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收到2月1日的來信：「親愛的約翰，今天我給你寫了一封長信，隨信附有交給一位朋友的一些東西。我之前讓你將我的地址告訴別人，但是現在你不能再這麼做了。通知他們最好也不要這麼做，因為我們的通信出現了問題。如果你寫信給我，請直接寄到我的家裡，但是不要寫你的地址。一定要記得。寄信人名字只寫首字母我就會明白。而且不要手寫，用打字機……忠誠而愛你們的，艾格尼絲。」

胡、楊兩位博士從未當過監獄觀察員。他們看到的情況並不是太壞，因此也就如實報告。而我對此結果唯一的記錄來自威爾瑪1933年2月14日的家書：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人們以自由主義者的個人身份來對抗在南京日益強大的國民黨力量的嘗試是值得研究的。當局試圖通過鎮壓不同意見以及阻止自由言論的方式來消滅他們的反對派。這場徒勞的以保護個人權利為目的的運動，其領導者為已故孫中山的支持者中幾位自由主義者，創始人為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以及國民黨隊伍中最傑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她一如既往地獻身於如火如荼的反叛事業，同時確信一個制度的邪惡可以從其他制度獲得解決辦法。她還給了我們一本布哈林（Bukharin）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學體系》（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譯自俄語第三版，國際出版社，1925年出版）：「希望這本書將幫助你提高你的認識。」4年後，布哈林作為一位走上邪路的老布爾什維克被斯大林處死了。

對於人力車夫和兵營的傷兵，你如何來定義和確保他們的民權呢？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只是代表由知識分子或學生組成的政治犯的利益。隱含的意思就是老派的傳統學者，曾經的統治階級應該比罪犯、苦力和士兵有著更好的待遇。按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這足夠合理。

自1933年的半個世紀以來，不計其數的書中都描寫過秘密活動。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007、海倫·麥金尼斯、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以及克格勃、中央情報局的叛逃者，甚至索爾仁尼琴都已經告訴我們如何隱瞞自己的身份，發送無跡可尋的情報以及保持秘密的聯絡。這些情報的傳播知識都是由斯大林、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複雜環境所強行灌輸給我們的。然而對於任何一位間諜故事的閱讀者來說，艾格尼絲以上信件的表現只能證明她是一個外行，甚至可以說毫無天分。

還有一段小插曲，充分說明了自由主義者作用有限。民權保障同盟的秘書長胡適與楊銓要求了解北京政治監獄的情況。我們曾在上海通過艾格尼絲見過楊銓。如今「他帶著他的小兒子——一位積極而熱情的人與我們見面」。

「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錯誤和不受人歡迎的事情，而其中最不受歡迎的就是統治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制九-九-藏-書度體系。同樣，所有接受這些體系的作家都在保護它，容忍它，為它而戰。」

她的談話內容總是離不開當時中國國內的鬥爭以及恐怖氣氛。例如，國民黨在1931年曾逮捕了5名青年作家並將其活埋于龍華塔（這是事實），而且國民黨在這方面也詭計多端，他們將煤油和糞便的混合物灌進人的鼻子里。雖然你不會因窒息而死，但是在被迫吞食很多這樣的混合物之後，你的身體很長時間內都會伴有臭味。在被邀請去人民廣場觀看賽馬的時候，我們觀看了剛擴建的新上海，對上海的印象才有所提升。邀請人是美國總領事坎寧安（Cunningham）先生，記得當時坎寧安太太穿著紫色裘皮大衣。

然而當時的背景是，華北人民生存情況一般來說並不樂觀。我們聽說，一位來自「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代表認為目前驢子的生存處境困難，但是他只關注動物，毫不關心周圍牽驢子的人。北京協和醫院的麥金托什（Macintosh）博士告訴我們他應邀參觀了頤和園軍營的醫務室，少帥張學良的軍隊駐紮在此。他發現：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我想我們和艾格尼絲之間的友誼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局限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團結一致、共同前進的策略。當我們11月初返回北京的住所6個星期後，我們收到來自艾格尼絲的緊急信件，問是否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於是我們將其安置在前院的客房，科特尼房間的對面。威爾瑪在12月30日寫道：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帶頭人楊銓（楊杏佛，1893—1933）博士，1908年在上海很短暫的一段時間里曾做過胡適的學生。他加入了同盟會，並參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秘書。1913年獲得政府獎學金后他去康奈爾大學學習，之後於1918年獲得了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19年至1922年間在中國，他是新成立的中國科學社幹事，並在東南大學任教。隨後赴廣東任孫中山秘書，孫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后，他負責主持葬禮。之後他為上海國民黨服務，1927年成為蔡元培的助理。1928年作為中國核心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成立，隸屬於國民政府，由蔡元培任首屆院長，楊銓任總幹事。

