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研究中心裏每個人不同的情況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番有趣的景緻。總的來說，研究中心共有大約25位教授屬於執行委員會成員。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間，獲得至少1000美元的津貼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人員共計200人。而另外60人使用我們的地方，但不由我們提供資金。工作人員中超過一半的研究員和津貼獲得者出生在美國之外：其中50人出生在中國，35人出生在日本，6人出生在朝鮮，12人出生在亞洲的其他地區，12人出生在歐洲——由此組成了一個國際化的大部落。撰寫論文的高年級研究生也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的各項資源。在此期間，超過60人獲得歷史與東亞語言專業的博士學位。與此相比，在哈佛大學其他院系獲得東亞研究博士學位的人共計275人左右。由於人員流動，研究中心每年必須在由學校提供的場所中為流動人員增加25到40張桌子。

當一群富有批評精神的人才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著手於一些未開發的課題時，研究中心通過召開研究性學術會議和出版專題論文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們進行了以下三大課題的研究：《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65年會議研討，1968年出版成冊）、《在華與在美傳教事業》（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2年會議研討，1974年出版成冊）、《中國的兵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1968年會議研討，1974年出版成冊）。除此之外，我們在50年代還舉行了兩次為期一周的會議研討，會議議題分別為中國經濟（1956）和中國政權（1959），但由於討論過於寬泛而沒有論文集出版。

1959年，芮沃壽和芮瑪麗來到耶魯大學歷史系工作，這樣我們在家中私下見面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了。我和威爾瑪以及兩個女兒被邀請前往他們位於蘭德佛爾（Landfall）海邊的住所做客，這裏的房產是芮沃壽利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遺產購置的。他們家有兩個男孩，鄧肯和喬納森，兩人都是當地遊艇俱樂部比賽中的一流選手。參觀芮沃壽帶有廚師和男管家的豪華住宅，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此外，幸運的是，我們在同事中也覓得了知心朋友，他們的工作我非常感興趣，並受益匪淺。芮瑪麗雖然名義上幾乎可以說是我的第一位學生，事實上她更像是我的一名晚輩同事。先前，她決定將研究方向由歐洲轉向中國，但是她很少有時間跟我一同研究問題，或是參加我的初級研討會。1938年，她來到拉德克里夫學院，她是來自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的南國俏佳人，更是瓦薩學院（Vassar）的高才生。她漂亮出眾，思維敏捷，口齒伶俐——並非那種未加工的鑽石，而是打磨拋光切割完美的鑽石。在我們舉行的一次茶話會上，芮瑪麗與芮沃壽相遇，1940年他們結婚並飛往京都，1941年前往北京，一直到1945年他們從拘留所被釋放后，我才在北京見到他們。

在我看來，哈佛東亞系列叢書不僅有助於研究生完成學業，同時還可以幫助他們謀求一份不錯的教學工作。研究成果的出版是一個良好的開始。而一本優秀的著作可以為他們謀得終身教職。加強一個國家的教師隊伍建設與增加研究經費是同等重要的。我告訴研討班的學生們從一開始就應該以成為著作家為目標來嚴格要求自己。我給他們展示了一些早期發行的《中國研究文叢》，其中很多研討會論文後來都已經出版成書。早期的論文以及隨後出版的書籍加起來可以形成一份目錄集，同時也證明了研討會主題的選擇就像選擇配偶那樣重要。從選題確立到撰寫的整個過程需要佔用一個人除去睡覺以外的大部分時間，經過多年的辛勤勞作后，想讓作者捨棄著書的努力，包括大量的筆記以及成堆的書稿，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1960年的整頓改組，我們聽從了埃德·賴紹華的建議，將區域研究系交由東亞語言系管理，因為不管怎麼說，東亞語言系的人早已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了。我們還聘請了一位兼職的管理者，單獨負責聯合博士培養項目的工作，管理者主要幫助學生聯繫就業市場，而這些都是博士生必須進行的活動。如此，這使得研究中心不再進行教育工作。從1960年起，研究中心僅僅從事研究工作，但仍然由本來是教師的那些研究人員進行管理。簡ｈtｔpｓ://ｒeａｄ.９9ｃｓｗ•cｏｍ言之，我們在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中首屈一指，不僅連續不斷地擁有攻讀各個學位的優秀研究人員，同時還是使論文著作變成書的專門機構。研究中心除了為一些研究項目提供資金，其大部分工作還是推動研究院的出版工作。

