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學士之中，司馬光是唯一支持二府大臣辭免南郊賞賜的，「獨臣有此意見，外人皆不以為然」。兩天之前，他曾經單獨上札，以書面形式向神宗陳述自己的理由。而神宗也在二人的單獨談話中表示過：「朕的意思也跟你一樣，接受二府大臣辭讓賞賜，絕不是輕視他們，而是成就他們的美德。」所以，在上殿之前，司馬光認為，他有充足理由相信，神宗將會力排眾議，接受自己的建議，大幅裁減高級官員南郊賞賜額度。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爭論持續了不短的時間，話都說盡了，還是無法說服對方。延和殿里出現了短暫的沉默。這個時候，一直沒有說話的王珪滿臉謙卑，適時地開了口：「司馬光說節約開支應當從高官貴近做起，說得對；王安石說二府的南郊賞賜花費不多，不賞恐怕有損國家的體面，說得也對。還是請陛下裁決。」這就是王珪，謙卑柔媚。此人在神宗身邊的時間，註定比司馬光、王安石都長。

事實上，關於社會財富，王安石也有過類似的說法。王安石在江寧閑居講學期間，曾經寫文章反對奢侈、提倡節儉之風。其中警句，司馬光尚能默誦於心：

南郊大典之前，十月份，神宗從內藏庫拿出23,430,000顆珍珠，到河北榷場上出售，然後，用這筆資金到四川、陝西一帶，從境外購置駿馬12,994匹，重啟了已經擱置兩月之久的養馬強兵計劃。神宗是一定要大有為的，可是錢呢？宋朝有兩套財政系統，一套是國家財政，由三司管理，已經捉襟見肘；還有一套是皇帝財政，由皇帝直屬的內藏庫管理，饒有積蓄，只是其中數目對於外朝臣僚來講始終是最高機密，不得而知。神宗要大有為，單靠內藏家底兒是不行的。那麼，錢從哪裡來？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將如何足法？善理財者將如何理法？司馬光把王安石想作宋代版的桑弘羊，是否想錯了？

司馬光忍不住嗤之以鼻了：「什麼叫『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分明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鬼話，司馬遷記下來是為了諷刺武帝的糊塗。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讓國用豐饒，不從老百姓那裡拿，又從哪裡拿呢？要真像他說的那麼好，漢武帝末年怎麼會盜賊蜂起，還要派繡衣使者去追捕？這難道不是老百姓窮困不堪官逼民反嗎？！這樣的話怎麼可以當真呢？！」

還是讓我們回到延和殿，且看當時場景：司馬光與王安石對面站立，言語往還，思想交鋒，有時呼吸急促，態度激烈；神宗端坐御榻，身體前傾，聚精會神聽講，認真快速思考，目光中時有火花迸出；旁邊還有一個王珪，始終面對皇帝站著，半躬著上身，保持著謙卑和順的表情。

神宗做了總結：「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朕的想法與司馬光相同，也就是說，贊同減免二府南郊賞賜。姑且以「不允」答之，則是例行的政治姿態—究竟還是要推辭一下的，等宰相們的第二通請辭報告打上來，就可以答允了。如此，則雙方皆有體面。

各位大臣哪一個不是飽讀詩書的？誰不知道常袞的故事？詔書又特彆強調賞賜是皇帝控制群臣的手段，暗示對待賞賜的態度即是對新君的忠誠表態，誰還敢辭？只能乖乖接受。

司馬光話音剛落，王安石隨即反駁道：「我大宋國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賞賜，明明花不了幾個錢，卻吝惜不給，省下這幾個小錢，不足以讓國家富裕，只會白白地損傷我大宋體面。唐朝宰相常袞嫌宰相食堂待遇優厚，請求辭讓，當時的人都說那是因為常袞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既然如此，就該直接辭職，而不是辭待遇。如今二府辭南郊賞賜，道理是一樣的。」

這樣一通措辭嚴厲的詔書，與神宗在延和殿上的口頭指示顯然不符。神宗說：「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不允」本來只是策略，最終卻變成了目標。怎麼會這樣？

