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份報告雖然是一個彌天大謊，但其中還是包含了少量的事實：在美國境內確實有一個美國共產黨組織在開展活動；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大量中國人民的支持；一場龐大的全民皆兵式的革命損害了我們在中國的利益，並且在朝鮮擊敗了我們，而且通過強權政治來反對我們；冷戰引發了與戰爭效果相同的恐懼和仇恨；這場鬥爭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那些使參議員們備感困惑的顛覆破壞手段對於我們頗為年輕的國家是一種新的危險。

在針對我的忠誠審查中，我的重要性並不是很高。我的問題並沒有被提交到麥卡錫的政府計劃委員會，而是由它的對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麥卡倫的領導下）下屬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來處理，也正是他們搶在麥卡錫的前面查繳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文件。與那些駐華的外交人員不同，我不屬於委員會編寫調查報告和制定政策建議的主要人物。與拉鐵摩爾不同，我更偏重學術性的成果和較低的曝光度使我不太會成為受害者。相比他675頁的證詞記錄，關於我的記錄只有107頁，收錄在公開發表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聽證會（IPR Hearings）記錄的第11卷中。我從來沒有覺得需要作什麼辯護，事實上，如果他們不對我作這些調查，我甚至認為這裏面應該沒有我什麼事。現在當我回憶往事時，我更關心的是這段經歷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從中能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我意識到，在明顯缺少必要調查的前提下，哈佛大學無法以正常途徑來聲明我是無罪的，而這種調查是不能去開展的。我的案件是直接在我作為普通公民和作為原告的麥卡倫委員會之間進行的，我們都有一定的法律上的權利和約束。州街（State Street）的一名頂級律師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同時我還得到了哈佛校方的幫助，以及大量來自學校秘書處的同事朋友們的精神支持。我向他們通知了修改辯護計劃的情況：「毫無疑問，在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前我確實在中國，但我身在中國與共產黨取得勝利兩者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在過去20年裡，我儘可能接觸了大量中國人或是對中國研究感興趣的其他人，所以我的『關係網』中，除了現在還時常相互問候的朋友外，確實也可能會有一批可疑的人物。」

始於1951年7月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聽證會上，出現了很多新的刺|激性強的證據，包括大批人的通信往來和告發，卡爾·奧古斯特明顯是被嚇破了膽。他顯然不喜歡在德國他曾被關押過的集中營，於是決心對於可能即將發生的事情明哲保身。他作證說，在1935年至1936年間，當時他還是一名地下共產黨員，從他在中國時與歐文·拉鐵摩爾之間的談話，他可以確定歐文同樣也是秘密共產黨員，雖然他們的談話並沒有明確表明什麼。後來歐文曾經幫助魏特夫（卡爾·奧古斯特）以非共產黨知識分子難民的身份移民進入美國，但是這種無辜的善意反被接受幫助的人拿來對付他。1951年8月，當我受到指控的時候，小亞瑟·施萊辛格要求魏特夫寫份證明材料為我說話，他同樣退縮了，並聲稱對於我的真實立場他從來都不太清楚。畢竟當時我是支持拉鐵摩爾的，事實上還邀請他來哈佛大學作過講座，等等。

約翰·謝偉思，過去曾是奧伯林（Oberlin）學院田徑隊的隊長，他很有耐心，有毅力，並且有著敏銳的洞察力，這些都是一名駐在關係緊張地區的外交官所應具備的素質。在國務院忠誠委員會對他的6次審查均證明為無罪之後，他還是被忠誠審查委員會的核心高層人物海勒姆·賓漢姆（Hiram Bingham）解僱了，原因很可能是他們間的個人恩怨而與他本身的工作無關。他和他的律師繼續努力，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並在8年之後勝訴——官複原職，並補發了工資。後來看到外交部只打算讓他搬運傢具（謝偉思很長時間被分配到國務院後勤部門工作）或者在利物浦當小小的領事，他還是離開了駐外事務處。在他被迫離職期間，傑克·謝偉思在一家蒸汽閥公司工作，不久之後，他和另一名工程師一起發明了一種改進的更小型的蒸汽閥，之後他成為那家公司國際部的總經理。他在政界和商界都取得了成功，在最終從政府辭職后，他進入了學術界，很快他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了政治學碩士學位，在那裡擔任了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編輯和助理主任。傑克·謝偉思在各個領域都是全能的人才。

約翰·戴維斯在莫斯科工作過，也是國務院政策規劃組的成員。在被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aster Dulles，後來杜勒斯用他典型的兩面派風格給戴維斯打電話說：「需要幫忙的時候儘管跟我說。」）免除職務后，他去了一家秘魯的傢具企業，後來他成了一名作家，並教給他6個女兒和1個兒子如何在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的首都城市成功生活的經驗。

看到這個材料沒有任何法律價值（考慮到還有第三國使館的問題以及沒有任何關於蘇聯的字眼），我將上述事實列入了聽證會記錄，姑且隨它去。我並沒有考慮到美國的新聞機構的能量。《波士頓郵報》關於我當天聽證會的新聞標題居然是「費正清教授涉嫌間諜網——參議員揭示絞刑架前的坦白，哈佛人泄露美國機密給中國的赤色分子」。即使是埃爾默·戴維斯，也在我們聽完他的新聞總結會後一起吃飯時把這項間諜指控納入了他報道聽證會情況的參考文件中。他很尷尬地解釋道，這是當天全部過程中唯一的硬新聞。我猜他是對的，關於麥卡錫主義的報道是吸引你身邊大眾注意力的最好方式。於是乎，中國國民黨的秘密警察能夠在美國找到他們打擊的目標。

