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為期一年的調查研究中，有6周時間集中在上海以及其周邊的杭州、蘇州、南京等地區。以我謹慎的作風，我帶著威爾瑪來到了我和科特尼2月份曾來過的伯靈頓酒店入住，以此來適應上海的生活。酒店有白色的長廊，餐廳內有兩排女傭面對面坐在她們的位置上，而這一切在威爾瑪看來完全沒必要如此大費周章。按照她愛冒險的天性，第二天早上，她查看了15個見於廣告的出租房屋，在24小時內帶我們來到了法租界大街的一個出租房裡。房主是前海軍軍官金納德（Kinnard）和他的中俄混血妻子。他的岳父是一位喜歡佩戴勳章的前沙皇時代的軍官。床面是早期的鎖子甲造型，差點將我們弄到地上，我們直接就將它推到了床底下。

通過一個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工作的朋友，我們參觀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工廠。我們看到了3000名女工，39個衛生間，現代化機械，每天工作10小時，而空氣質量卻很糟糕，但並無大害。與此對比的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帶我們去的繅絲廠。

懷履光有著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倫多大學的中國考古學的副教授，同時還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收藏區的主管者」。他在1934年出版了《古代洛陽古墓：公元前550年河南新鄭一組五室陵墓的結構與內容紀實》（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上海別發印書局（Kelly and Walsh）］，書中配有187幅插圖，由福開森作序，威爾瑪繪製封面。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無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與這些不知名的中國挖掘者保持聯絡，從而得以到現場參觀考察。他們在從事一組8座古墓的挖掘工作，裏面有古戰車、馬飾、馬的骨骼、墓葬傢具、武器、禮器、翡翠寶石、玻璃製品以及鍾和石編鐘。有一些上面還有刻有具體日期的碑文。但8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發掘出來，因為「需要耗費極大的人力來進行挖掘，其他的則是通過垂直豎坑挖到入口處才進入墓內。……這意味著許多大體積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銅鼎是不可能很輕易地從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時候為了將文物移出，免不了要無情地將它砸碎」（第20頁）。

多麼強烈的對比啊！一排排閃光的機械，代表著效率的最高點。在機器之間是「那些穿著破舊、滿是污垢的女工，就像是流浪貓一樣」。她們沒有一個人值一個紗錠。報酬？每天工作12小時才掙4角錢，而且工錢還要被承包人、領班、副領班等層層瓜分，最後只能帶回去2角錢。

當參觀諸如龍門石窟、雲岡石窟一類的歷史遺迹的時候，我們確實是需要適當的引薦，還需要來自一些公認的權威人物的信件為我們擔保，目的是如果出現問題我們可以有所依靠。來自北京的美國社團創始人福開森（John C.Ferguson）博士的信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在通商口岸的墓地長眠的都是非常了解中國而一生留在此地的外國人。這種「理解」部分是氣質所致，部分也許來源於共享的儒家思想：每個人都是扮演多個社會角色的道德動物。在牛津，我已經學會欣賞具有紳士風度的為人處世的方式，中國也有著類似值得人欣賞的地方——學者理性、公正，對周圍事物能夠客觀理解的能力。（事實上，我不確定該如何表達這種能力。文化是難以給出明確定義的，因為它總在不停地變化中，不能用多音節的詞來下定義。）

這種做法的動機是什麼？為了保持良好的形態供應于婚姻市場。因為婚姻主要是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選擇。新婚之夜，面對著素未謀面的新郎，新娘理所應當地以流血來證明自己的貞潔。在現在，強|奸可能是一種更容易體會到的經驗。

在一家最大的紡織廠：

在我們遞交介紹信時，我們發現上海的外國人和北京的外國人互相交換感受，他們喜歡去參觀對方所在的城市，但是並不打算長期住在那裡。

同樣是在1933年的那次旅行中，當我們到達11世紀宋朝的都城開封時，我們遇到了河南聖公會主教懷履光（William G.White）博士。他既信仰上帝，又熱愛藝術。他忙得分不開身，他不單單是在聖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從事宗教事務，而且還收藏一些藝術品。他從他的後門拿出了青銅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膽大的中國盜墓賊挖掘的東西。當1935年懷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為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中國館藏區的主管。而河南聖公會主教的繼任者是中國的聖公會主教之一鄭和甫（Lindel Tsen）。上帝沒有失去什麼九-九-藏-書。