常袞（729～783）的故事盡人皆知，之前的討論，各位同僚也都是在拿常袞說事兒。司馬光究心史學，比旁人更了解這個故事。常袞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門都有食堂，單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飲食更是格外豐盛。代宗時，皇帝為示籠絡，又給宰相們每天額外賞賜「內廚御饌」，份量之大，足夠十人飽餐，根本就是浪費。這份「加菜」，常袞上台之後，主動推辭，從此徹底取消。常袞又認為宰相食堂的待遇本身也過於豐厚了，於是提出縮減，結果卻遭到了一片譏諷之聲，最終未能實現。與同時代的宰相相比，常袞所得的評價不高，這件事顯然「減分」不少。

「亦未可以深譏也」，便是司馬光對常袞此舉的態度。司馬光所追求的是一種合乎禮義秩序的中和之道。具體到二府大臣辭免南郊賞賜這件事，他的態度正是如此。在之前與司馬光的單獨談話中，神宗曾說：「不如乾脆（全盤接受曾公亮的請求），取消二府大臣的南郊賞賜！」司馬光當即表示反對，理由是：「南郊賞賜，連普通士兵這麼卑微的群體都能沾潤，公卿大臣反而沒有，恐怕『于禮未順』。」在司馬光看來，一切選擇都應當以禮義為歸依。公卿大臣的待遇、特權是禮義秩序的一部分，皇帝無權剝奪；而公卿大臣的待遇無論何時都應當超過普通士兵，這也是禮義秩序的應有內容；當然，公卿大臣也應當負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主動為皇帝分憂。因此，關於南郊賞賜，司馬光主張包括二府大臣在內的全體高級官員減半賞賜，既可保全國家體面，維護禮義秩序，又可節約財政開支。

延和殿會議的結果簡直是個謎。神宗的態度似乎是在司馬光這邊的—在之前的單獨交談中，他對司馬光說過「朕意亦與卿同」；在延和殿上，當著眾位翰林學士的面，他又說過「朕亦與司馬光同」。可是，在最後成文的皇帝批示中所表達的，卻是王安石的意見。為什麼？最直接的解釋是王安ｒeaｄ.９９cｓｗ.cｏm石湊巧是那天的值班學士，皇帝批示由他親筆起草，所以他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王安石膽敢篡改聖意嗎？

就在司馬光思忖的當口，王安石掉轉了話題，老調重彈，又說南郊賞賜數額不大，可以忽略，於是司馬光只好跟著回來反駁他。顯然，王安石不願意繼續糾纏理財的問題。

後來，在《資治通鑒》的正文中，司馬光如實記錄了當時人對常袞的譏評，又在後面以「臣光曰」評論道：

「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提高了聲調，「不過是以苛刻繁重的賦稅來榨乾老百姓的財富罷了！可是那樣一來，百姓窮困流離，淪為盜賊，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在司馬光看來，再高明的理財者也不過是理財者，而非財富的創造者，財富只能來自社會，「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以目前國困民貧的狀態，能夠把財「理」上來的，只能是頭會箕斂的高手。

「這不是善於理財的人。」王安石停頓了一下，望向神宗，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給老百姓增加一點賦稅而國用豐饒。這就是王安石的理財口號，也是他得以打動神宗的秘密武器。說到這句話的時候，王安石身姿挺拔，臉上顯出篤定自信的表情，整個人簡直光芒四射。神宗再一次被感染，被召喚，不自覺地向王安石投去神往的目光。

司馬光認為，這絕對不可以。第一，這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只算經濟賬是不對的。二府大臣辭讓南郊賞賜，是君子忠君愛民的義舉，（有限度地）接受它，既可以面向全社會宣示高層厲行節約、共濟時艱的決心；又可以為整個官僚集團做出表率，為接下來的財政節流改革開路，「希望國家能藉由此事籌劃削減其他不必要的開支」。既然如此，又何樂而不為呢？第二，這一筆小錢不必省，那一筆小錢不必省，那麼，還有什麼是能省的？「你要削減皇帝的供奉之物，就會有人說『改變制度，削弱排場，不是榮耀國家的做法』；要削減大臣的無功之賞，就會有人說『省下來的也沒多少，反而損害了體面，不是優待賢人的做法』；要削減官僚集團的多餘開銷，就會有人說『人們心理上難以接受，恐怕滋生事端，不是安定團結的做法』。照這樣說來，國家就永遠也不可能削減財政支出，小老百姓也就永遠也不會有休養生息的那一天了，只能是竭澤而漁、水乾魚盡而後已！」第三，司馬光相信，「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凡是發布恩惠好處，應當優先考慮地位低下的人；而厲行節約，則應當從地位崇高的人做起。地位與社會責任挂鉤，這才是儒家精義。

