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個尚不存在的領域開始工作？當然，答案可以是這樣，那就是這個領域一直存在，你只需要去認識這一領域並宣稱它的存在就可以了。正如我們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鄰居所言：「山間總是有泉水的，你只要用心就會找到。」而我的部分工作就是挖掘中國的更多史料檔案來創建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現代史觀。

在莫蒂默·格雷夫斯促使恆慕義編撰的人名詞典編寫項目在國會圖書館進行時，他的想法是將其作為一個美國人學習語言技能的培訓中心。1936年3月，他們發出聯合通知，邀請更多的人加入進來，內有世界各地的學者、初學者以及業餘愛好者，一共180人。事實上，我們50名外來者以及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受訓研究員所作的貢獻遠遠不能與恆慕義的兩個高級編輯助理房兆楹和杜聯芝夫婦相比。培訓與編輯工作完全是兩碼事，房兆楹夫婦卻在兩方面均取得成功，最終按照恆慕義的要求編撰完成了這部獨一無二的重要的外文著作——《清代名人傳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由美國政府印刷局1943—1944年出版，共2卷）。這是中外合作的一部作品，也是美國研究漢學的一次勝利。更重要的是它顯示了中外合作的可行性。

兩大陣營風格不盡相同。從中國退休回來的恆慕義已經獲得了萊頓大學的博士學位。他所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文物部中的中國書籍要比裘開明博士所在的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書多。此外，不同之處還在於，美國人進行中國問題研究的時候，以委員會的形式將所有人集合在一起。（這是唯一一個由新教傳教士組成的委員會，且委員會的人數比一所美國大學的全體教員還要多。）

這些文獻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基本的素材，很容易閱讀，因為它的記載都是程序化的模式，通常與一些事件和行動有關。這些19世紀中期的記載也描述了中國人眼中的英國侵略者，他們的紅頭髮，藍眼睛，鷹鉤鼻，行事野蠻。然而，如果我之前就經歷過傳統的教育，恐怕我還要花費數年才能來到這塊富饒之地。

也許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坐享其成的補貼后，威爾瑪和我需要在北京開始謀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更多地接觸到中國人的生活，而這是語言老師所無法提供的。我們用我們的智慧來緩解貧窮的煎熬。1933年2月，威爾瑪開設了一個繪畫班，到4月她又在北平美術學院（Peipi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展出了她個人的21幅水彩畫（售出一部分）。她還撰寫報道並發表于波士頓《先驅報》，報道內容是關於在當地陸軍醫院療傷的中國傷病員的一些狀況，他們在與熱河的日軍作戰時受傷。4月份她還開始了一項新的工作，即「修補」中國的拓片，具體就是給石碑破損的地方上墨填補，以恢複原貌。9月份她再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賣掉一些，又拿到了更多的訂單。與此同時，她還為北京協和醫院出版的醫學研究論文的英文稿進行校對，主要是關於寄生蟲如絛蟲以及肝吸蟲方面的論文。北京協和醫院的走read.99csw.com廊遠離病人的地方放滿了玻璃罐，裏面裝有從患者身上取出的異常的東西，讓人看了恐怕會做噩夢。除此之外，威爾瑪還為菲特地毯公司（Fetté Rug Company）設計地毯花紋。這是一家在華北的廠商，老闆露絲·菲特（Ruth Fetté）是一位精明而有公德心的美國女士。同時，我也為年輕的拉塞爾·菲特（Russell Fetté）輔導通過英國大學入學委員會的入學考試。他是我的第一個學生，最終他成為1937級的大學生。當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名海軍軍官了。

