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史沫特萊健在的話，她會對最近被揭露出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江青的劣行作出何種反應。我猜想，以她反政府的傾向，假設她在1957年還沒有發現毛澤東是如此專權，她也定會罵不絕口。或許，在合適的時間去世是保持「中國人民之友」稱號的唯一方式。

對我進行譴責的公開會議在自由之家（Liberty House）召開，與會者大約有200人。哈佛大學語言學專業一位大胆的學生也參与其中，並作了會議記錄。我的主要批評者是胡秋原，他向我發起挑戰，用10萬美元的賭注與我進行辯論，辯論中他使用英語，我使用漢語。如果我贏了，這筆錢將用於我的研究中心，而如果他贏了，這筆錢便用於支持一項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計劃。除去所謂的太平洋國際學會「陰謀」一說，他們對我的譴責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缺乏事實根據。例如，他們指控我散布魏特夫的觀點，即中國採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導致其發展處於停滯狀態（這既不是魏特夫的觀點，也非我的觀點）。批評家們有關費正清的指控大多屬於虛構。整個會議主要是出於義憤，此外還有媒體發表的大約50封對我的譴責信。

我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對話如下：

對「中國人民之友」訪華團的中國式照顧和飲食款待是十分慎重且微妙的。然而，中國人觀念中有效的朋友分類對外部世界的人們並不會起到類似的道德約束。追本溯源，儒家思想所謂的氣節顯然是對某位庇護人和統治者的忠誠。如果舊王朝的官員情願效忠於作為征服者的新王朝，便會被視為對已故者的背叛，落得名譽掃地的下場。而中國人在看待國際關係和人際關係時是一樣的，都會牽涉道德的範疇，不同人民之間的友誼如同家人之間或是個人之間的友誼。友誼被尊為一種責任，體現為雙方之間的權力要求和義務承擔。被視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必須進入中國的人際關係網，並忠實地貫徹到底，只有這樣才能算作中國人可靠的朋友。

隨後鎂光燈亮了，媒體記者進入房間並聚集在房間的末端，於是我們便被推在眾人面前。我較早通過了迎賓隊列。經翻譯（哈佛大學1952屆畢業生）提示，鄧小平想起了我的名字。進入宴會大廳后，我找到了我的座位號和席位卡。我位於宴會貴賓桌首桌，我座位的右邊是「雪莉·麥克萊恩」（Shirley MacLaine），左邊則是「羅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

台灣問題包含著多方面的含義：它是國民黨輸掉內戰的標誌，除非台灣能夠在廢墟中鼓吹民族統一主義；作為一個與祖國分離的省份，它是日本和美國實施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它是一個試圖以1800萬人征服10億人的海島基地；它還是一個經濟奇迹，是我們的六大貿易夥伴之一，是永不沉沒的語言學校和研究中心，是一個開放的寶庫，裏面有大量從北京盜來的藝術品和檔案；它顯而易見也是最後一個通商口岸，它也是我們沒有惡意、值得幫助的並且過去支持援助的盟友；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含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台灣問題屬於我們每個人。我們不能因它的不利影響而低估它的實際價值。

實際上，與多數國家一樣，外國記者想要發揮效用也不得不站在政府一邊。驅逐出中國的威脅也被用來當作影響生計的決定性刺|激。外國教授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但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在他們看來，美國記者和教授對政府持批評態度，因此在不當權時與他們友好的人一旦當權就成為他們批判的對象。這是一種極其不友好的行為。

此時我備感壓力，因為錢復還邀請了台北哈佛俱樂部的秘書參加這次午宴。秘書說，為了兌現俱樂部許諾的20萬美元捐助，他已經向哈佛大學寄送了18.5萬美元。顯然這是一種真正友誼的表達，然而中國的互惠政策要求我放棄反對安全條約的提議。但是，他們也承認美國人在公與私、政治與教育上分得很清楚。次日，報紙刊登的一篇關於我的社論少了一些責難的聲音，似乎暗示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