就我自己的情況而言，我在1950年至1951年間非常健談，先後參加過16次不同的廣播節目，其中9次是在波士頓廣播電台（WCOP），2次在波士頓體育台（WEEI），3次在全國廣播公司（NBC）電台圓桌節目，還有3次是在波士頓WGHB電台，即使在我已經受到指控后也是如此。再後來一直到1958年，我都沒有出現在電波里。這個時期主要從事如下活動：1952年前期在作聽證會的準備，1952年至1953年是在日本，1953、1954、1955、1957以及1958年我都在寫書，而且同以往一樣，還寫了很多文章、會議論文和書評。想要在政策問題上力陳己見，只有通過給編輯寫信這一種渠道。

在聽證會上我們雙方對定義和程序的爭論使我感到吃驚。我們並沒有被證據的法律條框所約束，儘管參議員們都十分尊重法律。我們談論的內容包括了言論自由、聯絡自由、被當作證據的傳聞、孫夫人是否是共產黨人、什麼才算共產黨人、追隨者、間諜網、前線組織、潛伏、滲透、黨的路線、發起人卡特，等等。最後，我宣讀了自己的17頁陳述並被記入了聽證會記錄。

我似乎有一個完全相反的弱點，我很難嚴肅認真地對待理論化的公式。我認為，所有的證明都是建立在假設前提的基礎上。我並不完全信仰《聖經》中的教義，也不會把某種形式的文字視為終極真理，更不會由於對詞語的不同解釋而改變自己，這使得我太過寬容和淡然。人作為使用語言的動物，理智或信念只是行為動機中的一部分。如果一個唯意識形態論思維的前共產黨員出於恐懼而變成指控者，那他將在意識形態方面為自己找借口，說自己是在盡愛國者的責任，提醒我們防止危險。因此我只能說，他這樣做是充滿了恐懼，不過，我不會因此反對他。

即便是在會令很多人發狂的情況下，我也不會惱怒衝動，這無疑表明了我的某種弱點，但我更願意將其歸因於自信。直至1967年，我主持了在安阿伯市（Ann Arbor）召開的國際東方學家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卡爾·奧古斯特也在會上作了發言。當時我也在聽眾席上，這是給他個面子，同時抵消我對他那一成不變的偏執的驚訝。歐文也參加了那次大會，他對我說：「正清，對待那些人再好看來也是沒有希望的，他們根本不會改變自己。」我想他說得對。

時勢使人進步。阿爾弗雷德·考爾伯格（Alfred Kohlberg），一個從廈門、漳州以及福建其他港口進口蕾絲的紐約富商，從1943年起就發瘋般地攻擊太平洋國際學會，指責其對於共產主義過於軟弱。1927年至1937年國民黨在南京執政的十年間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很多已經重新整合組成了「不參与日本侵略委員會」（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他們不久后組成了一個被稱為「院外援華集團」（China Lobby）的鬆散組織，以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國國內政治分裂為支持與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兩派，這導致支持不同派系的美國人之間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隨著國民政府從1943年起逐漸在中國人民中失去控制，國民黨便開始越九_九_藏_書來越積極地培養在美國的關係網。人們越來越多地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失去中國」的原因在於美國支援不力，而這正是由於「國務院中的共產黨分子」操作所致。於是麥卡錫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機會。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將會變為意識形態式的鬥爭。用各種形式的文字表達時都表現得那麼謹小慎微，實際上我們已經像人們歷史上做過的那樣，加入正義方去對抗那些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和我們相反卻和我們一樣應享有平等權利的另一方。這仍然是今天人類所採取的主要姿態，我們仍然有很好的機會「正確地」毀滅掉自己。

「失去中國」這個詞從字面上來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對於美國公眾的心理來說，是有著一定歷史真實性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每年大約有1000名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回美國休假，這些人可能會每天都在選民中活動，迫切地希望選民們對其在中國的崇高傳教工作一直保持興趣。結果導致他們對中國人經常採取領主式的、有時是屈尊俯就的態度，雖然這種態度也是溫和的和贊助式的。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援華聯合會發展成了大型機構。雖然到1943年時，自由中國的英勇美德已不存在，但它過去所造成的神話依然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中，並被當作世界上真實的存在為人們所珍惜。

我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講選錄》結尾是刊登在1950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共產黨信奉「重視自由主義者所重視的改革和自由，並譴責國民黨的罪惡。這使得自由主義者將共產黨視為自由主義者，也使得國民黨右翼將自由主義者視為共產黨」。我仍然試圖使人們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正義的，但在美國是邪惡的。這是客觀的實際情況。但是，我的這種言論在美國卻顯得不那麼可信，報紙關注的焦點全都集中在本特利、布登茲這類人的告發活動上。

2.大量的共產黨滲透活動使得政府建立一個忠誠的安全審查機構變得名正言順。美國共產黨從1928年起就主張由獨立的知識分子來領導世界革命，從1935年起他們的統一戰線改變了策略，開始利用統一線組織蠱惑、慫恿自由主義者，聲稱「共產主義就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在華盛頓新政時期，共產黨基層組織、研究會和間諜組織開始出現在很多部門和機關。於是1938年，眾議院建立了非美活動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後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也相應建立了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在4月6日的聽證會上，歐文以強硬雄辯的措辭向麥卡錫作了長達42頁的回復，作為對考爾伯格院外援華集團指控的回應，而這項指控曾被麥卡錫拿來用尖銳和富有煽動性的措辭大力宣揚過。麥卡錫在4月20日讓路易斯·布登茲（Louis Budenz）出來作證，之後還有一些前共產黨員也出面作證。1950年5月2日，歐文最後一次出席了聽證會，到5月30日時，他已經寫下了對這段經歷的詳細敘述，並由利特爾（Little）和布朗（Brown）在7月出版。《經得起誹謗》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讀，拉鐵摩爾一家勇敢地面對喬·麥卡錫，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堅持到底。

