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之所以堅持要把權力交給一個病榻之上的老人，是因為這老人是她本人和萬千官員百姓心中的「司馬相公」。司馬光的個體生命，已經和政策調整，甚至大宋安危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他的健康成了政治風向標。追隨者擔心，「萬一事有不幸，司馬光撐不下去了，那麼，太皇太后陛下的仁政便難以為繼，老百姓的疾苦便無法解除，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也將遭人陷害！」反對派慶幸司馬光年老病重，「望望然幸光之死」，期待他早日去逝，政策調整趕緊結束。

每個人所能看見的，都是他心裏的世界。像蔡京、蔡朦這樣的人，不可能明白，司馬光想要的，不是跟王安石對著干，而是要改掉王安石政策的弊端，讓新政策更加符合國家與百姓雙贏的原則！

神宗朝十八年，「風俗頹弊」，士大夫的精神氣質徹底敗壞了。在績效第一的政策之下，官員們習慣了欺上瞞下，來博取上級的歡心。一味追隨的人被視為智者，獨立思考、敢於批評的人被視為瘋子。君主厭惡逆耳忠言，臣子只為自己考慮。這條路，再這麼走下去，絕對是死路一條，亡國就在眼前了。司馬光憂心如焚。他遙想自己的青年時代，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和恩師龐籍掌政的時候，那是多麼美好的年代啊！那個時候的士大夫是神清氣朗、氣宇軒昂的，人們心中有理想，有獨立的是非判斷，不論官職高卑，都自認為是頂天立地的儒者，為了江山社稷，敢於頂撞皇帝和上級。風氣的頹敗是很難扭轉的，縱然是貴為首相—他們自有一套辦法來對付你，讓你昏昏然墮入算計而不自知。這一點，司馬光從蔡京的身上已經領得教訓。然而，今日不努力振作，明日更當墮入下流。既然占定了這個位置，也只有拚命努力，做得多少是多少了。

據說王安石還把儒家「六經」之一《春秋》斥之為「斷爛朝報」，並趕出了科舉的考場。《春秋》固然簡單，但《春秋》的學習一向是配合著「三傳」的，而其中的《左傳》是充滿了政治智慧的史書。不考《春秋》，專用《新義》，一千年的政治智慧就這樣被王安石和神宗扔到了一邊。這一點，必須改變。元祐元年（1086）四月三日，經蘇轍建議，朝廷下令，來年科場，考試科目等一切如舊，「然而有關儒家經典的解釋，可以兼取前人註疏，以及諸家議論，或者獨出新見，不專用王氏之學」。

神宗—王安石時代，對學校和科舉進行了三項重要改革，司馬光的糾偏工作也圍繞這三項展開。第一項，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把考察重點從唐代以來的詩賦，轉移到經義（儒家經典的閱讀）和策論（對時務的觀察理解應對）上。這一點，司馬光是贊成的，考這些，比吟詩作賦更有價值，更貼近現實。但是，「只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九九藏書」，司馬光是不滿意的。他和慶曆年間的范仲淹一樣，希望通過改革把道德水準引入人才的培養和考察。范仲淹的解題思路是通過學校，司馬光的思路是通過薦舉制—讓現任官員推薦新進士，如果被推薦人後來有貪瀆不法，推薦人連坐。

對於禮儀秩序的尊重是司馬光生命的底色，縱然事急從權，然而，不能行禮如儀，還是讓司馬光感到萬分不安。對於有些人來說，制度只是用來約束別人的把戲—他們服從制度，只是因為暫居人下；一旦大權在握，便會恣意妄為，把制度踩在腳下。司馬光則不然，他對秩序的尊重是發自內心的。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發俸祿。到了四月，司馬光告假滿一百天，隨即停止領取俸祿。司馬光雖然名義上在休病假，可是他哪有一天停止工作？太皇太后聽說，無限感慨，親自下旨，指示有關部門「宰臣司馬光特旨給假養病，俸祿正常發放」，並且特地讓人把這份文件抄錄了一份送到司馬光家裡，以慰其心。太皇太后的好意，司馬光只願心領，他對太皇太后說，「百日停俸，著在舊章」，他身為首相，「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這就是司馬光，這才是司馬光，在道德上，他是真正的凜凜松柏，寒溫不能改其節！

