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見耳聞了兩位講著北京話（白話）的美國人所起的作用，這比聽他們兩人演講還要過癮。他們首先證明了他們自己公正的觀察者的身份，然後說了一大套無可辯駁的大道理，接著將其運用到這場事件中，分析各方利益和損害，同時還表達了對警察繁重工作的同情和理解。他們的幫助最終為我節省了不少時間和差不多10美元。

之前歐洲人記錄的內容一成不變，都是關於條約特權和利益的，一切都歸於歐洲的海上入侵，在這樣的環境下，此書就像一陣清風給人帶來清新的氣息。當時，很多權威專家出版了大量關於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等方面的書，關於滿洲的也有三卷，包括了許多法律的細枝末節，但並未涉及當地民眾以及他們早期的鬥爭。在我看來，歐文的主見一經闡發是不證自明的。他1940年出版的巨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給予我很多我至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和往常一樣，當你追根溯源這些思想時，毫無疑問它們還是懸而未決，如果突然從其他地方尋找到了靈感，你如何能確信這就是正確的呢？歐文通過他的想象力，結合他的實地觀察，建立了一個歷史理論的城堡。也許那些對知識並沒有多少建樹的漢學家只會對其報以嘲笑，但是他超越了那些學者研究的領域，已是一名蒙古問題專家了，並且還使用了俄文史料。

蒲愛德去喬治亞州上學，之後在哥倫比亞的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學習，隨後在費城參加工作，最終到了波士頓的馬薩諸塞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工作。在那裡，與她一同工作的還有威爾瑪的姑媽艾達·M.坎農（Ida M.Cannon），她也是這個新領域的領軍人物。蒲愛德在北京協和醫院的15年社會工作經驗，賦予她其他外國人不具備的洞察力。對於中國普通百姓，她更是全心全意，因為她深刻了解現實世界帶給他們的痛苦。

19世紀80年代，墨賢理在赫德的幫助下，擔任朝鮮海關總稅務司。那時候李鴻章的下一步政策是想要讓朝鮮像中國一樣獲得發展。墨賢理在退休之前，曾任上海海關總稅務司，他唯一的女兒海倫嫁給了當時剛嶄露頭角的海關幫辦艾弗里特。如今艾弗里特和海倫夫婦熱情地歡迎我來到他們位於天津的僱用了9名僕人的寬敞住所，並帶我參觀了他的辦公室。

我發現在等候我的人中，半數是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傑出人物——胡適（1891—1962），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陶孟和（1887—1960），北平社會調查所所長；丁文江（1887—1936），中國地質調查所創辦者。他們看上去都非常年輕，事實上也都僅有40來歲，都能說一口極其流利的英語。胡適曾在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陶孟和畢業於倫敦大學，丁文江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但他們都是從中國古代經典教育開始學習的，都是全能的角色，不僅是學者、管理者，也是當前政策問題的研究者以及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觀點的傳承者。

位於這條衚衕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兩扇紅漆大門和閃光的黃銅門環。進入裏面你還可以看到一個供僕人居住的宿舍區。通往中院的門前有一堵磚砌的避邪迎福的照壁，這是一塊抵擋邪魔的屏障，因為妖魔只能直線進入（也包括遮擋外人好奇的視線）。院子里花壇每天都會有所更新，只需要更換花盆即可，不需要等著花開花落，花壇上總是鮮花盛開。轉過客廳之後映入眼帘的也是一個花園，兩邊是書房、卧房、浴室和儲存室。灰色瓦頂下的每個椽子之間分隔得很清楚。由於翟孟生一家在1932年至1933年間會離開這裏度假，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將租住他們的房子。全套的傢具設施都有，還有比這更好的地方嗎？

大多數住校的學生都是傳教士，或是來自傳教士家庭。我遇到的第一位是蓋伊·西林（Guy Thelin），他來自蘇福爾斯城郊的一個農場，現在為福州公理會工作，教授中國男孩子農學知識。我的父親認識他的兄弟阿特·西林（Art Thelin）。比起中國的體力勞作方式，他在蘇福爾斯北部的機械化農場收益相當可觀。幾乎所有的傳教士作出的貢獻都遠遠超過了全神貫注的佈道的先輩。他們積極幫助中國選民的實用精神深深觸動了我。例如，我有一個朋友叫安德魯·托德·羅伊（Andrew Tod Roy），他非常活躍，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創辦了南京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那裡可以讀到一些關於反抗家庭暴力的中國當代小說。

