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如此，奈何！

促使太皇太后做出上述決定的，是她的政治教練—台諫官。台諫官所持理由可歸結為三點：第一，要維護社會穩定，朝廷政令的尊嚴；第二，要維護司馬光的威望；第三，要堅決防止反對派趁機動搖差役法，大方向絕不能變！此時的役法已經與政治力量的進退捆綁在一起，喪失了它的本意。

所有人都覺得，開封府改雇為差的阻力應當是最大的：第一，此地富戶極多，不差錢，情願花錢買自由，改雇為差，富人們又要再度服役，焉能欣然接納？第二，免役法推行十八年來，開封府的役種發生了變化，役人數量也有了大幅裁減，行之有效，重返差役法，怎麼回去？回到哪裡去？困難如此之大，人人都覺得頭疼，蔡京卻在五天之內完成了十八年的跨越，向中央報告「已經恢復舊制，下屬開封、祥符兩縣，差一千人充役」。

在役法改革問題上，司馬光的追隨者—或者更準確地說，王安石的反對派意見並不一致，有人傾向於免役法，有人支持差役法。但即便是那些支持恢復差役法的人，也一致認為，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至少是有瑕疵的、需要進一步完善的。

章惇的批評最終還是起了效果。二月二十八日，經呂公著建議，太皇太后宣布成立「詳定役法局」，委派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四人牽頭，專門研究役法得失。四日之後，閏二月二日，朝廷又發文到各轉運司，下令以兩月為期，允許各州縣的官員百姓陳述役法利害。一項關係如此重大的政策，竟然是先出台後調研。本末倒置，令人唏噓；但亡羊補牢，或猶未晚。

那麼，關於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章惇到底說了些什麼？

就在蔡確下台之前，曾經出現過一個異常理性的聲音，說當今的執政大臣，「皆苟且迎合，取容於世，無足賴者」，沒有一個值得依靠。一個「皆」字，否定了所有當時在位的宰相大臣，既包括飽受台諫官攻訐的神宗舊臣蔡確、韓縝、章惇，也包括深受太皇太后倚重、朝野愛戴的司馬光和呂公著。當幾乎人人都對「司馬相公」的班子寄予厚望的時候，這個人對司馬光、呂公著的評價卻是「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才幹配不上心志，雖然道德高尚，目標高遠，然而終歸是辦不成事的。在八位宰相大臣當中，此人對章惇的評價反而是最高的，說他「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行政九*九*藏*書才能毋庸置疑，只是難以獨當大任，比較適合在別人的領導下工作。這個理性到令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聲音，究竟來自於誰？

太皇太后也許是被章惇說服了，對詳定役法的工作表現出高度重視。閏二月八日，詳定局四大臣覲見，太皇太后諄諄教誨，要求他們仔細考量，選拔屬官一定要選當過知縣、了解民情的。然而，第二天，她卻下令取消了允許各州縣官員百姓陳述役法利害的命令。二日下令，九日取消。朝令夕改，何以至此？

彼時的開封政壇，波譎雲詭、瞬息萬變，有一段小插曲耐人尋味。

在如此龐大的帝國範圍內，一刀切地施行單一的免役法，或者單一的差役法，都會產生問題。以家庭為單位考察，則「富貴安逸的討厭輪差，不願意親身服役；窮人卻最好是出力，因為沒有錢」；以地域而論，江南、四川擁護雇役，陝西、山西擁護差役。所謂「法無新舊，便民就是良法」，只有兼采差、雇之長而去其弊，才能創造出「可以長期行用的便民之法」。這話是誰、在何時說的？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時任戶部尚書的李常。這是一個心中有尺度、不以寒溫改其節的人—李常曾經受到王安石的提拔，但他卻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不惜因此被貶。在王安石已經成為禁忌的時代，他卻敢於肯定王安石新法的可取之處！只是這樣的人太少了。南宋呂中說過：「因其利而去其害，那麼，兩種役法都是可行的。可惜啊，士大夫在熙寧年間得到提拔的，便主張雇役；在元祐年間得到重用的，便主張差役。是非取捨，全無公心，令人嘆息！」

