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神宗回味之際，王安石對他的辯論對手發出了致命一擊：「那些認為謀殺罪不能自首的，都是朋黨！他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並不關心法律的真諦和國家的安寧！」

這個故事里的司馬光，在當時仍然是不反對王安石的。跟呂誨相比，司馬光顯得相當遲鈍或者說過於謹慎。他並沒有像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從一開始就反對王安石，堅決而明確地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面。那麼，這個故事是否為後來人的編排呢？應當不是，呂誨去世之後，司馬光親自為他撰寫了墓志銘。在這篇墓志銘里，司馬光這樣寫道：王安石就任副宰相「眾人都為國家得到這樣的人才感到欣喜，唯獨獻可不以為然，眾人沒有不感到奇怪的」。司馬光本人顯然就是那感到欣喜、感到奇怪的「眾人」之一。再後來，他為仍然還健在的老朋友老同年范鎮作傳，結尾說：「像呂獻可的先見之明，范景仁的勇敢果決，都是我比不上的，我打心眼裡佩服他們。」「呂獻可的先見之明」，說的就是這件事。范鎮（字景仁）的勇敢果決，也與王安石有關，具體細節，且容後文再敘。

開放言路，引用君子，振作風氣，這原本是王安石最初的說法。司馬光全都同意—本朝的風氣實在應該振作一下了，而像王安石這樣一個自身道德如此高尚且行政能力如此突出的人，是比單純的高尚或者單純的能幹更值得期待的。對於王安石，司馬光充滿了期待。

先來看那些批評者都說了什麼。呂誨說：「王安石喜歡標新立異，不通人情，輕信固執，喜歡別人迎合他，你聽他說得天花亂墜、美不勝收，一旦落到實處就會出問題。」還有比呂誨更為先知先覺的人。王安石上台之前，已經有不少人警告過神宗王安石絕非宰相人選。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為人缺乏度量。」這些批評強調的是什麼？性格、作風，它決定了一個人如何處理與周圍的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王安石恐怕得算是性格有缺陷的政治人物，他比較偏執。而司馬光本人亦有著類似的問題，他的脾性也恰恰是不計得失，只重是非的。這一相似性使得司馬光很容易把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忽略不計，甚至不自覺地欣賞接納，直到他被這種東西所傷。

除了人事案的「任性」以外，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本身也很能說明問題。「制置」的是「三司」的「條例」，三司長官卻不在裡邊；這麼重要的、關係政策未來走向的組織，卻沒有其他宰相的參与，第一宰相富弼、第二宰相曾公亮、副宰相趙抃都不在這個小組。拋開舊有機構、不用舊人，另搞一套，可能會顯得很高效，但是卻會忽略很多非常實際的問題，看上去完美的制度設計，真正推行下去必然是漏洞百出。司馬光反對這種做法。去年六月，神宗拜託司馬光和滕甫出面組織，研究如何裁減國家支出，司馬光就態度堅決地謝絕了這項光榮的使命。他的理由便是，要想解決財政問題，必須從財政部本身出發，「不必更差官制局」。

在南宋，士大夫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司馬光正在殿庭里等著給神宗上課，忽見御史中丞呂誨前來，聲稱有要事奏報，求見皇帝。御史中丞要奏的事當然是提意見，呂誨表情凝重，態度嚴肅，顯然是要有重大彈劾了。司馬光小聲問道：「今天求見皇帝，要說什麼事呢？」呂誨抬起手臂來，指給司馬光看：「我這袖子裡邊的報告，是彈劾新任副宰相的。」新任副宰相，當然就是王安石。司馬光愣住了，驚訝地問：「以王介甫的文學、德行、行政能力，他的副宰相任命下達之日，眾人都為國家得到這樣的人才感到欣喜，獻可（呂誨的字）為什麼急著彈劾他呢？」呂誨嚴肅地說：「王安石雖然享有盛名，皇上也欣賞他。但是這個人喜歡標新立異，不通人情，輕信固執，喜歡別人迎合他，你聽他說得天花亂墜、美不勝收，一旦落到實處就會出問題。這樣的人當皇帝的侍從顧問，或許還沒問題，放在宰相的位置上，天下必然受他的禍害。」聽到這話，司馬光說：「獻可，咱們兩個以心相交，我有什麼想法不敢不全告訴你，你今天這番議論（就算都對），（可是王安石）還沒有一點不好的實際表現，似乎還是有草率下結論的嫌疑。你要是還有別的奏章，不如就先說別的事情，把彈劾新宰相的事情押后，再想一想，籌畫籌畫，好嗎？」呂誨表示，此事是國家的心腹之患，刻不容緩。話音未落，禮賓官已經在催促呂誨覲見。司馬光回到辦公室，在桌前呆坐到天黑，一句話也沒說。

