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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心理就像圍城的情節一樣，大家等待的，無非就是最後的解放，等待援軍的到來。大家朝思暮想的，無非就是新解藥的發明。
不過，男同性戀者的敵人，還不只是保守派人士以及那些自以為是的萬事通、指天畫地要求有關當局採取更強硬措施、毋枉毋縱的假道學。
在克拉拉教堂北街，本來有許多色|情|電|影院與黃色書報攤，是娘炮們搭訕尋獵的最佳場所，稱它「幸福的源泉」一點都不為過。然而這些電影院和書報攤卻一個一個關門大吉了。
1990年後，本傑明的身體機能也開始下降，他不得不開始服用藥物，這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必須掛病號。對此，他生理上的反應相當強烈，風疹與各種不適癥狀讓他一連在家休息了三個月，沒有去上班。藥物的副作用是如此讓人噁心，以致許多人到最後還是選擇中止治療。
本傑明的運氣還是不錯的，他及時獲得了這些藥物。
不然就是借酒澆愁。只要病魔還沒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爛醉，通通不過分。
所有患者都樂意相信這一招真的會奏效。總算有辦法能夠減輕、治愈這種惡疾，將病毒連根拔除了。
三人的病情處於不同階段，賽爾波的身體機能還算得上正常，保羅和拉許歐克已經在不同醫院轉診過許多次。他們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還算過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陣心寒。
也許……這種疾病最後並不會大爆發。
這就是現況。
雙方就這樣一直對立下去。
關鍵就在於，使用不同手段將男同性戀者的待遇慢慢調整到社會大眾較能接受的程度；如有必要，則必須建構為單一伴侶制，絕對禁止婚外情。
然而，有一個先決條件：不準繼續當男同志。
每個人的生命，就用這種方式決定。沒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運。
喜歡「采野花」的男同志當然是最大亂源，必須斬草除根。至於其他願意配合的男同性戀者，就可以融入瑞典這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
哈維·米克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人物，對自己的同性戀立場與性向從不避諱。他認為同性戀者必須不再被認為是充滿威脅性的「陌生的他者」，才能贏得自由與平等。因此，對米克而言，「出櫃」的概念非常關鍵：只要能夠證明同性戀者其實到處都是，只要你的媽媽、姐姐、你的老師、負責收垃圾的清潔工、足球隊員、消防隊員、你最崇拜的藝術家、你支持的政治人物、你的同班同學，甚或你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同性戀，這個社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仇視同性戀者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該怎麼辦？許多人的存款用罄，沒能修完在學校里的課程，連原先住的公寓都沒了。
「嘖，你說我這樣還不夠酷嗎？」他邊說邊朝天翻了個白眼，又點燃一根香煙。
當傳染病防治法將艾滋病列為「性病」時，性平會事先一再警告的現象發生了：許多同性戀者根本不敢向醫院求助。只要證實被感染，後果就是接受強制登記、拘留與隔離等措施。他們將會落入對同性戀態度曖昧不明的人士手中，這些人也許打從一開始就仇視同性戀者。
也許每個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現出被害妄想症，也許他們都有理由往最壞處想。
服裝設計師西格斯坦·赫爾格德與出版社董事長愛貝·卡爾森，分別在1987年與1991年公開承認自己染患艾滋病，已經在垂死邊緣掙扎。社會對他們的出櫃之舉，則是無窮盡的同情、憐憫與關愛。愛貝·卡爾森溘然長逝時，幾年前曾激烈質疑他操控首相帕爾梅謀殺案緝兇行動的報社，竟對他生命最後的時光，做了極盡英雄式的描寫。
琳達·摩菲爾是羅斯勒海關傳染病醫院的傳染病醫生，她如此指控性平會：「就我所知，有一些疑似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竟然還上性|愛夜店。你們難道不該儘力將這種
https://read.99csw.com病源剷除掉嗎？」事後，本傑明總是會一再思索：要是當初拉斯穆斯能夠再撐上一年，就算只是多撐幾個月，也許還有辦法活到今天。
醫生只因病患是同性戀者就拒絕看診，即使病患證明自己並非HTLV-III型病毒（後來的HIV病毒）的帶原者，還是一樣被拒絕。
保羅讀著手冊，差點沒哭出來。
就像典型的瑞典社團一樣，性平會上至領導階層，下至全國各地基層辦公室，組織結構都相當完善，因而有暢通的渠道能夠向同性戀者提供信息與新知。在當前形勢下，保持這條管道的暢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生命中最後幾年讀了一堆書，最後還不是被病魔無情地一筆抹滅掉。唉，何必呢？
