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要給些禮數的！」這用詞，這語氣，是何等的傲慢，簡直無禮之極，哪裡還有一點臣子對君上的尊重呢？！這樣的指控其實不難核實，然而又何須核實呢？太皇太后絲毫不懷疑章惇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她親眼見識過章惇是如何搶白司馬光的，那高亢尖利的聲氣、輕蔑的微笑、咄咄逼人的態度，直往帘子上撲，讓太皇太后覺得脊背發涼。

台諫官對蔡確所指斥的罪名，第一是不肯求退，第二是不敬。退意不堅，貪戀權位，只能說明道德水平低下，縱然不合前例，也不算是有罪。然而，當「不肯求退」和「拒不宿衛先帝靈駕」合在一起的時候，那便令人不能不重視了。神宗的靈駕從開封的皇宮送往洛陽鞏縣的皇陵安葬，作為山陵使，蔡確理應全程陪護。按照制度，出發前一天晚上，就應當入宮陪宿。可是蔡確竟然缺席了這關鍵的一晚！他到了嗎？到了，是拖到深夜才到的，而此時宮門早已下鑰。夜開宮門是大忌，更何況是在先帝晏駕、悲傷忙亂的關鍵時刻，守門官堅持原則，拒開宮門。蔡確大怒，在門口鬧了一場，生了一回氣，就回家睡覺去了，第二天凌晨才趕到先帝靈前。關鍵性的夜晚不能陪宿先帝，已然有錯在先，事後又沒有向太皇太后報告。想先帝在時，蔡確是何等的溫馴，如今先帝一旦晏駕，竟然禮數闕如至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侍御史劉摯憤然上奏：「做臣子的本分如何，蔡確豈有不知？這分明就是認為皇帝陛下年幼，可以不恭；認為太皇太后陛下是女子，出不了宮門，可以無禮；又覺得天下的公論反正早就廢了，可以欺罔。所以泰然自若，一心貪戀權位！……大臣如此，朝廷的體面尊嚴何在，又怎麼可能鎮服百姓、讓四夷尊重呢？！」這話很對，也很惡毒，為了扳倒蔡確，劉摯不惜上綱上線，誅心立論，把可能是無心的疏失放大到極限。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做法，正是司馬光所不齒的；然而，他卻沒有出面約束台諫官。他唯一做過的事情，就是請老朋友傅堯俞帶話給劉摯，請他耐心等待蔡確主動辭職，劉摯並未聽從，而事件後來的發展則證明司馬光判斷失誤。除此之外，司馬光就再也沒有對台諫官進行任何耳提面命，而是放任他們各行其是。王安石、神宗和蔡確都把司馬光當作反對派的旗幟，反對新法的人也把司馬光視為領袖。然而，這卻是一個毫無組織意願和領導力的領袖—他追隨者眾多，卻沒有一個聽從號令、統一行動的隊伍。那些把司馬光和他的追隨者視為一「黨」的人，實在不了解司馬光。

行文至此，蘇轍成功地在讀者面前展現了一副剛愎而虛偽的司馬光形象。蘇軾提起往事，他也笑了，笑歸笑，心裡頭卻已經厭煩了蘇軾，要趕他走。然而，我們仔細推想，則可以發現，蘇轍的說法不通之處甚多。司馬光心裏想什麼，並沒有說出來，蘇轍是怎麼知道的呢？還有，既然如此，當蘇軾主動請求外放的時候，司馬光為什麼不放行呢？關於這一點，蘇轍倒是有所暗示，他筆鋒一轉，說到了台諫官：

當然，這一切都發生在蔡確、章惇離場，「司馬相公」實專朝政之後。那麼，蔡確和章惇是怎樣離開的？元祐元年初春的政治僵局又是如何打破的九-九-藏-書呢？

這「以母改子」是何等的不通！《大戴禮記》雲：「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兒子對母親固然有孝道的義務，可是，自從周公孔子以來，有哪一本經書里說過，母親有資格改變兒子的做法呢？退一步說，縱然太皇太后可以憑藉權勢「以母改子」，那麼，如此一來，又將置小皇帝對神宗的孝道於何地呢？須知，這小皇帝才是趙宋王朝的正宗主人啊！待得小皇帝成年追思孝道之時，看你司馬光如何應對？！每想到這一層，章惇便忍不住要冷笑，笑司馬光的顢頇不通。這樣一個不通的人，能有多大作為呢？早晚是要跌跟頭的。章惇打定主意要拭目以待，作壁上觀。