伯希和沒有接受哈佛的邀請，但是他推薦了一位年輕的同事葉理綏（Serge Elisseeff）。葉理綏出身於莫斯科的食品批發商世家，早先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並十分精通日語和其他語言，十月革命后加入了法國國籍。他主要的工作在於日本文獻方面的研究。事實上，伯希和認為沒有法國人會捨得巴黎的誘惑而去如同鄉下一般的哈佛，而來自俄羅斯的葉理綏也許是合適的人選。事實也正是如此，葉理綏接受了邀請。不過在哈佛的30年裡，他依然保持著他的法國國籍和學術地位。他退休后又回到了巴黎。他的博學、對語言的精通以及批判性的學術標準都表明他能夠帶領哈佛在學術上走向成功，而且他也確實做到了。他不僅是一位充滿活力的教師，也是一位逐漸學習如何與中國人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管理者，並取得了成功，雖然他可能與日本人和法國人相處更加融洽。

1933年，我得到了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常務幹事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的鼓勵。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成立於1919年，由國際聯盟學校（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主持運作。它代表了12個學術協會，例如美國歷史協會、美國人類學協會、現代語言協會以及美國政治經濟學協會等。到了20世紀30年代，學會數量增至20個，如今共有43個。當時沃爾多·G.利蘭（Waldo G.Leland）負責外事關係，格雷夫斯提倡發展新的研究領域，例如中國問題研究。於是我寫信給格雷夫斯並收到了他的熱情的回信。

然而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老師。儘管我與蔣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從來不是他正式的學生，沒有聽過他講授課程，也沒有接受過他學術上的指導。當時我的中文還不是很好，所以很難聽懂他的湖南口音。我只是偶爾去拜訪他一下，在他家吃飯，同時也得到他很多方面的幫助，但都與學術無關，只是日常性質的拜訪。這些是較大的學習方式中的一部分。

哈佛燕京學社的部分成功離不開洪業（洪煨蓮，William Hung）教授以及其他教授的工作，例如，他們成立了編撰處，為大量中國古代經典和人物傳記提供原文重要詞語的索引（引得）。除此之外，哈佛大學圖書館館員裘開明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取得了另一個成功：由於哈佛大學是美國第一所擁有足夠資金的大學，他於1928年就開始收集大量豐富的研究文獻。

1932年，羅德獎學金對我的資助即將結束，我開始對美國學術界有關中國的研究進行區別比較。我發現哈佛大學和其他的美國大學有明顯分歧，這既是力量之源，也是產生問題的根本所在。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由兩位偉大的學術研究事業家按照協商的意向在坎布里奇成立。其中一位是北京燕京大學的校長read.99csw.com司徒雷登，另一位則是哈佛商業管理學院的院長華萊士·唐漢姆（Wallace B.Donham）。事實上，廉價制鋁法的發明者，也就是美國鋁業公司創始人查爾斯·霍爾（Charles Hall）留下了一筆800萬美元的基金（這在20世紀20年代是一筆巨款），用以發展促進「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於是天才的唐漢姆和司徒雷登萌生了一個具體的想法，即哈佛大學（即使是不信神的）在中國問題研究上提供學術指導，實際上是在漢學研究的現代發展上幫助燕京大學。毋庸置疑，哈佛在亞洲始終起著作用。哈佛燕京學社代表的是三方的利益：基督教各差會理事會、哈佛大學以及一般公眾。這是一種極具政治色彩的理念，只需要哈佛大學的一個系外加一個圖書館就能不斷提升燕京大學以及其他中國的教會大學的漢學研究水平。

當我在辦公時間遇到學生們，男生們就會一躍而起紛紛來找我談天說地，但是沒有太多女生來看我。第一個女生來找我，當我關上門的時候，她立刻顯得極為焦慮。有人悄悄告訴我，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單獨待在一個房間的時候，門總是要半開著的。否則在這種情況下，關著門是一種最壞的暗示。對於這個不幸的女性來說未必是比死亡還要嚴重的、無法承擔的惡名，會帶來一種將伴隨她的餘生、認為她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的猜想，甚至包括上廁所也要受到非議。

清華大學的情況則大不一樣，這裏匯聚了中國五湖四海的精英學生和優秀的教職員工。學校的氛圍安靜而又嚴肅。當時，喬冠華也是清華的一名學生，雖然我們見面是在10年之後，後來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