儘管被寒冬的霧遮掩著，但是從太平山頂（ Peak）仍然可以俯瞰香港海港。我們在此僅僅停留了幾個小時，並沒有上岸，但還是對這裏壯麗的景色以及繁忙的海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舢板（單槳小船）、掛著四方帆的帆船、班輪、貨船、炮艦以及輪渡混雜在一起，就像是《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中羅列出各式各樣的船隻的那一頁。

隨著活動領域和社交方式的改變，我們常常需要使用介紹信。於是問題出現了，那就是你如何通過其他渠道見到接收者以遞交介紹信。當你說「我有一封介紹信要給您」時，似乎暗示著另一層含義：「似乎不值得這麼麻煩把介紹信交給您。」

由於威爾瑪預定6月27日乘「長女丸號」（Chojo Maru）抵達塘沽，我提前一天趕到天津，住在格羅夫-斯密斯（Groff-Smith）家中，第二天天未亮，我便乘早上4點半的火車，到九九藏書塘沽時是上午9點。

簡言之，教會學校里的教員是一群與中國青少年保持聯繫的外國人。我開始明白，一個人可以通過已經熟悉中國的外國人來輕鬆熟悉中國的情況。以此類推，學習語言也是如此。例如，強壯、身材高大、有著寬闊胸膛的牧師約翰·D.海耶斯（John D.Hayes），他也是羅德獎學金獲得者，從孩提時代起就說著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當我聽到他使用的短語，我就會將其掌握，變成自己的語言。另外，他還是威爾瑪和我在6月舉辦的婚禮的證婚人。

至今回憶起來，那次會面中留有不少憾事。作為一個懵懂的新人，那時的我還遠遠不能認識到這些人的價值所在。以丁文江為例，那次見面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他曾在英國留學7年，之後回國幫助創建了中國地質調查所，測繪了中國的地質資源圖（1916—1921），後來他負責經營煤礦公司，積極投身於多個領域，經常出版著作，因此他很有影響力。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管理整個大上海，試圖將其建立成一個與上海公共租界針鋒相對的華界市政府。20年來，他始終是主張科學為中國進步之本的先鋒。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逝世，之後胡適為其撰寫了傳記。1970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夏洛特·菲爾特（Charlotte Furth）編寫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在倫敦檔案館，我曾了解到公共租界的發展歷史：1853年，太平軍佔領南京，導致大量難民流入公共租界。由於與當時中國政府簽訂了條約擁有永久租借權，外國土地承租者可以把剛剛從中國地方當局獲得的租借地轉租給難民。到了1932年他們的條約特權依然有效。

然而，究竟如何學習漢語，在學生中始終存在分歧。有些人不相信漢語拼音書寫體系是一種最恰當的學習方法，甚至懷疑是一個陰謀。（事實上，它過去確實是公開地限制人們進入上流社會的陰謀。）其他人，更是想入非非，創造他們自己的漢字羅馬字母拼音法。無論如何，都很難避免這種深入的情緒影響。洛根·羅茨（Logan Roots）是漢口聖公會主教（ Episcopal bishop of Hankow）的兒子，也是一位嚴謹的牛津團契（Oxford Grouper）成員。某天早上，在他靜思的時候，他受到了神靈明確的指引，要他告訴裴德士博士直接教學法的缺點。早飯後他真的這樣做了，顯然博士很不高興，隨後在午餐前洛根就被驅逐出了學校。

不久，我就拜見了學術界的領袖人物。我未來的岳父坎農博士，他寫信把我介紹給他認識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生理學家。這時候我已經意識到自從1915年出版了《疼痛、飢餓、恐懼、憤怒下的身體變化》（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一書後，W.B.坎農已經成為一位在醫學界廣受敬重、享譽全球的專家學者了。1932年5月10日，坎農的有威望的朋友有了回應，我被邀請至東興樓飯莊會見一些我應該認識的大人物。

