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以高度克制的筆法曲折地表達了對王安石的高度不滿和有限敬意。這番意思，我們今天能讀出來，當時那些飽讀詩書的士大夫怎麼可能讀不出來？！這則制書，在頒布之前，作為門下省長官的司馬光和呂公著都是讀過的，他們也都簽了字—王介甫高才，只可惜路走錯了。此時不便明言，是為了團結。要革除王安石施政的弊端，又要通過對王安石身後事的處理來表達和解的意圖，振作風氣、維護團結—這是司馬光和呂公著想要的。然而，把「安石其人其學」與「安石相業」一分為二，區別對待，是難之又難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認知高度。

第二天，范純仁收到了太皇太後派心腹宦官送來的密封手詔。范純仁一邊讀，一邊在心中讚歎太皇太后的聖明。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呂陶又說：「士大夫最可怕的毛病，就是勢利跟風，不能獨立做出公正判斷。勢利跟風這種行為，往小處說，是一個人道德廉恥的淪喪；往大處說，是社會風俗的敗壞。」呂陶是有資格說這番話的。他是唐介的門生，而唐介是仁宗朝最耿直的台諫官，後來做到副宰相，被王安石活活氣死（見本書第15章之「唐介之死」）。熙寧三年（1070），呂陶應唐介推薦參加制科考試，在對策中批評王安石新法，一度打動神宗。當然，那一榜批評王安石最犀利的，不是呂陶，而是孔文仲（見本書第19章之「孔文仲制科風波」）。在神宗朝，呂陶曾經因「抵制破壞新法」而遭貶。在哲宗朝，呂陶則敢於反對司馬光，在役法的問題上，他主張「不如參用新舊二法，裁量取中」。呂陶所秉持的永遠是自己心中的標準，他從未勢利跟風。

可惜，這樣一封承載著太皇太后「聖意」的和解詔書，並未如約產生。四月二十八日，惴惴不安的鄧綰在鄧州過世。鄧綰之死引發了更大範圍的恐慌，很多人相信鄧綰是嚇死的—因為，這些人相信，倘若鄧綰不及時消亡，必然會面臨一系列嚴厲處分。

在制書中，蘇軾還總結了王安石的學術淵源，說他「少學孔、孟，晚師瞿、聃」。孔、孟是儒家；瞿指佛家—瞿曇今譯喬達摩，是釋迦牟尼的姓氏；聃指道家—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這就等於在說王安石的學術是駁雜的，他從儒家出發，最終卻倒向了佛道。這種並不純粹的知識取向，一方面催生了更具創造力的《三經新義》，另一方面卻也把《春秋》趕出了科舉的考場—這是創造，也是破壞！蘇軾運筆至此，胸中蘊蓄著多少憤怒與無奈！

元祐元年四月六日（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薨于江寧府（今南京）。

太學諸生早就恨透了黃隱，可是也拿他沒辦法。太學不是現代學校，而是官員養成所。經神宗改革后的太學分為三舍，也就是三級：外舍2000人、內舍300人、上舍100人，通過考試，一級一級往上升，上舍考試合格，就可以直接當官了。上舍考試的功能與科舉中的省試相當，所以，上舍考試的級別也是省試級的。下上舍考試一等，是從內舍升上舍的考試，稱為「公試」，朝廷也極為重視，一直都是從諫官、御史等官員中臨時任命考官，以防作弊。元祐元年（1086）三月，太學制度改革，把「公試」的考試權正式賦予太學。負責主持「公試」的，正是國子司業！ 也就是說，黃隱其實把持著太學2300名內捨生和外捨生的前途命運！正因如此，對於黃隱的作為，諸生一直敢怒不敢言。而王安石祭祀事件正好提供了一個出口，諸生蓄積已久的憤怒這才爆發了。九_九_藏_書

