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時，我被選為致告別辭的學生代表。雖然我的朋友埃德蒙·卡立斯·伯克利（Edmund Callis Berkeley）成績比我更高，但那時，我是校內知名的辯論手，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更能勝任。我對全體學生以及家長的告別辭原本是無懈可擊、妙語連珠，最後以「願埃克塞特以我們為榮！」結尾。遺憾的是，我在說出這句話之前為了效果停頓了一下，而我們的班長就站在我身後拿著我的發言稿。他以為我忘詞了，善意地想提醒我一下，結果我們同時說出了這句話。我猜想，這個二重奏效果不錯，但是此後我再也沒有作類似的嘗試。

顯然，我為在公開場合演說作了很多準備，與此同時，我也習慣了學習多種語言。在蘇福爾斯，我就已經開始學習拉丁語和法語，到了埃克塞特又學了一遍，在大學時期則增加了德語和希臘語。在任何適當的場合下，我都會努力地背記單詞，刻苦地學習閱讀。但是，當時的語言老師並沒有教我們以下的學習方法：閱讀之前先要完全理解，全神貫注地融入文章，之後能用自己掌握的詞彙講出來。而現在這些原則使得語言學習變得更有效率。由於學習缺少效率，我總是停留在初學者階段。我的法語、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充其量也只是初級水平。

一般來說，高中的學習可以滿足人們的多種目標。可以通過家政課訓練女孩子成為家庭主婦或者至少學會做飯；可以通過複式記賬法培訓幫助人們進入商業領域；也可以給未來的企業家、接待人員及組織者發揮才智的空間。與其他高中不同，埃克塞特學校以學問為中心。所有學生都具有超強的能力，競爭非常激烈。女子中學並不被重視。在這裏，我們下午運動，晚飯前上課，8點回到宿舍，10點熄燈，這些為學生提供了最佳的學習氛圍。

然而，我在麥迪遜最好的朋友是阿爾法·戴爾特（Alpha Delt）分會的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洛林斯頓·夏普（Lauriston Sharp）。洛林的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他曾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飯，那是我第一次進入一個學術家庭。當時，我按照蘇福爾斯式的吃法，只吃羊排的中間部分，把其餘部分丟在一邊。洛林的母親發現后，非常和藹地對我說：「約翰，在一個教授的家裡，我們要吃掉全部的羊排。等你也成為教授的時候，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我在4所學校各待了兩年時間，我歸納出了學術取得成功的公理，首先是要確立自己作為一位頂尖學者的身份。那意味著第一年要摒棄一些交遊及社會活動，因為與人打交道會耗費大量時間，甚至讓你陷入與他們的閑扯。在第二年，則應該走出去並認識每一個人。

查爾斯·韋伯斯特最迷人的個性之一就是他的熱情。對於他自己的工作，對於世界組織，對於為年輕人提供機會，他就是情感的源泉。最重要的是，他很有智慧地參与競爭和挑戰，甚至有些好鬥——總而言之，他總是令人備受鼓舞。1936年，當我們陪同韋伯斯特一家來到他們在威爾士的隱居處之後，我曾試圖描述他極具魅力的個性：

我祖父的筆記本上列出了他佈道的地方和日期，諸如韋弗利、威諾娜（Winona）、法名頓（Farmington）、斯普林瓦利（Spring Valley）、胡桃林（Walnut Grove），他在1860年至1906年間在這些地區傳播過福音。《羅馬書》第1章第16節的內容（「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后是希臘人。」）他在1870年至1906年間在韋恩堡（Fort Wayne）、埃爾克哈特（Elkhart）、密歇根城、威諾娜、皮奧瑞亞（Peoria）、斯利皮艾（Sleepy Eye）、奧頓維爾（Ortonville）、喬伊普列利（Joy Prairie）佈道了26次，那時已經是鐵路時代了。而有關《哥林多前書》第3章第9節的內容（「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在1862年至1890年間在很多地方一共佈道了43次。總結起來，他說：「我們確信，如果我們現在真的可以自覺而真心誠意地與神同工，我們也許可以由衷地慶祝未來世間勞動的豐收。」

在輝煌的20年代中期（1925—1927），十大聯盟的兄弟會生活異常豐富多彩。赫茲（Hertz）創建了汽車租賃服務機構，其他人設計了公路旅館，發明了各種試驗性飲料以對抗禁酒法案，而且兄弟會還建議和女生聯誼會的女孩子們約會。麥迪遜的兄弟聯誼會和姐妹聯誼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的社交工廠。赫茲出租的新福特A型車將客廳沙發、鞦韆搬到了每個人選擇的鄉間小道旁的地方。教育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斷前進。［一位女院長試圖阻擋潮流，力勸男女同校的女生在喝水的時候不要撅起嘴，因為這種行為頗具挑逗意味。幸好這位頑固拒絕變革的「克努特女王」（Queen Canute）沒有活到看見麥迪遜後來出現的女性裸跑者。］

