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我的遺傳基因也帶給我幸運。我的父親63歲死於白血病。但我的母親一直健康地活到105歲，事實上她100歲時還一直自己料理家務。最終我的母親於1979年10月15日在她家中自己的床上安然離世，無疾而終。

面對這些不祥之兆，我依然對歷史展望的有效性持有某種信仰。我所進行的歷史編寫工作便對此有幫助。事實上，這是一部16卷的超級巨著。1966年，我接受邀請編寫《劍橋中國史》，是兩名主編之一。正如圖書管理員所知，《劍橋中國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多卷本專家論文的合集，旨在為非專業人士提供宏觀主題的易讀史書。我和杜希德（當時在坎布里奇，如今在普林斯頓大學）原本計劃編寫6卷，但很快意識到6卷遠遠不足以呈現所有內容，於是增加到12卷。然而，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千變萬化的主題，對於中國的革命作出的反應有所延遲。這部有關中國歷史的系列著作如今計劃出版16卷，事實上，也有可能是18卷。

讓我這樣來說吧：如今的中國和美國是未來世界競爭的主要地區。這種競爭更多的是發生在兩國內部的競爭，而非兩國之間的競爭，是機械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抗。機械論者不僅相信科技工藝，同時也相信意識形態，這是物質力量與知識力量的強強聯合。機械論者唯一的問題在於：這種力量和權力的結合也是其國家的敵人所信仰的，只不過是採用不同的方式。因此這也是解決衝突和自相殘殺的良方。

從另一方面來講，人文主義者大多善良，富有智慧且靈活變通。他們更信任人類個體的品格而非各種原理法則。例如，人文主義者關注女性，因為她們已經屬於人類的一員，這遠超過對於胎兒的關注，因為胎兒還不屬於人類的一員。與教條或形式主義相比，他們更相信人類的理性。在人文主義的前線，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是作為精英的中國知識分子）與這本書的讀者是一致的，這些讀者自然也是人文主義者，儘管他們有時候如同計算機一般做事。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即越南戰爭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美國與中國的人文主義者都遭到了打擊。如今我們有更多機會合作，讓我們抓住機遇吧！

儘管如此，所謂的功成名就在歷史背景下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1929年至1979年的半個世紀以來，全球戰事不斷，此外還伴隨著人口|爆炸，消費劇增，軍備競賽等，導致衝突加劇。科技的進步更是引來全球問題的激增，而一切都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問題了，不必在此一一列舉。我們的智力資源如此有限，以至於當我們試圖解決這些變得更加棘手的難題時，顯得力不從心。中國問題的研究僅僅是我們進行總體危機管理中努力進行的一小部分。沒有人可以宣稱在此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朝鮮戰爭（1950—1953）和越南戰爭（1965—1973），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公眾方面都沒有給我們在精神上帶來絲毫的榮譽。

迄今為止，編寫《劍橋中國史》的經驗讓我想到，這樣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不朽作品可能有著完全不同於公眾形象的內部真實性。例如，該書的內容已經超出控制地不斷擴展。一篇原定75頁的手稿可能最終達到200頁，其中包含了新的證據和見解，想要刪減內容而不破壞主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因為一位有能力的研究者在總結概括了書中的新知識后，能夠從這些新的證據和新研究中找到更多有價值的內容。令人欣喜的是，劍橋大學出版社能夠對此書的擴充作出及時的調整和適應。當然這樣的結果便是書價上漲。因此，我們的著作越厚重，我們的讀者可能越少。一個人必須堅信利益擴散理論（經濟學用語，一種認為給予大企業的財政補貼會使小企業和消費者受惠的經濟理論）。我本人就對此堅信不疑。較大的歷史主題需要多種形式的處理方式。此外，《劍橋中國史》所列出的參考書目有益於未來的研究工作，而專家們的文章僅僅是他們講給我們的故事。

藉此機會，我仿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形式準備了一首打油詩。結尾部分如下：

在哈佛大學的40年裡，我在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當然我那些出類拔萃的同事也成績卓越。在我們追求各自的目標時，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在與學生、年輕的同事以及女性助手打交道。然而，坐在系主任常坐的位子上參加俱樂部的長桌會議，我仍會感到局促不安，但作為較高水平的學者，我們在同輩群體中還是要起帶頭作用。而對於大部分由獨立個人組成的機構里發現的奇怪的矛盾心理，或許應該進行單獨研究。對於我而言，1970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之際，被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蒲塞（Pusey）校長的學位授予詞寫道：「我們國家在東亞研究領域取得的成績應歸於這位目光敏銳、持之以恆的學生所付出的創造性努力。」