福開森博士有一所豪華的中國住宅，裏面有很多的僕人，好幾個院子，還有一個配有管理員的藏書室。他出版了藝術方面的書籍，了解當地的政治，並且對在北京的6名美國留學生伸出過援助之手。每到感恩節，他就會組織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兩種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兒瑪麗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一位盡職盡責的秘書，她還寫了有關協和醫院發展的歷史書籍，那是一本有趣的書。

農夫的妻子則很少見陌生人，她們可能會在打穀場做一些農活。在20世紀3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年過三十的農村女性保留著纏足的習俗。纏足是不合理的風俗，但是極為普遍。如今的愛國者們不願再提起那段歷史。然而在今天你會發現中國人的女性祖輩無一不是這個習俗的受害者。

我們最壯觀的旅行也是最簡單的。1932年10月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我們在有著灰色方形城牆的泰安府走下滿是塵土的火車，來到了一所衛理公會佈道團，並遞上了介紹信，拿到了他們提供的行軍床、毛毯和食物，準備沿著7000級台階登上山東的聖山——泰山之巔。這座山峰海拔4600英尺，走上去大概有10英里的路程。為我們抬滑竿的師傅和行李搬運工簡明地表達為：上山45里，下山15里。「里」（一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是一個計量路程的單位，再加上耗費的時間和困難程度，據此我們可以安排我們的計劃，也能知道大約需要支付多少費用。

開封和洛陽都有極具影響力的教會機構，這些地方比古代寺廟和宮殿更為壯觀，也比當地的政府機構更加有用。其中洛陽奧古斯塔納信義會（Augustana Synod Mission）建於1911年，在那裡我們見到了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林德貝克（Lindbecks）一家。他們10歲的兒子叫約翰·馬守貞·亨利·林德貝克（John Matthew Henry Lindbeck），他看起來勤奮好學而又有些靦腆。然而27年之後，他成為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同時也成為我所在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後又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1932年夏天的幾個月中，在我們北京的院子里，有廚師、男僕、女僕以及人力車夫為我們服務。威爾瑪很快就能運用新學的漢語來與僕人一起料理家務。當然，她本來可以使用手勢比劃或是咕嚕幾句，因為僕人們比她清楚如何做這些活計。不過這樣增強了她講漢語的自信。

40年後，當中國人來到歐洲和美國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時候，對美術史家來講，最大的功勞就是所有的青銅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標有出處以及出土日期。在帝國主義時期，外國收藏家試圖保存或盜取中國藝術品而為國外博物館收購時，他們很少知道他們的合作者、中國文物藝術品的破壞者和盜墓賊究竟從哪裡弄來的。1973年，波士頓美術館的簡·方丹（Jan Fontein）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展覽。展覽中，將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處又極其著名的藝術品與在中國展覽中極其相似但標有明確出處的藝術品進行配對展出。

有時候高空積雨雲會帶來陣雨，不過常常又會在日落前雲開雨住，太陽重新露出來。成群的鴿子從我們的頭頂上直衝雲霄，伴隨著像酒吧的風琴音樂一般的哨聲。街上的攤販帶著特產，沿著衚衕來回走動，到處都是叫賣聲，在圍牆那邊發出回聲，像是推銷員的廣告。賣花的人每天更新品種，就像廚師每日提供著不同的菜肴。我們學會了不去點昨天的主菜，它很可能在另一個外國人的餐桌上出現過，因為廚師都是合作的。你也許會遇到朋友舉辦聚會時使用了你家的餐具，不過不用擔心，他們會在你回家之前就歸還給你家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僕人跟隨著，無論他有多大，幫我們尋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為中間人幫我們解釋我們來自哪裡，要做什麼，諸如此類的事情，而這些我們也一時說不清楚。也許對於人們來說，有著黃色腿毛和紅臉的外國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見的怪人，我們已習慣於與小官員和城鎮居民接觸而並不顯得奇特。事實上，我們在路邊小店站著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樣還互相攀談，談話會使我們暫時成為朋友。

懷履光主教簡潔地記錄道：「等到這些古物被編號登記之後，大概有8九*九*藏*書0件青銅製品公之於世。然而當墓穴第一次打開時，挖到它們的人將這批青銅器藏在自己家裡。」（第59頁）

