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有必要對廣西桂林龍隱岩的摩崖「元祐黨籍碑」做個簡單的介紹。那是對北宋政治鬥爭的遙遠迴響。在徽宗和蔡京的手上，北宋走向了滅亡，北方異族的打擊固然是滅亡北宋的直接原因，然而，徽宗和蔡京也難辭其咎，是他們的施政讓北宋政治走向了徹底的腐敗，完全失去了應變抗擊的能力。徽宗是神宗之子，蔡京是王安石之徒，他們高舉的正是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幟。皇帝永遠正確，臣子的忠奸卻是可以隨政治形勢而發生變化的。在南宋，高宗金口玉言，宣布王安石為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相應的，王安石的反對派獲得了無比崇高的評價，作為王安石反對派的絕對領袖，司馬光則被塑造成為一個完人，一個本來可以挽救北宋的，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英雄—這樣的故事，得是多麼一廂情願的人才肯相信！伴隨著政治的翻雲覆雨，「元祐黨人」也從罪人的標籤變成了英雄的勳章，甚至有人冒充黨人後裔。於是，敏感的黨人後裔開始了重刻、重刊、重抄「黨籍碑」的活動。這便是龍隱岩摩崖的來歷。黨人後裔所關心的，其實也只是那一點來自皇帝和朝廷的微小的實惠罷了。但不知，南宋之人，站在龍隱岩摩崖之前，可曾有片刻回想起東京夢華？

司馬光在涑水故園下葬的日子，是元祐二年（1087）正月初八日。這一年的冬天，天氣格外寒冷。可是在初八這天，從四面八方趕來送葬的人卻有好幾萬，從司馬家的墓園一直排到遠處的峨眉嶺上。這些素昧平生的人素服哀嚎，就像是在哀悼自己死去的父母親人。負責主持司馬光安葬儀式的戶部侍郎趙瞻、大宦官內侍省押班馮宗道回朝報告，惹得太皇太后又是淚水漣漣。開封有人畫了司馬光的像，刻印出來到市場上去賣，開封人家幾乎一家一幅，外地人也紛紛到開封來購買司馬光像，不少畫工因此致富。人們像供奉祖先和神明一樣供奉司馬光。

遭遇了這樣的奇恥大辱，章惇竟然一語未發。只有他的兒子章持忿然上疏，為父鳴冤：「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把我的父親調任揚州，是為了方便他就近照顧我八十七歲的老祖父。兩位陛下的深恩厚德，我們祖孫三代感激涕零，粉身碎骨，無以為報。可是，沒想到卻發生了這樣的事。這一定是執政大臣與台諫官相互勾結，欺罔陛下……」

蘇軾所說的，司馬光對神宗政策的批評，神宗要司馬光做樞密副使，為《資治通鑒》作序，將《資治通鑒》納入經筵講讀，都是事實。然而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和解釋，卻顯然是蘇軾的「創作」。蘇軾力圖在司馬光與神宗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良性聯繫。在《行狀》中，蘇軾把司馬光在哲宗朝的復出描述成神宗的意圖：

這樣的說法，在熟知本末的人看來，簡直近乎胡編亂造。然而，在這樣的「胡編亂造」之中，卻蘊含著蘇軾作為政治人的高度敏感。司馬光當政以來所進行的一系列路線政策的調整，都是「反王安石」或者直接說是「反神宗」的—這一點，千真萬確，不容否認。司馬光的權力來自哪裡？來自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的授權；而在當時的政治倫理結構中，太皇太后自身無權干政，她的權力來自皇帝—哲宗年幼，無法行使皇權，作為祖母，太皇太後代行皇權。所以，原則上，太皇太后所行使的皇權應當貫徹哲宗的意志，太皇太后本身無所謂意志。那麼，哲宗是誰呢？神宗之子！子之於父，孝道第一。何為孝道？「三年無改父之道」，繼承發揚父親的想法和做法，這才是孝道的正宗！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大改神宗之政，對錯得失姑且不論，這種行為本身就隱含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哲宗親政之後不認怎麼辦？萬一哲宗不認，要重回神宗路線，那麼，司馬光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不僅司馬光，所有跟隨他一起推翻神宗路線的人都將粉身碎骨。因此，必須讓人們相信，司馬光的當政和他所推行的反神宗路線都出自神宗的本意。