在一位可靠的隨行人員的陪同下，歐文騎著駱駝向西前往幾年來鮮有外國人到過的地方。歐文在那裡撰寫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年出版），這是一本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旅行歷險指南，同時更多的是一位極具才華的觀察家的記錄，而作者從孩提時代就會講漢語，之後又開始學習蒙古語。後來歐文獲得一項基金，在哈佛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社會人類學研究。1932年，當時日本公然製造偽滿洲國事件達到了白熱化，歐文出版了《滿洲，衝突的搖籃》（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該地區的現代國際史的布局，把它同中國早期歷史聯繫起來，並且出色地勾勒出中國北部和西北邊疆一帶的非漢族部落政權興衰的輪廓。這使得作者成為一名潛在的「地緣政治」思想家。關於地緣政治，這是一個術語，是由當時豪斯霍弗爾（Haushofer）以及其他關注「中心地帶」和邊緣區域的學者在歐洲普及開的。

作為一個大都市，北京的中外社交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名片。公使館的外交官彼此會互留名片，這是一種宣告上任或是離職的禮貌行為。名片上印有「Ppc」，即pour prendre congé（向您辭行），意思是此人在駐外事務處，將要派駐外地。將一個人的名片正上角彎折也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具體意義我記不清了。名片上用漢字寫成的中國名字特別有用，有助於記憶。

同年6月份，我來到天津拜訪海關副稅務司艾弗里特·格羅夫-史密斯（Everitt Groff-Smith）。他的岳父是墨賢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l），他是哈佛大學1874屆的學生，我曾在坎布里奇見過他，當時他隨著馬士來到中國。

來到這裏一周后的一個寂靜的早上，我們看到了巨大的積雲在高空翻滾。它們呈現出黃色的光彩，把塵土從距離長城很遙遠的戈壁灘沙漠一直吹到西北地區。很快黃沙像雪花般安靜地落下，覆蓋了一切。蒙古刮來的冬季的狂風向我們展示了黃土是如何經過地質時代堆積起來的。在西北的有些地方，大風帶來的黃土有250英尺厚。而黃土將它堆積于華北平原上。黃土滲透到每一個地方，甚至我們的課本上都落了一層。

通過了霧嵐籠罩的台灣海峽，兩天後輪船慢慢靠近海岸，來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長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線。突然，一支由4艘驅逐艦組成的日本海軍艦隊經過我們這read.９９ｃｓw•ｃｏｍ裏。這是一支快速艦隊，每艘船的船尾都有一面印著白底紅日的日本國旗。迄今為止，日本國旗對我來說是最有潛力的國家的標誌。它看起來就像繃帶上的一抹血跡，似乎在說：「看，太陽現在已經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為之灑盡熱血。」日本對上海不宣而戰（1932年1月28日—1932年3月4日），此時戰爭正在進行中。當我們隨著這幾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時，日本的驅逐艦圍成一圈，正在輪番炮轟吳淞炮台。吳淞炮台位於黃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處，目前仍在中國守軍掌握中。

我第一次冒險離開華文學校，是到勞倫斯·C.S.西克曼（Laurence C.S.Sickman）家吃晚餐。那天晚上下著雨，我乘坐一輛人力車，聽從前輩的教導，我沒有向後躺著而是舒適地坐在彈性坐墊上，免得沾到虱子傳染斑疹傷寒。人力車夫腳上穿著膠底布鞋，在泥濘的道路上奔走。他的草帽遮擋了雨水，讓他不致被淋濕，車子前上方帆布做的車篷又讓我避免淋雨。人力車其實就是以人力代替馬拉的車輛，坐在人力車上，乘客似乎也在參与這種拉車訓練。人力車夫都急於載人，雖然由於競爭和缺乏組織保護而獲得的車費很少，但他們需要這些微薄的收入以養家糊口。總之，對於我們這些處於上層階級的外國人來說，中國過剩的勞動力就屬於公共服務，與美國的計程車類似，區別僅僅在於，計程車車費有更高級的合同約定在先，而人力車的價格只需口頭商定。