到1979年，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為「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們平冤昭雪。而所謂的「平冤昭雪」有著傳統的言外之意，即消除了成千上萬所謂犯了意識形態錯誤的人身上子虛烏有的罪名。這正重複了孔子當年審定編年史書之際，論述歷史人物意含褒貶而記錄在案，供後世子孫參閱的「春秋筆法」。劉少奇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擊目標，10年後他也最終沉冤得雪。在我看來，如果共產黨繼續作為執政黨，這些平冤昭雪的行為是必要的姿態，想要成為天子的繼承者，對人們作出道義上的裁決僅是其無限職能的一部分。簡言之，共產黨是集聯邦最高法院與羅馬教皇作用於一體。這影響到我的許多受「文化大九*九*藏*書革命」打擊的朋友和熟人。

為籌集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的資金，我們於1976年夏天前往檀香山、香港、新加坡、台北以及東京，並通過與各地的哈佛俱樂部取得聯繫，為從新生的中國海事工商業界籌到資金打下了基礎。

費正清：「但您還有頭髮，我卻沒有了。」

1977年，我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漠地拒之門外，來到台灣遇到的又是喧嚷的媒體抨擊。顯然，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雙方都在試圖告訴我什麼。

這是一次沒有主人的奇妙晚宴。我們處在一個真正的歷史轉折點，但我們席上連非正式的敬酒都沒有。突然我想到了卡特政府整個體系面臨的災難。卡特總統坐在那裡全神貫注地思索著什麼，並沒有將我們作為一個團體來照顧。羅莎琳·卡特就坐在他的一旁，美麗知性且十分善於交際。如果她能夠幫忙處理她丈夫小團體的情況，或許他能夠獲得連任。

總的來說，1977年夏末我在台北受到的冷遇似乎是多年前麥卡錫主義癔症自然的延續。就如中國漢字，自古以來它就有多層的含義，而我作為公眾人物的形象也被賦予了不同含義。我意識到，在公共環境當中充滿了誤解與被貼錯標籤的人物，在形勢迫切需要之下，他們甚至會被虛構出來。

王世傑和他能言善辯的兒子也邀請我們共進晚餐，其間我們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所有的國民黨領導人物中，王世傑給我的印象是最具有政治家的風度，能夠耳聽八方，眼觀六路。談話中，我堅持認為如果剔除安全條約的影響，那麼台灣和美國未來在非正式基礎上的發展前景將是一片光明。在我看來，1977年由台灣保守派組織的兩次會議都是旨在探測我的意圖。我是台灣的敵人嗎？正如我所聲稱的，作為華盛頓和北京關係正常化的一部分，台灣自身將會有更好的發展，難道不是這樣嗎？

雪莉·麥克萊恩之所以出現在這裏，是因為她一直跟進了宴會的準備情況。她曾帶領一個美國婦女名流團體前往中國旅行，受到了極大的文化衝擊，令其以往所有經歷失色。她故意詢問「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位藝術家種植西紅柿的事，以此套鄧小平的話，鄧小平回答說：「可能他喜歡西紅柿。」

我們在東京稍作停留，看望了朋友，同時我還在國際之家作了一場報告。對於學者來說，國際之家絕對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我們曾6次居住在這裏。隨後我們來到漢城為資助我們此次出訪的報業巨頭《東亞日報》作了演講。由於無法前往北京，於是我們決定在台北待10天。我先給之前的一位學生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打電話，如今他是駐台灣聯絡處的公共事務官員，希望可以從他那裡探得一些消息。他向我表示「外交部」並未反對，因此我們獲得了「中華民國」的簽證，比爾為我們在圓山大飯店訂了房間。

不久，房間里聚集了眾多的社會名流，有些人有些面熟，而有些人則彼此認識。如同在任何一次東亞秘密會議上一樣，我開始介紹朋友們互相認識，諸如將鮑大可介紹給比爾·西華爾（Bill Seawall），後者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總裁。但我發現溫斯羅普街的行為方式都是喜歡避開法律合伙人和參議員。他們都不是研究生。