這兩位刻工的遭遇大不相同，李仲寧得到了江州知州的諒解，贈給他美酒，批准了他的請求。知州甚至感嘆，李仲寧的行為「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那麼，江州的這塊碑還要不要刻呢？當然要，換一個只認得刻刀不認得文章的便好。安民的祈求則令管事的人大怒，威脅說要治他的罪。安民無奈，哭著請求說：「既然是輪到我當差，那我也不敢不刻。我只求老爺允許我不在石頭上刻上我的名字，我怕後世的人會怪罪我啊！」說完嚎啕大哭，碑，還是刻了。

蘇軾為司馬光書寫了《行狀》和《神道碑》。這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寫作。《行狀》是私人寫作，代表著司馬光家族；《神道碑》是官方書寫，代表宋朝官方對司馬光的評價。在這兩份出自一人之手的不同性質的文字當中，蘇軾反反覆復地提到一個關鍵詞，強調著同一件事。

這樣的司馬相公死了。太皇太后得到消息，慟哭了一場，小皇帝也掉了眼淚。司馬光是九月初一過世的，初六日正是每年一度明堂祭天大典的日子，而這一次的明堂是哲宗即位以來的第一次。作為首相，司馬光本來是當仁不讓的明堂大禮使，這個光榮的差使，由於身體狀況，司馬光辭掉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司馬光竟然沒能撐到明堂這一天。想到這裏，太皇太后、呂公著、范純仁諸人都無比感傷。國之大典不可廢，六日，太皇太后忍住悲傷，完成了明堂大典。可以告慰司馬光的是，此番明堂大赦所頒布的利民措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明堂大典完畢，哲宗宣布，由於司馬光之喪，此次明堂，取消祥瑞展示、百官稱賀環節，只行大赦之儀。大赦儀式后，太皇太后和皇帝一起駕臨宰相府，弔唁司馬光，「哭之哀甚」。九-九-藏-書

對於「司馬相業」，《神道碑》的銘文|做了如下總結：

這個詞就是「神宗」，這件事就是「神宗對司馬光知遇最深，司馬光的復出是神宗的旨意」。《行狀》說：「司馬光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重，而神宗對他的知遇是最深刻的。」《神道碑》說得更為直接透徹：

在維護自身權威的問題上，太皇太后心如鐵石，不可轉移。司馬光死後三年，元祐四年（1089），前任宰相蔡確被指控所作《車蓋亭詩》謗訕太皇太后，責降英州別駕，流放到新州（今廣東新興）監視居住。蔡確的貶謫決定是太皇太后在簾前辦公會上當眾親口宣布的，事先並未與宰相們商量。各位宰相的第一反應是倒吸了一口涼氣，流放嶺南，豈不是要置蔡確于死地嗎？本朝上一次給卸任宰相如此嚴厲的處分，還是在六十年前。真宗晚年，丁謂當政，把寇準流放到雷州；仁宗即位，劉太后當政，又把丁謂流放到崖州。寇準和丁謂雖然忠奸有別，但都是當時在位的宰相，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敗北，遭遇對手清算，容或有之。可是蔡確三年以前就已經離開相位，如此處置，豈不過分？這一年的二月，呂公著已薨，當時的首相是呂大防，次相范純仁，副相孫固、劉摯、王存。呂大防、劉摯想用孝道來打動太皇太后，說：「蔡確的母親已經很老了……」卻沒想到，這話被太皇太后直接打斷，簾後傳出的聖諭簡短有力，不容置疑：「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太皇太后的回答透露出滿腔的怨憤。今上即位奉的是先帝遺詔，還有太皇太后的庇佑，蔡確當時恰在相位，躬逢其時，又非首相，卻敢自誇有定策大功，眩惑皇帝，謀求復相，是可忍孰不可忍！話已至此，呂大防只得率領一眾宰相領旨退下。只有范純仁不死心，與王存二人單獨留下，繼續為蔡確求情，太皇太后沒聽完，就轉身回宮了，丟下范純仁和王存兩個，從頭頂涼到了腳底。

崇寧二年九月、三年六月的兩次刻碑，等於是兩次全國範圍內的石刻黑名單的活動。這兩次刻碑活動，幾乎沒有遭遇來自官僚集團內部的任何抵制，卻有兩名卑微的刻工表達了抗拒。

六月十二日，司馬光病情再度加重。這一次發病，腳上的瘡引發的膿腫一直腫到前腳掌，導致整個腳面都不能著地，只能仰面躺著。太皇太后遣來的醫官回去之後，得到的結論是「司馬相公恐怕是來日無多了」。太皇太后聞言，神色泫然，良久不語，隨後下旨，司馬相公居家休養，為國珍攝，暫可不必憂勞國事。

