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這樣一面旗幟只是重大戰略目標中的一個小策略而已。沒有一個理智的教員會指望學生在掌握東亞文化、精通東亞語言的同時，還能夠通過文件材料去全面了解美國歷史，然後在此基礎上研究東西方關係，並獲得博士學位。美國和東亞的關係確實是三者合一的研究領域，只有一些才華出眾甚至超越其老師的天才（幸運的是，一直有這樣的人才出現）才能夠從事此類研究工作。為什麼要開展如此難以完成的一個工作呢？答案就是，為了面對事實並解決實際問題。如果放任自流，那麼東亞問題的研究專家只會專註于東亞的語言和文化研究，而美國問題的研究專家也只是關注於美國的文獻資料研究，兩者之間將永遠不會出現交集。這樣的情況早已見怪不怪了。因此，我們必須從兩方面同時著手，打破這種狹隘的學科界限。我們的戰略就是使國際關係的組織方式能夠站得住腳，它們必須在理論上正視美國和東亞在觀念和行為上的差異。

幾年來，我們不定期地召開有關美國和東亞關係研究的會議，會議地點通常位於拉德克里夫學院對面花園街巷（Garden Terrace）范宣德的住所。1952年，麥卡倫委員會以他們慣用的伎倆將「失去中國」的責任推到了范宣德身上，之後安迪·艾奇遜卸任，由福特斯·杜勒斯繼任其國務卿一職，而此人是一位披著長老會外衣的陰險之人，范宣德最終被迫離開外交部。自此他開始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過起了普通市民的新生活。他和貝蒂都是職業外交家，因此很快吸引和結識了更多的朋友。作為東亞研究中心的一個非正式會員，他撰寫了有關中國的治外法權內容的書籍。同樣住在坎布里奇的還有多蘿西·博格（Dorothy Borg）博士，1964年她出版了關於美國遠東政策的書的第二卷，入選哈佛東亞問題叢書系列。鑒於身邊有著如此經驗豐富的同事，與此同時，由於冷戰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繫，因此我們能夠集中討論政策的制定過程，尤其是輿論製造者和新聞記者對這些政策制定的設想。

我堅信，哈佛大學對於諸如越南這樣重大的外交政策問題應當加以關注，但並非是大眾認為的那樣，屬於危機發生後下意識的反應。越南對其自身以及作為中國文化區域的一部分有著內在的興趣。這就出現了與中國、韓國甚至日本進行比較研究的機會。哈佛擁有對這些毗連區域研究的能力，因此對越南的研究自然也是其職責所在。歷時8年的戰爭最終使得越南有必要成為美國——東亞領域研究的關注焦點。

20世紀60年代，有關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正在蓬勃發展。美國人心目中的東亞突然擴大到將越南也包括在其中。彷彿是又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形勢在我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突如其來的變化。

東亞歷史研究不僅對語言有著特殊的要求（同時會漢語和日語），同時還需要一些特別的資金支持，兩者的結合促成了此研究領域新的領導核心的形成。最終，我們順應需求，把握機會，建立了由教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要負責管理東亞研究專業的文學學士學位課程、東亞區域研究專業的碩士學位課程以及攻讀歷史和東亞語言的聯合博士學位課程的教學工作。此外，為了加強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委員會、東亞語言和區域中心（Asian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有年度基金）以及東亞研究中心的合作交流，使之組成一個整體，最終我們在歷史系組建了一個由所有活躍于東亞問題研究領域的教員組成的東亞研究理事會，作為協調工作和籌措基金的機構。另外，由監察理事會授權，該理事會擁有自己的東亞訪問學者委員會，主要參与教員間交流的年度會議，討論這個領域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各種需求等。

1964年，我再次走訪了西貢，當時美國正準備軍事介入越南戰爭。3月3日，在結束在西貢的討論時，顯而易見的是：

1966年參議院舉行的對華問題聽證會歷時9天，台北的各大媒體對此爭相報道。尤其是我和鮑大可（Doak Barnett），因為提出與北京進行接觸的背叛主張而受到強烈譴責。在幾百位學者和一些台灣各界領導人的聯名譴責信上，我們的老朋友李濟的名字赫然出現在第一個。後來，我們在富蘭克林見面，他說他是在譴責信發表之後才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但話又說回來，他也並不是對此持有異議。