呂誨彈劾王安石的那些罪名，司馬光並不完全認同，他也認為呂誨有言過其實的地方，對王安石，還是要再看看，要給時間。但是，王安石對於異己思想、觀點、人物如此極端地排斥和打擊，還是讓司馬光感受到強烈的不安。

那麼，皇帝—朝廷憑什麼這樣做？或者說，政府的權力從哪裡來？王安石用詩解釋了國家權力的來源：「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三代指夏商周—華夏傳統思想想象中的黃金時代，在三代，統治者與老百姓親如一家，天下為公，沒有私有財產。統治者代天理物，操縱人間的權柄，其正當性，就如同天帝操持北斗。按照這種理想狀態下的政治原則，平民對土地和財富的多佔是邪惡的、非法的，統治者作為上天的代理人、人間秩序的維護者，有權加以制裁，否則就是不作為。

神宗對「朋黨」一詞的反應，顯然沒有各位宰相大臣激烈。他只看到了王安石的大獲全勝和唐介的憤怒失落。在他看來，給唐介點教訓，不是壞事。時辰不早了，底下還有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一大串衙門首腦等候接見，神宗示意，閤門官贊禮，眾宰相告退。

唐介之死，鄭獬、呂誨遭貶，讓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政治作風終於有了遲到的警覺；對於王安石的剛愎自用，王安石打擊政敵的決絕剛狠，以及這種作風與權力結合可能帶來的危害，司馬光都有了新的認識。九月間，王安石推薦呂惠卿（1032～1111）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表示反對。神宗為王安石辯護說：「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這話分明是衝著司馬光的道德潔癖去的。而司馬光卻繞過道德，談到了王安石的性格：「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司馬光已經開始謹慎地批評王安石的性格，以及由此性格所決定的施政風格—剛愎自用。那麼接下來，這兩個人之間又會有怎樣的碰撞？https://read.99csw.com

就在這樣的往複問難之中，王安石完成了對神宗的「講學」，神宗完成了「擇術」。王安石確信，接下來朝廷的政策將沿著自己制定的方針路線前進。對於那些反對派，王安石相信，把他們趕走是必要的。本朝的傳統是「異論相攪」，允許甚至鼓勵不同的意見在朝堂上爭論—王安石不否認這樣做可能有些好處，但是，他也相信，那只是在正確的方向確定之前。既然正確的方向已經確定，那麼，還要那些亂七八糟的雜音有什麼用？留著那些說東道西的反對派，只會讓皇帝動搖，讓政策搖擺，讓政府喪失效率。本朝已經讓這幫人亂鬨哄吵鬧得太久，再也耽擱不起了。現在，皇帝明確了方向，是結束吵鬧、搖擺，大踏步向前進的時候了！

在司馬光看來，本朝制度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總體來講仍然是好的，而在眼下，最大的問題顯然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於那種對制度與傳統全盤否定，以為打破了重來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草率作風。他苦口婆心勸說神宗：「天下就像是個大房子，有破敗的地方就要修，只要房子本身沒有大毛病（結構是好的）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真出了大毛病，要翻蓋，沒有好的設計師、沒有最優質的材料，也是不行的。現在這兩樣都沒有卻要硬生生拆了沒大毛病的老房子蓋新的，只怕這新房子連遮風避雨都做不到啊！」比如這「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說：「按照現行的制度，三司使掌管國家財政，如果現任三司使不稱職，可以撤了他，但是卻不應當讓別的機構來侵犯他作為三司使的職責。現在整出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究竟是要幹什麼呢？」這些話，司馬光是在經筵上說的。他利用每一次講歷史的機會，勸說神宗接受古代的教訓，不要輕易對本朝制度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

當天傍晚，唐介回到私宅，卸去朝服，突然倒地，一病不起，不久，「疽發於背而卒」，後背上長了個毒瘡，死了。這是中國史書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十分常見的一種死法。

