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事實上也有一兩件有意義的發現。第一，南希的姑媽伊萊恩·塞爾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時，在一隻鞋裡找到一塊金錶。第二，赫爾姆太太在堪薩斯州調查局探員的陪同下，仔細查看了河谷農場的所有房屋，希望能發現什麼異常，結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凱尼恩的房間。赫爾姆太太閉著嘴唇，在屋裡轉啊轉、看啊看，這裏摸摸、那裡翻翻的，凱尼恩的舊棒球手套、沾滿泥點的工作靴，還有那副可憐的被棄置一旁的眼鏡。她一邊看著這些東西，一邊自言自語道：「這兒有點不對勁兒，我感覺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說不出到底是哪兒。」但話沒完她就想起來了，「是收音機！凱尼恩的小收音機哪兒去了？」

杜威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質問，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一口喝完第二杯咖啡，嘆了口氣，笑了。

墨西哥城一家旅館的房間。房間里有一個時髦而俗氣的柜子，上面鑲著一面紫色的鏡子，在鏡子的一角貼著一張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寫的住宿規定：退房時間為下午兩點。也就是說，時間一到，房客們要麼離開，要麼再交一天的房租，這完全不在現在的兩位房客思考的事情之列，他們只想著能否把以前的房租交上。因為一切果真不出佩里所料：迪克把車賣了，三天以後，賣車得來的兩百塊錢大部分已經不見了蹤影。第四天，迪克出去要找份正經的活兒干，晚上回來他對佩里說：「他媽的！你知道他們給多少錢？多少工資？一個熟練的機修工一天才兩塊錢！墨西哥！親愛的，我受夠了。我們必須離開這兒。回美國去。得了吧，我現在什麼也不想聽。什麼鑽石、埋藏的寶藏什麼的！醒醒吧，小男孩兒。根本沒有什麼成箱的金子，也沒有沉船。就算有又怎樣？見鬼，你連游泳都不會！」第二天，迪克就向他的兩位墨西哥女友中較富的那位銀行家的遺孀借了錢，買了兩張經由聖迭戈、最遠可達加利福尼亞州巴斯托的汽車票。他說：「到那之後，我們走也走回去了。」

迪克走到外面說：「你下個星期不是要結婚了嗎？那麼，你不能沒有戒指呀。」一會兒，他們坐著迪克那輛老掉牙的雪佛蘭轎車，來到一家名叫「最佳珠寶」的商店。在那兒，他們用支票買了一枚婚戒和一個鑽石戒指，緊接著就開車到當鋪當掉了這些東西。看著珠寶從手中離開，佩里有些悵然若失。他開始嚮往起那個假想的新娘了，儘管他設想的與迪克的說法恰恰相反。她既不富有，也不漂亮；但打扮得很精緻，說話柔聲細語，想象中「是個大學生」，從各方面來講「都是一位十足的知識分子」，他總想結識這類姑娘，但從未如願以償。

在那個閃爍著霓虹燈，充斥著爆米花、煎熱狗和橘子水氣味的醜陋地方，佩里度過了一個冬天。但是後來，在早春三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兩個聯邦調查局的渾蛋叫醒我，在旅館里把我逮捕了。就那麼咔嚓一聲！我又被押回了堪薩斯州，回到了菲利普斯堡，還是那座小巧玲瓏的監獄。他們給了我一大堆罪名，什麼非法侵佔他人財產、越獄、偷汽車，結果我被判到蘭辛坐五到十年的牢。到那不久我就給父親寫信，告訴他我出了事。我還給我姐姐芭芭拉寫了封信。經過這麼多年，他倆是我唯一的親人了。吉米自殺了，弗恩跳了樓，我媽去世八年了。除了父親和芭芭拉，其他親人都死了。」

「自從出了這件麻煩事，我們這裏的生意一直忙得不可開交。」哈特曼太太掃了一眼自己這間算得上溫暖舒適的小館子，這裏的每一小塊地方都或坐或站或倚地擠滿了渾身煙味、喝著咖啡的農夫或農牧場僱工。「都是一群像老娘們兒似的傢伙。」哈特曼太太的表姐、女郵政局長克萊爾碰巧在場，她補充說，「假如是春天活兒忙的時候，他們不會來這兒的。但是現在麥子已經割了，冬天就快來了，除了坐在這兒你嚇我、我嚇你之外，他們沒有別的好做。你認識《電訊報》的比爾·布朗吧？看過他寫的那篇社論嗎？標題是『另一場犯罪』那篇。他說，『所有人應立即停止嚼舌頭這種行徑。』因為無憑無據地瞎說，也是犯罪。但是你能指望什麼呢？看看周圍這群傢伙，哪個不是獐頭鼠目、滿嘴瞎話的？哈！費儘力氣也是白說。」

佩里和迪克在墨西哥城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就驅車南下，一路由庫埃納瓦卡、塔克西科來到阿卡普爾科。在阿卡普爾科一家自動電唱機開得震天響的酒吧里，他們遇見了滿腿汗毛、異常好客的奧托，是迪克和他「釣上的」。但是這位紳士，這位從漢堡來此度假的律師「已經有了一個朋友」，一個自稱是牛仔的阿卡普爾科的年輕人。「他是個值得信任的人，」佩里有一次提起牛仔時說，「雖然有時候卑鄙得像猶大，但是，哦，老兄，他是個有趣的傢伙。一個真正的快騎好手。迪克也很喜歡他，我們相處得很好。」

但是有些東西實在太珍貴了，一旦丟失便沒有辦法補償。於是在一對情人仍在床上酣睡、時鐘慢慢走向下午兩點的時候，佩里開始翻看一些舊信、照片和剪報，從中挑選準備隨身帶走的東西。其中有一篇題為「我兒子的一生」的文章，上面有不少打字錯誤，作者是他父親。去年十二月，為了幫助兒子獲得假釋，他寫下這份資料寄給堪薩斯州監獄。這份文件佩里至少已經看過上百遍了，每次看都感慨萬千：

「在我內心深處，」佩里繼續說道，「我從未想過我能做出那種事。」

「怎麼賺？」迪克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讓佩里愣住了。畢竟這類發財的計劃兩人已經討論過。淘金，潛海尋寶，這些只是佩里熱心提出的諸多計劃中的兩項。其他還有，比如弄艘船。他們經常談起要買一艘深海捕魚船，自己當水手，還可以把船租給度假的人——雖然兩人不但連小船都沒劃過，更沒捕到過一條魚。此外，偷一輛汽車開到美國南部邊境也是一個來錢快的辦法。（「跑一趟就可以掙五百塊錢」，佩里在什麼地方讀到過這種說法。）此刻他能作出種種回答，但他只選擇了提醒迪克，別忘了在哥斯大黎加海岸線外的科科斯島上，好運正在等著他們。「別傻了，迪克，」佩里說，「這是真的，我得到了一張地圖。我搞清楚了那地方的全部歷史。它一八二一年沉埋在那裡——秘魯金塊、珠寶等價值六千萬美金——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即使我們沒有找到全部財寶，即使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迪克，你仍會和我一起去吧？」此前，迪克一直鼓勵著他，認真地聽他講地圖和寶藏的傳說。但是此刻，一種前所未有的想法湧上心頭，他想知道，迪克是不是一直在假裝，僅僅是在耍他。

陽光熾熱。一艘名叫「埃斯特莉塔」的小船停泊在平靜的海面上。船上有四個人，迪克、佩里、一個墨西哥小夥子和一個名叫奧托的有錢的德國中年人。

她倒了一杯咖啡，「是我認錯人了嗎？還是你瘦了很多？」

事情可能就是按這樣的步驟發生的，這種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點，「如果赫伯認為他的家人處於危險之中，面臨致命的威脅，他一定會像老虎一樣奮起搏鬥。而且赫伯不是膿包，而是身體狀態處於最佳的壯年男人。凱尼恩也是，像他父親一樣強壯，個子還更高些，肩膀寬厚。很難想象一個人，不管有沒有武器，能同時對付他們兩個。」另外，還有一個理由認為這四個被害者是由一個人捆起來的：四人身上的繩結都是同一種半結。

堪薩斯調查局是一個遍及全州的組織，總部設在托皮卡，十九名經驗豐富的警探分駐全州各處。當案子令地方當局束手無策時，他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幫助。調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薩斯人，名叫艾爾文·亞當斯·杜威。他世居於此，現年四十七歲，其職權範圍包括西堪薩斯地區很大一塊地方。芬尼縣的警長厄爾·魯濱遜請杜威負責克拉特一案，雖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因為杜威曾擔任芬尼縣的警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後在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丹佛、邁阿密和舊金山等地工作。）其專業能力足以應對像克拉特謀殺案這樣沒有明顯動機和線索的複雜案子。而且，他對犯罪的態度也決定了他必然是合適人選，正如他後來所說：「這裏也有個人的情感因素。」他說，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歡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會在教堂看見他們，彼此拜訪過很多次」。他補充說：「不過，就算我不認識他們，不那麼喜歡他們，我也不會改變主意。我見識過邪惡的行為，我不懷疑邪惡的存在。但是像這次這樣慘絕人寰，我還真沒見過。不管花多長時間，哪怕耗盡餘生，我也要知道那間屋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要把原因和兇手查個水落石出。」

佩里將這封信放入他整理出來的寶貴物件中，並不是被姐姐的感情所打動，他才不會呢。他「討厭」芭芭拉，那天他曾對迪克說：「我唯一覺得遺憾的是，我希望我那該死的姐姐也在那所房子里。」（迪克笑了，同樣坦白說：「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第二任妻子也在那裡，該是多麼有趣啊。她，還有她那該死的家人。」）他之所以珍視這封信是因為他的獄友——「智慧超群」的威利-傑伊，為他這封信寫了一段「極其微妙」的分析，密密麻麻地打了兩頁紙，開頭還加了個「讀信有感」的標題。全文如下：

「當然是我乾的。只是一個黑鬼，那不一樣。」佩里接著說道，「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原因就在於我不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來還逃之夭夭。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干下那樣的事，還能毫無牽連。我的意思是，困擾我的是這個，我總想著事情遲早會暴露。」

「你也不必看上五十遍呀。」

四具棺材把小小的、堆滿鮮花的停屍間擠得滿滿的。棺蓋在舉行葬禮儀式時已經封上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儘管對受害者的外貌作了精心的修飾，但呈現出的相貌仍然令人不安。南希穿著她那件櫻桃紅色的天鵝絨裙子，她弟弟穿了一件明亮的花格子襯衫；父母的打扮就黯淡肅穆多了——克拉特先生身著一件深藍色的法蘭絨外套，他妻子穿著一件深藍色的縐紗裙。此外，下面的情形使周圍的氣氛變得可怕……每個人的頭顱都完全包裹在棉布里，像是比普通氣球大兩倍的膨脹的繭，棉布上噴了一層有光澤的東西，像聖誕樹上的雪花一樣閃閃發光。

杜威在廚房裡，瑪麗去找他。發現他正在那兒等著過濾咖啡，一堆謀殺現場的照片攤在廚房的餐桌上，凄慘的畫面與印有漂亮水果圖案的桌布極不協調。（有一次他曾讓瑪麗來看這些照片。她拒絕了，說：「我想記住邦妮通常的樣子，他們家人也一樣。」）他說：「也許孩子們應該和我媽待在一起。」他的母親是一位寡婦，住在不遠處，她認為自己的房子太空蕩、太安靜了，隨時歡迎孫兒們光臨。「就住幾天，等到，等到……」

此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她，也沒有收到她的來信或聽過她的消息。然而，數年後，他卻把她的名字刺在胳膊上。有一次，當迪克問起「小甜餅」是誰時，他說道：「沒什麼，只是一個姑娘，我差點兒和她結婚。」（迪克結過兩次婚，有三個兒子，這些都是佩里忌妒的。娶妻生子，這些都是「一個男人應該有的經歷」，雖然對迪克而言，妻子兒女「並未使他幸福或對他有什麼好處」。）

在沙漠里，聽覺常常比視覺敏銳。迪克聽見了一輛即將到來、但還未進入視線的汽車響聲。佩里也聽見了，他把口琴放進了兜里，拿起草編箱子（這是他們唯一的行李，塞得鼓鼓囊囊的，除了三件襯衫、五雙白襪子、一盒阿司匹林、一瓶龍舌蘭酒、一把剪刀、剃鬚刀和一個指甲鉗外，其餘都是佩里的珍愛之物；剩下的物品要麼當掉了，要麼留在了墨西哥城那個酒吧男招待那兒，或者被託運到拉斯維加斯），與迪克一起站在了公路邊。他們注視著，車出現了，漸漸看清楚了，是一輛藍色的道奇小轎車，裏面只有一個駕駛員，是個禿頂、瘦得皮包骨的男子。太完美了。迪克舉起手，揮舞了起來。道奇慢慢減速，迪克朝那個男人露出諂媚的笑容。車將停未停之時，司機將頭伸出窗外，上下打量迪克和佩里。很明顯，他對於眼前的景象有些警覺。（從墨西哥城到加利福尼亞坐了五十個小時的汽車，又在莫哈韋沙漠中跋涉了半日，這兩個想搭順風車的人現在已是鬍子拉碴、渾身又臟又臭。）轎車驟然向前加速而去。迪克用手圍著嘴，大聲喊道：「你這個幸運的渾蛋！」然後放聲大笑，一把將行李箱放在了肩上。沒有什麼能使他真正動氣，因為就像他後來回憶的那樣，「回到美國真是太高興了」。無論如何，總還會有人開車沿路而來的。

丘奇發現的線索和鄧茨的在性質上有點類似。他也聽說某人承認對克拉特先生有敵意，不妨稱這個人為史密斯先生（這當然不是他的真名）。史密斯認為河谷農場的人開槍打死了他的獵犬。丘奇前往史密斯的農場住宅進行調查，看見在穀倉里的椽子上系著一根繩子，其打結的方式和捆綁克拉特家四口的方式一樣。

三十四歲的哈羅德·奈是堪薩斯州調查局中最年輕的成員，他短小精悍，翹鼻子、尖下巴，有一雙充滿懷疑精神的眼睛。他頭腦敏銳，負責的任務是克拉特家親戚的訪談工作，他稱之為「該死的敏感差事」。「這對你是痛苦，對他們也是痛苦。一談到謀殺案，你就不能尊重什麼悲傷、隱私和個人感受了。你必須問那些問題。而有些問題會很傷人。」但是，在他詢問的人里，在他所問的問題里，（「我正在調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認為，答案也許是另一個女人，一個三角關係。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正值壯年，身體健康，但他的妻子卻半死不活的，兩人還分房睡……」）沒有一個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連克拉特先生活著的兩個女兒也想不出兇殺的原因。總之，奈僅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謀殺的。」

凌晨三點，電話鈴又響了。倒不是因為時間關係，艾爾文·杜威根本就毫無睡意。瑪麗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九歲的保羅和十二歲的小艾爾文·亞當斯·杜威——也同樣沒睡。在這間樸素的平房裡，電話鈴每隔幾分鐘就響一次，誰又能睡得著呢？杜威下床時向妻子保證「這次我會把聽筒掛掉」，但這是一個他不敢遵守的諾言。實際上，許多電話要麼是追蹤新聞的記者，要麼是愛開玩笑的促狹鬼，或是喜好辯論的傢伙打來的，（「是艾爾文嗎？聽著，夥計，我已經想明白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了。是自殺加謀殺。我偶然得知赫伯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傳聞他正缺錢用。因此他怎麼辦呢？他買了一份巨額保險，然後開槍殺死了邦妮和孩子們，最後用一個炸彈炸死了自己。他在手榴彈里塞滿了獵槍子彈。」）要麼就是刻薄、喜歡陷害別人的匿名電話，（「認得李一家嗎？外國人，又不工作，整天辦舞會，花天酒地的，哪兒來的錢？如果不是他們殺死克拉特一家才怪呢。」）還有一些被周圍的流言飛語嚇壞的老太婆。（「艾爾文，哎呀，我可是從小看著你長大的，我希望你別瞞著我，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喜歡並尊敬克拉特先生，我決不相信這個堂堂男子漢，這個正派人，會拈花惹草，我絕對不相信……」）

