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將資助作為一種文化帝國主義而對其進行猛烈抨擊。他們一直努力宣稱並聯合抵制使用市古宙三教授的珍貴資料。在他們看來，資助機構必然會影響甚至左右個人的工作，即使福特基金會的贊助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其依然會不知不覺地影響研究人員，導致他們的判斷髮生偏差，對罪惡的寬容不咎。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日本人需要人際關係中的互惠互利，如果他們的責任感是那麼強烈，以至於一個學者僅僅是晚些發表手稿都會覺得生活被擾亂，那麼我可以理解這一點。儘管如此，對於我而言，「帝國主義」只是一種虛設的意識形態術語，它被如此廣泛地使用，以至於現在它包括了所有的國際交往，因而沒有實際意義。福特基金會對於學術研究所提供的資助可以有力地推動研究工作，只靠著道德上的故作姿態是無法達到的，無論這種姿態及其含義如何正確，都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顯然樂意做一名帝國主義者。

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在日本和南朝鮮有許多相似之處。漢學研究在日本是傳承已久的學科之一。一直以來，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對該領域的研究作出不同解釋，使之後整整一代學者為此爭論不休。而在日本的三周時間，我再次聯絡了東京和京都的「老關係」，共走訪了20多個研究團體，並與其進行了交流，而所有的研究機構對於漢學研究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專長。每次走訪結束后，我都會帶回更多的書籍、名片以及機構資料。

1964年再次來到西貢，我們發現如今的民族服飾奧黛（Ao Dai，越南長衫，越南婦女的民族服裝，由開高衩的長衫和寬腿褲構成）已經很靈活了。穿著「絲綢褲和高衩長衫」的年輕女性騎著摩托車，戴著寬邊草帽，烏黑亮麗的長發隨風飄動。她們「更像是阿布沙羅斯（apsaras，婆羅門教女神），悄無聲息地穿過了林蔭大道」。霍莉也有一些綠色和粉色的奧黛，絲質的寬腿褲罩上色彩艷麗的高衩長衫，別提多迷人了。霍莉身高適中，體型勻稱，看起來像16歲的妙齡少女，以至於雞尾酒會上的年輕記者都被她吸引住了。

與1960年的旅行不同，當時兩個孩子和我們同行，這次勞拉留在學校，但10歲的霍莉仍與我們相伴，共同了解世界。我們與康奈爾大學的勞里·夏普（Lauri Sharp）一起在泰國西北地區的山地部落走訪了一周，此時霍莉對人類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例如，我們拍攝山地部落的女性，她們穿著低腰的小短裙，背部露出一個大大的缺口。我們與美國駐柬埔寨首都金邊的大使菲利普·斯普勞斯在一起的時候，霍莉在正式宴會中毫不費力地扮演了主賓的角色，一點兒也不怯場。她還向客人們講述了我們在山地部落的見聞。

就我而言，我認為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同事、可能的朋友，我們或許可以為其提供幫助。對那些學術研究水平比我高的學者，我從不吝嗇于鼓勵和支持。我覺得我們都需要道義上的支持。在這方面，我能夠理解小城鎮里的那些宣傳鼓動家的動機，他們不僅在扶輪社和吉瓦尼斯俱樂部（Kiwanis Club）集會上發表演講，同時他們也是美國組織推動力的典範。我們堅信，只有發展才能拯救世界。我不贊成那種僵化的觀念，即認為發展確實會造成對我們的首要威脅。多一點總比少一點要好，至少在一個人自己的認識領域里是如此，就算是事情朝糟糕的方向發展也是如此。

香港當然是走在最前列的漢學研究中心了，但香港本地的企業和公司不設基金會，因此，儘管香港有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條件，但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卻也主要依靠紐約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由於某種原因，學者從事諸如社會科學、歷史學科等抽象的研究項目是一件難以及時獲利的事情，所以沒人能決定是否應負擔這樣無利可圖的投資。在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香港分會，我作了主題為「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A）的演講，受到人們的歡迎。其間，我提出歷史知識是防止思想狂熱的最佳手段，但幾乎沒有人對這樣的提議有所反應，只是在我提到有效的學術激勵和攻讀學位的候選資格時，才有一些聽眾表現出一定的關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我在香港的6個公共機構作了十幾次演講，同時也結識了很多的朋友。