「既然他們還沒有把陳述納入記錄，那你可以把陳述稿交給我們。」於是我將陳述稿的複印件交給了他們，之後便有了第二天的頭條新聞。他們在報道中引述的一個主要觀點正是迪克·維特建議加入我的發言中的——我希望我的專業知識能幫助我的國家，但是如果我蒙受不白之冤的話，那這一願望又如何能實現？

「（7）在1947年、1948年以及1950年，你曾經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一名活躍成員。」確實如此，但這又能說明什麼？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對我進行聽證時，與會的參議員們也都在詢問的過程中努力地使自己顯得公正，當然，與此同時我也努力使自己表現得正當合理。我們之間的對話都公開在媒體的面前，而且都被記錄下來。我們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諸如「公平競爭」和「公眾的知情權」，儘管在如何實現這些理念的問題上我們並不能取得一致。史密斯、福開森和沃特金斯並沒有像麥卡錫那樣以徹底的挖苦和惡毒的攻擊來對付我。（後來1954年，沃特金斯在譴責麥卡錫的議案中投了贊成票。）換句話說，目前的局勢具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我認為是可以通過教育改進的；如果有足夠時間的話，優秀的公共教育將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從而促使情況轉變。由於麥卡倫委員會的聽證會屬於國會調查，因此只出具公開的報告，在這一案件中其結果最終成為一部政治文獻。

麥卡錫主義對我們的駐外事務處以及政策制定工作的質量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這個問題還需要進行具體的研究分析。總的來說，駐外事務處中那些去過中國、受過訓練的成員不是被迫離開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工作崗位，就是被分流到冷僻的工作崗位上。我以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埃爾默·戴維斯（Elmer Davis）繼續成為當天的沃爾特·克隆凱茨（Walter Cronkite）（只不過他是親自製作所有的晚間新聞），他來到會場，用很大的聲音隔著房間對我喊道：「正清，你晚上能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嗎？」我知道他來這裏就是為了用這種方式來聲援我。

較為保險的指控方式是提出對方違反了正確的流程，對合法訴訟流程這一美國信仰的訴求可以使人佔領輿論高地。

到10月1日，我編寫完成了準備發表的《1946—1950年著作和演講選錄》（Excerpts from Writings and Speeches,1946—1950），共計22頁，其中收錄了我對中國共產黨性質和如何與之打交道的所有關鍵言論。我認為這一節選會使人印象深刻。［但是我現在很後悔在1950年6月20日的《哈佛夏季校報》（Harvard Summer Crimson）上撰文說：「為了在朝鮮取得全面的勝利，美國絕不能在三八線前停下來，我們必須深入北朝鮮境內，並且施行一項統一整個朝鮮的政策。」直到後來我們抵達了鴨綠江邊，而中國於10月開始介入戰爭后，我才指出沒有哪個大國會容忍敵人出現在自己重要的工業區附近。這種延時的智慧是歷史學家的特權，只有在事情發生之後，才會醒悟過來。］

從會場出來后，我對委員會普遍的禮貌和誠意印象深刻，但是我也很慶幸我的工作並不依賴於這些局外人的粗略審查，他們不會明白我在兩種敵對文化間的複雜作用。顯然，在存有疑問的情況下委員會必須首先保護國家而不是保護我。

在1942年，我即將啟程前往中國之前，曾在華盛頓寫信給默克、巴克和施萊辛格三位教授。在信中我預測隨著戰爭的結束，哈佛需要培養「訓練有素的東亞事務行政人員」，尤其需要對學生加強亞洲歷史的指導，既包括本科生的概論課程，也包括研究生的專業研究課程。關於教授現代日本理論的人選，我推薦了E.赫伯特·諾曼（E.Herbert Norman）博士，他是一名加拿大外交人員，在由麥爾文（McIlwain）、葉理綏、吉爾摩（Gilmore）三位先生以及我主持的會考中，他拿到了優異的成績（一個非同尋常的分數）。他的論文《日本維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已經由太平洋國際學會發表。赫伯特·諾曼步步高升，後來很快成為一名加拿大外交官。擁有國會豁免權的證人在華盛頓作證說赫伯特已經成了一名共產黨人，各種罪名接踵而至。1957年，赫伯特從加拿大駐開羅高級行政辦公室的8層樓頂上倒退著跳下自殺身亡，這個悲劇至今仍然難以說清。

雖然麥卡錫終於在1954年受到了同事的譴責，但到此時他已經得到想要的結果（死於1957年），自由主義者們對於他所誹謗的主要人物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歐文有一群朋友為保護他的清白而努力。1950年3月27日，在他將離開喀布爾回國前，我湊齊了所有我認識的大約40名中國問題專家，請求他們一起給泰丁斯參議員寫信，說明他們在歐文·拉鐵摩爾的著作成果是否屬於「親蘇」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如果「由於質疑他的忠誠而受到持續的公開羞辱……我們都能夠為其進行辯護……如果廣大美國學者在從事亞洲問題研究的過程中受到恐嚇或被置於公眾質疑之下，那將會是美國公眾的一場災難，他們將會陷入處理亞洲關係的困境」。當我在廣播中提起「我的朋友歐文·拉鐵摩爾」時，這被認為是一項九-九-藏-書十分勇敢的舉動。但是當參加廣播辯論時，我同樣會小心謹慎地說我並不完全贊同他的所有觀點，我也認同正統的意識形態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面對國民對亞洲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在每篇文章的開頭用一些詞或短語來表明反共的立場，變成了一種保證自身安全的習慣。這顯然就如同在出版物中第一個腳註必引用馬克思、列寧或斯大林的語錄這種蘇聯習慣的美國翻版，只不過形式更加微妙一些。