從哈特曼咖啡館傳出的一個流言牽涉到泰勒·瓊斯，他的產業緊鄰著河谷農場。在哈特曼咖啡館的顧客里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謀殺者的目標是瓊斯先生及其家人，而不是克拉特一家。「這樣才講得通，」其中一個這樣爭辯道，「泰勒·瓊斯比赫伯·克拉特富多了。假設行兇者不是咱附近的人，又假設他也許是被雇來的，他只曉得凶宅的路徑。唉，這是很容易弄錯的。轉錯一個彎，結果來到了克拉特家。」「瓊斯說法」傳了又傳，特別對著瓊斯一家吹了過去，好在那是一個有涵養而且很理性的家庭，始終不為謠言所困。

他太緊張了，即使電話鈴不響，他也睡不著，他太心焦，太沮喪了。他的「線索」四處碰壁，沒有一條有用。即使有也是一條死胡同。博比·魯普？測謊儀已經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個和兇手打一樣繩結的農場主，也已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發當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馬州」；剩下的約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證據。「所以，」引用哈羅德·奈的話來說，「這一切的總和是一個漂亮的整數：零。」就連尋找那隻貓的墓穴工作也毫無結果。

「我們並沒有多少可說的。只有一次，博比說起他是多麼愛南希，不可能再愛別的女孩了。唉，我確信南希不希望他這樣，我也是這樣對他說的。我記得有一天，是星期一吧，我們開車來到河邊，停在一座橋上。從那兒可以看見克拉特家的房子，也可以看見克拉特先生的果園和遠處的麥田。在其中的一塊地里，一團火正在燃燒，有人正在焚化從房子里拿出的遺物。放眼望去，到處都能喚起傷感的回憶。男人們帶著網和魚竿在河邊搜尋，他們不是在釣魚，博比說他們在找兇器——刀和槍。

佩里唱歌的時候，奧托在速寫本上給他畫了幅素描。畫得還有幾分神似，畫家注意到模特臉上一個不易為他人察覺的表情，一種惡作劇、孩子般逗樂的邪念，像一個不懷好意的愛神，正在張弓準備射出一支毒箭。他赤|裸著上身，（佩里「恥于」脫掉褲子，「恥于」穿泳褲，因為他擔心他的那條傷腿會讓人「感到噁心」，所以儘管他幻想著水下的事情，老是談起潛水，但卻一次也沒下過水。）奧托畫下了遍布他發達的胸肌和臂膀，以及長滿老繭但卻像女孩子的小手上的各色文身。他把這個速寫本作為分別禮物送給了佩里，其中還有迪克的幾張「裸體習作」。

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通常話不多，但今天運送熱水和協助清掃時，卻有很多話要說。他希望「人們別再說廢話，而應該試著動動腦子」，為什麼他和妻子住在離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但在暴行發生的時候，卻連一聲槍響也沒聽見。「警長和他的那些手下到這兒又是取指紋又是搜查的，他們很有識別能力，明白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我們沒聽見，原因之一在於風，西風。西風會把聲音吹到另一個方向。第二個原因是，這裏和我們家的房子之間有一座大糧倉，這個老傢伙就連震天響的火箭炮聲都能擋得住。你考慮過這點嗎？兇手一定知道我們肯定聽不到。否則，他會冒險在半夜裡連開四槍嗎！如果那樣，他肯定瘋了。當然，你也可以說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個瘋子，下起手來，毫無顧忌。但依我看，他之所以這麼干，都是事先策劃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已經想好了，這是我和我老婆在這兒睡的最後一夜。我們打算搬到一所緊鄰著公路的房子里去。」

蘇珊立刻退了出去。「我走到外面，坐在車裡等。」她回憶說，「街對面有個男人正在掃落葉。我一直看著他。我不敢合上眼睛。我想，如果我閉上眼睛，一定就會暈倒。所以，我看著他掃落葉，燒落葉，但卻視而不見，因為浮現在我眼前的還是那件衣服。那對我來說太熟悉了。是我幫她挑選的衣料，她自己設計並親手縫製的。我還記得她第一次穿上這件衣服時是多麼激動，那是在一次聚會上，我所能看見的全是南希的紅色天鵝絨裙子，南希穿著它，翩翩起舞。」

佩里催迪克趕快釣魚。「我read.99csw.com們也許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他說。

迪克又點了一份漢堡。在過去的幾天里，他似乎成了一個永遠吃不飽的餓漢——一連吃了三天的牛排、幾打好時巧克力和成磅的軟糖。而相形之下佩里卻沒有胃口，他只喝飲料，吃阿司匹林和抽雪茄。「怪不得你變得這樣。」迪克對他說道，「噢，算了，寶貝兒。別胡思亂想了，我們成功了。計劃很完美。」

「告訴你，我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你為什麼不去抓兇手？我們交稅養你們就是讓你們去干這個的。」

當然，在芬尼縣，甚至在霍爾科姆，克拉特一家不是最先遭謀殺的人家。那個小社區里的老人們都記得近四十年前的「一件瘋狂事」——赫夫納凶殺案。郵遞員薩蒂·特魯伊特太太，現任女郵政局長克萊爾的母親，她把這樁凶殺案講得頭頭是道：「事情發生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當時天熱得像地獄里的油鍋。有一個叫圖尼夫的小夥子在芬納普牧場幹活兒，他叫瓦爾特·圖尼夫。他曾在得克薩斯州的布利斯堡當兵，後來開了小差，他是個流氓，沒錯，他有一輛偷來的汽車。很多人都懷疑他不幹好事。於是一天晚上，警長——當時是奧里·赫夫納，歌兒唱得棒極了，你知道嗎，他還是天堂合唱團的成員呢。一天晚上，他開車來到芬納普牧場，盤問了圖尼夫幾個問題。那天是八月三日，天熱得像地獄。結果，瓦爾特·圖尼夫一槍打穿了警長的胸膛。可憐的奧里還沒等倒地就死了。那個殺人魔鬼騎著芬納普牧場的一匹馬，沿河向東逃去。消息傳開，方圓數英里的人都集合起來，大概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抓到了圖尼夫；那些小夥子們怒火中燒，老奸巨猾的圖尼夫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去見上帝了，他們一起開槍打死了他。」

像這樣的思考雖然令杜威全神貫注，但並沒有使他滿意或有一種「現出眉目」的感覺。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斷」來解決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實之上，「必須為此鞠躬盡瘁、一查到底」。大量的事實需要收集和篩選，加之時間緊迫，這些都預示著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過的尋訪——檢查了數百個人，包括河谷農場所有的僱員、死者的親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過大小生意往來的人——都只是龜行般追查過往。對此，正如杜威告訴他的小組：「我們必須繼續追蹤下去，直到我們比克拉特一家還了解他們自己為止，直到我們看清上個星期天早晨發生的事也許與五年前發生的某些事情之間存在聯繫為止。聯繫，必須找到這種聯繫。必須。」

「你好，帥哥，」哈特曼夫人說，「想來點什麼？」

杜威說：「說不定其中一件正是我們要找的。一種失控了的個人仇怨。」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傾向於第二種假設。第二種假設在很多要點上與第一種一樣，但重要的區別在於兇手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同夥，這個同夥幫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膠帶封嘴，用繩子捆綁。但是，第二種假設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發現很難理解「兩個人怎麼會同樣的憤怒，怎麼會在同樣瘋狂的暴怒狀態下實施犯罪」。他繼續解釋：「假設兇手為克拉特家所認識，是社區的一員；假設他是個普通人，一個有著怪癖但對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惡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從哪兒找到一個足夠瘋狂、願意幫他的同夥呢？這講不通，也不合理。這樣一接觸這個問題，就講不出個所以然了。」

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是一位不苟言笑、身材矮胖、四十齣頭，說話帶一口不太地道的上流社會腔調的英國婦人，她和咖啡館的其他常客毫無相似之處，在這樣一種環境里，她就好像是掉進火雞圍欄里的一隻孔雀。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釋為什麼她和丈夫放棄「英國北部的家產」，從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興的，哦，最優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薩斯平原上一座破舊的、讓人極為不快的農場，「稅！親愛的。遺產稅重得要命。這就是逼得我們離開英格蘭的原因。是的，我們是一年前離開的，毫無遺憾。一點兒也不遺憾。我們喜歡這裏。簡直喜歡極了。當然，雖然這兒和我們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種生活我們曾經很熟悉，巴黎、羅馬、蒙特卡羅、倫敦。我確實偶爾想念倫敦。哦，我並不是真的想念它——那種忙亂的生活，永遠打不著計程車，總要擔心穿著和打扮。絕對不喜歡。我們喜歡這裏。我猜有些人，他們知道我們的過去，了解我們以前的生活，會感覺奇怪，我們住在這兒不覺得太寂寞了嗎？我們本來是想要定居到大西部的。懷俄明、內華達最理想了。我們曾盤算過在那邊說不定能挖到一口油井。但是在半路上，我們在加登城停下來看望朋友，實際是朋友的朋友，但他們熱情得不得了，堅持要我們多留些日子。我們想，嗨，倒也是，為什麼不在這兒買塊地，開個牧場呢？或者種種田？不瞞您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打定主意究竟是開牧場呢還是開農場。奧斯汀醫生也問我們是否覺得這裏太安靜了。實際上，不，實際上我從未見過比這兒更熱鬧的地方，比空襲還要命：火車，郊狼，整夜裡還不知有什麼怪物在不停鬼號，吵死了！自從凶殺案以後，我更有些受不了了。很多事情都讓我這麼覺得。我們那所破房子老是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別誤會，我不是在抱怨。說真的，這間房子還是挺實用的，現代化設備齊全；可是，天哪！它那咳嗽和哼唧聲真夠嗆！天黑后，一起風，可惡的大草原的風，聽上去就像是嚇人的呻|吟。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神經有點緊張，便免不了疑神疑鬼地瞎想。天哪！那一家真夠可憐的！不，我們沒有打過交道。我只見過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聯邦大廈』。」

一九四五年大戰期間，一個溫和的夜裡，佩里來到檀香山的一家文身店，叫人在左手臂刺上了一幅蛇和匕首的圖案。他去那裡的過程是這樣的：先和父親吵了一架，接著搭便車從安克雷奇來到西雅圖，在船員應徵處找到一份水手的工作。「如果我事先知道後來要遭遇的事情，我是絕不會去的。」佩里曾說，「工作我倒是很滿意，我喜歡當水手，喜歡游遍各地的海港。但是我沒防備到船上的那些男同性戀，他們從不讓我安靜。我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身材又矮小。當然，我自己也可以自衛。但你知道，許多男同性戀可不是柔弱女子，天啊，他們能把檯球桌和整架鋼琴都扔出窗外。這些『女皇』們，狠起來夠你受的，特別是他們幾個結成一夥一起整你的時候，而我只是一個小孩子，這簡直逼得你想自殺。幾年後，當我參軍入伍被派到朝鮮，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在軍隊表現很好，不比別人差，他們給我頒發了銅星勳章，但我卻從未獲得提升。四年後，整個該死的朝鮮戰爭結束了，我本來至少也應是個下士。但是我卻沒有當上。知道為什麼嗎？就因為我們那個軍士太霸道，而我又不肯就範。媽的！我恨死了他那套做法，我實在受不了。但是我又不懂，有些同性戀我倒是挺喜歡的，只要他們不對我動歪腦筋。我有一個知心朋友，一個非常聰慧敏銳的人，後來我發現他就是同性戀。」

在角落裡的一張桌子上，兩位蓄鬚的農夫正在下棋。其中一位站起來，走到杜威坐著的櫃檯旁，說道：「我們聽說的那些事是真的嗎？」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記本。他已經瀏覽了一遍，此時他打算仔細閱讀每天的記錄。這本日記南希從十三歲生日開始記起，離她十七歲生日不到兩個月時結束。這是一個聰慧的女孩子感情的真實吐露，她極喜歡小動物，並且愛看書、烹飪、縫紉、跳舞和騎馬，是個討人喜愛的漂亮而純潔的少女，她認為「談情說愛很有意思」，然而「實際上一心一意地愛著博比」。杜威首先讀的是最後一天的記錄。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兩個小時寫的。「喬利妮來過了，我教她如何做櫻桃餡餅。幫洛克希練習小喇叭。博比過來了，我們一起看電視。十一點，他離開了。」

他們在一家酒吧停了下來。迪克喝了三杯橙花酒。第三杯酒下肚后，他突然問道：「我父親怎麼辦？想想看，哦，耶穌啊，他真是個好老頭兒。還有我母親，唉，你見過她。他們怎麼辦？我，我自己可以跑到墨西哥或別的什麼地方。但是等銀行拒付支票時，他們可跑不了。我了解父親，他肯定會設法還清它們，他以前就這麼做過。但是現在他哪有能力——他老了，又有病，什麼都沒有。」

這個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佩里的確認識一個叫金的黑人。但是如果那個人死了，也與他毫無關係，他從未動過金一個手指頭。佩里自己心裡有數，金也許還躺在某地的床上，扇著扇子，喝著啤酒呢。

「那邊，那件事。」

第二個宣布要走的是蘆田太太。她帶著四個臉蛋紅撲撲的孩子來到了咖啡館。她讓孩子們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後對哈特曼太太說：「給布魯斯一盒糖漿玉米花。博比想要一杯可樂。邦妮瓊，你呢？我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別這樣，過來吃點兒吧。媽媽請客。」邦妮瓊搖了搖頭，蘆田太太接著說道：「她有點兒傷心。她不想離開這兒。這兒有她的學校和所有的朋友。」

邦妮也不在了。她的卧室的窗戶可以俯瞰花園，通常在她「發病」的時候，赫爾姆先生會看見她長時間地站在窗前，痴痴地盯著花園，彷彿她所看到的東西對她施了魔法。（「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她對一位朋友說，「我真的相信花朵、樹木、鳥兒和人是一樣的，都可以思考，可以相互交談。如果我們努力去聽，就能聽見它們在說話。只要把所有其他聲音從腦子裡攆出去，就可以。靜靜地，努力傾聽。我現在也還相信，只是無法再靜下心來……」）

群山。幾隻老鷹在明亮的天空中盤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薩斯地區麥地平原上一個打野雞的好天氣——陽光明媚，天空像雲母一樣閃閃發光。在過去的幾年裡，每當這樣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會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農場里打野雞，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通常，在這項打獵運動中，還有赫伯的三個最好的朋友：J. E. 戴爾，一位獸醫；卡爾·麥爾斯，一位飼養奶牛的農場主；艾弗利特·奧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薩斯州立大學農業實驗所所長）一樣，他們都是加登城有聲望的公民。

「我想你們聽錯了，老夥計。」

但她已經拿起了咖啡壺，「我請客，長官，看看你的臉色，你需要它。」

「艾爾文，你認為我們還能回到從前正常的生活嗎？」杜威太太問道。

杜威回到床上。「沒什麼，親愛的，」他說，「無關緊要，又是一個醉鬼。」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最簡單、最醜陋的事實，那就是：迄今為止鄰里之間的和睦相處不見了，驟然間老朋友們要承受彼此猜疑的痛苦，他們難免認為兇手就是左鄰右舍。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人不贊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觀點。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館的大廳里對記者說：「這件事水落石出之時，我可以打賭，無論是誰，此人不會超出我們現在站著的地方十英里的範圍。」