在北京對楊銓遭暗殺流傳一種解釋，說與一位女性有關係。這引出了古老的模式：道德取代了法律；法律不應該保護不道德；不道德行為應該受到懲罰；因此（無風不起浪原則）懲罰表明先前存在不道德行為。在1960年雷震因莫須有的罪名入獄之後，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國學者對我說：「但是你知道嗎，他不是一個好人。他和圖書管理員的妻子有染。」顯然，美國的政治家和美國圖書管理員的妻子是多麼的幸運，因為他們生活在法治國家，而不是道德至上的國家！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偉大的為社會正義而戰的美國勇士之一。她身材矮胖，有著方正的下巴，1932年的時候看起來要比她生病患胃潰瘍的時候強壯很多。她在科羅拉多礦區小鎮的社會底層長大，那裡是美國人的夢想變成噩夢的地方。她的父親因酗酒而死，母親因工作過勞而死，而她的嬸嬸則成了一名妓|女。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靠著自己的智慧和個性而生存下來，她終身未婚，沒有子女。她努力學習，終於成為一名記者。印度爭取自由獨立和她的印度情人教會了她許多東西。在德國她曾一度精神崩潰，並撰寫自傳（現在成為經典）。最終她以享有盛譽的《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的通訊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

1934年3月20日，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從列寧格勒寫信給威爾瑪：

她到中國時是1927年之後，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白九*九*藏*書色恐怖中勉強倖存下來，並轉移到毛澤東領導的江西根據地，這裏被看成共產黨最後的希望。她對共產黨的報道使得她自己進入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上海經常有人跟蹤想要逮捕她。我們對艾格尼絲最主要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胸懷寬廣溫和，有著天生的幽默感，敢於公然反抗政治暴行，她的生活也總是處於危險而充滿陰謀的世界中。

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早上8點45分左右，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辦公室前，楊銓和他的長子坐進他們的汽車。四五個持槍者對著他們開火，楊銓當場死亡。報道稱：「警察在現場將其中一名刺客擊倒，刺客名叫郭德宗，隨後自殺死亡。」讓我突然想起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刺殺林肯的主凶）在刺殺行動之後自殺這件事。顯然，警察也參与其中。民權保障同盟譴責刺殺楊銓的兇手是政府所指使，但是已無法證實。

1934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絲從莫斯科回來看望我們。她看上去很疲倦，而且一直處於焦慮狀態。她的第二本書《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4年出版）試圖向西方公眾展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農村的革命事業。就像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出版）一樣，之後深受大眾喜歡。但是艾格尼絲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宣傳者，而在我看來，埃德加·斯諾則恰恰相反。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的工作就是把人們都號召起來，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北京分部。她讓胡適和曾在哈佛讀書的人類學家李濟來領導分會，之後我們以及很多中國的學界朋友都加入其中。

回顧這些歷史事件大部分我已經忘記了，包括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一些信件的內容。回顧這些情節，中國政治的深不可測令我震驚，在當時完全超出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cｏm了我的理解範圍，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範圍。但是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有一個顯著的主題：將存有潛在麻煩的反對派領袖抓起來，以此來作為一種警示作用，或稱之為殺一儆百。當年輕的宋教仁將國民黨整合起來並通過了1913年的國會選舉時，總統袁世凱將其暗殺。而前國民黨政治家，《自由中國》的主編雷震在1960年試圖在台灣成立一個反對黨時，他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急匆匆地宣判入獄10年。由此得出一個公式，即引誘一個公認的領導者出現——隨後將其擊倒——這也適用於楊銓遭暗殺的行動。隨後他的良師益友蔡元培很快從政治生活中引退。這個事件代表了蔣介石的態度，就像突然決定解僱美國國會圖書館或是史密森（Smithsonian，美國博物館）的館長，需要華盛頓的總統作出決定一樣。