關於人性，司馬光的了解顯然不如章惇。司馬光對免役法的一項指責，是針對「聚斂之臣」的。免役錢在滿足雇役所需的常規役錢之外，還要加征一筆「免役寬剩錢」，作為政府的運營成本和風險準備金。中央規定，「免役寬剩錢」按照免役錢的20%徵收，但是，下邊的具體執行官員卻往往多收，以此來向中央表忠，為自己積累陞官資本。哲宗上台以後，已經三令五申，嚴令「免役寬剩錢」不得超過20%。而司馬光仍然憂心忡忡，認為縱然如此，那些聚斂之臣還是會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損害百姓利益。因此，司馬光認為，唯有徹底廢除免役法才能根除聚斂之患。

派別利益佔了上風，是非暫時退場。理性給情感讓了路。

役法的本意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是朝廷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調節器。老百姓必須服役，才能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和社會秩序的穩定，而服役的正確方式，應當儘可能地實現朝廷國家的需求與百姓利益之間的平衡。誠如章惇所言：「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害，關鍵是仔細考察，認真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才能做到盡善盡美。」

什麼叫「令行禁止」「符到奉行」？如蔡京者便是！

右司諫蘇轍！蘇轍建議太皇太后，早日罷免蔡確、韓縝兩位宰相，「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這「有過人之高才」的宰相人選，肯定不是「才不逮心」的司馬光和呂公著。蘇轍屬意的那個人究竟是誰？我猜想，很可能是他們兄弟的恩師張方平。蘇轍回京之前，曾經在南京駐留，與張方平盤桓數日。張方平曾經是神宗最初選定的宰相人選，雖已年近八十，身體狀態卻是極好的。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測，蘇轍並沒有明說。大臣「皆無足賴」的說法，出現在元祐元年（1086）二月二十七日蘇轍上給太皇太后的奏狀中。太皇太后雖不以為然，卻也對蘇轍的孤立忠誠產生了好感。然而，這個理性的雜音一閃而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就徹底消失了，就連蘇轍本人也不再重申「別選宰相」的立場。ｈtｔｐｓ://ｒｅaｄ.99ｃsｗ•ｃｏｍ

但是，據說司馬光聞訊之後，卻喜形於色，當面稱讚蔡京說：「如果人人都像閣下一樣奉行法令，那還有什麼做不到的呢？」究竟是什麼蒙住了司馬光的眼睛呢？

制度改革，最怕的就是「急就章」，想法再好，推得太猛，也難以穩當。王安石變法，「以雇代差，推得太快，才導致了今天這些弊端。如今以差代雇，必須詳議熟講，才有可能成功」。那麼，怎樣才能做到「詳議熟講」呢？章惇也給出了解決方案：

在司馬光的想象中，役法改革很簡單，直接回到熙寧元年（1068）以前便好，「各色役種所需人數，一概依照熙寧元年以前舊制辦理……著刑部檢查熙寧元年所施行的差役條例，雕版印刷，下發諸州，照此辦理」。章惇則毫不留情地指出，這種說法「全然不可施行」。別的不說，單說役人數量，「熙寧元年的數額是過於龐大的，後來屢經裁剪，已經減掉了三分之一，如今怎麼可以完全按照熙寧元年的舊額辦理呢？！」而且，役是政府所需的服務，「如今的政務，與熙寧元年以前相比，不知發生了多少改變，今日之政務非昨日之政務，怎麼可以按照熙寧元年的條例施行呢？！」過去是回不去的！

開封府知府蔡京（1047～1126）！

司馬光很快就有機會領教了什麼叫「小人之德草」。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原本規定各縣有五天的準備時間，可以提意見。這五天，卻被很多人理解成推行差役法的期限。用五天的時間把一項關係到各家各戶的法令恢復到十八年前的樣子，人人都覺得不可能。但是，有一個人卻毫無保留地做到了，他下屬的兩縣在五天之內，變雇役為差役，完全回到了熙寧元年的狀態。這人是誰？

