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慷慨贈送書目的行為發揮了作用，1968年，葉菲莫夫的團隊成員別列茲尼（L.A.Bereznii）出版了一部厚達261頁、有著1000個註釋的俄文專著——《美國資產階級的中國歷史編纂學評論：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社會發展問題》（Critique of American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on China: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該著作參考了大量哈佛出版物，特別是我的著作。作者以一定的假設為依據，認為所謂美國的學術自由就是支持我們這些帝國主義者在東亞的滲透，「以此反駁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進程的科學理解」。（我引自我自己的一個摘要，如今已經出版為小冊子廣泛傳播。）別列茲尼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家能夠從關於世界歷史的一般性社會規律著手進行研究，經過實證研究而提取結果，以此歸納出特定國家在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規律。」這又是將意識形態放到了首位！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給事物貼上正確的標籤，歷史就可以全部弄清楚，甚至還可以預知。

至於對於美國組織委員會來說，會議上讓人激憤的一件大事，便是蘇聯對我們參展的書籍進行審查。在此次美國展出的155本出版物當中，有25本未被允許展出，其中包括我的著作《美國與中國》，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的著作以及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對此，我們當然用禮貌但固執的態度提出了抗議。主辦方給出的理由是這些書的內容「太過於政治化」。最終爭執引來歷史學家兼外交官的共產黨人士齊赫文斯基（S.Tikhvinskii）出場。經過一番激烈的談判，這些未被展出的書籍將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展出，然而這一切都太遲了，已經不會有太多人看到它們。

在中國問題的研究方面，蘇聯出現的問題繼續讓我困惑不已。在美國學術界，人們想要將中蘇關係的歷史納入中國領域的研究中，但以失敗告終，這可以說是政治氛圍破壞學術研究的一個極好的例子。由於原因過於複雜，這成為進行個案研究的絕好事例。

因此我答應我成為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成員，或者說是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與蘇聯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院委員會的聯合委員會（Joint ACLS-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and read.99csw.comSocial Sciences）的美方成員。問題在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與中國進行接觸的同時是否應該努力與蘇聯專家保持同樣的聯繫。我對全國各地20多位同行作了一次民意調查。對於是否與蘇聯專家保持聯絡的問題，贊成與反對的人數大致相同，贊同的一方認為與蘇聯專家接觸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權利，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這種做法極為不明智，可能會對中國人民有所冒犯。我並沒有參加1975年6月在美國召開的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但是我決定參加1977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二次會議。

到達莫斯科后，我發現東方文化研究所破舊不堪的住處比以往更加擁擠。而聯合委員會的會議在新建的信息部的一個狹長的房間中舉行。意見不同的雙方分坐在狹窄的桌子兩邊，你都想不到，桌上鋪著的還是綠色的桌布。

我首次與齊赫文斯基相見是在北京，後來在歐洲召開的青年漢學家會議上也碰過面。他是一位機敏的學者，同時也是監管學者的監督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據說與某些機構有著密切的接觸（我指的是國家警察）。在莫斯科，他在一家豪華的中國餐廳熱情地招待了我們，不過這裏的中國廚師已經被解僱，由俄羅斯廚師代替。在看到主人不加選擇地將醬油潑到6道中國菜上時，作為「老北京」的我們對此感到憤怒不已。我向他提到了他在北京上學時的朋友芮瑪麗，並告訴他芮瑪麗在得知她的書被他評價為「偽造歷史」時勃然大怒，因為「偽造」這個詞在英語中暗含著說謊的意思，而不僅僅是缺乏根據一說。對我而言，齊赫文斯基似乎一直都是尖酸刻薄並且心狠手辣的人。

我難以避免對蘇聯模式產生厭煩。學者們似乎是在當局的容許下從事研究工作，外國人根本沒有與其接觸交流的機會。如果把破壞研究項目的程度當作兇器來進行比較的話，在北京不過是一把漂亮的小短劍，而在莫斯科則是一把鋒利的切肉斧了。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俄國人在私人領域待人熱情和善，但在公共生活範疇卻如此地不近人情呢？