神宗—王安石時代的第三項教育改革是關於學校的，學校的規模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科舉興而學校衰，這是唐宋之間的一個有趣現象。神宗以前，國子監招收200人，太學100人。學校不僅規模小，而且教育功能弱，學生很少在學讀書，學校只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和錄取優待。神宗把太學的規模提高到了2400人，並且讓太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宋朝第一學府。但是，太學的管理卻走向了教育的背面—由於太學多次被卷到政治漩渦中，有關部門制定了簡直比司法審判還要煩苛的制度，最終把學生管「死」了。各種千奇百怪的禁令，防範學生和老師就像防範盜賊一樣。除上課外，老師不得隨意接見學生，雙方唯一的接觸就是老師每月巡察所管的宿舍。宿舍的巡察制度就更奇怪了。宿舍是按照專業分配的，但老師負責巡察的卻又不是本專業的宿舍。於是乎，《易經》老師巡察《禮經》宿舍，《詩經》老師巡察《尚書》宿舍，師生雙方見面，客客氣氣地行禮、問好，甚至一句話都不說就可以解散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防止私人請託，杜絕賄賂發生。在這樣的學校之中，「上上下下，互相猜疑，各懷心事，以求苟且免於責罰」。

第一個給司馬光當頭棒喝的，正是蔡京。司馬光要改雇役為差役，蔡京竟然就能夠在五天之內給他想要的結果。當時，司馬光還口頭表揚過蔡京。可是後來揭露出來的事實卻證明蔡京在中間玩了多少貓膩！范純仁說的是對的，「如今這些官員執行起上級命令來，根本就不理會老百姓的利害疾苦，他們甚至會公開揚言『我只知道執行命令，哪裡管得了其他！』」只要上級滿意，這就是他們的原則—這「原則」實在是太可怕了。像蔡京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很多。成都府路的綿、漢兩州從來都沒有過「鄉戶衙前」這個役種，可是，成都府路的轉運判官蔡朦在接到中央役法改革命令之後的兩個月內，竟然就「創造性地」把「鄉戶衙前」役種在綿、漢兩州攤派開來。上面要差役，我就給你差役。多麼有效率啊！九*九*藏*書

這哪裡是學校應有的樣子？這樣的學校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因此絕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謙謙君子、忠厚長者。劉摯批評說：「學校培育人才，為首善之地，教化由此產生。即便是因為人多了要建立秩序，不能沒了規矩，可是這規矩也要包含禮義。……必須要改革，取消這些惡毒的制度。」改造學校，也在司馬光的計劃之中，然而他的改造計劃尚未全面展開，太學就出事了。這件事情的起因，是王安石之死。

神宗—王安石時代的第二項教育改革，是把王安石學派的著作當作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壟斷思想，排斥不同觀點。用王安石的學術來統一思想，是神宗的主張。北宋建國以來，政治寬容，思想自由，儒學逐漸恢復成長，積累以至於神宗朝，優秀的士大夫普遍具有較高的儒學修養，他們好學深思，不迷信權威，敢於挑戰傳統註疏，新見迭出。王安石、程顥、程頤、張載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對於這種狀況，神宗非常不滿。他對王安石說：「如今的經學理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怎麼統一道德？我們可以把您的經學著作頒行於世，把學者統一在一套理論之下。」

眼下宋朝的政壇風氣已經遠遠地背離中庸之道。重返開封之前，司馬光就明白，這朝廷早已不是教育他成長、鍛煉他成熟的那個朝廷；如今九個月過去，現實更讓他深刻地領教了過去十八年給大宋政壇帶來的改變。

害民無所謂，欺罔無所謂，得到「實利」最重要，迎合上意最重要，這是多麼可恥的想法！而王安石引經據典，httｐs://ｒeａｄ.9９csｗ.coｍ振振有詞。王安石所說的那個專職傳播君主好惡的官職，叫作「掌交」，是戰國時期人們想象中的周代官職，出自《周禮·秋官》：「掌交，手持使節，帶著禮物去循行各諸侯國，宣揚周王的德行、心意、理想和關注，讓他們都知道周王的好惡，在行動上避開王之所惡。」王安石直接把這段話解釋成了「迎合有理」，從字面上看，並沒有錯。然而，以王安石之博學，他不應該不知道《禮記·緇衣篇》對於「掌交」的職責還有進一步的解釋，那便是「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提倡王之所好來引領民風民俗，宣揚王之所惡來防止人民放蕩，人民就不會感到困惑了。程顥向司馬光說起這一段時，二人都是義憤填膺，不住地搖頭嘆息。王安石是博學的，可惜，他的博學沒有用對地方！

