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編寫教科書時難免受到一些舊的史書影響，即著述重點放在社會制度和統治政權方面。按照時間順序，我們敘述了歷代王朝，包括其征服的地區、稅收制度、主要官吏以及在藝術文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現在應該作一些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了。然而，書中並沒有涉及普通人的生活。事實上，男女大眾根本就無跡可循，你所能看到的都是不平凡的人物。社會歷史並不如你所想的那麼簡單。你可以概述情況，引用數據，甚至聲討上層社會的衣冠禽獸，然而，任何人無論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並不是僅僅代表著他自身，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從4月到6月，我一直忙於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工作，負責聯繫全國各地的學者。我擬定了一份邀請大約25名會議成員的名單，其中包括一些政府人員和福特基金會的人員，同時我還擬定了一個可被大家接受的會議議程，以便我們所需要的各類論文資料能在會議上得到討論。古爾德會議於1959年6月底舉行，一連3天共5場研討會，會上討論了眾多項目並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但是在最後一場研討會上，關於選定發展委員會的組織者的問題出現了分歧。我發現很多人並不贊同由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來主持工作，反對者不僅包括來自西雅圖的成員，還有諸如麻省理工學院的白魯恂（Lucian Pye）這樣的政治科學家。最終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分歧，實際上是區域研究方法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較量。我們的目的是想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但是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並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更能勝任，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是一些主要學科研究組織的代筆，有能力作出這樣的判斷。事實上，亞洲問題研究協會是一個民主的萬花筒，其領導人每年更換，沒有一個領導團隊能記得三年前的事情，因此很難得到基金會的信任來確保實施一些連續性的項目。相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由長期專業的行政管理人員管理，他們有長期的責任心，並且就在紐約日復一日地向人們表明他們是可信賴的。

《東亞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叢書，卷一《東亞：偉大的傳統》（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於1960年出版，卷二《東亞：近代的變革》（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於1965年出版。在前卷精簡合併的基礎上寫成的合訂本《東亞：傳統與變革》（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於1973年出版，隨後《中國：傳統與變革》（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於1978年出版。按照這樣一個「宗譜」排下去，恐怕「這本書的第三代」也遲早會出生吧。

一種粗淺而陳腐的看法認為，麥卡錫——麥卡倫在中國問題研究上造成了「一半對一半」的分裂。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情況更像是馬肉兔肉一鍋燉，雖然兩種都有，但力量對比懸殊，其大小差異非常明顯。除了西北大學的科爾格羅夫（Colegrove）和麥戈文（McGovern）教授以及諸如饒大衛、迪克·沃克（Dick Walker）等其他一些來自耶魯大學的學者外，其餘主要是支持國民黨、主張對中國實行干預的學者，他們主要來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遠東與俄羅斯學院（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1946年由戴德華將其組織在一起。該組織包括幾個來自納粹德國的流亡漢學家，包括魏特夫和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學者。他們集中在一起，對1850年至1864年間那場震驚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深入、實證性和多學科的研究，無論從領導、組織角度還是學術角度來講，這都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從零開始創建中文圖書館也是其成就的一部分。戴德華不僅要給這些背井離鄉者鼓氣，保持這些流亡者的鬥志，同時還要和那些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們的人作鬥爭，當時那些人將戴德華列入了嫌疑教授的名單中。

在約翰·林德貝克的遺囑中，有一份寫給福特基金會的報告，此報告題為「理解中國：美國學術資源評介」（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九_九_藏_書cholarly Resources），於1971年發表。這份篇幅不大的報告簡潔地概述了全美中國問題研究的發展狀況，包括1958年後由國防部外語培訓項目為數百名研究員提供資助的情況，以及各大研究中心的資金分配使用情況等。毫無疑問，這份報告所呈現的數據對於像我這樣撰寫自傳的作者來說是一件幸事，因為它有利於糾正傳記中討論問題時可能出現的錯誤。

我向翦、周兩人提到，我們已聽說了有關中國的一些革命變化的好消息，但對控制出生率沒有聽到任何消息。於是我問道：如何避免人口過剩的問題呢？

對於這次談話我一直記憶猶新。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間，中國的人口數量翻了一番，但在毛澤東帶領下的人民生活水平較之從前幾乎是原地踏步。馬克思的反馬爾薩斯人口論導致了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可笑的慘敗。