人們可能希望我們有關北京方面的研究推論更準確一些，但是結果很難說，也許只是徒勞。事實上，使北京的美國問題專家難以相信導致我沒有從副主席升任為主席的實際原因，竟是一件典型的美國式的意外發生的小事。1948年，我們決定將遠東學會（自1941年起，遠東學會一直出版《遠東季刊》）發展成為一個專業的會員制協會。當時賴紹華領導主持一個組織委員會的工作，該委員會提名由畢乃德擔任遠東學會主席一職。當畢乃德提出對學會章程作出修訂時，我的同事、博學而不切實際的查爾斯·悉尼·加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ner）站出來說道：「我不同意『副主席繼任主席』，相反，我認為應該在『繼任』前面加個『不』字。這樣就可以有雙倍的人享受榮譽，即一些人做主席，一些人做副主席。」理論上說來，這種建議是對的，但事實上是荒謬之極。由於時間緊迫，畢乃德沒有直接否決提議，而是採取了投票決定的方法，那些主張平均主義的膽小鬼都投了贊成票。1950年，在我擔任有名無實的副主席后，我聲稱作為在職者，我是最具有資格督促改革的，此後我便著手修訂規程，以恢復其本來面貌。最終改革意見獲得通過。1958年，我被推選為名副其實的副主席，成為httｐｓ://ｒeaｄ.99cｓｗ.ｃoｍ該會唯一連任兩屆的副主席，此後於1959年擔任遠東學會主席。

儘管如此，蔣介石僵化的執政風格在台灣仍然佔據統治地位。在這裏我還見到了在北京時的老友葉公超。他曾是清華大學的一名英國文學教授，此後憑藉其卓越的才能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達10年之久，之後出任駐華盛頓大使。然而，由於不肯聽從「老頭子」的外交理念，如今葉公超被安置在台北內閣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長位置上。他是一位致力於中國復興的人，對新舊兩種文化都很珍視。他的祖輩和叔輩都曾有人在北京政府擔任過總理。他本人不僅是一位書法家，還是一位畫家。此外，他曾在烏爾班那大學（Urbana）、貝茨大學（Bates）、阿默斯特大學（Amherst）以及劍橋大學接受西方教育。他經歷過倫敦閃電戰，目睹過新加坡的淪陷，並且認識很多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此時，他開車帶我們參觀了台中市的皇家藝術收藏品，當時拉里·西格曼（Larry Sickman）正在給這些藏品拍照。我們還曾住在台灣第一銀行（ First Bank of Taiwan）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許多企業家，葉公超從這些商人身上看到了台灣未來的希望。訪台期間能夠與這樣一位難得的朋友相處，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推動此次土地改革的主要機構為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該委員會是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於1948年在中國創立，委員會負責人為曾在北京、昆明兩地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1886—1964）。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恢復了先前由日本人創建的農民協會，同時推動這些協會為農村地區提供貸款和農藝技能。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一大優勢在於單一的組織結構（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艾森豪威爾在其指揮部設立的英美聯合指揮組織，當時運行得十分成功。）——美國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同一個小組工作，並非「對應的人員」。

然而，有著儒家思想色彩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不允許人們成為邪惡的忠實信徒。在香港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公報》公開抨擊我是「披著教授外衣的間諜」，並對一些相信我的人進行嚴正警告。與此同時，有關我個人的被叫作費正清的傳聞卻不脛而走，繼續擴大。1977年，我在香港獲得了一本共產黨的內部材料——《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其中有一篇費正清的簡介。北京研究美國問題的專家仔細閱讀了我們的出版物，憑著中國人的常識，找出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些專家確實下了功夫。他們雪亮的眼睛注意到1950年費正清擔任遠東學會的副主席一職，並未晉陞為主席，這是其事業發展中的一大挫折，他們認為這大概是華爾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會有誰有決定權呢？）