鄧綰縱然曾經荒唐，可無論如何也罪不至死；況且，鄧綰已經為自己曾經的無恥付出了代價，朝廷又有什麼理由對鄧綰削官奪職？難道真像笑話里講的，龍王要殺死所有長著尾巴的水族，連青蛙也不肯放過，就因為青蛙在蝌蚪時期曾經有過尾巴？倘若這樣處置鄧綰，那麼，所有那些在王安石時代曾經逢迎的官員都將不寒而慄，不能安心本職，而試看今日之大宋，三十歲以上的官員，又有哪一個不是王安石和神宗提拔起來的？倘若如此，搞得官心惶惶，這天下靠誰來治理？！范純仁感到了強烈的不安。在御前會上，當太皇太后拿出林旦的彈章徵求意見時，范純仁據理力爭，終於打動太皇太后，為鄧綰贏得了滁州的任命。退朝之後，范純仁左思右想，仍然覺得不安穩。他自己做過御史，了解言官那種除惡務盡、務求必勝的心態，他擔心林旦惱羞成怒，把矛頭指向自己，更擔心太皇太后改變主意。於是，他又給太皇太后連上了兩道奏疏，一道重申寬宥鄧綰的意義：「如此，則陛下的度量包納洪荒，廣如天地，那些過去犯了錯誤的人，都有機會改正，心裏輾轉反側的人，都可以獲得安寧，這是事關朝廷治國根本的事情。」一道表明自己無由偏袒鄧綰：「先帝在時，曾經任命我知襄州，因為鄧綰的彈劾，降級改任小州知州。鄧綰與我，無恩有隙。我今天所說的這些，不是為了鄧綰，而實在是痛惜朝廷的體面，還望太皇太后陛下詳察。我昨日在簾前為鄧綰分說，已蒙陛下當面表揚，表示接納。我擔心其他宰相大臣的意見可能與我不同，因此不免多說兩句，希望陛下認真考慮。」

司馬光的態度如何？

那麼，黃隱就是勢利的嗎？說黃隱勢利，似乎也有欠公平。元豐五年（1082），黃隱入朝擔任監察御史里行。當時正是王安石的學問最盛行的時代。神宗問黃隱以誰的學術為皈依，黃隱大聲回答「司馬光」。出任國子司業之前，黃隱所擔任的職位是御史，他積極彈劾熙豐舊相，支持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可以說從頭到尾，黃隱都沒有改變他的立場，他並不是隨風倒的牆頭草。那麼，如此不顧體面地焚燒《三經新義》印版、阻止學生紀念王安石，黃隱意欲何為？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在黃隱的心中，王安石與司馬光是你死我活的關係，他既然是司馬光的「忠臣」，那就一定要把王安石的影響連根剷除！在黃隱近乎癲狂的行為之中，蘊含著一種仇恨的力量，這種力量不顧大局，拒絕和解，就像是野火一樣，倘若放任它蔓延，必定會燒毀整個官僚集團。

既然王安石倒了，那麼，跟他有關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應該被打倒、被推翻。這應該就是太學副校長兼教務長—國子司業黃隱的真實想法。

范純仁在「鄧綰事件」上看到了同樣的仇恨之火。鄧綰這個人，我們在第20章中早已做過介紹，此人以歌頌新法得官，從一個小小的寧州通判被直接提拔進宰相辦公廳，從此青雲直上。「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就是此公名言。他曾任諫官，又長期在御史台任職，為新法鼓吹張目，後來得罪王安石，被貶出朝，徘徊地方。再後來，經過多次大赦恩典，鄧綰的官銜待遇得到恢復，四月四日，也就是王安石過世前兩日，鄧綰被從鄧州調往揚州。這本來是一次正常調動—前任宰相韓縝外放，出知潁昌府（今許昌），現任潁昌知府曾孝寬要給韓縝騰地方；而曾孝寬是前任吏部尚書，要換也得換個好地方，於是改任知鄧州（今鄧縣）；所以，現任鄧州知州鄧綰要改任揚州知州，以便給曾孝寬騰地方。潁昌府、鄧州、揚州雖然都是州級單位，但在宋朝的官場序列當中，權重是依次遞減的。鄧綰改任揚州知州是一次多米諾骨牌式連環調動的最後一環，本來很正常。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番調動卻驚動了新任殿中侍御史林旦（？～1091），惹來了一連串殺氣騰騰的攻擊。林旦上疏，指責鄧綰「人品下流，是個天生的兩面派、馬屁精」，又說鄧綰冥頑不靈，從鄧州改揚州，尚且心懷不滿，因此請求太皇太后對鄧綰「特出聖斷，重行誅殛!」由於林旦的彈劾，朝廷將鄧綰的任命從揚州知州改為滁州知州。林旦卻仍不滿意，繼續窮追猛打，「請求朝廷削去鄧綰一切官職，把他流放到邊遠地方，終身不予恢復，以謝天下！」九_九_藏_書