這次與中國學術界領袖的意想不到的接觸讓我受寵若驚，他們對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若不能被看作有前途的學者，這種希望便受之有愧。事實上，從那時起，我就自信地認為自己前途廣闊，雖然目前一切都還沒有實現。他們對我這個美國留學生如此客氣，是由於他們認為無論中外，整個學術界是自由的，思想也是有一致性的。兩個星期之後，《獨立評論》創刊號出版了。它是由胡適主編、類似《新共和》周刊的一本雜誌，主要刊登一些政治評論文章。從此我將其作為教科書來進行研究。胡適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了「中國新文化運動」講座，為他在美國獲得了空前的聲望，然而這次講座的內容直到兩年後才結集出版。

這時我突然被有軌電車的軌道弄得措手不及。我的車輪陷入了軌道里，並撞倒了一位無辜的路人。他看了我一眼，緊抱著肋部痛苦不堪。雖然衝擊力似乎並不是很大，但我還是摔倒在地上，坐在污泥中痛苦地抱著膝蓋。瞬間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了，圍觀的人並沒有幸災樂禍，而是很好奇地想要看看這位富有的外國人將如何賠償。

馬士博士給我介紹了他的繼任者，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稽核科稅務司魏爾特（Stanley F.Wright），事實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鮮為人知的海關檔案概要《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魏爾特先生帶我來到上海俱樂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長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還有其他的高級稅務司。作為一名新人我感到興奮，又有一些不安，有滿肚子的問題想要發問，但又擔心問題太過枯燥幼稚，我對於他們的談話只是一知半解。魏爾特先生為人精明，唯恐我研究海關歷史而與他的著作出現競爭。當聽說我要去北京學習漢語時，我明顯地感到他整個人放鬆下來。他可以同我不停地轉換話題，將我引到其他話題上去。有些人一旦進入漢語文研究的領域，人們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們了。

艾弗里特過著英國式的生活，上班時間努力工作，下班時間進行體育運動。他一個星期會打三次馬球，騎著他的三匹矮種馬中的一匹。因為他還參加了天津俱樂部的許多活動，所以他沒有時間追求任何帶有中國色彩的事物。由於受到文化的局限，換句話說，他和他的絕大多數朋友受通商口岸文化影響，他完全按照條約規定，為將中國對外貿易管理變得更加完善和有效率而努力。

一天中午，我騎車經過哈德門街，這條街道從哈德門北門穿過東單牌樓，通往東四牌樓和華文學校。（不過如今這些地標性的建築物都不復存在了，只有名字留存下來。）我小心翼翼地蹬著車，避開偶爾出現的拉著隔夜糞便前往郊外田地的糞車、人力車、其他自行車、卡車以及路邊敏捷地一勺勺向外洒水的洒水車。

科特尼·揚和我在柏林頓酒店（Burlington Hotel）安頓下來，這家酒店是一座極具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完全仿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長的靜安寺路。隨後我與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宓亨利（Harley F.MacNair，後來去了芝加哥大學）取得了聯繫。他剛剛刪改完馬士博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並添加了新的內容，使其成為一本新的著作——馬士與宓亨利合著的《遠東國際關係》（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現在正忙於收容難民。晚上他帶我們來到難民救濟委員會，這是一座位於市中心的沒有完工的建築，裏面容納著成百上千來自閘北的中國難民，蜷縮在寒冷潮濕的草堆里，每個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綁著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們全部的家當。在屋頂上，我們可以看到戰火始終籠罩著蘇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場自然災害，無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為中國人減輕一點苦難，如同飢荒中發放救濟糧一樣。

1932年5月底，威爾瑪乘坐火車途經蘇福爾斯和落基山脈前來中國。她用了一天時間乘坐敞篷觀光車遊覽落基山脈的景色。之後，她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輪船公司的「日本皇后號」（Empress of Japan）來華。這次旅行繞行了大半個地球，威爾瑪沿途探訪了在溫哥華、檀香山、橫濱、東京以及神戶的親戚朋友。這是一次與陸地、海洋以及當地人接觸的旅行經歷read.99csw.com，就像讀一部長篇小說。相反，如今乘坐飛機旅行就像不停地更換電視畫面，走馬觀花，支離破碎。如今離家是很難的。人們的注意力只能在某一處略作停留。

