和財富，是功名利祿的源泉，人潮洶湧奔向首都、奔向中央，王安石卻是逆潮流而動。他熱衷於在地方工作，以近乎排斥的態度對待進京入中央。1042年中進士之後，王安石在地方上工作了十二年才不情不願地奉召入京，在首都工作兩年之後又主動要求外任，1059年，他再度入京工作，直到1063年因母親去世才離開。不愛館職、樂做地方官，單憑這兩點，就足以使王安石成為道德標兵、時代楷模。九九藏書

王安石與上司、前輩的關係似乎是不好的居多。前任宰相韓琦也不喜歡他。王安石第一次做官就是做韓琦的下屬。韓琦當時是以卸任樞密副使的身份知揚州，地位崇重，非尋常知州可比。跟著這樣的長官，一般人都會努力搞好關係，力圖留下好印象，以便獲得提攜。可是王安石的腦子裡卻似乎沒有這根弦。他忙於讀書寫作，天天熬通宵，熬到天快亮的時候才有時間打個盹兒，等他睜開眼睛，太陽都老高了，只好匆匆忙忙趕去上班，常常來不及洗漱，樣子煞是狼狽。韓琦疑心這下屬昨夜喝酒鬼混，好心提醒「年輕人別荒廢了讀書，千萬不要自暴自棄」。王安石當面並不解釋，只在背後感嘆「韓公不是我的知己」。

接到任命不再推辭而是直接接受，這便是不「恬退」也便不正確了。那麼，正確的「恬退」的做法又該怎樣呢？反覆推辭，實在辭不得了，才「勉為其難」地接受。在當時，辭讓已經成為官員就任重要職務之前的「規定動作」。這是一種讓人看不懂的政治文化。儒家鼓勵進取，圓滿人生以修身為起點，以治國平天下為終極目標，而做官是通向這一終極目標的重要途徑，孔子不也說「學而優則仕」嗎？一個有抱負有能力的官員得到了可以實現理想大展宏圖的職位，不正應該欣然接受嗎？又為什麼要辭呢？除非他們認為官位所代表的，主要不是責任而是特權待遇—當然，這隻是我出於「小人之心」的猜度。

王安石本人對於自己甘心做地方官的解釋很簡單也很直白：于私，他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顧，需要用錢的地方多，而地方官工資較高；于公，他希望「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用轄區做試驗田，將自己治國安邦的想法付諸實施。這種念頭，放在高官成群的開封城，是想都不要想的。

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三日，神宗發出了徵召王安石入京擔任翰林學士的詔書，王安石此時尚在江寧府（今南京），要到第二年（熙寧元年，1068）四月才正式到京履職。儘管人還未到，王安石卻已經成了開封政壇的話題焦點。

就在司馬光妥協就任翰林學士兩天之後，治平四年（1067）十月初四，張方平丁憂離職—他的父親去世了。神宗是極其不舍的，可是人子為父母服喪天經地義，便是皇帝也無法阻攔。https://read.99csw.com張方平去后，神宗下令為他保留「參知政事」一職，虛位以待。大臣遭喪丁憂，若國事所需，是可以奉皇帝詔令提前結束哀悼，移孝為忠的，這叫做「奪情起複」。三個月之後，熙寧元年（1068）正月，神宗下詔張方平起複，遭到了拒絕。神宗又下令張方平在守孝期間可以享受較高的工資待遇，張方平也沒有接受。

「嘉祐四友」的記載，最早見於徐度筆下，後來的人都是轉抄徐度。所以，我猜，它極有可能是徐度根據後來歷史的發展想象出來的。徐度落筆之時，距離嘉祐年間已經過去七八十年，偏安已成定局，杭州暖風熏人醉。開封城早已被金人佔領，嘉祐年間的故都風流失去了聲音和色彩，就像是一座廢棄的舞台。而徐度的想象則像是追光燈掃過舞台，最後聚焦在這四個人身上。一瞬之間，「嘉祐四友」復活了，從徐度開始，他們成了很多南宋人心中當年開封的標誌。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交往始於嘉祐四年（1059）。那一年的春夏之交，王安石到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司馬光此前已經在三司工作，擔任判度支勾院。他們的頂頭上司三司使是包拯—後來民間記憶中的「包青天」。彼時的開封政壇，端的是星光璀璨，人物風流！

作為一個有「道德潔癖」的理想主義者，司馬光欣賞王安石的才華與操守。他理解王安石的不辭官，然而，若說這兩個人之間曾經存在過具有排他性的友誼，我則持保留態度。他們的人生經歷、學術傾向乃至思想觀念都有著太大的差別，而有些差別是不能調和的，比如觀念。它並不影響兩個高尚人士的日常交往，但是一旦觸及原則問題，則有所必爭，為了心中真理，戰鬥是唯一出路—道德越是高尚，信仰越是堅定，便越是如此。

熙寧元年（1068）初，王元澤到開封來為父親打前站，一個重要的具體工作就是找房子。當時官員一般都是租房住。在燒朱院，王元澤同那幫吃燒烤的朝士見了禮，重新分賓主坐定，便說明來意，請他們幫忙留意房源。立刻就有人大大咧咧地回應說：「房子還不好找嗎？王舍人要來，誰不願意租呢！何必這麼早動手？！」王元澤說：「這恐怕不容易。家父的意思是想跟司馬十二丈做鄰居，家父在家常說，司馬十二丈修身、齊家，事事都可以做年輕人的榜樣。」

人算不如天算，神宗用張方平來解決財政困境的想法還是落了空。

毫無疑問，張方平才是神宗最初選定的政府首腦，神宗對張方平寄予了厚望。若論財政管理的經驗和能力，張方平堪稱首屈一指、獨步天下。如果張方平能繼續執政，還會有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的故事嗎？張方平會給神宗和宋朝國家帶來什麼呢？歷史沒有「如果」，可是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是充滿了好奇。

一身喪服的張方平悄然離去，王安石閃亮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