又在詹姆斯家待了幾星期後，佩里想出了一個去處：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他的一個戰友住在那裡，或許那個朋友會幫他找一份「賺錢多的工作」。一路輾轉，拖延了他向東的旅程。其間，他曾在奧馬哈的一家餐館洗過盤子，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家加油站為顧客加油，還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座農場工作了一個月。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去往伍斯特的路上，他經過堪薩斯州一座名為菲利普斯堡的小鎮，在那裡，「命運」又一次「捉弄了他」，他遇見了一個「壞夥伴」。「他姓史密斯，」佩里說，「和我的姓一樣，我不記得他叫什麼了，反正他就是那種我在路上結識的人。他有一輛車，他說可以最遠帶我到芝加哥。那天，我們路經堪薩斯州，來到菲利普斯堡這個小地方，停下來看地圖。當時好像是星期天，商店都關門了，街上靜悄悄的。我的朋友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四下張望了一會兒，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建議去附近的錢德勒批發公司偷東西。佩里同意了，兩個人破門而入，趁裏面沒人搬走了不少辦公設備（打字機、計算器等）。如果數天後，兩個賊在密蘇里州的聖約瑟夫市沒有闖紅燈，他們這次偷竊也許會平安無事。「那天，那些貨還在車裡，一位警察命令我們停車，他想知道我們從哪兒弄來這些東西。他很快核實后說，我們要被『送回』堪薩斯州的菲利普斯堡了，又說如果我們喜歡坐牢的話，那兒的監獄倒是挺小巧別緻的。」四十八小時之後，佩里和他的同伴發現了一扇開著的窗戶，於是便爬了出去，偷了一輛汽車，向西北方向內布拉斯加州的麥庫克開去。「我們倆，我和史密斯先生，很快就鬧掰了。他後來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我們倆都上了聯邦調查局（FBI）的通緝名單。但是據我所知，他們一直沒有抓到史密斯。」

佩里既沒有撒謊的天才，也沒多少撒謊的經驗。但是，一旦他講了一件虛構的事，就會一口咬定。「當然，我殺了他。只不過一個黑鬼。這就不同了。」此刻他說，「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我就是無法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還逃之夭夭？」他懷疑迪克也不相信，因為他多少也已經感染到自己那種詭秘的、良心上的不安了。所以他才會說：「你現在給我閉嘴！」

哈特曼太太嘆了口氣。「我不知說什麼好。我希望你們別走，別賣光東西，離開我們。」她又嘆了口氣，「看起來大家都要走了。活著的，或是死了的。」

這正是佩里曾經認真思考過的問題。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答案，但是他的答案很簡單，而且多少有些含糊。「不。因為一旦某件事註定要發生，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別發生。或者，聽天由命。只要你還活著，就總會有事情發生，即使是壞事。你知道是壞事，但你能做什麼呢？你不能不活吧。就像我的夢。從小時候起，我就一直在做同一個夢。在夢裡，不知怎麼我來到了非洲，在一片熱帶雨林里。我穿過樹林朝一棵孤立的樹走去。上帝啊，那棵樹臭得要命！那種味道令我噁心。不過，它看起來很漂亮，樹葉是藍色的，上面掛滿了鑽石，橘子般大小的寶石。這就是我來到這兒的原因，我要給自己摘一籮筐的鑽石。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動手，只要我一碰到鑽石，一條蛇就會落到我身上。那條蛇是守衛這棵樹的。這個可恨的畜生就盤繞在樹枝上。我早就知道了，明白不？媽的，倒霉的是，我不知道怎麼對付蛇。但是，我想，我會利用機會的。最後權衡的結果是我對鑽石的渴望超過了對蛇的恐懼。所以我要去摘鑽石，要把鑽石攥在手裡。我的手剛一觸到鑽石，正要往下扯的時候，那條蛇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們滾作一團，但那個畜生滑溜得厲害，我抓不牢它，它卻死死地纏住我，越纏越緊，我能聽見自己腿被夾碎的聲音。接著就更嚇人，現在即使是一想到這裏，我都會冒冷汗。那畜生開始吞噬我，從腳開始，像是掉進了流沙里一樣。」佩里停了下來，他發覺迪克正用叉子尖摳指甲，顯然對他的夢根本不感興趣。

「肯定，」迪克說，「肯定，他會嚇得要命。」奇怪，迪克的情緒輕易地轉變了。頃刻間，所有卑劣的痕迹、慍怒的表情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說道：「講一講你的那些所謂的預兆吧。我倒想知道：如果你早知道自己會出車禍，為什麼不把車停下來？如果你停下摩托車，不就沒這回事兒了嗎，對不對？」

有件東西現在他不必牽挂了。在阿卡普爾科的最後一晚，一個小偷偷走了那把吉布森牌吉他。當時，他和奧托、迪克，還有牛仔，正在碼頭邊的一家咖啡館里為告別而喝得酩酊大醉。佩里為此很痛苦，他後來說，這真是「陰險下流」的勾當。「如果你有一把吉他一直帶在身邊，上過蠟，磨過光，音域也正合適，你對待它就會像對待一個你真心喜愛的姑娘。這有一種神聖感。」如今吉他被偷走了，不會再產生什麼所有權問題，但是其餘財物的歸宿還是個麻煩。他和迪克要步行趕路，很明顯，除了幾件襯衫和襪子，別的都帶不了，其餘的衣物只好託運。實際上，佩里已經裝滿了一隻紙板箱，（裏面多是一些待洗的臟衣服，還有兩雙長筒靴，其中一雙鞋底上印著貓爪圖案，另一雙是菱形紋。）上面寫下自己的名字，由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郵局運送。

「一杯咖啡就好，太太。」

沒錯，父親是在等他，但並沒有閑著。當佩里到達「獵人之家」的興建地時，他父親已經獨自一人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清理了地面，砍伐了必需的木材，砸碎並運來了鋪路用的石塊。「不過他堅持等我到了再動工。那棟房子的每塊石頭、每根木料都是我們父子倆一點一點弄起來的。偶爾會有一個印第安人來幫忙。爸爸那時簡直像個瘋子，不管出現什麼情況，大雪也好，暴雨也罷，即使風大得能捲起大樹，我們也沒有停下來歇歇。等到屋子封頂的那天，爸爸樂得繞著屋子手舞足蹈，大叫大笑，甚至跳起了吉格舞。哦，那座房子的確非同一般，能容納二十人住宿，餐廳里有一個大壁爐，此外還有一間酒吧，名字叫『圖騰柱』，是決定讓我演唱以娛樂顧客的地方。一九五三年底，我們開業了。」

有個老頭兒，整天帶著一架老式的木頭盒子照相機在阿卡普爾科海港徘徊。「埃斯特莉塔號」駛進碼頭時，奧托請他替佩里拍了六張與獵物的合照。老頭兒的拍照技術糟透了，洗出來的照片又黑又模糊。不過，這些照片仍然引人注目，主要是由於佩里的表情，他那無瑕的得意架勢、無比幸福的神情，就像經常出現於他夢中的那隻黃色大鳥終於帶著他飛向天堂一樣。

「做什麼？」

婚禮結束后，克拉特家的親戚們便各自散去。星期一，在最後一批親屬離開加登城的日子里，《電訊報》在頭版刊登了霍華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的俄勒岡，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對當地民眾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蒙難家庭表現出的「關懷與哀悼」，然後筆鋒一轉，寫到：「在這個社區，也就是在加登城裡，已經有太多的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聽人說，一旦找到兇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樹上把他弔死。讓我們不要這樣感情用事。事情已經發生了，奪取另一個生命也不能改變事實。相反，讓我們像上帝寬恕我們一樣寬恕他吧。在心中積攢仇恨是不對的。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將發現他很難面對自己。只有當他祈求上帝的寬恕時，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我們不要阻擋他，而是祝願他，願他找到這種平靜。」

「是嗎？」杜威說，「那麼，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

艾哈德和他的夥伴們默默地開車前行。他們中的一位後來說：「那時的情形使你無法說話。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裡，老遠就有人來迎接。」這次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公路巡警，他負責把守警方在河谷農場入口設置的路障。他揮了揮手，放他們進去。他們又沿著榆樹成蔭的小徑開了半英里，來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農場里的僱員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正在門前等候。

佩里有些過分了。他繼續說道：「弗洛伊德——是這個名字嗎？」這樣說有些卑鄙。但話說回來，這也是迪克自作自受，他的自信猶如風箏，需要繩子的牽引。然而，佩里也注意到迪克因狂怒而面部表情發生變化：下巴、嘴唇甚至整個臉都拉長了，嘴角泛著唾沫。如果要打一架的話，佩里還是能招架得住的。他比迪read.99csw.com克矮了幾英寸，一雙短腿還受過傷，不大管用，不過他比迪克重，比迪克結實，他的胳膊可以勒死一頭熊。然而，為了證明這一點就打一架，真的翻臉，是不值得的。不管喜不喜歡迪克，（現在他並不討厭迪克，只是不像以前那樣喜歡和看得起他。）很明顯，此時分道揚鑣是不安全的。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看法一致。迪克曾說：「如果我們被抓住了，那就一起被抓吧。那樣我們倆還能相互照應。他們開始那一套招供的把戲時，咱們倆得口供一致。」而且，和迪克拆夥就意味著計劃功虧一簣了，但它對佩里仍很有吸引力，雖然近來屢受挫折，但兩人仍對那個計劃深具信心——找一個小島或沿著南部海岸線一起過潛海尋寶的生活。

他正準備回答，但電話阻止了他。

杜威掏出鑰匙，打開了克拉特家的前門。因為暖氣一直沒關，屋裡很溫暖，地板閃閃發光，散發著一股檸檬味上光劑的味道，令人感覺彷彿今天又是個星期日，全家人不久就可能從教堂回來似的。兩位繼承人，英格里希夫人和賈喬夫人已經搬走了一貨車的衣服和傢具，但屋子裡有人居住的氛圍並未因此而消失。客廳里，一本打開的樂譜《穿過黑麥地，來吧》仍然放在鋼琴架上。在走廊，一頂帶有汗漬的灰色斯泰森氈帽——是赫伯的——還掛在木釘上。二樓凱尼恩的房間里，那個已經逝去的男孩的眼鏡就放在他床頭的架子上，幽幽地反射著陽光。

佩里說：「看在上帝的分上，迪克，你快點兒行嗎？兩點我們就得退房了。」

河谷農場離哈特曼咖啡館僅有一英里，杜威決定走著去。他喜歡在麥田裡漫步。通常每星期他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信步走走，消磨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希望在那片深愛的土地上蓋間房子，種些樹，最後再養一大堆孫子。那是他的夢想，然而前不久妻子警告他說那不再是他們共同的夢想了；她說自己永遠也不會考慮單獨住在「無人的荒郊野外去了」。杜威知道即便他第二天就破了案，瑪麗也不會改變主意，因為她親愛的朋友一家人就在那樣的荒野住家裡遭了厄運。

蘆田太太說：「我們討論搬家已經很久了。英夫，是他認為我們在別的地方也許會過得更好。」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裡，那輛破舊的雪佛蘭離開了堪薩斯城。行李放在車頂上，用繩子從車尾一直緊扎到車頭；後備箱由於塞得太滿，連蓋都蓋不上；在車子裏面，兩台電視機摞在一起，放在後座上。兩個人擠在前座，迪克開車，佩里抱著他那把舊吉布森牌吉他，這是他最心愛的寶貝。佩里其他的行李還有一隻硬紙箱、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攜帶型收音機、一加侖沙士（他擔心他最喜歡喝的飲料也許在墨西哥買不到）以及兩隻裝滿了書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紀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麼會不發火呢？他咒罵著，踢著箱子，稱它們是「五百磅豬泔水！」）這些也都塞在汽車內。

車子還在開。在前方一百英尺處，一條狗正沿著路邊小跑。迪克猛然向狗撞去。這是一條老得半死的雜種狗，瘦得皮包骨頭，一身污穢，這麼一撞，就像一隻鳥一樣，立刻完蛋了。但迪克很滿意。「夥計！」他叫道。每次一追狗，他就這樣叫，而每次一有這樣的機會，他絕不放過。「夥計！我們肯定殺得它落花流水！」

「我能想起一個來。」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保羅·赫爾姆正在小花園裡修剪枝葉，正是這個花園使邦妮·克拉特成為加登城園藝俱樂部的一個成員。這是一項令人傷感的工作，因為這使他想起在另一個下午他做過同樣的事情。那天，凱尼恩來幫他的忙，那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凱尼恩、南希以及他們的父母。幾周來，赫爾姆先生感到越來越吃力。他「健康不佳」，（實際情況比他知道的還糟，他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日子可活。）為許多事情憂心忡忡，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工作。他懷疑這個活兒自己做不了多久了。別人或許不了解內情，但是他明白那些「小姐們」——貝弗里和伊芙安娜，想把農場賣了。雖然他曾在咖啡館里聽一個年輕人說：「那件神秘的案子一天不破，有誰會買下那塊地方？」但一想起要有外人來這裏，收割「我們的田地」，他就覺得「不是滋味」。赫爾姆表示異議，是為赫伯著想。他指出：這塊地「只應由克拉特的家人來照管」。他記得有一次赫伯曾對他說：「我希望在這片土地上永遠有克拉特家的子孫和赫爾姆的子弟。」赫伯說這話時還僅僅是一年前。天啊，要是農場賣掉了，他該怎麼辦呢？他覺得自己「太老了，到別處去恐怕也不行了」。

「南希愛這條河。在夏天的夜裡，我們經常一起騎著南希的馬，那匹又老又胖的灰馬『寶貝』。我們一直騎到河邊下到水裡去，然後寶貝會在淺水處踢水，而我們就會吹起笛子、唱歌。現在天氣涼了，它怎麼辦？我是說寶貝。我一直在想。加登城的一位太太收養了凱尼恩的狗，帶走了特迪，但它又跑了回來，它認得回霍爾科姆的路。那位太太回來又一次帶走了它。我留下了南希的貓，艾溫魯德。但是寶貝，他們也許要把它賣掉。南希一定不肯，她會氣死的。

也真的是所剩無幾。因為那天在堪薩斯城亂開支票騙到的照相機、男式襯衫的鏈扣與電視機，已經全都當掉了。而且，他們把那副雙筒望遠鏡和灰色的奇尼斯牌攜帶型收音機都賣給了迪克在墨西哥城結交的警察。「我們要做的就是重返墨西哥城，把車賣掉，我也許能在修車廠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怎麼說，那兒的待遇不錯。那兒的機會更好。上帝啊，我真想再享受享受伊內茲那個小妞。」伊內茲是個妓|女，是在墨西哥城美術館的台階上和迪克勾搭上的，（這次參觀美術館，實在是為了讓佩里開心一下。）她才十八歲，迪克答應娶她。但是他也答應要娶瑪麗亞，一位五十歲的女人，據說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墨西哥銀行家」的遺孀。他們是在一家酒吧里相遇的，第二天早上，她就付給他相當於七塊美金的代價。「所以，你看怎麼樣？」迪克對佩里說，「我們把車賣掉。找一份工作。攢點兒錢。然後再看看會發生什麼事。」他的語氣聽起來彷彿佩里對將來全無打算似的。也許他們會用那輛老雪佛蘭換兩三百塊錢。照他以往對迪克的認識——現在他真正了解了——迪克會立刻把錢花在伏特加和女人身上。

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父子倆住在里諾附近的家中，佩里去上學。他回憶說：「我讀到三年級就打住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進過學校。那年夏天，爸爸造了一輛頗為原始的拖車，他稱之為『房車』，裏面有兩個鋪位和一個小廚房。爐子非常好，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吃的。我們自己烤麵包，我常做果醬，蘋果醬、山楂醬之類的。在後來的六年中，我們倆走遍了鄉野，從未在一個地方停留很長。因為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一久，人們就開始以異樣的眼光看爸爸，彷彿他是個怪人似的。我討厭這樣，也很受傷，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很愛爸爸。儘管他有時對我很粗暴，但我愛他，所以每次搬家時，我總是很高興。」我們從內華達到懷俄明，又到愛達荷、俄勒岡，最後到了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特克斯教兒子如何淘金，怎樣在雪水彙集的溪流沙床淘金；在那裡，佩里還學會了打槍、剝熊皮，做陷阱捕捉狼和鹿。

迪克說道：「是威爾斯先生！」他拿起一把叉子，「如果他敢說出去，那他就得死。就如同我因開假支票被逮捕一樣，就這樣從後面——」叉子落了下來，插|進了桌子里，「穿透心臟，親愛的。」