對於中國這個國家，我幾乎一無所知，所以我的決定並沒有受到這一情況的影響。1929年，中華民國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統治，至少表面上是這樣。隨後1931年，日本以佔領滿洲（當時我們稱之為「滿洲」，現在是中國的東北）為開端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的侵略公然違抗了國際聯盟的宗旨，導致這個類似於維護和平的國際組織解散了。與此同時，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最終與日本結成了羅馬——柏林——東京聯盟。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這一切演變成為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1941年至1945年也深陷其中。

我第一次在蘇福爾斯市（Sioux Falls）扶輪社（Rotary Club）作有關中國的演講，還是在1936年早期，當時我還沒有在哈佛大學任教。我猜想那時我演講的聽眾已經與受祖父傳教的人數量相當，其中包括大約40個哈佛分社。由於當時已經是噴氣式飛機時代，聽眾已經散布在各個地區，如北京、新加坡、台北、漢城、聖地亞哥、密爾沃基（Milwaukee）、奧蘭多、紐約以及巴黎。htｔｐｓ://ｒeａｄ•99cｓｗ•ｃoｍ

1899年，也就是她25歲那年，我的母親進入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大學重塑了她的生活。她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些年輕聰明的新時代女性。在大學她主修文學與演講。這是一種新的表達自己理念的學科，在電子時代到來之前，這個學科對於公眾生活以及絕大多數娛樂活動都具有重要意義。那時候，一個沒有經驗的政治家可能一夜之間突然失聲，這是比失去思想還要可怕的事情。所以她把發音訓練和大聲朗讀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來研究。

1925年，四年級時，我在新英格蘭預科學校舉辦的徵文比賽中獲獎，那篇文章的主題是關於英美合作的。一位來自紐約的善良女士覺得這是一個能夠幫助改善現狀並能表彰先驅者的項目。我發表的文章總結了這樣一個觀點：英美合作創造了現代世界，自然也就能夠拯救這個世界。徵文比賽的獎勵由一位面色紅潤的主辦者范肖（Fanshaw）提供，是當年畢業季的英格蘭夏日游。他同時還贈與我100英鎊和一封給首相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uin）的信件。當我站在主席台下接受頒獎時，校長劉易斯·佩里（Lewis Perry）向我眨了眨眼。之後我帶著母親一同享受了這次意外的獲獎旅行，並且在保留期限里，拿著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的信來到了唐寧街10號，準備見首相。但是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的和善的年輕人向我們解釋並安慰我們說，鮑德溫先生忙得不可開交，但是他建議我們參觀一下劍橋大學，順便看看巴克斯（Backs）校園。我們遵從了他的建議。

我選擇麥迪遜市的威斯康星大學也有家庭的原因。因為這裡是拉·福萊特（La Follette）的故鄉。我的大姨媽嫁給了吉爾伯特·E·羅伊（Gilbert E.Roe），他是參議院鮑勃·拉·福萊特（Bob La Follette）早期的律師合伙人。姨媽的兒子傑克是我最親的表兄弟。1925年，威斯康星的進步黨派呼聲高漲，他們試圖限制特權階級並改革社會弊端。參議員老拉·福萊特去世后，小鮑勃接替了他的位置，開始了他在美國參議院20年稱職而忠誠的公職生涯。而他的弟弟菲爾·拉·福萊特（Phil La Follette）在32歲的時候也成為威斯康星州的州長。他們的家族傳統影響了我，讓我確立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投身於幫助普通大眾對抗少數特權階級的事業中去。因為小鮑勃和菲爾都是貝塔（Beta）兄弟會的成員，傑克也宣誓加入了貝塔·西塔·派（Beta Theta Pi）兄弟會，後來我也加入了。

哈佛大學還是有著一批好出風頭的頭面人物，他們參加俱樂部，甚至可能成功地在波士頓的上流社會嶄露頭角。但是絕大多數的大學本科生僅僅是為他們走向世界而努力學習。大量的研究生零星分佈各處，擔任宿舍管理或課題組負責人，這有助於營造一種嚴肅的氛圍，這樣的氛圍要比像威斯康星大學一類的綜合州立大學緊張得多。麥迪遜大學那時的校長是圓滑的格倫·佛蘭克（Glenn Frank），他是早期的公共關係教育家之一，他說他渴望「將教育機構轉變為學習之家」，等等。相比之下，哈佛的校長A·勞倫斯·洛厄爾（A.Lawrence Lowell）則希望哈佛是一艘由他掌舵行駛的船，絕不向立法機構獻媚。

上小學時，我回到了蘇福爾斯，我的個人形象顯得與眾不同。事實上，某些男孩子會從學校將我一直追到家，他們認為我是老師的寵兒，覺得我娘娘腔。我穿著及膝的襪子，更加證實了他們的看法。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跑得更快。儘管如此，我決不接受一個娘娘腔的自我形象。高中時，我開始努力地打橄欖球，這使母親和教練感到吃驚。初春季節的團隊大概有75個男生，我在第七小組。但是嚴寒冰雪的冬季人數降到了30來人，我便進入第三小組。我還記得一次和第一小組的州代表隊後衛爭球，他叫雷德·斯特爾茲米勒（Red Steltzmiller），是一名警察的兒子，他的速度很快。有一次，我的注意力被他手上一直戴著的皮製護具所吸引，突然球直奔我而來。轉瞬間我就倒在了草地上，當時我以為鼻子被撞壞了，但實際上並沒事兒。