在1960年和1964年的兩次週遊世界的旅程中，我們一共走訪了24個國家，同時我對這些國家的漢學研究現狀和欠缺均作出了獨立的評估。我參觀了15到20個研究中心，這取決於你對「中心」這個詞怎麼理解；進行了大約100次的發言，包括自我介紹、討論或是演講。總之，中國問題的研究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該領域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尚且不足，我們的出版物也無法傳播到偏遠地區，儘管如此，我們正在向前發展，在哈佛大學，我們擁有很多與國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交流溝通的機會。

1960年，10歲的勞拉和6歲的霍莉也一同加入我和威爾瑪的旅行，這無疑給我們的旅途增添了極大的樂趣，也使我們與當地人接觸時要自然和輕鬆許多。我們首先遊覽了羅馬和雅典，隨後我們拜訪了英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安東尼·蘭伯特（Anthony Lambert）爵士，他是我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時的同學，我們在他那位於索非亞（Sofia）的寬敞的大使館待了一周時間。而在我和威爾瑪首次體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首都時，蘭伯特的兩個女兒與我們的女兒就在一起玩耍——街上到處是行走的人以及渴望與我們進行交談的受到壓制的知識分子，即便只是談論一些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播放音樂的空當，安東尼和我私下低聲交換了一些政治看法，生怕大使館會裝有竊聽器。

我們一見到蔣夢麟博士，他就說道：「如果我們在大陸時就有現在的認識水平，恐怕我們早獲勝了。」這句話讓我進行了反思。正如他在自傳《西潮東漸記：蔣夢麟回憶錄》（Tides from the West）中所述，他從一開始所走的本來是一條讀書做官的經世之道，如果不是1904年他認識到必須去美國才能做學問的話。他在伯克利攻讀教育專業（1912年獲法學學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約翰·杜威（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隨後，1919年至1945年間，除一些短暫的中斷外，他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其經歷令人印象深刻。

在4年之後，再次故地重遊，發現香港、馬尼拉、台北以及漢城等城市都已高樓林立，給我們以深刻而全新的印象。在香港，這是我們第三次有幸與林賽爵士（Sir Lindsay）和賴德夫人（Lady Ride）住在一起，從這位香港大學副校長的住處放眼望去，橫跨海港的九龍灣與島上的維多利亞港發展程度不相上下。這些城市的大學也隨著城市的發展不斷地發展壯大，包括馬尼拉雅典耀教會大學（Ateneo de Manila）也在發展。在台北郊外，「中央研究院」建立了新的「教師村」，我們在那裡的一座房子里住了一個月。

令人高興的是，1964九_九_藏_書年我們在台北再次見到蔣廷黻。他曾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其超凡出眾的才智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所代表的看似強大的權力機構的軟弱無能，之後他擔任了駐華盛頓大使一職。回到台灣后，他萌生了用現代的方法編寫中國歷史的想法，使完整的富有中國色彩的中國歷史充分地為世界所理解。他並不屬於蔣介石的智囊機構——中國文化學院成員，該學院人員由國民黨黨羽組成，是「中央研究院」的競爭對手。蔣廷黻表示，他曾翻閱過中國文化學院編寫的很多書籍，「看完這些書後簡直想要大哭」。如果蔣廷黻還活著的話，他也許已經完成了一部富有中國色彩的中國史。

1962年，胡適猝然離世。為此，「中央研究院」內豎立了一座精緻的紀念碑，紀念碑上胡適名字的尺寸與蔣介石總統的簽名大小差不多，當時蔣介石還想從這位北京來的知識分子身上撈得最後一點好處。胡適紀念碑旁邊就是博物館，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得胡適名震天下，如今這些歷史的遺迹都被敷衍地丟在了角落。國民黨從未對五四運動有過好感，也不願意提起它，因為共產黨早已優先利用了這場運動。如果以美國人的想象來看，胡適的墓旁應該擺放一尊約翰·杜威的半身像。

這些法律虛擬多少緩解了戰敗所帶來的恥辱，同時又贏得了親國民黨的美國支持者同情支持弱者的自由主義感情。與此同時，對他們來說，中國人比以往表現得更加熱情好客，對其理想給予慷慨支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由此，台灣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矛盾象徵，它在中國與美國價值觀之間尋求著某種平衡和聯結的作用，即一種不同於任何一方的價值觀。