福開森博士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頭髮和大鬍子。在清朝統治的時代，他對於中國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後大約在1898年，兩江總督成立了新式學堂，他被邀請擔任該學堂的校長。此外他還曾在上海創立了一份報紙並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擔任一些軍閥政府的顧問。如今他監管故宮，確保裏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據說，纏足始於10世紀的宮廷中，之後上層社會紛紛仿效。令人吃驚的是，到了明清時代（1368—1912）這一習俗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開來。纏足的過程極具獨創性：纏足的女孩年齡大概在5到7歲。纏足布大概有10英尺長，2英尺寬。具體方式是下壓小腳趾，將大腳趾后壓朝向腳後跟，這樣就可以將腳變窄縮短了。在纏足的過程中，腳弓被破壞，腳後跟與大腳趾之間的腳背出現裂隙。蒲愛德曾在《漢族女兒》（Daughter of Han）中這樣記載一位農村婦女的自述：

正如威爾瑪所寫的：

作為一名畫家，威爾瑪更傾向於運用感覺印象。北京的景觀、聲音、味道等都令她無比激動。她逐漸融入當地的風土人情，使我隨著她也沉浸於幸福快樂之中。在北京的第一年，我們靠積蓄生活，並學習語言，我們盡情享受著異國生活的快樂。我們只是後來才慢慢意識到日本侵略和社會革命即將在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發。

只有滿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層社會的船家女，以及從北部遷往中國南部的客家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逃脫了纏足的噩夢。直到19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的變革者以及傳教士的促使，纏足的習俗才慢慢終止。但是，從事實來看，在20世紀70年代依然清晰可見纏足的痕迹，由此可見，這一習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紀。

在北平至漢口的火車上，我們可以在靠一側安裝的座椅之間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著睡覺。1933年3月，在鐵路中轉站鄭州，拉里·西克曼、威爾瑪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個旅館剩下的最後一間客房，裏面只有一張木板床，沒有床上用品。那晚，我們鋪著自帶的鋪蓋和衣而睡。在途經大同的北平至綏遠的火車上，我們發現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處結實的行李架上。當然，列車員不同意我們這樣做，但並沒有說什麼，因為我們給了他一些好處。

這位久居中國的僑民的常規見解得到了許多外國人的認可。幾乎沒有人預見到在1937年日本侵略之後，民眾會被喚醒。然而我們的朋友露西·諾克斯（Lucy Knox）更準確地預見了未來。她作為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速記員從日本回來，記錄了日本國民和軍部領導1931年掠奪滿洲的證據。在她的記錄中日本軍事統治者處在「一種狂熱的躁動不安的狀態，想要通過征服將日本文化傳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他們總結說，他們已經吸收西方文化60年並且已經青出於藍，現在須讓世界其他未開化的落後地區獲得共榮。當然這是握有實權的軍隊的態度，也是受軍國主義影響的農民的看法。較為保守的知識分子現在保持沉默」。

到了秋天，地域變得更為開闊，一位英國公使館的朋友，也是我在語言學校的同學，送給威爾瑪一匹黑馬。威爾瑪給它取名叫「夜裡」（Night-time），儘管這匹馬因為在打馬球時受傷變跛，但是日常騎行還是很不錯的。因此威爾瑪會時不時地騎著「夜裡」到天壇公園或是城門外的鄉下。馬棚的維修費加上馬夫的工資，一個月是8美元。再加幾美元我還可以再租一匹馬。在冬天所有陽光明媚的日子里，馬夫都會牽著馬來和我們會合。地點或在北門安定門，或在東面的兩座城門東直門、齊化門（今朝陽門）。一旦出了城門來到郊外，我們可以跟隨馬車的痕迹，或是一條橫穿平原的小路散步。亦或當路面結冰時，騎著read.99csw.com馬在田野中奔向遠處的皇陵或是出現在地平線上的一位公主的陵墓。在北京的北邊遠離黃廟（Yellow Temple）的地方，依然保留著大量的土墩，這些都是元代忽必烈可汗建造的元大都城牆遺留下的殘骸。（大都在突厥語中也稱為汗八里。）威爾瑪還作畫繪出了元大都的全貌。