參加會議的成員中有兩人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一位是上了年紀的翦伯贊，他出版過一本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概述的書籍；另一位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宋史研究專家周一良，當時在北京大學編寫教科書。會議期間，歐洲學術權威白樂日站起來不住地向翦伯贊搖頭，與其爭辯，翦伯贊對白樂日這種說教式的方式極為反感，覺得受到了侮辱，於是，我們不得不為其西方冒犯性的辯論方式表示歉意。我們解釋道，在古登堡發明現代印刷術前的幾百年時間里，歐洲的大學裏面就開始有了這樣的辯論，而中國學者在此期間一直在使用紙張、筆墨和印刷術。

根據規定，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將致力於20世紀中國改革方面的研究。然而，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大多數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專家都為歷史學家，他們所需物品的清單之長堪比中國的二十四史。因此，針對中國1911年以前的研究，我們急需成立一個類似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這類的組織機構，否則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競爭和相互攻擊，將會破壞該領域的工作。1962年，我召開了一次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會議，在我、戴德華以及約翰·蒲伯（John Pope，我在埃克塞特的同班同學，後來在弗利爾藝術館工作）的督促下，協會中研究古代歷史的領袖人物，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卜德、哥倫比亞大學的芮沃壽和德巴里（Ted de Bary）最終組建了中國文明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在接下來的10年間，由芮沃壽擔任委員會主席。他不僅吸納歐洲漢學研究的領袖人物加入委員會，而且他那富有批判性的思想見解給訓練和研究工作，給歷史、文學、哲學甚至是藝術的研究計劃的發展留下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芮沃壽是斯坦福——牛津——哈佛——京都的學者風範與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企業家實力完美的組合體，最終使我們都獲得了益處。

編寫教科書最大的問題無疑是教學內容的取捨選擇。只有對此有了全面的認識，你才能進行取捨，並將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納入你的編寫內容中，去表現歷史的基本主題。對總體的概括和對個體的詳述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以馬可·波羅為例，他個人的情況對了解他本人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使人看到西方和中國那不斷的接觸、蒙古人利用外國人統治中國，以及西方民俗中的傳奇等等情形。

無論怎樣，我覺得我們所著的《東亞文明史》起到了與斯塔布斯（Stubbs）的《憲章精選》（Charters）開創英國立憲史的先河相同的作用。我們必須建立一種習慣和制度方面的組織框架，以便對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包括事件、歷史階段以及各種運動作出合理的說明。教科書的出版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我們請威爾瑪為這些書配了圖解，霍頓·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則以此為基礎將其製作成了精美的藝術品。最後，我們認為這些書中已沒有任何多餘的可刪除的地方，所有的內容對主旨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畢竟，我們趕上了馬可·波羅以來最好的時機開展工作。事實上，我們的教科書任何3頁的內容都足以擴展為一場講座。一位學生就曾對我說：「我讀不了您的書，但我很hｔｔpｓ://ｒeaｄ.９9ｃｓｗ.ｃom確定，我能研究它。」

1959年6月19—21日，古爾德會議在紐約市多布斯渡口（Dobbs Ferry）一個屬於紐約大學的會議廳召開。會議的實際目的在於討論資助渠道的設立，通過這些渠道，福特基金會得以提供資金來支持當代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發展。作為新上任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主席，我被推選為這個三人委員會的總負責人，其餘兩位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慕庭（Martin Wilbur）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亞瑟·斯坦納（Arthur Steiner）。我提出了會議日程安排，並提出理應在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之下設立一個發展委員會。從形式上來看，會議由新成立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研究與發展顧問委員會負責召開，該委員會的領導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比爾·洛克伍德（Bill Lockwood），我們需要向其彙報工作。

經過激烈的討論后，會議成員開始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出現了分裂。名義上，很多人支持由我代表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提出的方案，實則多數人放棄了投票權。我開始意識到，支持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創立發展委員會是有道理的，而我之前對該會並沒有太多認識。結果，產生的分歧使得福特基金會的人左右為難。於是我決定改變方向，加入少數派。我說服了組織委員會的同事也加入其中，同時請比爾·洛克伍德徵詢這方面的意見。