而在中國國內，自1960年蘇聯的技術援助終止以後，已經沒有什麼能取代美國技術的幫助了。毛澤東的那種依靠人力和純粹愛國主義，堅持自力更生髮展的農民式蠻幹熱情於是佔了上風。他們關閉大學，批鬥接受現代教育的中國人，最終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0億人民更加缺乏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稱職的領導。

美國的冷戰使我們難以接受被我們感情用事地稱之為把中國「丟失」給共產主義陣營這樣一個現實，它使我們輕率地刺|激中國介入1950年的朝鮮戰爭。於是在朝鮮發生的這場戰爭最終促使我們與中國台灣結盟，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我希望你完蛋」的「遏制」政策，整整20年的時間對其採取不予承認和封鎖的政策。

我們中的一些與會者竭力避免在越南問題上採用政策決議，這樣的行為使美國歷史協會此時簡直淪為非專業的協會，陷入吵吵嚷嚷的比賽當中。我發現自己也曾一度與我的朋友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爭論起來，並聲稱自己擁有優先發言權。總而言之，整個會場亂成了一鍋粥。

我意識到，學術團體的起起落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我試圖解釋這一發生在我們這些歷史學家身上的現象，但很不走運，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備。但我相當清楚自己在這一分裂過程中所應作hｔｔｐｓ://rｅａd.9９cｓｗ.com的貢獻。我甚至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一直在喚起人們的注意。

在哈佛大學，在歷史系美國遠東政策研究委員會（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Studies）的組織下，我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對這樣的交叉課題進行研究。在獲得一定的資助后，歷史系主任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給40個院校的歷史系負責人寫信，希望他們能夠推薦美國歷史專業的學生，這些人同時也願意學習漢語或日語，以便將其培養為精通美國和東亞關係史的綜合性人才。在奧斯卡的號召下，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招到大概8名這樣的學生，併為其提供了獎學金以支持他們接受新的綜合性的培養和訓練。

然而，隨著麥卡錫時代的到來，所有聯繫最終被摧毀。1965年，美國在約翰遜總統領導下介入越南戰爭時，將學界精英聚集起來、充分發揮其專長的想法再次受到了重視。1966年，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組織的一次對華政策聽證會上，參議員富布萊特（Fulbright）竭盡全力使廣大公眾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很多中國問題專家應邀前來出席聽證會，我們大多數人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家能夠自己解決他們面臨的重大問題，並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作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富布萊特想要我指出越南與中國非常相似，因此在越南問題上我們的政策同樣是有失明智和考慮欠周的。然而，由於我不想成為國會反對行政部門的工具，也不願意將問題的中心從中國轉向越南，我迴避了這個問題。後來，在開車送我們去機場的路上，富布萊特以溫和的態度責備我沒有對越南問題表現出應有的態度。事實上，他是對的，我本應該那麼做。

我發現，由於實行了一套對應的審核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中國顧問小組產生一種唯我獨尊的潛在的有害影響。小組的意見最終彙集到東亞和太平洋問題研究小組進行審核和討論，該討論小組成員包括諸如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等堅定的保守派分子，周以德博士1977年對國民黨人的支持像在1947年時一樣堅決。通過這樣的方式人們可以依次聽到各種意見的表達。我懷疑是約翰遜總統想出的這種並不公正的方式。由此可見，中國與台灣地區對立這個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多麼強烈。

禮堂擠滿了參會人員，氣氛顯得有些緊張。多次出現爭搶話筒的情況，導致會議被迫暫停。於是，我安排設備管理人員準備兩個話筒，一個置於講台供講話者使用，另一個則單獨供會議主持人使用。我的話筒裹著一個項圈，聲音被調得很大，如果我大喊一聲，恐怕禮堂的椽子都會晃動，其他的話筒聲音也會被淹沒其中。在會議開始之前，一位老朋友從觀眾席上走了上來。他是一位30年前從納粹手中逃出來的難民，他一直懼怕法西斯分子會佔領美國。他含淚對我說道：「約翰，不要這麼做，不要讓我們這些學者捲入政治中去。」