風氣是怎樣敗壞起來的呢？

不斷揭露出來的蔡京、蔡朦之流，讓司馬光感到憤怒、悲哀而乏力。他越來越悲哀地認識到，這些人才是當今官場的一般狀況。大宋官場早已不是司馬光青壯年時期所熟知的大宋官場，風氣壞了。

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司馬光才在兒子司馬康的扶持之下，出席了延和殿的簾前辦公會。此後，經太皇太后特許，每三天一次，司馬光乘轎到宰相府集合中央領導集體議事，開始正式主持朝政。

王安石的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但以王學來壟斷學術，鉗制思想，排斥異己，則是司馬光深惡痛絕的。這一點，蘇軾深有同感，他痛心疾首地控訴：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的開封政壇經歷了一場溫和的大換血：二日，蔡確罷相出知陳州，司馬光出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首相；四日，呂公著出任門下侍郎，成為第一副宰相；十八日，呂大防出任尚書右丞；二十三日，章惇罷知樞密院事；二十七日，范純仁被任命為同知樞密院事，成為樞密院的二把手，正式進入中央領導集體。神宗舊相中戰鬥力最強的兩個—蔡確和章惇都被趕出了中央，力量大為削弱。司馬光、呂公著的提升，范純仁、呂大防的入閣，再加上二月底新成立的「詳定役法局」中的韓維、孫永兩位，主張改革王安石—神宗弊政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強，中央的新舊力量對比出現了明顯的轉折。當然，台諫官顯然並不滿足於此，他們乘勝追擊，窮追猛打，向仍然在位的次相韓縝等人發起了密集攻擊。到了四月初二，韓縝也下台了。

一個國家的命運竟然維繫在一個病弱的老人身上，恐怕很難說是幸運。這份沉重，又豈是司馬光承受得起的？！一人身死不足惜，國運興衰豈可忽？！在得知太皇太后欲任命自己為首相的第一時間，司馬光向太皇太后建議，請老臣文彥博（1006～1097）回朝來穩定局面。文彥博八十一歲，健康狀況良好。司馬光所看重的，除了他豐富的政治經驗，更重要的是其平衡能力。「自古為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很難做到兩全。比如司馬光自己，在神宗朝便是「得於民而失於君」，只能賦閑養志。而文彥博卻能做到「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有文彥博坐鎮護航，呂公著與范純仁掌舵，那麼，即便司馬光離世，大宋這艘大船也應當可以順利地走過路線調整的險灘！這封札子關係重大，司馬光親筆書寫，甚至對司馬康都沒有透露，司馬光請求太皇太后：「如果能接受我的請求，請不要對任何人提起這是我的建議。如果我的首相任命已經進入程序，難以無故換人，那麼，我可以公開上表保舉文彥博，然後陛下只要把我的上表批示下發即可。」這個建議，太皇太后並未接納。沒有誰可以取代司馬光！九_九_藏_書

中央的「役法改革詔」中明明寫著，「若有妨礙，即具利害擘畫」，允許地方官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提出適合本地的實施細則。既然綿、漢兩州本來就沒有過衙前攤派，那麼就直接上報中央不好嗎？蔡朦為什麼不報？作為一名在王安石時代成長起來的官員，他已經習慣了不折不扣、甚至變本加厲地完成「上面」交下來的任務；而他對中央政策的理解也很簡單—司馬光上來了，就是要反對王安石。至於中央文件里說的什麼「因地制宜」，在蔡朦看來，都不過是套路而已！