通過使用中國和英國的文獻資料，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簽訂之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並且在中國社會與政治學會（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進行了演講。這篇論文發表在1934年7月那期的《獨立評論》上，該刊物由蔣廷黻負責。這篇文章涉及的相關中文文獻資料，我並沒有按照注音、漢字以及英譯這樣的順序進行排序，而只是插入了中文註腳。這讓韋伯斯特·巴克斯特（Webster Baxter）教授以及其他被贈閱者感到有些難以理解。文章主要提到1858年間由於條約的效力，允許鴉片進口，開拓了鴉片的銷售渠道，並採取非正式稅收，因為進口鴉片已經無法阻止。

相反，歐洲漢學家並不是以委員會與小團體的形式進行研究，他們研究的各個領域會委託給知名的教授，就像在日本一樣，各個領域相互獨立，這些教授會有較少的隨從人員協助工作，而他們的身份、地位、名譽也是屬於個人的，就像一個封建的城堡。對於葉理綏教授來說，他來到巴黎，只對他的委託董事會負責。因此他培訓的成員要符合他的標準並完成他的課題。在他看來，一個學者是否能發現中國和日本著作中的真正含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儘管很多人被召集，卻只有極個別的合適人選。美國批評家不是第一次由於嫉妒哈佛的基金而產生排外情緒。

到了1933年底，我再次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資助申請。情況並沒有多大變化，除了我意識到我不僅需要學習漢語ｈttpｓ://ｒeaｄ.9９ｃｓｗ•com，還需要學習日語。我計劃繼續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但是需要去最早開放的5個通商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以及廣州）查看當地領事館的原始檔案。這幾乎與哈佛燕京學社關注的方面完全無關，所以我的申請再次遭到拒絕。

沒有老師的另一個含義就是我永遠不會真正畢業。大量文獻的出版導致值得關注的課題在持續不斷地增多。這是一個層出不窮的新世界。

關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我很幸運地找到一本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著作，從他的這本概論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我的第三門課程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歷史，這也是我的課題內容，同時我在城內稅務學校也每周講授兩小時此課程。

我發現在美國對中國的學術研究分為兩大陣營：哈佛燕京學社擁有基金且緊緊跟隨歐洲的研究模式，另一個是更加本土化的美國陣營，分散在各地且未設基金。而這本土的美國學派大部分由有教會背景的人領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恆慕義博士就是一位教會學校的教師。他一直從事編寫一部記錄大量名人傳記的詞典的工作，特別是中國歷史文獻上的傳記，這顯然是個不錯的計劃。

在北京的第三年，我聘請郭毓秀先生做我的老師。他是一位瘦弱的、文質彬彬的傳統老派學者，曾在北京政府的很多機構工作過。而如今在生活艱難的時候，為了取得一定報酬，願意教授一位外國學生。於是1934年的夏天，我們帶著郭先生一起來到傳教士常去的滹沱河，並住進河谷里使水車輪子轉動的河流附近的一個磨坊里。這條河挨著位於北部平原的山西太原的汾河。磨坊的主人恆慕義（A.W.Hummel）博士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文物部的主任，他很樂意將磨坊借給我們。每天天一亮，郭先生就會起床和我一起閱讀文獻，並且為了讓我牢記翟理思所輯錄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措辭還專門製作了詞彙卡。他發現山西當地農民的方言讓人很難聽懂。每次他重複他所聽到的話時，眼鏡後面的眼睛會睜得很大，並像小鳥一樣嘰喳嘟囔個不停。實際上，他還是極會講故事的。晚飯喝過酒後，他就會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慈禧太后，講她的奢侈和惡毒的行為。但是講到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預言的末世論之時，他會有短暫的停頓。末世論是由傳奇的隱居於西城的才華橫溢的騙子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在其所著《太后和我》中提到的具體情節［休·特雷弗-羅伯（Hugh Trevor-Roper）在其所著《北京隱士》（Hermit of Peking）中對巴恪思的欺世盜名行為進行揭露］。除去來自埃德蒙的宮廷傳言，郭先生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以後他若講到關於我們的故事肯定也會很精彩。