「我很高興你能見我的朋友楊銓。他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又積極的中國人，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自從我來到中國，他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是我不能再與一隻狐狸保持真正的友誼了。這是因為有一次我離開我的房間之後再次返回，發現他正在搜查我的桌子。當他發現我回來，馬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跟我繼續愉快地交談。無論去哪裡他都試圖打探我認識的每一個人的情況，刨根問底。總之，我要和他保持距離。見面互相微笑，僅此而已。」

「你說中國是否需要一種像這個國家（指蘇聯）一樣開明的專政。這是一個強硬的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我認為唯一可以給中國帶來這些的就是共產黨。除去共產黨，其他一切統治者都是法西斯，只會為其本身而戰，從而延長了人民的痛苦。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和平，正如你所說，那是對於大眾來說意味著死亡的和平。中國需要戰爭，用戰爭來完美地收場，直到最後的奴役也被消滅。如今的和平並不會給人民帶來和平，享受和平的只有高高在上的少數剝削者和外國人。

當她回到上海之後，我們還能接連收到民權保障同盟密謀活動的消息。她在離別信中要求我們保留一位拜訪過她的中國朋友的任何東西。

「我想知道你是怎麼看待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如果你願意為之效力，請遞交申請書給胡適博士或是李濟博士。如果你加入，我希望你同時可以通過我的朝鮮朋友與我在學界的朋友們取得聯繫，並與其在同盟開展共同的活動。如果不開展這些活動，同盟也就毫無用處了。我希望你能夠加入，但是我不知道你對此到底有何看法。」

史沫特萊在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中提到了一個叫「萊昂先生」（Mr.Lion）的人。這個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紐約將其從湯姆斯（Tombs）監獄中營救出來，當時她被指控幫助印度叛亂分子對抗英國而入獄。事實上萊昂先生就是我的叔叔吉爾伯特·羅伊，她給他取了個好聽的名字。當我的嬸嬸寫信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告訴她我要來中國時，她的回復大概意思是：一位從哈佛、牛津來的有錢人應是上海最不需要的一類人。但是如果有時間，她會與我見面。之後在上海《大美晚報》（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編輯蘭德爾·古爾德（Randall Gould）的幫助下我見到了她。為了試探我，她在談話中夾雜一些罵人的髒話（針對最近發生的一起事件）。但是事實證明我確實是一個稚嫩的自由主義者——好心但對革命一無所知。不過我們很欣賞彼此的幽默感。

麥克阿瑟的副官維羅比將軍（General Willoughby）在他關於蘇聯間諜網佐爾格（Sorge）的《上海的陰謀》（Shanghai Conspiracy）一書中提到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佐爾格在上海的聯絡人。當我們1932年末見到她時，她不停地說著魯迅。如今魯迅已經是受人尊崇的最偉大的革命作家。但是魯迅只是傾向於左派，並沒https://read.99csw.com有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艾格尼絲鄙視美國的共產黨，而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了熱情。至於說她是一位共產國際在編間諜或共產黨地下黨之類的別的角色，我始終有些懷疑。關於她，最主要的事實就是，她做事主動，專註于中國各個方面看得見的不公正行為，自願準備好幫助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並且毫無疑問願意不加批判地接受指導。

當然，她的治外法權是不可侵犯的，這對於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的中國共產黨是有用的，像我們一樣的外國朋友同樣對她是有用。外國人經常會捲入中國的政治活動中，尤其是當蒙古可汗背後有著遊牧部落支持時。然而，現在貼在西方人身上的治外法權標籤就像是他們的膚色一樣，始終存在於身，使得他們在中國國內鬥爭中成為潛在的保護傘。例如，由於她不會被捕與被搜查，艾格尼絲是中國共產黨一位理想的秘密聯絡員。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危機中，許多中國人都希望政治聯合，但是國共兩黨關係已經破裂。自由主義者被夾在中間。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1933年2月初從上海寫信給我：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寫信給我說1933年2月14日的事：「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星期五來到這裏。因為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做，於是同盟的執行委員會將與他在孫夫人家裡進行一小時的會談。我對他沒有什麼期待，除了能聽到一些不好笑的笑話。」東方攝影展有一張照片，上面是1933年在上海的5個人：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和魯迅。第一位是為德國媒體工作的美國左翼通訊記者；第二位是費邊社會主義者；第三位是孫中山的夫人，曾在喬治亞州的梅肯市（Mocon）讀書；第四位是中央研究院院長，曾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和德國哲學，也是北京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最後一位是偉大的諷刺作家，曾在日本學醫。當我幾年前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我就發出了「天哪！」「多麼棒的組合！」的感慨。兩個擁有治外法權的外國人，三個因聲望受到保護的中國人。