如果我們把20世紀60年代後期中國和美國的情況作一個比較，看到這兩個國家如何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的，我們也許會感到一種自嘲的滿足。越南戰爭給美國帶來了多少社會弊病！「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又增添了多少痛苦！由於越南戰爭，美國發生第一次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的是外交政策的不安全性和不確定性。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僅使得中國教育和技術大倒退，同時也導致了中國進一步貧窮落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戰爭（1965—1973）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幾乎同時發生，這兩場災難從其發生的基本原因看，並不是毫無關聯的。

同樣，蘇聯、中東地區以及國際事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顯而易見的類似的發展趨勢。歷史系已經不再是所有這些新的發展的中心。但是，所有教員的終身任職權依然由歷史系而非某個委員會決定。這意味著新領域的歷史學家必須由歷史系評估和推選，他們的研究方向取決於其是否有寫出一部優秀著作的能力，對各種小語種的掌握並不能作為評判的標準。具有出眾的書面英語能力是我們對於新人的共同要求。此外，在既定慣例的約束下，歷史系已有大量的教學工作要做。就連希臘語和羅馬語課程能夠保留在課程表中已經是實屬不易，為什麼又加了一個越南語？

在8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名才華出眾的日本青年入江昭（Akira Iriye）了。他從東京的一所高中畢業之後就來到海佛福特（Haverford）學習英國歷史。我曾見過他的父親入江啟四郎（Iriye Keishiro），他是日本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先驅人物。如今入江昭已成為芝加哥大學美國和東亞關係史研究的權威人士。他取得的卓越成績說明他對美國和東亞文化確有非常深的了解。

這種學術限制已經成為一個更大的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用理性和知識引導人們關注諸如東亞這種神秘但分散的地區呢？在英國炮艦的保護之下，我們與中國的友誼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最終卻被驅趕，隨後又經歷了更加痛苦的朝鮮戰爭，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到1965年，這種政策意味著防止北越在國內戰爭中戰勝南越。

部門缺少凝聚力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行政管理的多樣化。許多人承擔大學以外的項目，甚至是只在系裡掛個職而已。那些從二戰戰場重新回歸教職的教員更傾向於依靠秘書和錄音電話，自攬項目和獨立預算。於是，系裡很多人員很快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於部門之外。

在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的刊物《亞洲問題學者簡報》中，關於哈佛，特別是我本人不久便受到好幾篇文章的批評，包括：「華而不實的根源：美國的中國觀察者的專業意識形態」（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哈佛的中國研究：帝國主義的辯護者」（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等文章。我作出了回應，其他人也參与進來討論。我們相互交換意見，情景非常熱烈。

此外，我認為凝聚力的衰退也是一種典型的「哈佛癥狀」——由於人們對哈佛的固有印象往往是其無與倫比的輝煌，這裏的人不可避免地出現驕傲自大的傾向，換句話說就是集體的過度驕傲。而對於一些新任命的人員，即使是那些個性謙虛的人也會固執地顯露出「他們不夠資格」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勉強夠資格、有此殊榮，那他也會捍衛自己的事業，維持這種評判標準，防止出現平庸之才，即使這意味著教學工作要被中止。於是，吸收優秀人才加入這個令人神往的圈子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我們訪問了順化新建的大學，但用餐是在美軍順化顧問團食堂。我們和那裡的美國軍官進行了交流。其中一人告訴我：「佛教信仰是南越軍隊的主要問題。他們不贊成殺生。自己活著，別人也要能活。」他們經常跟美國顧問們說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去那裡，那裡有越共，非常危險。」