元豐是神宗的第二個年號，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駕崩，按照傳統，哲宗繼續使用元豐年號直至年底，「即位逾年，改元布政」，次年正月初一，改元元祐。「元」是「元豐」的「元」，「祐」是「嘉祐」的「祐」，「嘉祐」是仁宗的最後一個年號。「『元祐』所表達的政治訴求，是說元豐之法有所不便，因此要恢復嘉祐之法加以補救；可是也不能全都變回去，總體而言，還是要新舊二法並用，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當時民間笑噱，管這叫「對鈞行法」，「對鈞」的意思是五五開。有人開玩笑說：「豈止是法令要五五開呢，年號也要對半分。」多年以後，時任司門郎中的呂陶（1028～1104）回顧改元往事，這樣寫道：「雖說是玩笑話，也頗有深意，由此可見當時改元意。」

「倒蔡驅章」逐漸已經成為台諫官自覺的追求目標，元祐元年（1086）初春，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年冬天以來，天下大旱，滴水不下，旱情如此，太皇太后和皇帝都已經親自出來祈雨了，身為首相，蔡確竟然不肯主動辭職，以答天譴，「只此一事，自合竄黜」！這句話聽起來理直氣壯，殺氣十足；然而老實說，理論基礎並不牢靠。宰相固然有「燮理陰陽」的責任，但是，自從漢文帝宣稱「天下治亂，在朕一人」以來，佔主流的觀點是君臣風險共擔而以君為第一責任人，宰相可以因災異請求避位，皇帝卻是多半要慰留的。為了促使太皇太后儘快下決心罷免蔡確、章惇，台諫官已經顧不得這許多了。劉摯、王岩叟輩相信，君子為追求正義之目標，使用不義之手段，仍不害其為君子。殊不知，手段之不義必將損害目標之正義。在未來的日子里，台諫官將越走越遠，他們高舉著正義的旗幟，羅織罪名，煽動仇恨，最終挖掉了宋朝政治的寬容根基，而當大廈崩塌之時，他們自己也將深陷其中。

「read.99csw.com當時改元意」，究竟是誰之意？「對鈞行法」，肯定不是司馬光之意。對於司馬光和所有反對神宗—王安石政策、渴望深刻改變的人來說，眼前的大宋政治已經陷入僵局。太皇太后被困在帘子後面，司馬光被困在體制中間，蔡確把持朝政，對司馬光虛與委蛇，對太皇太后陽奉陰違。人人都知道，如今這朝廷是一個長著兩個腦袋的怪物，這兩個腦袋，一個要往西，維護神宗—王安石新法；一個要往東，「以母改子」，恢復仁宗舊制。

對於蔡確、章惇這些神宗朝留下來的舊宰執來說，眼前又何嘗不是僵局？作為政策的執行者，他們當然明白，王安石的新法、神宗朝的舊政不是沒有問題的。自從新皇登基以來，他們已經擺出了改變的姿態，配合太皇太后處分了一些民憤極大的官員，關停了一些民怨極大的項目工程，也準備對新法做進一步調整。然而，太皇太后顯然並不滿足於此。王珪一死，太皇太后就急慌慌地把司馬光請回來做了宰相。司馬光是誰？那是王安石反對派的精神領袖！王安石變法之初，遭遇強烈反對，神宗皇帝為了緩和矛盾，曾經想要提拔司馬光做樞密副使。王安石說：「司馬光能力有限，但他是反對派所愛戴的人。把這樣一個人提拔到宰執的高位，分明是在為反對派立赤幟！」神宗不聽，執意下達任命，卻遭到了司馬光的拒絕。如今，王安石言猶在耳，有太皇太后做後盾，這一面「赤幟」終究還是立起來了！