以上就是《王安石贈太傅制》的全文，它出自中書舍人蘇軾的手筆。如椽蘇軾筆，是否忠實地傳達了司馬光的意思？中書舍人的職責是「代王者立言」，準確地傳達高層的政治意圖，然而，執筆者總有辦法把自己的觀點和情緒帶入文字。蘇軾這一篇制書，表面上看都是讚美之詞，細讀卻能品出諸多的不滿。

大多數台諫官都站在太學生這邊，對黃隱提出了批評。殿中侍御史呂陶的看法最合司馬光的心意，呂陶說：「關於經文意義的解釋，無論古今新舊，最可貴的是恰當。漢代以來儒家的解釋未必全都對，王安石的解釋未必全都不對，善於學習的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又何必是古非今，厚此薄彼，一定要趕時髦呢？想當初王安石得勢的時候，他的書成為標準讀物，天下流傳，膚淺之士尊崇他、信奉他，把他比作孔、孟之間的人物；等到王安石失勢了、死了，這幫傢伙又群起而詆毀他，認為他的學問沒有任何可取之處，這實在是一群不明道理的混蛋！」

消息傳到開封時，剛過晚飯時分，司馬康正攙扶著父親在堂前的小院欣賞新開的第一朵白芍藥。宰相府的差人送來江寧府的文書，司馬光捧讀之後，命人焚香，取來公服和幞頭。在兒子幫助下穿戴整齊之後，司馬光對著南方長長一揖，而後肅然站立，默默不語，許久，眼角淌出兩行清淚。司馬康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正躊躇間，只聽司馬光輕聲吩咐：「去書房https://read.99csw.com。」

王安石的生命已經結束，蓋棺論定的權柄掌握在司馬光的手上。他們曾經是朋友，後來成為政敵。對於朝廷國家，兩人懷著同樣熾烈的熱愛和深沉的責任感，可是他們所主張的路線方針卻是南轅北轍、水火不容。猶如冰炭不能同器，司馬光與王安石不能同時並立於朝堂之上，所以，當王安石得君行道之時，司馬光拒絕了樞密副使的高位，主動離開政治中心，這一走便是十五年。這十五年，可以說是司馬光的主動選擇，也可以說是拜王安石所賜。如今，司馬光大權在握，已經死去的王安石等待著司馬光的評判。司馬光必須給王安石，給他們共同經歷、共同塑造的過去、現在，以及在他們影響之下的未來一個交代。

最後，蘇軾輕描淡寫地提到了王安石的政治作為，說神宗對他的信任是「古今所無」的。對於安石相業，蘇軾不置一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這種絕口不提實際上就是無言的否定。緊接著，蘇軾就談到了王安石的罷相，他稱讚王安石主動退休是洒脫高蹈的。再往下，就是以哲宗名義說的一些客氣話了。

太學諸生通過各種渠道紛紛上告。一時之間，黃隱的種種惡行被揭發：朝廷命令並沒有禁絕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只是強調不能只用《新義》，可是，這黃隱卻在去年十二月到任之後，即刻下令焚毀《三經新義》的書版，擺出一副與王安石的學問勢不兩立的架勢。朝廷命令並沒有禁止學生在作文時引用《三經新義》，可是黃隱判卷子，只要一見到「新義」兩個字，就會大為光火，狠狠地打上難看的紅叉不算，還會在旁邊東拉西扯、上綱上線地批上一大篇，最後，還要把這份試卷張榜示眾。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云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于漁樵，不亂群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在司馬光、呂公著的主持下，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會活動兩天，以示哀悼，贈給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階，給予七名王安石後人入官資格，並下令江寧府配合王家料理喪事。王安禮一直在擔任江寧知府，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就近照顧哥哥。四月四日，朝廷已經發布王安禮調任青州知州。長兄過世后，安禮請求繼續留任，以便營辦喪事。朝廷立即批准了他的請求。九*九*藏*書

王安石「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那麼，他所創造的新風俗究竟是好是壞？在制書中，蘇軾保持沉默，並未加以評論。可是，在另一篇大約作于同一時期的文字中，蘇軾卻把王安石時代的文學園地比作長滿了「黃茅白葦」的鹽鹼灘，發出了痛徹心扉的吶喊。