雖然助理國務卿邦迪以及遠東事務參謀人員的思想開放和坦率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此期間我們只見過國務卿拉斯克一次。大約1939年，我在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ACLS）中國委員會的會議上第一次見到迪安·拉斯克國務卿，當時他是加利福尼亞米爾斯學院（Mills College）的院長，同時還是一位獲得羅德獎學金的教育工作者，比我稍微年輕一些。然而，1941年8月，他在五角大樓從事制訂作戰計劃的工作，參与發起了後來成為中緬印戰區的具體工作和行動，並升任為此戰區的副指揮官。我認為肯·加爾布雷斯（Ken Galbraith）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在朝鮮戰爭期間，拉斯克作為遠東地區的助理國務卿承擔著「永恆使命的責任，極力採取軍事力量來對付所謂共產主義企圖統治世界的設想」。他成為一位典型的冷戰分子，彷彿是另一個阿拉莫（Alamo）或是與站在小巨角（Little Big Horn）的青山上與喬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背靠背一同作戰的勇士。換句話說，我認為，作為國務卿的迪安·拉斯克思想上有些僵化，似乎在道義上拘泥於一貫保持的反共立場而不願意思考——簡言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遠東事務部門有許多建設性的想法都被他束之高閣。艾里克斯·埃克斯坦像往常一樣直言不諱，他寫信給迪安·拉斯克，反對其「以核武器武裝起來的10億中國人」的概念。這種說法以毫無根據的設想視中國人為威脅，對我們來說，在宣傳上只能起適得其反的作用。

1968年12月，作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我在協會的演講中對此進行了嘗試。60年代末期，學生的反抗意欲改變該組織機構的本質屬性，使得它更加註重於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為教師的教學工作以及年輕博士生的就業發展提供幫助。就個人而言，我能夠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一職，是按部就班、符合該協會1884年以來依據自命清高的專業學術團體的規定和要求而發展起來的一套組織程序的。1956年我應邀發表了論文「現代歐洲歷史中的東亞觀點」（East Asian View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該文算是麥卡錫時代之後為我恢複名譽的一類文章。我在哈佛大學早期的支持者吉姆·巴克斯特也來到會場，https://read.99csw.com他特意坐在前排聽了我的發言。與此同時，1964年，我被提名併當選為任期三年的委員會理事，這顯然為後來的晉陞作好了準備。

從1936年到1965年的30年間，哈佛大學一直在從事中國和東亞的相關問題研究，但我們並沒有將越南納入我們的視野，這無疑是一種難以在短時間內彌補的學術上的空白。在英語文學中，越南是一個還未充分開發的主題，因此想要指導國家對這一地區的政策，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研究工作。雖然我能夠也必定會加入到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行列中，但我對這個地區並無太多專業知識，也無法提供歷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見解。

為什麼我之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如同美國的商人一樣，新教傳教士也被熱衷於效仿大英帝國的法國殖民者排斥在外。在哈佛燕京學社的大量藏書中找不到一本越南出版的書籍。簡言之，殖民主義已經給美國的東亞研究定下了基調。

在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期間，我促成設立了一個美國和東亞關係的全國委員會。像其他委員會一樣，它不斷地得到發展，在美國歷史學會每年的年度會議期間，都要自行組織由美國問題的研究專家和東亞問題的研究專家共同參加的會議，並及時發布時事通訊，討論美國和東亞關係（AEAR）領域的主要問題，同時尋找對這一研究的支持和幫助。此外，我們開始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的研究著作，首先出版的是來自庫埃納瓦卡（Cuernavaca）會議編成的有關論著的總目提要，該會議不僅對已完成的主要工作進行了總結，同時還對哪些地方能作進一步新的研究作了概括性的介紹。

約翰遜政府的國務院試圖趕上這個形勢，極力修復華盛頓和各大學在東亞問題上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像我這樣的一些早期屬於研究與分析分會（隸屬於情報協調局和戰略情報局）的專業學者，已經重返大學工作；而像伯頓·法斯這些人則繼續留在政府部門工作。伯頓一直擔任國務院情報研究辦公室東亞處的處長，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去職，主管洛克菲勒基金會人文科學部門的工作。這裏體現了學術界、政府部門以及基金會三者之間緊密的聯繫，較之於英國或日本，美國人能夠在不同的領域進退自如。華盛頓政府迫切需要有經驗的研究人員的指導，以至於1947年我擔任情報研究辦公室的一名顧問時，就有人建議我在哈佛大學教學的同時，兼職從事政府工作。

1960年，當我們乘飛機旅行越過河渠縱橫的湄公河三角洲前往西貢時，我突然意識到應該受到懲罰。越南如此明顯地是中國文化區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反而要在緬甸停留數周時間呢？在這片土地上，越南人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教化和儒家的文化思想體系，而其剛剛滅亡的王朝統治就是效仿中國清王朝而建立的。越南古都順化（Hué）王宮的布局與北京的紫禁城簡直如出一轍。法國殖民主義在此統治不足一個世紀，給這裏塗了一層殖民主義文化的色彩。就像在韓國、日本一樣，這裏也到處滲透著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迹。