章惇首先指出司馬光兩份役法札子存在前後矛盾之處，二月三日札子認為上戶（鄉村上等人戶）是免役法的受害者，二月十七日札子則說上戶是免役法的受益者，「十幾天之內，兩上札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好相反，如此自相矛盾，究竟是為了什麼？」章惇自問自答，「司馬光是至誠之人……必定是對役法的調查研究不到位，大概一說吧！」諸如此類的錯誤，在傳統時代的士大夫筆下並非罕見，同一事物從不同視角關照，可以有相反的判斷，是非跟隨筆意，只求文氣相合，不做嚴謹的概念界定和性質分析。只要不是大是大非，寫的人姑妄寫之，讀的人姑妄讀之，彼此心照，兩不追究，本無大礙。可是，經過章惇如此嚴格的比對分析，司馬光作為役法改革設計者的嚴肅性頓時便大打折扣了，「以此類推，司馬光設計變法的方式方法，恐怕是不能盡善盡美的了」。

在《駁司馬光論役法札子》中，章惇對司馬光有一個總體評價：「光雖有憂國愛民之志，而不講變法之術，措置無方，施行無緒。」老實說，這是一個相當公允的評價。「術」與「道」相對而言，「道」是意義是情懷，「術」是方法是道路；「道」可以凌空架虛、天馬行空，「術」必須腳踏實地、切實可行。司馬光的「變法之術」的確弱之又弱。

章惇並不認為免役法沒有問題，但是，他反對司馬光對於免役法缺乏依據的指責。比如倉場錢物的管理、押運，差役法按照戶籍攤派，能夠攤到此類勞役的都是有田產的鄉村上戶；免役法改為收錢雇役，雇來的多半是「城裡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城裡人」設置專屬戶籍的時代，「城裡人」被登記為「坊郭戶」。「坊郭戶」的特點是住在城市之中，靠經營工商業、出賣技藝和勞力為生—他們多半沒有田產，是所謂「浮浪之人」。傳統中國是農業文明，重農抑商，一貫對「浮浪之人」懷有偏見，視之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認為他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司馬光認為，免役法雇傭「四方浮浪之人」充役，造成了官倉錢物的更大損失。章惇指出，司馬光的說法缺乏事實依據，差役、雇役與官倉錢物損失之間的關係，尚有待查證。章惇建議，每路選取一個州，調取該州差役法施行最後三年和免役法施行前三年的數據，進行比對研究，數據應當包括侵佔、盜竊官物的人數、社會背景和罪行輕重情況；比對之後，再做結論。即便是今天看來，這個方法也是相當「科學」的，章惇真不愧是行政專家。九_九_藏_書

作為司馬光最親密的朋友，范純仁在上奏之前就讀到了司馬光的役法改革奏稿，他極力反對司馬光全盤推翻免役法、回到差役法的激進方案，建議先拿一個州做試點，再推廣到一個路，緩行熟議，慢慢摸索，卻遭到了司馬光的斷然拒絕。在給司馬光的信里，范純仁憤憤然表達了自己的不解和不滿，他說：「為什麼您寧可把這疏略的方案交給悖謬的官吏去急速推行，要眼睜睜地看著老百姓再次遭到侵害和騷擾呢？一個農夫沒有收成，您都感到心疼，可是您竟然忍心要把全天下的老百姓推到一場草率的政策變革中去。我想來想去，這實在不像是您的作為！我向您建議，把您的方案先在京西一路推行，只要做到讓老百姓滿意，那您的方案就成了。可是您竟然不為所動，我真不知道您是怎麼想的！」