對我來說，完成這項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實屬不易。我發現，編寫日本問題研究部分的同事們有著大量學術出版物作為立論基礎，而編寫中國部分的我們；雖擁有眾多的漢學史料，但缺乏社會科學對其作出的解釋。此時，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才剛剛嶄露頭角。在中國，一方面，受過現代培訓的中國歷史學家少之又少，因此沒有人把關於日本入侵、內戰以及革命的數十年歷史整理成體系，對這一時期的歷史進行總體研究。另一方面，中國近現代文學也鮮有學生關注，至於相關方面的數據資料更是難以獲得。而研究日本歷史則大為不同，一本參考書目滿滿記載著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主題，無所不包。

第八屆青年漢學家研討會（ Eighth Congress of Junior Sinologues）在萊頓召開，會議地點位於城鎮邊界護城河內的一座中世紀城堡中，當時已改建為青年招待所和會議中心。參會的年輕漢學家如今也都成了中年人，之所以強調「年輕」，是為了避免邀請老莫爾（Moule）、老翟理思（Giles）等知名漢學家，以免他們把持全部的話題。會議期間，人們大多使用英語交流。我們住在頂樓的集體宿舍，睡著簡易床，共用一個公共洗手間，這樣的好處就是大家有了互相認識的機會。來自巴黎的于如伯（Robert Ruhlmann）領著我們一同唱歌，如：「雲雀，異邦的雲雀……」清貧的學術生活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我在報告中提到了哈佛大學的培訓項目，其中圖書架的成本要遠遠高於圖書本身，看起來就是典型的美國作風——設備第一，知識第二。

對於中國革命我們應持理解的態度，而非衝突和歇斯底里，這是一項全國性的工作，我們在哈佛大學培養教師隊伍與出版書籍，可以在這方面起到一個表率作用——我想這一點是我們起碼能做到的，如果說哈佛具備一些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優越條件的話。儘管如此，中國以及東亞領域的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個組織作統一安排，只有通過建立組織機構才能保證全國各地有才能的研究人員獲得新的資助。我們需要建立全新的學術機構來實現這一目標。先前在哈佛大學創建研究中心並組織研討ｒｅad.９9ｃｓｗ•cｏm會，這引領我很自然地參与了這個全國性活動。

這樣做的結果是，我關於發展委員會建立的問題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彭德爾頓·何林（Pendleton Herring）舉行了一次會談，他和戴德華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就已經認識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利用福特基金創立發展委員會的話，那麼由誰來領導委員會？我提議由喬治（戴德華）負責，因為，一來他有做好這項工作的才能，二來由他主管發展委員將有助於減少西雅圖和東海岸之間的「分歧」。經過討論后，我打電話告訴喬治這個提議，當時他並不在古爾德廳。（我認為這相當具有戲劇性！）他欣然同意了，於是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應運而生。哈佛大學的約翰·林德貝克擔任主席一職，我們也獲得一絲安慰。我們還有幸請到一位善於合作的拉丁美洲問題專家布賴斯·伍德（Bryce Wood）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進行協調，使其得以順利開展。就這樣委員會的工作終於走上了正軌。自此，在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的領導下，中國問題研究開始滲入不同的學科。

林德貝克的報告指出，在1958年至1970年間，大約有4000萬美元的校外其他機構提供的資助被用在中國問題研究上。當然，比起五角大樓龐大的軍費開支，這些資金不過是九牛一毛。據說，恐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但其大腦卻只有豌豆大小。我不想在此作什麼結論，因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我曾6次前往華盛頓的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War College），這裏的軍校生都是高智商的人才，他們被強迫進行幾個星期的集中閱讀和討論，以便對全世界的政權有所了解，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困窘。問題就出在我們用於硬體和軟體方面的時間和資源的分配比例嚴重失調。

1961年至1966年期間，賴紹華擔任了肯尼迪政府的駐日大使，此時我們年輕的同事艾伯特·克雷格（Albert M.Craig）成為新的助力，即對20世紀的日本進行研究。最終，由賴紹華和克雷格編寫的最新教科書《日本：傳統與變革》（Jap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於1978年出版，這是關於日本的一本最新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關古代中國以及古代日本和近代日本研究方面，賴紹華堪稱是一位多面手。

約翰·林德貝克和我都具有一種世界主義的觀點，我相信他也會這麼稱呼它。我們認為，發生革命的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美國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將會有益於世界上其他地區，包括歐洲。1955年夏天，我分別在萊頓（Leyden）和羅馬（Rome）參加了兩次會議，並逐漸對歐洲的漢學研究有了一定的認識。