得知這個消息后，芮瑪麗表現得和平常一樣理智、冷靜和積極。她將患病的消息直接告訴了家人和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並召集朋友聚會，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想，她很快意識到，在命運逆轉的時刻，一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掌控自己，以一個人能聚集的所有方式來擺脫她自身的悲劇。芮瑪麗做得很好。經過化療，她的病情得到了緩解，隨後她與芮沃壽一同去了義大利的佛羅倫薩（Florence），在那裡度過了春季的兩周時間。6月，她參加了一場部門招待會，她像往日一樣打扮得光彩照人，見到了許多的朋友。之後幾天便在睡夢中溘然離世。

1955年，在福特基金會一位代表的支持下，我們組織成立了更加正式的研究中心，同時福特基金會的人士將為我們提供資助以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有了資金的支持，我們幸運地聘用了來自匈牙利的亞歷克斯·埃克斯坦（Alex Eckstein）博士，他對事業的發展充滿了熱情和信心。同時，我們還受到卡耐基基金會的資助，進行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在1956年至1973年間，這些科研經費由我的助理弗吉尼亞·布里格斯（Virginia Briggs）夫人負責管理，她還負責東亞區域研究碩士學位課程以及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博士學位課程的財政預算工作。1960年，福特基金會又提供了100萬美元的資助，用以從事中國、日本以及朝鮮地區的研究工作，為此我們面對亟須改組機構的需求。

總之，一名教師該如何評價他的學生、同事以及他們的著作呢？我通過某種方式，參与了這些年輕教授的學術創作過程，包括著作的構思、孕育、發展以及出版。要具體談及這些作者和著作恐怕需要單獨出一本書。這一代人改變了原來的英語讀物世界，他們讓更多的習慣於英語閱讀的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輪廓和內容有了全新的了解。正如其他大學的老教授一樣，我只負責了創作過程的一部分，以迪安·艾奇遜的話來說，我「見證了創作」。

我們能夠為研究生提供很多的幫助，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幫助他們完成一本著作。學生與書稿之間的聯繫甚至要比兩性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畢竟，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男人或女人，書稿卻是獨一無二的，屬於某人自己。對於學生來說，停止著書就如同放棄呼吸和吃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最終書稿完成，經過被接受、校訂、編輯，以等待出版，儘管此時作者已完成了一部分工作，但不會就此放手，即使靠這可以得到世俗的好處，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取得稿件的所有權，然後簡單地將其出版，使其面世。一次，在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執著而年輕的教員懇請我審閱他的書稿，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把它帶走了，如果能成就一本優秀的著作，這無疑是其事業發展的巨大助力。

通常研究室主任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決定你所要研究的項目課題？答案是，無須決定。每一個研究課題都是經過研究者的精挑細選后，加以論證、提煉並貫徹的，這是他們選擇權和責任感的體現。如果教授委員會否決了此項課題，該項課題的研究者不得不徵詢各方的意見並對課題加以修改。這是一項系統的個人事業。當然，對於某些國家的集權主義的規劃者們來說，這種模式似乎顯得混亂不堪，但是這樣做避免了研究中心的負擔，例如，讓B級人才來研究A級課題顯然是毫無效用的。

這是一座建於1910年的高檔住宅，套房由鑲嵌板隔成，一共有五層樓高，位於封閉的院子當中。從精美的鐵柵欄和大理石庭院看得出昔日莊嚴而宏偉的氣勢。可以在陽台上唱聖誕歌，樓下的人們則可以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以前的書房大小與現在的會議室大小相仿，而以前的卧室大小類似於現在的書房，當然這樣浪費空間的情況現在不會持續下去。事實上，鄧斯特大街16號的建築已經有些過時了，讓位給當代小屋霍利約克中心（Holyoke Center），當年其設計理念在於保護使用者不受灼|熱的太陽光照，大概設計師的腦海中始終希望這裡能夠保持西班牙永恆的夏季吧。

