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考試的初試成績，孔文仲本來是第一名。宋朝制科沒有第一第二等，最高就是第三等。兩位初考官宋敏求（1019～1079）、蒲宗孟（1022～1088）給孔文仲打的是「第三等上」的好成績。覆考官王珪、陳睦往下拉了一點，放在第四等。而詳定官韓維則主張維持「第三等上」的初考成績。按道理說，經過了初考、覆考、詳定，這就應該是最後成績了。可是誰也沒想到，王安石看到了孔文仲的文章，「大惡之」。按照正常程序，宰相不能干預制科考試。宰相不能，皇帝卻能—皇帝無所不能，只要他願意。於是，在王安石的授意下，神宗給考試組發來了手詔：「制科『調』字型大小卷，仔細考察其對策之意，大致傾向是崇尚流俗，缺乏是非觀，又輕視詆毀時政，且援引先王之經典不合義理。……以此人之學識，恐怕不足以錄取，免得擾亂了天下人的視聽，請重行斟酌，拿出一個新的成績排名。」這「調」字型大小卷就是孔文仲的對策。

神宗的意見遭到了考試組的抵制。韓維連上五道奏章，大聲疾呼：

司馬光提到的因為得罪王安石被毀了聲譽的，一個是與司馬光、王安石同輩的政治家呂公著，他被栽上「惡意污衊韓琦」的罪名，罷御史中丞出知潁州；還有一個是蘇軾，這是比司馬光、王安石晚一輩的政壇新銳。呂公著的事情，前面已經說過，那麼，蘇軾又是怎麼一回事？

神宗問：「何故？」

司馬光在心裏嘆了口氣，說：「我翰林學士都不要做，更何況是陞官呢？」

說到這裏，司馬光的情緒已經相當激動。他在心裏對神宗大喊「陛下，該醒醒了！」可是，神宗全然不為所動。關於王安石與呂公著的關係，神宗有自己的解讀方式：「王安石與呂公著的關係如膠似漆，可是一旦（發現）呂公著有罪，王安石也不敢隱瞞，這正是王安石最公正無私的地方！」

武舉就是選拔軍事人才的考試。論錄取規模、授官高低、武舉進士與軍官隊伍的結合度、社會影響力，武舉的重要性都遠遠不如文科舉。儘管如此，縱觀人類的軍事人才選拔史，宋朝的武舉卻是具有開創性的：第一，它試圖解決一項重大難題，在和平時期怎樣甄選將帥之才。第二，它引入了兵書策略的考試，提高了文化水平和軍事理論在軍事人才選拔中的分量。當然，不可否認，宋朝武舉問題重重。武舉考試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弓馬，射箭和騎馬射箭，這是體能和武術技能的考試；第二策論，這是軍事理論的考試。按照當時的規定，舉人先考武藝，合格之後才能參加軍事理論考試。通過研究，司馬光發現，射箭考試的要求過分強調力量和形式，弓本來已經是硬弓—軍隊常規用弓的弓力是從八斗到一石，武舉用一石一斗、一石兩種，又要求拉到弓如滿月，弓馬不合格就直接被刷下。武舉選的是軍事指揮人才，要張飛、趙雲，也要諸葛亮，對力量應當有所要求，但是，過度強調力量，意義不大。因此，司馬光提出一個武舉優化方案：降低射箭考試的力量要求，提高軍事理論考試在錄取中的權重，允許弓馬稍弱而理論特強的舉人進入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

