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叟聞言，沒有絲毫猶豫，乾脆利落地說：「啟稟陛下，一個大臣怎麼能夠在受遺之後長期占定這個地位呢？況且大主意是太皇太后拿的，此輩只是坐享其成，卻濫稱受遺，實質上哪有什麼功勞？！」這一席話衝口而出之後，王岩叟也覺得有些過了，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就算他們是受遺的吧，但不知他們的功勞跟韓琦比如何？韓琦可是擁立了英宗、神宗兩位皇帝的。然而在英宗入土之後，神宗堅決挽留，韓琦還是主動離開了！」

司馬光痛恨「免役法」，斥之為「大害」，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在給三省的咨文中這樣寫道：「當今法度，最先應當革除的，莫過於免役錢。它不僅苛刻地剝削貧民，使民不聊生；又雇傭四方無賴浮民，用這些靠不住的人來為官府服役，使官不得力。為今之計，不如全面取消免役錢，恢復差役舊制。」全面推翻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符合司馬光的想法。然而，二月七日，司馬光卻在病假之中—病弱的身體成了司馬光的牢籠，北宋的官員仍然是騎馬上朝的，而上馬、下馬這些簡單的日常動作，他已經無法完成，更不用說跪拜行禮了。自正月二十日起，司馬光便不得不休假在家，通過奏札向太皇太后，通過咨文向三省和樞密院提出他對朝政的意見和建議。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詔書便全文引用了司馬光于正月二十二日所進呈的《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札子》。

因為在蘇轍看來，這則役法改革詔是先天不足的，它有兩大缺陷，而這兩大缺陷必然招致反對派的強烈攻擊：第一，它沒有實施細則，所以是漏洞百出、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一經推行，必然問題叢生。這些問題縱然並非差役法所固有的；然而，當問題成堆出現的時候，那些在免役法體系中得到好處的官員必然會歸咎於差役法，群起而攻之。第二，詔書所展現的決策程序存在重大缺失，它完整地抄錄了司馬光的札子，在前面標註了司馬光的姓名，在後面標註了太皇太后的批示「依奏」，卻沒有說明役法改革決策是否經過了三省宰相御前會議的集體討論—而這一點，按制度是必須有的，倘若詔書不寫，那就意味著「未經討論」。如此重大的政令，未經宰相大臣集體討論，單憑司馬光一通報告、太皇太后簡單批示便面向全國推行，豈不太過草率？！這樣的一則詔書，又是在向天下官員傳遞怎樣的信息和情緒呢？

其中必有玄機。

蔡確大概沒有想到，此舉的最終結果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為台諫官扳倒自己送去了一個重磅武器。正月二十日司馬光的病休，讓以劉摯為代表的台諫官感到了極度不安。二十七日，在給太皇太后的奏狀中，劉摯寫道：「如今司馬光老了，又病弱得如此嚴重，萬一事有不幸，司馬光不能支撐，那麼，陛下的仁政就沒辦法延續，老百姓也無法從苦難中得到復甦了，而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將要遭到蔡確等人的陷害。善人遭難也就罷了，倘若讓蔡確等人再次得志，肆其流毒于天下，肯定會變本加厲，比之前荼毒更甚。請陛下試著這樣想想，如何能夠不為江山社稷的大計而擔憂呢！」在劉摯的心中，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台諫官與蔡確、章惇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關係，台諫官的旗幟是司馬光，倘若司馬光有個三長兩短，旗幟就倒了。到那時，萬一蔡確、章惇用政府裹挾了太皇太后，重回神宗時代，那麼，這一群台諫官將死無葬身之地。「倒章驅蔡」必須立見成效，否則功虧一簣，必將萬劫不復。劉摯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這上面，所以，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詔頒布之初，他並未十分留意。然而，一旦劉摯認識到蔡確九-九-藏-書在役法改革詔中的邪惡用心，他的攻擊就是直接而猛烈的：

王岩叟終於得以覲見，當面勸說太皇太后罷免蔡確。隔著帘子，王岩叟能夠感覺到太皇太后的顧慮猶疑。太皇太后低著頭沉吟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只是因為他曾經受遺啊。」

這一批台諫奏札，太皇太后沒有全數留中，也沒有原文下發，而是陸陸續續地把內容滲透給了三省和樞密院。二月二十三日，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蔡確終於遞交了辭呈。九日之後，閏二月二日，蔡確罷相，出知陳州。

