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答道：「我自知對朝廷之事無能為力，故而不敢承受，因為抗命之罪小，尸祿之罪大。」在其位而不謀其政，尸位素餐，是為「尸祿」。

房子壞了，就要修，不是壞到一定程度不能推倒重來；一定要推倒重來，必須要有良匠、美材，二者缺一不可—這就是司馬光的改革原則。他不反對改革，他反對的只是輕易地推倒重來。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如果陛下能推行我的主張，我不敢不接受你的任命；如果不能，我願意用生命來守護我的主張，絕不敢接受陛下的高官厚祿！

果然，司馬光立即著了道兒，心生慚愧，漲紅了臉，對神宗躬身說道：「是臣之罪也。」而在一旁的呂惠卿則是滿臉得意。這一幕，連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說：「相與論是非，何至是？！」

具體地說，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拋開原有的國家機構，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中書條例司」，另起爐灶來應對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司馬光反將了呂惠卿一軍，請他解釋為什麼非得這樣做。按照蘇軾的記載，「惠卿不能對」，被司馬光問住了。

王安石不知道這些人有問題嗎？他知道。王安石登上參政大位沒多久，他的學生和忠實追隨者王無咎（1024～1069）去世。王安石為他所作的墓志銘，敘事簡而用情深，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足見當時心境：「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于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王安石清醒地知道，他的狂熱的追隨者當中有很多人是有問題的。只是他所追求的，是不由分說地高效推行新法，只有這些放下了獨立判斷的人才最高效—他們只追隨權勢，而不論是非。如果必須在才能和品德之間二選一的話，王安石選才能。

正是這句「祖宗之法不可變」，讓司馬光在歷史教科書上成了頑固守舊的代名詞。其實，司馬光並不反對具體的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他堅持「不可變」的，是祖宗所留下來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則，比如幾乎每一個朝代初期都曾經有過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比如幾乎所有值得頌揚的統治者都共有的寬容異見的精神。然而可惜的是，放眼歷史，卻沒有一個朝代能夠將這些「祖宗之法」堅持到底，祖宗的法度終歸還是在後世帝王不斷膨脹的貪慾中敗壞了，隨之而來的，是民不聊生，土崩瓦解，王朝走向末路。在這個意義上，「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確是長治久安的秘籍，司馬光沒有說錯。當然，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祖宗之法不可變」才是對的，具體的政策措施則是在永遠變化之中的。

神宗先嘆了一口氣，說：「你的樞密副使任命還沒有撤銷，朕特頒此命，你為什麼要抗命不受？」

自從治平四年（1067）卸下御史中丞的重任之後，司馬光的工作重心就轉向了編修《資治通鑒》，同時在經筵給神宗充當歷史老師。《資治通鑒》是神宗為這部正在編纂的大書欽賜的書名，「《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神宗的「朕之志」，就是這篇《御制資治通鑒序》的開頭所說的：「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學習，積累德行，提高認識，成為一個偉大的皇帝。九_九_藏_書

初登帝位的神宗皇帝是把經筵當作「智庫」甚至「影子內閣」來使用的。他年富力強，雄心勃勃，想要大幹一場。而宰相府還沒有完成新舊交替，仍然是「老人」掌舵。這種局面，隨著治平四年九月韓琦罷相開始改變，並在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參政之後基本扭轉。「老人」穩如磐石，可以依靠，卻也讓年輕的皇帝有所忌憚，不能隨心所欲，舒展拳腳。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神宗把他有意大用的新人安排在經筵之中，以便經常見面，交流信息，探討國策。比如擔任副宰相之前的王安石、差一點當上樞密副使的司馬光，都當過經筵講讀官。