我在一封家書中曾寫道：

華文學校就像一個氣閥、一個中轉站，在這裏你可以完全沉浸於華人的海洋當中。為了減少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不適，招待所為我們提供了彈簧床和淋浴室，飯菜也是各式各樣、中西合璧。第一次看到白色豆芽時，開頭幾個月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蠕蟲。在這裏，我們很擔心患上消化不良和因寒冷造成的感冒，為了幫助我們過美國人的生活，短期給我們提供了暖氣。

美國領事穿著他參加馬球比賽時的服裝，在前往比賽途中到場，充當我們婚禮的見證人。

因為「阿德勒號」曾經為日本運輸過軍需品，所以它謹慎地停在戰區外面。我們乘著一艘白人乘客專用的郵輪繼續駛向上海。交戰的日本和中國軍隊並沒有向我們的船隻開火，因為它代表著雖然看不見但無法忽視的條約國一方。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來到上海，對於一個研究中國外交關係的現代歷史學家來說，真是恰逢其時。上海在炮火中成長起來，事實上，它依然在不斷發展。

不久之後，我們在這個院子里結婚了。主持婚禮的是牧師約翰·海耶斯。

如建築者所預期的一樣，第一眼我就被北京城深深地折服了。北京是華北地區最後一座擁有四方城牆的大都市。西安將這種風格保留下來作為景點。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的城牆和城門都被拆毀，造反派試圖通過盲目破壞來證明革命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如今我們無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設計師會使用城牆、城門來作為交通的一部分，為了通行而讓車輛穿過城牆城門或繞道環行。打個比方，如果這些城牆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偉的雙門塔樓都是環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寬廣街道的焦點，那麼巴黎、羅馬、倫敦、華盛頓以及莫斯科只能對此充滿嫉妒而別無他法。遺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門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第一個黎明到來的時候，我們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衝擊，遠處的尖叫聲和號角聲在乾燥寒冷的空氣中不時傳來，尖叫聲來自屠宰場的豬，而號角聲則是當地駐軍在宣告黎明的到來。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舊體系在衰退，但是非常緩慢。然而1931年之後，日本的侵略使這些制度得以保留，以此對抗新的敵人。海關的外籍人士，就像學校和醫院里的外國傳教士那樣，在中國人民眼中，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華侵略期間仍可起鉗制的作用。

對我來說，在北京令人眼花繚亂的外國社交圈子當中，最有趣的人要屬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了。他的父親曾在天津的一所國立大學教書，歐文被送到英國的公學（如私立學校）去讀書，但他最終沒有去讀大學，而是選擇去一家羊毛公司工作，作為公司的代理被派往內蒙古包頭市的鐵路終點站。在那裡有來自中亞地區的駱駝商隊，他決定去那邊闖蕩一番，看看外圍地帶究竟是什麼樣的。

儘管如此，當我們開始接觸抽象詞語時，困難開始出現了。為了表達「有精神」的具體內涵，「最親愛的」就會模仿馬刨土，抖動鬃毛一樣的頭髮。而我們只會徒勞地發mǎ的音。顯然學習語言需要字典，但是裴德士博士力勸我們遵循以往漢語學習的方式：先學發音，再學含義。

艾弗里特認為道德敗壞正在侵蝕海關總署。他譴責現在的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爵士（Sir Frederick Maze）目前使用的鬆懈安撫政策。而他的幾位前任總稅務司則積極保護中國對外國債券持有人的信用（如堅持如期付款）。如今梅樂和不得不屈從於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的要求，實施關稅自主，停止招募外籍人士，而一些中國人也首次作為稅務司理事進入了海關上層。

