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鮑爾很支持我，儘管當時我只是一個身處困境的研究生，自稱是中國研究的專家，卻沒有任何作品來證明自己。20年之後，在哈佛大學，我很高興看到我的研究生們能夠寫出很優秀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論文，這些論文水平很高，足可以收錄在每年一輯的《中國論文集》（Papers on China）中，論文被編入此書足以證明作者在此領域的造詣。專家的培養就如同養育子女一樣，有其自身的需求。我們堅持出版《中國論文集》長達24年之久。

哈佛大學和貝利奧爾學院的文憑讓我大略地體驗了英國生活，沒有什麼機會接觸社會底層，雖然他們無處不在。貝利奧爾學院的校工威瑞（Veary）和塔奇（Tuckey）曾先後為我服務，他們操著地道的倫敦腔，天一亮就來到我的研究室，為我打來熱水，給冰冷的爐子生火。吉爾伯特·海特和他美麗的未婚妻海倫·麥金尼斯（Helen MacInnes）交談時，會不時地說起他們故鄉的方言。看到這兩個在封建制度下分化出的截然不同的階級是多麼奇怪啊，一類是高個子的蘭伯特（Lambertian）的貴族，另一類則是中等身材的工人。

後來，我聽到一些傳聞，說朋友們感覺我之所以進行中國研究，是由於神經衰弱。顯然事實並不是這樣。但是，在牛津我確實體驗到了從未有過的感受，每天凌晨2點到3點之後我就再也難以入睡，我得了神經衰弱症。接下來的幾年，我的生活一直被失眠困擾著。醫生告誡我需要休息，但是休息時你能做什麼呢？在牛津大學寒冷而朦朧的冬天，全身裹在厚厚的毛衣里，執行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每天午飯前、午飯後以及下午茶時間都要小憩一會兒，晚上9點準時上床睡覺，指望食物、運動、良好的休息能讓我保持健康，不管睡得著睡不著。幸運的是，牛津大學的醫生並不知道大學生的腦袋裡在想什麼。他們讓我從兩方面用藥：上午服興奮葯，晚上服鎮定葯。自此以後，我一直處於輕度的抑鬱狀態，這卻使我獲得了檢驗身體健康程度的風向標。癥狀會根據我奮鬥的目標是否明確而忽輕忽重。當時我是一位青春期階段的研究生，正努力獲得學者身份。

由此開始了一段有趣的橫跨英美文化差異的友誼。因為揚先生的父親是一位男爵，93歲時去世，揚夫人很快成為男爵夫人。我常常應邀到他們家中共度周末，因而對英國貴族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他們具有顯赫的社會地位，但財富上相對匱乏。揚家有兩個女兒，瓊和弗吉尼亞。瓊的膚色較為暗沉，弗吉尼亞則較為白皙，她們二人都頗具女性魅力，還有一個聰明的長子格里（喬治的昵稱），正朝著外交領域發展。這個古老的家族住所被原男爵命名為福摩沙漁場（Formosa Fishery），他曾是遠東的一名海軍軍官。花園一直傾斜延伸到距離梅登黑德鎮（Maidenhead）不遠的泰晤士河。從此以後，這樣的家庭交流一直持續下去，而且我也很渴望從單調乏味的公共檔案館檢索研究工作中解脫出來。同時，也體會到了漂泊他鄉的外國人是多麼希望被接納到當地家庭的生活當中。

在那段情緒低落的日子，我也結識了一些朋友，吉爾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是其中一位。他是頗具嘲諷才能的蘇格蘭人，最終他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拉丁語言和文學專業的安東講席教授（Anthon Professor），同時又是「每月一書」的主辦者。他將他的一些經典作品，諸如《風景里的詩歌》（Poets in a Landscape，1957年出版）當中的內容介紹給了美國的讀者，美國讀者很欣賞他的品位和智慧。在貝利奧爾學院，吉爾伯特在塔樓中生活得很愉快。塔樓高出了前門，裏面還有螺旋式的樓梯。作為一名古典學者、鋼琴家以及批評家，他充滿了活力，我認為，這與他出身於格拉斯哥的中產階級家庭有關。像我一樣，他也是一位英國觀察家。此外，我還遇到我一生的摯友安東尼·蘭伯特（Anthony Lambert）。他身材高大、心地善良，是一名英國哈羅公學的學生，像許多地區的英國大使一樣充滿了幹勁。吉爾伯特和托尼（安東尼的昵稱）閱讀《紐約客》（New Yorker），引用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的話，對美國人抱友好態度。我很享受他們的陪伴，從他們那裡也學到了很多關於英國的知識。