1972年，在訪問中國之後，我們再次來到莫斯科。這次我們入住國家飯店，依然是斯大林塔式風格的建築，隨後我們又訪問了列寧格勒。在這裏我給聽眾——主要是來自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員——作了6場報告，內容包括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著作發展的趨勢，並對聽眾提出的有關中國情況的問題作了回答。

對於一位限於閱讀漢語和日語資料的漢學家來說，要增加俄語的學習，這不僅要求具有通曉數種語言的天才能力，除此之外還需要嚴謹的分析能力以及諸如長跑運動員一般持之以恆的精神。對於學習者來說，先要學會翻譯才能進行思考，想要很快出成績簡直太難了。

這是rｅａｄ.９9cｓｗ•cｏｍ兩大民族的對抗，兩者有足夠的共同點，對於彼此懼怕的原因都十分清楚。從古至今，包括雅典和斯巴達的對抗直到後來法國和德國的鬥爭，這些長期的敵對關係似乎與內在的文化差異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對雙方來說，這些可理解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我曾於1960年、1972年以及1977年，在蘇聯逗留過三次。在接觸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的蘇聯朋友和熟人始終緊盯著美國並且想要趕超美國。（與我初次訪問耶魯大學時的感受有些相像，那裡的人也總是提到哈佛大學，不過近年來這種情況逐漸消失了。）

到1976年，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正常化在我看來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已成定局。在進入新的中美關係之前，我們還有最後的機會與蘇聯的中國問題學者進行聯繫。我堅信學習是解決恐懼與仇恨的方法，因此我期望全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歷史學家能夠互相交流，共同開展項目研究。從這點看來，我確實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還有別的說法嗎？）

別列茲尼的主要觀點是，我們美國的歷史學家都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同時也都在為背離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民族主義進行辯護。他的一些批評也確實值得引人深思。至少，它給我們一種榮譽，將我們的錯誤看作由錯誤的思想路線造成的，而並非是一個卑鄙的陰謀。1972年我在列寧格勒見到了別列茲尼，當時他出版了另一部批評性的著作。儘管莫斯科遠東研究所（Far East Institute in Moscow）那些冷血的現實主義者嘲諷他過於理論化，但事實上他看起來與世無爭，更像是一位哲學家。

從1929年到1979年，在我從事中國近代歷史領域研究的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格局變得十分緊張。在1929年到1945年的第一個16年中，日本逐漸侵入中國並控制了東亞地區和美國在此地的公司。但是從1945年核時代的到來開始，蘇聯與美國對抗持續了35年之久，緊緊吸引著世界所有政權的關注。當時，反對中國革命的冷戰也是時起時落，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人與朝鮮人、中國人以及越南人針鋒相對。然而戰爭的背後實則隱含著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可能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最耗費資源的冒險行為了。

東方學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大學的大禮堂召開，與會者多達2000人，規模十分宏大。大禮堂頂部裝有8盞六層的枝形吊燈，周圍還環繞著21盞較小一些的三層枝形吊燈。主辦方為我們每個人配備了接收同聲英語翻譯的耳機設備。在發言者的講話中，亞洲以及非洲各民族的歷史、文學等都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聯繫在一起，這與大禮堂富麗堂皇的裝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我看來，所有的主題都htｔｐs://rｅad•９9ｃsｗ•ｃｏm牽涉到政治，無疑是反知識的行為，只會弄巧成拙。儘管如此，這裏的書店倒是有很多中國方面的著作，價格也十分便宜，於是我們回國時帶了幾十本回去。

另一個困難在於蘇聯的圖書館以及其他各種設施很少熱誠為外人服務。即使蘇聯歷史學家自身，他們在閱讀和言論方面也受到嚴格的限制。考慮到中國歷史研究中涉及蘇聯方面的領域並不太重要，與此同時，整個蘇聯學術界引不起人們多大興趣這種困難，因此美國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並不太關注俄國人的活動。當然，中國也不鼓勵美國人這麼做。