反正就假設自己已經是帶原者了，這樣最簡單。
一些檢驗呈HIV陽性的同性戀者，發狂似的希望取得這種藥物。只要能弄到這種藥物，應該就能及時抑制住病情發展，撐到真正的解藥問世。
瑞典社會的發展軌跡，也是大同小異。
上面這段話中，「其他不牽涉體液交換的性行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題。沒有其他性行為選項了。
「嗯，那可能只是普通小感冒。」
針對新解藥的各種說法，也始終混沌不明。
在政治光譜另一端，基督教會所主辦的《今日報》則寫道：「除了那些因為生產、正常夫妻之間因輸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有好幾年的時間，情況就是這樣：大家都認定同性戀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檢測，想必已經染病了。
RSFL的史坦·派特生回答：「我們對艾滋病的了解與防範，遠比政府機關和醫院到位。早在去年年底，我們就將最新、最正確的信息傳遞給會員，而且完全是由會員們自動自發贊助，國家沒有補助一毛錢。在防範艾滋病傳染方面，衛生署什麼都沒做。我們願意和他們分享知識，只是他們一直拒絕。」
「已經發現HTLV-III型病毒。」
何必追求永遠無法達到巔峰的職業生涯呢？
然而，短短數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報》就刊出下列標題的報道——艾滋病大揭秘：兩年內發現新疫苗。
針對這個議題，同性戀者分裂成不同陣營，意見產生衝突。到底怎麼做才對？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極其詳盡的安全準則，弄到最後根本沒人在乎、沒人遵守，還是應該將各種風險相對化？
假如其他人也能再撐一下……
參加遊行的同性戀都有被害妄想症嗎？也許有，也許沒有。
在唾液與眼淚中都已經發現病毒，那我們要怎樣才能確定，哭泣時不會將艾滋病傳染給別人呢？
賽爾波沒有接受檢測。
性平會早在1983年就曾數度敦促衛生署與瑞典全國縣議會聯盟，針對這種神秘不明的新疾病發出警報，卻屢次遭到峻拒。這些政府機關大言不慚地宣稱：「這種疾病的影響僅限於美國，不會傳到瑞典來。」議會聯盟甚至不屑接見性平會的代表。
如果我能撐到下一個生日……
但是，情況總是會好轉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狀態，恐怕就沒人要你了。就是因為這樣，這種社交場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義——能夠卸下偽裝，「袒裎相見」，是多麼美好的事！
身為病患，賽爾波本來就有資格在手術時接受止痛劑或麻醉針，但是南區醫院那位異性戀醫生竟刻意不讓他獲得這些治療，作為對他的懲罰。
但說得容易，做起來難。
數年後，瑞典社會終於開始對疫情做出反應，卻把異性戀者擺在所有訴求與呼籲的核心，因而招來不少批評。他們試著使用胡蘿蔔（《同居法》）加棍子（《傳染病防治法》）的招數對付同性戀者，但可想而知，倡導活動的主體還是針對社會中「比read.99csw.com較有價值」的異性戀成員。偌大的廣告牌大聲哭訴著：艾滋病和你息息相關，你不可不知啊！
然後，想法會一變再變：不，等到我被推進隔離病房，就自我了斷，結束這一切！
就這樣，他被推進手術室，他們用刀直接將疣刮掉，整個肛|門變成一處血流不止的傷口，每一條神經都像被刀割似的。手術后兩周，每次上廁所他都會痛得大叫，就像有好幾根針插在肛|門上。
同樣的道理，在斯德哥爾摩所舉辦的全球艾滋大會，其標誌也選用一對夫妻和小寶寶，三人還要手牽手，營造出正常家庭的溫馨氣氛。
我們能怪他嗎？
反正可能活不過冬天，何必省什麼錢呢？
「我有點擔心，我的淋巴結有點腫脹。」
其實很多男同性戀者由衷厭惡這樣的新辦公室。艾滋病本是一場悲劇，卻讓性平會的平權人士成為某種拿薪水的官僚，嶄新卻毫無魅力可言的新會館很快就成為人們口中的「縣議會」了。
總是穿著皮背心與襯衫的賽爾波就像大家的爸爸，他的嚴謹在這一夥雜亂無章的男同志中獨樹一幟。他更親身參与70年代各場激化性平會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抗爭活動，參加過最初的解放示威遊行，還有那場佔領衛生署辦公室、迫使面目可憎的瑞典官僚將同性戀從疾病列表中廢除的傳奇戰役。
相信一個完全不值得信賴的社會，有必要嗎？
市政府企圖徹底掃蕩並重建這個街區，把一切淫|盪不潔的元素都去除掉。
是的，在真正發病以前。在漫長的苦難、折磨真正開始以前。
部分政府機關人員與其他社會人士逐漸體認到，也許必須暫時放下強制隔離或威脅性報復等手段，以其他方式接近同性戀團體。無論如何，必須實質上促成與同性戀者的對話，必須贏得他們的信任。
這一切又該從何說起呢？
派對本身倒沒有什麼讓人覺得新鮮刺|激的，不過嘛，能夠參加這種派對，找找樂子，尋得理想的一|夜|情對象，還是挺愜意的。