在高中的時候，我已經學習了威廉·特拉芬特·佛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的《論證與辯論》（Argumentation and Debating），書中介紹了一些基礎俗套的辯論方法，讓辯論幾乎成為法律的一門分科。辯論均由正方開始和結束進程。假如三個正方辯手和三個反方辯手每人各有12分鐘陳述時間和8分鐘反駁時間，那麼經過2個小時，評判者要是還神志清醒的話，才能選出最終的獲勝者。對於沒有電暖的時代，在寒冷冬天的夜晚，讀此書強於無所消遣。此書對我們陳述主張、引證論據還是有一定益處的，只要有一本《文學摘要》（Literary Digest），就可以「論證」某一事例，同時準備反駁的論據。舉個例子，關於菲律賓獨立的問題，在此問題上民主黨沉重地打擊了共和黨，我們需要做一個卡片文檔來記錄一些引語及證據。當你尊敬的對手陳述完他的論述時，你只需要挑選出卡片來反駁他的證據並指出他的錯誤。我母親曾給我上過一課，是關於嘴唇、舌頭以及呼吸的應用，這些會讓大家明顯清晰地聽到你的發言。這些很令人興奮，我發覺站立后雙膝顫抖，我大聲地表達觀點，這能讓對方相形見絀。儘管沒有多少人參加比賽，但是，出於對學校的忠誠，我們還是獲得了一些聽眾。

在威斯康星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參加了學生會的競選。我找到一個小型兄弟會的負責人，他會安排我午飯之後去兄弟會會所的具體時間，屆時我會出現在會所里，闡述為什麼我就是威斯康星聯盟需要的那個人，也是那個能確保大家受益於團體的人。到了選舉日，我意識到我並沒有走訪非兄弟會的barbaroi（野蠻人），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在巴斯科姆廳（Bascom Hall）前的希爾山上度過了忙亂而興奮的一個早上。我對著我並不認識的人們高聲呼喊：「為費爾班克投票吧，他知道為你們做什麼。」我成功獲選，並成為俱樂部理事會的秘書，事實上，這次選舉確保我將成為明年的主席候選人，這幾乎就是十拿九穩的事情。

然而科技的發展改變了辯論的性質。麥克風不久使我們摒棄了傳統慷慨激昂的辯論方式，它讓我們離觀眾越來越近。接九_九_藏_書著是精確計時無線電式辯論，使我們的辯論不再是詳盡地包括命題、實例、證據、論證這樣幾個標準步驟了。在短短几秒鐘的時間里，你必須用如此多的言語直截了當地表達你的觀點。

為了提升效率，獲取成功，以及贏得贊同，我和許多埃克塞特的同學一樣，熱切希望以權力機構（商業或專門職業）作為將來的就業目標。由於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我變得過於自負。在我的團隊中，成員只有我一個，觀眾也只有我自己。我喜歡和人們友好相處，但是前提是他們不會幹涉我的計劃。這使得我自己產生了獨立的傾向。我行事追求卓越，但是我的事業必須是自己創造的。我不想像學校里的前輩一樣，成為一個班級的領導或是俱樂部的主席。我想要與眾不同。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它讓我擺脫了社交壓力。

我面臨著即將成為校園中的大人物的前景，這似乎是拋棄一心求學而改走另一條可選之路，我決定轉學去哈佛。我在這次轉學之前已經有過先例了。在蘇福爾斯讀高中三年級時，我曾在樓梯、走廊和同學們打招呼，依次喊著他們的名字，為此我也成為高年級學生會主席的有力候選人。但是我必須離開那裡去埃克塞特上學。現在我離東方似乎又更近了一步。那時候，哈佛還沒有憑藉哈佛俱樂部以及獎學金的吸引力，招攬到全國的精英人才，所以那裡自然到處都是埃克塞特的學生。轉學到哈佛就像是度過了男女同校的一個假期，現在又重新回到我在埃克塞特的班級。

但是大學校園內的成功也只能伴隨我一時。問題終於來了，那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通過一件也許只能在主要學術中心發生的具體事情，我找到了答案。我結識了查爾斯·金斯利·韋伯斯特（Charles Kingsley Webster），他是一名外交歷史學家，他對政策制定，特別是針對歐洲四國同盟的政策制定有著濃厚的興趣。1919年，在凡爾賽宮，他向英國代表團提出了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一些教訓。舉個例子，教訓之一是，你要把你的廢紙簍上鎖，以免塔列朗（Talleyrand）從你的垃圾中獲取秘密。查爾斯自己大量的工作就是進行各種檔案的研究學習，這源於卡斯爾雷（Castlereagh）的外交學，在歐洲各國頗為流行。他每年有一半時間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教授國際歷史，另外半年則去其他地方。1928年秋天，他在哈佛講學的時候，經常在印章協會（Signet Society）吃午飯。在洛厄爾校長推出住宿制之前，因印章協會從教職工和本科生中挑選會員，使之成為了教員和學生聚會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