司馬光的心痛徹了。

司馬光也干夠了，他希望離開。對於現代讀者來說，有一個問題可能需要解釋—司馬光為什麼用離京而不是直接辭職來表達不滿？

蘇軾犯了什麼錯？無非是他沒有跟王安石站在一邊！去年五月，神宗下詔命令群臣討論學校科舉狀況，拿到蘇軾的奏議，神宗喜出望外，說：「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而蘇軾所反對的，正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神宗本來想讓蘇軾進位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說：「蘇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不如另外安排一個崗位來歷練他吧！」王安石用來歷練蘇軾的崗位，是開封府推官。這個位子司馬光也坐過，主管司法，事務繁雜。很顯然，王安石這是想要「以多事困之」。然而，王安石無疑嚴重低估了蘇軾。蘇軾是誰？幾百年一出的大器，才氣縱橫不說，更難得的是通達世事，區區一個開封府推官哪能難得倒他？！於是，就有了這麼一樁旨在搞臭蘇軾的調查！read.99csw.com

聽司馬光說完，神宗說：「你怎麼能離開首都呢？我還要重申你的樞密副使任命，你就接受了吧！」

如果陳襄有機會看到王安石的札子，一定會反駁說：「這有什麼不合適的呢？這是《孟子》的原話呀！你王安石不也多次引用《孟子》嗎？！」只可惜，陳襄沒有這個機會為自己辯解。王安石對陳襄的指責，已經隱隱約約地透露出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的苗頭，散發出令人不安的氣息。司馬光也無緣看到王安石的這封札子，但是，那種令人不安的氣息，他們都感覺到了。

得到了王安石的開解，神宗頓覺理直氣壯。孔文仲制科落榜，發回原單位供職，只留下一篇慷慨激昂批評時政的文字，在開封的朝堂上迴響。

熙寧三年（1070）八月八日，垂拱殿上，司馬光第一次當面向神宗正式提出離京請求，他希望去許州做知州或者去西京洛陽當一個閑官。西京作為陪都，設有國子監、御史台，都是與政務基本沒有關係的閑官。司馬光去意已決，他要遠離首都，遠離皇帝，遠離王安石把持下的中央。神宗仍然極力挽留，可是他挽留的方式，卻讓司馬光的心涼徹了底。神宗拿什麼來挽留司馬光呢？仍然是高官厚祿！

給武舉人一個機會，就是給宋朝國家一個機會。司馬光提出的武舉改革方案，可以說是切中弊端的。它也符合文官群體對於武舉的總體考慮，武舉選的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方略智勇之士」。然而，這個改革方案一報到宰相府即遭否決。神宗批示「再相度」，可是最終還是按照宰相府的思路執行了。

高官厚祿是用來做什麼的？神宗用它收買司馬光，認為那是巨大的榮耀和恩典。而司馬光卻堅信，做官是為了行道，如果心中的主張不得實現，那麼，他情願「辭尊居卑」，離開首都，離開皇帝，離開讓他回天無力的朝廷政治。熙寧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司馬光的強烈請求下，他獲得了知永興軍（今西安）的職位。

皇帝竟然還要問「何故」！之前那麼多推心置腹的告白、剖肝瀝膽的諫諍，難道都白說了嗎？司馬光慘然一笑，不再解釋，用五個字再次申明態度：「臣必不敢留。」

調查蘇軾的時間選擇透著別有用心。蘇洵去世、蘇軾扶柩還川，是四年前的事情。為什麼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現在查？因為司馬光、范鎮在推薦蘇軾做諫官。諫官是做什麼的？諫諍之官，批評之官，代表輿論監督皇帝和宰相的官！讓蘇軾這樣一個與王安石「所學及議論皆異」的人佔據這樣的關鍵位置，這分明是給新法設置障礙！王安石要大踏步向前，又豈容蘇軾多言？！可是神宗對蘇軾又是欣賞的。如何阻止蘇軾入主諫院？御史台的副長官謝景溫（1021～1097）建議，所有受到推薦的諫官人選都必須經過御史台考核，一旦查出所舉非人，推薦人與被推薦人同受處分。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謝景溫是誰？王安石的好朋友，他弟弟王安禮的大舅哥。王安石大喜。一項新的制度就這樣華麗麗、赤|裸裸地出台了。法度本來是天下的法度，當與天下人共同遵守，即使是天子都不能視之為私器、任意破壞，可是現在它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大權在握的王安石改變了！九-九-藏-書