圓山大飯店寬敞的大廳，有如同位於太平洋的卡納卡（Karnak）神廟一樣巨大的紅色圓柱，這裏突然冒出一位勇敢的台灣記者，她就是弗羅拉·傅（Flora Fu），曾有一次在哈佛對我進行電話採訪。她告訴我有9位相關人士，包括3位「立法院」的成員，其他則是曾提到過我的一些書籍的作者，在《中央日報》發表了共同聲明，警告人們提防費正清的親共思想以及想要把中國引入歧途的企圖。兩天後，他們召開了一個公開會議，邀請了大約60名學者和記者參加討論。消息傳開，繼任郭廷以出任近代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是位保守派人士，他發來消息說不能見我。而街對面另一個研究所一位較開明的自由派學者想要和我預約會面，為此他打電話給「外交部」副部長，但會面並未獲得批准，最終不得不取消。而這次公開會議的組織者影響力頗大，不僅能干預研究機構的預算撥款，同時還具有「立法委員」的調查權。

此時，我不得不寄希望于通過與「外交部」副部長錢復共進午餐來解決這個問題。錢復的父親曾擔任過「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本人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有一位貌美如花、打扮入時的妻子。此外他還善於用美國方言來表達個人想法。他對我接受北京提出的廢除1954年美國與「中華民國」簽署的安全條約的行為十分憤慨。為此我表示，如果華盛頓與北京能夠達成切實可行的正常化交往，那麼台灣的安全將得到更好的保障。經過了28年後，如今所謂的台灣的「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合法政府的想法早已失去了任何效用，我強烈要求「制定一些平衡舉措，而不是任其自然發展，但他顯然對此深表懷疑」。

例如，我們的老朋友九*九*藏*書、政治學家錢端升，他在1947年至1948年曾是我們的房客，在50年代初期曾幾次帶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國訪問。1954年他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帕格沃什（Pugwash）參加會議時給我打過電話。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錢端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隨後便與公眾生活隔離開來。從此他在北京的舊宅或舊宅的部分房間依靠微薄的補貼度過了22年，他的才能更是無用武之地。1979年1月他的名譽得到恢復，但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這類他可以培養的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人才。1979年8月，我很榮幸能夠陪同蒙代爾拜訪錢端升及其家人，作為對開明人士的一種表示。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從此結束了我們長期而脆弱的合作關係。從1927年毛澤東發動革命以來，他為我自1929年開始研究的中國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的逝世成為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新聞，媒體都在四處搜集相關的信息，而我也被列入中國問題時事評論員的候選人名單當中。但是我堅持開車去了魁北克省北海特利（North Hatley，P.Q.），拜訪了我們親愛的加拿大朋友弗蘭克·斯科特和瑪麗安·斯科特（Frank and Marian Scott）。紐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位足智多謀的製作人幫我們解決了難題，他駕駛水上飛機帶我們直接從馬薩維比湖（Lake Massawippi）到達蒙特利爾，在那裡我可以在與華盛頓和帕薩迪納聯合舉行的公開討論節目中露面。我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逝世對於他本人以及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同時，我也藉此機會表示台灣問題仍然未得到解決。此次討論會正發生在1977年我準備申請訪華簽證之前。

仔細剖析就會發現，我為人們所提供的大都是中國歷史的某一個片斷或是相當寬泛的歷史綜述性的一個中國完整歷史的濃縮，亦或這樣一種建議：我們的政策應充分考慮雙方的不同歷史背景。從1949年到1979年，這兩種策略同樣適用於解決台灣問題。事實上，1979年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后，台灣問題依然存在。我們至今依然關注這個問題，它將繼續伴隨著我們。

