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往延安的途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西安以北那深受侵蝕的黃土高原上難以逾越的地勢。即使是吉普車經過也不得不減緩速度，像驢行般駛過縱橫交錯的峽谷。至於坦克和卡車就更困難了。正是在這種天然屏障的保護之下，延安才成為人們眼中的另一聖地，其中心是毛澤東居住過的窯洞。而這裏帶給我的依然是一種矛盾而複雜的感受。經過重新修飾的偉大的革命搖籃給我展示的僅僅是毛澤東的博物館和陳列品，以及其安保負責人（康生）和其他極少數人物的一些陳列。至於後來遭到壓制的劉少奇、林彪等人都不在陳列的範圍之中。講解員都是來自北京的18歲的聰明的年輕姑娘們，扎著麻花辮，面帶微笑向我們作介紹，但是她們似乎僅僅知道她們所背誦的人物和事件內容。當我對1945年夏天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提到的聯合政府路線提出質疑時，她們一個個啞口無言。中國共產黨似乎依然用過去的歷史來為今天的政治服務，根據政治需要隨時作出改變。

那次晚宴我們還見到了一位老朋友，社會學家費孝通。他剛剛從「幹校」（「五七幹校」）回來，在那裡他學會了如何種植棉花。此外，他向我們展示了他結實的肌肉，那是他給站在牆上的泥瓦匠拋磚時練出來的。然而費孝通處於某種受壓制的狀態，被告知不準與我們用英語交談。隨後，當我們訪問他所在的中央民族學院時，他也依然保持沉默，而由學校的負責人——一位毫無民族學背景知識的軍宣隊員自命不凡地給我們作了一番概述。此時，我們感受到我們所有的教授朋友都受到了嚴格的控制，他們被允許前來歡迎我們，但僅此而已。

我的第一場講座被拿去仔細地研討分析過，毫無疑問被視為暗含著文化帝國主義的思想（可能我本就有此打算）。不管怎樣，我的第二次講座談的是中美兩國外交政策各自的自我滿足和擴張性的傳統就不那麼受歡迎了，所提的問題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第三次講座也是同樣的情況。儘管如此，在講演中能夠越過術語和經驗的隔閡而自由討論也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情。即使聽眾只能聽懂我報告的一半也是一種成就。僅僅是自由主義的概念就能夠將我們帶到不同的認識軌道上。「在交談中，我設法表述出什麼是有限公司，而一個公立醫院又如何能夠成為私有機構。」

當我們開始與在北京的朋友聯繫時，我們發現自己在掌權者和知識分子兩個世界中仍持觀望態度。據我們現今所了解的情況，1972年，「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和專業人才的迫害遠遠沒有結束。平均主義思想依然是把專業領導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託辭。我們的保護人是喬冠華，作為外交部副部長的他是周恩來栽培的一顆冉冉之星，儘管在黨內還沒有什麼實權。幾個月前，即1971年10月，喬冠華作為中國派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大使來到紐約。他從飛機上下來，咧著嘴露齒而笑，像是中國的吉米·卡特，面對蜂擁而來的媒體總是保持從未停止過的微笑，即使他的言辭再過激烈也是如此。當時，我邀請他前來哈佛大學，但他受命駐紮聯合國，而非美國，因此不能擅自離開紐約。30年前我們在重慶時就已是朋友，如今在北京他作為東道主招待了我們，同時在第一天晚上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為我們舉行的宴會上，他也前來拜訪我們以示問候。

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說在1949年以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習慣於置身中國，就像置身歐洲一樣。《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報刊、電台總會連續不斷地將最新的消息帶給我們。此外還經常有美國旅客從中國回來。

當我們來到中國旅行社時，那裡的負責人說道：「我們一直在等您呢。」隨後遞給我們前往廣州的火車票。此時，我們發現我們在坎布里奇的同事、哈佛法學院的傑里·科恩與瓊·科恩也隨一個相關的專家團前往中國。

那個星期的後幾天，在與法國大使共進午餐時，我們接到亨利·基辛格的電話，要求我們前往國賓館（釣魚台，1979年我和副總統蒙代爾的隨行人員住在那裡）與其見面。幸運的是，午餐結束后我們沒有受到過分殷勤的挽留就離開了法國大使館。而在那段時間，基辛格成為世界外交新聞的主要焦點。