未來我們應該將面對在中國地區的巨大風險，因為我們已經參与了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我們不能認為我們作為早已現代化的國家，能夠成為中國發展現代化的模範。在一些方面，我們的典範是什麼不能做，而在另一些方面，我們兩國所處的環境也極為不同，因此不具備現實參考性。事實如此，尤其是中國農村農民群體的現代化問題。中國的農村擁有至少8億的農民，中國農村的物質生活容易改善，但是思維方式和社會行為方式卻難以迅速轉變。這一特殊而龐大的群體難以同化，很難受到外界的影響，或許還會對我們表現出不悅和詫異。中國農民骨子裡的傳統超乎我們能夠理解的範疇，他們似乎並不關注法律指導下的公民權利，相反，他們講義氣，創立秘密組織，盲目相信破壞性活動。如果因為共同的問題導致我們與中國的精英以及城市階層更加緊密地聯合在一起，那麼美國很可能會不明就裡地再次捲入中國內政當中。或許我們將再次有機會與政府聯繫到一起，成為人民反抗的對象。

30年來，我們第一次調整了我們的外交政策以適應對華關係。1979年4月10日，我們根據國會通過的單邊「台灣關係法」繼續保持與台灣的商業和文化關係。與此同時，我們於1979年1月1日承認由北京政府領導的「一個中國」（這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必不可少），以此作為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基礎。1954年至1979年間「中華民國」作為美國盟友的身份我們也不再承認，儘管我們繼續向其出售防禦性武器。這是一種微妙的官方與非官方的平衡關係，對於以法律為評判標準的美國人來說，確實是難以理解。改變這種得來不易的平衡，會給我們帶來不願見到的災難。

1967年5月，100多名中國問題專家學者秘密來到我們街區對面的印章協會（Signet Society）為我舉行了60大壽的慶宴。當時我們被告知芮沃壽和芮瑪麗要邀請我們外出就餐，但是當我們還沒走出街區就遇到穿著正式的小詹姆斯·湯姆森（James C.Thomson，Jr.）。當我們走到印章協會時，我看到了來自各地的我以前的學生，讓我頗感意外。湯姆森是一位出色的宴會主持人，宴會上大家不僅帶來了諸如短劇小品、詩歌朗誦等節目，還有很多的生日禮物。費維愷、羅德·墨菲（Rhohttps://read.99csw.comads Murphye）以及芮瑪麗共同整理編輯了一部由12篇文章組成的紀念論文集——《中國近代史入門》（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這是一份令人十分驚喜的生日賀禮。這本論文集選取的文章質量很高，題材範圍也很廣，從引言中不難看出芮瑪麗在確定主題（在這裡是指我）方面具有敏銳的分析能力。

在整個風雨如晦的國際舞台上，理性的安排與思想意識的激|情之間的競爭未必就是理性的力量獲勝。目睹了對節育和武器過分不切實際的控制和抵制的情形，這些抵制雖然乞求于信仰，卻帶來了社會災難。因此美國不加思量地在國內發展與國外擴張的傳統依然使我們在東亞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東亞顯然是西方在海外擴張大有潛力之地。

至少此刻我們已經不再處於20世紀40年代能夠對中國內戰進行干預的時期，我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一個中國」對於中國人民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因此承認「一個中國」也成為我們的第一需求。正如我們1979年所作的安排，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官方形式進行交往，與台灣當局則以非官方形式進行交往，這是一種政治才能，尤其是我們還效仿了日本在處理外交關係時的做法。日本在我們之前就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此同時日本還將「台灣大使館」降為非官方的機構，由前外交官負責管理。如果我們不能作出這樣的姿態，一定會感到後悔。

5周后的感恩節我突發冠心病，或許某些心理學家會對此比較關注。

1979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30年隔離狀態徹底結束的一年，也是我50年來為成為中國問題專家所作的種種努力的總結之時。顯而易見，我儘力向國人展現一些事實的這些年與中美隔絕的這30年大體上是吻合的，儘管這些努力在我與中國接觸的最初20年就已經起到成效了。1979年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同時也給我個人帶來了巨大轉變。人生重大的變化也標志著我的事業進入高速發展期。