一位區域研究專家以教師為職業發揮作用，但他可能輕而易舉地越界成為一名權威人士。我所謂的權威是指對於那些引起大眾傳媒的興趣但仍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況可以作出明確判斷的能力，至少對此一時能夠有所判斷。這種源於薩滿教的公共職能常常被行使，甚至是憑藉一些麻醉品和欺騙的手段，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發揮真正的公共職能呢？有點智慧總比完全沒有好。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最終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在中國的處境因此也有所不同了。1月份，精明幹練的鄧小平副總理到訪華盛頓，我、威爾瑪和白修德應邀前來參加卡特總統為鄧小平舉行的晚宴。於是我們乘坐同一輛計程車來到白宮東側入口處，共同見證這一歷史性的事件。低調而具有商務風格的入口處站滿了目光銳利的年輕人，我們穿過走廊，走上樓梯，經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管弦樂隊，這時我們發現走廊兩邊每隔10英尺便站著一個身穿飾有金穗制服的年輕男女接待人員，其中男士英俊帥氣，女士美麗大方。儘管如此，與英國皇家騎兵衛隊不同，這些接待人員並沒有眺望遠方，而是禮貌但敏銳地注視著我們每個人。我意識到出於安全的考慮，這些接待人員的數量超過了賓客的數量，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生，這些人立刻就能把我們全部打倒在地。我把這些想法告訴護送我們前往白宮東廂的那位熱忱而帥氣的軍官，他回答說：「是的，還有一些你不會理解的事情。」

我又一次拜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的大使韓敘，他與周恩來一樣是一位有著超凡魅力的外交官。他向我表示說，為《毛澤東的囚徒》撰寫評論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認為我不應該這麼做。我反駁道，在美國的觀念中作為一名教授，他的職業責任要優先於友誼關係。這本書的意義重大，為此我無法躲避對其評價的責任和義務。這是我的職責所在。如果因為擔心冒犯他人而拒絕評論，那我還有什麼用處呢？我極力表示這本書對中國評價比蘇聯好很多，但是韓敘對此並不以為然，最終我們不歡而散。

在此背景下，威爾瑪和我很樂於幫助暑期校友學院作為一個新機構舉辦開幕典禮。這裡有大約100名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珍珠港事件還記憶猶新。同時你也不需要向他們解釋誰是喬·麥卡錫。在柯克蘭之家（Kirkland House）的10多天時間里，他們一起集中研究中國的歷史和藝術，這是一種校友返校活動。威爾瑪講座的一半資料充分利用了福格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藏品。我們在這裏經常會遇到前大使和一些中國通，他們能夠加入到有關政策的研討會中。我們也分別在read•９9cｓｗ•ｃoｍ1973年、1974年以及1976年的暑期學校這麼做了。

1979年4月我們重回北京，這次旅行十分順利，因為與我們同行的是泛美航空公司董事會的成員，而我也曾在其國際顧問委員會供職兩年。威爾瑪和我拿到了讓我們與加拿大駐華大使在北京多待兩周的簽證，就像1977年的計劃安排的那樣。此時，英俊瀟洒的韓敘任職于外交部，他特意前來與我們共進晚餐，我曾經的罪過，不管它們發誓如何，算是一筆勾銷了。

葉公超對一個現代舞劇藝術團頗感興趣，於是他帶我們來到能容納2000名觀眾的中山紀念堂觀看藝術團的表演。這場表演是一種很好的嘗試，觀眾似乎也從內心徹底感受到西方國際化的影響。台北的文學和藝術方興未艾，這也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

此外，我為鮑若望（Jean Pascalini）所著的《毛澤東的囚徒》（Prisoner of Mao）撰寫評論似乎也被看作不友好的行為。鮑若望出生於北京，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法國人。他本人曾為美國海軍陸戰隊效力，1957年被捕入獄並在勞改農場待了7年之久。1964年戴高樂承認北京時，鮑若望以法國公民的身份獲釋。鮑若望是一名真正的老北京，年紀輕輕，且適應性很強。他不僅精通思想改造的術語，而且能夠在繁重的工作任務和1960年至1961年普遍營養不良的情況下生存下來。他的故事由美國的一名記者記錄並整理，內容似乎非常真實可信，並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國內就如同蘇聯古拉格群島（Gulag）。後來這兩位作者來坎布里奇訪問時，他們著作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外國人因此不得不面對這些美國的聖人，他們裝作本行，自以為是地向世人發表他們的看法。中國人長期以來對這些外國中國通或漢學家習以為常了，這些人在中國是中國的學生，回國之後向人們傳授有關中國的所有知識，這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職位。