此外，麥卡錫——麥卡倫集團究竟有多少資料是來自戴笠及他的國民黨特務部門，這始終不得而知。在針對傑克·謝偉思的案件中向國務院忠誠委員會作證時，我曾經說過自己在戰時的重慶就已經認識周恩來的聯絡員龔澎。但是在我的聽證會上，唯一基於中國方面的指控來自1950年4月10日某個叫李鵬的人在絞刑架前的「坦白」，據1950年9月3日的台北《中央每日新聞》報道，此人已作為共產黨間諜被處決。這是我能想到最不可信的證據了，讓我頗有些吃驚。

對於大約從1950年至1954年的這段被稱為「麥卡錫時代」的非常時期，已經有很多人分析過它的形成原因。由於經歷過這段日子，並讀過部分相關的書籍，我對導致這段歷史的一些原因同樣印象深刻。

當時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DA）在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亞洲研究小組，主要是研究中國的，成員包括哈羅德·伊羅生、魏特夫、小亞瑟·施萊辛格和我。我們發現在探討的問題上意見很難達成一致，因為我們純美國的行事風格很難適應卡爾·奧古斯特那種長篇大論，最終，這個項目被迫宣告流產。

「（d）在1943年，羅辛格（Rosinger）向霍蘭德表示，他『期待著費正清和希斯的意見』。」（當然，在9年後的1952年，希斯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哈佛叛徒」的代名詞。）

埃德蒙·克拉布很快成了一名教授，並將關於20世紀中國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寫作成書。他們這三個人都有著作面世，並且加入了他們自己在中國的經歷。《紐約客》的卡恩曾經寫過一篇關於他們的人物傳記《中國通》（The China Hands）。當約翰遜總統讓我們深陷越戰泥潭的時候，如果上述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能夠代替那些毫無亞洲背景知識的官員擔任東亞地區的助理國務卿的話，美國人民的命運可能會比實際情況要好得多。關鍵的原因在於這些人從他們在中國的經歷中了解到了共產主義利用民族主義的能力以及民族主義影響共產主義的能力，而越南也有某些和中國非常相似的特徵。

因為當時我的情況並不是至關重要的，我被牽扯進去算是一個意外，僅僅是因為當時準備前往被佔領的日本，而去那裡除了需要護照外，還需要美國陸軍的入境許可。我們在1951年4月提交了申請，到7月中旬我們得知申請還需要東京方面同意，於是就決定將旅行車當成嬰兒遊樂場，帶上我們剛出生的小女兒勞拉去周遊全國，順便到各地探親訪友。到了9月，我們暫住在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在斯坦福的家裡，等待著出發去日本。

在麥卡錫時代結束之後的一些年裡，關於中國的話題再也引不起公眾的注意。狗也許會對自己的排泄物感興趣，但是麥卡錫時代給我們留下來的，只有重複炒作的狗屎，無論你相信哪一方，最終結果都是兩個：不是叛國罪就是被誣陷。與此同時，平時吵吵嚷嚷的中國通們也因為不再受到關注而變得銷聲匿跡。當中國對我們關閉時，關於中國真實情況的問題則變成了猜測和爭論。該是好好研究歷史和發展新的學術領域的時候了，而這也正是我們當時所做的事情。

後來，始終沒有受到太多指控的比爾·霍蘭德就這篇《委員會調查方法》（The Committee's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寫了一篇評論，評論包括以下幾個小標題：「假設的罪名，露骨的偏見，轟動的宣傳，非法查沒文件，依賴不可信的證人，拒絕交互詢問，對個人的不公平對待。《委員會的調查方法》就是：歪曲證據，斷章取義，忽略有利證詞，用傳聞來否定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成果，6票對161票的專家意見，無視數百名重要證人的存在。」在25年多的時間里，太平洋國際學會出版和發表了大約1200部書籍、116000頁宣傳冊，以及18500頁期刊論文。而委員會僅僅是調查了這些成果中的不到2%（5部書籍、5本宣傳冊、21篇文章以及6篇書評）。對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調查是一次大規模的捕魚行動，徹底攪渾了水，毀掉了很多人的事業，可能還造成了一起自殺，但是最終並沒能抓到幾條「共產主義的魚」（共產黨）。

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可能在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危險對於舊的自由主義信條有一種麻痹作用，人們無法再通過表象來判斷別人。在一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美國分會的董事會議上，當時希斯也是董事會成員之一，我記得曾向董事會主席阿瑟·迪恩（Arthur Dean，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重要且正直的合伙人，板門店朝鮮停火談判時勇敢的美國代表）表達過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我們如何變成審判者並對阿爾格進行質詢，「每個人都有表達自身意見的權利」。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接受另一種原則：「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主義的指導原則是十分混亂的。你的鄰居極有可能是一個間諜，正是因為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個間諜——這不正是一個間諜應該表現出來的嗎？那你還可以相信誰？個體的想法可能不再只是涉及他個人的事情。對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恐懼導致了對於整個知識界的恐懼。阿爾格·希斯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是一個有風度的人，他受過的教育遠高於指控他的人，但到最後，卻是那個平庸的人勝出了他的這位哈佛人。

「（f）愛潑斯坦曾經說你『從桂林來，並且給他帶了件東西』。」（這件「東西」其實是一份關於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的報告。）