天黑了，杜威打斷討論，打電話給家中的妻子瑪麗，告訴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飯了。她說：「好吧，艾爾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聲音里有一種不常見的焦慮。杜威夫婦結婚十七年了，有兩個兒子。瑪麗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聯邦調查局的速記員，杜威在新奧爾良工作時認識了她。瑪麗很能理解丈夫職業上的難處——生活沒有規律，一個電話就會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克拉特與英格里希兩家訂於周六聯姻」，這則刊登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電訊報》社會版上的新聞令許多讀者深感意外。看起來，克拉特先生活著的二女兒貝弗里，已經和那位訂婚已久的年輕的生物系大學生維爾·英格里希先生結婚了。貝弗里小姐一身白紗，婚禮盛大而隆重，（倫納德·考文太太獨唱，霍華德·布蘭查德太太風琴伴奏。）「在第一衛理公會教堂莊重舉行」——三天前，就是在這座教堂里，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然而，據加登城《電訊報》報道：「維爾和貝弗里本來打算在聖誕節結婚。請柬都印好了，她父親已經向教堂預訂了結婚的日子。由於突如其來的悲劇，再加上許多親戚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的，這對年輕的情侶決定將婚禮提前到周六舉行。」

一張便餐櫃檯，幾張桌子，架著一副烤架的壁爐以及一台冰箱和一台收音機，這就是哈特曼咖啡館的全部家當。「但是我們的顧客喜歡這裏，」女老闆說道，「他們不喜歡也沒辦法。除此以外，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去，除非他們開車一去七英里才能找到另一家。不管怎麼說，我做買賣厚道，而且自從梅布爾來這兒工作后，咖啡也變得特別香。」梅布爾就是赫爾姆太太。「悲劇發生后，我說，『梅布爾，現在你沒工作了，你為什麼不到我的咖啡館里幫幫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盤子什麼的。』結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這兒來了，他們用各種問題糾纏梅布爾。問的全是關於那場悲劇的事。但梅布爾不像默爾特表姐，也不像我。她很害羞。再說了，她也不知道什麼特別的事情。她不見得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但是大多數光臨哈特曼咖啡館的人都認為她一定瞞著一些事。實際上確實如此。杜威曾和她談過幾次話並要求她對談話內容保密，特別是她不得提起失蹤的收音機以及在南希鞋裡找到的手錶。這就是為什麼她對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說：「任何看報紙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樣多，甚至比我還多，因為我不看報紙。」

「上帝啊，我的頭疼得厲害！」迪克說，「我不舒服。」迪克常犯偏頭疼的毛病，他認為這是那次汽車事故的後果。「求你了，寶貝兒，讓我們安靜下來，安靜下來好不好？」

「做出那種事的人肯定有毛病。」佩里說。

他們首先來到地下室里的暖氣爐間，克拉特先生就是在這兒被人發現穿著睡衣俯卧在一隻裝床墊的紙箱上的。清理完這裏，他們又來到凱尼恩被殺的遊戲室。沙發是凱尼恩維修過的遺物，罩著南希做的沙發套，上面還有綉著字的靠枕，也都濺滿了血跡。和紙箱子一樣，這些東西都得燒掉。清洗小組逐步從地下室清理到二樓的卧室，南希和她母親就是在卧室被謀害的。他們需要更多的燃料來焚燒這些沾滿血跡的床單、床墊、床邊小地毯以及一隻泰迪熊玩偶。

在杜威研讀日記的時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鄧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鄧茨所說，「和那些能向我們提供點什麼的人談話」。這些人包括霍爾科姆學校的教職員工，南希和凱尼恩都是載入該校榮譽名冊的高才生；河谷農場的僱員，其人數在春夏之際有時可以達到十八名，但是在現在是休耕季節，只有傑拉爾德·馮·弗里特和其他三位僱員，外加赫爾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鄰居，還有他們的親戚。大約有二十名親戚從各地趕來參加定於星期三早晨舉行的葬禮。

回憶著邦妮站在窗前的情形，赫爾姆先生禁不住抬起頭來，彷彿希望看見她，一個窗戶後面的鬼魂。假如真是那樣，也許並不會像他真正看到的東西那樣令他驚恐——那裡竟然有一隻抓著窗帘的手，還有一雙眼睛。「可是，」他後來描述說，「那時太陽正照在房屋這邊。」這使得窗玻璃閃閃發光，窗帘后的人影也跟著晃動。等到赫爾姆先生用手遮住晃動的陽光定睛再看時，窗帘突然合上了，窗戶後面空空如也。「我眼睛不太好，我懷疑是不是看花了眼，」他回憶說，「但我確信眼睛沒有欺騙我，我肯定絕對不是鬼魂，因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這回事。那麼會是誰呢？在這兒鬼鬼祟祟的。除了警察，沒人有權利進入這裏。而且他們是怎麼進去的呢？所有的地方都鎖上了，就好像收音機預報龍捲風要來時做的那樣。我愣住了。但是我不敢一個人進去看個究竟。我放下手裡的活兒，穿過農田跑到霍爾科姆。一到那兒，我就立刻給魯濱遜警長打電話，告訴他有人闖進了克拉特家的宅子。他們很快就全體出動。州警、警長和他的手下、堪薩斯州調查局的艾爾文·杜威也來了。當他們包圍了房子正準備採取行動時，前門突然開了。」走出來一個他們以前從未見過的人：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眼神獃滯，頭髮亂糟糟的，腰間槍帶上掛著一把三八口徑的手槍。「我猜，當時在場的所有人的腦子裡都蹦出一個念頭，就是他，就是他來這兒殺了克拉特一家。」赫爾姆先生繼續說道，「他一動也沒動，靜靜地站著，只是眨了眨眼。他們繳了他的槍，立即開始審問他。」

杜威對此案的執著已經導致了偶爾的恍惚與健忘。就在早晨離家時，瑪麗還再三叮囑他，別忘了……但他還是忘了。只是在擠出了購物日擁擠的車輛與人群，駕車沿五十號公路駛向霍爾科姆，經過戴爾醫生的獸醫院時，他才想起妻子的話。對了，妻子讓他一定記得把那隻家裡的貓「閻王皮特」接回來。皮特是只體重十五磅的虎紋公貓，因其好鬥在加登城可是個知名人物。這次它住院是因為與一隻拳師犬的惡鬥，結果遍身是傷，不得不住院縫針、注射抗菌素。從戴爾獸醫院出來之後，皮特躺到主人汽車副駕駛的位置上，一路嗚嗚叫著來到了霍爾科姆。

「就是你抓的那個傢伙。在克拉特家晃悠的那個。就是他乾的。我們就聽到這些。」

「再來一杯，艾爾文？」

在佩里五歲前，「特克斯和弗羅」這對夫妻一直巡迴表演競技。作為一種謀生方式，這種生活可不是「天天有冰淇淋吃」，佩里曾經回憶：「我們全家六口開著一輛舊卡車，而且有時就住在車裡。我們靠吃稀粥、小甜餅和煉乳過活。我還記得那種煉乳是鷹牌的，正是這種煉乳損害了我的腎——裏面有糖，使我老是尿床。」但是生活並非不幸福，尤其是對一個以父母為榮、崇拜他們的表演和勇氣的小孩子而言——當時可以稱得上快樂，特別是與後來的日子相比較。由於傷病困擾，特克斯和弗羅被迫放棄原來的職業，在內華達州的里諾定居下來。他們開始經常吵架，而且弗羅「愛上了威士忌」，後來在佩里六歲時，她帶著孩子遠走舊金山。正如佩里父親所寫的那樣：「我留不住她，當她開車離去撇下我孤單一人時，我還對她說再見（當時可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孩子們都在扯著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個勁兒地罵孩子，警告他們以後不準逃出來找我。」在以後的三年裡，佩里的確曾數次離家出走，去尋找他的父親。他已經失去了母親並開始討厭她：酒精不但玷污了她的面容，使那位曾經身姿柔軟、健康強壯的切諾基姑娘變成了一個胖子，還「吞噬了她的靈魂」，她變得牙尖舌利、惡毒無比。她的自尊已經溶蝕，以至於經常勾搭碼頭工人或是電車司機回家，連名字都懶得問，就將自己的肉體奉獻給他們。（唯一的條件是請她喝酒，然後和著留聲機的音樂狂舞一番。）

在辭去船員工作到入伍之前的那段時間，佩里和父親又和好了。他父親在佩里走後曾漂泊到內華達州，後來又返回了阿拉斯加。一九五二年，在佩里服完兵役后，老頭兒決定結束漂泊不定的生活。「爸爸那時頭腦發熱，」佩里回憶說，「寫信告訴我說他在安克雷奇的高速公路邊買了一塊地，打算建一所供遊人住宿的獵戶客棧，名字就叫『獵人之家』。他讓我趕快回來，幫他建房子。他確信我們會因此而發財。嗯，當時我還在部隊，駐地在華盛頓州的李維斯堡，我買了一輛摩托車（該叫那玩意兒為『死得快』），剛一退役，我就出發去阿拉斯加。誰想到開到貝靈漢，也就是州境時，天竟下起雨，我的摩托車打了個滑。」

「這是真的，貝絲。」蘆田說道。

「聽你這話真叫我吃驚，所有的事情都得考慮進去。」佩里說。他平靜的口氣凸顯出對迪克回答的厭惡。但是迪克並沒放在心上，甚至還笑了笑——他的微笑是一種熟練的技巧。彷彿在說這個有著孩子般笑容的人，親切和藹，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他。

那年十一月，一個大雨的午後，佩里乘灰狗長途汽車來到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這是一個地勢陡峭、道路高低起伏、即便在最好的天氣也顯得凄涼陰鬱的工業城市。「我找到了我朋友的住所，那個在朝鮮時的戰友，但是周圍人說他在六個月前就走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沮喪、失望，簡直是世界末日，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所以我找了一家賣酒的商店，買了半加侖紅酒，回到汽車站，坐在那裡喝酒，身上漸漸暖和了一點兒。我正喝得爽呢，突然一個男人走了過來，以流浪罪逮捕了我。」這位警察給他登記的名字是「鮑伯·特納」，這是他瞎編的，因為FBI還在通緝他呢。他坐了十四天的牢，被罰了十塊錢，在十一月的另一個下雨天，他離開了伍斯特。「我去了紐約，住在第八大街的一家旅館里，」佩里說，「那兒靠近第四十二大街。後來，我找了份夜間的工作，在一家一分錢遊樂場里干點零活。就在四十二街上，旁邊是一家快餐店，我就在那兒吃飯——如果有錢吃飯的話。差不多有三個月，我一步也沒離開百老匯區，就因為一件事——我沒有合適的衣服穿。我隨身帶的只有西部牛仔穿的牛仔褲和靴子。也幸虧是在四十二街，沒有人在乎你穿什麼，那兒的人穿什麼的都有。我這輩子從未遇見過那麼多怪人。」

在這次訪視中，杜威在二樓的一扇窗戶前停了一會兒。他的注意力被遠處的景象吸引過去，那是一個佇立在麥稈中間的稻草人。只見它戴著一頂男式獵帽，穿著一件褪色的印花衣裳。（也許是邦妮的舊衣服？）風吹動衣衫，稻草人前後搖擺，這使它看上去如同一個在嚴冬十二月的麥地里孤獨跳舞的鬼魂。杜威突然想起了瑪麗對他講的一個夢。前兩天，瑪麗搞砸了杜威的早餐，雞蛋里加了糖，咖啡里放了鹽，她說這全怪「那個可惡的夢」，那種恐懼白天還揮之不去。「那個夢太真實了，艾爾文，」她說，「就像現在，在廚房裡，我正做著晚餐，突然看見邦妮在門口站著。她穿著一件藍色兔毛毛衣，看起來既美麗又可愛。我說：『哦，邦妮……親愛的……自從發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我一直沒見過你。』但是她沒有回答，只是像往常那樣羞澀地看著我，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說：『親愛的，過來看看我為艾爾文|做的晚餐。一鍋秋葵湯，裏面還有小蝦和新鮮的螃蟹。就快做好了，過來吧，親愛的，嘗一嘗。』但是她沒動。她站在門邊看著我，然後——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才算準確——她閉上眼睛，開始搖頭，非常非常的慢，同時還絞著雙手，非常非常低地小聲嘟噥。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但這副場景讓我的心都碎了。我從沒有這樣傷心過。我抱住她，說：『求你了，邦妮！哦，別這樣，親愛的，別這樣！如果有人能夠見到上帝，那個人就是你，邦妮。』但是我無法安慰她。她搖著頭，絞著手。後來我聽見她說什麼了：『被謀殺了！被謀殺了！不，不，沒有比這更慘的了，沒有比這更慘的了，沒有了。』」

當佩里說「我認為我們倆肯定什麼地方有毛病」時，他承認了一件他不想承認的事。畢竟，設想自己也許「不正常」是「令人痛苦的」，特別是那毛病根本不是自己的過錯，而「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們家的德性！母親是個酒鬼，酒後嘔吐窒息而死。她的兩兒兩女中，只有小女兒芭芭拉過上了正常的生活，結了婚，安分地相夫教子。另一個女兒弗恩在舊金山一家旅館跳窗自殺。（佩里「設法向自己解釋她是失足滑下去的」，因為他一直愛著弗恩。她是「那麼可愛的一個人」，「很有藝術氣質」，跳舞「很厲害」，還擅長歌唱。「如果她能有半分運氣，以她的相貌和條件，肯定會有所成就，肯定會出人頭地。想到她爬上窗檯，從十五層樓上跳下來，真令人感到難過。」）還有大哥吉米，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逼得自殺了，然後他也自殺了。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佩里說，「我想我們倆一定有什麼毛病，不然怎麼會做出那種事。」

這些發現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慮「搶劫」的可能性。那塊手錶絕對不是自己掉進南希的鞋子里的。當時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聽見了某種聲音，腳步聲或說話聲，這使她猜想可能屋裡進來了賊，因此認為必須立刻把表藏好，這是父親送的禮物，她很珍視，至於收音機，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攜帶型收音機，毫無疑問，是不見了。同樣，杜威無法接受僅僅為了這麼一丁點兒微不足道的利益，「幾十美元和一台收音機」，就殺害一家人的假設。接受這個假設違反了他對那個兇手——應該說兇手們的設想。他和他的同事一致認定兇手絕非一人。犯罪手段之老練足以證明其中至少一個冷靜而狡詐，而且一定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傢伙，沒有明確的動機絕不會幹出這樣的事。接著，杜威也逐漸覺察到幾項特別之處，至少其中有一個兇手與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牽連，即使在殺害他們的時候，也對他們表示出同情，顯示出某種扭曲的關懷。否則，怎麼解釋那個用來裝床墊的紙箱呢？

新聞發布會後，杜威返回自己的辦公室。這間屋子是警長臨時借給他的，裏面擺著一張桌子和兩把筆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亂地放著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證：膠帶，從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繩套（這些東西現在都封裝在塑料袋裡，作為線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為二者都是大路貨，在美國隨處可得），警方攝影師拍攝的犯罪現場的照片，總共二十張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頭蓋骨，凱尼恩遭毀容的面孔，南希被綁著的手以及邦妮死後卻仍然睜得大大的眼睛，等等。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杜威將花大量時間研究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從中發現什麼」，也許某個有意義的細節會不言而喻。「猶如那些拼圖。叫你猜猜『在這張畫里能找到多少野獸？』從某方面來說，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隱藏的野獸。我覺得他們肯定在那兒，如果我能看見他們的話。」實際上，一張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墊紙箱上的照片已經令人驚奇地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九_九_藏_書沾滿泥土、有菱形花紋的腳印。雖然肉眼難以辨認，但是在閃光燈的照射下卻逼真地顯露出來。這些腳印，再加上在同一個紙箱上發現的另一個腳印，前腳掌留下的貓爪圖案的醒目血腳印，是偵查員們目前所能宣稱的唯一「重要線索」。但是他們不打算公之於眾；杜威和他的小組決定保守秘密，不透露這些證據的存在。