然而，值此新舊交替、路線變換之際，司馬光哪裡可以靜得下心來踏實休養？他的心裏有太多的事情放不下。

章持的話只對了一半—台諫官的確對章惇進行了猛烈的攻訐。諫官王岩叟說：「像章惇這樣跋扈的人，心懷怨望，任性無禮，對太皇太后和皇帝所為悖逆，要是按照制度來，絕對是應當殺頭的。給他一個汝州知州，已經是罪大責輕，憑什麼又改到揚州？！一定是有人想要為章惇翻案，揚州之後，必定還有後續節目，請陛下務必留意。」章持沒有說對的，是執政大臣的態度。隔著帘子，太皇太後手中揮舞著台諫官的奏疏，怒氣沖沖地問道：「是誰在為章惇主張？」呂公著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大家的意見。」太皇太后又要處分章持，也被呂公著攔下了，呂公著說：「兒子為父親，做什麼都不過分。」孝道在上，太皇太后不再窮追。然而，想當初章惇在討論垂簾儀制時說過的那句話卻一直在她的耳邊迴繞—「待與些禮數！」「待與些禮數」，輕慢無禮，大逆不道，這樣的人就應當萬劫不復！惟其如此，才能讓他們明白君臣之道！

壞消息接踵而至。司馬光推薦過的一個官員孫准出了問題。孫准跟老婆娘家的人發生訴訟，遭到了罰金處分。這件事本身跟司馬光沒有關係，可是司馬光自責，自己可是在推薦詞里說「孫准行誼無缺」的，這能算得上「行誼無缺」嗎？司馬光上奏朝廷，自責「舉非其人，請連坐」。「我最近上奏，要求提高薦舉在官員選任中的權重，建議舉人不當者，薦舉人要負連帶責任。……我是宰相，自己立的法，自己第一個違犯。倘若不加處罰，又憑什麼約束別人？」這件事情發生在八月二十六日。

蘇轍當即表示反對，說：「孔子說的是『哭則不歌』，沒有說『歌則不哭』。現在咱們慶賀大赦已畢，前往弔喪，論禮是沒問題的。」蘇轍的話是順著程頤的邏輯來的，程頤掉書袋，蘇轍也便跟著他掉書袋，只不過比程頤分析得還要精準。蘇轍的話縱然不能完全說服程頤，但基本在理論上解決了大赦之後弔喪的問題。這番談話，倘若到這裏就結束，雙方面子上都還是過得去的。可是，就在這個當口，蘇軾說了一句俏皮話，他笑著對程頤說：「您這是枉死市上叔孫通所制的禮呀！」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枉死市是民間傳說中冤死鬼的所在，叔孫通是漢初儒生，為漢高祖制禮；叔孫通所制的禮，在後世儒家看來是簡陋無比的。「枉死市上叔孫通所制禮」，何其不通乃爾！這樣聰明的比read.99csw.com喻，大概也只有蘇軾想得出。

可是，神宗畢竟沒有用司馬光做過宰相。關於這一點，蘇軾解釋說，司馬光是神宗為下一代皇帝所儲備的宰相人才。在蘇軾的筆下，神宗對司馬光的安置高瞻遠矚，充滿了預見性：

又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死去的和活著的都將被重新安排，從前在上的要打入泥潭，從前在下的要奉上高台。神宗朝的歷史被改寫。太皇太后攝政時期臣僚所上章疏被編類整理，編類章疏的對象從三省、樞密院擴大到侍從台諫官，然而並未就此打住，哲宗去世之後，有關部門發現，已經編類整理的章疏達到了1,900冊，如果按「人為一本」算，那麼就是1,900人的規模了。編類的目的是甄別立場，提供未來官僚選任的依據，凡是曾經反對神宗—王安石的，就算是「記錄在案」，永不提拔了。報復和打擊都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理直氣壯。