這些反對的人卻不包括司馬光。司馬光後來說過，王安石初入中書，「眾喜得人」—眾人都為國家得到這樣的人才感到欣喜。「眾」，泛泛而指，不知名姓。可是肯這樣說的人本身必定是站在「眾」這邊，為王安石的上台感到高興的。這就是司馬光對於王安石上台的最初態度，但沒過多久，他就發現自己是真的錯了。經過阿雲案、經過延和殿會議財政原則討論，對於王安石的政治見解和政治作風，司馬光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他知道這個人和自己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那麼，對於王安石的上台，司馬光為什麼會表示欣喜？又是什麼讓他的態度發生了逆轉？

唐介死了，死得委屈。有人說是王安石氣死了唐介，然而，當司馬光平靜下來，理智地分析，卻也明白，唐介之死不能把責任全部推卸到王安石身上—如果唐介不生氣或者氣性不是那麼大，也許是可以不必死的吧。但是，接下來的一系列事件卻讓他不能不重新審視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

然而，王安石的調子變得是那樣的快，快得簡直讓司馬光回不過神來。他說「要用君子」是在二月三日上台之初，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卻說：「如今想要理財，就必須提拔能幹的人。」—當德與才不能兼備的時候，王安石決定舍德而取才。他提醒神宗，要提防社會輿論的批評：「天下人只看見朝廷優先提拔能力突出的，看不到朝廷對道德君子的獎掖，只看見朝廷把理財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還沒來得及整頓禮義道德、社會風氣，可能會擔心風俗敗壞，流弊無窮。各種意見都會出來。所以『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還請陛下首先確定治國之道的先後緩急。」這是什麼話？因為理財是迫切的，所以臉面、體統、規矩、道德秩序都可以暫時不要嗎？問題是，當你想要的時候，還能不能要得回？就算是能，在風俗敗壞、喪失了底線的社會廢墟上重建道德秩序，得多花多少力氣？！

頭一個要改的就是東南地區上供中央物資的管理制度。宋朝的經濟重心在東南六路，政治重心在北方。順著運河，東南物資源源北上。按照當時制度，各地上供中央物資的種類和數額都是固定的，三司只管收，地方只管送，毫無靈活性，碰上大豐收、價格便宜也不敢多送；趕上欠收、絕收，卻要從外地高價買進再轉送開封。如此一來，老百姓吃虧，政府也不佔便宜，白白地把大把的銀子送給那些「乘時射利」的大商人。怎麼改？在東南設置「中央採購代表」一職，給本錢給政策，讓他根據開封的庫存和需求信息，以及東南各地的生產情況，綜合考慮價格、運輸成本等因素，實時調控，根據就賤就近的原則決定政府購買和物資徵發的品種及數量。這個「中央採購代表」就是「東南六路發運使」，發運使並不是新職位，只不過它本來的職責只是簡單的催收督運，而王安石賦予了它新生命，希望它成為東南物資與開封需求之間的樞紐，為政府創造效益。這項新法被稱為「均輸法」。

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副宰相，反對的人不少。神宗認為，這是因為「人們都不能了解王安石的價值」，他告訴王安石：「呂誨確實曾經詆毀你不通時事。趙抃和唐介也多次進言，說你的壞話，生怕我要再提拔你。」神宗又問他的東宮舊臣孫固（1016～1090）「王安石可相否」。孫固說：「安石文章行誼都很高明，讓他擔任侍從獻納的職位，是合適的。宰相自有其氣度格局，安石狷介偏狹肚量小；陛下想要賢宰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都是合適人選。」神宗問了四遍，孫固的回答都是一樣的。九九藏書

神宗還在回味王安石的詞鋒，欣賞王安石的論辯高才。王安石對於阿雲案和自首減刑原則的辨析，讓他覺得精妙、新鮮—在王安石之前，還從未有人這樣一字一句地解讀過律文—人人都以為律文是死的，謀殺未遂只有死路一條，唯獨王安石從死的律文里合情合理地讀出了活命的玄機。為什麼不留下那山東婦人一條性命呢？如果被害人沒有死，給罪犯一條自新之路，又有何妨？

呂誨對王安石的批評尖銳之極，乃至苛刻。他批評王安石是「權臣盜弄其柄」，羅列了王安石十大罪狀，給王安石扣上了「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的奸臣帽子，警告神宗「耽誤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如果讓王安石久居廟堂，長期掌權，國家必無安靜之日」。這樣措辭極端的彈章，呂誨連上兩封。其結果是，當年六月，呂誨被免去御史中丞職位，出知鄧州。