毫無疑問，這幾個月來，美國的領導人從未穿越過有越共出沒的高山峽谷，更不會研究中越之間仇恨的歷史淵源。他們認為，他們的職責是阻止「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從中國向越南進軍。這顯是然建立在錯誤假設上的想當然，而我們在認識上卻無法指出和防止這一點。但是，我認為這恐怕還有習慣和制度上的問題，即美國教育並沒有提供任何正確看待越南問題的態度和方法。永存在我們心中的不是懷俄明州那小小的比格霍恩河，而是卡斯特（Custer）將軍英勇無畏且過於自信的精神。

到1976年，盧斯基金會（Luce Foundation）對這一新領域產生了興趣，並建立了開展研究討論會和學術會議的專項基金。亨利·盧斯（Henry Luce）曾把我和猶大（出賣了耶穌）相提並論，在1961年我和亨利·盧斯均在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舉行的胡適追悼會上發言，我已經覺察到他對我的這一看法。但我確信，如果他還健在，他也一定會由衷地讚賞將自己的基金會用於研究和發展我們同中國關係的那種富有創建性的設想。

60年代初期，我將一位年輕有為的加拿大研究生亞歷山大·巴頓·伍德塞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他的父親為多倫多大學的校長，我曾以羅德獎學金獲得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本部見到過他父親本人）招募到哈佛大學，從事近代越南歷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語言和比較風俗制度方面研究的奇才。他的開創性著作《越南與中國模式》（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1971年出版）講述了19世紀早期的越南統治者是如何通過一些有意思的調整來效仿位於北京的清政府的。他在哈佛大學講授越南歷史的課程。

1968年我作為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所作的報告題為「70年代的任務」，我認為這一任務就是開展美國和東亞的關係研究。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以追溯到1842年，而美國歷史協會則成立於1884年。漢學研究和歷史學同時都在發展壯大。區域研究使得兩者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在這方面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建議，以越南作為示範——

1967年，在國務院設立了一個由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領導的中國問題顧問小組。從1967年2月到1968年11月，顧問小組召開了5次為期兩天的會議，每次會議都進行了精心的組織和安排，有一定的議程並要給出結論和有關的論證材料。該小組成員共10人，其中2人為前大使［菲利普·斯普勞斯和朱利葉斯·霍爾姆斯（Julius Holmes）］，其餘8人都是特別挑選出的教授。我們都獲得了查看最高機密文獻的特權。（我被告知是最後獲得許可的一位，他們都為此等待著。）我們聽助理國務卿比爾·邦迪（Bill Bundy）和其他人作簡短的介紹，急切地展開廣泛的討論。例如，我們一致認為首先應保證美國軍隊不能從陸地上入侵北越，以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越南戰爭進行干預。read.99csw.com

事實上，所有這一切特定的發展取得的成果都應歸功於一小群執著的人，主要是我本人和賴紹華，正是由於我們的不懈努力，東亞研究領域的歷史學家從此以後在哈佛大學得以享受特別待遇，完全不受歷史系的管束，可以獨立地開展自己的工作。1958年後，研究經費來源也趨於多樣化，有來自受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約束的聯邦政府的資助，也有來自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或是通過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一些間接渠道獲得的資助。而管理完善、資金充足的東亞歷史研究團體不僅擁有了自己召開會議的場所，能夠自行組織研討會，還擁有自己的發言人，能夠進行各種社交活動，甚至還建立了圖書收藏庫和閱覽室。