1929年的牛津大學要比哈佛大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或許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數歷史的以及世界性的東西似乎都在此有所體現。在牛津大學，你會覺得這裏積累了太多的文化財富，即使只是吸取其中很小一部分，也會讓你覺得筋疲力盡。相對於牛津大學大量的學業以及傳統，單個學者似乎顯得很渺小，同時配給個人的圖書館資源不足以支持他們進行研究。哈佛的威德納（Widener）圖書館在哈佛擁有很高的地位，而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圖書館卻成了觀光勝地，只有在冬天有限的白天時段，學生才能夠使用它。威德納圖書館即使晚上也會燈火通明，像燈塔一樣，照亮整個哈佛校園。但是在牛津大學要想找一本書就像是尋找寶藏一樣困難。我的一位導師告九_九_藏_書訴我：「我想你可以在布雷齊諾思學院（Brasenose College）找到一本曼德維爾（Mandeville）的書，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試著到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學院去找。」總之，學術研究的設施配置，諸如聯合目錄和館際互借，仍然很不發達。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激勵創新的因素。

我注意到，1874年哈佛大學畢業生馬士在成為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方面的史學家之前，曾經在中華帝國海關總署工作了35年。在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的序言中，馬士說他一直計劃用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日記來寫海關歷史，但是赫德的後人拒絕了。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講，我不得不通過倫敦的英國外交部的信件來接近中國，並且我決定將這種特殊的中英機構——中國海關作為我研究中國的出發點。

我對這樣的經歷總結如下：

牛津大學的假期包括冬天一個月和春天一個月，在漫長的假期里，有時候我會待在大英博物館後面的托林頓廣場（Torrington Square）的公寓里，如今是東方和非洲研究機構所在地。公寓提供住宿和次日的早餐，女房東每晚只收取5先令。浴室一般在地下室，裏面有一個燒水鍋爐。房間里可能還會充斥著捲心菜與來沙爾混合的怪味。這是一種令人感到孤獨陰鬱的生活方式。

坎農太太就像核反應堆一樣永遠向外輻射能量，而她的4個女兒都通過培養和遺傳同樣充滿活力。以她們的母親為榜樣，她們懂得，丈夫的事業是神聖的，必須要給予他完成的機會。但是同時，女性|事實上也能夠做男性能做的每一件事，甚至很多他們不能做到的事。作為她的女婿，我認為，坎農太太的教導將保證和激勵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作介紹並不是必要的。如果A和B正沿謝爾河（Cher River）散步，遇到了C，而C只認識A，那麼B只要靜靜站在一邊就行。介紹是一件很嚴肅、絕不能隨便的事情，因為這可能會引起意料之外的不良後果。

與此同時，我也在為我的文學學士論文而努力。從牛津到帕丁頓，然後乘坐貝克魯（Bakerloo）地鐵前往檔案館。英國公共檔案館是一個圓形的大廳，一縷暗淡的自然光透過窗戶照在圍坐一圈、身穿毛衣、鼻子凍得通紅的女管理員身上，也照在各類拿著字跡擦不幹凈的鉛筆（鋼筆不允許使用）在一大堆合訂本的文檔中查閱資料悄無聲息的研究人員身上。F.O.17是來自香港商務督查署和公使館的資料，這些經過編號的電文中附有複寫件，這些複寫件又是從已經編過號的每一個中國通商口岸中挑選出來的。你可以想象這些領事助理花了多長時間來完成抄寫。「閣下，上個月27日的17號電文是關於……我很榮幸向您報告……」不停地用筆在耐用的優質紙上十分枯燥乏味地記錄著信息，為王室的事業效命。就是這些構建了整個帝國，記錄著維護和發展現行制度的種種實踐，甚至最終證明為了貿易，需要發動戰爭。檔案館幾乎沒人發出聲音，但是那些對文件執迷的人還是會偶爾走出去，在「里昂餐廳」喝杯茶，吃些雞雜派或是木莓餡餅。