纏足赤|裸裸地證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勝利。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呢？女性聽從母親的教導把自己束縛起來，形成這樣的意識：她們的地位弱於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戶。

我們發現上海上層社會的住所就像倫敦一樣都是隱藏在牆后的。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爵士的院子后還有一塊小小的場地，大概有「兩個足球場大，上面綠草如茵」。他邀請我們共進晚餐，觀看電影，我們有三個周日和海關人員一起去那裡朝拜。最後一次見面，梅樂和與我在他的書房促膝長談。他相信歷史能夠理解他的行為：他已降下了外國人享有特權的旗子，但確信他叔叔創建的偉大機構能夠在新的時代繼續存在。我們還談論了「赫德多麼偉大，而如今的總稅務司與其多麼相似」。

我們繼續在北京周邊進行著探險活動。我們曾在西山的寺廟中過夜或住上幾天。之後前往卧佛寺蓋里（Gailey）博士的四合院，我們在那裡度了蜜月。（1979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沒有外國人會在那裡度蜜月了。）如果我們坐車或騎車去，廚師楊師傅和他的兒子也會騎驢一同前往。我們還與拉里·西克曼乘一夜火車前往洛陽城外的龍門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雲岡石窟。

在上海我還遇到了我在貝利奧爾學院的朋友鄭肯。他現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樣極其奢華的石築豪宅中。住所有一個游泳池、幾個網球場、一輛戴姆勒牌轎車、兩輛艾索塔-法西尼牌轎車，還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轎車。他的祖父和叔祖來自澳門附近的一個地方，也就是孫中山出生的地方。他們早先去了海外當勞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鄉，而有的則在加利福尼亞、菲律賓或是秘魯發財后回國了。到鄭肯的父親這一代開始在上海投資。鄭肯的兄長們曾在劍橋大學讀書，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高管。這家公司成為杜克（Duke）家族經營的英美煙草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作為新近的暴發實業家，他們之前進入了房地產行業，如今擁有了兩家電影院。鄭肯不再是那個曾在濕寒的牛津大學里孤獨而靦腆的學生了，而是成為享用著他們的財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員。

在1932年度過一個好學的而又無憂無慮的夏天後，9月份我們遞出了所有的介紹信。在兩周時間里，我們每天拜訪6個人，有時候會一個下午出席3個茶會。這是我留下的一些外國人討論中國當前局勢的部分記錄：

我們用了一整天待在此地寫生，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年11月，鄭肯開著他的艾索塔-法西尼帶我們來到了市政中心，在吳淞以東6英里處。大上海的市政廳宏偉壯觀，有著中國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樓和會議室」作為吸引新的城市發展的誘餌。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圖在於，不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預先買進那裡的土地的銀行家們，都會藉助土地升值而大撈一把」。然而靠土地發財的想法並沒有實現。

魏爾特兩次邀請我們一起聚餐，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友善。他並沒有強調早期海關記錄正在從各個港口送到上海海關組建海關圖書館的事。就我們的關係來說，幸運的是我不會與他競爭。我的論文主題將按照時間回溯的方式進行，這使得我不會關心1858年之後的細節，因此不會侵入魏爾特的研究領域。

在這樣的長途旅行中，我們會帶著帳篷、水壺、手電筒、相機、毛巾和足夠的應急食品，但是我們從不在外露營。我們會去旅店，或者在寺廟投宿。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熟練地掌握，把床的四個腿放在裝有煤油的淺碟上來避免蟲子爬上床叮咬我們。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一場失去控制的古董爭奪中，懷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貢獻要多很多。在我們拜訪之後的一年乃至更長時間里，主教一直都忙於搶救那些之前通過特殊交易從中國人手中獲得的文物珍寶。

福開森的序言寫道：「懷履光主教十分幸運」，他「通過可靠的擔保人，跟進挖掘的每個的操作，並從墓內隨葬品中獲得很多樣品……一個對當地情況並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會使工作受到阻礙……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最適合這類工作的人當時就出現在了那裡」。