假如上述假設都能成真，他們所有人就能繼續一起慶祝聖誕節，一起慶祝各種節日，夏天還能在長島灘悠閑地曬太陽，一起經歷《伴侶法》、同志驕傲大遊行，甚至《同性婚姻法》……
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實：沒有人能夠逃得掉的。
他們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繩索伸長，再伸長……
「該死，他們以為我是小女生還是什麼的？『彼此愛撫、磨蹭』，講得好像很危險一樣！」
1983年，人類對這種疾病了解還不多。當時《無產階級報》曾寫道：「如果只有同性戀者會染上艾滋病這種致命惡疾，那麼，我們樂觀其成。」
一旦接受檢驗，發現呈陽性反應，面對的就是強制登記、隔離的威脅，反而不會得到任何醫療協助。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同性戀者不想接受檢測了。
就用一條繩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繼續苟活下去。
就像這項「顯影劑計劃」一樣。
況且，初期癥狀這麼多，要怎樣才能確定哪些真的是病毒所導致的癥狀呢？
《今日新聞》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來一年內，一種全新的艾滋病毒會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勞工報》則殘忍地極盡嘲諷之能事，像吹奏小號一般，發出這樣的標題：艾滋病，就是我們這個年代對娘炮的天譴。解藥？抱歉，沒有解藥。
性平會推出一本關於安全性行為的小手冊，標題為「神聖的性」。他們努力把同性戀情侶之間身體的接觸與親密行為，寫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脈僨張的事。
相對地，也許有些人會有一種感覺：惡犬們正齜牙咧嘴，準備撲向他們。
到底要安全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為」？難道不應該區分一下等級？什麼樣的風險才值得一試？
有次大家在討論這件事，賽爾波就憤怒不已地說：「假如診斷結果是陽性，等著我們的就是強制登記，被剝奪隱私，連基本的醫九_九_藏_書療都得不到。根本就是地獄嘛！」
之後，大家聊到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聽到這種風聲頓時變得歇斯底里，爭相購買柯達的相片顯影劑。
不知為什麼，她反而別出心裁設置了一個道德委員會，決定在何種情況下才能給予治療。事實上，當道德委員會還在慢慢審理個案時，病人可能早就死了。
因此，當政客初步與同性戀社團代表及性平會的活躍人物會面時，雙方之間充滿懷疑與不信任感。短短几個月前，性平會努力要讓社會大眾認識來自「新黑死病」的種種威脅，還遭到冷落與忽視。
可是，還有許多人壓根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傳染了，怎麼辦？
體驗人生，到處旅遊，狂歡，無止境的派對，享受再享受——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必須將一輩子該享受、該體驗的一一完成，了無遺憾。
對許多男同性戀者來說，外表這種膚淺的東西可是至關重要。當他們變得骨瘦如柴，臉上長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來一臉病容，這時已經沒什麼好活的了。當疾病的跡象再也無從隱瞞，當恥辱已經清清楚楚長在臉上……
是的，這不亞於和平時期的一場戰爭……
然而問題在於，無論是已經被傳染的病患，或負責提供醫護的醫生都無法自行決定何時該用藥。衛生署長葛楚·席格森並未批准讓所有HIV檢驗呈陽性的患者都能接受AZT治療。
他們的興緻總是如此高昂，總是充滿喜樂。
他曾經親眼看到拉許歐克是如何被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蹂躪。他們毫不遮掩自己的輕蔑和仇視，還會故意誤診，或是刻意阻撓，讓他得不到最需要而且唾手可得的治療。那些人玩得可真是開心極了。
怎麼想都不可能在兩年內就研發出疫苗，但是這種標題給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他的病情已經惡化過幾次，情況實在不樂觀。不過他好像擁有無限精力，只要病況稍微好轉，只要他又能夠站起來，他就搖身變回那位大家熟悉的小娘娘腔，恣肆賣弄，取悅著所有人。
就像保羅常講的，派對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爛醉如泥的同性戀艾滋病老頭，大家坐在那裡哀號：『哎呀，這裏怎麼都沒有年輕人！』」