學校的校長是裴德士（W.B.Pettus），他碩大的光頭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位頗具智慧的聖人。作為獨享大權的管理者，他努力調整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最近，他把北華協和華語學校（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改造成一所講授高雅學問的學校（中文名華文學校，英文為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之後通過與美國本土學校加利福尼亞大學聯合，成為其在中國的附屬機構，獲得授予碩士學位的資格。裴德士博士希望它的學術發展潛力可以對衰退的傳教事業起到支持作用，因為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越來越少。

我的漢語口語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完全可以和服務員、店主、客人進行日常的對話了。但是目前還無法理解一些專業術語和學者著作中引用的一些典故隱喻和各種舊式的修辭手法。

華語學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是一片棕色磚瓦建築群，樓宇之間環繞著草坪，整體感覺就像是用直升機從加利福尼亞空運到北京一樣。像這裏的其他學校、學院、酒店以及醫院一樣，這所學校也體現了這座古老首都現代化的一面。三層的綜合樓氣勢威嚴地坐落於中間，周圍環繞著一片灰磚房屋。還有一個網球場，使用時不需要像在通商口岸幫助外國球員撿球的球童。在九_九_藏_書球場我們結識了一位名叫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帥氣的年輕人以及他甚為迷人的妻子凱（Kay）。（他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授，現在退休了。）

我從我的一位密友蒲愛德（Ida Pruitt）身上學到了很多的東西。當時她是北京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的領導。說起協和醫院，它還有另外一個不常被用到的名字——洛克菲勒醫院，因為醫院是由洛克菲勒基金在1915年至1947年之間投資大約3400萬美元建立的。蒲愛德出生於山東蓬萊附近的一個小鎮。在她的回憶錄《在中國的童年》（A China Childhood）中寫到，她的成長曆程是與眾不同的，她從小由中國的保姆照看，從小就會說漢語。她發覺她的傳教士父母過的是帶有異域色彩的非中國式的生活。而就文化素養而論，她是半個中國人。就像同時期的賽珍珠（Pearl Buck），後者在《我的幾個世界：一本個人的記錄》（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中描述了她如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成長：一個是屬於長老會的美國白人家庭，那是一個狹小而清潔的世界；另一個則是中國的愉快生活，那是一個廣闊但是不太講究衛生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沒有任何溝通。

就在此刻，一輛雙座人力車從人群外闖了進來，我的救星從車上走了下來，他就是羅伯特·蓋里博士（Dr.Robert Gailey）。蓋里身強力壯，從基督教青年會退休后一直住在華文學校。他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正逢「鐵肘時代」（the hard-knuckle），那時「傳球時代」還未來到，大家都叫他「中場無敵」（Center Rush）。在中國，蓋里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四周的人們還在他身邊看著熱鬧。被我撞倒的人和我經過協商，在蓋里博士的引領下，和我一瘸一拐地來到了當地警察局。到了警察局之後，約翰·海耶斯聽到消息也很快趕來了。隨後我們各自講述著事情的經過，我為自己無心的過失而道歉，同時也為我受美國領事給予的治外法權的庇護道歉。漸漸地，我們造成的傷害被減弱了，我們誰都沒有露出血跡（一般這樣做的人就能成為贏家），我強行塞給被我撞到的行人一份價值一美元的禮物，隨後我們都很滿意地離開了，最終這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幾天後，我們乘坐怡和輪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賈丁航線（Jardine's line）的貨船前往天津，途中沒有遇到日本海軍。天津是中國又一個較為古老的沿海城市，如今依然充滿活力。我們的船掛著英國國旗通過中國內陸以及沿海水域，搭乘的貨船是一艘鐵甲艦，錫克守衛在船內的射擊孔旁守衛著，隨時準備著使用霰彈槍戰鬥。中國統艙乘客在甲板下面，看起來很淳樸無知，事實上他們既要忍受寒冷，但對海盜打劫還記憶猶新。錫克人成了勤雜人員。我發覺中國從表面看上去雖然充滿現代感，但是骨子裡的中世紀觀念並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

在中國北方平坦的農村，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無處不在的墳堆。當然這是一種孝順的表現，但它佔用了本來就不足的土地資源。儘管只有幾英尺高，但這些墳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為死者設置的紀念堂。我自問：這種情況能繼續多久？然而我根本無暇尋找答案。