偌大的東京城，軒敞的朝堂，其實已經沒有了司馬光的立足之地。

帝制中國的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生命之中原本沒有太多的選擇。當朝廷的政策走向背離了自己心中的大道，當主政者已經不能容納不同的聲音，司馬光和他的同道們也就只剩下了「辭尊居卑」或者徹底退休這一條路。

就在司馬光主持武舉考試的同時，制科考試也在進行之中。制科又稱制舉，以選拔高級人才為目的，不定期舉行，科目視國家需要而定。這一場制科的科目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顧名思義，要選拔正直勇敢有見識、敢說真話的人才。然而，考試的結果卻是，「指陳時病，語最切直」，最敢說話的那個人—孔文仲（1038～1088）因為批評王安石落榜了！孔文仲的落榜經歷了激烈的鬥爭。鬥爭的雙方，一方是王安石、神宗，另一方是王安石的反對派，打頭的是曾經極力推薦王安石的韓維。

韓維是神宗的潛邸舊人，也是極力推薦王安石復出的人。然而，政見分歧卻已經讓王安石把韓維視作了「流俗」「群邪」「朋黨因循」的代表，擺到了對立面。對於韓維，王安石和神宗早已達成共識：論才幹，論人望，韓維進入中央領導層，都是「最為可者」。可惜，韓維卻從不願意幫助陛下振興大道，「然其志未嘗欲助興至理也」。這「至理」大道是什麼？當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神宗的拓邊。

有關蘇軾的調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從開封到蘇軾的老家眉州，這一路之上，凡舟車經行之州縣，都接到了御史台的公函，責令配合調查，不少艄公、篙手被抓起來拷打逼問。調查什麼，又拷問什麼？四年前，蘇洵去世，蘇軾扶柩還鄉，這一路之上有沒有公器私用，差借士兵、民夫和船工？有沒有偷販私鹽入川取利？如果有，則不但是違反制度，而且是有悖孝道！一個名滿天下的讀書人竟然在熱孝期間做此違法犯禁、蠅營狗苟之事，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有沒有呢？「窮治，卒無所得」，一道公函下去，六個路都驚動了，雞飛狗跳，可是最終卻是查無實據！雖說是查無實據，可是從開封到地方這麼一通狂查，疑似之間，流言漫天，蘇軾的名聲也被打上了問號。雖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可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誰的生命經得起國家機器的磨損？！想當年，司馬光還在蘇軾這個年紀的時候，就曾目睹恩師龐籍是如何被誣告拉下了宰相高位九-九-藏-書，政治生命從此一蹶不振的。蘇軾剛剛三十五歲，見識高遠，器量廓大，憂心體國，是未來的國家棟樑，看他遭此橫議，委屈沮喪的樣子，司馬光於心何忍？！

司馬光在武舉中降低力量要求，提高軍事理論成績權重的想法到了南宋才得以實現。相較於文科舉，宋朝的武舉是很不重要的。南宋人方大琮（1183～1247）曾經毫不留情地批評說：本朝名臣宿將勛業赫赫，有出身武將世家的，有出身行伍的，「其自武舉中出者幾人」？！ 基本上一個都沒有。原因很複雜，不是司馬光這一項改革措施就可以徹底改變的。但是，司馬光所提出的畢竟是一項合理的改革措施，而且成本很低，有利無弊。然而，它卻被否定了。只因為，它是司馬光的提議。

司馬光無語。違背了人性與常識的所謂無私，正是法家的嚴酷。

調查的結果是蘇軾真的感到了恐懼，「緣此懼禍，乞出」，請求到地方上去鍛煉。第二年六月，蘇軾調任杭州通判。按照資歷，蘇軾已經到了州長的級別。神宗也特地批示，要給蘇軾知州差遣。可是，宰相府卻頂了回來，任命蘇軾做潁州通判。神宗再度親自干預，這才改為杭州通判。杭州通判雖然是副州長，卻是州長級的。對於王安石的這番「苦心」，蘇軾心知肚明，他在給堂兄的信中說：「杭州通判也是知州級別的了，他們只是唯恐我拒不奉行新法，所以不願意讓我掌管一州之政……餘杭風物之美冠天下，只是通判事兒多，勞神費心罷了。」