二月，王安石說「泰者通而治，否者閉而亂」，主張廣開言路。甚至在三月十八日，他還和陳升之共同上奏說「除弊興利，非合眾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在二人的建議下，神宗下令以財政系統為核心舉行全國官員理財大討論。可是，四月間，他擠走了滕甫；五月間，他擠走了鄭獬；到六月，又趕走了呂誨。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蘇軾（1037～1101）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對，理由是赤|裸裸的：「蘇軾和我的所學（思想）及議論（觀點）都不一樣。」—我們沒辦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機構中的「異議分子」，對於政策，已經沒有置喙的餘地，剩下的就是兩條路，要麼改弦易轍，跟王安石走，要麼拍屁股走人。比如，蘇軾的弟弟蘇轍（1039～1112），是由神宗皇帝欽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財政改革領導小組）的。蘇轍的財政觀點與司馬光接近，主張通過「節流」改善政府財政困境。他在條例司，說什麼都不對，都沒人聽，遭到邊緣化，如坐針氈地熬了五個月之後，只好主動請辭。條例司正在從「政策研究室」變成王安石的左右手。

鄭獬遭貶並非孤立事件，王安石上台之後的多起人事任命案的公正性都令人懷疑。對於王安石的政治作風，司馬光產生了嚴重懷疑，但並未完全喪失信心。對於王安石，他仍然抱有期待，儘管這期待就像是風中的蠟燭，忽明忽暗。

在財政問題上，王安石與當時大多數人最大的區別不在於形勢判斷，而在於解決方案。宋朝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這已經是常識，是共識，這一點，王安石並不否認。他所反對的，是那些「流俗之人」的解決方案。「流俗之人」人多勢眾，縱貫老中青三代，包括富弼、張方平、司馬光、蘇轍。他們的解決方案說白了就兩個字—「節流」。比如說，蘇轍提出來的理財原則，就是要「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所謂豐財，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在王安石看來，這種解決方案，只知一味縮減政府支出，是多麼「沒有出息」啊！

曾公亮也未必真的支持謀殺自首減刑，只是他是推薦王安石入朝、支持王安石入中書的人，所以唐介連他一起罵了。曾公亮一張老臉有些擱不住，卻也不知如何辯白。

這一系列事件的開端仍然是一起謀殺案，其結果卻引發了兩位高級官員的去職。開封百姓喻興夥同其妻阿牛，謀殺一個名叫阿李的女子，案發之後自首。按照阿雲案之後出台的謀殺自首減刑新制，這是可以減刑的。可是開封知府鄭獬（1022～1072）卻拒絕按照新法規來判決此案，鄭獬明確表示，他要面見皇帝，重啟討論，不能讓這樣鼓勵犯罪的惡法繼續流毒四方。這分明是在挑戰王安石的權威，王安石決定予以堅決打壓，把鄭獬趕出開封，調到杭州去。可是，以鄭獬的地位，要調動他，並非小事。按照制度，徵得皇帝同意之外，還必須要宰相的親筆簽字。王安石只是副宰相，上面還有兩位宰相富弼、曾公亮。按照正常程序走，富弼那一關肯定是過不去的—富弼本人也是自首新規的反對派，這一點王安石很清楚。怎麼辦？按照制度的確很難辦，繞開制度不就好辦了嗎？趁著富弼請病假，曾公亮去洛陽出差，王安石自己動手，越俎代庖，簽署了鄭獬的調令！就在鄭獬躍躍欲試，準備上殿面君，挑戰王安石的自首新規之前，他被調離了開封知府的職位，失去了面聖資格。