在我的「行政」聽證會上，我收到了一份中文的複印件和相應的英文概要，需要我通宵進行仔細審閱。在英文概要中，李鵬聲稱（不是很直接的證據）：「費正清、康納斯以及巴特沃斯有意或無意地將外交機密文件泄露給了蘇聯情報官員。」（我們雙方達成一致，不使康納斯和巴特沃斯捲入我的聽證會。）中文原始文字則略有不同，內容是我們「有意或無意地公開外交機密，這些機密通過第三方國家的使館渠道傳送給了情報官員」。在「情報官員」前面的空格的位置可能是一個代表蘇聯的「蘇」字，但是那個地方確實沒有字。

媒體和電視上對現實生活的調查就像懸疑故事一樣吸引人，且真實故事更加扣人心弦，因為你無法直接翻到最後一章去看結果。當某個人自己成了被調查的對象，那就更讓人無法自拔了，你都不能考慮別的事情，整個過程都保持全神貫注。但是當這場發生在3月的聽證會結束后，直到7月我們才拿到前往日本的軍事許可證。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艾森豪威爾取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后才得到的。到了這個時候，麥卡倫委員會真正的政治目的，在其1952年７月2日最終出具的一份沒根據的總結報告中表露得再明顯不過，報告的大意是指太平洋國際學會是一個陰謀集團，通過在國務院中的共產黨分子操作使得美國失去了中國，如此等等。我很榮幸自己同包括范宣德、菲利普·傑塞普（Philip Jessup）等人一道被稱為「核心成員」。

在1952年8月20日我發給朋友們的通告中，我試著總結這一年來獲得的經驗。我感到共產主義的顛覆破壞是利用了公民擁有自由的權利，實際上最終是想要毀掉這些權利，這才真正地危險。但是這種危險必須以既保護國家也保護公民個體的適當措施來應對。我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國會負責調查的委員會詆毀了我，而忠誠安全調查委員會證明了我無罪，但是後者與前者比起來對公共機構的威脅恐嚇更大一些。後者是建立在一種制度缺陷之上，即政府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這種調查是在司法程序之外運作的。「麥卡倫委員會可以指控、恫嚇、誹謗、批判他所控告的人，但是除了使用間接影響外，它並不能罰沒、關押以及開除他人職務。而忠誠安全調查委員會卻不得不在缺少合法訴訟程序和反詰問的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裁決被調查人或類似的其他人的未來生計。即使在沒有任何辦法來證實指控方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委員會也必須作出裁決。」我能夠揭露這個愚蠢的對我的指控，僅僅是由於我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只是一名通行證的申請者而不是政府僱員，所以我的案例沒有列入機密。支持我的委員會是由公正且有良知的人組成，但是賦予他們的使命是去作出一項裁決而不考慮對個體的保護，而這種對個體的保護是法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就已形成的。我幾年前還曾在辛辛那提再次見到了默里·希九九藏書森古德法官，他是誠實廉潔的典範，但是他被放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

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令我印象很深刻。伊麗莎白·本特利作證說，我曾經攜帶了一封孫中山夫人（被她認為是「頭號中共黨員」）的信給援華協會（這是一個「間諜網」）。她的兩個認識都是錯誤的，但是我的麻煩在於，本特利確實知道我曾經將孫夫人的信轉交給援華協會的卡特，而這個協會被證實確實存在某種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事實，不是傳聞。

儘管如此，當一個人從爭議中解脫出來后，尤其是通過自我表述得以解脫的話，那他就會變得更加堅強。我的名字出現在了新聞標題上，如何去應對就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由於衝動往往會有過激反應。）最基本的目標是澄清記錄的是非，比如通過公開否認，這點可以稍後再提，而這些否認之後會被用來校正聽證記錄中的錯誤說法。

1.總的來說，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場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這是美國人民本身的一種病態心理。這種不安全感體現在對國家安全、美國價值觀以及自由主義體制脆弱性的擔憂上。不久前在這場最大規模的戰爭中被擊敗的敵人——極權主義、警察國家——似乎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繼續存在著。共產主義運動在美國十分活躍，而且已經活躍了很長時間。密謀、欺騙、刺探、無情的黨內紀律、統一戰線策略、操控自由制度，所有這些都威脅著我們自由無慮的生活方式。從1945年起，原子彈不可思議的巨大破壞力就成為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蘇聯很明顯是通過間諜活動才能在1949年製成核武器，這成為一次意識形態鬥爭的勝利，與我們格格不入的共產主義信仰正在我們之中秘密開展破壞活動。這不是在開玩笑，我們必須為了保護自己而採取行動。

1950年5月23日，對其他目標進行考慮，麥卡錫指控歐文·拉鐵摩爾是潛伏在美國的最高級別的蘇聯間諜。歐文當時正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執行一項聯合國任務。我馬上給埃莉諾（歐文之妻）打了電話，建議她必須立即在華盛頓找一家最有實力的律師事務所，於是她專程找到了阿諾德、福塔斯、波特（Arnold, Fortad and Porter），他們的律師事務所是這個行業最有名的。歐文需要為自己進行一定的辯護，因為他平時多在國外，懂多國語言，接觸過包括俄國人在內的很多外國人。多年來，他和很多人保持著書信往來，喜歡辯論，討厭當權派，為刊物專欄寫稿，有時候甚至會有傾向於蘇聯的立場。我很早以前就聽說過他的大名，並且讀他的作品多年，所以我想自己是了解他的心裏是如何想的。例如，關於中國游牧民族史前史的問題，告訴他所有已知的史料，他就會推斷出當時應該會是怎樣的景象。如果是考慮一些時事新聞，諸如斯大林的蘇聯肅反運動之類，他同樣會作出各種推測，儘管他並不是一個掌握所有相關數據的精通蘇聯問題的專家。