弗羅拉·傅又一次出現，給我捎來了陶希聖想要見我的口信。陶希聖是深受蔣介石器重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中國之命運》就主要是由他執筆完成的。1968年，他曾出人意料地來到哈佛大學看我，我們僅僅是進行了簡單交談而已，因為他的英語水平和我的漢語水平差不多。如今與他見面就像是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與怪僧拉斯普廷（Rasputin）的一次會面。在我的建議下他帶了一名翻譯，於是我接受他的邀請參加了他主持的大陸中國研究中心的一次會議。

接下來的娛樂表演在肯尼迪中心舉行，整個表演混合了鄉村音樂與銅管樂器和魯道夫·塞爾金（Rudolph Serkin）的節目。表演結束后，鄧小平和卡特走上舞台對演員豐富多彩的演出表示感謝。鄧小平抬頭打量一位哈林環球旅行者籃球隊的隊員，這位籃球運動員的身高是鄧小平的兩倍。他還親吻了一位女學生歌手的額頭。隨後，他來到得克薩斯州，坐著公共馬車，頭上還戴了一頂寬邊高頂帽。很明顯，改變未開化地區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難。

「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樣的暴行不勝枚舉，而我們對此難以想象，更無法理解。毒打致死不像槍決那麼簡單，一個人必須要承受皮肉之苦。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將這些無辜的人毒打致死僅僅是因為他們受過教育，他們這樣做無異於殘忍無情的大屠殺。當納粹打開毒氣罐實施「最後解決」方案時，基督教精神在哪裡？在這樣一個以禮儀著稱、追求教育事業的國家裡，中國的「平均主義者」卻將其私憤發泄在這些知識分子的身上，儒家思想又在哪裡呢？這些都需要一些解釋。即使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理解中國也並沒有變得更容易一些。

1977年7月我前往莫斯科參加美蘇聯合委員會召開的學術會議，儘管我將相關情況通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處，但還是可能被視為不友好的行為。由於時間將至，我將我們的護照從聯絡處取回來以便辦理前往日本和朝鮮的簽證。一位年輕的中國秘書在門口將簽證遞給我，當時他臉上露出了尷尬的神情，隨後立刻將目光移開了。他似乎比我還要覺得拒簽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情。然而是否失了面子還值得商榷。加拿大駐華大使明明德早前就已經邀請我們前來北京（每個人都必須有個住的地方），他曾在哈佛大學讀書。原本邀請賓客是一種外交特權，而我們的簽證被拒明顯是對加拿大的冒犯，特別是在大使去外交部為我們辯護的時候。

1977年，我們的簽證申請遞交上去，從未遭到拒絕，但並沒有得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復。在當時任何因素都有可能起作用。我將喬冠華列入我想拜訪的人員名單，儘管當時我知道他因在1976年4月表示反對鄧小平而遭到冷遇。黃華接替喬冠華出任外交部長read.99csw.com一職。

我同時遭到兩個「中國」的譴責，至少這代表了人們對一個局外人的憤怒之情。在美國人繼續堅持「兩個中國」的政策之時，作為局外人的我雖不甚了解情況，但一直不停地發表意見表示這種說法的必要性，即「只有一個中國，一個中國」。

眾所周知，西方人在建立友誼之前會附帶其他的注意事項，從而使友誼看上去不夠真誠可信。特別是對於記者，他們有責任對發生的事情如實報道。在位於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墓碑上刻著如下內容：

我們在新建的中山紀念堂會面，到會者有20人，其中有四五人曾接受過國民黨的政治再教育（牢獄）。有一人特別表示他曾在監獄待了10年進行思想改造，但並未向我們舉例說明。陶希聖和我性情都很溫和，具有學者派頭，但是說話語氣過於學術化，讓人有些膩煩。