儘管多年來我在演講和著作中提到過越南，但如今我對越南的文化和政體的特殊性的具體現實在感情上仍缺乏了解，這確實讓人感到震驚。哈佛大學和美國公眾一樣，在越南問題上總的來說毫無思想準備。我認為，造成這一局面不能歸咎於學術研究領導上的重大失策，正像不能歸咎於我一樣。這不只是因為我「有失必有得，人不可能做一切事」的態度，而是認為應該把這看作一個研究宏觀問題的專家對東亞問題作宏觀研究造成的失誤。由此可知，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和別人一樣也有文化局限性，由於沒有相關的越南書籍作指引，也沒有個人旅行或是在那裡居住過的美國人進行介紹，導致我們對近在眼前的情況弄不清楚。30年來，我們反覆灌輸必須在思想上重視東亞研究並作好準備，如今出現的危機卻讓我們都措手不及。隨著越南戰爭局勢的進一步發展，我開始提出將越南加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項目的必要性。我們必須建立圖書館，開始語言培訓，聘請越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教授。這位教授必須起到該領域的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導致了我們對華遏制政策的破產。冷戰的確已經走到了盡頭，儘管我們還在沒頭沒腦地進行核儲備。我贊同學生們的抗議。因為順從一種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學生的公開指責，使人耳目一新。可此後應怎麼辦呢？我們如何才能掙脫要求我們為其戰鬥的國家——文化忠誠的枷鎖呢？面對人類基本的兩難困境，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戰爭，我找不到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問題研究已經成為美國教育的一部分。而至於帝國主義的邪惡，如果你曾親歷發生在越南的一切，就不會將其看得那麼簡單了。確切來說，其罪惡的根源在於，精神層面和戰略層面的考慮多過物質和經濟層面。在我看來，如今該是我們認真仔細地審查視美國人極其狂妄自大的行為方式的時候了，既然東亞研究中心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尤其應該進行自我反省。

會議進行得十分順利。只有一位妄自尊大的越南專家對我們猛烈抨擊后高視闊步地離開了。整個會議議程由來自20多個研究機構的年輕的東亞研究專家制定，並最終通過審查，自此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正式成立。

1968年，我在美國歷史協會的講話中提到這樣一個看法，國外的傳教士成為美國歷史的「隱形人」。除了其他的一些傳教士以外，幾乎沒有人對國外傳教士進行過研究。令人驚訝的是，美國歷史上的「西進運動」對中國的貿易很少甚至根本就沒有關注，然而，這一貿易曾在我們修建西部鐵路時提供了經費。美國的宗教歷史學家忽視了傳教士。然而，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在到達加利福尼亞的同時就已經踏上了中國福州的土地，這是事實。很不幸的是，似乎東亞對於美國發展的重要性早已被人們忽略。

僅憑一個錯誤假設就派遣50萬軍隊遠赴海外，對於這樣一個政府你又能說什麼呢？關於越南戰爭，中國問題顧問小組裡沒有人會來徵求我的意見，我們只能以個人名義來提出一個重要的意見，主張美國單方面採取行動，以逐步實現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特別是在1967年至1968年中國國內處於混亂之際。1967年我曾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我們在越南的軍事擴大化是一個良好的契機（5月20日的《紐約時報》專欄版），有助於採取減緩孤立中國的積極外交政策。「在第三方向中國轉售我們的產品時，我們的反華貿易禁運政策又有什麼用處呢？為什麼不廢除這毫無益處的貿易禁運規定呢？為什麼要阻止北京加入聯合國？」

1966年，我們開始籌措資金以為越南歷史的教學研究謀求一個教席。儘管哈佛圖書館還沒有收藏越南文的書籍和資料，但我們自己收集了一些越南文的書籍，專門放在研究中心的一個房間里。在威德納圖書館的書架上，越南仍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的類別。到1975年，在東亞訪問委員會（East Asian Visiting Committee）的幫助下，尤其是其監察理事會的兩位成員奧斯本·https://read.99csw.com艾略特（Osborn Elliott）和白修德的傾力支持下，在我們國家深陷對越南研究的空白10年之後，我們終於為哈佛大學研究越南歷史的教授崗位籌到一筆基金。我們以肯尼斯·揚（Kenneth T.Young）的名字命名了這筆資金，他是我們早期的一位研究生，曾擔任過肯尼迪總統駐泰國的大使。經過一番推推搡搡，伍德賽德被任命為越南歷史研究的教授，是美國在這方面唯一一位教授。然而，他骨子裡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加拿大愛國者，美國最終捲入越南戰爭，使其對美國不再抱有幻想。很快他離開哈佛大學前往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於是哈佛大學越南歷史研究教授的職位一直處於空缺狀態。