經筵也因此成為大宋思想交鋒的重要陣地。司馬光被後世批得灰頭土臉的「祖宗之法不可變」就來自一次經筵講讀。

既然呂惠卿不能提出更多的反證，就學術而言，「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討論到此可以算基本結束。但是，既然呂惠卿說司馬光的意圖是「諷朝廷」，嘲笑他是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屬官，已經把戰火燒到了當下，司馬光正好趁機申明自己的改革原則：

司馬光如此執拗。神宗卻始終放不下，說了一會兒別的之後，又問道：「你的樞密副使誥敕還在宮裡呢，朕打算再公布一次，你就接受，別再推辭了，行嗎？」

神宗喜歡《韓非子》，孫永為什麼如此緊張，神宗又為何矢口否認？因為那是法家的書。一個儒家的皇帝喜歡法家的書，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法家和儒家區別在哪裡？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以政府利益囊括甚至取代百姓利益，為了富國強兵，與鄰國爭勝，不惜犧牲人民福祉。儒家則試圖在朝廷利益與百姓福祉之間尋求平衡，反對擴張性戰爭，反對橫徵暴斂。法家是霸道的，為了達到光明盛大的目的，不惜動用無恥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認為只有通過正義的手段才能達到正義的目的。法家講究法制，講究像軍隊一樣整齊劃一，不承認老百姓的能動性，主張以嚴刑峻法壓迫老百姓服從。儒家主九九藏書張每個人通過學習成為賢人，改造社會。法家便捷實用，在短時間內就能產生高效率。儒家迂遠，從人心到社會，那得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

皇帝已經矮下了身段兒，司馬光受也不受？

司馬光搖頭，「如今朝廷所推行的政策，和我的想法都是相反的，我怎麼可能免為尸祿之人？！」

令人遺憾的是，司馬光的論述方式是非常弱的，他沒有像我們這樣將「祖宗之法」區分為抽象的政治原則和具體的政策措施，而是簡單地從過去歷史當中抽取了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例子，然後下了一個籠統而模糊的結論—「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這種論述方式，簡單而粗暴，從表面上看是歷史的，實質上卻是反歷史的。他所舉的例子，脫離了原始的歷史情境，成了一塊一塊單擺浮擱的積木，而他的論證就是用積木搭起來的建築，積木與積木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一推就倒。去找一些相反的例子吧，同樣是一抓一大把！

這辦法，司馬光這樣絕頂聰明的「敵人」又怎麼會想不到？！王安石參政離開經筵之後，安排呂惠卿進入經筵，後來呂惠卿因父親去世不得不離職，王安石又把曾布（1036～1107）安排進經筵。在當時，站在旁邊盯著司馬光的便是呂惠卿。司馬光用「蕭規曹隨」來教育神宗「祖宗之法不可變」，過了幾天，輪到呂惠卿上課，他立即給神宗舉了三個祖宗之法可以變的例子，說：

不得不說，呂惠卿的說法比司馬光更高一籌，他區分了「不變」和「變」。所舉的三個「變」的例子，「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出自《周禮》，「巡狩考制度」「刑罰世輕世重」皆出自《尚書》。呂惠卿舉儒家經典為例，可能跟他在經筵中的分工有關—他正好負責講授《周禮》，也可能與他的歷史知識不足有關。從表面上看，這些來自經典的例子顯示了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實際上卻遠不如歷史事實好用。儒家經典的文字過於簡單，因而留下了廣闊的解釋空間，而呂惠卿的儒學修養顯然不及司馬光。所以，當神宗以呂惠卿所言加以質詢時，司馬光輕輕鬆鬆地就駁了回去。司馬光說：「『布法象魏』布的是舊法；『巡狩考制度』就是要往來巡視，誅殺那些改變禮樂制度的諸侯；『刑罰世輕世重』是針對不同的形勢採取不同的治理方式，不是要改變治理原則。」