王安石說：「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國家用度不足，財政困難，不是當今的緊急事務。

可是，哪裡還有第二通報告呢？第一通「不允」詔書下發之後，曾公亮等一干二府大臣看罷，便再也不敢提辭讓南郊賞賜的事情了。這通詔書是怎樣寫的呢？

這是什麼話呢？宋朝的國家財政早已是捉襟見肘，舉步維艱，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司馬光還記得，仁宗晚年在三司共事的時候，王安石對當時形勢的判斷與眾人並無兩樣，他上給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不也說「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嗎？如今八年過去，經過仁宗、英宗兩次國喪，耗費巨大，又遭地震水災，雪上加霜，「內外公私財費不贍」。王安石憑什麼說「用度不足非急務」呢？他究竟想要表達什麼呢？九九藏書

天地之間，財富的生長受制於時間，人所能做的工作有限，可是耗費卻可以無日無夜，無窮無盡。以有限的財富和人力，來供應無窮的消費，如果不進行節制，那麼，積累如涓涓細流，泄散如大水湯湯，又如何才能讓老百姓免於貧窮困頓呢？

任何話語都是具體環境的產物，而當時話語能夠抵達今天，被我們讀到，必然經過多重記錄傳播，中間難免好惡偏頗。那麼，這兩句話究竟是在怎樣的背景中說出來的？它們又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應當怎樣理解這兩句話的含義？

司馬光的反應，似乎早已在王安石預料之中，他回答說：「國用不足，是因為沒有得到善於理財的人。」

會議一開始，司馬光首先發言，重申自己的觀點：「如今國家用度不足，災害又接連而至，財政狀況雪上加霜，因此，必須裁減不必要的支出；而裁減不必要的支出，就應當從高官近臣做起。二府大臣主動辭讓南郊賞賜，陛下自當接受，成全他們的忠君愛國之心。」

王安石認為「用度不足」不是「方今急務」，喊出了「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響亮口號。神宗得到鼓舞，南郊賞賜，皇恩浩蕩加於既往，真真的揚眉吐氣，做了一回舒心皇上。熙寧元年十一月的南郊大典，賞賜花費900多萬，跟三年前英宗的南郊賞賜相比，開支不但沒有縮減，反而增加了200萬，正所謂「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于百官」。

熙寧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見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賞賜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辭南郊賞賜之事，學士們此前已經討論多日，論理，應當已經達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須拿出一個議定的方案來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討論非但沒有結束，反而越發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爆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這場辯論，說小也小，所針對的具體問題不過是一次南郊大禮幾萬銀絹的去向；說大卻也真大，就是在這場辯論中，司馬光頭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識到他與王安石之間的深刻分歧。同樣是在這場辯論之中，王安石說出了「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說出了「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後來的歷史學者常常引用這兩句話，來論證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理財觀念差異。

反駁常袞的話，說得最響亮的他的前輩張文瓘（606～678）：「宰相食料豐厚，這是天子對中樞的重視，給賢才的待遇，咱們要是擔不起這責任，就該主動引退辭職，不應該省下這點小錢來給自己博取名聲。」也就是說，宰相食堂的優厚待遇，既是國家對宰相超大責任與超高能力的回報，又是宰相地位與國家體面的象徵，職位、責任與待遇三位一體，不可分割—位可辭，飲食待遇不可辭。張文瓘的話博得了當時與後世的一片喝彩。王安石引用常袞故事的用意也正在這裏。那麼，司馬光是怎樣看常袞故事的呢？ｈttpｓ://read.９9ｃｓｗ•cｏm

王安石說了什麼？

朕剛剛即位，不曾改變祖宗的做法。各位大臣是從黎民中的賢者里選出來的，地位在百官之上。有關賞賜，你們接受還是推辭，人們會從中觀察政治的風向；賜予或者剝奪，是朝廷駕馭臣僚的手段。貴賤等級的分別，就像廟堂的台階一樣。古聖先王依據人口的多少來制定國家的用度。如今大宋人口繁衍，賦入的數量並不少，如何理財，值得思考。各位不去謀划理財之事，反而想著貶損個人待遇，一味傷害國家體面，全然不合朕心。各位功勛卓著的賢人，朕正要和你們共商大計，區區一點賞賜，何值一提？你們所請求的，理應不允。