「艾爾文？你怎麼又抽了一根煙？說真的，艾爾文，就不能試著睡一會兒嗎？」

以上摘要的最後一句是用紅墨水寫的，邊線裝飾著綠色的星星，抄寫者似乎希望以此強調它「對自己的重要性」。「生命是冬天里野牛的呼吸」，這準確地反映了他對生命的看法。為什麼要焦慮？辛苦是為了什麼？人太渺小了，只不過是一團薄霧，一片被黑暗所吞沒的陰影。

「爽嗎？寶貝兒，爽嗎？」

「哈利路亞。」

杜威自己最初接觸芬尼縣的凶殺案是在一九四七年。那個案件在他的卷宗里有這樣的記錄：「約翰·卡萊爾·伯爾克，印第安克里克族人，三十二歲，家住俄克拉荷馬州馬斯克吉，殺害瑪麗·凱·芬利，白人，四十歲，女招待，住在加登城。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在堪薩斯州加登城科普蘭旅館的一所房間里，兇手用敲斷的啤酒瓶頸戳死了被害者。」案情簡單，破案迅速，因此記載也十分簡明。在杜威負責調查的三起謀殺案里，有兩起也是同樣明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兩個鐵路工人搶劫並殺害了一個農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一位醉漢毆打妻子致其死亡。）但是第三個案子，正如杜威曾經敘述的那樣，有些不一般：「案件發生在史蒂芬斯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樂隊表演用的舞台，台下是一個男廁所。嗯，有個名叫穆尼的男人當時正在公園裡徘徊。他是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的某個地方的過路客。在他走進廁所的時候，有人跟著進去了，那是住在附近的一個男孩，名叫威爾莫·李·斯蒂賓斯，二十歲。事後，威爾莫·李·斯蒂賓斯指認穆尼對他提出了非禮的要求，他因此搶劫了穆尼，把他摔倒在地，用他的頭猛撞水泥地面；這還不算完，兇手又把穆尼的頭按在便盆里，不斷沖水，直到他被嗆死為止。但是沒有人能解釋威爾莫後來的行為。他先是把屍體埋在加登城東北方向兩英裡外的地方，第二天又把屍體挖出來，重新埋在南面約十五英里遠處。後來就一直這樣埋了挖、挖了埋。威爾莫像叼著骨頭的狗，就是不肯讓穆尼入土為安。最後他挖的墓穴太多了，終於被人發現了。」在克拉特命案發生之前，以上這四起案件就是杜威所接觸過的全部謀殺案。但那些案子和現在這樁相比，不過是颶風到來之前的風吹草動。

「『主要基於此一或此幫兇手』，」佩里大聲地念出來，「這是不正確的。正確的語法應該是『這個或這幾個兇手』。」他一邊呷著加了阿司匹林的飲料，一邊繼續說：「不管怎麼樣。我不相信這篇文章。坦率地講，迪克，老實說，你會相信這篇沒有線索的鬼話嗎？」

「抓一條大魚啊。」

但是，該死的，你應該感到焦慮，為旅館主人的一紙警告而煩惱：「退房時間為下午兩點。」

迪克醒著，其實他再清醒不過了，因為他正在和伊內茲做|愛。彷彿是在念經，迪克不停地問：「爽嗎？寶貝兒，爽嗎？」但是伊內茲抽著煙，不吭聲。昨天晚上迪克把她帶回房間，說她要在這兒過夜時，佩里雖然不情願，但還是默許了。但是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刺|激了佩里，或者對他而言是件「麻煩事」，那就錯了。不過，佩里為伊內茲感到難過。她真是一個「傻孩子」——她真的相信迪克打算娶她，一點也不知道迪克正準備那天下午就離開墨西哥。

一位密友，年輕的律師克利福德·R. 霍普曾坦率地說：「你知道自己怎樣了嗎？艾爾，你就沒意識到你從不談論別的事嗎？」「哦，」杜威回答說，「我現在只能想這個案子。也許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以前沒想到的東西，某個新的角度，也許你會替我想出一個新的線索來。該死的！克里夫，如果這件案子破不了，你覺得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不管多少年以後，我都會疑神疑鬼、戰戰兢兢地；每次發生謀殺案，不管在什麼地方，不管二者之間是多麼無關，我都會過去查個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聯繫。但並非僅僅如此。真正的問題在於，我開始覺得我甚至比赫伯一家更了解他們。他們一直縈繞在我心頭，揮散不去，我猜我一天弄不清這個案子，他們就會永遠跟著我。」

「唉呀，我說，」哈特曼太太沖邦妮瓊笑了笑，說道，「那沒什麼好傷心的。從霍爾科姆學校轉到加登城高中會有更多的男孩的。」

「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走？」

「什麼機會？」

「但總體上計劃是完美的。我們把球打出了場地。現在球沒了，球失蹤了。一點兒聯繫都沒有了。」

「渾蛋，閉嘴！」哈特曼太太說。

芬尼縣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頭水泥建築，坐落於一個綠樹成蔭、頗有吸引力的廣場中心。警長的辦公室就位於法院大樓的三層。加登城曾經是一座喧囂熱鬧的拓荒小鎮，如今已變得相當安靜。總的來說，警長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是縣法院里那些無所事事者經常光臨的僻靜之處；他那好客的秘書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著一壺咖啡，有充裕的時間「閑聊」。然而現在，正如她所抱怨的，「這個克拉特事件」引來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報紙都在大肆宣揚」。這個案件以頭條新聞出現在西起丹佛東至芝加哥的報紙上，把大批記者吸引到加登城。

那個老農夫等他的發泄對象走到門口，又放了一支冷箭說：「如果你還想競選警長，別指望我會投你一票。你不會得到我的選票的。」

《堪薩斯城星報》詳細報道了克拉特家的葬禮，但是載有那篇報道的報紙到達佩里的手中已是兩天以後了。他躺在一家旅館的床上，抽空讀了讀。即使這樣，他也只是粗略地看看而已，其中幾段寫到：「今天有一千人參加了四個受害者的葬禮，是第一衛理公會五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會……霍爾科姆中學南希生前的幾個同班同學在倫納德·里奧納多·考文牧師祈禱時潸然淚下，他說：『即使我們走在死亡山谷的陰影里，上帝也會給我們勇氣、愛和希望。我確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上帝與他們同在。耶穌從未向我們許諾不讓我們經受痛苦和悲傷，但是他常會告訴我們，他會分擔我們的痛苦和悲傷。』……在這個熱得異乎尋常的日子里，大約六百人來到本城北邊的谷景公墓。在那裡，在下葬儀式上，他們朗誦了主禱文。他們低沉的朗誦聲匯合在一起，穿過墓地，久久不息。」

那個喬納森·丹尼爾·艾德里安，因為私藏武器現在仍被關在監獄里，而且過去他確因精神病被托皮卡州立醫院拘禁過一段時間，然而調查員們收集的資料表明，他和克拉特案的唯一聯繫就是他那令人不快的好奇心。

「天啊，那兒冷極了！」佩里還記得，「晚上爸爸和我抱在一起睡，在毛毯和熊皮里縮成一團。早晨，天還沒亮，我就忙著做早餐，蜜汁小餅、烤肉，吃完了我們就得出去工作。如果我沒有長大，那麼一切都好；但隨著年齡增長，我對爸爸的感激之情就日益減少。在有的事情上，他什麼都懂，但有的卻一無所知。他對自己兒子各方面都缺乏了解。譬如說，我第一次拿起口琴就會吹，吉他也是這樣。我有天生的音樂才能。但父親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從不關心。我還喜歡讀書，喜歡擴充自己的詞彙量，喜歡寫歌，而且也能畫畫。但是我從未從他或者別人那裡得到任何鼓勵。許多個夜晚，我徹夜難眠，一方面是為了控制我的膀胱，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無法停止幻想。每當天氣冷得難以呼吸時，我就幻想夏威夷，想我看過的電影，我多麼希望跟多蘿西·拉莫爾一起去夏威夷，那兒陽光明媚，衣服都是綠草和花朵做的。」

不久，他聽見迪克說：「饒了我吧，寶貝兒。我可是個正常人。」這簡直讓人笑掉大牙！但不必介意，管它呢。「在我內心深處，」佩里接著說道，「我從未想過我會做那種事。」剛說完，他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迪克當然會這樣問：「那個黑鬼是怎麼回事？」他當時對迪克講這個故事無非是為了博取迪克的友情，希望迪克因此會「看得起」他，認為他「冷酷」，和迪克一樣「充滿男子漢氣概」。因此，有一天他們倆讀到《讀者文摘》上一篇題為「你洞察他人性格的能力有多強？」的文章，（「當你在牙醫診所或火車站等候時，不妨研究一下身邊的人們不經意流露出的小細節，比如說走路的姿勢：兩腿筆直可以看出這人堅毅不屈的個性，走路踉踉蹌蹌則表示猶豫不決……」）兩人進行了討論。佩里說：「我一直都是一個傑出的觀察者，否則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很能判斷什麼時候信任什麼人。這點你就不太行了，迪克。但是我已經開始信任你了。你會見到我這樣做，因為我打算有一天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你。我會告訴你一件我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就連威利-傑伊都沒告訴。就是我殺了一個人的事。」佩里看出來，迪克對此很感興趣，他聽得很出神。「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在拉斯維加斯，我住在一個供餐的舊公寓，那兒過去曾是妓院，但妓|女們早就不在了。那個地方十年前就該拆掉，總之我在的時候已經有些垮了。我住在頂樓最便宜的房間，那個黑鬼也住在那兒。他叫金，是外地人。住在那上面的除了我們兩個人，還有數以萬計的蟑螂。金不是很年輕了，但他曾做過多年修路和別的苦差事，所以體格還很棒。他戴著眼鏡，整天讀書。他從不關自己房間的門。每次從他門口經過時，我總能看見他赤條條地躺在床上。他那會兒正閑著，說上一份工作攢了點錢，現在就想在床上躺著，讀點書，搖搖扇子，喝點啤酒。他讀的東西全很無聊——連環漫畫和牛仔的荒唐故事什麼的。說實話，他人不錯。有時我們一起喝杯啤酒，他還借給過我十塊錢。我沒有理由害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閣樓上，天熱得我睡不著，於是我說，『走吧，金，我們去兜兜風。』我有一輛偷來的舊車，我把它漆成了銀色，管它叫銀色幽靈。我們開出去好遠，一直開進了沙漠。沙漠里很涼爽。我們停下車，又喝了些啤酒。金走出車，我跟在他後面。他沒看見我拿起了一根鐵鏈，一根我藏在座位底下的自行車鏈條。實際上，直到下手的時候，我還說不清為什麼要幹掉他。我抽在他的臉上，把眼鏡打碎了。我不停地打。後來，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就把他留在了那兒。許多日子過去了，我也從未聽人談起過這件事。也許除了禿鷹，根本就沒人發現他。」

但是大部分打電話的人都是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他們希望能提供幫助。（「不知你是否和南希的朋友蘇珊·基德維爾談過？我和這個孩子聊過，她說的一些事情令我震驚。南希曾告訴她克拉特先生情緒很壞，持續了三個星期。南希還說他可能正在為什麼事擔心，非常焦慮，以至於抽起了雪茄……」）也有些是與辦案有關的人——其他各州的司法人員與警官。（「這不知是否有關聯，但是這兒的一個酒吧男招待說他無意中聽到兩個傢伙在談論案件，從話里聽出好像和這個案子有很大關係……」）到目前為止，這些談話沒有一次使調查員的工作取得進展，但可能性總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許下一次談話「就能帶來進展」。

一千人！佩里對此印象深刻。他想知道葬禮花了多少錢。他這兩天一直在想錢的事，特別是這天早上他真是窘迫得要命，甚至「連貓糧都買不起」了。好在後來形勢得到好轉，他的境遇得到了改善，這多虧了迪克。現在他和迪克擁有「一筆不小的數目」，足夠他們去墨西哥的。

佩里又掏出口琴（這是他昨天從巴斯托的一家雜貨店裡偷來的，現在算是他的了），吹起了他們倆的「進行曲」。這首曲子是佩里最喜歡的，他教會了迪克全部五個小節。兩個人肩並肩，沿著公路一路唱去：「我的雙眼曾看見上帝降臨的光輝，他正踏平釀酒的地方，那裡儲藏著憤怒的葡萄。」寂靜的沙漠里迴響著兩個年輕人聲嘶力竭的歌聲：「光榮！光榮！哈利路亞！光榮！光榮！哈利路亞！」

貝絲·哈特曼太太看著孩子的媽媽，彷彿希望她否認女兒的說法。

「很不錯。」

「佩里，寶貝兒，」迪克說道，「你不想吃那個漢堡，我吃吧。」

莫哈韋沙漠深處的一個晌午，佩里坐在一隻草編箱子上，正在吹口琴。迪克站在第六十六號公路的黑色路邊，眼睛盯著無邊的曠野，彷彿他熱情的目光可以迫使汽車駕駛員出現似的。很少有車經過，也沒有人停下來讓他們搭車。曾有一位要去加利福尼亞州尼德爾斯的卡車司機答應搭他們一段路，但迪克拒絕了。那不是他和佩里所設想的「類型」，他們想要一個獨自開著體面的小汽車、兜里揣著錢的單身旅客，一個可以搶劫、掐死然後棄屍沙漠的陌生人。

「再唱一個吧。」奧托說道。佩里彈著吉他，以沙啞但悅耳的聲音唱了一首《漫山煙霧》：

「怎麼賺？」

然而，企盼中的遊客並沒有出現。雖然平日里也有一些遊客從公路上拐下來，在令人讚歎、充滿鄉野風味的「獵人之家」前拍照留念，但卻極少留下過夜。「有一段時間，我們自我安慰說，慢慢生意就會上門的。爸爸努力招攬生意，他修了個『懷舊花園』，裏面有一個『許願井』，還在公路旁豎起了指示牌，但是所有這一切連一個子兒也沒賺回來。當爸爸意識到這麼做毫無用處，我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浪費精力和金錢時，他開始怪我，指使我干這干那，還總是惡狠狠的，說我沒盡到責任，沒有做好屬於我的那份工作。這一切不能怪他，但也不是我的錯。手裡沒錢，吃的東西越來越少，面臨這樣的局面，我們忍不住互相責怪起來。到最後，我們父子倆餓到撕破臉正面衝突的地步。爸爸把一塊餅乾從我手中搶去，說我吃得太多了，是個貪婪自私的渾蛋。他問我為什麼不從這裏滾出去，他再也不想見到我。他咆哮不止，最後我忍無可忍，我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我的手，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是我的手想掐死爸爸。不過，爸爸很狡猾，是個聰明的摔跤手，他掙脫了，跑去拿槍，然後回來用槍指著我，說，『看著我，佩里，我是你活在世上最後看到的人。』我站著不動。後來他意識到槍里沒子彈，於是開始放聲痛哭，坐到地上像個孩子般號啕大哭。我想那時我不再生他的氣了，我為他，也為我們倆感到難過。但是那毫無用處，我無話可說。我走到外面去散散步，當時是四月，但森林里仍是寒冬。我走啊走啊，直到天都快黑了，當我回來時，小木屋裡黑燈瞎火的，所有的門都被鎖上了。我所有的東西都被爸爸扔在雪地里，書、衣服以及所有的一切。我抱起我的吉他，任其他東西都扔在那裡，開始向公路走去，當時兜里沒有一分錢。大概半夜的時候，我搭上了一輛卡車，司機問我想去哪兒，我對他說，『隨便，你往哪兒開，我就往哪裡去。』」

這個男人姓艾德里安，喬納森·丹尼爾·艾德里安。去新墨西哥州路經此地，目前沒有固定住所。他為什麼要闖進克拉特家？是如何闖進來的？他給他們演示了一遍（他撬開一個下水井的井蓋，爬過水管道，便到了屋中的地下室）。至於動機，他說自己讀過報紙對這件案子的報道，很是好奇，想看看那個地方到底什麼樣。「然後，」據赫爾姆最後回憶，「有人問他是不是個搭便車的流浪漢，是不是想搭便車去新墨西哥。他說不是，他自己開著車呢。車就停在小路上。於是所有的人都去看他的車。等到他們發現車裡的東西時，其中一個人——也許是艾爾文·杜威——對喬納森·丹尼爾·艾德里安說，『先生，看來有些事我們得談談了。』因為他們在車裡發現了一桿十二口徑的獵槍和一把獵刀。」