天子用我以直，我當以直報之。身登高位的唐介把性格中的剛直發揮到了極致。他決心跟王安石「死磕」謀殺自首減刑新規。當著神宗皇帝的面，唐介幾次跟王安石爭執不下。王安石的辯論能力在當時無人能出其右，唐介哪兒說得過他？說來說去，唐介就被王安石堵在了牆角，明知道王安石不對，可是又辯不過，氣得滿臉漲紅、渾身發抖。終於，在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後，落了下風的唐介撇開王安石，轉向神宗，直著脖子喊道：「謀殺罪大惡極，全天下的人都認為自首https://read.99csw.com不能減刑，說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在王安石的主導下，朝廷的政治風氣正在發生轉變。在司馬光看來，是王安石背離了初衷。想當初，剛上台的時候，神宗問他：「我們究竟應該從哪裡入手，首先做什麼？」王安石的回答擲地有聲，他說要從政治風氣下手，「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變風俗，立法度」。怎麼變？王安石當時的說法，也是司馬光所贊成的。王安石說：「關鍵是『長君子消小人』，扶植提拔情操高尚的君子，打擊壓制道德卑劣的小人。」君子與小人最大的差別，是君子始終把原則是非、朝廷利益擺在第一位；而小人則永遠把個人利益擺在第一位。小人往往有小才，然而對於個人利益的蠅營狗苟卻限制了他們的眼界，讓他們無大器，不能成大事。小人可以用，但不能讓小人得志、成氣候。王安石還說過：「如果讓有小才而無行義的人得志，就會敗壞風俗。而風俗一旦敗壞，那麼，那些天天在皇帝身邊的人都心懷個人得失的鬼胎來事奉皇帝，皇帝就沒有辦法來了解評判朝廷上的是是非非；那些出使四方搜集政情的人都心懷個人得失的鬼胎來事奉皇帝，皇帝就沒有辦法了解各地的真實情況、利弊得失了。」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長君子消小人」？簡單地說，就是保持言路暢通，對不同意見抱持開放、寬容的態度。王安石引用古語說：「『泰者通而治，否者閉而亂』，只有言路暢通才能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堵塞言路只會導致政治混亂、社會動蕩。」

消息傳出，開封輿論一片嘩然。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做法感到痛心。且不論起因如何、誰對誰錯，王安石驅逐鄭獬的手段就是明目張胆的違規操作。僅此一點，王安石已經破壞了制度和傳統，他完全沒有把祖宗的法度放在眼裡。而王安石驅逐鄭獬的背後，還隱藏著私心，他們之間是有私怨的。鄭獬是前任御史中丞滕甫（1020～1090）的好友，而滕甫在此之前已經被王安石排擠出朝。鄭獬與滕甫這兩個人的共同點，是性情豪放、不拘小節，又都好喝一口小酒，喝醉了便掏心掏肺，什麼都說。滕甫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直來直去，「如家人父子」，不加修飾的。王安石在背後叫滕甫「屠夫」，叫鄭獬「酒保」。

王安石意氣風發。他可以肯定自己獲得了神宗皇帝幾乎全部的信任—「幾乎」這個限定詞還是要有的，畢竟，皇帝偶爾還會有動搖、有保留。圍繞阿雲案的反覆討論、延和殿會議上有關財政政策的爭辯，不管有多少人反對，反對的聲音是多麼高亢洪亮，皇帝最終都選擇了站在王安石這邊。而呂誨的彈劾簡直是一塊試金石，試出了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有多麼堅誠。後來，曾經推薦了王安石又成為王安石反對派的宰相曾公亮感嘆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王安石的政府將排除異見，積極作為，從財政政策下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熙寧二年（1069）二月十三日，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知樞密院事陳升之（1011～1079）、副宰相王安石擔任組長。三司是宋朝的財政部，「制置三司條例司」就是「財政政策規劃小組」，直屬於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擁有極大的靈活性，王安石是其頭腦和靈魂。在王安石的主導下，條例司就像是一個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項新法不斷醞釀、出台。

那麼，司馬光最重視什麼？道德品質！司馬光是一個有道德潔癖的人，對自己，他有著最高的道德標準，容不得一點瑕疵。對別人，他雖然不致如此苛刻，但是也欣賞道德高尚的人。司馬光衡量人物優劣，道德具有「一票否決權」。比如，對於神宗選擇的第一個理財人選張方平，論能力、論經驗，沒有人比他更合適了；可是司馬光堅決反對，就因為此人有以權謀私的貪腐記錄，道德上有瑕疵。用道德標準衡量，王安石几乎是完美的，他早年辭館職、辭京官，這些連司馬光都做不到。司馬光怎能不欣賞他？一葉障目不見森林，道德高標遮住了司馬光的眼睛，讓他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者低估了其他因素。