我發現稅務學校並不由外國人控制的海關總稅務司管理，而是由中國政府海關事務部門創辦。同時海關事務部於1906年開始監管海關總稅務司（之前隸屬於外交部）。在中國人的辦學思想下，這所學校成為官僚的培訓學校。在這裏任職的外籍教師告訴我，他們贊成公開的考核方式，以此來挑選出中國優秀的人才派往國外並引進高水平的人才。然而實際上目前這裏只能培養低級官吏。該校的學生中，很少有天賦較高、富有朝氣的人，因此這些外籍教員也很少和他們產生交集。

清政府官員所據以處理公務的奏摺和公文要遠遠比西方外交文件更有效率。我們西方人編的電話簿和圖書文獻目錄，通常以姓名為序，姓名順序確實重要。標準的中國姓名順序正是姓氏在先，名字在後。不需要把「約瑟夫·九_九_藏_書E.辛普頓」改為「辛普頓，約瑟夫·E.」。一份歷史文獻開頭便是記錄者的名字，不需要翻到末頁去看誰是「你順從的僕人」。而他順從的程度通過名字後面的身份可以得知，通過這些細枝末節你可以了解到這些文檔的類型，是來自下級、平級還是上級。中國的文獻都是官方性質的，即使它有時並沒有實際用處。每個漢字都很重要。因此，日期、引證以及遞交方式都有著明確細緻的規定，如果有人想含糊其辭，完全可以做到。

1932年，當我那抱負不凡的學術研究開始進行時，我向哈佛燕京學社遞交了請求資助的申請。我的申請中並沒有信誓旦旦地保證我會成為一名漢學家。而只是說我在進行著中英外交關係方面的研究，並在一個教會的培訓中心學會了一些漢語口語。我也沒有打算在洪煨蓮教授那樣的學者的指導下，或是在巴黎或萊頓等主要漢學研究中心學習中國古代的經典文本。然而，歐洲的漢學家墨守成規地認為，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必須能夠獨立熟練地閱讀中文，能夠使用大量的中國參考著作。這就貶低了中國沿海地區的傳教士和領事們所作的漢學研究，認為他們在艱苦的情況下，只會求助於密室的「虔誠的老師」，同時認為我也是這樣做的。我的申請沒有通過，應該說，這理由完全正確。

在一次夏季研討會之後，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決定發展遠東研究領域，並最終在1948年成立了遠東協會。包括葉理綏教授在內的12個候選人名單被提出來，併當選為該協會第一屆理事會。有人提出，名單中應包括代表加拿大的明義士（James Menzies）博士，他是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先驅。當時一共有12個委員名額，13人競選。最終果然葉理綏教授落選了，因為他沒有美國選民支持。換句話說，他必須在未來多培養出一批學術領袖，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的美國支持者。

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哈佛大學最高質量的學術水平。因此哈佛燕京學社希望由法蘭西學院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來擔任社長。他是歐洲公認的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領袖人物，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起源與事實有著多方面的深刻理解。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復興中國文明，如同19世紀歐洲學者為了希臘和羅馬文明所做的一切。與此同時，大家認識到借鑒日本對中國的研究也將是一個必要的方法。

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對語言沒有要求，因為任何年輕人都會自己掌握他所需要的語言。華文學校兩年的課程主要是口語，而不是語言研究，因此科特尼·揚和我提前大約一年時間就完成了課程。之後我們通過公使館的朋友介紹尋找到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在家裡授課。授課時間為早上兩位老師每人一小時，下午則由另一位老師授課。我們沒有浪費任何時間，並且還使用字典。

