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成為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通訊記者后，哈羅德對於日本佔領區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們修公路，建鐵路，建立公共設施和醫院，給許多人提供了工作的機會，同時他們的警察管理著社會治安，這是一種喧鬧的進步。但是同時，他們繼續保持著舊的軍閥政策。由於農田稅收負擔過重，農民不得不種植罌粟來滿足稅收的要求。我們看到了一大片的白色罌粟，並與種植者討論了種植的技術，具體到將罌粟的蒴果輕輕劃破，過幾天後便可收集每天會出現的很少量的白色汁液。鴉片幫助日本麻醉了華北地區。日本想得到的不僅僅是稅收，就像英屬印度到1917年前一直將鴉片賣到中國，或是蔣介石在四川種植的鴉片通過長江運往上海一樣。我們認為日本也有著政治目的。

1934年6月，我和威爾瑪還有伊羅生夫婦都穿著齊膝短褲從北京去熱河的省會承德市旅行，那裡在幾個月之前剛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威爾瑪和日本公使館進行協商，對方說只認可來自「滿洲國」政府的簽證。但是最終她拿到了一封日本陸軍武官的信才得以放行。裝載著毛毯、照相機和不易變質的食物，我們早上6點搭乘著日本人的敞篷道奇大卡車出發了。頂著烈日，坐著我們的行李度過了白天，到了晚上我們就像水母一般毫無顧忌地躺在一起，精疲力竭。到了古北口，即北京長城北偏東一些的位置，我們跑進了日本軍事區。威爾瑪去進行交涉，而我們其餘的人假裝除了英語之外對其他語言一無所知。威爾瑪在日記中寫道：「我因此受到了優待」，「因為我擅長裝傻充愣而又有些堅決」。邊防軍官說，我們必須在這裏過夜。「最終將我帶到上級官員那裡，他們駐紮在鎮子對面的一條長長的布滿塵土的上坡路的盡頭，沿途都是防衛戰壕以及武裝守衛。」最終，我們都爬到了鎮子的另一邊，從另一個將軍那裡得到了我們的通行證。

《中國論壇報》報道的是歷史中黑暗的一面，是哈羅德個人的成就。雖然《中國論壇報》也像《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以及上海的其他媒體一樣刊登著每天的普通新聞，但它有專門的版面刊登一些左翼作家的短篇譯文，報道一些由上海國民黨、青幫等組織造成的失蹤、引渡、監禁以及死刑之類的事件，受害者都是一些殘九*九*藏*書存下來的共產黨人。在蔣介石將中國共產黨工會組織摧毀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之中最優秀的就是力圖創造革命文學的年輕作家們。

另一方面，威爾瑪和維奧拉顯然看起來像中國的奶媽，但否認生過孩子。她們的頭髮不是黑色並且自然捲曲，天生的大腳，舉止像男人一樣毫無顧忌。看起來為照顧孩子作好了充分準備。多麼奇特的性格組合啊！

哈羅德是托洛茨基的狂熱崇拜者，他曾去挪威拜訪托洛茨基。但是你不能稱他為托洛茨基分子。伊羅生始終是伊羅生，對於我遠離現實的歷史學術研究報以善意的嘲笑。他以嶄新的眼光看待一個個事物時，同人類的弱點對抗也在不斷擴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新聞周刊》（Newsweek）的戰地記者又回到了中國。後來他寫的《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的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是一部內容豐富並且具有獨創性國際視角的研究著作。作為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他還寫了其他的一些專題著作，關於美國黑人的作品《美國黑人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Negro Americans）、關於少數民族的作品《部落的偶像崇拜》（Idols of the Tribe）等。他不可避免地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沒有博士頭銜的教授，他依然傲慢地反對學院派的研究方式，但給學生很多啟示。

1932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絲介紹我們認識了哈羅德，我們還見到了他漂亮的太太維奧拉（Viola），人們稱呼她為羅賓遜小姐。後來我們得知，他們並非姘居，而是一對大學時的戀人，她一到上海兩人就正式結婚了。

1935年3月，與哈羅德曾合作過一年的同事劉先生和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小孩乘火車前往南方。但是當他們到達北京火車站的時候，他們隨身攜帶的一件行李中被搜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資料，於是他們被鋪了。劉先生一直太過自信。當時哈羅德心煩意亂。幾天之後，通過北京協和醫院管理者蒲愛德的中方代表成功斡旋，劉先生的太太和孩子得以釋放。但是劉先生的命運還是一個未知數，他沒九九藏書有治外法權。後來在1937年開始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才從監獄中獲釋。不得不說我們外國人的特權身份是多麼有用，正是這樣的特權才使得我們可以近距離地觀察中國的苦難歷程，而中國人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