由於福開森博士的擔保信，我們每到一處，就會有來自北京上級給當地館長的信件說明。我們很禮貌地https://read.99csw.com與洛陽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聯繫，通知他們我們來到此處，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阻攔的借口。他們的職責不是控制我們。他們需要仔細權衡兩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們會招惹麻煩的風險，另一方面是如果他們阻止我們將會引來的投訴，這是他們必須衡量清楚的。在洛陽，他們給我們安排了幾個士兵做護衛，警示那些圖謀不軌的人：「注意，這是外國人，不要自找麻煩。」我們的交通工具驢子或人力車在比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帶著我們的美國護照，我們一路暢通無阻。我們是比較高級的不可接觸者，不像印度那種低級的不可接觸者。我們也不像如今中國昂貴的旅行社中那種隔離式地坐在繭狀大巴里來往于酒店、旅遊景點、友誼商店之間的觀光旅遊，並被嚴密地監控起來，而是可以隨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們還是會適當地接觸一些本地人，在諸如食物、住宿的選擇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只有食物和住宿問題，才是真正需要擔心的首要問題。

在這個夏天裡，我們在這座古都四處考察，它的古迹我們都可以看。煤山是一座人造的用以防護宮殿北門的高地，在這裏你可以俯瞰整個城市，進行野餐。你也可以在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飯。南海位於故宮的西邊，年輕的光緒皇帝曾在此度過他生命的最後時光（1898—1908），在那時這裡是禁止普通民眾進入的。之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劉少奇和毛澤東等政要也曾在此居住，這裏也再次對民眾關閉。我們最簡單的一次探險就是在我們衚衕盡頭的東城牆上進行野外晚餐。中國人從來不會爬那城牆的斜坡，愛冒險的外國人正好可以在此自由活動。

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像喬叟小說中提及的朝聖者那樣開拓著我們自己的探險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並不會這麼做。中國帶給我們的感覺，並不僅僅是中國式的奢華和公使館的娛樂活動，其內涵要更加深邃。總之，我們完全融入了中國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位愛國者會完全堅持這樣做。我們會在露天市場聽人說書，或是在北京前門外的天橋觀看雜耍。我們也會去老北京劇院觀看精彩的表演，演員們會扮演成英雄、惡棍、將軍、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樣的角色。這些戲劇都在光禿禿的舞台上表演，各種動作如跨過門檻、上馬、下馬、船行駛在碧波當中、穿山越嶺等，都需要靠演員的表演憑空表現出來，而觀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著專業鑒賞水準的普通大眾。

我們在山頂處的玉皇廟野營休息。燈光映出我們的倒影，似乎要與坐在寶座上的玉皇大帝及其兩側四個兇猛的金剛進行抗爭。住在山頂的兩位道士給我們提供了熱茶。度過了寒冷的夜晚，我們在寒冷的半明半暗中起床，迎接黎明，觀賞泰山頂上的日出。在我們不遠處是在公元前3世紀末秦始皇豎立的石碑。

後來我們到了龍門石窟，拉里曾經來過這裏。拉里驚訝地發現這些古代信徒捐獻的可愛的刻有捐贈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來用車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軍閥時期發生的事情，當地官員會出售任何東西。之後，拉里開始收集分散於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國交易商手中的各種石刻作品。1939年，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拉里開始重新組裝這些略帶裂縫的石刻。

梅樂和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雖然我一無所知，但還是對其有隱約的懷疑，也許我的懷疑並不正確。畢竟在20世紀中期的國民革命期間，海關是一個主要的爭論焦點。1923年安格聯（Francis A.Aglen）任總稅務司，他拒絕讓孫中山的革命政權獲得廣東的稅收盈餘。為此北京的外交公使以珠江上的15艘炮艦來為他撐腰。

我們去商店買傢具、藝術品、日用品也會與賣家討價還價。因為商店的價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國人可能就會將價格抬高一些。於是我們需要全面考慮，最終達成雙方都滿意的價格。如果我們之前來過這家商店，那麼我們再來就是「老主顧」了。假如老闆要價10美元，我們就會還價到5美元。我們還會解釋其實並不是特別需要這個東西，而老闆就會提醒我們它的稀缺性，然後降到9美元。我們會表示遺憾只能出6美元，一邊說一邊準備離開。緊接著他會說「最低價」了，看在我們友誼的分上賠本只賣8美元。看在真誠的分上，我們又會提價到7美元。最終價格自然以7.5美元成交，皆大歡喜。