關於我後續的10項指控主要來自太平洋國際學會聽證會，我再次以書面形式作了回應，但這次我請求不要再召集新的聽證會。我不能讓這些指控成為我的負擔，在不能提供更多複雜事件細節的情況下，其中很多指控完全是沒有意義的。總的來說，後續的指控更多帶有一種神秘的色彩，例如：

對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人來說，這份報告是一份可怕的文件，裏面充滿了各種姓名、日期、證據材料、分析以及結果。這個充滿虛構的結果是建立在兩條原則之上——其一，任何像布登茲這樣處於國會豁免權保護之下的人，如果認為某人是共產黨（「不是通過個人接觸，而是通過官方報告」，這類證詞如今已經無效），那這個人就是共產黨；其二，所有的聯繫人都是同謀。這樣一個東拼西湊出來的東西在任何法庭獲得認可的幾率都小得很，它是一個在美國政治遊戲中被拿來利用的彌天大謊。但是直到現在，這份報告依然在台灣被視為珍寶，因為它可以用來解釋說明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

與此同時，緊張的調查活動並沒有停歇。從2月起，他們從收繳的太平洋國際學會文件中找到了大量的神秘信息、可疑的活動、有問題的團體……多得足以讓偵探們垂涎三尺。路易斯·布登茲（Louis Budenz）和伊麗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之類的前共產黨員也「指認」共產黨成員和各個陣線的成員。7月25日，麥卡倫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聽證會開始了，8月14日，本特利作證說，我曾為一個「間諜網」送過情報。8月23日《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的前任編輯布登茲也作證說，他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不是私下與他見面時承認的，而是通過官方報告，就是在1945年」。在9月4日，據新聞報道，有關我去日本的入境軍事許可也被否決了，不許我進入日本。

當我在1964年受邀來到華盛頓，與當時的東亞助理國務卿參加一個非正式會議，以及在之後的1967年至1968年加入由約翰遜總統直接管理的中國顧問委員會（我有查閱相關涉密文件的許可權），我當時被我們面臨的阻礙所震驚：我們的文職顧問竟然沒有一個擁有與中共打交道的實際經驗。這位能幹的助理國務卿（在這個由林登·B.約翰遜和迪安·拉斯克派下來制定政策的六人團隊中，他是墊底的人）從沒有與亞洲農業國家接觸過。戴維斯、謝偉思或者克拉布之類的人，他們的知識背景和洞察力完全可以為我們理想化的越南遠征軍加入一些必不可少的現實主義內容。為了實現有價值的目標不計前嫌地啟用「惡魔」也是必要的：畢竟，不是槍炮發動了戰爭，而是人發動了戰爭。

「還沒有定下來。」我答道。

我給保羅·巴克（Paul Buck）教務長打了電話，於是他將我調回了全職教學崗位。之後我又給麥卡倫委員會發電報要求進行作證，然後就驅車趕回了坎布里奇。保羅·巴克建議我找法學院院長歐文·格里斯沃爾特（Erwin Griswold）諮詢相關法律，後者向我推薦了波士頓最大的喬特、霍爾和斯圖爾特律師事務所（Choate Hall and Stewart）。在事務所我認識了理查德·維特（Richard Wait），一個謙遜、堅定而又輪廓鮮明的新英格蘭人。「你是，或者曾經是共產黨員嗎？」他問道。我回答說：「不是。」於是他說：「那好，我能做些什麼呢？」之後我們開始了合作。

當歐文·拉鐵摩爾結束在喀布爾的工作之後，埃莉諾就把他所有的資料拿到了阿比·福塔斯（Abe Fortas）在華盛頓的辦公室，並且請求隸屬於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泰丁斯委員會（Tydings Subcommittee）召集聽證會。這個委員會在民主黨控制下，而且已經開始著手調查麥卡錫對「國務院中的共產黨分子」的指控。埃莉諾不得不離開她在巴爾的摩安有電話的家，來到華盛頓的某個地方，我的母親邀請她住在位於華盛頓西北區33號大街1318號的家中。埃莉諾後來寫道：「一位老朋友的媽媽邀請我和她一起住在喬治城溫暖的家中，她知道歐文不是共產黨員，她不用擔心會失去工作，一個人生活，沒有誰需要知道我待在這裏。這太好了，我會永遠銘記這段日子的，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給我們準備的「大餐」也不是那麼容易消化的，因為這些指控都是由聯邦調查局提供的並沒有說明來源的一段段文件片斷構成，就如以下這些：

因此，1946年後共和黨國會有著複雜的行為動機——對付民主黨的「背信棄義」，將立法權掌控在自己手中，通過揭露我們身邊的叛徒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對機遇利用最為充分的，就是政府計劃委員會（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的主席、參議員喬·麥卡錫。

我的情感經歷也很有趣。當一個人受到公開指控的時候，他就會有產生負罪感的傾向。這是一種心理羈絆，在受操控的負面環境下，思想發生轉變的受害人最終會爆發，坦白自己的罪過以獲得凈化。但是，我的負罪感並沒有超出我的掌控能力，儘管我並不認為我的行為有什麼罪過。

「（4）據稱你曾經擔任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顧問。」我壓根兒不知道有這樣的組織，更不可能為他們提供建議，也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這種事情。