在埃克塞特，我找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夥伴，我們一起恢復了金枝社（Golden Branch）和G.L.社（G.L.Soule）這兩個社團。在冬天的晚上我們會討論關於「解析：筆桿比刀劍要有效」這一類的論題。在鎮上的埃奧卡（Ioka）劇院每周五晚上為埃克塞特的學生安排了周末電影之後，它們就被荒廢了。我們想成立一個單獨的社團，這個社團能和其他學校的社團進行辯論。於是我制訂了一個制度以解決此問題，今後G.L.社應該接納金枝社推選出的高級會員，只有這樣，社團才能夠代表學院與安多弗（Andover）學校、聖保羅（St.Paul's）學校以及布朗（Brown）學校的新生或是其他冷門選手進行辯論。在麥迪遜的時候，我也發現了類似的問題，辯論社團的狀況每況愈下，但是我讓傑克·羅伊和其他一些人加入，最終使得社團再次崛起。我們還去了密歇根大學，加入他們新成立的辯論社團，並且在辯論賽中獲得了勝利，雖然當時辯論的主題已經沒有記錄了。

立志研究中國，回想起來似乎是和我的家族淵源分不開的。儘管在當時，我認為我正在掙脫家庭帶給我的影響。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John Barnard Fairbank）來自費爾班克家族源遠流長的班納德·費爾班克世系，家族成員大多是公理會的牧師。1633年，這個家族遷移到馬薩諸塞州。1636年家族祖先在戴德漢姆（Dedham）鎮建造的住所至今依然存在。我的祖父1857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的伊利諾伊學院，隨後又於1860年畢業於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定居於伊利諾伊州的韋弗利（Waverly）之後，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納州以及明尼蘇達州的一些大小城鎮擔任公理會教堂的牧師。這一時期他的身份不僅僅是牧師，同時還是農民和木工，他靠自己的菜園維繫生活，住在自己蓋的房屋內，但是他每到一處生活幾年，當他在當地教眾中的傳教深入人心時，就會搬走。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告訴我他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一名牧師，主要居住于明尼蘇達州靠近艾奧瓦鐵道線的埃爾默（Elmore）地區，但是他每隔幾年也會搬到另一個不同的鎮上，宣講一整套相同的教理。

我的母親於1874年7月4日出生在艾奧瓦州的漢普頓市（Hampton）。她是約翰·赫里福德（John Hereford）與帕米麗婭·安德魯·金（Permelia Andrews King）所生的四個女兒之一。她的父母都是貴格會教徒，他們的家族都是從弗吉尼亞州遷到西部地區的。約翰是一位充滿愛心的父親。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他美麗的妻子為病魔所困、最終因輕微的癲癇發作而喪失記憶的情況下，他依然無比樂觀堅強。他跟隨一位法官學習法律，並獲准成為辯護律師，後來當選為艾奧瓦州立法機關最年輕的成員。1881年，即南北達科他成為美國的州之前，他和幾個朋友向西遷移，在達科他領地一帶、密蘇里河附近建立了張伯倫城（Chamberlain）。在張伯倫，除了當律師外，他還擔任郵政局局長，編輯報紙［《達科他紀事報》（The Dakota Register）］，而後進入房地產、保險領域。密爾沃基鐵路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通到張伯倫代替密蘇里河上的汽輪。在1893年的經濟大蕭條中很多人破了產，我的外祖父也像別人一樣沒能倖免，他不得不一切重新開始。

我的父親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的韋恩堡，於1896年畢業於傑克遜維爾的伊利諾伊學院。由於立志要成為一名律師，他於1901年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獲得學位。因為他主要在伊利諾伊州和明尼蘇達州長大，當他開始律師執業生涯時，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一個人口不甚稠密的地方——南達科他州偏西部的地區。1911年，我們從休倫鎮搬到了蘇福爾斯市之後，他成為鎮上非宗教類社會活動的領袖人物。他幫助建立了扶輪社和明尼哈哈鄉村俱樂部（Minnehaha Country Club）。眾所周知，他深受社區中追隨者的愛戴，他也深愛著這些人。和他的父親一樣，他同時還是花匠和木匠。直到後來他終於成為一名有經驗的出庭律師和公眾演講者。每當6月來臨，他會去明尼蘇達州北部釣鱸魚和小梭魚。秋天到來時，他會去小鎮西部的rｅａd.９９csw•cｏｍ田野捕獵野雞，到了11月，則去密蘇里河附近的大沼澤地里捕獵野鴨。當我的母親為女性爭取投票權時，他會開著1911款凱迪拉克載著母親四處奔波，但是他不會對此發表任何言論，因為他對於女性獲得選舉權就會為她們的生活帶來很大轉變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我的父親很熱愛生活、家庭以及身邊的人。他在63歲時死於白血病，整個社區的人都因他的過世而難過。