1960年，我和威爾瑪首次來到莫斯科參加東方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我們在斯大林風格的多層高樓烏克蘭酒店（29層）入住，在這裏開始感受到官僚化是如何腐蝕人們的生活的。這裏用餐並不是自由供應，整個用餐耽誤了幾個小時。第一，你需要引起一位服務員注意；第二，由服務員為你排序等候；第三，由服務員為你墊錢排隊訂餐；第四，由服務員領取收據、食物並交付給我們。我們都覺得效率如此低下的社會根本不會對美國造成什麼威脅。Star Market連鎖超市的創建者、我們波士頓的同伴穆加（Mugar）表示，他曾向蘇聯伙食承辦商反映，其食物供應缺少活力。

然而在最後一天，該協議的簽署卻由於這個佔用整個街道的高聳的新成立部門的辦公大樓里的油印機發生「故障」而被迫中止。一個小時后，我們得到解釋，說審核蘇美版本的協議還要花幾天的時間。顯而易見，安全部門或其他權力部門正在幕後阻止我們的計劃。而給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員及各部門的領導除了學術方面的權威身份之外，沒有任何實權可言。最終我們的正式協議並沒有簽署成功，於是我們以非正式的形式達成一致，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協議已經通過並按此實施。此後，東亞研究所的中國部安排傑柳辛前往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我們通過電報得知他乘坐的航班，但是當飛機抵達時，他並不在飛機上。隨後，他的行程就由於不明原因而無限期推遲了。

最為整個會議添彩的事件是中蘇關係破裂顯露出來，這種破裂自1958年就已經在擴大，如今這次會議沒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代表，這讓中蘇分裂顯得更加引人注目。就在幾個星期之前，蘇聯政府已經從中國撤回了技術人員，從許多在建工程工地拿走了設計藍圖。世界政治格局出現了一個急轉彎，而中美恢復邦交可能也會由此開始。歷史性的分裂似乎對美國並沒有什麼影響，美國人對這些重大的消息並無任何思想準備，除去進行冷戰的錯誤之舉，似乎還未找出任何解釋。一旦你覺得所有事件的發生都隱藏著巨大的陰謀，那麼當事九-九-藏-書情真正發生時你很難認清。

反思我這些年來參加學術會議與齊赫文斯基進行的零星接觸，總的來說，他是一個思維敏捷而富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位在外交圈子裡享有很高地位的人，擁有許多權力，與此同時，他還撰寫有關滿族人對中國的統治以及關於孫中山的著作，還擔任權威歷史類雜誌的主編。我的最刻薄的左派評論家甚至將其稱為蘇聯的費正清。

我開始學習俄語的時間實在是太晚了，並沒有取得什麼成效。我曾嘗試以編輯俄方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描述性書目的方式學習俄語，但還是失敗了。如今連私下交往以及成立委員會組織的計劃也無疾而終。於是我最終放棄並辭去了聯合委員會的職務。

1960年，齊赫文斯基將他勤奮刻苦的同事尼基弗洛夫（V.N.Nikiforov）介紹給我認識，我們兩人邊走邊談，泛泛地交換了一些看法。最後，尼基弗洛夫有些尷尬地問我是否相信上帝，而我斬釘截鐵的否定回答也讓他放下心來。我猜想自己堅決的回答一定增強了他的信念。我們贊同有必要對世界觀進行比較，但僅限於此，並沒有進一步的書信往來。1972年，我又匆匆見過尼基弗洛夫一面，此後1977年我們在哈佛大學教授俱樂部共進午餐（他最終來訪美國）。其間我對他說道，17年過去了，我們的友誼似乎完全沒有建立起來，他悶悶不樂地表示贊同。

在會議上，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在一場中國問題會議上陳述了中國台灣實地調查理論和前景展望的報告，齊赫文斯基立即從擁擠的大廳站起來，用英語對這位社會學家的發言提出了尖刻的批評，稱其報告不具有學術性，缺乏事實證明，不值得花時間研究。隨後我也站起來猛烈進行反駁：社會學家需要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美國的學術界受益於這樣的報告；文獻記錄的並不是全部的情況。事實上，學術會議更應該強調此類報告所起到的良性作用。