今天，這四個常在一起打獵的老夥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卻大不相同了。隨身所帶的裝備既古怪又與打獵無關：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裝滿抹布和強力清潔劑的大籃子。他們都穿上了自己最舊的衣服，自願來打掃河谷農場十四間房屋中的某幾間。正是在這裏，克拉特一家四口慘遭殺害。至於兇手，目前所知僅限於死亡鑒定書上所說的，「一個或幾個不明人士」。作為基督徒，他們感到自己有責任這樣做。

「你覺得怎麼樣？」

「饒了我吧，寶貝兒。」迪克說，「我可是個正常人。」迪克說的話是當真的。他認為自己和別人一樣心理正常、頭腦清楚，或許比常人聰明一點兒，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佩里，在迪克看來，「小佩里才真是毛病不小」。去年春天，他們一起關在堪薩斯州監獄時，他了解到佩里不少鮮為人知的怪癖：佩里竟會是「這樣一個小孩子」，總是尿床，還老在睡夢中哭喊，（「爸，我到處找你，爸，你到哪裡去了？」）迪克經常看見他「一坐幾個小時，咂著大拇指，細心研究那些騙人的尋寶指南」。這隻是一部分，還有別的呢。在某些方面，佩里簡直「古怪極了」，尤其是他的脾氣。他翻起臉來，「比十個喝醉了的印第安人還快」，而且你根本無法提防。「也許他就要殺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聽不到。」迪克曾說。儘管內心憤怒到了極點，佩里在表面上仍然是個冷靜的年輕壯漢，目光平靜，帶點兒微微的睡意。有段時間迪克認為自己能夠駕馭抑或掌控他朋友這種爆發性的冷熱無常脾氣，但他錯了，這個發現令他對佩里逐漸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只是下意識地覺得他應該對佩里有所戒備，但卻奇怪為什麼自己實際上並不害怕他。

年輕的魯普目前所知是最後見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經接受了詳細的訊問。雖然他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自己「只不過和克拉特一家度過了一個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訊問，這一次將要對他使用測謊儀。事實很明顯，警方不想輕易地把他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這個孩子「和案件沒有任何聯繫」，但毫無疑問，在調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認為有犯罪動機的人，儘管這很牽強。在日記里，南希時不時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認為可以使博比產生作案動機：她父親堅持要她和博比「一刀兩斷」，停止「頻繁的接觸」，反對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衛理公會教徒，而魯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來，這足以使他們倆結婚的希望變成泡影。但是日記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魯普家以及衛理公會和天主教的區別，而是一隻貓，一隻神秘死亡的貓。這隻名叫「小笨笨」的貓是南希最喜愛的寵物，據南希死前兩個星期的日記，她發現小笨笨「躺在穀倉里，死了」，她懷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記中寫到：「可憐的小笨笨。我把它埋在了一個特別的地方。」讀到這句話時，杜威覺得「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貓是被毒死的，那麼這一行為會不會是謀殺者一次小小的、惡毒的預演呢？他決心找到南希埋葬寵物的這個「特別的地方」，雖然這意味著要找遍面積廣闊的河谷農場。

昨天，他在鑽研了一番報紙后，曾提出同樣的問題，而迪克認為他不會再提起。（「聽著，如果那些牛仔們哪怕找出一點蛛絲馬跡，我們在一百英里之外早就聽到風聲了。」）此刻聽到舊話重提，迪克厭煩得不想再理他。只聽佩里說道：「我總是有預感，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你認識威利-傑伊嗎？他說我是一個天生的『巫師』，他了解這種事，對此很感興趣。他說我有高度的『超感應力』，類似於建在體內的雷達，使你在眼睛還沒看見之前就可以預見到即將發生事情的大概。比如，我弟弟和他妻子的事。他們彼此瘋狂地愛著對方，但吉米同時是個大醋罈子，他忌妒心特強，總認為老婆背著他紅杏出牆，她受不了這種折磨結果自殺了。第二天，吉米也用一顆子彈打穿了自己的腦袋。這事兒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當時我和老爸正在阿拉斯加的瑟克爾城做事，我對老爸說，『吉米死了。』一個星期以後，我們得到了消息。千真萬確。還有一次，在日本，我幫一艘船卸貨，正坐在一邊歇息。突然，我腦子裡一個聲音對我說，『快跳！』我猜那一跳大概有十英尺。就在我剛才坐著的地方，一噸重的貨物從天而降，砸了下來。像這樣的事我可以給你舉出一百個例子。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還有一個，就是在我發生車禍之前，我看見了整個事件，在我腦海中看見的：那雨、那車輪打滑的痕迹、我躺在地上流血，腿折了。這就是我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模樣。這是一種預感。我覺得這是一個圈套。」他輕輕拍了拍報紙，說道，「這篇文章里有許多支吾搪塞之處。」

實際上，此時對這個問題，杜威並無結論。https://read.99csw.com他依然抱有兩種看法，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在推理重演犯罪的過程時，形成了兩個設想：「單人作案」和「雙人作案」。在前一種設想里，兇犯被設定成這家的朋友，或至少對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況相當了解。這個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門很少上鎖，知道克拉特先生單獨睡在一樓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們分別睡在二樓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設想這個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後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戶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於農場的看門狗特迪，嗯，誰都知道它怕槍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見到入侵者手裡的武器，就瑟瑟發抖，嗚咽著偷偷溜走了。在進入屋子后，這個殺手首先破壞了電話，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辦公室，一部在廚房。之後，他摸進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槍者的威逼下，被迫服從命令，陪著他走上二樓，叫醒了其餘的人。然後，克拉特先生用兇手提供的繩子和膠帶綁住妻子並封住她的嘴，又綁住女兒（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女兒的嘴沒有被封住），然後把她們拴到床上。接著，父親和兒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裡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凱尼恩的嘴，並把他捆在遊戲室的沙發上。然後，克拉特先生被帶到了暖氣爐間，頭部受到猛擊，嘴被封住了，手腳也被捆住了。現在，兇手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個接一個地殺死了他們，每次都會把散落的子彈殼仔細地撿起來。當他完成這一切，就關掉所有的燈，離開了。

鄧茨的敘述牽涉到父子倆，這裏稱他們為老約翰和小約翰。幾年前，老約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筆小生意，這筆交易的結果觸怒了老約翰，他覺得克拉特先生損害了他的利益。現在，老約翰和小約翰都成了「酒鬼」；事實上，小約翰經常因飲酒過度而被監禁。有一天，很不走運，約翰父子倆又喝醉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倆鼓足勇氣，來到克拉特家，想和克拉特先生「說個明白」。他們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因為克拉特先生強烈反對飲酒和醉酒胡鬧，他拿著一把槍，把父子倆趕出了自己的領地。這種「無禮」行為是約翰父子難以忍受的；就在一個月前，老約翰還對一個熟人說：「每次我一想到那個渾蛋，我的手就痒痒，真恨不得掐死他。」

感恩節過去了，打野雞的季節也即將結束，但是晴朗而溫暖的晚秋天氣尚未消逝。最後一批外地來的新聞記者確信這個案子大概永遠破不了了，也離開了加登城。但是對芬尼縣的人來說，這個案子並沒有完結，至少對那些光顧霍爾科姆最受歡迎的聚會場所——哈特曼咖啡館的人而言，還沒結束。

「那個黑鬼你怎麼解釋？」迪克說道。一陣死寂。迪克意識到佩里正在盯著他。一個星期前，佩里在堪薩斯城買了一副極為講究的墨鏡，鑲著銀灰色的邊，配有反光的鏡片。迪克討厭這副墨鏡；他對佩里說，要是被人看見「和戴著這種鬼玩意兒的人在一起」，他會感到恥辱的。實際上，真正令他厭惡的是那鏡片：佩里的眼睛隱藏在後面，令他覺得很不舒服。

「迪克，你聽見我說話了嗎？」佩里說，「快兩點了。」

迪克把雙筒望遠鏡放進皮套里，這是一隻精美的皮套，上面燙著赫·威·克三個縮寫的金字。他惱火到了極點。該死的佩里為什麼還不閉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該死的事有什麼用？這真令人惱火。特別是他們已經達成一致，不再談論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謝謝太太，不要了。」

「好吧。」迪克說道，「可能有些事我想錯了。」

杜威現在的目的地是河谷農場，但是他想喝杯熱咖啡暖暖身子，於是在哈特曼咖啡館前停了下來。

現在他明白了，說道：「別擔心，親愛的。把門鎖上，打開門廊上的燈就行了。」

當佩里問迪克「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時，他知道自己又挑起了一場令迪克不快的談話，他本該盡量避免的。他同意迪克的觀點：為什麼總是沒完沒了地說呢？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旦他「記起某些事情」（黑屋子裡爆發出的藍光、一個大玩具熊的玻璃眼睛），回想起某些聲音，特別是那幾個最能啃噬人心的字眼，（「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求你別……噢，不要！求你了！」）一種無助的恐懼就抓住了他。而且，有些聲音怎麼也揮之不去：銀幣在地板上滾動，硬木樓梯上的腳步以及呼吸與喘氣聲，一個喉嚨被切斷了的男人的呼嚕聲，這些都令他心悸。

「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哈特曼太太說，她的聲音充滿驚訝和失望。蘆田一家是霍爾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賞他們。這家人總是高高興興的，工作勤奮、與人為善、慷慨大方，雖然他們沒有多少可慷慨的東西。

他說：「有什麼事嗎？」

這一滑就使父子倆的團聚推遲了一年。做手術、住院治療整整花去了半年的時間。出院后，他住到貝靈漢附近一對靠伐木和打魚為生的年輕印第安夫婦的森林小屋中。「喬·詹姆斯和他妻子把我當朋友，雖然他們比我大不了幾歲，但他們卻收留了我，像照顧孩子般照料我，一點兒也不嫌麻煩。因為他們喜歡孩子，當時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後來又生了三個。喬和他的家人對我非常好。我那時還拄著拐杖，什麼忙也幫不上，成天只能坐著。所以為了打發時間，也為了不吃閑飯，我開始教課，學生就是喬的孩子，還有他朋友的孩子。我們就在客廳里上課。我教他們吹口琴、彈吉他，還教他們書法，大家都稱讚我的字寫得很漂亮。我的確寫得不錯，我買過一本習字書，我練啊練，直到寫得和書上印的一樣好。而且，我們還常常讀故事，孩子們輪流讀，我隨時糾正他們讀錯的地方。那真有趣。我喜歡孩子，特別是小孩子，那段時光太美好了。但是不久春天來了，雖然腿還很疼，但我得走了。爸爸還在等著我呢。」

雖然小時候上過教堂，但迪克從未「想過」自己會信上帝，也從未受過迷信的困擾。與佩里不同，他不相信一塊鏡子碎了就意味著七年的厄運，也不相信從玻璃反射出來的新月光輝是邪惡到來的徵兆。但佩里的這種敏銳而凌亂的直覺也引發了迪克內心的疑慮。當這個疑慮在迪克的頭腦中盤旋時，迪克難免也感到痛苦：他們兩個「向上帝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後，真的能逃脫懲罰嗎？」突然，迪克對佩里說道：「現在，你給我閉嘴！」然後，他踩下油門，倒車，離開了海角。在他們前面的泥土路上，他看見一條狗，正在溫暖的陽光下小跑著。

「噢，如果不是他，那你幹嗎不去抓真正的兇手呢？我們家的女人，連上廁所都不敢一個人去。」

「想自首，條件是我們先把賞金交給他。」（堪薩斯州的《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美元徵求破案線索。）

杜威掛斷了電話，一位同事問道：「出了什麼事？瑪麗害怕了？」

杜威向哈特曼太太眨了眨眼睛，「你跟他說吧，太太，謝謝你的咖啡。」

「可你看起來氣色有些不好。」

每次讀這篇傳記，佩里都會心潮澎湃、思緒萬千。起先是自我憐憫，然後是愛與恨的交替，但最終恨意佔了上風。傳記的回憶，雖不能說全部，但大部分是佩里不願觸及的。實際上，在佩里的記憶中，幼年生活非常寶貴，是承載著掌聲和歡樂的零星碎片。大概是三歲的時候，他和哥哥姐姐們坐在牛仔競技場露天看台的正面；在場內，一位窈窕的切諾基姑娘騎在一匹野性十足的馬上，她那蓬鬆的頭髮像極了跳弗拉明戈舞的演員，飛快地甩動著。她的名字叫弗羅·巴斯克金，是位職業的牛仔競技表演者，也是「野馬駕馭冠軍」。她的丈夫特克斯·約翰·史密斯也是騎馬能手。正是在一次西部牛仔競技巡迴表演時，這位俊俏的印第安姑娘遇見並嫁給了這位樸實英俊的愛爾蘭牛仔，於是便有了坐在正面看台上的四個子女。（佩里還可以回憶起更多競技的場面：父親在套索里飛旋的雄姿，母親表演花式快騎時，手腕上的玉鐲銀環叮噹作響，令他們感到無比的興奮，也博得了自得克薩斯州到俄勒岡州各地觀眾的「起立鼓掌」。）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當她感覺到他下床時便醒了，她聽見杜威又在接電話，同時隔壁兒子們的卧房中傳來哭泣聲。「是保羅嗎？」通常，保羅既不難纏也不煩人的，他不是一個愛哭的孩子。平日里，他不是在後院里挖溝，就是忙著練習跑步，他要成為「芬尼縣的飛毛腿」。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時候，他突然哭了起來。他的媽媽不必問為什麼，她知道保羅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圍的騷動，他感到這件事威脅到他了——那些令人煩惱的電話、門口的陌生人以及父親疲憊而焦慮的眼睛。她走過去安慰保羅。比保羅大三歲的哥哥也幫著勸。「保羅，」他說，「別怕，明天我教你玩撲克。」

「他想幹什麼？」

另一本的封面上，有他的手跡，佩里用他那引以為豪的、華美而有點女性化的筆跡寫到「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私人日記」，但這一描述並不准確，因為它不像日記，而是一本摘錄集，裏面收集了一些很不合理的事實（「每隔十五年，火星離我們就近些。一九五八年是較近的年份」）、詩歌和文學作品的片段（「人非孤島，孤掌難鳴」）以及從報紙和圖書里摘下的隻言片語。例如：

當然，佩里可以堅持自己的主意，留在墨西哥，迪克愛他媽的去哪兒就去哪兒。為什麼不呢？他不是一直都「孤零零」的，沒有「真正的朋友」嗎？（除了灰頭髮、灰眼睛、「聰明絕頂的」威利-傑伊。）但是他害怕離開迪克，就連這個念頭也讓他「渾身難受」，彷彿離開迪克就像是下決心從時速九十九英里的火車上跳下去似的。這種害怕，據他自己的分析，是近來產生的一種迷信：只要和迪克在一起，「一切註定要發生的事就不會發生」。還有迪克這番「醒醒吧」之類的話，以及他現在對於佩里的夢境和希望表明的咄咄逼人的立場，所有這一切，雖然用意不善卻也吸引了他，傷心、驚恐卻又為之著魔，幾乎重新喚起他以前對迪克的信任：強硬，「百分之百男子氣概」，講究實際，善於決斷……他不是也說過要將自己的命運交給迪克嗎？於是，十二月初墨西哥城一個寒意料峭的早晨，佩里從太陽一露臉就開始在沒有暖氣的旅館房間里整理他的東西，悄悄地，以免吵醒睡在床上的兩個人——迪克和年輕的未婚妻伊內茲。