在蘇福爾斯市經過了高中三年的學習之後，我作好了學習另外一種文化的準備（儘管我在那個時候並不確定），這種動力讓我通過了4所兩年制預科中學的考核。它們是分別位於美國東西部、學科設置完全不同的4所中學——埃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

在埃克塞特，我有個十分投緣的室友，叫艾倫·R·斯威齊（Alan R.Sweezy）。他是《埃克塞特學報》（Exonian）的編輯。後來去了哈佛大學，他又成為哈佛校報《深紅》（Crimson）的編輯。他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但是我沒有按照艾倫一類同學的步調走，沒有進入哈佛大學，而是選擇了威斯康星大學。部分原因是男女同校制吸引了我。我知道如何學習。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事可做嗎？

儘管我並沒有講過幾節課，但邁克最終仍在英語方面取得了進步。薩斯喀徹溫省的太陽在晚上11點才落山，超負荷的工作削弱了工人們學習英語的興趣和可能性。後來我帶著工作中鍛鍊出來的肌肉返回學校，但是已經是筋疲力盡。

我的母親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叫利昂娜（Leona），她很漂亮，並且性格有點像男孩子，我的母親羅蕾娜則不太一樣。此外，在我母親5歲的時候，一場發燒引發的脊髓灰質炎使得她的一隻腳比另一隻短一英寸，因此她需要穿兩隻不同尺碼的鞋子，並且需要進行特別的護理，雖然這並沒有阻止她玩耍，她甚至還能去跳舞，但卻是一個終身累贅。她學習勤奮刻苦，但是1893年後的經濟大蕭條耽誤了她的學業。儘管如此，她曾有一段時間教學，在一間教室里給6個年級的孩子上課。她下決心改變邊疆地區的落後，成為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然而直到21歲那年，羅蕾娜才在揚克頓（Yankton）完成高中學業。那一年她在日記的卷首插圖上簡單地記錄道：「羅蕾娜·金，於1895年。一切要靠自己，每個人都必須實現自我救贖。」

克萊德是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和浪漫主義者。為了健康，他住在納瓦霍人的聚居地，還寫了一本關於當地的旅遊書籍。他創建了一個秘密社團，新入會的人稱其為貝喬提斯（Begeotis）。他們穿著男士的無尾晚禮服，藉助燭光，在當地一個家庭啤酒廠的又深又冷的地窖里聚會，討論一些高深的話題。毫無疑問，在它使這些20世紀初期的質樸小鎮青年變得複雜世故之前，這更像是19世紀30年代美國大學中以希臘字母命名的兄弟會。我隨後建立了哈佛大學、牛津大學以及巴黎大學的貝喬提斯分會，但是它們無一例外，很快便銷聲匿跡了。

那個時候，隨著有關世界戰爭起源的研究論文越來越多地出現，對於學者來說，外交史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人們去研究清楚：發生在什麼時間，因為什麼原因，誰對誰說了哪些話。再過7年，威廉·L.蘭格（William L.Langer）的《帝國主義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書設定了更廣泛的形式，強調國家利益以及公眾輿論自由。［在24年後，他的兩卷本《世界危機和美國外交》（The World Crisis and American Diplomacy）也很好地證明了查爾斯·韋伯斯特時代，那種令我們沉迷的、完全深入地探索記錄里的所有細節已經不可能了。］

克萊德無疑是我在大學見到的最具吸引力的風雲人物。他比我早一年到麥迪遜，去牛津大學也比我早一年。之後我們成為哈佛大學以及戰時新聞局的同事。他在哈佛大學創建了蘇聯研究中心，而當時我也開始了自己的碩士學位項目——區域性中國研究。他於56歲、正當事業蓬勃發展時溘然辭世，人們給予他的讚頌是不多見的以成就而非以年齡評論人生價值的肯定之詞。

我發覺大學生活中的社交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容易掌控的。你可以有很多熟人，比如那些在某個會議上曾與你交談的人，但是這也會讓你沒時間顧及真正的友誼。兄弟會的生活和活動，可以訓練你像在雞尾酒會上一樣結識及問候他人的技能。但是在那些日子，我們至少學會了比較有意思的介紹方式，而不是像「約翰，這是瑪麗」那種在20世紀70年代很流行的令人印象模糊的介紹方式。

她在嚴格自律和掌握一門技術方面成了一名專家。雖然如此，她在逆境中的成長經歷，使她的自我意識也同樣得到了磨鍊。她學會了如何去愛別人而又不依賴他們，學會了如何與他們分享她對文學與藝術的熱忱以及嚴格的鑒賞力，並將此作為一種自我獎勵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經歷是必不可少的。她到處都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人，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她這一生與很多的人分享她的興趣愛好，一直持續到她105歲去世時，那時我72歲。我的母親對原始的美國中部從歐洲獲取先進的文化那種濃厚的興趣，指引著我走出去，走向東方。