特別是為了不為人知的原因，甚至在沒有將一個人招募為聯合戰線組織成員之前，就讓此人參與黨派類型的秘密工作，有些異想天開。因為在戰略目標並不清晰時，就開始制定戰術，完全是浮於形式而缺乏實質。信中使用命令式的「必須」並不見得就比咒語會讓人更加服從。事實上，與艾格尼絲一起工作，很可能不需要敵人破壞就能夠自我毀滅。

5月份，才華橫溢的作家丁玲被國民黨綁架。她在獄中也被用煤油加糞便的方式對待，慶幸的是她活了下來，並且將此揭露出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再次受到迫害。楊銓想要營救她，但是沒有成功。他甚至收到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妨礙反共活動。

1932年，在日本搶奪滿洲工業基地的衝擊下，僅僅依靠幾個偏向歐美的國民黨成員無法阻止兩個准列寧式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場鬥爭是由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引起的。當時，人們擁有共同的觀點，即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反抗軍閥和列強。在1932年1月到3月之間歷時5個星期的不宣而戰的淞滬九九藏書戰役期間（那時候我剛到中國），楊銓已經與宋慶齡共同為傷員創辦了一所醫院。1932年10月，楊銓、蔡元培、林語堂以及其他人聯名抗議逮捕陳獨秀。在1921年至1927年成為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前，陳獨秀就已經是北大文科學長，他被開除黨籍之後，又成為一名托洛茨基主義分子。

在上海的時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1850年至1854年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但是我的論文對中國人的生活的理解還是流於表面。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環衛車每天早上會從街道上撿走女嬰的屍體，對於許多窮人來說，殺死女嬰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他們只能依靠工部局的收殮服務了。與此同時，人力車夫吸著汽車排出的尾氣奔波勞碌，經營著沒有保障的生意。在中國，人民的貧窮是最大的現實，儘管那時的人數還不到現在的一半。這些問題讓人覺得麻木而絕望——除非有人組織大家團結起來。這就是我們首次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那裡獲得的有關共產主義的信息。

同以往一樣，作為北京頭號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被迫後退。2月份，我給艾格尼絲寫信抱怨她忽略北京分會，並以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了我們。之後她給我回通道：「根據楊銓反映，監獄當局在調查委員會進入前，對監獄進行過徹底打掃，並給囚犯準備乾淨的衣服。他們被要求在沒有軍官陪同時，不準跟囚犯說話。」總之，這就是整個事情的過程，都是在演戲。

2月1日，她給我寄來一封信，要我轉交給她的朋友金（Kim）先生。（「請給我回信，表明你對我們同盟的態度。如果你不願意牽扯進來，我就會停止這樣做。」）「他們中只能有一個人單獨擁有我給你的這個秘密地址……把信給金先生，告訴他這封信只有他們都到達那裡，並且決定好誰與我聯繫之後再打開……只能有唯一一人擁有它，以免被泄露……金先生保管這封信並和他的朋友進行內部討論，來決定誰是這個人選。」

2月中旬她來信說：「密探已經離開我家了，他們開始密切監視蔡博士和楊銓！我嘲笑自己之前對他們有錯誤的看法。現在時刻都有密探盯著蔡博士。」

威爾瑪在1月6日記錄道：

艾格尼絲和科特尼相處得很好，她還稱其為「貴族的兒子」。1月13日，我們四人來到前門準備吃一頓中國大餐。那時候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夜空中高掛著一輪滿月。

她一直希望我參与這個秘密組織的工作，之後這個期望被表達得更加明確：「我看到報紙報道4個美國人已經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我……還猜測，如果其中的兩個是你們夫妻倆，我會很高興。對於我上次在信中提到的你與他們開展共同活動的問題，你們可以保持以小組會議的方式來決定行動的路線，在全體大會通過後謹慎地執行，並且對外一定不能暴露你們已經作出統一的決定。我們也是採用這樣的方式來工作的。」

我再次見到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了，她於1950年在英國逝世。然而她的幾本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依然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