或許這反映了牛津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培養統治精英。儘管貝利奧爾學院被新式學院緊緊追趕，但是它依然是牛津大學中最負盛名的學院。我感到自己離大英帝國的核心越來越近了。貝利奧爾學院創始於1263年，和哈佛大學一樣，它們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喬伊特（Jowett）任院長期間（1870—1893），貝利奧爾學院培養了大批帝國行政人員——不僅有殖民地總督，如寇松（Curzon）、米爾納（Milner）、額爾金（Elgin），還有至少六分之一的印度行政官員。在喬伊特之後第四任院長A.D.林賽（A.D.Lindsay）的管理下，勤奮工作和關注社會的傳統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在1928年的牛津大學統考中，42%的貝利奧爾學院考生獲得了優異成績。

例如，你不必講話。和朋友在一起，你可以毫無顧忌地長時間沉默……

此外，我還學到一點，「bloody」是一個太有威懾力的俚語，不能在女士面前使用，它的效力和在那時的蘇福爾斯時候使用「fuck」一詞具有同等效力。

在我父親的便攜旅行箱中，我總是裝著兩套衣服，一套無尾禮服配黑領結，一套燕尾服配白領結。我記得，1930年在倫敦出席晚宴的時候，如果有女士在場，按當時的規矩應該戴著白色的領結。有一次，返回蘇福爾斯后，我穿著燕尾服，後退時撞到了蠟燭，衣服上燒出一個洞，為此我的堂兄弟們一直取笑我。他們甚至用諺語這樣揶揄我：同哈佛人說話時，你只需點到為止。在牛津大學，人們通過參加午茶會進行交流。他們知道南達科他州的牙科醫生和房屋建築比東部的任何地方都好。不過那時旅行和電視在英語國家還沒有普及。

1925年，我成為英語語言協會（English-Speaking Union）的註冊會員，後來人們稱之為英美友誼聯誼會，在那裡我獲得了智能方面的支持。不久，協會就給我打電話說切爾西有位揚太太九九藏書邀請我共進晚餐。揚太太是位熱忱而幹練的女士，她有一個15歲的兒子叫科特尼（Courtenay），正在倫敦大學跟著舒慶春（C.C.Shu）學習中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位來自北京的滿族人就是舒舍予（Shu She-yu），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小說家老舍。科特尼是一個非常聰明乖巧的小學生，揚太太覺得他和我在研究中國問題方面有著共同的興趣。

貝利奧爾學院的生活大都穿插一些美的享受。我們聽音樂，辯論莫扎特和貝多芬音樂的優劣。我們遠足穿過一片片終年陰冷的霧靄，看到遠方每一處的田園景色都披上了越來越朦朧的色彩。我還會寫信到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因為我愛上了一個女孩，我們在1929年情人節的舞會上初次見面。

從我的房間穿過一個小院子就是厄克特（Urquhart）院長的房間，他在1896年至1934年間擔任院長，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人很和藹。早上我們會站在窗前面對面地刮鬍子。我用的剃鬚刀是父親留給我的，後來厄克特評價我的直角剃鬚刀就像一把致命兇器。我承認的確如此，尤其是在卧鋪車的洗漱間，火車來回搖晃的時候，其他乘客都會下意識地與我保持距離。這把剃鬚刀顯然是我獨一無二的標誌，幸運的是，我從來沒有被它「斬首」過。

在1929年至1930年的聖誕假期，我在巴黎練習了幾日法語，之後我與我在威斯康星大學的朋友勞里·夏普（Lauri Sharp）結伴，他正在維也納學習德語，這也是他所研究的人類學領域需要訓練的一部分。我們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去了歌劇院、美泉宮等地方。但是，良辰美景被我自己破壞了，因為我一直為完成我的論文而絞盡腦汁。我是這樣一個有明確目標的人，為寫出有價值的論文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而德語似乎對我幫助不大。

