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燾的記述，在四月第二場談話即將進入尾聲之際，神宗明確表示「朕須以政事煩卿」，而王安石答曰「固願助陛下有所為」。這段文字，現代人讀來，很容易「腦補」成一幅戲劇衝突強烈的電影畫面—激動人心的音樂響起，神宗與王安石激動地對視甚至四手交握。接下來是空鏡頭，雄鷹在風雨中翱翔，大海上波濤起伏。再接下來，便是轟轟烈烈的變法場面了。北宋歷史後半程的走向由此定調，而司馬光也便作為王安石的對立面被定格在後代的歷史記憶當中。自后觀之，事勢的確如此。然而，為什麼會如此？為什麼事情是朝著這一個，而不是另外的方向發展的？關於四月這兩場歷史性的談話，以及王安石的《百年無事札子》，都還有著太多的問題尚待釐清，甚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人問過。

司馬光曾經曆數東周以來的天下大勢，指出自從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以來直至本朝，「上下一千七百年間，天下一統者，五百余年而已」。而這五百余年間，又有著數不清的小禍亂，並不太平。只有本朝，自從979年太宗平定北漢，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基本上做到了「內外無事」。把本朝的「內外無事」，放到一千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去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換句話說，本朝的和平安定簡直可與「王政」流行的黃金時代相媲美！司馬光的「本朝無事說」，最早是在仁宗末年提出的，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了《資治通鑒》的寫作。

四月談話之後，王安石立刻成為神宗「邇英閣」學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人物。七月間，呂公著上疏提醒神宗，「君臨天下者應當去除偏聽獨任的毛病，不因先入為主而存成見，才能夠不為邪說所迷惑擾亂」。這份提醒恐怕與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不無關係。王安石成了邇英閣學士中最紅的一個，但絕對算不上靈魂人物。或者說，邇英閣學士群，本來就各有各的思想，司馬光與王安石便分歧不斷。

神宗本來就有雄心壯志，與王安石交談之後，更堅定了做一個「大有為之君」的理想。他向王安石問「施設之方」，要求王安石以書面形式陳述改革方案，姿態是迫不及待、躍躍欲試的。而王安石的反應卻是出奇的淡定，他簡直是拒絕了神宗，他告訴神宗「施設之方」不是急事、難事。這種欲擒故縱的態度，撩撥得神宗心癢難耐，對王安石的學問和主張更是充滿了景仰和嚮往。

本朝百年無事，成績驕人，九_九_藏_書何道以致之？這是神宗的問題，但又顯然不是神宗問題的全部。神宗之問，在字面問題之下，還有一個隱含問題，而這個問題才是真正困擾他的。這個問題就隱藏在王安石的答案之中。《百年無事札子》的前半部分重在論述「本朝百年無事」的成因，調子是高昂的、正面的；而後半部分的調子則完全是批評性的，重在論述本朝百年以來的積弊及其成因。逆推回去，神宗的隱含問題應當是：如此偉大的本朝，能夠取得百年無事的成就，卻為何又產生了如此多的問題。即位以來，甚至即位以前、還是繼承人的時候，神宗聽到、看到的有關本朝政治的議論，大半是負面的，比如說財政困難，官僚隊伍和軍隊的冗濫低效。這個有理想的年輕人一直在思考探究解決之道。他向王安石提出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希望得到答案，倒不如說是渴望驗證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確。

司馬光主張高官全員減半，王安石等人主張不減不免。宋朝高級官員待遇之優厚，在中國歷史上罕有其匹。清朝史學家趙翼回望之際，曾經感嘆宋朝「恩賞能夠給予百官的，唯恐不足」。當此之時，長期困窘的國家財政遭遇黃河決口和地震，正是雪上加霜。高級官員少一點賞賜，于各家生計無損，於國家百姓有益，又何樂不為呢？圍繞著郊祀賞賜問題，司馬光與王安石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二人思想分歧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那麼神宗又會接受誰的方案呢？

那麼，王安石認為什麼才是當務之急？「講學」「擇術」，確定指導思想。「願陛下專心講學，講學明白之後，施設之方是不言而喻的。」「在陛下沒有明確選定指導思想之前，我實在不敢具體報告施設之方。」在開始行動之前，必須獲得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而要想獲得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唯一的辦法就是讓皇帝從思想上跟自己完全保持一致—這就是王安石強調「講學」「擇術」的目的所在。不得不說，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術，政治手腕高明。這一點，司馬光根本不能望其項背，作為政治人物，司馬光太「單純」了，簡直像一個孩子。不止是司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過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與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從容不迫，雍容大度。范仲淹的改革是被皇帝逼著匆忙上馬的，而皇帝卻自始至終都不曾給予他百分百的支持。王安石卻能引得皇帝像學生一九_九_藏_書樣來請教他乃至請求他。