有關床墊紙箱的來龍去脈，是杜威最困惑的。為什麼兇手要費力氣把紙箱從地下室的一頭兒搬過來，放在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讓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讓他在注視著漸漸逼近的刀子時，墊子總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現場的照片時，杜威辨別出其他一些細節，似乎也可以證實他的觀點：其中一個兇手不止一次動過感情。「或者，」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彙，「有些事總之挺講究。瞧瞧那些柔軟的床單。什麼樣的人會做這種事？把邦妮和南希兩個女人捆起來，然後拉起床單，給她們蓋好，好像在說『晚安』和『做個好夢』？還有，凱尼恩頭下墊著的枕頭。一開始，我想放枕頭也許是為了瞄得更准。但是現在我認為不對，這樣做的原因和紙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這一令佩里感到痛楚的想法轉瞬即逝，因為迪克對他眨了眨眼，還開玩笑地捅了他一下，說：「沒錯，親愛的，我和你一起，永不分離。」

他們的正常生活是這樣的：夫妻倆都工作，杜威太太當辦公室秘書，他們共同承擔家務，輪流做飯和刷碗。（「艾爾文當治安官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開他的玩笑，打趣說：『看啊，杜威警官來了！硬漢一條！六把手槍掛在腰！一旦回到家，槍帶換成圍裙一條！』」）那個時候，他們正在攢錢，打算在農場里蓋一座房子。這個位於加登城北部數英里的農場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買下的，面積達四十英畝。如果天氣好的話，尤其是在天氣炎熱、小麥長高吐穗的日子里，杜威喜歡開車去那裡練槍法——打烏鴉、射罐頭盒，或者幻想著逛逛他想蓋的那棟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園，在尚未栽種的樹蔭下漫步。他非常肯定，總有一天，一個屬於他的種滿橡樹和榆樹的綠洲，將會出現在那片荒涼的平原之上，「總有一天，上帝保佑。」

這個牽強的回答促使迪克繼續問道：「真是你乾的嗎？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殺了？」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他最初對佩里的興趣、對佩里性格和潛力的判斷都建立在這件事上。佩里曾告訴他如何親手打死一個黑人。

在場的人里，沒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關係更親密的了。艾哈德溫文爾雅，和藹可親，雖然是個學者，但他的手因為勞動而起了繭子，脖子也被晒傷了。他是赫伯在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他曾說：「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艾哈德親眼看到他的朋友從一個薪水微薄的農業經紀人逐漸成為本地區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農場主之一。他說：「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幫助之下，自己努力賺來的。他既謙虛又驕傲，他有權利驕傲。他的家庭令人羡慕，他這輩子確實幹成了一番事業。」艾哈德注視著熊熊燃燒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出這種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變成一縷青煙，裊裊上升又漸漸變淡，最終被巨大的蒼穹所吞沒？

隨著時光的流逝，折磨的形式不斷發生變化，虐待他的人變成比他年歲大的孩子、他的父親、一個負心的女友以及他在軍隊里認識的一位中士，但這隻鳥仍然存在，這個復讎者仍在盤旋。這樣，那條守衛著鑽石樹的蛇雖然從未停止過要吞噬他，但它自己倒總被吞掉。得救之後，自己升上了天堂！在佩里的諸多說法中，一個版本是，「升上天堂」僅僅是「一種感覺」，一種擁有權力的感覺，一種牢不可破的優越感；但在另一種說法里，天堂又被說成是「一個真實的所在」，就像電影里放的那樣。「也許我是在電影里看到或記下的。不然我從哪裡看見過這樣的花園，這樣的白色大理石台階，這樣的噴泉？而且如果你走到花園的邊緣向下探望，你就能看見大海。真是妙極了！就像是在加利福尼亞的卡爾梅勒附近。不過，最妙的是一張很長很長的桌子。桌上的食物多得你想象不到。有牡蠣、火雞、熱狗，水果多得可以拼成百萬盤水果拼盤。而且，聽著，這一切全是免費的。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必為拿了這些食物而擔心。我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一分錢都不用花。我真是找對了地方！」

不過，他又不能沒有工作，他願意工作。他說自己可不是那種坐到火爐邊蹺起二郎腿享清福的人。但是這些日子來，農場的一切又讓他觸景生情：緊鎖的房屋，南希的馬孤零零地被遺棄在田野，被風吹落的蘋果在樹下腐爛，還有以往的那些聲音——凱尼恩召喚南希接電話與赫伯輕快地招呼「早安，保羅」，現在通通消失了。他和赫伯一直「相處甚好」，彼此從未有過一句爭執。但是，為什麼那些從縣警長辦公室來的人老是問他問題？難道他們認為他「隱瞞了什麼事情」？也許他不該提起墨西哥人。他曾告訴艾爾文·杜威，在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案發當天，大約下午四點鐘，有兩個墨西哥人，一個留著小鬍子，另一個滿臉麻子，曾出現在河谷農場。赫爾姆先生看見他們敲了辦公室的門，赫伯走出來與他們在草坪上交談，大概十分鐘之後，兩個陌生人繃著臉走開了。赫爾姆先生猜想他們是來找工作的，結果被告知沒有工作可做。糟糕的是，雖然赫爾姆先生多次被召喚去講述當天目睹的一切經過，但這件事他卻是在案發兩個星期後才向警方提起，就像他跟杜威解釋的那樣，「我是後來突然想起來的」。可是杜威和那幾個調查人員好像並不相信他，他們的神情彷彿懷疑他有意捏造出這件事來誤導他們。他們傾向於相信鮑勃·約翰遜，那個保險推銷員，星期六他在克拉特先生的辦公室待了一個下午。他「絕對肯定」從下午兩點到六點十分，他是克拉特先生唯一的訪客。赫爾姆先生同樣很明確：兩個墨西哥人，一個留著鬍子，一個滿臉麻子，下午四點。赫伯要是活著一定會告訴他們真相，讓他們相信他，相信保羅·赫爾姆是一個「誠實無欺的人」。但是赫伯已不在人世了。

「確實瘦了點兒。」事實上，在過去的三周里，杜威掉了二十磅肉。他的衣服好像是從一位魁梧的同事那裡借來的，而他的臉，向來不曾顯露職業上的疲倦，現在看起來卻像個陷入神秘追求不能自拔的苦行僧。

「不過是一個黑鬼，」佩里回答，「就另當別論了。」

「我沒說他會說出去。」佩里說。既然迪克的憤怒自他那裡轉移到別人身上，他願意作出讓步。「他會嚇得不敢說。」

此刻，杜威太太說道：「艾爾文，回答我，你認為我們還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嗎？」

「沒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時只能按門鈴了，我把所有的鎖都換了。」

「對此，我也非常過意不去。」佩里的話是真心的。他雖然稱不上善良，但卻容易動感情，迪克對父母的感情和關心真的感動了他。「不過，也沒什麼，迪克，也挺簡單的，」佩里說，「我們自己可以償清支票。只要我們到了墨西哥，只要我們到了那兒，我們就有錢了，賺好多錢。」

迪克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堪薩斯城星報》的頭條新聞。標題是：「四屍命案線索極少」。這篇文章是對前一天謀殺案首次見報的後續報道，最後一段作了總結：

邦妮瓊說：「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們帶到內布拉斯加州去。」

「那得看你聽說的是什麼。」

離阿瑟·克拉特當時所站的地方以東大約四百英里，兩個年輕人坐在堪薩斯城一個名叫老鷹餐館的雅座內。其中一位是個窄臉，右手上刺著一個藍色的貓，他已經吃掉了好幾個雞肉沙拉三明治，此時正在吃他同伴的飯——一個沒有動過的漢堡和一杯加了三片阿司匹林的飲料。

迪克說道：「說呀！後來蛇吃了你沒有？到底怎麼了？」

今天是星期六，聖誕節快到了，美茵大街上交通擁堵了起來。裹挾在車流中的杜威抬頭看了看掛在街道上方的聖誕彩飾——一簇簇修剪整齊的冬青枝上掛滿了紫色的紙鈴鐺——他想起來了，還沒給妻子和兒子買禮物呢。他的頭腦自動排斥那些與克拉特案件無關的問題。瑪麗和許多朋友開始為他如此全神貫注而擔心。

「把東西賣光以後就走。但是不管怎樣，也會在聖誕節之後了。因為我們還沒有給牙醫錢呢。是給英夫的聖誕節禮物，我和孩子們打算送給他三顆金牙。」

他問：「請問，你是誰？」

「那天，也就是葬禮前一天，博比和我坐在鐵路旁，看著火車飛馳而過。那火車真傻，就像暴風雪裡的綿羊。突然博比回過神來，對我說，『我們應該去看南希，我們應該在她身邊。』所以我們開車去了加登城美茵大街的菲利浦殯儀館。我記得博比的弟弟也和我們在一起。是的，我肯定他也在，我記得我們是在他放學後接的他。我還記得他說第二天不用去上學了，因為霍爾科姆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參加葬禮。他一直在對我們說學生們的想法。他說學生們深信是『雇傭殺手』乾的。我不想聽見這種話，全是流言飛語，都是南希所厭惡的。不管怎樣，我不關心是誰乾的。這毫無意義。我的朋友死了。知道是誰殺了她並不能讓她起死回生。別的有什麼要緊的？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我指的是停屍間。他們說除了親屬，誰也不許看這家人一眼。但是博比堅持要進去，最後那個殯儀員——他認識魯普，我猜，他可能也為魯普感到難過——他說好吧，叫我們別出聲，悄悄進去。現在，我真的希望我們沒有這麼做。」

因此，佩里回憶說：「我總在想爸爸，希望他能來帶我走。那次他來我記得很清楚，就像在一秒鐘前發生的那樣。他站在校園裡，當時我高興得像迪馬喬擊出了一支全壘打。只是爸爸不是來帶我走的，他對我說要乖，然後抱抱我，就離開了。不久，母親把我送進了一家天主教孤兒院，那裡有些兇狠的母夜叉老是盯住我不放，因為我尿床而打我。這也是我討厭修女、上帝和宗教的一個原因。但是後來我發現比她們更邪惡的還多的是。因為幾個月後，我被攆出了孤兒院，母親把我送進一個更糟糕的地方。那是一家救世軍開辦的兒童教養院，那兒的人也同樣憎恨我，也是因為我尿床，而且還有一半印第安血統。我還記得一個女護士經常管我叫『黑鬼』，還說印第安人和黑鬼沒有任何區別。媽的，她可真是一個邪惡的渾蛋！簡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她經常在浴盆里裝滿冰涼的冷水，把我扔進去，按著我不讓動，直到我凍得渾身發紫，差點淹死。那個婊子後來終於被人告發了，因為我得了肺炎，小命也差點丟了，在醫院里住了將近兩個月。在我病重的時候，爸爸來了。我病好后，他把我帶走了。」

「唉，你以為我願意離開這兒嗎？」蘆田太太說，「這裡是我們住過的最好的地方。但英夫是一家之主，他說我們可以在內布拉斯加找到一塊更好的田。聽我說，貝絲，」蘆田太太想皺皺眉頭，但她那張圓胖光滑的面孔不太容易做到，「我們以前常為這件事爭個不休。有一晚我實在拗不過他，只九-九-藏-書好說：『好吧，你是當家的，我們走吧。』自從赫伯家出事後，我覺得住在這附近也很不好受。我說的是我自己，對我而言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再爭了，我說『好吧』。」說著，她隨手拿了一塊糖漿玉米花。「唉，我忘不了這件事，我沒辦法把這件事從腦子裡抹去。我喜歡赫伯。你可知道，我是見過他生前最後一面的人嗎？嗯，我和孩子們。我們去加登城參加4-H俱樂部的聚會，赫伯開車送我們回家。我記得在路上我對赫伯說的最後一些話。我告訴他，我想象不出有什麼事能讓他害怕，不管形勢如何，他總有辦法對付。」她若有所思地嚼著玉米花，又拿起博比的可樂喝了一口，然後說道：「說也奇怪，但是，你知道，貝絲，我敢打賭，他當時不害怕。我的意思是，不管當時發生了什麼，我敢斷定，直到最後，他都不相信會發生。因為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他那樣的一個人。」

十二月初，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咖啡館就有兩個常客宣布他們將打點行裝，不但要離開芬尼縣，還要離開堪薩斯州。第一位是為萊斯特·麥科伊幹活的佃農——麥科伊先生是西堪薩斯州聞名的農場主和商人。這位佃農說：「我和麥科伊先生談過了。盡量讓他知道霍爾科姆及其周圍發生了這種事，誰在這裡能睡著覺呢？我老婆睡不著，也不讓我睡。所以我對麥科伊先生說，儘管我喜歡他這兒，但是他最好另找一個人來。因為我們要搬家了，搬到東科羅拉多州去。也許在那兒我能好好歇歇。」

奧托合上本子，佩里放下吉他，牛仔收起錨、發動了引擎。起航的時間到了。他們在離岸十英里的海面上，海水呈現出暗黑色。

「結果呢？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打死了？」迪克問道。

牛仔在自己舅舅家為這兩個遍體文身的流浪漢找到一個住處，還答應幫助佩里提高西班牙語水平。他和那個來自漢堡的度假者的關係令他們獲益匪淺，他們一起喝酒、吃飯、玩女人，這些費用都由奧托承擔。奧托似乎認為他的比索花得值，單從他喜歡迪克的葷笑話就可以看出來。每天，四個朋友駕著奧托租來的深海捕魚船「埃斯特莉塔號」，沿著海岸遨遊。牛仔擔任船長；奧托素描、釣魚；佩里給魚鉤裝餌，做著白日夢、唱唱歌，有時也扯動一下魚線；迪克無所事事，只是一味地無病呻|吟，抱怨日子太無聊，懶洋洋地躺著，被太陽曬得昏昏欲睡，活像一隻午睡時的蜥蜴。但是佩里卻說：「終於對了，生活就應當是這個樣子。」然而，他知道好景不長——實際上，這種生活將在當天結束。第二天，奧托就要回德國，而佩里和迪克將駕車返回墨西哥城——迪克堅持要這樣做。「必須如此，寶貝兒。」一回兩人為此爭論時，迪克說，「這種生活的確很好。太陽照在你的背上挺舒服，但是錢卻嘩嘩地流走了。等把車賣掉后，我們還剩什麼呢？」

汽車停在一處海角，佩里和迪克在此歇腳、野餐。此時是正午時分。迪克用雙筒望遠鏡望著周圍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盤旋的老鷹，一條泥土路蜿蜒進入一個灰濛濛的小村，而後又蜿蜒而出。今天是他來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為止，他喜歡這裏，甚至是這裏的食物。（此刻，他正吃著一個冰冷油膩的墨西哥春卷。）他們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薩斯州的拉雷多穿過邊境，在聖路易斯波托西的一家妓院里過了一夜。此刻他們離目的地墨西哥城只有兩百英里了。

「別介意，結果並不重要。」但事實上結果是重要的！結果至關重要，這是他自得其樂的源泉。他曾對朋友威利-傑伊說過，他向威利-傑伊描述了一隻碩大無朋的鳥，一隻黃色的鸚鵡之類的鳥。當然，威利-傑伊不同，他敏感細膩，是個「聖人」，他理解佩里。但是，迪克？迪克也許會發笑。佩里無法忍受任何人對鸚鵡的嘲笑。那隻鸚鵡第一次飛進他的夢裡，他才七歲。當時他是個惹人憎惡、同時也憎恨別人的小雜種，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家孤兒院里。管理孤兒院的修女，那穿黑衣的舍監，常因他尿床而鞭打他。在一次令他終身難忘的鞭打（「她叫醒我，用手上的手電筒打我。打啊打啊，直到手電筒都壞了，她還在黑暗中繼續打」）之後，鸚鵡出現在他的睡夢中，這隻鳥「比耶穌還高，像向日葵般金黃」，是個守護天使，它用喙把修女的眼睛啄瞎，還吃掉了她們的眼珠子，撕碎她的肉體，任憑她們無助地「求饒」，然後溫柔地托起他抱在懷裡，揮動翅膀，飛向天堂。