台諫官自身的不安絲毫不遜於蔡確—攻擊者更擔心遭遇攻擊，這是自然之理。在「文字」之中，台諫官已經宣誓與蔡確、章惇「勢不兩立」，他們把自己的忠誠連同仕途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一起奉獻、託付給了太皇太后，而太皇太后卻遲遲不肯表態，也不曾接見他們。太皇太后究竟作何打算？萬一這中間有任何變故，他們必將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在想象中，鬥爭已經趨於白熱化。作為「君子」，他們並不畏懼犧牲，卻唯恐這犧牲流於無謂。於是，他們紛紛在奏札的正文之外「貼黃」附言，請求太皇太后公開「我的章疏」，召集百官大會，「以決是非」。「倘若大會認為我說錯了，那我甘願接受開除流放的責罰；倘若眾人認為我說得對，那麼就請罷免蔡確、章惇！」「只要章疏公開，即使受到責罰，我也心甘情願，免得被人陰謀算計了！」要麼蔡確、章惇下台，要麼我們離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慷慨悲歌，壯心許國—這就是他們心目中此刻的自己，而這種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靠文字和想象造成的。

在撩撥憤怒、激發仇恨這一點上，台諫官大獲全勝。在「文字」中，大臣之間、朝堂之上的矛盾性質早已上升到「忠賢」與「姦邪」對立的高度。九月底，王岩叟就已經吹響號角，大聲疾呼「不摒除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爾！」由於太皇太后的「留中」處理，這些充滿火藥味的台諫章疏並未公之於眾。即便如此，通進司流出的上奏記錄卻足以攪動人心，仇恨的暗流伴隨著猜疑蔓延滋長。海面上風平浪靜，在大海的深處，一場火山爆發正在醞釀。

另一方面，在政策層面，信仰寬容政治的司馬光必將固執己見—這聽起來有些荒唐，然而卻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悖論。何以致此？第一，司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權力與責任並重九九藏書的。在朝堂之上，持不同意見的宰相大臣各抒己見，「異論相攪」，互相競爭。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之後，皇帝「尊其所聞以致高明」，綜合評判，做出符合國家利益的決策。第二，在這個開放的朝堂之上，司馬光的「己見」只是諸多意見中的一種，與其他意見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作為「己見」的持有者，司馬光對「己見」堅決維護，誓死捍衛，因為他肯定認為，這種意見是正確的。第三，當司馬光成為「司馬相公」，司馬光的「己見」與其他意見之間，實際上已很難做到平等。地位變了，司馬光的「己見」披上了道德的輝光，人們將越來越難以客觀地看待它。最後，在司馬光所構想的理想政治秩序的頂端，必須有一個具有超越性立場和一流判斷力的皇帝（或者是皇帝代理人），只有這樣的皇帝，才能做出符合宋朝國家利益的決策。但是，很不幸，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並不存在這樣一個人物。小皇帝哲宗年幼，代行皇權的太皇太后高氏，政治經驗缺乏，政治立場也並不超脫。太皇太后對司馬光的高度信任和依賴，導致的結果是司馬光（藉由太皇太后）來做出最終的裁斷，那麼，在司馬光的眼裡，哪一種意見最正確？當然是司馬光的「己見」。在政策層面，主張寬容政治的司馬光最終將倒向誓死捍衛個人立場的司馬光，這就是「司馬相業」中的「寬容政治悖論」。

一方面，出於對寬容政治的信仰，司馬光對台諫官採取了不管束的態度，放任他們恣意發聲，哪怕是批評自己。司馬光以為這樣就回到了仁宗朝，回到了自己當諫官的時代。然而，這顯然是一個嚴重的誤判。仁宗朝的總體政治環境是寬鬆的：士大夫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總體面貌積極向上；統治集團內部存在分歧，但沒有嚴重裂痕，在國家需要的時候總能求同存異，一致向前。

自從十月份復置諫官、允許御史言事以來，台諫官制度已經得到了恢復。但是，台諫官並未獲得面見太皇太後言事的權力。能夠獲得太皇太后定期接見的，仍然只有三省宰相和樞密院長官。台諫官的意見以書面的形式，從通進司奏報給太皇太后。台諫官的上疏是密封的，在抵達太皇太后之前，任何人不得開拆，所以通進司只有上奏記錄，至於奏疏的具體內容如何，倘若太皇太后不說，便誰也無從知曉。而所有這些台諫章疏，都被太皇太后留在了宮裡—這叫做「留中」，是皇帝處理臣僚奏狀的一種傳統做法。留中不發，奏狀就不會對朝政產生直接影響。但是，進奏的人員和頻密程度是可以探知的，彈劾的大致方向也是可以揣度的。而揣度極易引發極端想象，在想象中，蔡確看到了黑雲壓城，暴雨將至，感到了呼吸困難，他喃喃自語，「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僵局必須打破。