與獨裁者不受任期限制的情況不同，教授需要遵守各項規章制度。按照幾個月前的新規定，年過68歲的教授教學工作時間縮減為半天，但我成功地逃脫了新規定，仍然從事全天候的教學工作，直到70歲時我於1977年退休。退休教授的告別講演有兩種形式：其中一種較為平淡簡潔，上了年紀的教授在告別課上神態從容，像平常上課一樣結束最後一堂課，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而那些前來聽課的朋友和同事，他們可能很幸運既聽過第一課也聽過最後一課。講課結束，他一如既往地走上講台，由此走進歷史。然而，我認為這樣的講課形式過於簡單。因此對於我來說，另一種告別講台的方式則是盛裝出席。我故意穿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禮服，這是一件由紅色法蘭絨製成的外加亮藍色鑲邊的小斗篷。為了滿足美國人以及殖民地對於新學位授予的要求，牛津大學在很晚才設計了這款禮服。事實上這種禮服與哈德遜灣公司為西北部印第安人趕製的色彩亮麗、華而不實的服裝沒什麼差別。然而這件禮服卻是我於1936年獲得從教資格的一種象徵，儘管參加了多次畢業典禮，它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在我接受榮譽https://read.99csw.com學位時我也會把它穿上。「女性解放需要男式服裝的復興」以及「如果你不得不趁著夕陽的餘暉離開，那你自己就如同那一抹夕陽」，這些發言內容連同這件禮服成為演講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令人振奮的是，有著10億人口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庫。他們當中的卓有成就者早已遍及我們的大學校園，正在逐漸成為全新世界體系內的有用之才。如果世界的經濟和政治被缺少理性的核武器同時毀掉的話，那麼物質生活水平尚且不高的中國人民將會成為領導世界重建的主要候選人。

令人失望的是，那裡的人們的社會行為固執于既定模式，其所具有的惰性遠遠比我們美國人想象的要大。這塊尚未開發的大陸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期望，包括長期的經濟增長以及面臨限制的司法改革。然而，美國人和中國人都不會改變我們根深蒂固的行事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形式，尤其是不可能適應對方的需求。儘管如此，由於嚴酷的現實需要，我們之間也會產生相似性。我們共同分擔著全球性的問題。不幸的是，由於科技發展與公民權利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美國與中國也可能會面臨誤解的危機。

1977年在貴客委員會的一次晚宴上，白修德揭開了一塊牌匾，上面赫然寫著「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幾個大字。我的同事們決定用我的名字命名研究中心，以此作為我的退休禮物。［如今該研究中心由孔飛力（Philip A.Kuhn）全權負責。］如果我們能夠保證中心的經費，那麼我的名字與研究中心將永世長存。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的公眾形象正逐漸取代我本人的形象，即使我退出歷史的舞台，它也依然會存在。這確實是一種吸引人的新課題。將「我和我的影子」與「我和我的公眾形象」這兩個主題進行比較，前者顯然比後者更加簡單。不管願不願意，既然構造了這樣一個公眾形象，或許我能夠為其填充一些有益的東西。美國歷史協會早在1968年就設立並每年頒發「費正清獎」。如今又多了一個費正清研究中心。這樣的趨勢還會持續多久呢？一名作家在其所著的書中佔據的分量究竟是多少呢？正如這本書一樣，我正在從費正清的中國研究轉向兜售研究費正清本人。退休自有很多機會。

在對中國問題經過5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有所收穫后，我能為那些富有智慧的公民提供些什麼信息呢？

民族主義發展較晚的中國如今已經是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如果中國的現代化大體上按照日本模式發展，那麼我們可能會發現必須依靠以美國食品交換中國工業產品為生。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帶領其進入一種競爭性的沙文主義當中，那麼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自宋朝起，許多現代國家都普遍出現了這種沙文主義的傾向。而當宋朝處於文明的鼎盛時期時，歐洲正從黑暗時代擺脫出來。當今世界經濟與政治組織是由武裝的主權國家構成，這也意味著會出現顯而易見的災難。冷靜的邏輯分析表明，人類其實應該比當前的文明時期生活得更好。

然而，我認為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積極的。中國革命與其說是我們的敵人，rｅad.9９cｓw.ｃｏm不如說是我們的朋友。他們關注自身發展，並沒有對外擴張的野心。隨著我們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我們一定能夠互惠互利。

如果我們能夠壓下冷靜的邏輯分析所帶給我們的對未來的悲觀失望的話，中國的社會管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實例。例如，維護社會秩序一直是中國的一個特長。中國的公民雖然沒有法律保護，但受到實例的熏陶和教化。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殺人事件，兇手的頭顱會被置於長槍上，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公開示眾，而這種地方美國人通常只會用來張貼廣告。對於更加可厭的犯罪活動，作惡者會被關進牢籠，當街活活餓死。這樣看來，古老的中華帝國也擁有自己的法令和執行方式。

上面的這些說明，無論是從時間還是地點角度考慮，我都十分幸運。我適時地進入了一個開拓領域，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我有能力從事哈佛的教學工作，而哈佛也成為我實現目標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根據地。