在我們四人的旅行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西貢再次見到我們在華盛頓時的朋友雷正琪（Wolf Ladejinsky）。他閱歷豐富為人熱情，先後在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以及印度等地進行土地改革，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和我們的女兒很快成了朋友。事實上，當時他正準備前往南越，擔任吳庭艷總統的土地改革顧問，卻不知這是麻煩開始的前兆。

20世紀60年代，我曾環遊世界兩次，約翰·林德貝克也同樣如此。我們都將對中國的研究視為一種全球性的事業，渴望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台灣地區、日本以及蘇聯，在這方面正在進行的研究情況以及我們之間如何開展合作。

在台灣的政府機構和學術界里，很多人都是我在三四十年代的老朋友。當時胡適已經從美國回來並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我們見過幾次面。回顧往事，博學多才的他對其擔任駐華盛頓大使的經歷感到遺憾，他更希望以揭露中世紀中國禪宗佛教騙局的學者的身份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對於美國人來說，他是一位為人熱情、有重要影響力的中國歷史人物。他善於交際，且能夠記住每一位交談者的姓名，能和他們輕鬆自如地交談，這些給他們留下了特別的好感。他的一生也多半在美國度過。

此外，還有一些中國記者稱費正清具有保羅·班揚（Paul Bunyan，美國民間傳說中的伐木巨人）一樣的神奇色彩。例如，他們的報道中講述費正清在麥卡錫時期是如何入獄的，出獄之後最終成為尼克鬆總統的顧問。1971年，在獲悉尼克鬆總統在看《美國與中國》這本書並深受其影響時，這本書的中譯本第一版立即被找到，並交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閱讀。在這裏，我可以看到流言蜚語是怎樣同基於「事實」的「合理」推論攪在一起，促成了小道消息的形成。

其次，我想了解該領域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於是我不得不奔波于各個集會或研究協會的年會之間，非常忙碌。最終形成了周遊全國各地的慣例，包括進行講座、參觀學術中心以及會見各界人士。通常，我會事先安排旅行日程，這樣在前往某地的途中，我可以在別處停留來查看我想了解的情況。「要想了解中國，就得四處走走。」我以實際行動表明我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這件事。多年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已去過很多地方，並與各地有關人士進行過數百次的談話。

作為開拓者的優勢在於，他不僅可以了解該領域的全貌，還可以發現「金礦」並佔據最有前景的研究點。對於近代中國的研究，我始終有著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即進行全面理解，似乎想要用一個大網儘可能地將可控範圍的領域全部籠罩起來。首先是書籍方面，在威爾瑪的幫助下，我整理了幾抽屜的參考書目卡片，以及自1936年以來這方面的英文資料，甚至還包括我返回哈佛之前的一些著作。我想了解每一位出版過有關中國研究著作的作者。由於語言學習佔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這項工作也成為一項艱巨的任務。多虧有中國和日本方面的幫忙，前文提到的各種附有內容介紹的描述性書目的彙編工作才得以完成。

而在韓國的旅行更加開闊了霍莉的視野。當我們到達漢城時，這裏正在召開一次國際青年商會（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的會議，導致城裡的酒店人滿為患。最終我們住在了山頂處名為「金秀章」（Keum Soo Chang）的酒店，這是一座一流的通體由大理石修建而成的酒店。接待人員有些擔心地問道：「這裏可以嗎？這是城裡唯一有空房的地方了。」這裏的建築有一種我們在拜訪朋友時見識過的富麗堂皇，於是我向他們再次表示沒有問題，然後就住了下來。

作為哈佛大學的一名教授，在日本和韓國還是極受尊敬的，其眾多的歡迎者似乎足以表示他們的真誠和熱情。但是，我發現兩國在表達方面的確存在著一些差異。我注意到，「日本對美國學者在東方歷史的研究方面發表的意見可以說非常重視」。與此相反，在南朝鮮，「當地的研究機構將我看作一位九_九_藏_書極有見識的智者，也許能夠幫助當地人看到自己在歷史研究方面還很滯后。這一直令我頗感不安。我僅僅是在四處講學時積極傳播一些我的研究領域內的相關信息，這是一個優秀研究生就能夠勝任的工作，但是我被宣傳為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國際權威」。其原因大概是，我一直處於世界權力的中心——美國，且經常發表一些關於政策問題的評論，而這不過是一個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自命不凡的一種表現。