唐介之死，著實震動了司馬光。唐介的謚號，太常禮院定的是「質肅」兩個字。「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謂之「質肅」。司馬光當時還兼任著判尚書都省，組織審核謚號正是他的職責。在司馬光的主持下，158名參議官員一致同意，唐介當得起「質肅」二字。司馬光看不出像唐介這樣為了道理連性命都可以不要的人有什麼私心，沒有私心哪來的朋黨？

那麼，王安石和神宗所確定的正確方針究竟是什麼？王安石的方針，可以分為「最高目標」和「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兩部分。最高目標是「恢復漢唐舊境」，重建華夏往日榮光，「依照漢唐兩代的幅員規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大業」。為實現這一偉大壯舉，就必須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而強大的國防，必須以強有力的財政為支持。所以，「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富國」、就是「理財」—整頓財政。

那些膽敢反對王安石的人被一個一個地驅離了中央。五月十八日，鄭獬被調任杭州知州，跟鄭獬前後腳因得罪王安石而「無罪被黜」的，還有三位侍從高官。六月二十一日，御史中丞呂誨外放鄧州知州。九_九_藏_書

王安石此言一出，富弼的心像是被什麼東西猛抓了一把，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疼痛—慶曆新政為什麼會流產？朋黨之論！若不是反對派用「朋黨」的罪名來攻擊范仲淹、富弼，仁宗怎麼會放棄對新政的支持？！王安石如此得皇帝信任，竟主動發起朋黨之議，又豈是國家之福？！曾公亮、趙抃也不約而同地皺起眉頭，閉緊了雙唇。王介甫駁倒了唐介，想要從氣勢上和心理上徹底壓垮對手，無可厚非，只是用「朋黨」這樣的罪名，未免不厚。朋黨是什麼呢？結黨營私、不顧大局的小集團。對於高級官員，沒有比這更惡毒的攻擊了。

排斥異己還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這後面所隱藏的，是王安石對於制度和傳統的蔑視。在重大人事案上，王安石表現出了高度的「任性」。他驅逐鄭獬，是繞過了兩位正宰相的，副宰相簽字就把一位翰林學士、開封知府給罷了，這在本朝歷史上還沒有先例。據說鄭獬的調動是有皇帝的親筆「御批」的，問題是皇帝就可以隨隨便便地批個條子處理如此重要的人事案嗎？—而類似的人事變動不止一起。按照宋朝制度，重大人事任免案必須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副宰相集體簽署。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皇帝、宰相、副宰相中的任何一方、任何一個人獨斷專權、非理性決策。可是，王安石引導著神宗，輕輕巧巧地就把制度給繞過去了。自從二月初進入宰相府以來，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其他宰相意見不一致，王安石就會單獨求見皇帝。而每一次，他都能成功說服皇帝，拿到「御批」，然後，就拿著皇帝的批條來搪塞其他宰相，壓服公眾輿論。

唐介本人則徹底石化了。「朋黨」這個話都出來了，看來王介甫是不許有任何商量了。你要麼聽他的，無條件跟他走；要麼反對他，成為「朋黨」！唐介死死盯著王安石，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臉漲成了豬肝色，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種「上與安石如一人」的信任是怎樣形成的呢？

性格決定命運，這話放在唐介身上是最合適不過了。唐介的學問、行政能力和政績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夠登上參政高位，有一多半是憑了性格中的剛烈正直。想當初，唐介做殿中侍御史時，仁宗想要給張貴妃的伯父高官厚祿。反對的人很多，唐介態度最堅決，言辭最激烈。仁宗氣得當面揚言要流放他，唐介卻不慌不忙地說：「我下油鍋都不怕，貶官流放算什麼？！」仁宗氣不過，解除了唐介的御史職位，把他貶官外放，結果卻成就了唐介的「剛勁之名」，讓唐介成為舉世矚目的直言標杆。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剛勁之名」來表明尊重輿論的態度。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司馬光對王安石的看法，其實是一個純粹主觀的問題，司馬光自己沒有留下直接的思想記錄，我們也沒有辦法鑽到司馬光腦袋裡去。但是，答案仍然是可以尋找的。從哪裡找？兩個方向：一個是司馬光重視什麼，一個是那些有先見之明的批評者都說了些什麼。