神宗絕不同於仁宗，他是一個有理想的皇帝。對外，他主張採取積極的進取性（或者叫做擴張性）戰略。經過二十多年的和平之後，邊防將領當中也早有人摩拳擦掌，預備一試身手，建功立業。事實上，去年十月，陝西已經有將領擅自對西夏採取了軍事行動。神宗的進取性戰略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司馬光就曾經提出嚴肅批評。就在與王安石初次會面之前三天，四月初一，神宗接見老臣富弼，「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富弼當即告誡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司馬光、富弼的不同意見，神宗可以置之度外，然而，捉襟見肘的財政窘境卻著實捆住了神宗的手腳，讓他的擴張性戰略舉步維艱。沒錢是打不了仗的。神宗如此渴望得到王安石的輔佐，得理財之道，解決財政危機，以便大展治國宏圖，實現皇帝偉業。不知不覺中，神宗在內心深處、在思想上向王安石仰起了頭，投去了期待的目光。

這八點，中間第三至七點指向具體的問題，可能並不新鮮。對於神宗來說，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最有價值的應當是以下三點：第一點，王安石說「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的皇帝才是「大有為之君」，在神宗聽來，就是承認、讚賞和鼓勵。這一點，神宗已經做起來了！神宗的經筵（邇英閣）侍講、侍讀官已經囊括了當世最優秀的「學士大夫」，比如司馬光、王珪、范鎮、呂公著、吳申、周孟陽，他幾乎每天都花費大量時間，聽這些學士大夫們講書，跟他們一起研習經史，討論政務。如今，又來了一個王安石，神宗怎麼能不感到興奮呢？！第二點，王安石說朝廷思想應當統一，這其實隱含著破壞寬容的危險。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說。更讓神宗興奮的應當是第八點，關於財政。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困難，是神宗即位以來的第一難題。如今，王安石卻告訴他，皇帝的個人生活和工作作風與財政困難之間沒有直接關係，財政困難只是因為「理財無法」，而只要理財得法，皇帝是可以「大有為」的。這個消息讓神宗如何能夠不振奮？！

神宗之問，李燾的記載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的開頭也這樣說：「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自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建國至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享國一百零八年，中間沒有出現大的變故，天下基本保持安定—「本朝百年無事」就等於是說「我們的朝代是一個偉大的朝代」。這個判斷的基礎是對過往歷史的認識ｈttpｓ://ｒeａｄ.９9ｃｓw•coｍ。而最初提出這個論斷的正是最終以史學家名世的司馬光。

《百年無事札子》里沒有具體的改革方案，神宗當然知道，所以，他在第二場談話中滿懷渴望對王安石說：「你肯定已經考慮過問題的解決之道了，請為朕詳細地談談你的『施設之方（實施方案）』吧！」王安石就簡單地談了談。神宗聞言大喜，說：「這都是朕從未聽到過的，別人的學問實在到不了這個水平。您能一條一條地為朕寫出來嗎？」王安石不應。神宗又退而求其次，請求王安石把當天談話的內容記錄下來交給自己。王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嗯嗯啊啊地答應著退下去了，可是最終也沒有把當天的談話記錄交上來。王安石的「施設之方」究竟是什麼，其實從後來的變法措施不難逆推。從1042年進士及第到此時（1068），王安石在職服務國家二十年，兼具中央與地方的工作經驗，對於國家弊病，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復出之前，在金陵沉潛六年，思考著述，對於「施設之方」，也早已思考成熟，胸有成竹。而要想把想法變成現實，就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皇帝如此迫切想知道，這不正是大好機會？王安石卻不肯細說，甚至最終也不願意寫下來，他的打算是什麼？究竟在下怎樣的一盤棋？

王安石何德何能，竟有如此魅力？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他「才高八斗，學問宏富，為官難進易退，不貪圖富貴」，三十余年來聲名赫赫，道德文章，天下獨步。人人都說，「王安石不出來也就罷了，他只要肯出來，立刻就會建成太平盛世，天下蒼生都會得到恩澤」。他的好朋友韓維兄弟又在神宗耳邊極力鼓吹。韓維是神宗的東宮舊臣，神宗即位之後頗得信任，而每當神宗誇獎韓維的想法好、主意妙的時候，韓維卻總是說：「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初相見之前，神宗心目中的王安石已經是頭頂光環，「神一般的存在」了。這樣的心理預期，是好事也是壞事，怕就怕所見非所想。然而，呈現在神宗面前的王安石卻是侃侃而談，意態昂揚，論國事深刻生動，說未來積極正面。真人比傳說更精彩，神宗如何能夠不傾心？！

王安石給出的答案是：第一，皇帝的主觀努力不夠，對當世智慧的吸收不夠，「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第二，朝廷思想不統一，「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第三，文官選拔制度，有科舉無學校，只管考試，不管培養，考試主要考吟詩作賦、死記硬背，導致所選非所用。第四，官僚人事管理太講究出身資歷，對政績反而無所考評，導致整體的不作為。第五，農民飽受差役之苦，政府失職，農田水利不修。第六，軍隊無戰鬥力。第七，宗室規模太大，享受著優厚待遇，而又對國家毫無用處。第八，理財無法，所以才會「（皇帝）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九*九*藏*書