作為歷史協會主席，除去充滿活力地加速召開委員會會議之外，我還需要下達指令。1968年在民主黨政黨會議期間，電視播出了在芝加哥發生的警察鎮壓學生反戰示威遊行的行動，這激起了民眾廣泛的怨恨。舉個例子，芮瑪麗從耶魯大學給我打來電話，電話中她斬釘截鐵地表示她已經收集了200名年老的或年輕的歷史學家的簽名，他們表示，如果聖誕節后美國歷史協會還照常沒有任何行動的話，將會對其實施聯合抵制行動。我想她一定會召集到更多的支持者加入其中。此後，我以執行秘書的身份與保羅·沃德（Paul Ward）進行了商洽，酒店公司同意讓我們使用位於紐約的斯塔特勒·希爾頓（Statler Hilton）酒店組織相關會議活動。於是8月份我承擔起12月份地點轉移的工作。在我看來，對於我們管理人員來說，在沒有牽涉大的原則的前提下，如何保證年度會議的順利召開最為重要。如果芮瑪麗真的預備開始行動的話，我已習慣於受她支配。

後來被證明，真實的隱情是，位於紐約市的享有盛名的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不過是以前的賓夕法尼亞酒店，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風采，正準備拆除。這裏只有三部電梯，卻要為多達6000名客人服務。紐約客酒店（The Hotel New Yorker）也被我們租用，但是總的來說，我們不過是享受著上個世紀的服務。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儘力做好了接待工作，使我們的東亞問題專家融入主流當中。會議上沒有發生混亂，也沒有取消會議議程或是修改章程。

越南研究的這種成敗未知的狀態，對力圖起學術帶頭作用的哈佛來講確實是種失敗，這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其機構發展的失敗。然而，目前越南研究的團隊還沒有組建起來，與從事東亞歷史研究並享有終身職位的教授隊伍增長速度不相匹配。歷史系本身凝聚力的衰退就是機構建設的一個大問題，其成員的團體意識從各個角度開始碎裂。隨著概論課程在各個學院深入展開，其在大學中的吸引力正在逐漸消失。追求專業化開始在老師中成為普遍現象，之後在學生中也開始出現。每個人都專註于自己的專業方向。正如我的同事伯納德·巴林（Bernard Bailyn，1981年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所言：「每個人看來都願意成為名家，拋開自己的日常工作從事更為專業的研究。」

1967和1968年之交的冬天，我和其他人都普遍感到在我們的研究生中出現了強烈的幻滅感和反抗意識，這種意識需要通過組織和討論找到一個發泄口。於是我鼓勵菲利普·韋斯特（Philip West）和其他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創建一個大學校際學術團體。他們其實已經在同全國各個機構的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進行交流。這一活動的結果是1968年春天在費城召開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年會的時候，又召開了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成立大會。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一直秉承一條原則，即除了自由的學術專業辯論外，對當前的政治問題概不爭論。因此，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禮堂成立。它是獨立於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以外的一個組織。當時，我應邀主持會議，並親歷了整個會議過程。我很高興接到邀請，同時我也熱衷於創建組織，而且我覺得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的建立尤為必要。

在接下來的一年，我的繼任者威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華盛頓召開的一直進行到午夜的美國歷史協會商務會議上承受著來自學生反抗的主要衝擊。我給威恩推薦了一名議會法規專家，事實證明，未經證實的推薦是極不明智的。我要求他對上一屆的委員會會議進行調查，但他沒有去做這項工作。於是會議在複雜的議會式掌控下開始了，此時威恩發覺我推薦的這位議會法規專家不僅心不在焉，而且頭腦遲鈍，總是時不時地犯錯誤。這如同讓一名斜視的人擔任棒球錦標賽的裁判，對這種情況我確實感到沮喪。

事情本來不必走向如此極端的地步。與大多數歷史災難一樣，這些災難原本可以通過人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首先，我們不需要以如此自詡為公正的、激烈的、全力以赴的方式來反對中國的革命。如果我們能夠對中國有更多的了解，同時對我們自身的恐懼認識更客觀一點，那麼我們應該可以更好地應對局勢，並進行相關的調整。對待越南也是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