我們舊時的好友有很多已經告別人世了。我們最親密的朋友、中國建築學家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已去世，林徽因於1956年逝世，而梁思成於1972年1月份剛剛去世，也就是我們來之前的幾個月。林徽因曾參与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受到毛澤東的稱讚。而梁思成也像其他許多學者一樣，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

張奚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昆明自由主義人士中最堅定的個人主義擁護者，具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氣質，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儘管他曾充當集權主義的官僚，有一個時期還掌管著高等教育，他卻倖存了下來。如今他也前來看望我們，陪同他一起前來的還有他漂亮的妻子和一位隨時為其測量血壓的護士。（只要他能讓護士陪同出席，估計他可能不會出什麼問題。）我們很高興能再次見面，張奚若滔滔不絕說了很多，但並沒有說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對於他奇迹般高陞而倖存下來的秘密，我們更是不得而知。幾個月後，他因高血壓病逝。

在我看來，這種非正式的協議也表明了中國對美國的開放尚處於暫時性的試驗階段。另一方面，周恩來不得不提防「四人幫」，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毛澤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巨大轉變最終導致「四人幫」勢力的毀滅。發展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將會促進實現現代化的新政策，同時，這一新政策九*九*藏*書也是周恩來在1975年，作為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貢獻宣布的。儘管如此，截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標語仍然盛行。

一旦決心恢復與中國的關係后，尼克鬆和基辛格開始精心安排併發出了一系列信號，其中主要包括改變冷戰的術語表達並修改相關旨在遏制中國的條例規程。1967年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東行列車上很偶然地遇到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當時我們就如何恢復中美邦交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我提到了歷史上的朝貢體制，按照這種體制，外國統治者可以以皇朝天子尊貴賓客的身份悠然自得地出現在北京城。（我還記得在北京曾打算與一位地位較高的教授進行聯絡，當時福開森教授斬釘截鐵地向我表示：「你必須親自去拜訪他！」這種規矩是十分嚴格的。）我繞著彎兒說，毛澤東能夠會見任何國家元首，儘管他本人極少出國訪問，而美國總統卻能毫不費力地前往世界各地。我將自己所寫的一篇文章送給了亨利，這篇文章曾於1966年12月發表于《邂逅》（Encounter），題為「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外交傳統」（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1968年1月我們的專題論文集《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出版后，我也送給他一本。之後在我們的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又回想起了先前的談話，他含蓄地表示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對於他本人能夠獨當一面的外交能力我由衷地欽佩，當然這種提法是極其明顯的。

我在重慶時的朋友、文學編輯楊剛女士，曾在1945年至1947年前往拉德克里夫女子學院深造，后曾擔任《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我們一直沒有聯繫。1957年，楊剛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嚴重受傷，而這次意外導致的腦部受傷使她無法繼續工作，最終她自殺了。

隨後我們參觀了英國人修建的沙面島，1934年我們也曾來此，在海關稅務司李度家暫住。從前的綠草坪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滿地的經濟實用的圓白菜，每幢樓里都擠滿了人。站在珠江堤岸的一邊，我們可以看到橫跨廣闊江面的新建的人民大橋。「1841年奉林則徐之命鑄造的兩門大炮於1963年被挖掘出來，如今這兩門大炮朝向炮艦曾停泊的水面，林則徐若看到應該會備感欣慰吧。」

在北京飯店的一間大會議廳，我給外交部大概50到90名外交人員作了3場講座。第一場是關於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情況，我早已印製好了圖表作為講授提綱。為了理解這種圖表，首先要先分清公有和私有的關係。例如，像專業性質的美國經濟學會以及研究委員會性質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都屬於私有機構；政府特別基金（聯邦或州立）管理機構屬於公立機構，但一般基金會都是私有機構。這樣一個法律上的區別僅僅能從描述我們具有的如畢業同學會、捐贈基金以及政府合同等複雜的結構構成開始。不過，我仍儘力對這些進行系統化的闡述，並感到聽眾可以理解。

當我坐在周恩來身邊時，他用漢語問道：「你認識龔澎？」我回答說：「認識。」除此之外我還能說什麼呢？通過近距離觀察，我發現周恩來有一雙威嚴的光芒四射的眼睛，在其和藹友善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久經磨鍊的猶如鋼鐵一般的意志。