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參加男同志夏令營活動。營隊一開始在丹麥舉行，幾年後也開始在瑞典舉辦。在提米夜總會旁的「粉紅房間」書局，若有舉辦英格·愛德菲爾特或雪絲汀·索瓦德等作家的讀書會，他們一定排除萬難參加。假如是楊·哈瑪倫德在某間左派朋克風的咖啡廳演唱法文歌，他們一定坐在聽眾席上，洗耳恭聽。他們絕對不會錯過電影俱樂部放映的羅薩·馮·普勞恩海姆導演的大片。他曾親口說過：「病毒本身是不帶道德觀的。墮落的，不是同性戀者，而是他所身處的社會！」當理查·沃爾夫還年輕時，曾在船島區的槳帆船劇院演唱過《情殺》，這些都是他們共同的回憶。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陽性男性患者所組成的全國性社團「陽性集團」的會員。有那麼一次，他就在會議中起身發言，抗議道：由於他在皮膚上塗顯影劑，導致皮膚過敏、發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西格斯坦·赫爾格德的一生對瑞典的異性戀人口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今天，一講到艾滋病，大多數瑞典人通常都會先想到他。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擁抱，像貞潔的小處|女一般親吻愛人的嘴唇，那這場解放運動還有什麼意義？
陽性集團的集會地點位於沃爾馬街地勢最高處。每年，該集團都會在那裡辦幾次派對，每場派對都一票難九九藏書求。
只要把柯達相機公司生產的顯影劑塗在身上，身體就會啟動某種過敏反應，進一步激活人體部分免疫系統。
設想一下：一個面對無止境的苦難、無依無助的人，每一聲保證能夠帶來救贖的呼喊，他都會留神傾聽。
「看到沒？就算這場病真的讓我病到跪下來，我這大半輩子還不是這樣挺過來了？而且我還是完全自願的。想搞垮我？門都沒有！呸！」
一家德國私人診所派代表來到斯德哥爾摩，為HIV呈陽性反應患者舉辦講座。現場座無虛席。德國人用圖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釋，宣稱他們可以通過改變病患的血液性質，減輕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拉許歐克總是身穿直條紋衫，頭髮理成冬菇頭，鬍鬚雜亂難看。他曾經在工藝學院就讀，夢想是成為藝術家，畫水彩畫，在養老院工作（這樣才能支付居高不下的房租），參加合唱團演出，加入社會同志黨。
當生命已經走到了最後階段，他們通通不敵死神召喚，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長的繩子量測他們的死期。
20世紀80至90年代，使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觀感突然迅速轉變的原因固然多，但諷刺的是，其中之一竟然是艾滋病危機。
時裝店、餐廳與美容院堂而皇之地進駐原本屬於黃色書報攤與電影院的位置。市政府竭力使市容煥然一新，當這一區的萬惡淵藪被消滅殆盡，那些姓名不詳，想在這裏尋找艷遇的男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一如往常，拉許歐克和賽爾波高聲嘲笑著保羅。
就用一條繩子，決定哪些人死期將至。
既然博士論文在有生之年永遠寫不完，又何必動筆呢？
換句話說，AZT只用來使已經染病的患者繼續苟延殘喘，而不是在他們還處於健康狀態時協助他們。
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啊！
目前只有一種治療方法經證明為有效，就是立妥威（Retrovir）膠囊，膠囊中所含的AZT（疊氮胸苷）經證實具有療效。醫院已經提供這種藥物給患者服用，美中不足的是，這種藥物只提供給已發病者，而在尚未染病、出現癥狀前則不予供應。
在這座城市裡，絕大多數人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事正在發生：年輕男性一病不起，日漸消瘦、凋零，終至死去。
政府在1987年曾立法禁止同志桑拿房及性|愛夜店，試圖杜絕艾滋病繼續在男同性戀者之間傳播，卻又在同一年強行通過《同居法》，使同居的同性戀者具有與同居的異性戀者約略相同的法律地位，作為「補償」。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拚命抓住！
一旦被醫生鑒定強制隔離，還不能夠提出上訴。
「對啊對啊，就是西格斯坦·赫爾格德嘛！」大家都會這麼說。
1988年2月，性平會辦公室就在市中心的斯維蘭路上成立。早年，他們還只能在木匠街髒亂的街區里一個狹小的店面辦公；現在，斯維蘭路的辦公室不只位置良好，還有寬敞的舞廳、餐廳、書局，行政辦公室更整整包下一層樓。只要是同性戀者，不分男女，都能在此以稍嫌拘謹、有所保留的方式談談天、跳跳舞。
男同志可以被社會接納、容忍，獲得政府的補助金，甚至稍微受到大眾的喜愛。
最初幾年的問題在於，醫療界一直沒有恪盡職守。同性戀者對醫生的信任度本來就不高，疫情爆發后，冷漠、不悅、普通的厭惡或不屑都已經不足以形容彼此對對方的觀感。在許多病例中，病患實際獲得的待遇遠比應有的待遇還糟——有時甚至完全沒有獲得診療。
不知不覺間，大家會把做出關鍵決定的時間點一再往後延。一開始會想：等到接到診斷書，確定感染艾滋病以後再自盡。
20世紀80年代初期，賽爾波懷疑自己直腸里長了疣狀物，到南區醫院就診。醫生只是冷冷地瞧著他，說：「嗯，你是同性戀嗎？從現在起，不要再九九藏書當同性戀了！」