佩里挑選了一些不願放在墨西哥城這家旅館里的東西，其中一件就是芭芭拉寫給他的一封信。這封信看得出是刻意寫得簡明易懂的，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當時佩里坐牢已近兩年：

人們從中午干到黃昏。他們把收集到的東西裝在一輛貨車上，斯托克萊因負責把它開進農場北邊麥田的深處。十一月的麥田只有麥茬的單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陽的映照下，卻閃耀著繽紛的色澤。他們在這裏卸車，把南希的枕頭、床單、紙箱、遊戲室里的沙發堆在一起；斯托克萊因澆上汽油，划著了一根火柴。

篤信上帝，嚴守教規，每個星期天去教堂，飯前與睡前祈禱，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不明白誰能坐下來用餐而不感謝上帝庇佑。」杜威太太曾經說，「有時，當我下班回家時，唉，真的很累了。但是爐子上總會有咖啡，冰箱里總會有牛排。孩子們生火做牛排，我們聊著天，彼此交流著一天的見聞。晚餐做好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所以，我說，感謝你，上帝。我這樣說並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願。」

此刻，在接這個電話時，杜威剛拿起聽筒就聽到「我想自首」。

戒指當了一百五十塊錢。他們又去了一家名叫高德曼的珠寶店，戴著一隻男式金錶悠閑地出來。下一站，在厄爾克照相機商店裡，他們「買」下一架精緻的攝影機。「攝影機最好撈錢，」迪克教導佩里說，「最容易典當或賣掉，還包括電視機。」這話沒錯，他們決定再去弄幾台電視機。完成這一任務后，他們又對幾家大型服裝店下手，謝潑德和福斯特商店、羅恩柴爾德商店、顧客樂園商店等等都走了一遭。到夕陽西沉、商店關門時，他們的兜里已經裝滿了現金，車裡也堆滿了適於銷售、易於典當的物品。襯衫啦，打火機啦，昂貴的電器啦，便宜的袖扣啦，真不少。佩里檢查了一遍，不由得興高采烈，因為下一站就是墨西哥，一個新的機會，「過一種真正的生活」。但迪克似乎情緒低落，他聳聳肩對佩里的讚揚（「迪克，我想你真是令人吃驚，我都快被你唬住了」）並不領情。佩里感到迷惑，他不明白為什麼平日里自負自得的迪克在完全有理由大吹大擂的時候，突然會變得消沉，看起來頹喪難過呢。佩里說：「我帶你去喝一杯。」

除非把「小甜餅」算上，那是他出車禍住院時認識的一位護士。「小甜餅」是個時髦的女孩，她喜歡佩里，同情他，寵愛他，鼓勵他讀「嚴肅文學」，比如《飄》和《吾愛如斯》。兩人曾有過一段非同尋常但雙方又都不願提起的韻事，也曾論及愛情和婚姻，但是最終，在傷愈后，他卻對她說再見，並且冒用了別人的一首詩向她解釋自己的苦衷：

「很難說就一定不是搶劫。」奈說。搶劫作為動機已經討論過了，但多少被排除了。反對很充分，其中最明顯的是：克拉特先生從不帶現金，這在縣裡是盡人皆知的；他沒有保險箱，也從不隨身攜帶大量現金。而且，如果把搶劫作為動機，那麼為什麼劫匪沒有拿走克拉特太太的結婚金戒和鑽戒？但是這些疑問沒有說服奈。「整個過程都透露了搶劫的跡象。別忘了克拉特先生的錢包！有人打開把它抖落在克拉特先生的床上，我想不會是錢包的主人所為。還有南希的錢包，為什麼會在廚房的地上？它是怎麼到廚房的？是的，屋裡確實連一毛錢的硬幣都沒有，但是卻有兩美元。我們在南希書桌的一個信封里找到兩美元。我們知道出事前一天克拉特先生剛兌換了一張六十美元的支票。我們認為屋裡至少還應剩下五十美元。當然有些人會說：『沒有人會為了五十塊錢殺人的。』還說：『確實，殺手也許把錢拿走了，但他這樣做就是為了誤導我們，使我們認為搶劫才是原因。』對此，我很疑惑。」

並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爾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郵政局長——勇敢的默爾特·克萊爾太太就不害怕，她諷刺鎮上的人都是「膽小鬼，嚇得瑟瑟發抖，睡覺時連眼睛都不敢閉上」。在說到自己時，她說：「我這個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樣香。如果有誰想對我耍花招，讓他來試試好了。」（她的話還真靈驗，七個月後，一夥蒙面匪徒持槍闖進郵局，搶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萊爾太太的觀點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據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闆說：「近來，鎖頭和門閂是賣得最快的商品。人們不在乎買的是什麼牌子的，只要管用就行。」當然，想象力可以打開任何一扇門，只要輕輕轉動鑰匙，恐怖就趁機而入。星期二拂曉，一卡車從科羅拉多州來打野雞的陌生人，不知道當地發生了慘案，在他們越過草原、穿過霍爾科姆的時候，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幾乎所有房屋的窗內都燈火通明，人們甚至是全家人都正襟危坐、徹夜不眠，全神貫注地凝神諦聽著。他們害怕什麼呢？「謀殺可能再次發生。」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回答。一位學校的女教師評論說：「如果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別人，那麼人們的情緒可能不會如此激動。無論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麼令人敬佩、那麼友善、那麼安全。這個家庭代表了附近人們真正珍視和尊敬的一切。如果這樣的事情能發生在他們的身上——唉，那就等於告訴人們上帝不存在一樣。這使得生命看起來毫無意義。我認為，與其說他們嚇壞了，倒不如說他們寒心透了。」

「當然害怕了！」杜威說，「不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這位警探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逐個走過。他來過這所屋子很多次了；實際上，他幾乎每天都到這兒來。從某方面來說，每次來這兒訪視對他來說是一种放松，這個地方與他家和辦公室不同，那兩個地方喧鬧嘈雜，而這裏卻很安靜。電話線還是斷著的，電話因而也沉默了。大草原無邊的寂靜包圍著他。他可以坐在赫伯客廳里的搖椅上，搖著，想著。他深信以下幾個結論是不可動搖的：赫伯·克拉特是罪犯的首要目標，其動機不是基於一個精神變態者的仇恨，就是仇恨和盜竊雙重導因；他相信罪犯幹得很輕鬆，殺手們從進入房子到離開，其間只有大約兩個小時。（驗屍官羅伯特·芬頓醫生測量了受害者的體溫，以此為基礎，推斷出死亡的先後順序：克拉特太太、南希、凱尼恩、克拉特先生。）這些結論湊在一起，他深信克拉特家對殺死他們的兇手必定也很熟悉。

「住口，你這個刻薄鬼，」哈特曼太太說，「我們大伙兒應該有難同當。艾爾文正在儘力。」

迪克！巧舌如簧，聰明機警。是的，你不得不把這事兒交給他。天呀，他「唬人」的那一套本事，簡直難以置信。就拿堪薩斯城那個售貨員來說吧，密蘇里人，在一個服裝店，那是迪克決定首先「下手」的地方。至於佩里，他從未「在支票上耍過花槍」。他很緊張，但是迪克告訴他：「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站在那兒，不要笑，對我說的任何話都不要吃驚。你只要聽著就行了。」聽他這麼說，迪克似乎胸有成竹。他展開軟磨的功夫，花言巧語地把佩里介紹給店員，說：「這是我的朋友，他就要結婚了。」又胡說道：「我是他的男儐相，陪他到商店裡轉轉，幫他買幾件合適的衣服。哈哈，你也可以說是他的『嫁妝』。」售貨員「上鉤了」，很快佩里便脫下了他那條斜紋褲，試了一套蹩腳的西裝，那售貨員還說是「簡單婚禮中最理想的裝束」。接著又對佩里奇特的比例失調的身材——一雙小短腿支撐著龐大的身軀——作了一番評論后，補充說：「要是不經過修改，我們這兒恐怕沒有什麼適合您的了。」「哦，沒關係，時間有的是，離婚禮舉辦還有一個星期呢。」迪克說。那就好辦了。之後他們又挑了一堆俗麗的夾克衫和褲子，迪克說，這些衣服適合去佛羅里達度蜜月。「你知道伊登·羅克嗎？」迪克對售貨員說，「在邁阿密的海灘上，他岳父母預定了一套房間，是給他們的禮物：每天四十美元，一共兩周。怎麼樣？像他這樣一個矮子，竟然和一個既有身材又有錢財的漂亮姑娘結婚。而像你我這樣的帥小伙……」店員將賬單遞給他。迪克把手伸進褲兜里，皺起了眉頭，手指啪地彈了聲說：「糟糕！我忘了帶錢包。」在他的同伴看來，這個花招太弱智了，小孩子都不可能騙過去。但是店員顯然不那麼想。因為迪克拿出一張空白支票，在支票上開出八十元錢，超過了賬單總數，多餘的錢還用現金找了回來。

周一正午，杜威在警長辦公室里舉辦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我要談的是事實而不是理論。」他對記者們說，「現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一個需要記住的事實：我們所要處理的不是一起謀殺案，而是四起。我們不知道四個人中誰是主要目標，或者說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凱尼恩，也可能是父親或母親。有人認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為他的喉嚨被切斷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厲害。但那只是猜測而並非事實。如果我們能知道四個人死亡的先後順序，那將對我們大有幫助，但是驗屍官無法提供此類線索，他只知道死亡時間是在星期六晚間十一點到星期天凌晨兩點之間。」接著，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杜威說兩位女性都沒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屋中物品被盜；他認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個小時簽署了一份四萬美元的人壽保險合同是「一個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確信這份合同和此兇案沒有任何聯繫，在經濟上獲益的是克拉特先生僅存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唐納德·賈喬太太和二女兒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這種情況下，二者之間怎麼可能有聯繫呢？不過，他對記者們說，他的確在想兇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迪克說道：「我可是個正常人。我只夢見金髮女郎。說起這件事，你聽說過母羊的噩夢嗎？」這就是迪克，隨時可以拿任何話題開下流玩笑。但他的笑話講得好，雖然佩里多少有點假正經，但也總是忍不住笑起來。

談起她和南希·克拉特的友誼，蘇珊·基德維爾說：「我們就像親姐妹一樣。至少，我對她的情感是這樣，彷彿她是我姐姐。在開始的那些天里，我不能去上學。葬禮結束后才去學校。博比·魯普也同樣。有一段時間，博比和我總在一起。他是個好男孩，心地善良，但是以前從未經歷過可怕的事情，比如失去自己所愛的人。而那時，最讓人難受的是他不得不接受謊言測試。我的意思不是他為此而更加痛苦；他知道警察只是在做他們必須做的事情。我曾經歷過兩三件艱難的事，但他卻沒有，因此當他發現生活也許不是一場過癮的籃球比賽時，會深感震驚。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只是開著他的老福特四處兜風，沿著公路或到機場開個來回。或者我們就去克瑞密露天餐館，點上一杯可樂，坐在車裡聽收音機，收音機一直開著。

來電話的是個男人，他不斷地重複最初的那句話，並補充說：「是我乾的。我把他們全殺了。」

然而沒過多久，迪克就忘記了頭疼。他站起來，激動得大喊大叫。奧托和牛仔也叫了起來。佩里真的釣到了「一條大魚」。一條十英尺長的旗魚躍出水面，它忽而跳起彎成一條彩虹，忽而落下深深地躲在水中，把漁線扯得死緊。就這樣上升、飛躍、落下又上升，一個小時過去了，又過了半個多小時，那位被汗水濕透的垂釣者才把它連拉帶扯地拖上船來。

佩里繼續挑選，他覺得這堆材料太珍貴，捨不得和它們分開，哪怕只是暫時的他也受不了，結果東西越堆越高，搖搖欲墜了。但是他能怎麼辦呢？他既不能扔下在朝鮮戰爭中獲得的銅質勳章，也不能丟掉自己的高中文憑（這是他在服刑期間重新恢復早已中斷的學業的成果，是萊溫沃思縣教育委員會頒發的），他更不忍拋下那個裝滿照片的牛皮紙信封，裏面主要是自己的留影，從當船員時的小男孩照片（在背面，他潦草地寫到：「十六歲，年輕，快樂，單純」），到最近在阿卡普爾科照的。此外，還有一大堆東西他決定要隨身帶走，其中有幾幅藏寶圖、奧托的素描本以及兩個筆記本，其中較厚的那本是他的個人詞典，不按字母順序排列，裏面都是他認為「優美」、「有用」或者至少「值得記住的」詞語。（舉一頁為例——冥冥：死了似的；語言大師：精通數國語言的；罰鍰：懲罰，法院判定的罰金；不學無術：無知；罪孽深重：極惡的；恐神症：對聖地和聖物的恐懼；瞎眼甲蟲：生活在石頭下面的昆蟲；情感冷淡：對人或事都很無情；樂天派：由於快樂而成為哲學家的身人；茹毛飲血：某些不開化民族吃生肉的習俗；劫掠：搶劫、盜竊；春|葯：刺|激性|欲的藥物；手指巨大症：有特大號手指的；夜恐症：害怕夜晚和黑暗。）

佩里把盤子推到桌子的另一邊，「上帝啊！你就不能讓我集中精力嗎？」

最後，選定十八個人專職負責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薩斯州調查局最能幹的偵查員——哈羅德·奈、羅伊·丘奇和克拉倫斯·鄧茨。杜威對這三人組成的「勁旅」來到加登城調查此案感到很滿意。他說：「有人得小心了。」

杜威無話可說。比起調查局的幾位同事——鄧茨、丘奇與奈，他還沒壞到哪兒去。當然，他的身體至少比哈羅德·奈要好，後者正患流感，發著燒，但還是在盡職盡責地干。這四個疲倦至極的男人已經核查了大約七百條線索和流言。例如，杜威就花了兩天的時間努力追蹤那兩個幻影般的墨西哥人，但徒勞無功，累得要命。保羅·赫爾姆先生堅稱那兩個墨西哥人曾在謀殺案發生前的傍晚時間拜訪了克拉特先生。

「噢，不，你休想。」這個男人說，他的聲音帶著一種醉酒後的憤怒，「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除非我拿到了賞金。你把賞金送過來，我就告訴你我是誰。就是這樣。」

一天的工作快結束時，三個警探聚集在杜威的辦公室里。鄧茨和丘奇比「奈老弟」（這是他們對奈的稱呼）的運氣好。（堪薩斯州調查局的人都愛起外號。鄧茨的外號是「老頭兒」，這真冤枉，他還不到五十歲，身材魁梧，走路輕快，一張寬臉長得像貓。而丘奇六十歲上下，皮膚白裡透紅，一副學者派頭，但實際上同仁都知道他「很強硬」。據他的同事講，他是堪薩斯州拔槍最快的人，他的頭髮已經半禿，被人們稱為「捲毛」。）這兩個人在調查過程中已經找到了「有希望的線索」。

但最令他頭疼的難題是如何處理那些他珍藏了多年的東西——滿滿兩大箱子的書、地圖、發黃的信件、歌詞、詩稿以及一些非同尋常的紀念品（他在內華達州親手殺死的響尾蛇皮做的背帶和腰帶，在京都買的一個色情吊飾，一棵日本的化石小樹以及一隻阿拉斯加熊掌）。也許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至少是佩里能夠想出的最好辦法——把這些東西留給「耶穌」。這個「耶穌」是他住的旅館對面一家咖啡館的調酒師，佩里認為此人完全值得信賴，會把兩隻箱子寄給他。（他打算一有「固定住址」，立刻就叫他把箱子寄去。）

午夜前後，他們穿越邊界，進入俄克拉荷馬州。離開了堪薩斯州，佩里十分高興，徹底放鬆了下來。此刻，這一切是真的，他們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頭——至少對他來說沒什麼好遺憾的，他沒有絲毫可以留戀的事物，也沒有一個人會擔心他到底去了哪裡。迪克就不同了。他有幾位自認為很愛的人：三個兒子、父母以及一個弟弟。他不敢把此次遠行透露給這幾個人，也不敢向他們說再見，雖然他從未想過要再見到他們，至少這輩子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