讓司馬光至今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熙寧三年（1070）的王廣淵事件，這是去年過世的程顥對他講的。早在青苗法推行之前，熙寧二年初，京東轉運使王廣淵向本路富戶強制攤派貸款，收取百分之五十的高利，引發巨大民憤。當時，程顥是御史台官，他和諫官李常一起彈劾了王廣淵。神宗基本上已經被說服。然而最終，在王安石的勸解下，神宗還是決定對王廣淵免於追究。王安石是如何打動神宗的？王安石說：「王廣淵的為人，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見陛下想要追求功利實績，便能努力跟上，來迎合聖意之所向，這種行為便值得嘉許。古代曾設有專職官員，向四方傳布有關君主好惡的信息，讓老百姓在行動上盡量避免惹惱君主，王廣淵迎合上意，恐怕不應該怪罪。」司馬光想到的第二件事，是熙寧七年的程昉事件。程昉在河北淤田，大水淹了老百姓的莊稼、墳地和田園；又謊稱是當地百姓主動請求淤田的，犯有欺罔之罪。可是，王安石和神宗就因為程昉淤田為朝廷帶來了「實利」，便不予追究。

司馬光的宰相任命儀式非常特別—太皇太后直接派人把告身和敕書送到了司馬府上，拜相於私邸之中，這在宋朝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司馬光的身體狀況，自元豐五年（1082）正月中風以來，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元豐八年三月，神宗突然駕崩之後，他接受太皇太后的囑託，重返政壇，出任副宰相，夙興夜寐，日夜操勞，一直支撐到元祐元年正月二十，終於病倒，「以疾謁告」；二月下旬，病情略有好轉，胃口也比之前好些，只是身體虛弱，容易疲乏，足部腫脹生瘡，步履艱難，只能拄著拐杖在房間里走幾步，無法正常出席朝會活動，只好在病榻之上通過書信參与國事的討論與籌謀。閏二月初二，是司馬光病休的第四十二天。任命發布的當天，太皇太後派禮賓司的官員先行前往司馬府上通報，請司馬光出來接受任命。讓太皇太后沒有想到的是，這樣簡單的禮儀，司馬光病弱的身軀竟也無法完成。司馬光上表請辭。六日，太皇太後派出更高級別的禮賓官將任命文書送到了司馬府上。司馬光深感不安，第三次上表懇辭。第二天，太皇太后又派親信宦官攜帶親筆書信前往，敦促就職。最終，司馬光只得含淚接受。read.99csw.com

神宗下令國子監雕版印刷王安石的《三經新義》，頒行全國，作為官學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讀本。名義上古人的註疏還能用，可是有皇帝的指示在上，哪個考官不心領神會，哪個考生不想金榜題名？自此以後，「考生只要寫一句話，也要引用《新義》。有的人甚至連經書都不讀了，只讀王安石的書，照樣考得上，讀得滾瓜爛熟的還能名列前茅」。就這樣，在神宗「一道德、定於一」的方針指導下，依託先進的印刷技術和強大的國家機器，王安石的學術通過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以大水漫灌之勢傳播流布，整整十年，一代讀書人都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

神宗要打仗，王安石要「理財」，「富國」為「強兵」之後盾，兩者都追求高效。怎麼才能高效？下對上唯命是從。為了做到惟命是從，當然必須鼓勵「迎合」。朝廷樹立的標杆是吳居厚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理財能臣，只要能夠立竿見影、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命令，增加朝廷國家的收入，便會得到褒獎提拔；是否會損害百姓利益，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上行下效，風氣焉能不壞？！

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賢君，他的王后是女將軍婦好，他的宰相傅說則是賢相的代表。傅說做宰相的基本原則，來自武丁的教誨。武丁說，做宰相，「若作酒醴，爾惟曲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這也是司馬光所信奉的為相之道，他對武丁的話做了進一步的解釋：「釀酒需要酒麴和酒米，曲子過多會太苦，酒米過多會太甜。製作和羹需要用鹽、梅調味，鹽放多了會太咸，梅子放多了會太酸。調和適宜，最為難得。好宰相為政，無論大事小事，都要努力在寬鬆與緊張之間尋找平衡，做到平和允恰，讓方方面面都合適，這才是好。」酒麴與酒米、鹽與梅這些不同的東西以合適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釀出美酒、熬成和羹；朝堂之上多元共存，異論相攪，和衷共濟，才能產生美好的政治。這其實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今日之官僚積習已成，難以頓改，司馬光把振作風氣的希望放在了學校和科舉，這是未來人才的養成之地和選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