來自12個國家的超過100名學者對《劍橋中國史》的編寫工作作出了貢獻。關於19世紀歷史的卷十和卷十一分別於1978年和1980年出版。與我合編卷十一（劉廣京）、卷十三（費維愷）以及卷十四和卷十五［羅德里克·麥克法庫爾（Rodrick MacFarquhar）］在其專業領域學術水平已高於我。其中卷十三特別概述了一代有著現代頭腦的中國愛國者的畢生事業，他們接受西方的教育，同時努力將自己的學識用於太平洋西岸的現代化建設中。與此同時，我為今天所處的教師位置而感到高興，我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雖然無法完成，但是好在後繼有人。

此外，我也很榮幸被授予其他的榮譽學位，其原因部分在於，我喜歡穿上盛裝受到萬眾矚目。儘管我缺少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那樣林肯般的氣勢，但我的牛津大學畢業禮服仍然能夠在各個畢業典禮上為我增添光彩。我知道在我得到這些學位時就需要無償為一些機構服務，這是一種公平的交易。儘管如此，如果將我從我的同事中挑出來，那麼意義將會完全不同。這對我簡直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假如任何榮譽體制的建立目標旨在鼓勵人們繼續向前，那麼榮譽獲得者必將為此感到十分滿足。雷斯頓（Scotty Reston）就是其中一例，他是我1970年在哈佛大學的同班同學。

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年過72歲仍然保持著健康的體魄。一切有利於健康的事情我都會堅持去做。我也無須因吸煙、喝酒、熬夜、精神緊張、體重超標、高血壓以及焦慮等情況擔憂，因為我與這些壓根兒不沾邊。總之我沒有任何不良嗜好，身體也沒有任何衰退跡象。我將其看作對於那些放縱自己的人的一種警告。

另一件頗有成就感的事情是1975年出版了《總稅務司在北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The I.G.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赫德的繼任者、最後一位外國總稅務司李度作序。這兩卷書評註了有關赫德和海關的1437封報告，這些報告其實是赫德每周或每兩周寫給他在倫敦的可靠代理人的信件，是一部包含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的書。我的很有天分的兩位合編者，一位是伊麗莎白·麥克勞德·麥瑟遜（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她在去世前確定了該書的整體框架，另一位是凱瑟琳·弗羅斯特·布魯納（Katherine Frost Bruner），她對赫德信中涉及的每個人物以及著作都作了詳https://read.99csw.com細的調查研究。這不僅僅是一部堪與佩皮斯、博斯韋爾或是亞當斯的著作媲美的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隨著針對海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該書也為研究赫德奠定了基礎。幸運的是，這個耗費巨大的項目最終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承接下來，此時哈佛大學出版社正處於經營轉變期，後來才得知此項目預算超支。若是1874年畢業生馬士博士仍然健在的話，他一定會欣喜于母校服務學術的出色表現。

發現我依然活著，我為此發了一封公開信，目的仍然是為了積累記錄。

此次聚集的人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衍生品」，他們是應時而生的一代專家。我能夠充當他們的老師和領路人，也僅僅是能感到他們的需求以及他們能作出的貢獻。作為一名學術帶頭人，要懂得恰到好處地後退，以便看清隊伍前進的方向，並起到帶頭作用。

事實上，我並未感覺自己是真正地退休了。從幼年時期，我就有著童子軍一般的精神頭，為此我自創了一套個人養生法，包括飲食、休息以及運動等方面，如同英國人常說的，為了保持健康。在學校我參加越野跑，還能獨自一人姿態優雅地划船。在中國我又養成了午飯後小憩的習慣，回到美國后一直保持，有時為了午後小憩不得不提前離開午餐聚會。而我的書房和辦公室還專門放置了休息的沙發。此外，我還養成快走的習慣。而與願意一起玩的人玩飛盤也是我多年以來一直保持的活動項目。

對於我們來說，需要做的主要是要糾正我們在謀求生存時武力和智力使用不平衡的狀態。中國偉大的統帥通常都是文職出身，他們堅持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念。很奇怪，原子時代也將這種觀念強加于我們身上。但是我們還在準備訓練我們的士兵使用他們手中的武器，而不是讓他們盡量避免使用武器。與我們的武裝力量相比，我們的思考只是滄海一粟。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只有更加全心全意地研究我們自身的問題，將宗教信仰當作一種原動力而非一種拯救的主要手段，否則我們的生存仍然無法預料。從現在起幾年後，當我們發覺中國使用英語的人比美國還要多的時候，當前尚未完全開展的中國問題研究可能會佔據美國教育的中心地位。這一目標不會太快實現，但並非全無邏輯可言。因此，在經過半個世紀的中國問題研究后，我想要傳達的信息是，繼續更加努力地研究中國問題。（除此之外，你還有其他什麼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