我曾在戰時的重慶見過的國民黨部長中，組織部長陳立夫早已退休，在新澤西經營著一家養雞場。而更為開明的王世傑則繼續留任內閣，他對於我有關學術交流和開放檔案的提議抱著積極響應的態度。

位於中國以南的是一些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學者似乎對冷戰無動於衷。讓新德里深感憂慮的是，它與革命中的中國曆時已久的邊界之爭，並且在1962年印度軍隊甚至向中印邊境的中國軍隊發起了進攻，最終還是被徹底打敗。這裏除了政府部門的外交官之外，沒有任何在漢語方面訓練有素的人才，大學也沒有開展太多認真的研究工作。緬甸一直有著中國「入侵」的夢魘，在那裡只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教員，他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漢語。泰國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雖然他們更直接地處於武力威脅之下。經過這幾日在各大首都的遊覽經歷，我發現這些與中國接壤的邊界國家對於漢學的研究還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吉隆坡、新加坡以及西貢算是半中國化的城市，但這些地區幾乎還未開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研究。馬尼拉（Manila）在這方面剛剛起步，只有一位我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在耶穌會的支持下從事教學工作。在這些首都城市，我與重要人物有過會面，作了幾次講座，還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而這些老朋友大多都是記者或外交官，是駐外機構或部門中主要的兩大類群體。

1964年，我們又沿著差不多相同的路線向東再次旅行。我們由倫敦直接到達新德里，在這裏關於近代中國研究的討論儘管相當熱烈，但其實際取得的進展似乎比不上吉隆坡和新加坡。

與此同時，政治壓力在日本也逐漸升溫。1960年6月中旬，我們在東京看到了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示威遊行活動，正是這次遊行最終導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訪問被迫取消。現代的「示威」一方是高呼口號、勢如潮湧的學生編隊，一方是手持防護盾和警棍的密集的警察方陣，顯示出一種與其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類似中世紀儀仗隊般的循規蹈矩的氣氛。沒有人打擾來自美國的旁觀者。與1960年4月南朝鮮學生的遊行相比，日本學生更加端莊得體。而發生在漢城的那次遊行，學生們反對李承晚政權，面對著軍警的機關槍迎面而上。最終用許多人的生命換來了李承晚政權的垮台。

在漢城的一周更像是在國內某個正處於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一樣。南朝鮮的漢學研究剛剛開始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研究這一研究領域，但其還缺乏像日本研究中國問題所依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假設。南朝鮮大學的研究中心渴望得到如何獲取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的建議。比如，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措辭提出這一要求才恰當？該研究中心決定召開一次有關亞洲現代化問題的國際會議。而在當時，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在不斷地對帝國主義進行譴責，認為它是造成當代亞洲災難的罪魁禍首。

在我們所有停留過的地方，包括在日本的三個月和在南朝鮮的一周時間，我都是以哈佛大學教授的身份參觀了各個學術研究機構，會見其中的研究人員並作了相關講座。總的來說，一個漢學研究的全球性網路正在迅速形成。在東京，我的老朋友市古宙三（C.Ichiko）教授在東洋文庫圖書館為他領導的近代中國研討班收集了大量極其寶貴的資料。在福特基金會以及來自香港、台北和東京的其他支持下，近代中國問題研究已經初見成效。

隨後幾個星期，我們參觀了以色列和印度總統尼赫魯統治下的新德里，還順道去了尼泊爾，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舉國上下為民族復興所作的努力。之後我們又在緬甸待了兩周時間。美國新聞處（USIS）駐仰光辦事處的負責人恆安石（Arthur Hummel，Jr.，恆慕義之子）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幫助，我們參觀了曼德勒地區（Mandalay），還驅車前往蒲甘（Pagan），參觀了那裡40多座主要的中世紀佛教遺址，並在大多數的寺廟拍了照。總的來說，這是一次英國式的旅行，那裡氣候乾燥，陽光十分充足。此外，我與當時緬甸的當政者總理吳努（U Nu）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富有理性的交談，當時的緬甸人民對於工業、冷戰甚至旅游業都一無所知，他們生活貧困，排外，完全處於消息閉塞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中。相比之下，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西貢以及香港似乎較為現代化且社會在快速變遷。