因為「不言」—沒有批評蔡確或者試圖「營救」蔡確遭到處分的官員已達八名。到了六月，范純仁、王存主動上章求退，二人的奏章，太皇太后「皆留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只等宰相主動表態。最終，還是老臣文彥博體悟聖意，主動提出了對范純仁、王存的處理意見。范純仁罷相，出知潁昌府；王存解除副宰相職務，出知蔡州。雖是外放，所得之州都是好地方，太皇太后的意圖是明確的—她並不懷疑范純仁、王存的忠誠，但是，在蔡確這件事上，二人處置嚴重不當，必須懲戒，以觀後效！

在司馬光的心中，是非最大。他直道而行，夢想建立一個上下和諧、秩序井然、安定富足的國家，「讓中外之人都能安閑地吃飯、喝茶、游賞、嬉戲，不受戰亂的驚嚇，不用擔心有人窺視竊聽」，沒有戰爭和動亂，社會秩序穩定，老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豐年留客有雞有肉，臘酒雖渾，賓主盡歡。這是最簡單的夢想，也是最宏偉的藍圖。為了這個理想，司馬光反對朝廷對百姓的過度剝削，他主張皇帝和國家要削減開支，要藏富於民，給老百姓休息的時間。當朝廷政策違背他的理想，司馬光斷然離去，對於神宗捧出的樞密副使的高位，他不屑一顧，情願躲在洛陽編著《資治通鑒》，一躲就是十五年，開封的榮華富貴只等閑。當太皇太后發出召喚，委以大政，給他調整政策、救民出水火的機會時，司馬光明知艱險，仍毅然還京，主持調整大計，「盡人謀而聽天命」，這就是「司馬相公」的態度。司馬光曾經為韓琦祠堂寫作碑文，他借韓琦的口說：「為人臣者，當儘力以事君，死生以之，只看事情本身的是非如何。至於成敗，那是天命。怎麼可以因為事先擔心事情不能成功，就撒手不管呢！」

在大宋的疆域之內，曾經存在過多少塊「元祐黨籍碑」呢？徽宗初年的州級單位是316個，分為24路，路級分設四種機構，粗略計算，州級衙門需立碑316塊，路級衙門須立碑96塊，兩者相加，400塊應當是有過的。那麼，這些碑到今天還有多少塊呢？蕩然無存。消滅這些碑的，並非歲月，而是政治風雲和行政命令。崇寧五年（1106）正月初五，「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令毀棄「元祐黨籍碑」，表面上是應答「天譴」，實際上則是在對蔡京勢力的膨脹表達不滿和抵制。用行政命令立起來的碑，又被行政命令毀棄，無根之物，片石不存。

司馬光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像我們一樣理智地思考青苗法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係。他只是感到了失望，並因失望而憤怒。

司馬光過世的當天，左司諫王岩叟即上疏太皇太后，指出「『去奸』和『進賢』是穩定局面的兩大法寶。如今司馬光薨逝，更不能把奸人繼續留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了」。這「奸人」指的就是神宗舊臣副宰相張璪、李清臣等人。九月二十四日，張璪出知鄭州。第二年四月，李清臣出知河陽。

又一次延和殿會議，太皇太後主動問起了外間輿論對責降蔡確的反應。呂大防回奏說：「蔡確積惡已久，此番罪狀尤其不堪，正該這樣處理。心中不樂的，只有蔡確的朋黨。」誰是蔡確的朋黨呢？難道說所有反對蔡確流放嶺南的人，都是蔡確的朋黨嗎？對於這樣的質疑，太皇太後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經歷了五年的垂簾聽政，太皇太后想問題的方式，已經非常接近神宗—這是王安石思想的偉大勝利！

當司馬光拼著老命喊出這一聲的時候，有一個人的臉色頓時變得煞白，像被雷劈了一樣站在當地，一句話也不敢說。這人不是別人，正是范純仁。司馬光所選定的政治接班人范純仁做出了部分恢復青苗法的提議。范純仁有充足的理由—政府缺錢花啊！神宗朝攢下的錢並沒有拿出來打入正常的財政支出，司馬光主政之後所做的主要努力是減少民間稅費，換句話說，也就是減少政府的收入，可是政府的開支並沒有相應減少。在范純仁看來，青苗法害民，是因為執行不當，如果適當控制，為什麼不可以用？當然，他也知道司馬光對青苗法的態度，所以，青苗法的恢復推行是遮遮掩掩的。如今，被司馬光當面這麼一喝，范純仁真如五雷轟頂，不能動彈。