1928年，我對自己未來從事與國際法相關工作的計劃還有些模糊。這個時候，韋伯斯特教授告訴我一個最新消息：一些中國的機密外交文獻正在北京準備出版。這將打開外交史上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在哈佛（1927—1929），我與我的埃克塞特的朋友埃德蒙·伯克利同住一個宿舍。他研究符號邏輯，而且他的生活就像read.99csw.com時鐘一樣精確，從來沒遇到過麻煩。艾倫·斯威奇（Alan Sweezy）住在我們的隔壁。在他的影響下，1928年我被推選進入了高年級委員會。第一學年，我通過努力，在3門主課中取得了A的成績：歷史1、政治1、經濟學A，這幾門課程都自成體系。我的希臘語也獲得了A，這門課程在麥迪遜我就開始學習了。到了春天，我開始擴展我的活動範圍，幫助復興了哈佛辯論委員會。

我出生於南達科他州的平原，由於習慣了平坦的地貌，我有時會不自覺地想要伐盡新罕布希爾州的森林，夷平這裏的山丘，顯然這並不現實。與我的故鄉截然不同，在新罕布希爾州，靠近富蘭克林市北部的卡迪根山（Mount Cardigan）的佩米奇瓦塞特（Pemigewasset）山谷，放眼望去，層巒疊嶂，這是南達科他州永遠不會具備的魅力。然而，也許正是故鄉廣闊開放與蒼茫無際的環境，為我投身於中國問題研究提供了幫助。

我離開了蘇福爾斯市，因為這裏的高中課程不能給我提供更多的挑戰。有些老師很優秀，但是他們不能為我設置更高級的課程。我的母親和我都很迷茫，看著預科學校的目錄，向鄰居尋求意見。我在蘇福爾斯市的玩伴是隔壁鄰居家的肯尼斯·品達（Kenneth Pendar），他的父親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學院，是他建立了南達科他州的塞勒姆學院。品達一家是背井離鄉的美國新英格蘭人。先是奧利弗后是肯尼斯，離開家去了位於新罕布希爾州的康科德（Concord）地區的聖保羅學校。奧利弗成為賽艇俱樂部8號船上奮力拚搏的選手，而肯（肯尼斯的昵稱）乘費城主幹線去看望他的朋友。他們的經歷讓我們咋舌，讓我們對於美國東部文化和教育產生興趣。聽從品達一家的建議，我選擇了位於新罕布希爾州埃克塞特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校。這是多麼偶然而又明智的選擇啊！我進入了學校的高中三年級，留一年級給我在競爭中帶來了優勢。我很推薦這種方式。

因為我取得了90分以上的優異成績，我和阿爾法·派（Alpha Pi）分會最出類拔萃的羅利·巴納姆（Rollie Barnum）一起，被分配到了貝塔兄弟會的房間。巴納姆是一個多面手，為了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他不斷地在各個球隊之間轉換角色，整個秋天在橄欖球隊當後衛，到了冬天他又成為籃球後衛，在棒球賽季則又成了接球手。他是一個天生的運動員，成熟、穩定、鎮定。有幾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他訓練和出行之間遇見他，我很喜歡他親切的態度。

1925年的夏天，我在蘇格蘭、倫敦以及巴黎待了幾個星期，進一步加強了世界存在多個中心的看法。蘇福爾斯對於我來說就像是家鄉。《紐約時報》登載了我的一幅照片，看上去像其他18歲的尚未成熟的年輕人一樣。我確信自己會有所成就，當然，我的許多同學也是如此，但是那是他們的事，和我無關。

一個世紀后，當我在皮奧瑞亞、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布魯金斯（Brookings）、諾思菲爾德（Northfield）、格林內爾（Grinnell）或是威奇塔（Wichita）進行有關中國的演講時，我感覺我是沿著祖父的足跡。我的研究方向是通過對中國的研究來救贖美國，儘管這個方向可能更加狹小和專業化。我的演講會解釋我們由於對中國現實的不了解導致了我們在中國、朝鮮以及越南的大量災難，並且這種情況可能會再一次發生。我的祖父或許曾經向我現在的一些聽眾的祖父演講過，但他並不如我這般世俗。他的論述要更加形而上，很少局限在具體的事物上。他也不會承擔著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樣的風險：聽眾席上突然站起一位新近的觀察員，他說：「24小時前，我剛從天國國際機場起飛，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像你所說的那樣。」