王安石的這道札子，神宗是欣賞備至的。他就像當初把玩王陶的文章一樣，反覆誦讀「至數遍」，並且當面稱讚這篇文章「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後來的學者也把這篇札子當作變法綱領看待。可是，這篇《百年無事札子》與慶曆新政初期范仲淹所作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概括性地指陳國家存在的問題，其主體部分是相當具體的改革方案，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大半都來自這篇「十事疏」。而王安石這篇《百年無事札子》所做的工作只是概括性地指出問題。並且，恕我眼拙，就本人的閱讀經驗所及，王安石在《百年無事札子》里指出來的問題，很多都不是首次揭露，司馬光和其他很多人都有類似的論述。縱然王安石筆力雄勁，有他人不可及之處，但神宗讚賞的不是文字，而是「精畫計治」之道，為什麼？

熙寧元年春天，開封人念了又念的話題人物王安石「真身」終於抵達開封。四月初四，也就是1068年5月7日，神宗下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君臣二人第一次對面長談。之後，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鼓勵神宗振作精神，「挺身做一個大有為之君」。神宗讀罷此札，激賞有加，再度約談王安石。在四月的這兩場談話之後，神宗與王安石二人「心志遂完全得到契合」。

司馬光提出「本朝無事說」的目的，只是提醒皇帝珍惜難得的大好局面，不要破壞，所以，他並沒有論證過「本朝無事」的成因。而王安石在《百年無事札子》中則對此做了簡潔而準確的論證：太祖愛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真宗「守之」。仁宗統治時間最長，距離當時最近，王安石又親歷其中，有著最為真切的觀察，所以，他對仁宗朝政治的概括也最具體。按照王安石的敘述，仁宗政治的成功之道是：皇帝保持了對天道人心的敬畏，克制了一己之私慾。對百姓，他不濫用民力，珍惜人的生命，上行九-九-藏-書下效，因而整個國家的統治都比較寬鬆。對周邊政權—遼和西夏，他堅持和平第一原則，寧可屈己棄財，以經濟利益換取和平。在統治集團內部，他維護言路暢通，不偏聽偏信，保持了諫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性。王安石的回答，相當準確地揭示了宋朝百年無事的奧秘。那麼，在王安石主持政局之後，他又是否能夠輔助神宗堅持固守這些原則呢？我們拭目以待。

「本朝百年無事」，是三代以來空前的太平盛世，這種說法是很能激發宋朝人的朝代自豪感的。而神宗問的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本朝在思想、文化、制度諸層面都有哪些具體成就？列祖列宗的說法、做法當中有哪些值得珍惜、效法、保守的東西？

提問是思考的開始。綜上所述，關於四月談話，我們的問題有三個：一、「神宗之問」的含義；二、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的價值；三、王安石處理與神宗關係的策略是什麼。問題已經提出，該從哪裡入手作答？通常而言，歷史學要求「白紙黑字」直言其事的證據。然而，並非所有信息都能夠通過文字記錄、流傳下來。文字缺席的地方，是留給想象的空間。只是想象如何展開，才合乎情理？而合乎情理的，是否就等同於真實？……還是讓我們回到熙寧元年四月，且從文字出發來看神宗與王安石的歷史性談話。

當然，政治運作還是要顧及傳統和制度的。按照本朝提拔二府大臣的傳統，王安石的資歷顯然還不夠。四個通向二府的職位—御史中丞、三司使、知開封府和翰林學士，他才剛剛做上翰林學士，想要進入宰相府，無論如何還是要等上一等的。

熙寧元年（1068）正逢每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禮，祭祀天地，大禮之後必有大恩澤、大賞賜，普天同慶，方顯天恩浩蕩。通常於十一月舉行。八月初，宰相曾公亮等人提出國家財政困難，二府大臣待遇本來豐厚，又常得賞賜，本次大禮之後，請不必再賞。這一年夏秋之際，天災不斷。黃河決口，開封地震，影響波及河南、河北的廣大地區，官府民居，房倒屋塌。地震之後，又逢淫雨，糧倉灌水，軍隊的糧食供應發生困難，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為了賑災，政府不得不出賣度牒（出家名額）和空名誥敕（賣官）。二府辭恩賞，旨在體恤朝廷，共紓時難，體國之意可嘉。皇帝頒賞賜，以示恩出自上，是禮儀制度的一部分，關係朝廷體面。宰相之辭，是否恩准？神宗需要智囊意見，他將曾公亮的報告轉給了學士院，命翰林學士們討論。

比如說，王安石的《百年無事札子》其實是個「命題作文」，神宗是出題人。就在第一場談話接近尾聲的時候，神宗問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由於時間已經來不及，王安石決定以書面形式回答這個問題，這才有了這道札子。那麼，神宗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他的題中之意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