我在大學上課的時間是9點、10點和11點。我教授的課程是經濟史，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我發現很多相關方面的書籍，包括羅斯托夫采夫（Rostovtseff）有關羅馬的著作，皮雷納（Pirenene）有關中世紀歐洲的著作，赫克歇（J.H.Heckscher）關於重商主義的著作，孟陀氏（Mantoux）有關歐洲工業革命的著作以及托尼（Tawney）有關中國的著作。我給學生布置了很多繪製地圖的工作和閱讀清單，不過印刷的教學大綱概括了課程內容，與課程相關的特殊名字以及專業術語也印在上面。我講課節奏很慢，發音清楚，強調重點，每句話都會重複兩遍。學生們成群地來聽我講課，其實在1933到1934年間，我講授的課程實際上已不是課程原來的意義。我的許多學生認為上我的課是一htｔps://ｒｅad.９９csｗ•com個很好的學習英語口語的機會。我同樣還會繪聲繪色地概述莎士比亞的作品或者《晨報》上的新聞。這時我正在學習歷史，所以我們雙方都很滿意。

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威爾瑪和我的婚期，並且我們繼續進行著中國研究。我的姨媽埃塔·博伊斯（Etta Boyce）留給我1500美元的遺產。在1932年，匯率大概是5:1。於是兌得7500元中國貨幣，成為我們1932年至1933年生活和旅行的費用。

我還曾向由畢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來自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的考古學家）主持的中外商業俱樂部、清華大學的經濟學會、扶輪社基督教青年會以及稅務學校的所有師生髮表過演說。

最終在蔣廷黻的幫助下，經過一番努力，我成為一名老師，並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從此我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

1933年在我第二次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獎學金申請遭到拒絕之後，蔣廷黻幫我解圍並提供給我一份在清華大學教學的工作。同時，北京稅務學校（Customs College in Peking）也邀請我教授海關歷史課程。在我已經準備在清華大學和稅務學校全職授課的時候，我收到哈佛研究生院的800美元撥款，以及隨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600美元資助，條件是我要花費全部時間來進行我的課題研究。這是多麼幸運的及時雨啊！我從準備階段猛然被推出去開始實際行動。現在我要作為一名老師而不是助理，講授自己設計安排的課程。對我來講，這也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像每一位研究生一樣，我達到了這樣的頂點，即我需要聽到我自己向被迷住的聽眾闡明我的研究已揭示的偉大真理。講課的時候，我可以更加清晰地聽到自己的想法。

我摸到了新的歷史研究領域的門檻，然而那時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後來，我為我的學生列出了已出版的43部清代文獻目錄［《清季史料入門》（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第三版，1970年出版］，其中39部在1930年或晚些時候出版的。影印使得摹本複製成為可能，而我恰好趕上了這個大量文獻資料印刷品出現的時代。如今摹本複製仍在台北、北京急速發展。

如果之前我受過適當的培訓，那麼我決不會採用目前所採用的多條主線組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了。語言培訓佔用了我全部的時間。準備好的論文研究也會花費我全部的精力。因此我沒有時間通過隨意的旅行來獲得第一手的「領域」經驗。可能也僅僅是因為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摸索，而沒有沿著其他人的研究方向，才會有我目前採用的綜合方法。

1931年，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出版了馬守貞的《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這本字典目前仍然被廣泛使用，它修正了其他同名詞典的內容，甚至囊括了翟理思1912年第二版的《漢英字典》。我發現翟理思的字典對於查閱19世紀清代文獻更為有用，因為作為領事官員的他在其字典中收錄了很多清代文獻的專業術語。因此我在有多年交情的一位公使館朋友海頓·柏德諾（Haydon Boatner，後來成為少將，在緬甸和韓國家喻戶曉）那裡買了一本。翟理思的字典大小和家用《聖經》差不多，自此，它像一本《聖經》一樣為我服務。

1933年9月，新的學期開始了，我也開始了一周三次的「冒險」之行。每次我會在黎明前出門，乘坐銀藍相間的公交車前往清華大學。不久我就發現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人浮於事，機構冗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