然而在哈佛，我們這些威廉·特拉芬特·佛斯特的少數中西部追隨者也開始改換門庭。拉姆塞（Ramsay）的兒子，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曾是牛津辯論社的一員，他曾在整個美國東海岸進行過辯論，因此在這些地方培養出了英國議會式辯論的推崇者。哈佛有一個頭腦聰慧、留著鬈髮的年輕人叫佛瑞德·勞倫森（Fred Lorenzen），他在辯論中從不表述實例，而是通過一連串的奇聞異事和文字圖片表達自己的論點。更糟糕的是，他會讓我們的小觀眾群笑個不停，即便在沒有有利的證據，甚至沒有邏輯的情況下，他最終仍然會獲勝。如果你想用那些嚴肅認真的道義來戰勝他，那便是孤注一擲，很難奏效，因為他會和你討論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

乍一看你可能認為我從事的工作和我的祖父約翰·班納德·費爾班克截然不同，因為我還在襁褓中時他就已經去世了，我對他一無所知，但是考慮到我們各自的時代背景，我不能確定這是事實。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區域研究在學術上得到快速發展一樣，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人們去教堂做禮拜成為席捲全美的風潮，我祖父所從事的傳教業也因此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當時新教佈道團已經發展到國外。我祖父的兄弟就離開傑克遜維爾到印度的艾邁德納格（Ahmadnagar）建立了一個佈道團。傳教士激|情高漲表明了教堂的蓬勃發展。在電視媒體出現前的一段時期，宗教是小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埃克塞特，我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學習，掌握了更好的學習方法。我的意思是，在學習、掌握課程時，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學習如何更好地記筆記、作總結、划重點，這些都是必要的。記憶訓練也是一項不錯的消遣。儘管記憶的思維可以通過圖片或是聲音來達成，但是最終必須歸結為文字，因此熟練掌握詞彙以及語法都是很有必要的。最好的訓練是鑽研西塞羅的作品，其內容包括時態的一致性、語法的應用，以及拉丁語法中連鎖的微小的細節。埃克塞特給我的獎勵就是確保我在高層次的競賽中能夠百戰百勝。節約時間，聚焦目標，則是競賽中的一部分。時間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時。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內我能做什麼呢？我吃飯比較慢，而且還有飯後小憩的習慣。但是我用快走取代了更多正式的運動，而且我覺得走捷徑很有效。我學會了穿馬甲只扣三個紐扣，雖然回過頭來看，穿有紐扣的馬甲僅會讓我每天失去區區幾秒鐘的時間。委婉地說，那時我其實已經認清了自己的事業前景。

我曾為庫西華（Cushwa）教授寫過東西，他把其中幾篇在課堂上朗讀，作為對我的鼓勵。我的另外一位英語老師麥倫·威廉姆斯（Myron Williams）——多年之後事實證明他像其他很多老師一樣，比我想象的年輕得多——曾經說我的文風別具一格。所有這一切都對我有所幫助。在藍登俱樂部，一個叫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毛髮粗濃雜亂的男人，給我們朗誦詩歌；我們也聽過埃克塞特自己的「門肯」（Mencken），即1924屆校友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的詩。

對我設九九藏書想的這種自由，主要應該歸功於我的父親亞瑟·博伊斯·費爾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1873—1936）。作為一名牧師的兒子，他悄悄地脫離了有組織的宗教。我的父親斷言，他年復一年地閱讀《聖經》，獲得基督的啟示，並且接收到了足夠的精神指引，這些足以支撐他度過人生。

從1911年的冬天直到1912年，埃塔嬸嬸和我的母親帶著我在巴黎帕西（Passy）的莫扎特十六大道待了整個冬天，那裡靠近布洛涅森林（Boisde Boulogne），那時我才5歲。當然這樣的旅行在當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拉著足有一個男孩身高的大衣箱走進丘納德（Cunard）航線的輪船船艙，當時為了照顧我，特別請了一位叫埃里卡（Erica）的年長的保姆從瑞典來到巴黎。當時美國的旅游業還很不成熟，我們算得上是先驅者。我在巴黎電車的上層一邊吃著烤栗子，一邊注視著法國騎兵閃亮的盾牌和紅色的裝飾羽毛。我還學會了在林園滾鐵環，但在其他方面並沒有留下太多的高盧痕迹。

實際上，我得到了來自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James Phinney Baxter III）堅定的鼓勵。他是哈佛考核委員會主席，讓我以優異成績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他要求我與他保持聯絡。為了將來能夠返回哈佛，我決定要這樣做。

動蕩的20世紀30年代，是我作為研究員和教師的見習期。我專註於我的研究領域，尋找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無法斷言，到底是對哪件重大事件的預見導致我將研究中國的方向聚焦在革命變遷方面。像許多大學生雄心勃勃地想要獲得最優秀的成績一樣，我更關心的是我自己的表現，而不是當前世界現狀和國際關係。研究中國首先需要的是主動性，其次還需要機智、想象力、探索性、創新精神。一旦開始了研究，我就深深地陶醉其中。我不知道在學術界及現實世界中它會帶領我去向何方，但是它就是我的事業。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業啊！