對這些流亡的國民黨人來說，堅持意味著永不放棄、永不言敗的精神，意味著勢不兩立、鬥爭到底的決心，可以流血，但決不屈服，始終信守自己原來的責任和義務，誓為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忠實信徒——總之，這是一種完美的精神上的姿態。他們如此堅定的立場讓人覺得，「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是暫作停留。雖然目前失利，但只要美國繼續以某種行動暗示它對台灣的支持，他們遲早會東山再起。

我到處發表演講的推動力要歸因於一種類似傳教士的熱情（我注意到賴紹華也有這樣的熱情），這種情況在美國比其他地方要普遍得多。我猜想，許多持有老派觀念的人多少會對這樣的行為方式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一定會驚訝，究竟是貪婪還是權力或是狂熱盲信的驅使，讓我們這樣充滿幹勁。或許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學術事業創辦人固有的熱情和抱負，它是伴隨資本主義兼并活九九藏書動而來的那種向外擴張的一種反射。

酒店裝修頗為奢華，卧室的床也很大，在客廳通往卧室的入口處擺放著許多日式的拖鞋。霍莉很快與幾個女僕交上了朋友，她告訴我們在通向綠樹成蔭的後院入口處停著許多豪華轎車。後院的建築是典型的韓式風格，尤其是到了晚上，人們會在這裏聚餐、唱歌。事實上，我們被安排在漢城最好的旅店，我們在此居住了一個星期，發現這裏不僅環境優雅，服務也很周到。

我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接觸較多，該研究所的負責人是一位盡職盡責、細心謹慎的學者——郭廷以。他深得國民黨的信任，但據說由於他並非「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而是台灣師範大學的教授，因此很少有機會招收到頂尖人才。不管事實究竟如何，郭先生卻能變不利為有利。他從台灣師範大學招收的研究員不僅忠誠於他本人，同時也忠誠于近代史研究所，而並非將這個事業當成到美國發展事業的墊腳石。在防止人才外流的同時，近代史研究所培養了一批博學多才的研究員，由這些人編寫了一系列系統的、實事求是的歷史著作，特別是1861年到1927年間的歷史。此外，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依靠的是中國最早的外交機構遺留下來的檔案資料，藉助這些得天獨厚的檔案資料，他們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檔案文獻集。

對我來說，從某方面來看，20世紀60年代的台北與40年代的重慶有著些許的類似。在這兩個時代，它們同美國的關係對於當地的局勢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當然我也包括在其中，如今我又成為當地情況的旁觀者兼參与者。1960年，一度曾經擔任國民黨領導職務的《自由中國》的編輯雷震，開始組建反對黨。他領導的組織還曾向我尋求過「意見」，即爭取外國人的支持。然而，當年的晚些時候，雷震以與中國共產黨有來往這樣「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10年徒刑，而他組織的運動也以傳統的「斬首示眾」方式遭到鎮壓。我適時地給《紐約時報》寫了一封信，信中批評了國民黨一貫的獨裁統治。1964年，我拜訪了雷夫人，她說他們所有的朋友都因此而疏遠了，只有王先生還有聯繫，而她的生活也過得異常悲慘。我問道：「王先生是誰？」她說：「我們的老朋友王世傑。」她受到一位忠於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的保護，這讓我再次感受到法定官方關係僅僅是把中國社會維繫在一起的、無處不在的私人與親屬關係網之外的表面現象而已。

蔣夢麟有幸出身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一個士紳家庭，祖上經營錢莊。儘管接受美國現代化的教育，卻依舊保持著古老的忠君美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昆明和重慶見到他，當時他的生活一度窘迫，以至於他的夫人不得不背地裡尋找工作來糊口。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說：「我正在和蔣介石進行聯繫，並給他提了不少建議。一旦時機成熟，你會看到他立即實行改革挽回局面。」1960年，他在台北沒有再提起這些虔誠的想法，事實上，在這片面積較小並易於管理的土地上，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已經實施了很多挽回局面的改革措施。