我一直堅信，哈羅德·伊羅生儘管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而實際上是來自歷史悠久的先知家族。1931年的經歷給他帶來了啟示，也讓他了解到了中國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拯救方法。同時在上海的三年經歷也使他與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的接觸。這與我在12年後的發現很相似，那就是除非一個人對這些革命者的信仰有一定的了解，否則他永遠不會懂得當前的革命形勢，正如哈羅德1974年所說：「公布這些消息，引起了全社會的震驚，那一年的所見所聞，以及隨後不久我在上海遇到的共產黨朋友以及共產黨人的盟友們，都希望我能夠創辦一份報紙。我欣然接受了這樣的建議，結果便是《中國論壇報》(China Forum)的創刊。」

從那裡開始，事實證明，熱河由參差不齊的山巒包圍，一座連著一座，「像波濤洶湧的海浪」，除了一些高高的平坦的山谷，被山峰緊緊包圍在中間，如同一個天然形成的瓷盤。承德的街道兩邊都是商店，路燈會在晚上9點全部點亮。這是一個軍事駐地，在大卡車中偶爾會有官員的豪華轎車穿過。日本女孩也被引進當地的妓院供軍官們享樂。

我們每天都要尋找清澈的支流，威爾瑪和維奧拉設法避開別人的視線洗澡。晚上我們簡單地將船系在岸邊，在沙灘上弄一個適合臀部坐卧的坑，在上面睡覺。有時候我們醒來會發現一群農民在不遠處默默地站著或坐著，保持著安全的距離，好奇地看著我們。作為「毛子」（「渾身是毛的人」，外國人），哈羅德和我已經開始出現毛髮脫落的現象，也就是說我們即將謝頂。當然文明的中國人也有頭髮，但是胸部、腿和胳膊上幾乎沒有毛。我們也不像狗、馬、牛或者https://read.99csw.com山羊那樣多毛，但是也似乎朝著那個方向發展。我曾在蘇福爾斯狂歡節上看過名叫喬喬的狗臉怪人，而此時在這些本地人看來，我們比那隻狗還要引人注目。如果不刮臉，我們的臉會讓鬍鬚全部覆蓋。

郝總是有很多問題問我們：「在你們國家你們有幾個老婆？只有一個？但是她一個人怎麼料理所有的家務？」「那你們的官員有幾個太太呢？」「你們結婚要花多少錢？」一天晚上，我們想要收集一些民間傳說，我們問他對天空明亮閃爍的星星了解多少。「是的。」他回答說，「我一直都看得到它們。」他對我們刷牙很感興趣。為什麼他不刷牙呢？「我沒有太多空閑時間。」他說。

由這些檔案產生的最終希望的破滅可能在於：1931年5位頗具獻身精神的年輕作家英勇就義，同時還有另外19位共產黨領導人一同獻身，他們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新任的領導階層剛剛從莫斯科歸來，很顯然，他們出賣與其抗衡的人給國民黨，借敵手除掉他們，一邊又利用烈士來煽動情緒，一舉兩得。

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在一個只有他才能準確描述的環境里，哈羅德一共出版了39期《中國論壇報》。消息的來源有很多：有些是小道消息，作為一名記者，他會在出版之前儘力核實細節。《中國論壇報》的讀者中，上海以外的讀者只能偷偷地帶出去，或者通過中國郵局以普通包裹寄出或以其他一些方式帶出。在外國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里，哈羅德是受美國的治外法權保護的，儘管總領事將其看作一個危險的赤色分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因為利益而站在國民黨一邊，他們在兩年內引渡了超過300名被指控為共產黨的中國人，將其交到國民黨劊子手手中。後來幫忙出版印刷《中國論壇報》的承印商也被嚇跑了。哈羅德與不知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幫手一起工作。他被孤立並受到監視，但是他實現了自己的目的，為被壓迫者伸張了正義，直到最後不可避免的時刻到來：因為拒絕登載歪曲事實的報道被迫停刊。

哈羅德·伊羅生仍在世並一直生活在馬薩諸塞州的牛頓市（Newton），和從前一樣健談，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退休教授，關於他的一切容我細細道來。威爾瑪和我了解到的很多中國革命的內容都是來自他的二手資料，而他則是直接從上海獲得的眾多一手資料。