這類接踵而至的爭論自然會經過媒體的渲染操作，然後吸引公眾多得近乎病態的注意力，25年後的「水門事件」也是如此。所有參加爭論的人都像在做戲，充滿激|情，可是這是真的。在20世紀80年代里，已經幾乎不可能再重現和描述（僅指用文字）這種猜疑、麻木的歷史氛圍了，潛意識裡的恐懼在美國公眾中無處不在。這離我們美好的現在已經很遠了。最終拯救了我們的民主制度是其自身的司法體系，而不是依靠政治領袖以及公眾的勇氣。

同時，軍隊的反應是成立一個軍事入ｈｔtｐｓ://read.99cｓw.ｃｏm境許可證審查委員會，其採用的流程與針對普通政府僱員的忠誠安全審查聽證會流程相同。1951年12月5日到6日，我接受了這個委員會的聽證調查並且受到了一大堆的指控。1952年2月11日，委員會又寄給我一份包括10項進一步的指控清單，而我以書面形式作了回復。3月11日下午，出席了麥卡倫委員會的非公開會議，12日，我又參加了該委員會整整一天的公開會議。因此，我體驗了兩種不同形式的調查，在五角大樓進行的是對媒體保密的忠誠安全行政審查程序，在國會進行的是對公眾公開的國會委員會聽證。而兩者的對比則顯得十分強烈，令人吃驚。

當天早晨的《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頭條搶在委員會之前發表了一篇基於我在會上陳述內容的報道，這使我與委員會的對抗中還佔到了一些上風。在3月10日該委員會進行的秘密會議非常簡短，而11日下午的會議則十分漫長，因此委員會為了不使時間被全部佔用，決定不讓所有的證人都將長長的陳述念完，也不用記入聽證會記錄，如何處理我的陳述還沒定下來。11日那天當我從禁止旁聽的聽證會出來的時候，一直在外面等待的默里·馬德爾和菲爾·波特問我：「你的陳述會被同意錄入聽證會記錄嗎？」

1948年，作為一場總危機的一部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爭論開始升溫。在1947年已經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丘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杜魯門主義提出保衛希臘和土耳其，在哈佛學位典禮上宣布馬歇爾計劃，等等。但是1948年則帶來了很多壞消息：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政變、柏林封鎖危機和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的建立，以及湯姆·杜威（Tom Dewey）州長在其總統競選期間徒勞地利用我們在中國問題的爭論。在這層層迷霧之下，終於發生了1948年8月的希斯案（Hiss case）。

9月7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社論中指出了我的尷尬處境：「麥卡倫委員會不允許他在小組委員會面前作公開辯護，卻允許小組委員會對其提出公開控告。任何形式的審訊都不適用於他，因為他並沒有被指控犯罪，而那些針對他的指控又是在國會豁免權的保護下提出的。甚至於忠誠委員會的審查程序也用不到他身上，因為他並不是政府僱員。」

1952年3月12日，在麥卡倫委員會進行的公開聽證會只能被看作這場正在進行的政治遊戲中的一個插曲。上午10點半，我們在參議院辦公大樓424房間會面，這是一個天花板很高的房間，有一張委員會成員使用的鋪著綠桌布的長會議桌，還有一張大桌子是留給媒體的，此外還有能容納大約200人的公眾坐席。我和迪克·維特並排坐在委員會桌子的遠處，所以當我向那面看去的時候，不僅能看到兩三名參議員，還能看到他們後面的媒體桌子，我認識許多坐在那裡的記者：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菲爾·波特（Phil Potter），是我在戰後中國認識的一位老朋友；《華盛頓郵報》的默里·馬德爾（Murray Marder），作為哈佛大學的尼曼學者剛剛上完我們的概論課程。他們正好坐在我的審問者參議員福開森和沃特金斯（Watkins）的後面，通過看他們的臉色，我可以感知到這場辯論進行得如何。威爾瑪帶著一個參考資料檔案盒坐在我的後面，就如同埃莉諾·拉鐵摩爾在歐文的聽證會上坐在歐文後面一樣。同時還有我的母親，她善於作秀的天性使她很自然地以出現在現場的方式來聲援我。

至少就我看來，那些提名塔夫特（Taft）參議員參加1952年總統競選的右翼共和黨人的動機是昭然若揭的，他們相信「國務院中的共產黨人導致了失去中國」這種說法能夠阻擊民主黨並且改變大選的局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搞定」歐文·拉鐵摩爾。之前麥卡錫已經指控過他，這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調查者們再次行動起來如法炮製。從2月26日至3月21日，麥卡倫委員會用了至少13天的時間（共形成了675頁證詞）對拉鐵摩爾進行了反反覆復的質詢。他們提出了大量的細節問題，試圖引誘歐文說出前後不一致的話，從而給其扣上作偽證的罪名。參議員們時時刻刻地糾纏著他——「你的『百折不撓』是什麼意思？」「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回答我的問題？」一個典型的陷阱問題是：「你在1940年的時候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某某某是共產黨人？」如果輕易地回答「不」，就會暗示你的那位朋友確實是共產黨人，只不過你那時不知道而已。與此同時，他們還以不尊重國會的名義不斷指控歐文的辯護行為。最終他們以7條偽證罪名控告他，但這些都被法庭和首席檢察長以證據不充分為由駁回了。

迪克·維特發現他和主持聽證會的威利斯·史密斯（Willis Smith）參議員拉上了關係並有一些共同點，在會前和會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威爾瑪憤憤不平地對他說：「你幹嗎跟那個傢伙套近乎？」迪克像一位優秀美國律師一樣回答說：「用蜂蜜比用醋能捉到更多的蒼蠅（奉承和套近乎總是比對抗更管用）。」