在之前第一個十年裡，東亞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學出版社共計出版東亞研究書籍37冊，相比之下，在第二個十年中出版數量增至103冊（其中研究日本或韓國問題的佔到25冊）。而在1970和1971年可以稱為出版的巔峰時期，兩年中出版的相關書籍達到43冊，幾乎是每一個月出版兩本新書，即使是最貪婪的創作者也會對這樣的出版速度感到滿意。我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進入了豐收期，並且在短短几年內以一流的作品遙遙領先於斯坦福、伯克利以及其他大學。我們出版的手稿來源不僅限於哈佛大學師生，有些書的作者我們甚至沒有見過面。口碑相傳，有一段時間，我們在國內挑選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稿件。九九藏書

與此同時，霍莉進入了紐約市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學習，這完全適合她。之後她繼續留在紐約學習現代舞蹈，這是最辛苦也是最有意義的行業，儘管作為職業來說賺不到什麼錢。很快她自己開始設計舞蹈動作，同時還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霍莉美麗出眾，以至於節目製作者總喜歡將她安排到前排的位置。而舞蹈更像是一種全新的抒發|情感的表現形式。

在我致力於研究19世紀50年代中國外交關係時，芮瑪麗在研究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外交關係。隨後她前往京都學習日語，之後在北京老師的指導下閱讀清代文獻，在拘留所期間，她又學習了俄語，而當時我正在撰寫戰時備忘錄。她積極的工作態度令人印象深刻。一旦著手工作，只會勇往直前，絕不放鬆。她利用私下拷貝的《清實錄》（Ch'ing Veritable Records，共1200卷，1936年出版）對19世紀60年代經歷叛亂后的王朝的復甦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芮瑪麗的著作《1862—1874年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中，她主要論述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領袖人物為鎮壓反叛以及拯救傳統政權所作出的努力。正如其所言，他們的勝利只是「延長的陰影」，註定無法長久。

托馬斯·J.威爾遜（Thomas J.Wilson）曾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社長（1946—1967），他高大威武、友善且充滿了奇思妙想。一本具有可讀性的新領域手稿總能很快勾起他無窮的想象和熱情。我們的東亞研究中心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提供了一個難以拒絕的生意——一系列符合時代需求、亟待出版的手稿，對中國的革命、革命背景和發展作出了解釋。與此同時，這些手稿均已編輯過，語言方面的問題也得到了校正。我們的編輯可以核查羅馬字母的準確書寫，並負責術語以及參考文獻的編譯工作，包括中文、日文以及其他東亞語言。此外，研究中心還為此提供了抄寫員。哈佛大學出版社因此也可以節約成本，不需要越過太平洋就可以獲得文學作品。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書就像出版《俄亥俄州的威尼斯堡》一樣輕而易舉。

在耶魯大學，芮瑪麗將研究重點轉向了清王朝的終結，與此同時，1965年她還組織了一場有關1911年辛亥革命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此後，由於神經衰弱，芮瑪麗住院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出院后又組織了研討會，並於1968年將此次研討會成果出版成書，即《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芮瑪麗在書中寫了長篇的導言，本書堪稱該領域的奠基之作。1969年，51歲她已是功成名就。她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分析工作中盡顯才智，同時對於專題各方面的追求與理解也表現出了熱情與執著，這一切使得她成為我們領域中的一顆耀眼的明星。然而不幸的是，某天她去醫院例行作檢查時，被告知患有無法治愈的癌症，生命只剩下6個月了。