如果你在20世紀30年代試圖找到打破穿著長袍馬褂的官僚與衣著寒磣的農民之間階級壁壘的方法的話，你可能不會想到比現在這種更加有效的方式了。如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新兵訓練營進行的軍事紀律訓練，「幹校」的目的在於公開揭露並減少階級的差距。這也是毛澤東所倡導的平均主義社會革命的一個體現。但對於我們這些外國觀察者來說，我們依然享受著過去的特權階級待遇，包括豪華轎車和歡迎宴會，這不禁讓我們產生了懷有巨大心理矛盾的感覺。

與如今的中國旅游業不同，你先付錢，然後再按點去等旅遊車，1972年我們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卻能享受到貴賓的待遇。陪同我們夫妻的一共有4人，包括與我年齡相仿的前大使（柯伯年），一位後來前去聯合國工作的年輕政務官員，一名負責預先打電話聯繫的後勤管理人員和一位剛從英國倫敦接受兩年培訓后回國的翻譯。我們一行6人每到一個地方，都會設法找到當地的聯絡員和負責人，以使我們能被前呼後擁地前往預先安排好的「掙面子」的景點參觀。很快我們意識到，提供給我們的接待方式和之前來自印度尼西亞、坦噶尼喀、阿爾巴尼亞等其他國家的訪客是一樣的，他們規定了每天參觀的人數和車輛往返的時間。共產主義中國的這套公共關係禮儀早在美國人重來之前已經溫習了20年。

戴維·奧斯本（David Osborn）曾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優秀的學生，如今他擔任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在他的邀請下我們來到了他的官邸。

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的南面階梯上，看到我們的同事早已兩人一排排成縱隊，我們被安排在隊伍的領頭位置，按年齡資歷排定先後，在靜立兩旁的服務員的示意下，走上了台階。我感覺這就像是古老蠻夷納貢使臣朝覲時的儀式，接下來該是叩頭了。

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還特意邀請我出席外交部新成立的人民外交學會（People's Institute for Foreign Affairs）舉行的討論會，只有我們兩人參加，這裏曾是中國社會政治學協會的舊址。1933年，在蔣廷黻的主持下，我在這裏作了以「19世紀九九藏書50年代的鴉片貿易」為題的首次學術演講。近40年過去了，如今我又坐在了套著白色套子的普通軟坐墊椅上，陪我一起前來的翻譯、速記員和威爾瑪我們四人都在作筆記——儼然是一個真正的酋長秘密會議。

與周恩來共進晚餐一事準備過程長達48個小時。我們突然改變計劃直接從延安飛回北京。傑瑞·科恩和瓊·科恩，《紐約時報》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夫婦（Harrison Salisburys），《聖路易斯快訊報》（St.Louis Post-Dispatch）的記者迪克·杜德曼夫婦（Dick Dudmans）以及其他人都突然中止了他們的旅行計劃，重新回到北京飯店。我們被告知很快要舉行重大的活動，不要讓人找不到。下午4點45分，一個電話通知我們：請回到酒店房間。剛到酒店入口處電話又打來了：請待在你們的房間。大約6點時我們被告知：我們即將要見到周恩來總理。

1972年2月上海公報的發布標志著尼克鬆訪問北京的結束，之後我們收到了周恩來發來的訪華邀請。但邀請並非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當總理與《紐約時報》的斯科特·賴斯頓（Scotty Reston）談話時，在提到一些老朋友時也提到了我們，還說，我們應該來中國看看。斯科特·賴斯頓曾前往首都醫院（先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進行闌尾切除手術，為中美友誼關係作出了一定的修補。同樣，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其他人也表示了類似的想法。經過4次邀請后，我也試圖作一些間接的回復。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的新任大使黃華聯繫，請他探問，如果我和威爾瑪先到達香港，是否能夠進入中國。大約過了一周，在埃德加·斯諾的追思會上，黃華對我說：「你的來訪將會受到歡迎，具體可以和九龍的中國旅行社進行聯繫。」如同舊時廣州的中國貿易講究互相信任一樣，只有口頭協定，無須書面文件的證明。

但是一行人剛走過一個大柱子，我們便看到了身穿淺灰色套裝的周恩來總理瘦削的身影，他一邊伸手問候，一邊說：「你好，請進。」他的身後站著出生於紐約的翻譯唐聞生，唐聞生用英語幾乎同時說道：「Hello, Please come in.」我們先一起照了合影，隨後來到會客室坐在會議圓桌前，之後在能容納20人用餐的安徽廳參加晚宴，10點鐘（4小時后）會見結束，我們又拍了一些照片，便相互道別了。整個會議過程中，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一直在他的膝蓋上記著筆記，而這些內容也收錄進他的一本著作《北京及更遠處》（To Peking and Beyond，1973年出版）。