王安石給神宗講過自己治理地方的經歷。他做鄞縣知縣，趁農閑組織老百姓興修水利；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下層農戶發放糧食，到秋收的時候，加一點利息收回來，既解決了貧苦農戶的吃飯問題，又更新了官倉的存糧，一舉兩得，公私兩便，利國利民。這兩件事都非常成功。可是，他後來做常州知州，打算修一條運河，結果卻變成了爛尾工程。為什麼在鄞縣做什麼什麼成功，在常州卻什麼也做不成？王安石的結論是：他在鄞縣任職三年，時間長，所有這些工程都是自己說了算，沒有外力牽扯。而在常州，他一共就待了十個月，時間短不說，還受到上下兩方面的掣肘，上級不支持，「轉運使允許他調動的人力資源不足」；下級不配合，「督役者以病告」，再加上天工不作美，「雨淫不止」，所以只能是失敗。王安石用自己的經驗告訴神宗，如果想要打破陳規、做不同尋常的事，就必須把反對派甩開，不聽、不看、不動搖。當然，對於這些反對派，也不能太過苛刻，還是要給出路、給待遇，把他們養起來，只要不惹事就行。把沒用的官僚養起來，而不是直接擼了他們，以減少改革的阻力—這一點，應當是王安石從范仲淹新政的失敗中總結出來的教訓。

談出來的。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王安石與神宗有過多次長時間、一對一的交流。從先秦學術到治國方略，從傳說中的上古聖王到本朝的列祖列宗，從漢唐疆域的廣袤遼闊到本朝領土的狹窄逼促，從真宗皇帝屈己從人與契丹人澶淵訂盟的大度到列朝以來党項人的桀驁不馴，從本朝的募兵制度、養兵政策到眼下的財政困境……他們幾乎無所不談。神宗聰明穎悟，吸收能力之強，超過了王安石之前所有的學生。他們的談話通常從神宗的提問開始：神宗問，王安石答；神宗又問，王安石復答。神宗問的，總是那個最關鍵的問題，而王安石的回答又總能讓神宗的目光中迸發出火花。恍惚之間，王安石甚至偶爾會忘記眼前這個求知若渴的年輕人是皇帝。

唐介死後，宰相府成了王安石的一言堂：兩位宰相，曾公亮不斷上章請老，表示干不動了，要退休；富弼乾脆請了長期病假，撂挑子不幹了。三位副宰相，唐介已死，王安石之外，還有一個趙抃，遇事爭不過王安石，只好連聲叫「苦」。「生老病死苦」，中書算是佔全了。

天天聽見這幫人站在朝堂上、坐在衙門裡哭窮，可是放眼天下，哪個州哪個縣沒有地主豪強？這些人富裕的程度超過了王公大臣，一年到頭什麼都不幹，凈收入就有幾萬貫。這說明什麼？天下之大，社會財富並不匱乏，只是那些錢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那些地主豪強只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官半職，又不當兵打仗，對國家、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可言？他們憑什麼享受這樣奢華的生活？在王安石看來，地主豪強所佔有的社會財富，「皆蠶食細民所得」，其來源已不合乎道德正義，而富人剝削窮人，使「貧者或不免轉死溝壑」，其結果更危害社會安定。因此，要想解決眼下的財政困境，就得從這些富人入手，由政府出面，把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經營的事業直接接管起來，把原本被富人霸佔的社會財富變成政府的直接收入，由政府來統一掌控使用，一舉兩得，利國利民。九-九-藏-書

在司馬光看來，相比王安石對制度與傳統的蔑視，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作風對神宗的影響。好的制度與傳統，絕不僅僅是把事兒辦了就算完，還必須關照到長遠和整體。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必須同時具有對權力主體進行監督、制約的功能，能夠相對有效地防止權力的濫用。因此，好的制度在短時間內所呈現的辦事效率可能相對較慢，然而它的總體和長期效益卻要高於獨斷專行的壞制度。在制度與傳統中活動的人，特別是居高位、掌大權者，應當尊重程序，接受監督。然而，任性原本就是人類的天性，神宗又是一個對制度缺乏耐心的皇帝。比如當年他罷免司馬光的御史中丞，調令本來是必須通過通進銀台司審核才能下發的，結果通進銀台司負責人呂公著反對，把司馬光的調令退還給神宗，請他三思而行。神宗卻繞過通進銀台司，直接把調令塞給了司馬光！年輕的皇帝想要這樣做，本來也不稀奇，可是宰相這樣做，卻令人難以接受。宰相的責任是什麼？「佐天子而理大政」，宰相是輔佐皇帝的人，是從眾官中千挑萬選出來的一等一的政治家。作為經驗豐富、富有智慧的資深政治家，宰相的作用本來應該是在皇帝發昏的時候攔著他，可是王安石的做法卻正好相反，他在利用皇帝的不耐煩，慫恿皇帝衝破傳統、打碎制度。而除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制度傳統，還有什麼是能夠束縛皇帝的？打破傳統與制度、失去制約的皇權是可怕的，它將會吞噬一切！細思恐極，司馬光感到不寒而慄！