免役法和差役法的差別究竟在哪裡？宋以前的「役」可以分為「兵役」和「勞役」兩種，兵役就是當兵報國，勞役就是以無償勞動的形式向政府提供一定時長的服務。宋朝實行職業兵制度，老百姓沒有「兵役」，只有「勞役」。差役法和免役法最大的區別在於服役的方式。「差役法」就是輪差服役，老百姓以家庭為單位，按照男丁的數量和財產的多少輪流服役，輪到誰誰上，輪不到的時候休息。「免役法」就是交錢免役，老百姓出錢，政府拿這個錢僱人來幹活，向市場購買服務，所以「免役法」又可以叫作「雇役法」。「免役法」與「差役法」的利弊得失，下一章會集中談到，這裏只說政策轉變。北宋開國以來所實行的是「差役法」，而王安石變法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改差為雇，實行「免役法」。

初六，三省、樞密院共同參与御前會議，共同進呈司馬光的《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札子》，圍繞札子討論役法改革方案。會議進行得十分順利，蔡確帶頭表達了對司馬光勇於承擔、敢啃硬骨頭的欽佩，太皇太后指示「依司馬光所奏」施行。

讓蔡確不得不黯然離場的，正是他親手炮製的役法改革詔書。

太皇太后之所以遲遲不能下定決心罷免蔡確、韓縝、章惇，有一個非常實際的顧慮，那就是，這幾個人都是先帝留下來輔佐哲宗的老臣，他們有「受遺顧命」之功，「受遺」即「承受先帝遺詔」。宋朝的皇位傳承與前代大不相同，基本上排除了外戚、武將、宦官這些傳統勢力的干擾，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當然是先帝遺志，而秉承先帝遺志、幫助最高權力實現平穩交接的，則是文官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大臣。這也是「陛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一個重要表現。對「受遺顧命」之功的承認和尊重，構成了宋朝皇室的一項重要傳統。蔡確等人為「建儲受遺之臣」，顧命之功人所共知。去年十二月，神宗祔廟禮畢，宰執普加官階，司馬光堅辭，理由便是當時自己「閑居西京」「不預顧命」，司馬光同時承認：「宰臣蔡確等啟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

在台諫官的猛烈攻訐下，閏二月十三日，章惇被免去了樞密院長官的職位，出知汝州。章惇的罷樞密制書，可就沒有那麼客氣了，役法討論中的首鼠兩端成了章惇的主要罪狀：「討論役法改革方案，本指望章惇參与修訂。可是他在御前會議之時，什麼意見都沒說；等到政令下達之後，卻又多方阻撓。朕加意包容寬貸，章惇卻鬧得越來越凶。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非少主之臣」「無大臣之節」，這罪名已達上限，再往上一點兒，性質就全變了。「鞅鞅」「硜硜」二句，出自中書舍人錢勰（1034～1097）手筆，當時傳誦一時。後來章惇上台，錢勰被貶，蔡卞（1058～1117）送行，問他：「您明知道章子厚這個人惹不得，為什麼還要這樣詆毀他？」錢勰苦笑，說：「讓鬼劈了嘴了！」hｔｔpｓ://reaｄ.９9ｃsｗ.ｃｏm

同進札子、讀札子相比，當面交流畢竟還是最有效的，哪怕隔著一層帘子。王岩叟的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太皇太后的顧慮，她慢慢地把台諫官的批評滲透給蔡確，終於促成了蔡確請辭，而她也順理成章地罷免了蔡確。蔡確倒台之後，右正言王覿（1036～1103）更進一步否定了蔡確的「受遺定策」之功。他說，哲宗之立「都是太皇太后的聖德」，蔡確等人乃是「貪天之功，妄自張大，盜取受遺定策之名以自負」。通過「文字」，台諫官把蔡確等人從「顧命大臣」醜化成與太皇太后爭奪擁立之功的無恥之徒，從而成功地在太皇太后心中種下了嫉恨的根苗。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七，蔡確就把役法改革詔搞出來了，完全「依司馬光所奏」，且沒有絲毫留滯。太皇太后這個可憐的老太太對政治仍然是一竅不通，全然沒有注意到實施細則和程序缺失的問題。蔡確帶著一臉謙卑畢恭畢敬地告別了太皇太后，回到自家書房裡，讓人打開窗子，對著窗前盛開的紅梅花，喝起了滾燙的羊羔美酒。花好，酒好，人也好！