范祖禹的話流露出強烈的不安。可惜，在哲宗看來，這番話說得太晚，也太虛偽了。什麼叫「與陛下一同改法」呢？哲宗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悲憤—這九年來，這幫人張口閉口都是「太皇太后」，有誰把他這個皇帝放在眼裡嗎？！在他們的眼裡，朕就是個小孩子，一言一行都受到嚴格管束，連飲食器具都是陶制的，說是要「疏遠紛華」「服勤道義」，敢問他們在私宅之中也是如此嗎？太皇太后和元祐眾臣所營造的威壓時代終於結束了！第二年四月九日，哲宗下令，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紹」，意思是繼承發揚；「聖」，指的當然是先帝神宗。read.99csw.com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司馬光已經失去意識，他喃喃自語，就像是在說夢話，又像是在做臨終囑託。司馬康俯身貼耳傾聽，斷斷續續聽到的都是朝廷、天下，只聽得司馬康滿臉淚水。司馬光死後，家人在他的書房裡找到八頁文稿，那上面說的都是當世要務。司馬光真的是在「以身殉國」，他用生命實踐了修齊治平的理想。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為宋朝服務四十八年，官至宰相，位極人臣，然而終身衣著樸素、飲食簡單，保持了書生本色，只在洛陽置下一處小小宅院和三頃田地，那三頃田地，元豐五年張夫人去世，「質田以葬」，已經不無損失。

類似的誣告，元豐年間蘇軾就曾經遭遇過，那一次，誣告來自王安石的爪牙；而這一次，誣告來自二程的學生、司馬光提拔的諫官。難道他們不應該是一條船上的人嗎？然而，這樣的誣告也便發生了。「王安石的反對派」內部也在嚴重分裂中。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司馬光的失望在一點一點加深。朝廷要求推薦學官，司馬光推薦了王大臨，那是他在鄆州做通判管理州學的時候認識的一個老學生，「通經術，會講課，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朝廷立刻批准，任命王大臨為太學錄。可是朝廷的任命狀抵達的時候，王大臨已經過世。司馬光並沒能等來多年後的師生重逢。

司馬光死得很不安靜。司馬光生命最後十八個月的大宋朝廷就像是一艘大船，路線政策發生了方向性調整，換了船長、大副，調整了航線。那麼，應當怎樣對待那些舊日的船員水手？照道理，舊的船長撤職了，可以換去做非領導性的事務。一般水手，只要不搗亂，就應當留下他們，既往不咎。這才是同舟共濟的道理。只可惜，人世之中，寬容最難。在很多時候，人們會忘記大家是在同一條船上，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眼前鼻尖的矛盾糾葛忘記海上的驚濤駭浪。

司馬光死了，他是累死的。病中的司馬光「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朋友擔心他的身體，勸他說：「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的罪過都親自處理，操心太細，因此落下一身的病。大人不可不引以為戒啊！」司馬光答以「死生，命也」，反而更加用力。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駕崩，剛剛邁入生命的第二十五個年頭，在位十五年，親政六年零四個月。在哲宗嫡母、神宗向皇后的主持下，哲宗異母弟、十九歲的端王即位，這就是徽宗。對於端王的即位，章惇曾表示反對，理由是「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事實上，即位之初的徽宗也曾胸懷大志，有過敉平新舊矛盾的想法和努力，只可惜力不從心，「建中靖國」（1101）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年，便改志「崇寧」，宣示重歸神宗—王安石之道，崇尚熙寧，拜王安石的學生蔡京為相。

崇寧三年六月，刻碑的命令下達到永興軍（古長安，今西安），當差的石工名叫安民。面對著光滑的石頭，安民遲遲不忍動刀，他說：「我是個愚蠢的人，實在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馬相公這樣的人，全天下都讚美他正直，這碑文卻說他是姦邪。這樣的碑，我實在不忍刻啊！」

死人方面，同樣是天翻地覆，王安石獲得了配享神宗廟庭的榮譽，富弼被趕出了配享隊列。蔡確恢複名譽，追贈高官美謚。司馬光先被剝奪了謚號，繼而又被追貶為清遠軍節度副使，最後是崖州司戶參軍。受到類似處分的還有呂公著等人。據說，章惇和蔡卞本來是主張要對司馬光「發冢斫棺」的，掘開墳墓、砍裂棺材，暴露屍骸，還有比這更惡毒的嗎？哲宗沒有允許，只是下令褫奪了司馬光的「文正」謚號，推倒了他親自撰額的司馬光神道碑。曾經銘刻著光榮與恩寵的豐碑轟然倒地，跌為三塊，逐漸被雜草所覆蓋。