當我拜訪拉鐵摩爾一家時，我發現歐文為人友善並且神情專註。他戴著單片眼鏡，拇指上戴著大扳指。在他的花園裡還養著一隻會用角頂撞人的山羊。因為我對歐文一直有一個主觀的想象，所以當我見到他時，我就意識到他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厲害。歐文的日常生活都由他的妻子埃莉諾·霍爾蓋特·拉鐵摩爾（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打理。埃莉諾是西北大學校長的女兒，非常熱情、可愛，具有很強的社交能力，朋友遍天下。

我在雨中來到他的門前台階時，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彷彿經受了一次輪迴——從傳教士純潔的真摯的道德追求轉向了以美為標準的美學境界。中式的房屋、發亮的傢具、掛著的對聯以及中國的國畫作品，無一不體現著一位鑒賞家的品位。穿著長袍的用人很有專業水準。顯然，如果可以的話，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美學家都會想退休后定居北京，渴望享用中國上層社會完美打造的精緻生活。這次見面，拉里還敦促我在威爾瑪來中國之前要先找好房子。

通過艾琳·鮑爾（Eileen Power）的介紹信，我找到了翟孟生（R.D.Jameson）在中國的家，位於西總布衚衕21號，正好是總理衙門西巷的中心處。總理衙門曾於1861年至1901年間在此處理清政府外交事務。而且這裏離青磚綠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也不遠。在我的印象中，吉姆（翟孟生的昵稱）「留著滑稽的山羊胡，戴一副眼鏡，喜歡露齒而笑，而且很有禮貌」。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此外他對基礎英語、民俗學以及英國文學都有著極大的熱情和濃厚的興趣，此時，他在清華大學就教授這些課程。

日本的現代海軍始於1894年，那時，他們以縱列隊形包圍了中國新建的艦隊，並將其驅逐出鴨綠江。中國海軍指揮官是一位年老的騎兵指揮，他安排自己的艦隊以橫向排列，這樣他們就只能使用軍艦前部的炮塔來進攻。如今日本艦隊又一次包圍了吳淞炮台，對其進行猛烈的炮轟。

沿著海路來到中國，途中參差不齊的綠色島嶼與綿延壯觀的海岸線之間，穿梭著大量的捕魚帆船（或許是等待時機的海盜船？），這些過往者通常準備著進行貿易、走私、旅行、戰爭或是自衛。這次沿海路來中國與古代的商隊或read.99csw.com現代人乘坐火車通過歐洲大陸進入中國是不一樣的，使人漸漸感到走進了一個誰也無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只是打算從中尋求食宿便利，並接受他們。西方的侵略一直是經由這條海路入侵這片大好河山的。

我們開始上口語課之後，發現用的並不是布洛克先生的漢語學習方式。在這裏我們使用直接教學法，從北京方言也就是以前說的「官話」的四個聲調開始，再加上連著數字的威妥瑪式拼音法。我們像小學生上課一樣，一起發音：mā，má，mǎ，mà。同學里有三位英國公使館的培訓生。班主任，我們稱之為「最親愛的」（Dearest），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演員，通過幾個星期的直接教學法，我們這些學生學得十分順利。

不平等條約對上海的控制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從上海的外國公共租界（ B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外灘登陸，距離日本巡洋艦「赤雲號」（Idzumo）以及其他艦船只有幾百碼。他們當時正在炮轟閘北，這是上海的一個區，位於蘇州河的北面。來自廣東的第十九路軍在被炮火炸成廢墟的建築下挖掘戰壕，到晚上通過上百碼寬的蘇州河運送補給，因而日本海軍也無法進行有效阻攔。此刻的日本剛剛將滿洲吞併，尚未作好與英美對抗的準備，因而上海的中心、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依然是一個中立的避難所，就像之前軍閥混戰時一樣。

6月底，我搬到了翟孟生的房子里，這時候蒲愛德正準備休假離開北京。她給我介紹了跟隨她7年的廚師——楊師傅。他有多年服務外國人的經歷，並且答應她會儘力保證我們生活幸福。我邀請艾達在離開前住在我們前院的一間房子里，與科特尼對門，在此等待威爾瑪到來。