王安石侃侃而談，司馬光仔細傾聽。王安石的說法，司馬光並不感到驚訝，他相信神宗會做出正確的判斷。然而，王安石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讓司馬光悚然心驚，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府大臣的南郊賞賜總額，司馬光算過賬，按往年的慣例估計，大約在二萬銀絹左右。的確不是個大數目，省下這一筆來，也「未足以救今日之災」，不能徹底改變財政狀況。那麼，是否就可以像王安石說的，「我大宋富有四海」，區區「小錢」就不必儉省了呢？

王安石說「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其間區別其實並不大。可是，這才兩三年過去，王安石竟然改弦易轍，要另立新說了。望著王安石和神宗，司馬光的心中閃過了一絲懷疑。難道說王介甫為了滿足皇帝私慾，甚至可以改變自己的學說？還是，他根本就不了解眼前之人？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呢？王安石沒有說。司馬光卻有著自己的理解。這分明是漢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民分四類，「士農工商」。所謂「民不加賦」，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農」民加賦。桑弘羊實行鹽鐵專賣，要求商人、手工業者申報財產以便徵稅，一輛小車、一條小船都要交稅；財產申報不實者，發配邊疆，沒收財產；還鼓勵揭發告密。桑弘羊又實行均輸平準之法，賤買貴賣，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桑弘羊曾經獨掌財權二十三年，為漢武帝的對外戰爭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從「國用饒」的角度來看，桑弘羊的確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農工商」在內的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追求整體的和諧共榮與帝國的長治久安，那麼，桑弘羊則是失敗的，他的經濟政策損害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擾亂了經濟秩序，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不安，最終引發了民間的反抗。作為一個純粹的儒家學者，司馬光是瞧不起桑弘羊的。而王安石竟然要走桑弘羊的九*九*藏*書老路！

王安石豈是妄人？王安石所表達的才是神宗的真聖意。我們上面看到的延和殿會議的辯論過程，全部出自司馬光的事後追記。換句話說，它是司馬光所認定的「事實」，是司馬光的記憶。作為一個以「誠」立身的人，司馬光不會撒謊，但是任何記憶都有選擇性。有神宗在之前單獨談話中的表態打底兒，司馬光樂於相信神宗的話，相信「朕亦與司馬光同」是真實態度，相信神宗的「不允」是禮儀性的。

司馬光奮起反擊：「國用不足的狀況，從真宗末年就已經開始。近年以來，愈演愈烈，你憑什麼說這不是急務呢？」

那麼，真實情況又是怎樣的？我們只能推測。站在神宗的角度來看，司馬光說的都對，完全符合儒家的禮義原則，跟司馬光「對嗆」簡直就等於自蹈于不義之地。可是合乎禮義的，卻未必合人心意。回顧即位以來與司馬光的一系列交道、衝突，神宗難免會覺得，司馬光「對」得太厲害了，讓人不愉快。而按照司馬光的想法走下去，他就必須按捺一切衝動，小心謹慎，縮手縮腳。那當皇帝還有什麼意思？神宗敬重而不喜歡司馬光。這個聰明絕頂的年輕人當皇帝二十個月了，他已經學會用冠冕堂皇的空話套話，來對付像司馬光這樣的迂夫子。他說：「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司馬光就當了真，還在回憶錄中暗示王安石妄改聖意。這是一種可能，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便是，司馬光明明看透了神宗的虛與委蛇，也不願戳穿，有意讓王安石來背黑鍋。

在司馬光的這段回答中，也有一句引用率極高的話「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學者們引用這句話，通常是為了說明司馬光保守，不承認社會財富的可增長性。對於生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鄙視司馬光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了社會財富的飛速增長，四十余年間，小到個人、家庭，大到城市、國家，財富的增長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天地」還是這個「天地」，其間的「貨財百物」，卻早已不知翻了幾翻。所以，我們會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了。但是，諸位有沒有想過，這四十余年財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裡？制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特別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領。而這些，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討論「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麼可能出現社會財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財富總量不增長，那麼，理財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配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說的並沒有錯。

「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這一天，正趕上王安石在翰林學士院值班，負責書寫詔書。於是，這詔書就從神宗口諭中策略性的假「不允」，變成了嚴厲到上綱上線的真「不允」。那麼，是王安石錯會或者妄改聖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