此時，全國各地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正在準備實施各自的計劃和項目。或許他們的中文水平勉強合格，但是他們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包括編輯參考書目、建立圖書館藏、收集翻譯作品的原本、開展語言培訓、在香港建立研究基地、舉辦研討會等。自20世紀30年代起，這些需要實施的項目就逐漸開始成型了。其中最必要的工作就是面向全國廣納人才，即開展博士學位以前的培訓項目以及博士后的研究計劃課程。福特基金會以及其他機構已為此準備了必要的經費，目前唯一欠缺的是設立一個行政機構。

培訓、研究以及出版的組織工作促進了學術觀點的發展。鑒於國內一些社團組織往往會自以為是地熱衷於一些事後看來似是而非或帶有偏見的思想理論，我認為最基本的問題在於，美國的漢學家應該和其他地方的漢學家們進行接觸，保持相互聯繫。如今包括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熱點話題，這樣的交流似乎尤其具有價值。

起初，戴德華是屬於支持國民黨一方的，但在麥卡倫委員會面前他也是一名表現得很友好的證人，與此同時，他的德裔同事卻擔心他出現親共產黨的思想意識偏差。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中國通們整個群體對思想鬥爭並沒有那麼神經過敏。麥卡錫時代導致西雅圖的這些人成為被孤立的少數派。中國共產主義的崛起引起了這個群體的濃厚興趣，使他們開始這項事關重大的重要研究工作，對此，福特基金會也作出響應。現在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齊心協力促進該領九-九-藏-書域的研究發展。

1959年，我擔任了美國亞洲問題研究協會（Associate for Asian Studies）主席，此時我發現了一個主要的問題，即如何得到一些基金會的支持，以發展研究會的機構設施。當時擔任財務的是密歇根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是義務服務的，不收取報酬，另外還有一位有報酬的行政管理者，這樣一來，協會的資金可以得到合理妥善的處置，同時也保證了會議的正常召開和委員會的正常運行。但是處於決策層的亞洲問題研究協會（AAS）高層卻是一盤散沙。其領導成員每年改選3名，任期3年，因此他們也僅僅了解3年的協會工作事務。在收到資助款的2年後，很少有人還會想得起這筆資金最初的用途，3年後就徹底無人知曉了。然而事實上，協會很多有意義的項目需要5年的資助才能完成。

1959年，我在耶魯大學再次見到約翰·林德貝克，在之前的1933年，我們在洛陽他的傳教士父母的家裡初次見面，當時他還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年輕人，後來他獲得了耶魯大學政治學的博士學位。我在他發表其有關義和團以及1900年的傳教士方面的論文時，邀請他來協助我，並在政治系代課。此後，從1959到1967年，他在哈佛大學一共待了8年時間，直到後來他擔任了哥倫比亞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的主任。而在我看來，我們在哈佛大學合作的經歷是開展任何實際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條件。約翰·林德貝克英俊瀟洒，是一位態度溫和的外交高手和活動家，同時也是幾個有關中國問題研究領域主要機構的發起人。他常常花好幾個小時出門做聯絡工作，是研究中心名副其實的外交官。此外，他的外交能力體現在方方面面，他能把事件所涉及的有關個人問題聚攏起來，並在實際處理中很快地加以解決。此外，對於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方面，他幫助戴德華建立了一些基層的多學科的小組委員會，從而促使中國問題研究在經濟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多個方面展開。隨後，他在香港建立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基地（大學服務中心），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建立提供稀有書籍和刊物的中文資料中心，此外，考慮到未來的需要，由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聯合建立了一個國家科學院（例如國家研究委員會），旨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以上三個組織均是由約翰·林德貝克最早發起的。然而不幸的是，1970年，他猝然離世，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但這些由他創建的機構至今仍然在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之後，我前往羅馬參加第十屆歷史學家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了《現代西方科學技術對日本和中國的影響》這一論文，其內容來源於哈佛同事間的幾次討論紀要，不過由我執筆而已。我們看到，對現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態度，日本積極的回應與中國冷漠懈怠的表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造成這種不同的基本原因是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差異，這種觀點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觀點。劍橋大學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對論文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它有掩蓋和粉飾帝國主義邪惡的一面。事實上，早在二戰時的重慶，我與李約瑟就關於他對中國科學技術研究的計劃進行了幾次激烈的討論，當時我們在各自的大使館擔任著對應的類似職務。（如果吉普車和卡車可以稱為相對應的東西的話。）之後，他曾作證說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細菌武器。如今他又在日本研究問題上教條式地夸夸其談。與其在《中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泛泛而論相比，更明顯地表現出思想上的愚蠢。我在想，一名精通這種掌管多個領域「法則」的萬能科學家，如果沒有這種馬克思主義稱為「社會科學」的「法則」作為依靠，是否就無法面對所有的社會現象呢？或者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實際上應叫作不能正視「社會科學」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對於我們這些依靠多學科綜合研究方式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來講，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他們回答道：「那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看法，是帝國主義的錯誤認識。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得知，勞動力創造了一切，因此人口越多越好。」