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詔」在開封政壇引發了兩波熱潮：第一波是台諫官利用詔書的程序缺失彈劾蔡確，最終導致了蔡確被迫辭職；第二波則是對於役法改革內容本身的討論—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簡單薄弱，太過脫離實際了—真正完全站在司馬光一邊的人幾乎沒有。在所有的批評當中，章惇的批評是最有力的，很多人像王覿一樣，還沒讀到就相信章惇的文章一定有切實可行的東西。隨著章惇奏札內容的逐漸公開，其影響力越來越大。它就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推動朝廷重新審議役法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對司馬光的威望構成了強烈的威脅，這讓司馬光的支持者深感不安，許多曾經批評司馬光方案的人因此改變了對役法改革的立場。比如諫官王覿，本來是支持免役法，主張謹慎改革的，在章惇的批評公布之後，則改口說：「朝廷體恤老百姓的隱憂，不避繁難，恢復差役法，這是天下人的幸運。……即便是其中有小小不便，也要繼續推行，不斷完善。但願良法早定，不為浮議動搖。」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既然章惇出面如此有力地攻擊了司馬光，那麼，擁護司馬光就成了「政治正確」—具體政策可以討論，「赤幟」絕不能倒！

蔡京的做法讓很多人感到不屑。蘇轍更指責蔡京包藏禍心，「存心擾民，破壞差役法。老百姓長期飽受役錢剝削之苦，突然間取消役錢，差役還沒有攤派下去，因此沒有太多的牢騷。等時間一長，必定會出現各種糾紛、爭鬥，危害社會穩定」。蘇轍質問蔡京：「明明知道本地恢復差役存在種種障礙，卻不申請報告，而是像這樣火急火燎地催督辦理，究竟打的什麼主意？」蘇轍建議朝廷，「必須對蔡京進行懲戒，以警告天下那些懷揣私心、有意敗壞法度的人」。九九藏書

對於司馬光的擔憂，章惇嗤之以鼻，以為「全然不合情理」。章惇說：「大抵人之常情，自私自利者多，奉公愛民者少。因此，倘若朝廷政策獎勵多收，那麼大部分官員都會聚斂邀功。如今朝廷既然不許多收，又能嚴厲責罰聚斂之臣，那麼，負責徵收役錢的官員如果不是失心瘋了，又怎麼會主動謀求責罰呢？」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大多數官員的作風就像草一樣，哪邊風來哪邊倒，一切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人性的弱點。這一點，極致驕傲的章惇能夠明白，謙謙君子司馬光卻不能明白。

作為經驗老道的行政專家，章惇對於官僚群體的脾性了如指掌。經司馬光建議的「役法改革詔」中有這樣一條：「各縣在施行過程中，倘若發現問題，限於詔書下達五日之內，將情況上報本州；本州匯聚整理下屬各縣的報告，限於詔書下達一月之內，將情況上報轉運司；轉運司匯聚整理下屬各州的報告，限於詔書下達一季之內，將情況上報到中央。」這一條本來是「役法改革詔」預留的改善後門。章惇卻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條全無誠意，「乃是空文」：第一，五日限期太短了，各縣根本沒時間認真考察差役法的實施給本縣可能帶來的問題。第二，五日之限已經透露出急如星火的意思，轉運司和州看到這一條，必然會認定朝廷的意圖就是迅速推行，根本不想讓人說三道四。第三，為了配合中央，他們一定會立定期限，逼迫敦促各縣立即推行差役法。「望風承旨，只求讓上邊滿意，以速為能，哪肯還讓底下人再提意見？！」

以上就是章惇《駁司馬光論役法札子》的主要內容，觀點明確，邏輯清晰，能破能立，反駁有理有據，建議實際可行。毫不誇張地說，這篇札子體現了王安石時代所培養出來的官僚的最高行政水準。

過去之所以回不去，是因為部分是整體的部分，部分的調整不可能單獨實現。章惇說：「我揣度司馬光的想法，肯定是以為役法就是役法，無關其他，既然要回到差役法，那麼只需要把當時條例施行起來就可以了。殊不知，役法一事，牽涉上上下下各個有關部門，各級各類的各種制度條例，哪裡是單單施行一個差役條例就可以搞定的？」在章惇看來，司馬光的建議，處處流露出對於實際政務運作的無知與傲慢。司馬光說：「當初差役法的最大弊端是富戶因『衙前』役破產。可是後來『衙前』役中最害民的部分，比如：負責官府公務接待的廚酒庫、茶酒司，已經改派軍人管理；押送上京綱運物資，已經改為招募卸任官員或者武官、軍人押送；粗重、零星物資的押運，也改由軍人來管。因此，差役舊法中的『衙前』重役實際上已經消失。」改革「衙前」役、紓解富戶重壓，曾經是當初王安石改差為雇、實行免役法的最大動力。按照司馬光的說法，「衙前」重役已經消失，免役法也就九九藏書失去了推行基礎。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章惇冷笑著提醒太皇太后，司馬光所說的這些現象都是事實，但是，司馬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的是「管理官府公務接待的軍人需要按月發放錢糧，應|召押送上京綱運的官員、武官以及他們的隨從，還有軍人，都需要路費。這些錢哪裡來呢？統統來自免役錢！」—司馬光所說的「衙前」重役的替代措施，其實是免役法的一部分，要靠免役法提供資金支持。「如果改行差役，那就沒錢可用了，還拿什麼去差派軍人、招募官員呢？」