范純仁一身疲憊，滿面憂傷地對呂大防說：「這條往嶺南的流放之路荒廢了七八十年了，為什麼要重新開啟呢？此路既開，咱們這些人恐怕也無法倖免啊！」這句話，像極了慶曆新政時期范仲淹對富弼說過的，不要引導皇帝殺人，「萬一他殺得手滑了，早晚有一天會殺到你我頭上！」范仲淹說這話的時候，富弼是不服的，後來，當富弼遭到皇帝猜疑，命懸一線的時候，他終於理解了范仲淹。慶曆一代的政治家與皇帝之間，終究還是做到了君敬臣忠，有始有終。那麼，范純仁的話是張大其詞的杞人憂天，還是會一語成讖呢？

這樣一段憂國憂民的敘述，竟然被朱光庭讀出了「不忠」的味道：「仁宗、神宗的偉大，只能讚美，豈容評論？策問如此措辭，實在不知大體。仁宗這樣的深仁厚德，竟然被指為偷墮；神宗這樣的雄才大略，竟然被指為苛刻。一面讚頌漢文帝、宣帝完美，一面聲稱本朝仁宗、神宗不足為法，還有比這更加不忠的嗎！必須懲處，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朱光庭的指控，完全不顧蘇軾原文的邏輯，斷章取義，深文羅織，誣以重罪。

人都是會死的，哪怕權勢赫赫。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高氏薨逝，結束了長達九年的攝政，十八歲的哲宗終於親政了。九月二十八日，司馬光的學生范祖禹對哲宗發出了祈求：

兩天之後，司馬光上奏朝廷，請求授予已故殿中侍御史里行陳洙的一個兒子官職。陳洙是誰呢？仁宗末年的御史，跟司馬光一起力諫仁宗及時立儲，「忘身殉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知」。他們共同奮鬥，把英宗扶上了皇位，可是英宗之子神宗卻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司馬光淚眼迷離。

章惇還朝，出任首相，安燾、許將、蔡卞等出任副宰相，曾布出掌樞密院。太皇read.99csw.com太后提拔起來的宰執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被一貶再貶，同樣遭到貶謫的，還有蘇軾、范祖禹、程頤等人。已經退休的文彥博、韓維等人也遭到了黜責。貶謫報復性地不斷加重，比如蘇軾先貶惠州，後來又被趕到昌化軍（在今海南）。他的老朋友章惇未再援之以手。以上是對活人的處置。

未來的人將會懷念司馬光的功德，而在對司馬光的懷念之中，天然寄託著對神宗的感激，因為是神宗的賞識、拔擢把司馬光推上了宰相的高位。

程頤用大笑遮掩了尷尬，程門弟子卻咽不下這口氣。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上疏，指控學士院館職考試出題官「不忠」，這出題官便是蘇軾。

「現在」需要跟「過去」和解，才能走向更好的「未來」，此事關係「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蘇軾已經嗅到了統治集團分裂、惡鬥的危險，他想要用文字來補救。神道碑就矗立在那裡，它是司馬光的豐碑，也將成為神宗賞識、支持司馬光的明證。蘇軾想要給司馬光的事業和大宋王朝的未來加上一道保險。然而，談何容易！

三天之後，九月一日清晨，司馬光溘然長逝，得年六十八歲。那一枚烈風中的黃葉終於墜落。

元祐元年（1086）十月間，還發生了一件對後來政局影響深遠的人事案。章惇自汝州調任揚州，途經開封上任，卻被堵在城門之外「奉聖旨」，當場收繳了知揚州的任命敕書，勒令即刻返還汝州舊任。章惇跪接聖旨，心中羞憤難當，滿腔的血一下子衝上臉頰，臉紅得就如殘陽一般。如果不是兒子章持在一旁扶持，恐怕直接暈死在當地亦未可知。等到章惇在兒子的連扶帶抱之下掙扎站起身來，挺直了腰桿，他臉上的血紅已經褪去，人們看到的，又是那個驕傲無比的章惇了。他嘴唇緊閉，牙關緊咬，顯露出頜角堅硬的輪廓，昂著頭，一語不發，面色就像日落之後的天空一樣陰沉平靜，深不可測。看到那一幕的人，心中都充滿了恐懼。