神宗問：「你說的『相反的』都是些什麼事呢？」

神宗頓時就惱了：「卿何必如此，專徇虛名？！」徇者，謀求也。看起來，在神宗的眼裡，接受不接受樞密副使的位子，只是一個虛名與實利之間的差別而已！不接受，就是圖一個反對派的虛名兒；接受，就是高官厚祿的實際好處。換句話說，神宗給司馬光樞密副使，也不過是要收買他，要用高官厚祿堵他的嘴。他以為司馬光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圖的是反對派領袖的虛名！這實在是輕看了司馬光。

被問住的呂惠卿乾脆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司馬光本人，說：「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侍從官也有勸諫皇帝的責任，既然你司馬光知道如今的做法有問題，可是你提出來了皇帝卻不接受，那麼你為什麼還不掛冠離去呢？呂惠卿這是在用《孟子》的典故戲弄司馬光。《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他吃准了司馬光是個方方正正的讀書人，追求的是言行一致。https://read.99csw.com

這分明就是明知故問了。司馬光的六道辭官報告，有三道都是在講他反對什麼。但是皇帝既然有問，正好當面重申：「我說不應當設置條例司，不該派那麼多工作組去干擾地方工作，又說發放青苗錢是害民之政，這哪一條不是跟政策相反的呢？」說出這些話來，司馬光心裡頭敞亮多了，他願意跟皇帝深入討論。可是神宗接下來的話卻讓司馬光感到了錯愕。

不肯死心的神宗皇帝「敦諭再三」，而司馬光「再拜固辭」，直到司馬光告退，神宗仍然勸他「當更思之」。崇政殿對談不歡而散，司馬光出任樞密副使的事情到此徹底結束。跟看得見、摸得著、可以光宗耀祖的高官厚祿相比，司馬光所圖的確是太虛，那是他的政治理念，是他認為正確的、利國利民的政策主張。這一點，神宗恐怕是永遠都無法理解的。能夠理解司馬光的，反倒是王安石。為了理念，可以犧牲高官厚祿。這一點，司馬光做得到，王安石也做到了，只不過，他們想法不同、道路各異。就像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信里寫的：「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殊途可以同歸，問題是，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殊途真的可以通向同一目標嗎？

司馬光回答說：「何止是漢朝啊，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湯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會一直延續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後，說『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說，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書》有雲『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採用了張湯的建議，對高祖的法度進行了大肆改造，結果盜賊半天下。漢元帝改變了宣帝的做法，漢朝由此走向衰弱。因此說來，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司馬光當然不高興。呂惠卿在司馬光的心裏從此被牢牢地打上了小人的標籤。他跟王安石跟得太緊了，簡直比王安石還急進—完全放棄了是非判斷的追隨，其中必然裹挾了太多的名利追求。在給王安石的信里，司馬光告誡王安石：「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那些忠信之士，在你掌權之時，頂撞冒犯，讓你討厭，可是你一旦失勢，卻會慢慢得到他們的幫助；那些諂媚之士，在你掌權之時，阿諛承順，讓你舒坦，你一旦失勢，卻肯定會出賣你來為自己撈取好處。」司馬光的矛頭所向，主要就是呂惠卿。後來，被他不幸言中。九-九-藏-書

神宗說：「現在士大夫議論洶洶，說的都是這些。你是朕的侍從之臣，聽到這些話，是不得不告訴朕的呀！」這是什麼話呢？神宗為什麼要這樣說？他難道還在希望司馬光緩和立場？如果司馬光接下來回答「是，我也只是轉達群眾的議論」；或者如果司馬光只是沉默，什麼都不說。那麼，神宗就可以把它解釋成司馬光立場緩和了。

英宗皇帝的時候，有一天，神宗忽然拿出來一本自己新抄錄的《韓非子》，讓王府僚屬去校對。諸王府侍讀官孫永（1019～1086）知道了，很不以為然，說：「《韓非》險薄刻核，違背儒家經典中的帝王之旨，願大王不要在這上頭花心思。」聽了孫永的話，神宗辯解說：「我抄這個，只是為了充實王府的藏書啊，我不喜歡它。」