當我同意在團體論壇或是系列講座活動中發表演講時，我經常也會安排與當地的哈佛俱樂部進行交流。總體來說，我想我已經在大約40個不同的俱樂部作過講座了，有的還不止一次。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與此同時，我開始更投入地與哈佛大學的校友加強聯絡，並最終籌集到了資金。哈佛校友俱樂部是特別好的聽眾，因為不論是作為社會群體的一員還是作為校友俱樂部的一員，他們都具有良好的團體意識。這些人總是不停地尋找並推薦優秀人才加入哈佛大學，有時候還提供經濟支持，這使哈佛受益良多。而對於一名教授來說，最寶貴的莫過於時間，因此如果能夠貢獻自己的時間肯定會令人感激不盡。而如果從教授那裡傳出男女同住在一個宿舍區會讓教育更加有效率這類信息，那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20世紀60年代，大學校園生活規章制度的退步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洛厄爾之家（Lowell House）的管理人員並不會去詢問一位業餘攝影師他的暗室為什麼總是需要一名拉德克里夫學院的學生協助工作。拉德克里夫學院的規章制度簡化為早上8點鐘進行檢查，以此證明學生還在這裏居住，其他時間便可自由行動。

真是錯失良機啊！我們本應該斟酒一同追憶周恩來，隨後再舉行一場中國式的聚會。然而我什麼也沒有做，真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我大概是被視為30年來積極提倡中美關係正常化一派的代表，如今一切如願以償。然而我並沒有為此制訂計劃，所作貢獻還不足。然而能坐在著名女演員和第一夫人中間，覺得自己如沐春風，如魚得水。

我之所以對台北能否同意有些擔憂是有原因的，當時台灣已經出版了有關費正清（我本人）的一些著作。大約在1966年，「立法院」的一群反共分子可能受到參議員富布萊特於1966年召開的對華政策聽證會的啟示，發現了麥卡倫委員會的14本有關1951年至1952年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聽證會的出版物。當他們讀到太平洋國際學會如何將自由中國出賣給赤色分子時候，一定毛骨悚然，極度恐懼，這些出版物就像一個定時炸彈，經過15年的沉寂，隨時會被引爆。在1968年至1969年期間，6本巨著用中文出版，諸如《太平洋國際學會與費正清集團》（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John K.Fairbank Clique）、《費正清集團在台灣的大陰謀》（The Great Conspiracy of the John K.Fairbank Clique in Taiwan，長達792頁！）、《費正清與毛共》（John K.Fair bank and Communist Mao）等。1972年，我們的訪問非常簡短，1976年，我們是以團體身份前來尋求台北哈佛俱樂部的支持。但是如今，台灣似乎又隱含著一場災難，20年前策劃「失去中國」的那一小部分中堅力量，如今作為潛伏的倖存者突然再次出現，其目的顯然又在「失去台灣」！

對我而言，由於極為關注中美關係以及互相之間的影響，因而促使我對美國對華政策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參与其中的一切遊戲。1941年後，鑒於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生活的重要性，我於1946年開始直接參与公共政策討論。經過30多年的研究，我被稱為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泰斗」，這個詞在我的書中會成為一個不好的稱呼。泰斗一般都是指曾經的教授。（據說老的泰斗都是永存於世的。他們只不過脫離其院系罷了。）

1946年我和威爾瑪在張家口見到的左翼作家也都遭受過類似的不幸。當時我們見過文聯主席周揚、女作家丁玲以及詩人艾青。1957年周揚帶頭攻擊丁玲，稱其為「右派分子」，丁玲被迫承認自己是利己主義者，於是她被下放到了遙遠的東北養雞場，在那裡勞動改造了20年，之後又在監獄關押了5年。1979年丁玲恢複名譽之後表read.99csw.com示，造成這一切苦難的根源是文學界「宗派主義」當道。艾青被下放到遙遠的西北，在那裡度過了16年。如結局所示，文聯主席周揚的運氣不錯，他在60年代末期才遭到監禁和批判，進入了受害者的行列，1979年恢複名譽后再一次成為文藝界的「教皇」。

鄧小平：「我74歲。」

我以越來越高的頻率撰寫並宣講有關台灣何去何從的問題，因為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會加入聯合國，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也必將有所改善。1960年中蘇分裂已成定局之時，中美卻並未恢復邦交，如果不是固執使得中美雙方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肯尼迪和拉斯克）仍然各站一邊，那麼這就是一種無可指責的消極跡象。