理查德·尼克鬆是以反對共產主義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支持美國對華冷戰，支持與台灣結盟。然而1960年後，他開始了解中蘇關係破裂的真相，於是1968年當選總統時，他希望恢復中美邦交來作為影響莫斯科的強權政治行動。

其他的一些成就也同樣是讓人喜憂參半。例如，醫療保健早已普及到廣大民眾。我們見到了很多未經正規培訓的「赤腳醫生」在鄉村地區行醫。過去街上隨處可見的諸如甲狀腺腫大、褥瘡以及皮疹等疾病如今都不再出現了。然而，公共衛生發展的同時，人口也急劇增長，革命的成果因此消耗殆盡。

喬冠華為我們舉辦了一場晚宴，他的老師、也是我們的好朋友、邏輯學家金岳霖和錢端升也都前來參加宴會。他們穿著嶄新的制服，由專車接到現場。這兩人都曾處於被隔離的狀態，錢端升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從此便與公眾生活隔絕了。事實上，他被安排坐在桌角處，儘可能地遠離主人，我幾乎料想宴會給他的只是幾根狗骨頭罷了。宴會期間，喬冠華以所有人都能聽到的聲音建議錢端升和金岳霖能到我們下榻的旅館看望我們，這顯然是在授權公安人員對此事進行安排。隨後，他們一同來到我們住的房間，我們都為再次重聚感到興奮激動，只是他們對於各自的經歷隻字未提。我簡單地提到因與錢端升聯繫而同麥卡錫主義者爭吵的經歷，但他並沒有說起被指控寫信給我時的那段相似的遭遇。他唯獨加重語氣說了一句話，從現在起中國將會追隨馬克思主義思想5000年。這無疑在巧妙地向我傳達這樣的消息——才不呢！

邵循正教授是蔣廷黻早期的一名學生，在蔣廷黻的引導下走上中法關係研究之路。在我們晚宴后告別的時候，邵循正突然低聲對我說：「繼續寫下去！」這句平淡無奇的話以其隱含的求助更讓人痛心。幾年後邵循正也去世了。

我們此次參觀的另一獨特性是它使我們有著里普·范·溫克爾（Rip van Winkle，美國作家歐文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的驚愕。在我們記憶中存留的北京仍然是40年前的印象，我們現在以懷舊的心情去找尋那些舊時的地標式建築物，我們的嚮導卻想要我們參觀新修的地鐵。北京的城牆除了兩座城門外都已經被拆除了，這讓威爾瑪備感傷心。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儘管故宮（明清時代的紫禁城）修整得比以往看上去更加宏偉壯觀。而「文化大革命」時期，巍峨堅實的外城結構以及11座雙塔樓城門中的9座都已被拆毀。我不禁想到，這種悲劇之所以會發生，原因要麼是形勢失去控制，要麼就是主管歷史文物者過於無知，也可能兩者兼有。此外，我們還發現大明朝的牆磚竟被拆下來用在了城外新建的建築物上。珍貴而美麗的歷史建築遺迹已經被拆得不成樣子。

第二天，我們飛往北京，在機場受到一群人的歡迎，隨後被安排在北京飯店的舊中心區入住。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的我們就常常在北京飯店的頂樓舉辦舞會。

在這次會談中，喬冠華針對我之前提到的「台灣自治」的建議，表示少數民族諸如西藏所實施的「自治區」模式並不適合台灣的未來發展。但我並不認同他有關主要政策的話語，我所說的「台灣自治」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前提下，台灣作為中國一個省份的公認組織結構實行當地自我管理。（這個構思與1979年制定的政策內容頗為相似。）在此次官方會議中，雙向翻譯使得討論節奏放緩，在我看來也沒談到太多的內容。不過，我們都認為接受美國教育並且回國的中國學者不適合領導人民進行必要的改革。

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總統到達北京時，來自北京的現場直播讓我們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然而並沒有歷史學家在現場親自領悟這一事件所具有的歷史性轉折的重大意義。從電視畫面中看到，一排排戴著皮軍帽的中國儀仗隊矗立在凜冽的寒風中，他們正在飛機跑道上等候著美國賓客的到來，陣勢是多麼莊嚴整齊，氣勢九九藏書不凡。隨後，「空軍一號」龐大的機身滑到了畫面上端，與炮艦相比更加地有氣派。機艙門打開了，「美利堅帝國」的統治者孤單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略帶遲疑，大概是在想會不會有「第七次危機」（Seventh Crisis）正在下面等著他。不過事實上，前來迎接他的周恩來春風滿面，兩人緊緊地握手，而1954年在日內瓦，杜勒斯先生卻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九龍港的對岸就是大學服務中心，在這裏我們見到了一些研究者，他們大多數是美國人，正使用聯合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相關情況的一些新聞資料。