「辭尊居卑」語出《孟子·萬章下》。孟子認為，做官是為了行道，踐行理想，治國平天下。「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為發財而做官，是孟子所不齒的。但是，孟子也同意，在某些情形下，比如家道衰敗、父母年邁需要贍養，縱然無法行道，也是可以做官的。只是，在這種情形下做官，「亦不可以苟祿」，不能謀求高位，要「辭尊居九九藏書卑，辭富居貧」，比如做個「抱關擊柝」的小官，看看門、打打更，俸祿足以贍養父母，就可以了。

司馬光與孔文仲事件沒有直接聯繫，他的同年摯友范鎮卻是孔文仲參加制科考試的推薦人。司馬光與范鎮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九年前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的那一場制科考試。同樣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蘇轍言辭激烈，直把當時的皇上比作了誤國昏君，而且，蘇轍還答非所問、文不對題，犯有硬傷。然而，仁宗卻說：「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最終，蘇轍還是以「第四等次」的名次被錄取了！錄取之後，知制誥王安石卻又橫生枝節，懷疑蘇轍依附宰相、攻擊皇帝，拒絕為他起草制書。若不是有宰相韓琦大度開解，換了知制誥沈遘來撰辭，那麼，蘇轍還要遭受更多的挫折。如今，輪到王安石當政了，孔文仲不過是在批評宰相、批評政策，有這麼多人為他據理力爭，卻也改變不了落榜的命運。韓維是對的，落榜的不是孔文仲，而是宋朝政治的寬容之風！

然而，即便是這樣「退而求其次」的「辭尊居卑」，在王安石眼裡，也已經變成了罪過。陳襄的辭知制誥奏表，引用了《孟子》「辭尊居卑」「抱關擊柝」的原話。王安石看了，給神宗上札子說：「陳襄姦邪，附下罔上，暗地裡與奸黨配合，造謠誹謗試圖擾亂時政。（這些情況）陛下應當早已明知，可還是每每想要重用陳襄，我真不知道為什麼。……（陳襄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辭尊居卑，因此想要辭掉知制誥，只做一個修起居注的史官。那麼陛下認為可以把記錄皇帝言行的史官比作抱關擊柝的賤吏嗎？做臣子的辭官，按照禮義，可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嗎？！」陳襄經術、文辭、政事俱佳，深得神宗欣賞。陳襄辭知制誥、侍講，並請求外任。神宗允許他辭知制誥，但仍然為他保留了侍講一職，並手詔慰留說：「『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把你留在經筵，希望常在左右，用道義來磨礪朕，讓朕常聞為政之道。」這種欣賞，正是王安石所忌憚的。這一天，宰相的御前辦公會之後，王安石又請求「留身」，留下來單獨與神宗面談，探問神宗對陳襄一事的態度。終於，他聽到了神宗的口頭批示：「你討論陳襄的文字，我看了，甚善。」

王安石當時正好奉命外出祭祀，不在朝中。神宗獨自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難以招架，趕忙派人送手詔問計于王安石。王安石回信說：

就這麼簡單。

范鎮還是蘇軾做諫官的推薦人。一年之內，他推薦的諫官人選遭到了莫名的調查，推薦的制科考生也黯然落榜，都是因為與王安石不同道。范鎮憤然上疏，請求提前退休，「以贖（蘇）軾販鹽誣妄之罪，及（孔）文仲對策切直之過」。這當然是氣話。范鎮只有六十三歲，距離法定退休年齡還有七年。但是，他真的干夠了—這緊張的空氣、肅殺的氛圍，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開封政壇。