芮瑪麗九_九_藏_書光輝的職業生涯不得不令人加倍讚賞。她不僅站在研究中國問題領域的最前沿，同時她還積極為婦女解放運動而奮鬥。她出生在阿拉巴馬州的背景使其成為一位美麗迷人的女子，她有著眾多的角色和身份。在家，她是妻子，也是母親（育有兩個兒子），她既要操持家務又要從事社交活動。在外，她以非凡的智力和無窮的想象力進入了歷史研究領域，她是一位館長（胡佛研究院）、斯坦福大學的講師、耶魯大學的教授以及研究室主任。在生活中，她扮演著雙重的角色，不停地在兩個舞台之間來迴轉換角色。壓力自然存在，而香煙和酒精或許可以緩解這種緊張的狀態。當時，芮沃壽也是幸福家庭生活的主要推動力，他把家經營得井井有條。但是芮瑪麗還是會感到命運的不公。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斯坦福大學歷史系並沒有聘請她為教授，因為當時芮沃壽和芮瑪麗同在歷史系工作，大學里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即夫妻兩人在同一個專業團隊勢必影響其判斷力，往往兩個人對一種事物的看法要麼都贊同，要麼都不贊同。在耶魯大學她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讚賞，但是作為第一位女性教授仍然壓力不小，畢竟，人們總是喜歡說一套做一套。

很榮幸，我們能夠在哈佛大學這個平台為這些未來的教學能手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他們不僅僅是教師候選人，同時也是能夠完成著作的作家，就業的大門正向他們敞開。據粗略估計，目前大概有75所院校聘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有時候還會出現一個地方同時招聘好幾個哈佛研究生的情況，例如，在安娜堡（Ann Arbor）大學就有6人從事教學工作。

托馬斯·威爾遜和我都極其重視我們之間的通信，它可以交流感情，又不需要相互客套。後來他受託出版一本收錄我的隨筆和書評的小選集［《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1967年出版］，當時我送去了一篇「匿名讀者」的報告，「將你從麻煩中解救出來」。湯姆把這篇報告發表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時事通訊上。

多年的教學工作使我們結識了很多朋友，他們年輕，且多數並不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從1950年開始，全新的家庭生活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活力，這是回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業或許會使人爭分奪秒地工作，然而家庭生活卻會使人相對放鬆。初入不惑之年，我們收養了兩個女兒，從此這為我們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樂趣。社工十分尊重威爾瑪的姑媽艾達·坎農女士，他們給我們幫了超出他們自己工作範圍的忙。我第一次見到勞拉·金·費爾班克（Laura King Fairbank）的時候，她還是只有6個月大的粉白色很有活力的嬰兒，對於我們的突然出現她似乎表現得有些不滿。但當我抱起這個生氣發怒的小傢伙時，她開始平靜下來，一隻小胳膊摟住了我的脖子：我知道我們是天生的一對。

1954年是一個戰略性的契機，我安排了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與芮沃壽會見，羅伯特是芝加哥大學社會人類學的領袖人物。通過這次會見，創立了亞洲問題研究協會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並在芝加哥大學一段時間的資助下，開展了一個學術研討會項目。中國思想領域的研究——傳記、文本研究以及思想運動——已經初具規模，這樣一來，芮沃壽和他的主要合作者、來自劍橋大學的杜希德（Denis Twichett）便可以向世界各地的學者徵集稿件了，包括來自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加拿大以及美國的學者，他們有著普遍的學識和深厚的理論基礎。最終一共出版了6部專題論文集。

在對待中國問題上，辦教育是應對麥卡錫主義的最佳方式。我由於在「失去中國」問題上而遭受公開譴責，這促使我決定承擔起教育美國公眾的義務。在朝鮮我們與中國人作戰；在麥卡錫時代我們又譴責存在我們當中的所謂陰謀家。然而，所有的努力換來的只有失敗，朝鮮並沒有統一，也沒有在國務院查出共產黨分子。因此，如今是我們應該運用知識和理性解決問題來取代暴力和恐懼的時候了。