六月，聽說夏國使節前來，司馬光連上三札，請求扶病入見，早定大計。太皇太后制止了司馬光。司馬光建議將邊疆問題交由文彥博討論，最終，文彥博的意見與司馬光相同，太皇太後接納了二人的建議，宋與西夏恢復了和平交往。

司馬光希望，趁著新帝即位，擺出大國胸懷，高屋建瓴，早下詔書，赦免夏人罪過，歸還宋朝從西夏掠取的土地，恢復之前的朝貢關係，重建兩國間的和平。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把握宋夏關係的主動權，恢復「天子」的體面與尊嚴，與民休息，與國休息。

蘇軾總結說：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頭一件事是對西夏政策。他主張儘早與西夏正式休兵，結束邊境的緊張狀態，與國休息，與民休息。司馬光認為，用兵是神宗時期一切惡政的源頭。他在給哲宗和太皇太后的形勢分析報告中寫道「在我看來，如今公家和民間資源耗竭，疲敝不堪，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為用兵」，尤其是既無戰略規劃、又無充分準備的非正義的用兵。先帝為什麼要打仗？說得好聽點，是因為先帝認為本朝的疆域「跟漢、唐相比，還不夠完整，深感恥辱，於是慨然生出征伐開拓之志」。說得難聽點，還不是為了滿足大國虛榮、證明自身血統的高貴？！ 打仗您倒是認真打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厲兵秣馬，選將練兵，搜集情報，充分準備，認真謀划。可是，神宗的西北拓邊行動，既沒有通盤的戰略考慮，也缺乏有秩序的戰場組織。一個大國主動發動的對外戰爭，就像是做小買賣，放任「邊鄙武夫」去折騰，贏了是皇帝英明，輸了便處罰將領。戰場之上，宦官成為統帥，神宗遙控指揮，朝令夕改—打著打著，一封手詔下去，將領之間的統屬關係就變了—種將軍手下的軍隊、所控制的給養，原本歸王宦官節制，忽然就不歸他管了，王宦官的如意算盤全數落空，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麾下的數萬軍隊在沙漠的朔風裡餓死、凍死和逃跑。這樣的戰爭簡直就是災難本身！

司馬光得到了一個宋朝高官所能得到的所有哀榮，還有一般高官得不到的老百姓的愛戴。得知司馬光過世的消息后，「首都百姓主動罷市，前往司馬府外弔祭，很多人典當了衣物來置辦祭品」。司馬光的靈柩離開首都，運往涑水老家安葬，起靈那天，開封人「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役法改革也是司馬光心心念念的。司馬光堅信，原則上差役優於雇役；但他也承認，部分役種「雇」優於「差」，各個地區的情況也有不同，必須予以尊重。蔡京、蔡朦事件更讓他意識到事情的複雜性。六月二十八日，司馬光專門上疏重申役法改革問題，特彆強調，權力下放到縣，允許各縣因地制宜，制定適合本地的差役執行辦法，他說：「對於民間利弊的深入了解，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假以時日，司馬光也許可以成長為一個更為務實的政治家。九-九-藏-書

應當是在崇寧二年九月的刻碑活動中，江西九江的碑工、「琢玉坊」主人李仲寧對江州知州祈求說：「我們家原來窮得揭不開鍋，後來刻印蘇東坡、黃庭堅的詩詞文章，才吃飽穿暖了。如今這碑文卻把蘇、黃兩位當作奸人，我實在是不忍下手。」

葬禮是與死亡相聯的儀式，而儀式提供了不同於日常的氛圍、場合和規則。葬禮的主題是哀悼，它的規則是死者為大，莊嚴肅穆，哀傷而節制。在葬禮中，真實生活中的矛盾對立暫時退場，人們掩藏起素日的不滿和憤懣，專意表達哀悼—「日常」暫停了。然而，儀式過後，「日常」還要繼續，舊問題仍待解決。

館職是宋代文官的高級人才儲備庫，進入館職需要考試，考試內容是一篇命題策論。蘇軾在題面中代天子立言，表達了對於當前局勢的深刻憂慮，問計于宋朝未來的領袖人才：「當今之勢，我們在政治上左右為難，想要師法仁宗的忠厚寬容，卻擔心百官有司不能振舉職事，陷入偷墮；想要效法神宗的勵精圖治，又恐怕路、州、縣各級長官不能領會精神，流於苛刻。……漢文帝是寬大長者，卻沒聽說他治下有怠惰廢弛效率低下的問題；漢宣帝綜核名實，卻沒聽說他治下有監督審察過分嚴苛的錯誤。這是為什麼呢？我們怎樣才能進入中庸平衡的狀態？」