同樣是在熙寧二年的秋天，司馬光卻憂心忡忡。他還是翰林學士，是神宗的經筵老師，皇帝依然尊重他，享受跟他在一起談史論今，遇事還願意聽聽他的意見。可是，司馬光的內心深處卻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痛苦折磨。他眼睜睜看著大宋王朝政治傳統中那些最美好的東西，就像是黃河岸邊的泥沙一樣，正在快速流失。前一年夏天，黃河在河北地區決口，司馬光曾經兩次奉命視察災區，統籌修河事宜。治河是難事，司馬光虛心聽取專家意見，尊重地形、水勢，終得成效。在司馬光眼裡，真正令人不安的還不是黃河水患，而是開封的政治風氣。

由此可見，對於王安石當政，司馬光起初是歡迎的。跟呂誨相比，他的確後知後覺。通過阿雲案，司馬光已經了解王安石的標新立異，固執己見；通過延和殿會議，他也知道了王安石的財政思想跟自己完全不是一路。那麼，為什麼他仍然能夠以積極的態度接納王安石的上台？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氣死的。起因還是阿雲案—治平四年（1067）夏天山東那隻蝴蝶振動翅膀所引起的氣流波動，兩年之後在開封政壇繼續引發風暴。熙寧元年（1068）七月，阿雲案的判決結果通過皇帝的敕令下發之後，允許在謀殺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已經成為司法新規。

均輸法是在七月間頒布的。接下來，還會有青苗法，這是王安石早就在鄞縣試驗成功過的。有關科舉制度的改革、有關勞役制度的改革，也都在醞釀之中。大宋王朝，必將擺脫貧弱之姿，國富兵強，指日可待。熙寧二年的秋天，王安石信心滿滿，腳步堅定，意氣風發。

熙寧二年的秋天，司馬光與王安石對開封政局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唐介的觀點和司馬光一樣，堅決反對司法新規，認為在謀殺這樣的惡性犯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是鼓勵殺人，違背了法律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正義的最高原則。反對這條司法新規的宰執又何止一個唐介！宰相富弼也不支持這條司法新規。富弼是熙寧元年二月二日被任命為宰相的，比王安石的參知政事任命早一天。他曾經當面對王安石說：「把『謀』和『殺』分作兩件事，是割裂律文、斷章取義，為什麼不聽聽大家的呢？」富弼又問王安石是否能夠改轍，得到否定回答之後，便緘口不言，不再對阿雲案和謀殺自首減刑原則說一句話。富弼現年六十六歲，他四十歲做到樞密副使，和范仲淹一起領導慶曆新政，親身經歷了新政的流產，曾經血氣方剛、衝勁十足，在仁宗晚年再度入朝主持政局，態度漸趨穩健，是一名政治經驗豐富的三朝老臣。神宗的詔令已經下達，王安石拒絕改正，富弼便採取了保留態度，不再說話。對於王安石主張、神宗支持的謀殺自首減刑新規，大多數人像富弼和司馬光一樣，採取了保留態度，不支持，也暫時不再公開反對。可是唐介哪裡能夠沉默？

讓司馬光的態度發生逆轉的是一個人的死亡和兩個人的離去，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在熙寧二年（1069）三月到六月的幾十天里。

神宗還是很對得起唐介的，他兩次親臨唐府，一次在唐介死前一天，君臣相對淚眼汪汪，而唐介已不能發一語；一次是四月十一日，唐介已死，神宗親臨弔唁，看到唐介的畫像畫得不好，特地讓人從宮裡拿出一幅早年間仁宗讓人為唐介畫的像賜給唐家。皇恩浩蕩，令人動容。可是對於王安石的「朋黨」之說，神宗卻沒有任何指示，開封政壇繼續浮想聯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