芮瑪麗去世的消息讓很多人受到極大震動。此外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是另外一名閃耀之星約瑟夫·利文森（Joseph R.Levenson）於1969年在加利福尼亞不幸溺水身亡。他曾是我在柯克蘭之家（Kirkland House）指導的一名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學會了日語，他攻讀博士的研究方向是關於偉大的中國九-九-藏-書改革家梁啟超先生的。隨後，他成為哈佛大學的一名教員，我們還一同講授了「近代中國」這門課程。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容易激發討論的方式，獨創了「中國文化思想史」研究。他所著的三部曲《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傳遞了道家思想的「凡事皆有對立面」，例如熱與冷、善於惡。同時他還痴迷於「常規化的直覺」、「理論反理論」等悖論的研究。他擅長文字遊戲的背後隱藏著他對於大型課題的研究投入，諸如中國的多種價值觀與史實的衝突這類。總體來說，約瑟夫·利文森是無法抗拒的創意人士——一位天生搞笑的模仿家，在詼諧與遊戲間轉換。有一次，我們一群人在他家客廳聚會，在我們談話停歇的時候，一隻貓宛若一個重要人物般走進來，這時約瑟夫·利文森看了看他的腕表，很嚴肅地對這隻貓說：「我只給你兩分鐘的時間。」當時他模仿的語氣和表達方式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1954年後，促進美國對華研究也因此成為一項有關國家政策的活動，但這主要是由個人基金會和高等院校具體運作。隨著我們在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研究中心繼續從事培訓和研究工作，毫無疑問，我們這裏正在創建這個國家所需的知識體系和大批教師隊伍。隨後我們的越南戰爭的經歷，這種想法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如今人們對於知識和理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的未來需要我們自己來創造，放任自流只會自取滅亡。我們注意到曾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種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如今已經銷聲匿跡了。

1960年，我們搬進了從前的大使公寓旅館［Ambassador residential hotel，之後經過重新翻修為阿奇博爾德·卡里·柯立芝大廳（Archibald Cary Coolidge Hall），成為研究中心之一］，這裏的浴室充足，以至於每一兩個書房就配有一個浴室，於是我們在這裏工作15年的時間中一直受益。浴缸為我們提供了存儲空間，其他的擺設讓人覺得不受限制，十分自由，不會讓人感覺像一條流水線那樣人挨著人。蘇聯研究中心和中東研究中心也位於這裏，此外，我們還利用補貼開設了一個小食堂，慈祥的布萊克夫人每天都會從家來到食堂為三四十人準備膳食。

成為母親后，威爾瑪展現出娛樂遊戲的天賦。我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直奔終點是費爾班克家族的祖訓），而坎農一家的業餘時間會玩很多的遊戲，包括紙牌遊戲、球類運動、單詞遊戲、會話遊戲、繪畫遊戲等，總之都是一些新穎而令人意想不到的遊戲。同樣，旅行也是如此。我喜歡採取兩點一線的方式，而威爾瑪總是打亂我的行程計劃，她喜歡蜿蜒崎嶇的小路，在旅途中探尋各個鄉村，回程從不走同一條路，避免重複的路線，以至於孩子們早上的問候總是：「媽媽，我們今天去哪兒？」

芮沃壽偏好北京傢具、地毯以及繪畫，這一愛好對他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一名研究隋唐佛教的古典主義學者，他將中國近代政治問題留給了芮瑪麗，而他本人則對貫穿幾個世紀的中國思想領域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他認為，最佳的研究方式，即應該將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進行融合。例如，中國對於佛教思想的吸收和應用可以與西方基督教甚至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進行比較研究。

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東亞區域研究碩士培養項目引來了許多在研究院有志於研究東亞問題的低年級學生。而聯合博士培養的項目也正在招收博士候選人，但是只有3個而不是4個歷史領域要求同時具備漢語和日語兩種語言能力。這些新的培養項目顯然是適應時代發展需求的，其中他們招到的東亞問題研究方向的學生比歷史以及東亞語言方向的學生要多，而所有的培養項目都是由我和布里格斯夫人負責管理，地點位於鄧斯特大街16號（16 Dunster Street）。

她們並沒有繼承父母的道路繼續從事漢學研究工作，相反，勞拉成為一名護士，而霍莉則致力於舞蹈事業，對於她們的冒險活動，我們作為外人也只是發出「噢」和「啊」的讚美聲。由於對精神病患者感興趣，勞拉開始在一家精神病醫院從事助理工作。後來，她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完成了三年的醫護培訓課程，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工作者和一位管理人員。隨後，在她獲取理學學士學位后，她繼續攻讀了心臟護理專業的理學碩士。這是一份高尚的職業，在病人瀕臨死亡的各個階段九*九*藏*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給了醫生很大的幫助。