蘇慧廉博士給了我一本翟理思（H.A.Giles）在1923年修訂的中文版第三版T.L.布洛克（T.L.Bullock）的《漢語書面語進階練習》（ 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自此我開始自學漢語。這是一本內容充實的自學手冊，使初學者通曉簡單的古文語句，附加逐詞逐字的英文譯文，書中之所以加入譯文，在於實用易學。例如，將傳統的所有格表達「之」字翻譯為「arrive」。因此，「人之初」，用英語來說就是man's beginning，翻譯就變成了「man arrive-at beginning」。古文句子的表達相當地有中國味且意蘊悠遠。「一之謂甚」變成了「one arrive is very」，而實際的意思卻是「once in the limit」（一次就是極限）。我覺得與其說「中國人真聰明」，不如說「英國人怎麼這麼聰明」。書中也沒有說聲調的問題，只介紹了部首，還列出了214個部首。我開始了一項新的體驗：僅僅根據它們的形狀和結構，記憶部首和漢字。這些漢字優美的外形開始向我施展它們的魅力。

要完成學士論文，就需要學習寫作，學習如何正確使用詞語來表達想法。我發覺通過學習思考，事情變得更複雜了，這需要挖掘固定詞語的真實意思。像許多剛畢業的學生一樣，我的散文趨向于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動名詞連接來完成。例如：「雖然革命熱情的發展之初常常伴隨著若干促其加速發展的因素，歸根結底，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將會在下類事實中被發現……」諸如此類的表達，言之無物。我發現一個補救的方法，就是以關鍵詞開頭，只使用一個主動語態的動詞，如「革命始於……」。

同導師們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貝利奧爾學院的第二年，韋伯斯特的朋友B.漢弗萊·薩姆納（B.Humphrey Sumner）就住在我的隔壁。他是一位令人敬畏而博學的導師，外表看起來消瘦優雅，但是實際生活很刻板。他懂得很多，但是過著極其簡樸、安靜的大學教師的生活，終身未婚，作品也寥寥無幾。

這是一個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自成體系的完整世界。如果馬士博士沒有成為一名歷史學家，那麼毫無疑問他也會像羅伯特·赫德爵士那樣慢慢衰老直至死去。1907年，羅伯特·赫德爵士離開他工作55年的中國返回英國，回到了倫敦的家裡，在妻子的絮叨中，他發現自己是一個沒有什麼用處的老人。而他的妻子早在1882年就溜回英國了。顯然，海關工作儘管一切令人滿意，但給太太們帶來的只有發燒、厭倦、痢疾，這確實令人非常煩惱；此外，還有中毒，馬士夫人至今仍然清楚地將中毒一類無聊的事情記在腦海里。

在牛津，我首先報名攻讀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專業的文學學士學位，這和我之前在哈佛攻讀的歷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比較相似。之後，我決定攻讀英國對華政策和英中關係方面的學術研究學位。當然，這促使我開始研究大英帝國在19世紀的中國所建立的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非正式帝國」，這是中西對抗的主要方面。

對於一位最初是學習印歐語系的專家來講，學習漢語需要我改變方法，就像是從走路轉為游泳一樣。當然，我很快發現，很多的漢字是由簡單的漢字組合而成。通常，左半部分是同一類的部首，比如表示口、手、水、土的相關事物等，而右半部分會提示這個組合如何發音。事實上，蘇慧廉博士編了一本有用的關於發音的袖珍字典。人們用這種方法在漢字迷宮中學會發音，而且能在字典中查到這些漢字。將這些漢字組合在一起到底是表示什麼意思，這是個問題，也確實是一個問題，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字形保持原狀，同一個漢字會因為組詞的不同而表達不一樣的意思。

人們只能作出這樣的總結：學習漢語最好的方法就是從5歲開始就生活在中國。但是我這裏則是一個典型的外國人的學習模式。23歲的我在倫敦的地鐵和公交車上，只能急匆匆地翻閱著記錄這些漢字的卡片。幸運的是，我從來沒有問一位智者我這樣的學習方式是否可行，他可能會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就這樣，1932年初，作為一名學術研究事業的開拓者，我帶著模糊的設想來到了中國，而這些想法可能在某個時候會以某種形式又被帶回到哈佛。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在這裡是成功的，因此我要回去了。我充滿了鬥志，然而，對於中國的歷史、美國對華政策，或是遠東革命與民族主義，我一無所知。也沒有人教過我這方面的內容。我的論文主題涉及的範圍也極為狹窄。簡言之，我正擁有一種很有利的條件來學習這些東西。