在這篇討論陳襄的奏札中，王安石還教導神宗說：「崇高的官位，是皇帝賜予天下人才的榮耀，陛下卻非要拿來塞給那些擾亂時局的奸佞之人，結果是遭到拒絕，讓這幫人用來擴大自己在流俗中的聲譽，讓朝廷的官爵命令被世人輕視。我私下裡為陛下感到不齒。」九*九*藏*書

第一，他才剛剛五十二歲，還太年輕，退休顯然不合適。第二，他還有治國平天下的心愿未了，他還願意為天下蒼生做一點事情。第三，我想引用當時另一位官員陳襄的話。陳襄的政治主張與司馬光接近，四月份，因為反對青苗法被從御史台副長官的位置拉下來，去做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史官。到了九月，神宗想要任陳襄知制誥兼經筵侍講。知制誥，皇帝的高級秘書，負責起草文書，一共才四個編製。可是陳襄拒絕了，情願繼續做一個小小的史官。陳襄在辭知制誥的報告里說：「古代做官的人，不得志可以去齊國、去楚國、去宋國，現在天下一君，沒別的地方可以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辭尊居卑。」「天下一君」，別無選擇；當一個做官的人對朝廷政治走向不滿而又無力改變的時候，他所能做的就只有「辭尊居卑」，這是陳襄的想法，也是司馬光的想法。

崇政殿上這一場談話，兩人不歡而散。神宗對司馬光失望極了，他不能明白，司馬光何以如此執拗，不能變通。司馬光對神宗同樣是失望之極，他深深地明白，神宗已經在王安石所引領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可能再回頭了。這個判斷是相當準確的。七天之後，在一次單獨會談中，神宗向王安石轉達了司馬光對他的不滿，說：「司馬光甚怨卿。」王安石當然要問為什麼，神宗就把崇政殿上的談話複述了一遍。一個皇帝竟然充當了兩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傳聲筒，神宗顯然忘記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皇帝應當是超越派別，超越利益的，而他卻表現得像是王安石的學生。當然，這學生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打算，密切的師生關係就像是父與子，早晚會迎來兒子長大、另立門戶的那一天。只是在此刻，神宗還是王安石的好學生。果然，王安石給了神宗如下教導：「有才能的人膽敢作姦犯科，才最難防範。但陛下只要用心思考，遵循道理，賞罰嚴明，那麼，即使是有才的人想要玩什麼陰謀詭計，也不敢萌生歹心。如司馬光輩，又安能惑陛下也？」這一番話，顯然沒把司馬光放在「有才能」的行列，而這比刀尖還鋒利的最後一句，生生給司馬光貼上了包藏禍心的標籤！

司馬光放棄了解釋，這倒讓神宗不得不嚴肅對待了。神宗沉吟半晌，說：「王安石一向跟你關係很好，你又何必自己起疑心？」

但是，在調任新職之前，司馬光並未停止翰林學士的工作。八月二十四日，他奉命主持武舉省試，在認真思考之後，提出了改革方案。

這又是什麼話！一個大臣能否在朝廷上立足，竟然要取決於王安石的態度！而這個話竟然是從皇帝的嘴裏親口說出來的。一時之間，司馬光的心中五味雜陳，有憤怒、有悲傷、有失望。大道理不用講了，只說眼前吧。既然皇帝說私交，那咱們就說私交。司馬光說：「我跟王安石的關係的確一向不錯，可是自從他當上宰相，我得罪他也太多了。而如今，像蘇軾他們，只要得罪了王安石，都會被毀壞清白，惡意中傷，羅織罪名。我不怕降職丟官，只想保全自己的清名令譽！我跟王安石關係好，能好過呂公著嗎？王安石當初薦舉呂公著時說的是什麼，後來詆毀他時又說的是什麼？呂公著只有一個，為什麼從前樣樣好，後來卻全都錯？肯定有人在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