1932年，我才聽說1919年5月4日發生的青年學生愛國遊行事件，在此之前從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五四運動的思想和文化的文章。當胡適博士寄給我他的中文回憶錄《四十自述》時，我極其驚訝，幾乎沒有人會這麼早寫自傳。我很難理解約翰·杜威（John Dewey）早在10年前就來到中國，兩年多的講學期間（1919—1921），由胡適擔任他的翻譯的重要意義。現在我明白了，杜威訪問期間可能正是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鼎盛時期。到了1932年，一黨專政成為中國的新政體。北京的自由主義者事實上已經失去了政治的話語權。然而他們的討論對中國最終的進步還是不可或缺的。

自此以後，我們開始了在中國為期三年半的異乎尋常的經歷，可以說算是用最小的風險去探尋最大的機遇。北京協和醫院就在附近的一條街上，而那裡的美國醫生都很親切友善。在這個擁有特權確保安全的國家裡，我們如同哈佛派往這裏的一個前哨基地。我們很少離開家，而現在我們卻面臨挑戰：我們究竟可否邁出家門？

總之，生活中的戲劇性|事件總會發生在街上，通常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所有與這些糾紛有關聯的人都有責任遵循正確的行為準則，以此來修復彼此之間被破壞的人際關係。而懇求別人則是為了說服別人以避免更大的傷害，這同樣也是一種常識。例如，就拿我引起的這場糾紛來說，我理應作出賠償，這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根據個人所得稅的漸進性原則，如果我沒有假裝受傷，本來是應該賠償更多的。然而公正地說，無論是不是我對受傷者造成的傷害，本著互惠互利的社會原則，我可能受到的損害已經補償了可能對他造成的傷害。

1932年冬天，我乘火車穿過褐色的平原來到北京，自建成至今有著500年歷史的城牆仍然有著震撼人心的衝擊力。到了20世紀60年代，北京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並且被城牆包圍的城市。儘管南京有更高大的城牆，但是它的四周缺少平原，所以無法體現它的雄偉。北京正面城牆高40英尺，上面有一排排整齊的雉堞，每隔兩箭射程有突出於城牆之外的兩個垛台。城牆的視覺效果非常壯觀：北面的內城（元大都）是一面長約4英里的正方形，四個角上有角樓，設有9座高大的城門；南面的外城（明京城）長5英里，寬2.5英里，設有7座城門。所有這些雄偉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在平原之上，彷彿這裏只有這一座建築，直至今日也沒有被周圍影響而顯得雜亂無章。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偉大的奇迹了。

在拂曉時，我們繞過大沽口沙洲，在天津塘沽登岸。在要去英國使館的同船乘客幫助下，我們很快乘火車前往北京。（確切地說，那時候應該叫北平，現在是北京，但是西方的文字記錄中依然稱呼它為北京。）

拉里·西克曼（Larry Sickman）曾與蘭登·沃納爾（Langdon Warner）在哈佛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從事研究工作，如今他為堪薩斯市的納爾遜美術館（Nelson Gallery）購買中國藝術品。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其他的博物館都不得不退出市場，而他們運用基金得到了巨大的機會。就像中國人對他的評價，他很「有眼力」，因為他早已對各種作品的款式、出處、真實性了如指掌。每天午飯之後，商人們會帶來大量的繪畫、玉器、拓印以及漆器等供他鑒賞。剛從堪薩斯市美術館主任位置上退休的他會仔細鑒賞每一件藝術品，從中挑選出好的藝術品，堪薩斯市所收藏的藝術珍品就足以證明其卓越的鑒別才能。

這家著名的飯莊，靠近通往紫禁城東華門的那條大街。它圍繞著中間的方池起造樓房，每邊的樓層都分隔成一些獨立的包間。當服務生大聲喊出離去的客人名字時，下面的服務員也會跟著呼應。在這裏，小費是一種對服務員鼓勵的形式，數目的多少也會決定他們聲音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