元祐元年（1086）二月七日，宋朝政府頒布了當年的「一號文件」—役法改革詔，宣布廢除王安石所推行的免役法，恢復差役法。

第一個對「役法改革詔」提出質疑的，是新任右司諫蘇轍。蘇轍於二月十四日到任，十六日即上狀討論役法改革詔。在大方向上，蘇轍贊成差役法，他認為「此法一行，民間必定鼓舞相慶，如飢餓的人得到食物，如久旱的土地得到雨水」。同時，蘇轍特別提醒太皇太后要堅持差役不動搖，「既然役法改革的大方向已經擺正，即使出現一些小問題，只要隨時隨事調整，過個一年左右，各項法令制度也就完備了」。新法剛剛推出，蘇轍就已經在擔心太皇太后發生動搖，為什麼？

在過去的八個月里，司馬光人在宰相府，當面力爭，尚且寸步難行，被蔡確處處留難。如今司馬光居家養病，不能親自出席政務會議，蔡確所主導的政府竟然發生了急遽的政策轉向，這怎麼可能呢？

同蘇轍相比，監察御史孫升（1038～1099）的措辭就激烈得多了。他與蘇轍同日上疏。孫升直言，詔書所顯示的決策程序缺失，可能會導致地方大員們認為役法改革之意「獨出於司馬光一人」，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亂，「茲事體大……此不可不察也」。

那麼，決策程序的缺失是真實存在的嗎？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詔真的未經御前會議集體討論嗎？我們來聽聽章惇的證詞。

事實上，還沒到閏二月，太皇太后就已經接見過王岩叟；讓太皇太后最終下定決心罷免蔡確的，正是王岩叟的當面進言。

大約在二月二十日左右，章惇上疏，分八條批駁了司馬光兩篇役法改革札子的「抵牾事節」。這則駁議充分展現了章惇的理性思維和傑出的行政才能，對於役法改革方案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它卻直接成了壓倒章惇迫其下台的最後一根稻草—歷史的真實如此弔詭，令人唏噓，具體細節，且容後述。這裏先看駁議的開頭，這一段是章惇對於役法討論原委的介紹，非常詳細。章惇是這樣說的：

二月三日，太皇太后將司馬光的札子下發到宰相府，交由三省宰相討論，而蔡確已經打定主意要設計陷害司馬光。對於蔡確來說，免役法與差役法孰優孰劣，已經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讓司馬光犯錯、走人，不要在這裏指手畫腳了。可憐司馬光一腔赤誠，只化作了蔡確嘴角一閃而過的一絲冷笑。

進入閏二月之後，太皇太后與台諫官之間的面談頻頻舉行，並且越來越私密。閏二月六日，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聯袂覲見，太皇太後有旨：「等帘子九*九*藏*書放下，宦官們都出去，再開始奏事。」在潛意識中，太皇太后把台諫官當作了自己的老師和智囊，開始向他們討教朝政的應對技巧，特別是與宰相大臣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太皇太后是信任司馬光與呂公著的，司馬光、呂公著也曾經充當過太皇太后的政治教練。但是，這兩位進入宰相府，承擔起繁重的行政決策事務后，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體察太皇太后的處境，為她出主意、解危難。相比之下，台諫官更為年富力強，又較少具體政務的拖累，而台諫官在奏疏中所表達的忠心也讓太皇太后感動，於是，她選擇了這群新的政治教練，開始與他們頻密接觸，主動尋求輔導。台諫官方面，當然是積極配合，獻言獻策。

老實說，這一群「新老師」對太皇太后的影響實在不正面。他們太熱衷於煽動仇恨了。閏二月二日，蔡確罷相，制書所持的罷相理由仍然是經典的、體面的，它以小皇帝哲宗的口吻聲稱：「蔡確在朕少年登基之初，膺受先帝顧命之囑託。朕本想依仗舊德，共建太平。沒想到蔡確屢上封章，表示願意交還機務政柄。……（朕雖不舍，確意難回。只得放老臣出鎮。）」這樣一封溫情脈脈的罷相制書，台諫官是不滿意的。蘇轍批評道：「蔡確等人都是被彈劾下去的，可是竟然不公布他們的罪狀，這真讓世人感到遺憾。」蔡確等人究竟有什麼罪狀呢？「前後反覆、歸咎先帝」！ 先帝在時，積極追隨先帝的政策；先帝死後，一反先帝之政，並且把之前的政策失誤歸咎於先帝。「前後反覆」固然有之，但是倘若之前的政策錯了，加以糾正，又何罪過之有？而那些錯誤，明明是先帝犯下的，歸到先帝的頭上，又何罪過之有？！照蘇轍的邏輯，在一個剛愎自用的君主手下，想要保全清白，就只有靠邊站一條路，而那些曾經跟隨錯誤路線的人，就只能「一條道兒走到黑」，不然就會變成可恥的背叛者，唯有先帝將永永遠遠地光榮正確下去！這套邏輯倘若推廣開去，那麼，所有在神宗時代王安石路線下獲得升遷和榮耀的士大夫就只能辭職，方可保全名節！可如果是那樣，還有誰來支持政策調整，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轉？！蔡確的罷相制書是保全了大臣的體面的，然而這份體面，台諫官看不懂，也不屑一顧。