乘船旅行要比如今乘坐飛機旅行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結識身邊的乘客。我們一共花了6周的時間通過了蘇伊士運河，途經很多著名的港口——錫蘭的科倫坡、馬來半島的檳榔嶼、蘇門答臘島的棉蘭、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當「阿德勒號」處理貨物的時候，我們一共6位乘客就在每個港口欣賞異國風光。

我如果能在1883年從海關入手開始進行研究可能會更好，當時正是赫德正式接受英國駐華公使任命之後經過深思熟慮又放棄的時候，事實上，研究1854年會讓我回溯到1850年，後來我的哲學博士論文是從研究1842年開始的。我沒有突破1858年的界限，雖然這是我曾經想要作為開始研究的年份。在事業上是多麼容易走上歧途啊！

威廉·楊德爾·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曾為我向牛津大學寫過推薦信。他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也是林賽的學生。而在我的自薦信中，我就像羅茲家族的監護人對一位朋友講的那樣，把自己變得像「赫拉克勒斯與耶穌基督的結合體」。但是這樣的自信並不能解決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何在一個並不存在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中破天荒地開始中國問題研究。

顯而易見，我必須學習漢語。我首先必須完成文學學士學位，這要花費一年的時間。然後再攻讀哲學博士學位。這裏的學位體制與美國的體制不同，攻讀牛津大學的學位不要求準備田野調查，也不作語言或是相關的課程方面的要求，只是需要一份論文，簡直是一筆交易。這裏開始研究工作也沒有什麼研討會，事實上，根本沒有歷史學或相關的研究機構。我必須完全靠自己摸索。

查爾斯·韋伯斯特推薦我從馬士（H.B.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入手，於是我從英國訂購了全套厚厚的三大卷，並在橫渡大西洋的途中研讀它們。我睡在「新阿姆斯特丹號」正對著螺旋槳上方一個減價的次等艙里，旅途中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閱讀有關鴉片戰爭的章節，這個主題讓我很有些不reａｄ•９9ｃｓｗ.ｃoｍ舒服。馬士博士對英國官方記錄的總結表明英國對於清王朝的壓迫一直持續到1860年，他們攫取種種條約特權，並且從此加強了對這個王朝的影響和控制。

作為赫德早期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杜德威（E.B.Drew）則是1864年哈佛畢業生，曾為海關招募了包括馬士在內的4位1874年哈佛畢業生。1924年，馬士參加了哈佛畢業50周年校友會，被授予榮譽文學博士稱號。他沒有子女，而他的妻子則是反華人士。（「他們會毒死你。」她告訴我。）對於大多數委員來說，中國海關總署是充滿使命感、需要奉獻終生的機構，而作為一個年輕的哈佛畢業生能夠對此抱有興趣，自然而然會對住在倫敦郊外坎伯利（Camberley）的退隱生活增添樂趣，因此馬士邀請我去他那裡做客。

在社交上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像是一場遊戲，結果取決於你前人的拼搏。一封給埃文斯·康韋夫人（Mrs.Evans Conway）的介紹信，曾把我帶到這位宴會女主人面前，我對她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還發現貝利奧爾學院還有一位來自中國上海的學生鄭肯（Ken Cheang，譯音），他是一位體格健碩但有時候又讓人費解的年輕人。他邀請他的朋友，來自彭布羅克（Pembroke）（和香港）的哈羅德·李（Harold Lee）和我們打網球。與對方相比，托尼·蘭伯特和我發現我們有10英尺高。我們來勢洶洶地把球打過球網，但是每次哈羅德和鄭肯都只是把球挑高打回來，最終我們由於拚命扣球導致體力透支而被對方擊敗。後來鄭肯和哈羅德的姐姐結了婚，但是隨後他每況愈下。而哈羅德·李則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的友誼持續了50年。他的父親在他小時候就將他送到英國讀書，因此他接受的是雙重文化的教育，既有英國背景又有中國背景。他最終成了香港的風雲人物。後來我們在香港還見過很多次。