較之於物理學、生物學或是化學，東亞研究的突然興起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會像出現在屏幕上的雷達波一樣顯著，然而，這畢竟是經歷麥卡錫主義時期后的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其發展勢頭令人欣喜。中國領域的研究並不像某些人猜測的那樣士氣低落，相反，這一領域正在不斷地壯大，並充滿了機會。當然，一切還要歸功於福特基金會在資金上的大力支持。1970年，據約翰·林德貝克報告顯示，在世界範圍內對於中國的研究中，在15年期間，福特基金會已經投入了3000萬美元的資金。哈佛大學獲得了其中的550萬美元，其中100萬美元用來設立4個教授職位，其餘的用作研究經費。由此可知，無論研究歷史的工作多麼緊迫，如果沒有基金會的資助就不會有這一切發生。所以我們最應該感謝的就是這些贊助者的幫助。

當然，相比于出版著作來說，人才的培養顯得更為重要。特別是區域研究培養的人才，他們了解當地情況，並且結識了一些能夠說明當地生活的朋友。例如，在列寧格勒，我們經由馬克·曼考爾（Mark Mancall）引薦認識了熱情的俄羅斯朋友，還通過斯蒂芬·海（Stephen Hay）在加爾各答（Calcutta）的下層社會見到了虔誠的印度知識分子。

創建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並不是特別困難，慢慢組建自然會水到渠成。到1955年，東亞區域研究領域為期兩年的碩士研究生培養項目每年大約可培養14名畢業生。其中一部分人將繼續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到1956年，歷史與東亞語言方向的聯合博士學位申請註冊共有26名申請者（1975年則達到70人）。這些人都成為研究人員，他們的論文也可能成為一些有價值的作品，出版成書。1947年，我們出版了年刊《中國研究文叢》（Papers on China），其內容主要包括區域研究和我主持的清代文獻研討班的一些論文。就這樣，我們培訓的系統工作自然而然地促進了一系列著作的出版。

霍莉·坎農·費爾班克（Holly Cannon Fairbank）是在出生三個月後來到我們家的，她和勞拉一樣，有著金黃的頭髮，十分漂亮。很小的時候，她就會用手勢來表達自己的生活。此外，兩個孩子習慣於定期接觸新面孔和新地方。夏天的時候，我們會租借馬匹，抄近路穿過叢林來到富蘭克林。隨著她們慢慢地成長，勞拉和霍莉自然而然地將愛好從騎馬轉向了戀愛。幸運的是，性革命的時代已然來臨，一切都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她們時不時地會搬出去住，隨後又會搬回家。這種早期的社會化，如果我可以試著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會使得她們更加充分地準備好未來發展的方向。

我在不惑之年得女，這使得我和研究生們之間有了共同的紐帶，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此時正一邊忙著寫論文一邊生孩子。雖然論文的創作比生孩子用時要長。當然，儘管日後它們的變化不那麼大。

出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編輯工作，伊麗莎白·麥克勞德·馬西森（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是我們作品產出的一個機密人物。她於1955年至1974年間擔任總編輯一職，培訓了大量能幹的同事協助其工作。在通過她出版研究生的研討會報告以及書稿的同時，她還幫助研究生們學會如何寫作，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

很不幸，芮瑪麗和約瑟夫·利文森都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幸好芮沃壽為自己尋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但1976年他也去世了。和我一樣，他也是一名搞組織工作的人，我們在很多方面進行了合作。

20世紀50年代末，研究中心開始逐步開展出版項目，到20世紀60年代它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在這幸運的二三十年裡，手稿、資金以及管理通通彙集而來。我從不認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僅僅是為了培訓。對於現代中國的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我們需要從歷史角度思考作為專題論文的基礎。關鍵事件的敘述、內容可靠的傳記、思維和體制的研究都迫切需要給我們一個輕易有效的用英文記錄的通用信息基礎。幸運的是，我們國家的教育恰好能達到這種程度，這為完成博士論文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