費正清：「72歲。」

鄧小平：「顯然您用腦過度了。」

隨後由於其他工作項目的原因導致我重返中國的計劃推后了好幾年。從1972年9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們開始環球旅行，途經倫敦、巴黎、慕尼黑、莫斯科、東京和台北。而1973年，我發現手頭排滿了編校工作，要出版單卷本的教科書《東亞：傳統與變革》和編輯專題論文集《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後者系彙編1972年1月在庫埃納瓦卡（Cuernavaca）召開的會議論文而成（197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我開始召集大家進行《劍橋中國史》第十卷的編撰工作，該書於1976年完成。

1972年，周恩來臨別贈語，用英語對我說：「明年或晚些時間再見。」他的話聽起來好像在表達中國的大門隨時向我敞開，但我並未打算立即重返中國。一回到坎布里奇，我們立刻製作了大約400張幻燈片，並在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宴會廳放映，向人們展示中國社會的現狀。此後，我們又在牙買加平原（Jamaica Plain）的布蘭迪其宮（Brandegee House）進行了幻燈片放映，還經常在那裡舉行研究中心的夏季研討會。幻燈片主要概述了我們的中國之行，結尾是威爾瑪在華清池拍攝的一張照片，據說唐代美人楊貴妃曾在此沐浴。

在卡特總統舉行的宴會上，我一直為錯失機會而煩惱。然而，1979年8月我獲得了補償的機會。當時我應邀陪同副總統蒙代爾前往北京、西安和廣州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以慶祝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圓滿成功。在人民大會堂的第二次晚宴中，副總統陪同副總理突然出現在我的身後。鄧小平對我促進恢復中美關係所作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對此並不十分驚訝，藉機提議為紀念周恩來而乾杯，我們碰了杯。

我在《紐約時報書評》（1973年11月1日）發表的評論指出了60年代初期中國的監獄與蘇聯的不同之處：這裏的守衛和管理人員清正廉潔，老囚犯也不會組織專橫的地下社會，唯一的雞|奸犯被發現后立即處決。同時，監獄長表示在飢荒年代他們的伙食條件也同樣地差。這種比較足令中國增光，儘管對於美國讀者來說整個體系都令人高度反感，這在以前從沒有具體地暴露出來。

而我們在台北最高興的事情莫過於再次見到前「外交部部長」葉公超。他依然個性好強，仍然被束縛於一個無權的部長職位上不可動彈，個性孤僻，卻被安排去做財政預算工作。在他外出時秘密警察會對其進行跟蹤，而當他生病入院后，蔣經國又會前往探望他——一種對頂級人才奇怪的愚弄。

在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我來華訪問並熱情款待6周之後不久，對方就對我失去了好感。隨後，1972年秋天的歐洲之行中，我們在莫斯科以及列寧格勒停留了3周時間，並舉辦了6場學術報告，而這些報告在我看來並非公開性的，也沒有任何反華言論。然而，鑒於中蘇關係的高度敏感性，我的蘇聯之行在北京方面看來十分可疑，也有可能是蘇聯媒體對北京宣傳導致的。我的推測也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我是齊赫文斯基的話，我會做什麼呢？作為一名中國問題專家於1972年訪問北京之後又前往莫斯科和台北，這在別人看來是愚蠢的機會主義者的做法，儘管我自認為只是一名專註于個人研究領域的教授。

其他人的遭遇更加悲慘。劇作家夏衍，我們曾於40年代在重慶和上海見過面，遭到紅衛兵的毒打，導致雙腿殘疾。著名作家老舍曾於1948年以交流學者的身份來到坎布里奇，這是由威爾瑪負責的一個美國國務院項目，當時他和我們住在一起。然而1966年老舍遭到攻擊，連房子也被人毀掉了。第二天他又遭到毒打最終含冤而死。歷史學家翦伯贊是一位年長的中共黨員，我曾於1955年在萊頓舉行的青年漢學家大會上見過他，1969年他受到嚴刑拷打，含冤而死。

鄧小平：「您貴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