蔡確的心情就沒有這麼瀟洒了，神宗祔廟之後，他仍然拒絕請辭，太皇太后和司馬光也無可奈何，但是，蔡確也知道，這樣的情形顯然不能延續，接下來必然有一場惡鬥。司馬光在「朝廷體面」之前的躊躇與無奈，是蔡確不能想象的；蔡確所能想象的，是司馬光正在磨刀霍霍，指使他的「爪牙」—台諫官對自己進行惡毒攻擊。進入正月以來，這幫人似乎就沒有一日是安靜的，蔡確所接獲的通進司密報顯示：

放任司馬光掌權，必然會帶來對神宗時代的全面反動。司馬光不早就說了嗎？「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權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他要攛掇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那就沒有什麼不能做，沒有什麼可顧忌的了！要改變先帝的政策，必然要疏遠、驅逐先帝提拔起來的人，蔡確、韓縝、章惇，這都是跑不了的。

司馬光最欣賞的政治家是春秋時期的子產。子產主持鄭國國政，改革力度極大，反對派聚集在鄉校里指手畫腳，手下人建議拆毀鄉校。子產說：「鄉校是我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拆毀鄉校呢？……『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我只聽說過盡忠職守、善意為政可以減少抱怨，從未聽說過訴諸暴力可以制止批評。」訴諸暴力制止批評，短期效應可見，長期效應可怕。人們的怨氣就像是洪水，一直堵著它，不讓它釋放，早晚會出現大規模潰堤，而大規模的潰堤所造成的傷亡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甚至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言外之意，司馬光不放蘇軾去外地，是因為他想要繼續打擊、挫傷蘇軾，那些台諫官就是司馬光的爪牙。只可惜，「台諫官」這個情節不僅靠不住，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蘇轍說「當時的台諫官大多是司馬光的人」，他似乎忘了，他本人也是受司馬光推薦，在那一時期擔任過「台諫官」的；那麼，蘇轍也是「司馬光的人」嗎？蘇轍又說那些台諫官拿「熙寧年間謗訕朝政的案子」來噁心蘇軾，哪有什麼「熙寧年間謗訕朝政的案子」呢？蘇軾被污衊「謗訕朝政」的，分明是元豐年間的「烏台詩案」！而司馬光分明是受到「烏台詩案」牽連的人！

不錯，蘇軾在跟司馬光爭論役法的氣頭上，的確喊出過：「難道說您如今做了宰相，就不許我說話了嗎？」這段文字，我在《司馬光和他的時代》中曾經也引用。那時，我的判斷和之前幾乎所有人一樣，絲毫沒有懷疑它的真實性，並且認為這一幕表明司馬光已經走到了寬容的對立面，「『許人說話』的風氣一去不返」。今天看來，這段記載的真實內涵是非常值得推敲的。茲事雖小，卻關係到「司馬相公」的政治形象與宋朝政治的走向，所以，請允許我花一點筆墨，細述端詳。

晚年的司馬光仍然主張寬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風氣上能重返仁宗時代，恢復多元並存、「異論相攪」的政治局面。然而，堅信寬容政治的「司馬相公」卻註定無法實現寬容，王安石和神宗為寬容政治開掘了墳穴，而司馬光將眼睜睜看著寬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將揮鍬鏟土。這就是「司馬相業」的寬容悖論。