賽爾波和拉許歐克，兩人猶如針與線，形影不離，總是那麼活躍、那麼積極。
過去被社會大眾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性平會，終於獲得越來越多的資源。
不，性一點都不神聖。性只會帶來悔恨與痛苦。
針對要不要自殺以及什麼階段應該自殺，保羅、賽爾波和拉許歐克已經討論過許多次。
假如當初疾病的爆發時間能夠再緩一緩，像是遲到的暖冬一樣；假如病毒沒那麼迅猛、惡毒，難以遏阻……
《奧塔報》在1986年，對「安全性行為」做出下列定義：「擁抱，撫摸，親吻肌膚及嘴唇，按摩，愛撫陰|莖、陰|道、陰|蒂以及其他不牽涉體液交換的性行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為。」
想當然爾，這裏強調的「你」毫無疑問是異性戀者。
然而，不管怎麼說，仍然有許多人還在堅持。他們開始將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然後就不再說了。大家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樣了。
病毒只意味著有艾滋病的風險，本身並不代表艾滋病。
這件事過了幾年後，賽爾波又需要動手術。這次，他找了一位自己認識的同性戀醫生，才知道手術后他們應該幫他注射強效的止痛劑，每次如廁時，都應該在肛|門抹上麻|醉|葯膏。這位醫生還告訴他：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是他們應當做的，他當初的皮肉之痛全都白受了！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覺得：完了，死定了！
不，我先想辦法撐過這星期，下星期再觀察看看……
針對「有尊嚴的生活」，其定義也是經常飄忽不確定。隨著情況惡化，苦痛難當，面對肉體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對生活的要求也會變得越來越低。不只是個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這種傾向，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樣的生活真的還有尊嚴嗎？
然而，其中部分經費還是用於加強與男同志溝通對話的渠道。以同性戀讀者為主要取向的報紙，只有《觀察員》與性平會的會員報《出櫃》。政府機關在這些報紙上刊登廣告，強化同性戀者對艾滋病的了解，教導他們如何更有效地保護自己，而這些廣告就是報社經營的重要資金來源。
反正沒有解藥，沒有慰藉，只有無止境的威脅和強制隔離措施，既然如此，何必還要繼續嘗試呢？
一旦發病，幾乎沒人能拖過兩年。
要能接近男同志，就必須先認識他們；只要認識他們，就不會那樣輕易地拒他們于千里之外。
明明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唾液會傳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卻被定位在「較不安全的性行為」。
一直以來，社會大眾從來就不在乎如何取得行為偏差者的信任。
撲向那些身為帶原者、罪有應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戀者。
但是，摩擦和各種衝突還是不斷產生。
其他HIV陽性患者認為，自己還處於健康狀態，這種藥物的副作用又這麼可怕，索性就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多了解這種藥物。
如果這一切都能成真，他和拉斯穆斯就能結婚，共度下半輩子。還有拉許歐克和賽爾波。
「既然會出現這種病毒，人體就應該會自然產生某種抗體。」
但這一次，他因為高燒不退，已經在南區醫院連躺了六星期之久，沒人相信他還能挺過這一遭。結果呢？他現在還不是好好地站在這兒，高聲嘲笑其他染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戀。
假如度過了最初的發病危機，或是身體機能尚稱正常，生活就能繼續下去。這時大家可能會想：我還活得好好的，不錯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須開始用藥，那就真的玩完了——終於到了這麼一天，醫生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您的身體機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須再度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應該現在就自盡，還是要再拖一下，觀望一下？
也許……這種疾病最後還是會爆發。
術后檢查時，同一個醫生兩眼瞪著他，充滿威脅性地說道：「搞清楚，不要再讓我看到你！聽懂沒！」
如果我還能撐到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