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俄國人在中國的經歷，包括對比的機會都被忽略了。例如，20世紀20年代中期統一戰線期間的蘇聯援助與調解與40年代末期聯合政府期間美國的援助與調解之間的對比，完全被忽略了。這是一個明顯的損失。此外，從17世紀初期，即清朝初期，俄國人就出現在清王朝面前，而美國人則是在1784年才到達廣州，俄國人比美國人早到150年。而從北京戰略的角度來看，在整個19世紀乃至當今，俄國的領土擴張一直超過美國。與美國西擴的政策一樣，俄國人一直在暗自採取東擴的主張。在我們關於亞洲的歷史中，我們雙方的共同點比我們意識到的還要多。中國人則繼續採取手段使我們彼此對抗。然而，既然我們有著唯一共同的壓倒一切的關注點——生存，那麼我們就應該竭盡全力相互友好對待。

我與蘇聯接觸是在1960年初期開始的，當時哈佛大學招待了列寧格勒大學的一個代表團，其中包括一位與我地位相當的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葉菲莫夫（G.V.Efimov）教授是一位相當胖的紳士，編寫過一些教科書。我們雙方對於這次會面都感到十分高興。哈佛大學在位於昆西街17號的宴會廳設宴款待代表團，那裡有我們最華麗的枝形吊燈。之後我邀請葉菲莫夫教授來到我們位於溫斯羅普街41號的住所，他注意到了我們搖晃鬆動的窗戶，並表示這些窗戶抵不住蘇聯冬季凜冽的寒風。在威德納我的書齋里，我向他展示了印刷品，包括人員目錄、宣傳冊、各種出版物等，而這一切可能在他看來都是機密的文件資料。1960年末，當我們訪問列寧格勒時，我們還在葉菲莫夫的公寓中一同進餐。hｔtｐs://rｅaｄ•99ｃｓw.ｃｏm

我記得有一次交談中，他對中國人在爭議邊境伏擊蘇聯軍隊並延遲談判的行為進行了譴責。他拍了一下桌子說：「他們很清楚我們48小時就能到達北京！」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我認識的一位敬佩麥克阿瑟將軍的美國人說的話。

在交流過程中，我發現我的聽眾們早已作好接受蘇聯和美國聚合的思想準備了——技術將我們雙方帶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在這個新世界里，雙方從生存的渴望出發，可找到更多的共同之處。我相信他們本應該像我們一樣，獲得更為自由的個人表達權利。一些蘇聯學者可能會默認我的觀點，但其他人當然堅持認為美國也會走向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被設想存在於蘇聯。這樣，用所謂的聚合概念非常拙劣地掩蓋了基本的論爭。一切都是辭令，僅僅允許我們在雙方看來共同的地方進行對話。

自然，我也從未設想與齊赫文斯基共同開展項目研究。如果我們合作的話，那麼他必然會試圖將其個人的想法強加于對方身上，而我則更希望按照理智行事。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資深人士齊赫文斯基的幫助下，我與東方研究所中國部的負責人、與我地位相當的學者列夫·傑柳辛（Lev Deliusin）進行了討論，在有關將東亞問題與法律、經濟以及文學進行分離作為一門獨立課題進行研究上，我們達成了一致意見。儘管如此，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必須先駁回蘇方主席將東亞研究歸為歷史研究領域的觀點。我被邀請作為見證人，坐在房間前台類似證人席的位子上，在此我表示無論從組織上還是從理智上，亞洲問題研究協會都必須從美國歷史協會分離出來，這樣在美國方面我們才能保持各自領域的獨立性。對此與會者表示贊同。隨後傑柳辛和我制定了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訪問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相關計劃，以此檢驗在中國問題研究方面從美國能夠得到什麼好處及開展何種合作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