像章惇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是不會費心為「迂叟」司馬光辯護的，當然，他也不屑於抹黑司馬光—在章惇看來，司馬光本人所犯的錯誤就夠多夠愚蠢的了，根本無需抹黑。況且，這段文字的寫作時間就在事發十多日之後，包括太皇太后在內的當事人一應俱在，也容不得章惇說謊。所以，這段文字反而是最真實可靠的。根據這段文字，再加上其他資料，我們可以大致複原出二月七日役法改革詔出台的全過程：

蔡確親手操盤的「役法改革詔」最終葬送了他的宰相生涯。難道說蔡確事先就一點也沒有想到，搬起石頭可能會砸了自己的腳嗎？縱然想到，也顧不得這許多了，蔡確必須一搏，因為太皇太后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二月三日，太皇太後下詔聲明，自下個月也就是閏二月起，擴大垂簾聽政的引見範圍，而台諫官在此範圍之內，可以提前一天提出申請，每次兩人同對。這與台諫官所期待的單人獨對仍有差距，但是，台諫官終於有機會跟太皇太後面對面，連比帶畫，反覆陳說，把道理掰開揉碎講明白了。四日，蔡確的親信黃履被罷免御史中丞，調離關鍵性的喉舌崗位，改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從御史中丞到翰林學士是平調，黃履並無損失；喉舌之地，親信全無，蔡確的損失大了！十二日，侍御史劉摯被提拔為試御史中丞，成為御史台的實際長官和台諫官的共同領袖。十四日，監察御史王岩叟被提拔為左司諫，成為更自由、言論責任更重的諫官。兩個抨擊蔡確、章惇火力最猛的台諫官都獲得了升遷，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信號了。蔡確明白，太皇太后雖然坐在帘子後面，但是，她的耳目和爪牙卻將穿過帘子，越過宰相大臣，伸張開去。太皇太后的政治實習歷經九個月，成績斐然！九九藏書

為了加大說服力，分攤責任，蔡確決定引入樞密院章惇的力量，所以，在二月初四，他請求太皇太后讓樞密院參与討論。讓他沒有想到的是，章惇偏偏是個認真的人，竟然要求細讀司馬光札子，這讓他略感為難。在這個時候，愚蠢的韓縝替他解了圍。是的，司馬光的意見，我們怎麼敢滯留呢？韓縝說罷，蔡確一臉無辜地看著章惇，全然不理會章惇目光中的懷疑與譏諷。

役法改革詔書的兩大缺陷，沒有實施細則的問題是現實存在的—這本來應該是戶部的工作。司馬光請戶部尚書曾布主持修訂役法實施細則，曾布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免役法的相關法令，事無巨細，都是我主持制定的，現在您讓我自己動手去推翻它，出爾反爾，義不可為。」曾布是曾鞏（1019～1083）的弟弟，王安石的追隨者。這番回答擲地有聲，讓司馬光心中暗贊。可是，制定新役法實施細則的工作也只得暫時擱置。司馬光陣營的人才之匱乏，以及司馬光作為政治領袖的資源調度能力之缺失，由此可見一斑。

錢勰大概是忘了，這鏗鏘的文字固然是他寫出來的，那上綱上線的罪名卻並非他本人的發明。二月二十六日，右正言王覿在奏札中這樣寫道：

在同一篇奏札之中，王覿還寫下了這樣一些話：「我聽說章惇給陛下上了一封奏疏，討論役法。……章惇的文字，我雖然沒能看到，但是猜想其中必定有可以施行的，所以還是要請陛下與執政臣僚認真商議。倘若章惇所言果然有助於役法的完善，那麼就按他說的辦，又何必遲疑？關鍵是把事兒辦好—『要之濟務而已』！」這段文字中所透露出來的態度，頗耐咂摸：論道德人品章惇是小人，必須嚴厲黜責；論才幹經驗章惇是行家裡手，他的建議可行則行之。非大度君子，哪裡能有這樣的胸襟？然而實踐起來，卻是難！難！難！

蘇轍的性格比其兄謹慎，又兼初到諫院，所以，他給太皇太后的奏疏措辭相對溫和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