查爾斯·韋伯斯特建議我進行中國問題研究，這對於22歲的我來說，很有新鮮感，當然似乎也沒別的人做過這方面的工作。我將成為一位先驅者，將繼續成為學術上的獨一無二的人。而研究中國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巨大挑戰。更重要的是，我習慣於不斷挑戰，掃除障礙，因此每隔兩年就會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我不懂中文，但很多在中國的外國人學會了中文，所以學會中文是完全可能的。同時，我認為哈佛以及美國都需要了解中國。顯然我所要做的事情，是一種出於信仰的行為，就像我的叔祖父，他認為耶穌應該被印度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了解。

1907年，我出生於休倫鎮（Huron），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在同一時期也出生在附近的地區。站在鎮上玉米地的一側，你可以看到另一側的玉米搖曳生姿。站在蒼穹之下廣闊平原的最高點極目遠眺，可以看到遠處那一片片的農田與農場，以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掌控自然。後來，當我準備謀求一份職業時，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就像一塊處|女地，等待著被探索和耕種，能夠為我提供無限的機會。1929年我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主題是關於蘇聯革命的爆發。在我的想象中，研究中國似乎是只需要在此基礎上再深入一步，從這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我對中國的了解是多麼的不足。

1929年，我要面對又一次的轉變：我獲得了羅德（Rhodes）獎學金，這是前途遠大的證明，也是一次機會，實現了母親一直隱藏在心中對我的期望。在20世紀20年代，國際性的獎學金還很少，而羅德獎學金享有一定聲望，它解決了我畢業之後的生活去向問題，這樣我可以不必為賺錢糊口而奔波，而是繼續學術生涯。

在1911年，我的父親和他在蘇福爾斯市的堂兄弟傑西·博伊斯（Jesse Boyce）一家搭住一處。兩家夫婦合買下一座大宅院共同生活，我是那裡唯一的小孩子。埃塔·埃斯蒂·博伊斯（Etta Estey Boyce）畢業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是美國新英格蘭人。她教唱歌，除此之外她還會熱情洋溢地把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t）和其他藝術家的音樂會帶到我們的飯桌上。要不是這樣，我永遠不知道一家歐洲人是如何咕嘟咕嘟地喝湯的。

1928年，我參加了哈佛大學校報的舞會，艾倫讓我照顧舞會的「監護人」，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眉毛濃密的紳士。他問我有關教育的一些問題，似乎對我有關自己曾經學習過的4所學校之間的比較很感興趣。之後，我才知道他就是洛厄爾校長。在蘇福爾斯，當羅德評議會面試我時，其中一人問我：「洛厄爾校長是你的親戚嗎？」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校長寫給委員會的信拿給我看。在信的末尾寫著一句話：「這是一位與眾不同、極其優秀的候選人。」如此讚美之詞從此一直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後來，在哈佛大學讀完低年級之後，我又一次覺得我需要一個有些血性的體力工作來讓我從艱苦的學業中換口氣，所以我在暑假時加入了由邊疆學院（Frontier College）安排的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編外工作隊。編外工作隊里都是烏克蘭人，主要的工作是在將小麥運往薩斯喀徹溫（Saskatchewan）之前維修鐵軌。我白天和他們一起鏟土、平土，晚飯後教他們學習英語。我的工作夥伴名叫邁克·特萊霍克（Mike Tryhuk），是個有著圓腦袋的斯拉夫人，來自一個叫作卡波拉沃基（Kobolowoki）的小村莊，他教會了我將節奏放慢到和全日工作的工人一樣平穩的程度。但是我的腦海里唯一想著的事情就是下一頓飯。在一個陰天，按照我肚子的飢餓程度判斷，可能已經到了午飯時間，然而，事實上時間剛到上午8點。有一個周日，我們在河裡洗澡，突然一個工友就消失在水中。他的朋友沒有一個敢救他，因為他們都不會游泳。我潛了幾次水，但就像是一名不成功的雄鷹童子軍，最終也沒有救到他。那裡的人們都認為溺水是天災。

顯然，在我的成長背景中有傳教者的痕迹，但是它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與中國沒有任何的關聯。我接受的教育幾乎是完全與宗教絕緣的。如今我後天習得的信仰就是哈佛大學，以及它在世俗中所代表的一種精神。也就是說，我將我的信仰寄托在我們試圖發展的、致力於培育心靈自由活動的研究機構上。非理性的信仰只會使我充滿恐懼。

羅蕾娜·金·費爾班克（Lorena King Fairbank，1874—1979）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我是她的獨子。我之所以篤定地堅持進行關於中國的研究，正是源於她傳遞給我的兩個信念：第一個是面對挑戰要有自信；另一個就是，哪怕在地平線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的確，從1923年我16歲時離家到埃克塞特（Exeter）時起，我只是在探親和假期時才回家。還有一次，我有4年半的時間在外奔波（1931年9月—1936年2月），其中絕大部分時間待在北京。我離開的這段時間里，心中充滿了內疚，因此我寫了很多信，但同時我仍然繼續我的課題研究，並常常堅定地認為自己是獨特而出眾的，這種自我讚賞的心態源自母親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