這封信是司馬康連夜親自送往呂公著府上的。呂公著讀罷，也是默然不語，老淚縱橫。

何其大度乃爾！清人蔡上翔讚歎說：「司馬光與王安石雖然意見不合，但是論人品都是君子！」這話固然不錯，卻未免小看了司馬光，他忘記了司馬光作為政治領袖的身份。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司馬光要顧全的是大局，是朝廷的體面，是大宋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廢除新法，厲行政策調整，這是司馬光所堅持的。其中是非，當時與後世各有評說，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司馬光為修復團結所做的努力。王安石追求「同」，司馬光追求「和」。「同」是單調的一律，而「和」是「不同」的和諧共處、融為一體。「若作和羮，爾惟鹽梅」，這就像是烹制美味的羹湯，需要水，需要火，需要鹽，需要梅，需要各種調味醬，「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王安石的理想朝廷是「我」最正確，別人都聽我的，所以他鼓勵迎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司馬光的理想朝廷則是像仁宗時期那樣，各種意見並存，所以他鼓勵批評和討論。司馬光願從本人做起，提倡和解，提倡對不同意見乃至政敵的寬容。

范純仁的讚美是發自內心的。

制書首先肯定，王安石是老天用來成就「非常之大事」的「希世之異人」，王安石的智術、辯才、文章之美與影響力之高，都是睥睨當世、曠絕古今的；也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在短短的一年內，贏得皇帝的絕對信任，獲取巨大權力，改變整個國家的政策、風俗與走向。這幾句話是寫實，卻未必是讚美。因為在蘇軾這裏，學問、智術、辯才、文章、影響力都是中性詞，本身並不包含價值判斷，可以服務於仁，可以服務於義，也可以服務於功利；而一個追求功利的人，倘若才智過人，則會走得更遠，錯得更嚴重。而「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一句，更是化用了《史記·殷本紀》對商紂王的評價「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指向暗含深刻批評。ｒeaｄ•９９ｃｓｗ•cｏｍ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傳到太學之後，有太學生集資，打算在學中為王安石擺設靈堂，公開祭祀，以表達哀思。結果王安石的寫|真像還沒有掛好，黃隱就怒氣沖沖地帶著隨從趕到，衝散了靈堂，捲走了王安石像，把領頭的學生關了禁閉，罪名是非法斂財。黃隱的做法在太學諸生中引發了強烈不滿。什麼叫「非法斂財」？分明是反對紀念王安石！皇帝和太皇太后都停止上朝致哀了，為什麼不許我們哀悼！太學里這麼多年讀的都是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受王安石的教導，就是王安石的學生，學生祭祀老師，天經地義！他黃隱小小一個的國子司業有什麼資格阻攔？！朝廷都在說要給太學更大的自由，禮遇諸生，黃隱卻背道而馳，對學生濫施刑法，是何道理？！

司馬光要寫一封信，這封信，他不要兒子代筆，堅持自己親筆書寫。收信人是呂公著，信中所談的，正是他們共同的朋友和對手王安石：

此時的范純仁，年屆六旬，已經是政治場上一名飽經風霜的老將。三十四年前，他父親范仲淹去世，歐陽修以老友的身份為范仲淹作神道碑銘，堅決主張范仲淹在中年時期與他年輕時彈劾過的宰相呂夷簡實現和解，二十六歲的范純仁強烈反對，甚至把歐陽修的神道碑文刪掉了二十幾個字才刻石，結果徹底惹惱了歐陽世叔，歐陽修當面扔掉了范純仁送來的碑文拓片，說：「這不是我的文字！」那個時候的范純仁不理解，為什麼歐陽修一定要在碑文中讓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在年輕的范純仁心中，父親是正義的化身，呂夷簡則是邪惡的代表，正義與邪惡之間，怎麼可以有和解的空間！二十一年前，范純仁是侍御史，韓琦是宰相，歐陽修是副宰相。英宗要尊崇生父濮王，歐陽修、韓琦主張英宗可以稱呼濮王為「父親」，范純仁堅決反對，憤然上疏，甚至暗指宰相操弄權柄、威脅皇權，惹得韓琦當眾墮淚。那個時候的范純仁四十歲，他相信自己是正義的代表，他越是激烈地批評韓琦、歐陽修，便越是對大宋王朝好。如今時光流轉，范純仁坐到了當年韓琦、歐陽修的位置，也終於明白了韓琦的傷心與歐陽修的堅持。父親有父親的偉大之處，作為宰相，呂夷簡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英宗是否稱呼濮王父親，對於本朝政治又有何損傷？真正分裂了士大夫群體、損傷了大宋元氣的，不是濮王的稱號，而是圍繞著濮王稱號的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現實政治之中，不可能有純粹的非黑即白，妥協、和解都是必須的，「召和氣」才是當務之急。

范純仁請送信的宦官飲茶相待。不一會兒，他就寫好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