我看到馬士是一位衣冠整潔而又機警的老紳士。他剛剛完成了第五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歷史紀要》（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這是一套巧妙地濃縮了東印度公司檔案冊的書籍，他獲准將檔案帶回家，每次一冊，在家完成寫作。即使對於寒冷的英國來講，馬士的房間仍然屬於很冷的，因為這對他的哮喘有利。兩位隔壁的女士為我提供食宿並帶我四處看看坎伯利的景色，馬士博士則帶我去他的俱樂部。俱樂部被藤條覆蓋，一些退休的上校以及前印度行政官員正在這裏打保齡球。

到了1931年春天，對於中國問題專家這個身份我越來越充滿自信。我說服蘇慧廉博士給我安排一次布洛克（Bullock）式古漢語書面測試，並對我的真誠的努力出具一份書面證明。羅德獎學金評議會對獎學金獲得者需要在倫敦或巴黎的研究時間作出回答，准許第三年的獎學金可以在牛津以外的地方使用。我要求去北京，北京離巴黎大約有地球兩極那麼遠，肯定不在委員會的考慮之內。儘管如此，我指出以下事實：為了我的文學博士研究，我需要英國領事館的檔案，而這些資料仍然散落在中國各個通商口岸。我已經獲准在當地查閱這些資料，而且我也開始學習漢語，而要學好漢語，最好能在北京學。毫無疑問，我已經開始使用推銷的技巧，這對於為個人、為計劃及他的學生尋求學術支持來說很重要。你必須能夠有說服力地表達一種具有學術價值、符合公眾需求以及實際可行的觀點，並暗示這是無法迴避的（因此，為什麼不是現在呢？），而且正如所有好的推銷術，命題是可靠有效的，因為它不會讓人覺得虛假。之後羅德評議會同意了我的申請，我備受鼓舞。因為我是所有獎學金獲得者中的一個先例，一些年後還有另外一個羅德獎學金獲得者詹姆斯·伯特倫（James Bertram）這樣做［他曾出版《中國西安第一幕》（First Act in Sian）］。

威爾瑪·迪尼奧·坎農（Wilma Denio Cannon）是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大學美術系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家人住在神學院（Divinity）大道2號，如今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所在地。在家中，她是四姐妹中最年長的一位。那次晚會上，她身著一襲自己製作的修身合體、火焰般色彩的連衣裙，婀娜多姿，映襯得她格外美麗。她能言善辯，妙語連珠，具有活躍場面氣氛的能力。事實上，她並不像我一樣有著明確的目標，或許她只是享受此時此刻的生活。而這一切讓我突然意識到，我在惦念著一些我其實很需要的東西。威爾瑪在自然地處事、思考、行動等方面的創造能力讓她後來成為藝術家、探險家、外交家、研究員和作家，當然她還是一位妻子、母親、姐姐、女兒，最近快要當姨媽了。我想，她所有的才能都得益於她整個家庭，她的家人同樣都具有自然而然的品質。這一切都與母親科尼莉亞·詹姆斯·坎農（Cornelia James Cannon）有關，威爾瑪的妹妹瑪麗安·施萊辛格（Marian Schlesinger）在《殘存的記憶：坎布里奇回憶錄》（Snatched from Oblhｔtｐs://rｅａｄ•９９ｃsｗ•ｃｏmivion: A Cambridge Memoir）中曾對她有過描述。

通常來說，沉默是令人欽佩的行為。和偶遇的人高談闊論可能會讓人生厭，這可能在早期的美國有助於開拓，但在這裏，這僅僅表明你在吹噓或是騙取別人的隱私。向朋友公開太多隱私其實也會對他人的隱私產生威脅，讓人感覺就像突然被脫|光了衣服一樣不適。一個人從朋友那裡獲得的最好的東西，簡單來說，就是讓他有自己的空間。