中書舍人范百祿同樣反對改雇為差，他用來勸說司馬光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免役法剛剛推行的時候，范百祿是開封府咸平縣的知縣，新法的推行讓幾百名本來應當承擔「衙前」重役的老百姓鬆了一口氣，就咸平縣的情況來看，老百姓是支持免役法的。免役法後來之所以遭到詬病，是因為執法者一味追求朝廷增收，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因此，范百祿建議司馬光，對於免役法，要減少役錢保留役法。范百祿與司馬光淵源甚深，他的叔父是司馬光的同年摯友范鎮，他的侄子是司馬光最親密的學生范祖禹。范鎮因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提前退休，悠遊林下。范百祿卻在王安石當政時期穩紮穩打，受到神宗的賞識，不斷獲得提升，從普通的縣令做到京縣的知縣，又被提拔為諫官。范百祿是進士出身，又考取過制科。宋朝開國以來，制科考入第三等的只有三位，第一位是吳育做到宰執，第二位是蘇軾，第三位便是范百祿。范百祿的學問之好，自視之高，可見一斑。從仁宗朝歷經英宗、神宗兩朝，直到哲宗初年，范百祿的履歷一直是連續的、上升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超越立場，范百祿是只認是非不管其他的。范百祿的建議，司馬光也沒有接納。八年之後，范百祿過世，范祖禹為叔父作墓志銘，記錄了范百祿的役法改革意見，並不無遺憾地寫下了四個字—「溫公不從」。范祖禹是多麼希望司馬光能夠聽進批評，不要在役法改革的路上走得那麼遠，可惜，「溫公不從」！

一百多年以後，朱熹給學生講本朝史，講到了這一節，他說：「章惇和司馬光爭論役法，章惇悖慢無禮，諸公爭相攻擊他。然而，我看章惇『說底卻是』。司馬光的說法，自己前後無法照應的，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想要維護司馬光，所以排擠他出去。再說，章惇又是個不好的人，所以人們都樂於看他被趕出去。」

說上面這一大段話的時候，朱熹曾經仰頭長嘆了多少次呢？他的眼角是否有淚滴？明明章惇「說底卻是」，可是「章惇又是個不好的人，所以人們都樂於看他被趕出去」。朱熹的這番話，無奈地道出了人性的真實。在太多的關鍵時刻，推動人們做出選擇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司馬光曆數了免役法的諸多弊端，章惇只承認其中的兩條：第一，在差役法之下，鄉村下戶（貧困人口）並不承擔「衙前」等重役，受害不多；而在免役法之下，他們也要交納「助役錢」。窮人不缺力氣和時間，缺的是錢，免役法的確損害了這一部分人的利益。第二，錢這個東西是官府鑄造的，莊稼地里不長銅錢，老百姓必須把糧食賣了，才能換成錢來滿足官府的需要。官府逼著收錢，老百姓急著售糧，糧食就越發的不值錢，這一點對所有老百姓都構成了傷害。這兩條，章惇認為，的確擊中了免役法的要害。但是，章惇辯解說，這兩條並非免役法自身所固有的屬性，而是因為當時推行免役法令的人，一心想要出政績，一味地貪多圖快，這才導致「新法推行之後，差役法的舊害雖然盡數除去，免役法的新害卻又悄然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