概括來說，我們在這裏看到了早期工業化的罪惡的一面，漢口、天津和其他城市的情況大同小異。在上海我們也看到了新興的中國資本家的後代，https://read.99csw.com以及他們背後掌管著的海關和租界通商口岸的國外勢力。這是存在革命可能性的社會環境，與我們在北京充滿美感的上層社會的生活大不相同，更加昏暗而更有生氣。我們通過特別的個人視角洞察到中國更多的信息。

作為一位沒有太多主觀意見的初來乍到者，我依然能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舊傷新窘。國外堅定的不平等條約支持者們相信外國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就像中國國民黨的頑固分子30年後仍舊高呼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一樣。兩者至少在為他們服務的制度方面都有明確的利益。上海的想法與之後的「中華民國」的想法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台灣國民黨專政以及軍管政府相當於早期帝國主義的治外法權——對於有些人來說，廢棄這些既得利益的支柱則意味著從天堂跌入地獄。1932年在上海的巴里·戈德華特艦隊一直準備「用炮艦圍攻」，就像我們之前看到的日本在吳淞的行動一樣。

中國古代的詩歌散文中將裹著的小腳稱為三寸金蓮。這其實是一種變態性|欲的戀物的表現。多麼偉大的成就啊！纏足的女性擁有了兩個額外「私處」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們被迷人精緻的繡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從而在神經末梢產生官能上的愉悅。作為一種伴隨終身的色情符號，三寸金蓮讓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變態顯得相形見絀。然而，如今的男性並不對淫|盪地用嘴親吻那變形的小腳感興趣，它只在那個年代起作用，被視為強化男性統治地位的一種性戀物確保它長存。在20世紀30年代里，我們將其當作一種異國風情，一種古怪的風俗習慣。這證明了我們想象力的匱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層的原因，這件事足足困擾了我40年。

到了冬天，到處是一片光禿禿的景象，平原裸|露在風中。不像如今到處都是令參觀者印象深刻的樹木、灌溉的水渠和豐收的莊稼。當時中國北方農民命運多舛，而我們則享受著特權的庇護。但傳統的禮儀依然留存。如果你以恰當的方式禮貌地對待農民，把自己當成他的客人，那麼作為主人，他或許會給你倒一杯熱水。

事實上，我們是古時形成的要為外賓提供更好服務的傳統習俗的受益者。中國的北京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是由非漢族人所佔領和統治的。公元947年，北京被契丹人作為首都，那一時期被稱為遼代；之後到了公元1122年至1234年間，由女真族統治，稱為金朝；公元1234年至1368年由蒙古人統治，稱為元朝；後來公元1644年至1912年是滿族統治的清朝。1860年後，不會講漢語的西方公使們進入中國，這是最近進駐中國的外國權貴，公家給他們提供住處。幾個世紀以來，所有外國家庭管理的經驗技能，特別是休閑娛樂和定購物品，包辦筵席，宴會和野餐等很自然地在服務階層和商人中發展起來。所以如今我們才能生活得如此舒適。

簡言之，現代的考古學藉助於前來研究考古學的外國人，逐漸在中國生根成長。現代中國人在這方面也逐漸成為專家。國外的藝術藏品的形成過程也是這樣發展起來。先經歷一個暫時的外國人主導的階段，例如外國人對上海實施了近百年的統治。不過在新鄭古墓挖掘中，主教盡其所能。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外科手術，醫生不得不憑感覺戰戰兢兢地為床單覆蓋下的女士動手術。

我曾提到過我的四段不同的學習經歷，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兩年期限。這樣的經歷使我即使身處異國他鄉的北京，也能夠保持自己對學術方向的判斷力。專業化使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堅定於既定的目標而心無旁騖，避免分散精力。1932年，我還不能住在北京，我對中國說：「不要呼喚我，我會呼喚你。」中國的環境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威爾瑪來到北京不久后就說我似乎很了解中國的狀況。

顯然，這不是鬧飛賊或是鬼鬼祟祟的盜竊事件，而是一項長期的有計劃的發掘工作，必須要有本地有財力的人的支持。當時南京政府在河南還沒有實質的權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剛剛恢復在安陽的挖掘工作，進展順利，首批發掘中的一處是由經過培訓的考古學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陽，挖掘出的古墓經過徹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年想去那裡看看，我們看到的是一片麥田。）用於耕種的土地實在是太寶貴了，因此新鄭古墓被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