60年代末期，伴隨著缺少安全感甚至是政治的歇斯底里症的併發，另外一件事情又發生了。殷海光教授是我們的朋友金岳霖的學生，他是一位哲學家，精通西方思想，同時也是一位與亨利·門肯（H.L.Mencken）、伊西多·斯通（I.F.Stone）類似的不思悔改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在他看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浮夸而不切實際，其思想幾乎與馬克思主義一樣有毒害作用。他還對將台北作為全中國的「首都」提出了質疑。然而他獨立不羈的思想卻害了他自己。在大學里，他的工資被停發，在他病入膏肓時，他的生活只能靠我們從哈佛燕京學會申請的研究撥款得以維持。對國民黨來說，這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

在我看來，忠誠于某位統治者的古代士大夫思想在蔣夢麟這一代人的身上還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他們並不會起來革命，更不會進行反抗。在戰爭年代里，CC系使得昆明的教授陷入飢餓的困境當中，當時蔣夢麟博士也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他到底從蔣介石那裡得到了什麼？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他的確是一位仁慈且有毅力的官員。1960年，蔣夢麟在台灣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安排了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人員帶我們在島上四處參觀。

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帶著我們乘坐火車和吉普車進行了環島旅行。從尚未竣工的橫貫全島公路前往被岩石包圍的東海岸的途中，我們從修路士兵的身上再次看到了其勇於奉獻的精神和堅定的決心。從巍然屹立的高山下行轉到壯觀的太魯閣峽谷，沿路到處都是鬆散的岩石，卡車通行還不時會引起小規模的山崩，掉落的岩石有時會把下面已經推平的道路攔住。據說，很多士兵為修路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們堅持征服自然的精神也算是對大陸作戰失敗的一種補償。這樣看也是不無道理的，因為它似乎很好地表現了我在當地所有人中所感受到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對於支持國民黨的美國人來說，事實卻恰恰相反。「福摩沙」（葡萄牙語，是一個「帝國主義」的稱謂）是一個面對共產主義者敢於繼續抵抗的島國，他們正為我們而戰鬥，同時也竭力為脫離大陸保持獨立而戰。如此勇往直前的鬥志理應得到我們的援助。台灣新頒布的「法律」中提及民主自由（軍事管制只是暫時的），媒體報道也不是千篇一律（如果懂中文的話），貿易也以日本式的出口導向模式迅速發展起來。美國的華人團體，無論是進行貿易活動，還是開展基督教傳教工作，或是從事漢學研究，甚至是軍事組織等，發現台灣不失為一個愜意的地方，可以在那裡繼續他們在大陸曾從事過的事業和活動，只是規模和範圍相對縮九*九*藏*書小了而已。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院（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Hospital）是台北市最好的醫院。駐外事務處在台中市開設了一所語言學校。同時，位於台中的東海大學也是基督教會學院燕京大學的後繼者，坐落在新修建的漂亮校園內，還有許多來自北京的教員。此外，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美國空軍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均在台北設有各自的派駐機構和人員。「國立台灣大學」中增加了許多來自昆明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的教學人員。「中央研究院」大樓也在距離市區6英里的南港竣工。在這裏我們還遇到了老朋友李濟，他正在撰寫大量有關安陽殷墟出土的文物報告的鴻篇巨製。從戰爭時期開始，梁思永就帶頭進行此項工作的研究，一直到他患肺結核病逝。隨後李濟承擔起研究的重任一直到完成。1979年，李濟逝世。