治平四年十月初四，神宗「初開經筵」，即命司馬光講《資治通鑒》。九日，司馬光正式開講，神宗隨即當面賜下御制親書的序文。這讓司馬光一度以為，可以通過歷史教育潛移默化地轉移皇帝的心思。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把歷史這面鏡子磨亮，也許它就能照亮皇帝的心。所以他越來越重視《資治通鑒》的編纂，一些在別人看來極有實權的差使，比如「看詳裁減國用」，也就是「財政減支調研員」，司馬光都推掉了，理由就是「更何況我所編纂的《資治通鑒》，委實文字浩大，日夜忙碌，很少得閑」。

當此之時，司馬光究竟如何作答？

神宗問：「倘若漢朝一直固守蕭何的法度不變，行得通嗎？」

司馬光穩穩地站著，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不是這樣的read•99cｓｗ.ｃoｍ。青苗法還在醞釀之中的時候，我就和呂惠卿在經筵爭論過，我當時就說如果真的推行了青苗法，必然會導致天下洶洶，一片反對之聲。在那個時候，一般官員還基本上都不知道青苗法，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我反對青苗法，不是迫於輿論壓力才說的。」

在那堂課上，司馬光給神宗講的是漢初典故—「蕭規曹隨」。漢朝的開國宰相蕭何定下的規矩制度，繼任宰相曹參全盤接受，不做一點更改。司馬光講完故事，總結說：「曹參不改變蕭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呂太后的時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這一天，下課之後，神宗先是請各位老師到花園裡小坐，而後又把眾人請進了書房，屏退了宦官宮女繼續密談，討論新政得失。司馬光臨走，神宗又單獨留下他，問道：「您是不是還在為呂惠卿的話不高興啊？」

司馬光說：「不敢。」

司馬光坦然對答：「大凡群臣能升任宰相、樞密使，簡直就是從地上升到了天堂！我與其圖虛名，哪兒比得上享受實實在在的高官厚祿？我只是不敢無功而受祿罷了！」

熙寧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從未上任就已經解職的樞密副使司馬光恢復翰林學士工作，到崇政殿拜見神宗。這是二月十一日以來君臣二人第一次對談，之前都是文字往還或者由宦官在中間傳話。

司馬光理想中的改革，是保守主義的改革。他所用的居室「弊則修之」的比喻，常常讓我想起二十世紀末在日本東京所見的一幕：一個油漆匠在重新粉刷鐵門，他把原有的油漆和銹跡磨掉，上膩子找平，再刷上油漆。我看見油漆匠拿出一面小鏡子放在門框下方的地上，去查看門框底下的油漆是否覆蓋均勻。那一幕讓我明白為什麼日本人的鐵門、房屋可以使用更長的時間，甚至幾個世代。從某種意義上說，推倒重建是最簡單的工作，而耐心地維護、改造一棟基礎牢固的老房子，讓它保持良好的狀態，卻是一項需要耐心的更為複雜的工作。在二十世紀末，很多中國人都和我一樣，對於這種工作，是相當陌生的。

對於神宗，司馬光沒有辦法不感到失望。這個年輕人有膽識，也有手腕，可是太過急功近利了。這一點，跟王安石如出一轍。關於神宗，有一個小故事，在開封的士大夫中流傳甚廣。

神宗表示不解了：「你接受任命，做一個稱職的樞密副使，就不是『尸祿』了呀！」

而那樣漫長的路，神宗是不耐煩去走的！

司馬光獨坐書齋，想想皇上跟他說的虛名與實利的話，想想這段有關韓非子的軼事，忍不住又是一聲長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司馬光和神宗的直接接觸還是很多的，他因此了解神宗，並因了解而嘆息。

呂惠卿的擠兌，司馬光的確是入了心了。「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朝廷大勢已然如此，反對派在朝堂上已無置喙餘地，他還留在中央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