最讓人傷心的一個鮮明對照莫過於我們位於東城的舊居。以前我們的前院住著5個僕人，我們所在的院子則有一棵枝繁葉茂的紫藤，纏繞在通往前廳的過道上。如今，這兩進院子合二為一，顯得破舊不堪，成了一個住有30多戶人家的大雜院，從前的花園早已被種植的一些蔬菜取代，幾乎辨識不出是我們昔日的小院了。我從前的書房如今住著我們老房東的兒子和兒媳婦——金先生和金太太。院子里大部分的住戶都是機關職員。北京的人口早已增長了幾倍，這裏的情況是人口增長的結果。

在1971年5月13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發表的政論中，我對於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表示疑慮，並對以公民民主投票的辦法裁定民族自決在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懷疑。讓無知的大眾舉手表決這種公議辦法，永遠比不上由學者為統治者出謀獻策那樣有效。

按照毛澤東的新指示，「幹校」的建立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5月30日，我們乘坐吉姆牌轎車來到北京北部的郊外，這裏曾是一片光禿禿的平原，直接暴露在風沙中，周圍被群山環繞著，長城就在它的北邊。如今我們開車行駛在兩旁栽著新樹的公路上，很快看到了一片灌溉區和房屋，還有一排學員正舉著「歡迎美國朋友」的標語站在一旁迎接我們。這裏就是北京西城區的「五七幹校」。在這裏，教師需要勞動6個月，行政管理人員勞動3個月，主要進行全面的農活培訓，包括學習積貯豬糞肥的重要性。我們看到學員們正在田裡幹活，午飯後他們還會召開自我批評的小組學習討論會。我們被告知，第一個月這裏的每個學員都要與農民家庭一起生活。原本是為我們準備的午餐十分豐盛，三位很壯實的學校負責人藉此機會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傍晚時分，我們來到簡陋的禮堂觀看了歌舞團的即興表演。他們穿著鮮艷的演出服，一共表演了8場配樂小戲，包括大豐收、如何治愈病豬等。豪爽的笑聲，將雙眼瞪大到極限（極具挑戰性），以及揮舞著拳頭表決心，一切遵循新興樣板戲的表演模式。

我們一行6人從北京乘坐火車和汽車來到華北農村地區。毫無疑問，這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小型的家庭自有耕地合併為生產隊集體耕種的大型農場，每個生產隊的面積為半個村莊大小。新修的公路兩旁種植著綠樹，路上行進著卡車、拖拉機以及由騾子或人拉的橡膠輪胎大車。8條輸電或是通訊的線路與鐵路平行向前延伸，電動抽水機正在抽水，用以灌溉耕地和開墾沙地。此外還有一些新建成的工廠的煙囪聳立在鄉村田野里，這些小規模的工業逐漸走進了農村並抑制了城市的增長。

然而，在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背後潛藏著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和其他國家相比如何呢？沿著乾旱貧瘠的太行山脈一直到達位於林縣的著名的紅旗渠，我們乘坐天津製造的旅遊車穿過了一段又一段由人工採石壘成的牆垣。河南平原的耕種方式採用同季雙重輪作以及交叉種植，主要作物包括棉花和大白菜、玉米和豆類，這樣一來，大量的種植和收割工作都需要依靠人力來完成。位於山西受到侵蝕的峽谷處有一條10英尺高的石砌的水渠，一直通向峽谷的底部，每年都可以排放幾次過量的雨水，避免高處的農作物受到雨水的侵蝕。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人力完成的，不得不說是一種英雄式的壯舉。然而，儘管人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但中國離進入20世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表示：「如果美國停止支持任何一方的話，中國的內戰終將逐漸平息。台灣不是一定要成為北京的勢不兩立的對手，也不是一定要受到大陸的統治……我們應該保持我們對台灣防禦支持的承諾，但是其他方面不要試圖揭開其神秘的面紗。」（稍後，這篇題目不變而內容有所擴充、結尾修改過的文章於1972年2月19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藝教育版上，比2月28日周恩來與尼克鬆聯合發布的上海公報早了幾天。）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拜訪周恩來，以及尼克鬆將於1972年5月前訪問北京的驚人公告，使整個中國問題重現生機。終於，我們的對華政策出現了大的轉變。富布萊特參議員特意召開了一次秘密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來慶祝這一自由黨觀點的勝利，約翰·戴維斯、謝偉思和我列席作證。我很榮幸能夠與兩位老友一同參加此次聽證會，如果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他們的學術生涯由於發表有關中國的報道而橫遭打擊，而我的學術地位卻因此提高了。我們具有相同的職業身份，命運竟有著如此大的差異！在麥卡錫主義時代，作為外交官員的他們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作為教授的我則僅僅是受到譴責而已，而諸如白修德這樣的記者，相對而言，始終沒有受到任何攻擊。