為什麼人們這樣愛戴司馬光？答案很簡單，因為司馬光愛百姓，在朝廷與百姓之間，司馬光所考慮的，不單單是皇帝和朝廷，還有老百姓。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合在一起才構成了宋朝國家，司馬光所關注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希望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間求得和諧，建立平衡的統治秩序。司馬光的這番努力，這番心意，老百姓收到了。

就在司馬光的弔祭過程中，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明堂大禮之後，一群中央官打算前往司馬府上弔喪。崇政殿說書程頤覺得不合適，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怎麼能大赦才了，就去弔喪呢？」程頤（1033～1107）是大儒，一直不肯做官，司馬光和呂公著聯名推薦他以布衣身份直接出任小皇帝的老師，程顥、程頤兄弟與司馬光都住在洛陽，忘年相交，相知甚深。程頤曾說，與范純仁討論，十件事若能有三四件爭論到底，便覺得滿足；與司馬光討論，則可以斤斤計較，不放過任何一處細節。別人問他為什麼，程頤說：「司馬光是真能容納直言不諱的，不管別人怎麼違逆他，也不會生氣，這是司馬光的好處。」程頤的毛病是書生氣太重，喜歡掉書袋。這一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出自《論語·述而》，意思是說孔子遇到哭喪之事，那麼在這一天之中就不會再唱歌了。

八月六日，司馬光最後一次上殿，面見太皇太后。這是一次突如其來的上殿，事先並未報告。司馬光為什麼要上殿？因為竟然有人要恢復青苗錢！青苗錢，在司馬光眼裡是如假包換的害民之法。在司馬光的堅持下，朝廷已於閏二月下令廢除青苗錢。可是誰想到，才到四月間，「青苗錢」竟然改頭換面，又偷偷地溜回來了。司馬光起初被蒙在鼓裡，到八月五日，才得知真情。他憤然上殿，在簾前高聲抗議：「不知是哪一個姦邪之人，勸陛下復行此事的！」

蔡京應當是非常迷信石頭的告示和銘記作用的，他熱衷於刻石。拜相兩個月之後，蔡京就搞出了一個120人的黑名單，自司馬光以下，舉凡元祐年間曾得太皇太后重用者悉入其中，名為「元祐奸黨」，由徽宗御書刻石，豎立於端禮門外。端禮門為皇帝正衙—文德殿的南門，是文武百官入朝的必經之地，設碑於此，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上行之，下效之」，為了向中央表達忠誠，陳州有人在本州復刻了端禮門的石刻。陳州的做法反過來又啟發了中央，徽宗于崇寧二年（1103）九月下旨，命令各路、州長官在官廳復刻「元祐奸黨碑」。但是，蔡京並不滿足於此，第二年六月，他又搞出了一個更大規模的黑名單—「元祐黨籍碑」。這個黑名單上，除了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這些「元祐奸黨」以外，王珪和章惇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這兩個人的罪名是「為臣不忠」。什麼叫「為臣不忠」？據說王珪是因為沒有絕對支持哲宗的上台，而章惇當然是因為反對徽宗即位！凡是反對徽宗的，反對蔡京的，都屬奸黨。凡入黨籍者，生者「不得與在京差遣」，「不得擅到闕下」，監視居住者不得同在一州；「不得入京」的禁令同樣適用於黨人的子孫和兄弟，「不得到京城注官，入太學、應科舉，甚至京城有宅亦不能歸」。「元祐黨籍碑」也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版本，中央的版本仍由徽宗御書，「置之文德殿之東壁」，地方的版本則由蔡京親筆書寫，「將以頒之天下」。蔡京和宋徽宗都是中國歷史上造詣極高的書法大家，可惜了這樣的兩手好字！

哲宗下令，司馬光「贈太師、溫國公，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哲宗御篆，親自為司馬光書寫了神道碑的碑額—「忠清粹德之碑」，並命令蘇軾為司馬光寫作神道碑文，又賜銀二千兩，專門為司馬光修蓋碑樓。司馬光的謚號被定為「文正」，這是一個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謚號。

在蘇軾的筆下，神宗對司馬光的知遇是一種更高級的知遇，「知之於方異」—明知意見不同而格外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