會議上提出的另一個組織性的問題，即是否能夠將九_九_藏_書新的思想理念編入教科書，從而對東亞概況課程在全國各地廣泛開設有所幫助。賴紹華和我每年都在重新修訂和精練這塊「試驗田」，在我們看來，需要一本與時俱進的、全面概括性的教科書，為進一步地深入研究打好必要的基礎。1951年，我們就開始討論編寫教科書的相關事宜，由於之前的出版商對如何出版缺乏想象力，後來我們又換了一家，所以一直拖到50年代末才正式開展此項工作。威德納圖書館周日工作的制度使我頗為受益。你可以從馬薩諸塞大道入口處往裡看，在看到守衛換班的時候趕到那裡，發現門鎖打開你就可以進去，並在已列有你名字的專用登記簿上簽名。這樣你就可以享受一整天的自由時光了——沒有人，沒有電話，只需一個三明治，像特拉普派（Trappist）修道院一樣安靜。

這些都是20年前的事情，如今我們把我們的通論看作中國掌握文化知識的統治階級對自己及其觀點和成就的總結。革命促使普通人的生活進入我們的視線，特別是農民大眾，成為一個新的研究對象，帶來眾多值得研究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也在不斷向前發展，併為人類學家如芮瑪麗的學生和繼承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等一些歷史學家所運用。關於中國的近代歷史同樣需要編寫一本新的教科書。

福特基金會，特別是其海外培訓研究委員會（Board on Overseas Training and Research）提供了3000萬美元大力資助東亞問題研究，為此，我利用資金首先採取措施設法補救因亞洲問題研究協會領導團隊反覆更替而造成的問題。我指派了休·博頓（Hugh Borton，日本問題專家）和諾曼·布朗（Norman Brown，印度問題專家）等一些忠於職守的成員，我還成立了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研究與發展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該委員會的委員5年輪換一次，均由經驗豐富的資深學者組成，能夠取得基金會方面的支持。他們的頭銜之所以被稱為「顧問」，其目的在於，一來防止董事的懷疑，二來避免章程隨意被修改。

對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作不同的分卷論述令我深感遺憾，因為它違背了將東亞文明作為一個整體「華夏文化區」的本義。其結果是，在我們的概況課程安排中，日本部分只佔三分之一，只是將其和中亞、朝鮮以及東南亞等地區放在一起作綜述式的介紹。但是，隨著日本在美國影響力越來越大，當它不是一種美國公眾的想象而是作為一種現實出現在美洲大陸上時，我們必須對其給予更多的關注。這樣一來，通過「華夏文化區」（包括越南）的概念來體現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自然不得不放棄。不過，這種主導地位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的。

這樣一個機構必然是由學者組成的，且他們能夠以國家利益和互相信任為前提進行協作。正如1959年4月我寫給福特基金會的信中所表示的，在過去15年中，由於中美事件的影響，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受到很嚴重的「情感上的牽連」，從其他人的表示可以看出，甚至我自己也多少受此影響。因此，我認為，在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新領域（例如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我們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研究人員彼此之間如何搞好合作」。「我們必須在有可行性及不偏不倚上取得一致，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最低程度的合作關係。」簡言之，我們必須克服麥卡錫時代對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所造成的分裂。

從西雅圖一方的角度來看，這次會議完全是美國東部集團同自己的一次合作，即主要由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起著一種制衡作用的西海岸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間進行的。但會議更重要的在於討論如何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問題。一些亞洲問題研究協會的中國通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僅僅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而事實上，它也是由蘇聯發起並指導的全球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戴德華和他的主要同事梅谷（Franz Michael）還強調區域研究應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即利用所有的社會科學方法並借鑒對蘇聯問題的研究經驗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進行研究。如今回顧起來，這確實是一項正確的舉措。這與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提議創立一個發展委員會的想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