我們在當地read.99csw.com觀光3天之後，威爾瑪找到一個牙齒潔白、滿面微笑的姓郝的船夫，他將帶著我們沿著灤河而下。我們在這隻7英尺寬、20英尺長的船上的5天旅程，是一次冒險旅程。

哈羅德在中國的經曆始於他20歲時，當時他離開了在紐約的中產階級家庭，開始闖蕩外面的世界。在上海他先後成為美國人開辦的《大美晚報》（Evening Post）和中國人開辦的《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的記者和編輯。在初次接觸上海的現實情況后，他和一位朋友，一位南非的馬克思主義者弗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結伴而行，乘船沿著長江逆流而上一直到達四川。

來到了天主教會，皮爾·卡納德（Père Canard）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儘管他之前並不知道我們的到來。他接受了我們送給他的禮物白蘭地，並拿出了自己的葡萄酒、麵包和乳酪招待我們。他灰白的鬍子一直垂在他穿的中國式長袍上。他很健談，可以用英語、法語以及漢語交替進行。然而在他佈道的前30年內，他說他還只是會用荷蘭語與上級說話，但是如今他可以將各種語言混合起來。多麼詼諧而又文雅的人啊！他對人和事有著極其寬泛的理解，我們從未在新教的傳教士中見過。

1931年這一年長江洪水泛濫。堤防被洪水沖毀，洪水淹沒了大部分的農田，積水有幾英寸深，造成了糧食短缺，引起飢荒。國際救援組織來到中國，查爾斯（Charles）和安娜·莫羅·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也飛來中國進行調查。美國報刊報道了這一消息，以致對於廣大美國讀者來說，那些受災場面更加具體，如在眼前。

有一次我們停在他的村莊。這裏的每戶人家都姓郝。妻子們都來自其他的村莊。他的房子一塵不染，4個房間里住17口人，睡在可以生火取暖的磚炕上。「怪不得，」我注意到，「他們想早點讓年紀輕輕的小孩子們結婚搬出去住。」

如果說我們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那兒了解到外來者的奉獻精神的話，那麼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Isaacs）完全是另一面的表現。艾格尼絲情願成為她所認同的公眾正義事業的工具，而哈羅德作為一名記者則設法真實報道國民黨製造的反對共產黨的恐怖事件。

1934年4月，哈羅德和維奧拉搬到了九*九*藏*書北京，和我們做了一年多的近鄰。他們的房子是威爾瑪幫忙找到的，在大羊宜賓衚衕1號（我們住在10號）。他們還隨身帶著翻譯助理以及1000多頁的珍貴文獻資料。隨後根據這些資料寫出了一本經典之作《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此書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作序，1938年在倫敦出版。這是一本當代歷史的傑作，闡述了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及鬥爭的過程。書中對於1927年中共的災難作出了解釋，事實上是斯大林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與托洛茨基鬥爭而準備犧牲中國革命。這隻是「可能的事實真相」，事實也可能並不是這樣。年輕的中國革命家按照自己的期望來解釋革命失敗的原因，然而如今歷史學家都傾向於將其看成是難以避免的事實：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彼此還並不適應。無論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為了打敗那些以城市為根據地的國民黨幾個條件——農村根據地、軍隊、組織——都應該是必要的。如此看來，「可能的事實真相」依然存在爭議。

船夫包括郝、他的堂兄弟和一個十幾歲的、滿身污穢的雜工。這個雜工還沒結婚，郝解釋說：「他沒有錢，所以沒有人願意嫁給他。」他們在船頭工作，有時遇到激流也會跑到船尾，但很少使用帆。而我們四人聚集在平坦的船底，欣賞著掠過眼前的山巒的壯麗景色。灤河有時候穿過峽谷也會激流翻滾，看起來像一條小長江。每天我們都會看到沿途拉著船的縴夫拖著沉重而緩慢的腳步沿著河岸前行。船員們用鐵鍋在炭火盆上每天煮兩頓小米飯。我們也用同樣的炊具做我們自己的飯，包括米飯、雞蛋、培根以及葡萄乾，就著茶水和熱可可一起吃。

在灤州我們離開了郝先生的船，乘火車前往外國人的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我們在東崖（East Clif）遇到了赫約翰太太（Mrs.John D.Hayes）。她給了我們兩塊長麵包和草莓醬來緩解我們的營養不良。在我們從長城到華北平原的旅途中，日本哨兵搜查了我們的行李。不過，考慮到最近中日的戰爭，由於我們的老朋友和保護者——治外法權——我們的旅行又是一次勝利。不平等條約下的外國人獲得的權利之一就是旅行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