回顧我研究中國的準備工作，儘管做得不過爾爾，不過我應該說一半的原因是為了找到威爾瑪。1929年聖誕節，我在巴黎再次與她重逢。她的父親，沃爾特·B.坎農（Walter B.Cannon）是哈佛醫學院的一名偉大的生理學家，在學術界極負盛名，當時正在巴黎講學，因此威爾瑪遊覽歐洲拉丁國家途中也暫時住在巴黎學習藝術。之後到了1930年春天，我在塞維利亞和格拉納達再次見到她。同年夏天在哈佛又見面了，當時她還沒有返回拉德克里夫完成學業。1931年，她以極其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繪畫的本質：記錄、記憶、傳承與忽略」。

我覺得我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親，甚至可以說是精神上的祖父。馬士告訴我許多有關海關以及海關所為之服務的中國的情況，超過了我的吸收能力。他曾任職的地方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海南附近的北海、1894年台灣民主國時期的台灣淡水、安南邊界的龍川縣、漢口以及廣州。19世紀70年代末，他接受特別任務，協助整頓招商局，並於1899年協助湖南省的岳州開埠。

1929年秋天，我來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比起以往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更接近中國。事實上，牛津大學並不是開始中國研究的好地方，它不開設中文以及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我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採用迂迴的方式探索中國問題，之後又花費了多年時間從事研究，最終我從一名研究生轉變成為一位中國問題專家。

在1931年春天的假期里，我的母親來到了英國。我帶著她參觀了牛津大學，還拜訪了馬士、揚夫人和蘭伯特三家人。後來我們再次去了巴黎，首次遊覽了義大利。夏天，我去坎布里奇和新罕布希爾州的富蘭克林看望了威爾瑪，而她也來蘇福爾斯遊玩了一次。在這一系列社交活動結束之後，我也順利結束了在牛津大學的學業，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1931年聖誕節，我和科特尼·揚一同從熱那亞（Genoa）出發前往中國上海。拖著行李，我們登上了北德意志勞埃德航運公司（Nord Deutscher Lloyd）的貨船「阿德勒號」（Adler，「鷹號」）。

後來我和威爾瑪去過山西，和我們一道的還有一位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傳教士特里基（Trickey）先生，他就像是塔奇和威瑞的堂兄弟。那時候我才意識到，英國的教會對因階級而陷入困境的靈魂富有吸引力，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只對農場苦工有吸引力。美國人在中國複製了和美國國內一樣的教會學校和學院。但是英國在中國幾乎沒有開辦教會大學，甚至就連在英國本土也沒有。

回到倫敦之後，我拜訪了韋伯斯特夫婦的一位摯友，艾琳·鮑爾（Eileen Power）教授，她長得很漂亮，眼光也很犀利，正像關於她的傳說那樣。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們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研究是學術界的一塊處|女地。作為一名中世紀史學研究者，艾琳致力於研究前往震旦的古代歐洲旅行者。她參加了1929年的太平洋國際學會京都會議。她的同事R.H.托尼（R.H.Tawney）剛剛去中國遊學，他的著作《中國的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於1932年出版。

我的文學士論文導師由一位退休的傳教士、中文高級講師蘇慧廉（Willian E.Soothill）博士擔任。蘇慧廉是一位極其友善的老人，他向我解釋他正在校對他的中國佛教術語詞典，所以他很高興在下午茶的任何時間與我會面。不過，至少他同意幫我給已經退休不在倫敦的馬士寫信。

從這樣一個非常珍貴的指引中，我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認為最好先從1854年在上海建立的外籍海關稅務司入手研究海關的起源。我忽略了「回溯律」（ 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這是我之後經常會告誡學生的規律。歷史要往回追溯來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如果你想知道1980年的事情，就得從1980年開始入手，但你很快就會回溯到70年代。如果你從1970年開始按照預定的設想向1980年前進，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涉及60年代的事件，更大幅度地向後回溯。

我現在認為，在牛津的那段時間所經歷的困難並非壞事，我善於將不利轉化為有利，這使得我在中國問題研究的道路上擺脫了常規方法——像19世紀西方人做的那樣，主要從英國人的視角探討現代中國。生活在英國，並且學會了模仿大英帝國的觀點，這是我在中國問題研究道路上的初步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