穿過邊境后，我立刻有兩個印象：其一，這裏的生活節奏更加的平靜。如果革命意味著狂熱的活動，那麼那隻會發生在香港而非廣州。其二，以往廣東省光禿禿的山丘如今因植樹造林活動，而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就。整個山坡上都是發芽的小樹苗。這裏曾開展過大規模的這種植樹造林運動。

以前的燕京大學校園被新的北京大學所接管，校園面積擴大了三倍。由民院進入北大新校園，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座大於原型的白色毛澤東雕像在向我們招手示意。周培源邀請我們來到校長室，40年前司徒雷登曾在這裏主持校務。在這裏我們還見到了二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和我們一起生活的一些教員，包括依舊講授經濟學的陳岱孫、中法關係史學家邵循正，以及一直從事英語教學工作的美國教授鮑勃·溫德。這充分展現出他們依然在齊心協力發揮著各自作用的學術凝聚力。鮑勃·溫德表示，見到那些前不久還在折磨他、現在似乎有些局促不安的學生，他已變得無動於衷。

來自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傑瑞·科恩坐在周恩來的另一邊，他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唯一一位比我還要持之以恆的倡導者。於是我們兩人就開始反覆九*九*藏*書談論哈佛大學如何按照各種計劃接待中國學者，並且交換了各自的鮮明見解。直到周總理看了下他的手錶，他將話題引到了他更想傳達給記者的更為宏觀的越南問題上來。周總理表示，1954年在有關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欺騙了他。他至今仍感到遺憾。我們推測，這話是對亨利·基辛格說的，他將在兩天後抵達北京。

為了避開所有的紡織廠和傳統企業，在陪同人員安排的第一次歡迎儀式上，我們就要求參觀30年代就參觀過的華北農村地區。由於沒有能力與先後時期或中外的情況作對比，參觀這些工廠僅僅會讓我們瞪著大眼珠不知所云。我們的提議被接受了，而且顯然我們也不屬於工業方面的訪問人員。

我們在香港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拜訪新組建的香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李卓敏。他是我在戰時重慶時的橋牌搭檔，後來成為伯克利大學的經濟學家，在我看來，他是一位極其冷靜的時事觀察家。但如今他在這裏正創建一個宏偉的新的學術機構，利用其廣東人特有的活絡籌集資金，以贏取整個社會的支持。他——

我們想在北京見到的人員名單里並沒有包括重慶時期地位最高的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如今他擔任中國科學院的院長一職，是這個機構中最高級別的學者兼作家。然而他早已成為一個政治風向標，按照意識形態的風向隨時轉移，不僅能夠自我詆毀，甚至還肆意詆毀自己以前的作品。我的哈佛大學同事喬治·沃爾德（George Wald）隨和平代表團前往北京，他於1972年2月24日在北京飯店寫信給我，內雲：「郭沫若說歡迎你帶著學者代表團來中國，時間最好是在5月份或8月份。」但我並沒有追求這種可能性。我對接受一個徹底的意識形態的立場，或者假裝贊成這種立場的人，有一種天生的厭惡感。我有個人的立場，決不會跟著某一個政黨的路線走。

從檀香山到達香港之後，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天。這裏被克里斯·蘭德（Chris Rand）稱為「中間島」，作為最後一個通商口岸，它是展現在外國商業的支持下，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樣板。

如今，台灣未來的安全保障成為中國問題討論的核心部分。在《紐約時報》1971年8月12日的文藝教育版，我曾發表題為「台北能夠與北京和平共處」的文章，論證「在北京主權下實行台北自治」的歷史可能性。