蔡確沒有誤判，劉摯等人攻擊的對象正是自己和章惇。

監察御史王岩叟對章惇的指控同樣散發著惡毒的氣息，並且直指太皇太后的內心—他成功地把章惇塑造成了太皇太后個人的敵人。王岩叟報告說：

司馬光能夠笑，說明至少現場氣氛已經得到緩解。然而，緊接著，蘇轍又繼續寫道：

終其一生，司馬光始終堅信，掌權者對不同意見要採取開放寬容的態度，「尊眾兼聽」，「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而哲宗初政時期的統治集團，卻是裂痕深嵌、矛盾重重，士大夫嚴重工具化，政治家缺乏大局觀。對於神宗朝遺留下來的官僚集團而言，司馬光的上台已經是一個不祥的信號。當此之時，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被他們放大解讀，引發恐慌。唯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方能修補裂痕，培壅和氣。在反對派的眼裡，司馬光所提拔的台諫官當然是司馬光的爪牙，台諫官的一舉一動都反映了司馬光的意圖。司馬光對台諫官的放任，就等於放棄了對思想宣傳戰線的管理。而這群台諫官是什麼人呢？他們大多四五十歲，就像是大多數處在那個年齡段的中生代政治家一樣，他們飽讀詩書，對自己和他人都懸以抽象的道德高標，高度自以為是，也略懂一些https://read.99csw.com奇正相生的變通之術。因此在打擊敵人時有不擇手段的決絕，卻唯獨沒有學會中庸之道，不懂得寬容和妥協的共存之理。在此特定背景之下，放任台諫官就等於放棄了寬容政治，而司馬光對此顯然缺乏警覺。

司馬光多次提醒掌權者要警惕剛愎自用，因為那會導致官僚集團的集體墮落和政治腐敗，破壞朝廷國家的安定。他精準地描述了剛愎自用的掌權者把朝廷國家引向死路的過程：掌權者一意孤行，討厭批評，破格提拔應聲蟲、跟屁蟲，羞辱打擊異議分子、反對派。那麼，能夠「立取美官」、升進到官場上層的，就會是一些「躁于富貴者」。而這些人的得志，將大大提升整體環境對於無恥行徑的容忍程度，從而徹底敗壞官僚隊伍的作風。這樣一來，台諫官員不再批評政治缺失、彈劾奸臣弄權、報告下民疾苦，中央派出的調查組只會依仗權勢壓迫州縣官員以滿足「上面的」意圖，州縣官員奉承上官還奉承不過來，哪還有精力去講求本地治理的得失利弊？最終，皇帝得到了「粲然可觀」的報告，對實際情況卻一無所知。當權者變成了聾子、瞎子，在膚淺虛偽的吹噓中飄飄然篤信天下太平，在自我麻醉中走向滅亡。

在為蘇軾一生蓋棺論定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蘇轍這樣寫道：

那麼，蘇轍為什麼要故意編排這樣一個故事，把司馬光與蘇軾的關係描繪得如此不堪呢？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這篇墓志銘的寫作時間，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便恍然大悟了。「崇寧」者何意？「崇尚熙寧」，而「熙寧」正是神宗的第一個年號，是王安石變法開始的時間—徽宗要崇尚熙寧，高舉神宗—王安石的旗幟了！波折反覆不斷的北宋後期政治，又到了一個轉折關頭，反對司馬光再度成為「政治正確」。作為一個在政治旋渦中摸爬滾打了四十年的老牌政治家，蘇轍當然要儘可能地強調蘇軾與司馬光的分歧，標榜司馬光對蘇軾的排斥！

所以，真實情況應當是這樣的：蘇軾與司馬光的確就役法問題發生過爭執，但是，司馬光並未因此對蘇軾抱持敵意，「他笑了，不再生氣」，此事到此為止。之後，蘇軾繼續在中央工作，獨立思考，持續發聲，表達自己的觀點，直到司馬光死後三年。

高層的首鼠兩端導致了惡劣後果：神宗朝曾經開足馬力勇往直前（且不論方向是否正確）的官僚機構失去了方向，集體陷入猶疑觀望，「文書命令的滯留成了經常現象，上上下下苟且偷安，得過且過」。那些經司馬光、呂公著建議所形成的政令，艱難地釋出有限的善意，卻又遭到中下層官員的抵制，基本上推行不動。尚書省（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尤其是重災區，六部尚書、侍郎都做起了「甩手掌柜」，對於下面的郎中、員外郎，不管是能力不行的，還是工作態度敷衍的，一概不聞不問，任其自然，就讓整個機構一天一天這麼下去。那麼，是誰在掌管尚書省呢？兩個宰相，蔡確、韓縝分任左右僕射！表面上友善和氣的蔡確、韓縝實際上所採取的，是完全不合作的態度。要想打破僵局，就必須請蔡確、韓縝離開。而蔡確分明是拒絕主動請辭的，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似乎只能由太皇太後下旨請他離開了，可是，這一步究竟該如何走，才能保全朝廷體面，不繼續破壞殘存的和氣？眼前的情勢遠遠超出了司馬光的信仰、知識和閱歷，他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暫時擱置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