由於之前我曾代表哈佛大學與福特基金會進行協商洽談，如今我同樣能夠幫助郭先生尋求這方面的資助，以便於他們開展出版項目的同時可以外出進行學術交流，使他們與美國各大研究中心保持更密切的聯繫。近代史研究所有十幾位著述頗豐的學者，他們已經注意到美國的專題研究論文通常以較少的事實為基礎，而理論分析較多；而中國過去的編年史編撰者的習慣依然影響著中國的歷史學家，他們通常都是按照年代排序的方式將大量的資料編綴在一起。我設法會見了郭廷以在國民黨情報宣傳部門的上級領導，其間我婉轉地向其暗示，那些像瘟疫一樣被控制隔離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對美國的研究者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國民黨政權的領導方式始終墨守成規，缺乏創新。在經過深刻的反省之後，蔣介石和他的效忠者將失去大陸的原因歸結為缺乏紀律約束和獻身精神。（那時他們並沒將責任歸咎於認為「美國國務院內的共產黨」，導致失去了美國援助。）他們決心通過國民黨精神的重建和孫中山思想體系的復興（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反攻大陸。然而，出於自尊心和政治權術的考慮，他們維持著偉大主權的空殼，不過只是一系列虛假偽裝的遊戲罷了。我隨即想起了舍溫·威廉姆斯化工有限公司（Sherwin Williams Paint Company）的一句廣告語：「挽回表面等於挽救了一切。」

1952年至1953年，在日本有10個月的時間學習語言和研究文獻目錄，這對我們這樣已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來說，時間相當充裕。在一個日本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小群體中，我們結識了一些好朋友。山本達郎（Tatsuro Yamamoto）是東京大學最具有國際意識的一名教授，同時，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溫文爾雅的貴族，精通法語、英語、漢語以及其他多種語言，此外他還是中越問題研究方面的權威，也是國際學術組織的日本代表。1951年至1952年，山本達郎一家來到哈佛大學。此後，我們又在印度意外地遇到了山本達郎本人，當時他正在指導一個日本測量隊測量和拍攝印度國內的建築遺址，其工作的開展如同蠶吃桑葉，有條不紊。1953年，他的夫人山本純子（Sumiko）幫助我和坂野正高（Banno）完成了有關近代中國的日本著作的參考書目的編譯工作。她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從事教學工作，並發表了論述20世紀20年代中國反基督教運動的博士論文。與這些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較，我們覺得自己粗野不堪。

過去日本在台灣的總督官邸，一座1900年代建成的漂亮的紅磚建築，如今成為蔣總統的總司令部。兩項法律上的虛構成為權力機構的支撐點：其一，內戰正在繼續，前線陣地就在大陸沿海一帶的島嶼上，以面對廈門的「前線」金門最富象徵意義。因此，自1949年後的30年裡，台灣一直處在軍事管制之下。整個島嶼被鐵絲網包圍起來，軍號聲不絕於耳，機槍碉堡也隨處可見。其二，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在名義上依然保留著眾多虛設的挂名職位以及對南京和所有省市的最高行政管理權，準備一有機會便重新恢復執政；另一方面，名義上的台灣省地方政府被撇在一邊，在台灣省偏僻的台中市建立名義上的省政府機構，但並沒有在此島嶼上掌握實權。

1960年的旅行讓我們對台灣地區的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相關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們在台北停留了7周時間，住在「國立台灣大學」的一間房子里。此時，重組的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利用10年時間鞏固了其統治地位，它致力於土地改革和工業化發展，使人看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志在改革的政權形象。對於這一目標的實行，他們已經具備了種種便利條件。經過1895年至1945年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當時的台灣已建立起穩固的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水力發電、文化教育、公共衛生以及養殖耕種等。儘管如此，日本人在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方面卻沒有什麼建樹。1947年，一位聲名狼藉的國民黨將軍（陳儀，福建省主席）鎮壓了在台北舉行的一場抗議國民黨軍隊貪污腐敗的示威遊行活動，這次遊行中有大約1萬名台灣當地人遭到屠殺。此後台灣再也沒有頭面人物與國民党進行對抗了。在1949年，隨著蔣介石逃亡台灣的人中有許多珍貴的管理方面的人才。在清正廉潔的陳誠將軍任台灣省省長時，他們發動了一場真正的土地改革。他們廢除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利於科學地發展農業。

毫無疑問，我們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出現更好的組織以及進行更好的合作，在全世界範圍內撒下我們的大網。對我而言，出國旅行自然也是實現這一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