喬冠華的夫人龔澎擔任周恩來的情報資料和聯絡人近30年的時間，後來於1970年死於腦中風。去世前幾周時間，她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周恩來曾前去看望她，一邊握著她的手一邊和她說話，但是她再也沒有醒來過，最終在做手術時去世了。她的丈夫喬冠華至今仍不忍說起此事。

1972年6月29日是我和威爾瑪的結婚40周年紀念日，於是我們要求延長兩周訪問的時間以便在北京舉行慶祝活動。我們的嚮導給我們辦理了延期手續，並在紀念日當天為我們舉辦了宴會，邀請了很多老朋友。我們懷著感激之情離開了北京。隨後，我們及時返回香港，參加了總領事大衛·奧斯本7月4日為美國僑社舉行的招待會。與此同時，我給《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報道我此次來華的一些感受和印象。該文章於1972年10月發表，題為「新中國與美國的關係」（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文章不僅指出了中國取得的實際成就，還分析了華盛頓與北京過去的矛盾，並得出結論：總的說來中國人「在爭論中佔了上風」。

1972年的參觀新中國之行遠不是旅遊觀光那麼簡單，要理解中國40年的巨大變化，在智力上面臨巨大挑戰。這促使我們在評估不可見的形勢時需要用心思考，同時也使我們處於這樣一個特殊位置上，即人們希望從我這裏獲得比我實際知道的還要多的信息。這無論如何不是一種新的經歷，但現在更難避免了。參議員富布萊特曾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當時他的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大多數同事也都在場，我在這裏試圖描繪一幅有關中國革命從過去到未來的全景圖。

在廣州火車站，我們見到了前來迎接我們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代表，他安排我們在廣東省賓館住下。這裏如同一座小花園，長著參天大樹，風格迥異的建築坐落其中。這裏曾是統治廣州的巡撫的居住地，1858年後成為與清朝官員打交道的英國總領事館，1938年後日軍將領把英國人趕走，將其據為己有，如今卻成為美國客人的棲身之地。

在前往山西省的典範大寨大隊參觀的路上，我們在四個省份看到上百個高牆上都寫著「農業學大寨」的標語。在我們之前已經有很多人來過了，據說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中國人——他們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團——乘著大型汽車前來此地參觀學習。臨時工棚式的房屋和英雄傳奇式的生產故事都在試圖向我們傳遞這樣的信息——自己動手，為集體而勞動。大寨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中國模式，這裏由一群傳奇式的人物組成，但是其中沒有多少人你能夠得到同他談話的機會。大寨作為鼓舞鬥志的聖地供人們前來參觀學習，然而如今這一切都因其偽造的生產數字和自給自足的吹噓被揭露而變得聲名狼藉了。

隨後，鏡頭又回到了中國一方——接受來訪者檢閱的儀仗隊。這樣的檢閱既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隨著攝像機鏡頭的轉換，尼克鬆單獨一人走過長長的儀仗隊。他略微向後看了一眼，周恩來在其右側後方緊緊相隨，示意繼續向前。在過去數千年間，數百位外國的統治者就是這樣步履艱難地走過數英里全副武裝的中國儀仗隊，在眾目睽睽之下去拜見中國的皇帝。而2月21日片刻的閱兵式就好比美利堅總統的納貢之路，以示對中國「宮廷」的尊重。

儘管如此，恢復與香港的一些老友的聯繫對於我們即將前往中國內地並沒有任何的啟示和幫助。

來到國賓館后，亨利·基辛格首先帶著我們環湖而游，隨後帶著我來到了一間會議室，我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他問道：「你能想象到是周恩來讓我來看你們的嗎？」我苦思冥想。「可能因為我們參觀過我們以前熟悉的農村地區，並對如今的改變印象深刻吧。」我舉了幾個例子。隨後我們離開了，這樣基辛格也有時間能夠再次與周總理見面。

周恩來的聲望近來有所下降，因為他不管怎樣在毛澤東實行專制獨裁的最後十年即「文化大革命」期間出任總理。但是我們也不能把被過分誇大的毛澤東從近代中國中除去，而保留中國革命。周恩來也是如此。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局服務48年之久。從1935年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領導后，他就將自己的一生貢獻給黨的事業。他ｒeａd.９９csｗ.ｃoｍ是一名典型的國家總理，總能收拾殘局。而毛澤東則是神龍，在暴風雨中忽隱忽現。此外，周恩來還一直負責外交事務，一直關注著中美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公費形式邀請外賓訪華的整個流程是一種公共關係的表現形式，具體說來，其流程與美國的公司不相上下。例如，1960年，我們曾在比爾·揚曼所在的美國美亞保險公司香港和新加坡分部的豪華賓館享受過這樣的待遇。但那也只是比爾個人的慷慨大方，依然建築在私人的基礎上。而1972年我們享受的6周款待則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負責安排的，並無任何明顯的附加條件。我認為，與其把它當作一種需要償還的債務，倒不如把它當作由當局授予的國庫資助，應儘可能地加以利用。

在1949年後，特別是1950年晚期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成為敵對區域，因此我們與中國的聯繫被迫中斷。中國官方的聲明像給我們吃一餐經過加工的爆米花。25年來，身處遙遠的美國進行中國問題的研究，我們只留下了兩個印象：其一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記憶，其二則是從其他人眼裡看到的有關中國現狀的一些表面信息。蒂爾曼·德丁（Tillman Durdin）所撰寫的《紐約時報》式的生動報道被走馬觀花的旅行報告和導遊者去養豬場路上的解說所代替。能夠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採訪的老資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諾獲准重訪中國，是其中一位。1960年，埃德加·斯諾給了我們一本有關中國調整政策報道的書［《大河彼岸：今日的紅色中國》（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但是其大部分內容是對新階段新人物的介紹，讓人覺得晦澀而不容易理解。

在我們從前居住的院子里，我們還看到了穿過這個區域的防空洞入口處的蓋子，每家的防空洞都是由住戶自己挖掘出來的。隨後，我們來到前門外的商業區，在這裏看到了令人驚訝的景象。當你掀開商店的部分地板，會看到通往下面的樓梯，沿著階梯向里走大約20英尺便是一個防空洞網，裝有電燈、廁所，整個構造如同一個急救站。當我們來到裏面，裏面竟然放著音樂，還在焚香。所有這些讓我們恍然大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常常看到沿街堆放著磚瓦、沙石和U形水泥拱柱，這些拱柱是為了修築防空洞磚牆頂部的拱頂。全體北京人民都在挖防空洞，以此作為防備蘇聯進攻的措施。或許這是一種鼓舞士氣的手段，然而肯定無疑的是，這些防空洞並沒有實際效用，其本身也相當危險。這些防空洞足以容納兩個人並肩而行，儘管它可以在失火時從烈焰中疏散人員，但也可能造成人員窒息而被活活埋葬於此。也許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前發生於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無疑是一個毀滅性的徵兆），最終結束了挖掘防空洞的風潮。

對於我和威爾瑪來說，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畢業40年的同窗聚會。因為我們在了解和欣賞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時，還試圖尋找舊日的夢，訪問舊日遺址和常去之處。而我們這次之所以能夠來到中國，應歸功於尼克鬆總統的驚人而明智之舉——實然改變了對華態度。

在這種非正式溝通行動的基礎上，我們於5月13日乘飛機前往檀香山。之前前往中國的遊客使得我們對那裡已經有了一種陳腐的印象，而此次我特意以通函的形式提前寄送了一份我們的旅程概要。那時候，我的秘書是一位富有經驗、熱衷騎馬的年輕女士，經過邏輯推理，她認為我不可能在中國短短几日就完成三個月做的事，於是為了萬無一失，她在我的概要之前加入「秘書注：費正清正在嘗試撰寫虛構故事或小說！」（等到我返回美國時，她已經重新回到馬群中，我確信那些馬會為此而感到高興，如同我對它們的興趣一樣。）

位於北京西部的國賓館實際上是一座公園，這裡有六七個可以容納30人的招待所，各招待所之間被湖水隔開，通過小橋將彼此連接起來，確實是一個風景宜人而管理得當的好地方。

威爾瑪和我兩人，一個是藝術家，另一個是歷史學家，讓我們的嚮導不易招架。我們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知道得太多，然而不幸的是，有關毛澤東思想和偉大的思想革命運動的知識卻少得可憐。我們與嚮導談的都是一些表面的東西，食物、語言以及地形是我們交談的基礎。在旅行途中，我們的總務幹事吳經理學會和我一起扔飛鏢作為每天的體育鍛煉。前大使時不時地跟我們提到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錯誤，頌揚毛澤東當前的路線。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問他道：「假如劉少奇如此邪惡，那他如何能身居高位呢？」然而每當這個時候，他就轉變話題或是以午間休息為由不再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