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研究生們組成的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開始研究之前的那代人是如何將我們所有人引入歧途的。從記錄中可以看到，一些激進人士聲稱麥卡錫的年代毀掉了中國問題學術研究，擊垮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統統閉嘴。對此我持懷疑態度，中國問題專家並不是自發存在的公關人士，而是在有公共需求才出現的產物。如果中國問題本身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話題，那麼訪談節目自然會忽略它。

我在一個相對有利的時候出場，因為他們已經從早到晚地對歐文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詢問。公眾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依靠持續不斷的詢問來折磨被指控者的方式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做法。歐文也用強有力的措辭描繪了他之前和正在受到的待遇。3月12日，參議員們完全處於劣勢，我只是無足輕重的人，不需要像歐文那樣為了應對叛國的指控而辯護。所以我和對方都相對比較平和。

1951年2月，參議員帕特·麥卡倫（Pat McCarran）的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隸屬於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搶在麥卡錫的政府計劃委員會之前收繳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相關文件，這些文件是卡特長期以來認真收集並保存於他在馬薩諸塞州里市（Lee）的倉庫中的，以便開展關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歷史研究時使用。麥卡倫手下的工作人員花了5個月的時間來研究這些資料，之後又用了11個月的時間（從1951年7月25日到1952年6月20日）召開了每隔半星期舉行一次的聽證會。他們傳喚了66名證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和太平洋國際學會沒有什麼來往），形成了一份多達14卷、5000多頁的材料，外加一卷厚厚的索引。不用說，「每個人」都被牽扯到這裏面。研究生鑽研這些材料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完成。

「（i）在1943年你的妻子曾經索要過一篇由錢端升所著文章的稿費，並且由她轉給在中國的錢端升。」（確實是這樣，那100美元的稿費後來幫助了他們一家維持必要的生活。）

歐文·拉鐵摩爾是一個什麼組織也不參加的人，說他是間諜是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激進的個人主義者，而且稱自己是拉鐵摩爾主教的後代。1555年的時候，這位主教由於被認為是宗教異端，在牛津被執行火刑，在那裡現在豎立了一座殉道者紀念碑。歐文不是一個被動軟弱的見證者，他的《經得起誹謗》（Ordeal by Slander，1950年出版）一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講述了他的這段經歷。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使歐文的名字變成了家喻戶曉的「叛國罪」的代名詞。為了募集經費，他們在1952年的共和黨大會上大力宣揚三個標誌性的人名：拉鐵摩爾、艾奇遜和杜魯門。直到艾森豪威爾取代塔夫特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他們才最終放棄努力。但是，此後當歐文和埃莉諾驅車穿過美國，汽車旅館的經理們在認出他們的名字后，甚至不願意為他們提供房間。歐文在米爾頓·艾森豪威爾管理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但是沒有終身職位，後來由其擔任院長的佩奇學院（Page School）也被迫撤銷。到了1960年，他去了英國，在那裡擔任利茲大學（Leeds）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主任。

對於我和魏特夫來說，這些事情說明了兩個問題。他的思維方式使他將理論當成終極真理，抽象則是基本事實。（他的理論說白了就是唯我主義。）在我看來，這在本質上是體現了一種宗教式的盲目狂熱的思維，一種體現在文字上的信仰。

3.當兩黨制政治體系中的「正常」輪替開始出現不平衡時，這個忠誠的安全審查機構就開始活躍起來。共和黨代表東部大企業家、西部小城鎮商業者和農民的利益，從格蘭特到胡佛，中間除了在克利夫蘭和威爾遜兩位總統時期，民主https://read.99csw.com黨短暫執政，始終是共和黨在治理著美國。但是大蕭條使那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上了台，他對他所代表的階層（當時他正努力拯救這個階層）的「背叛」持續了不只是兩屆，而是四屆！以湯姆·杜威州長為代表的共和黨滿懷期望打算重返執政黨地位，卻在1948年大選中遭遇杜魯門的重大打擊，這讓很多人都難以接受。

這個聽證會是一個可以當面對我進行徹底審查的機會。人都到齊后，一群體面的信奉新教的歐洲裔美國人（WASP）端坐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里，想要從我和其他人一遍遍重複的證詞里獲得一種證實，證實我是一名反共產主義者，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在日本弄出什麼麻煩事來。我在朝鮮戰爭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給我帶來一點小小的麻煩，但是也被作為一種可行的立場被接受，畢竟我們過去也承認了莫斯科政府。迪克·維特和委員會的律師一起從不同的觀點對我進行了充滿技巧的詢問，之後就像對陪審團作陳述一樣對案件作出總結。避免對哈佛大學造成損害是他的最後意見。

通過這些委員會，國會能夠以開展調查的方式明確公眾的關注焦點。其開展調查的權力最初只是作為制定律法的基礎，後來逐漸發展成直接採取行動以「指令性宣傳」，揭露罪惡行徑來將其消滅。這樣一來，國會的活力彌補了行政機構的鬆弛狀態，如此便為充滿野心的企業家們打開了一扇大門。

這些指控看來都很瑣碎，主要的指控是：「（1）據稱你將會成為，或者已經成為一名持證的正式共產黨員。」我相信這項指控使得其餘的大部分指控都成為作偽證的可能依據。但是沒有跡象能支持這些指控，我為什麼要「持證」？那不是一個黨員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嗎？

「（11）1949年1月3日的《工人日報》曾經刊載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份致第81屆國會成員要求廢除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公開信，署名者中有你的名字。」沒什麼問題，這封信最初是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

意識形態的作用，在我們與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之間的友誼上表現得很充分。他是一個儀錶堂堂、又高又瘦的日耳曼人，前共產黨員學者，他的著作《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使他被認為是中國社會理論分析領域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繼承者。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移民美國並與共產主義決裂后，他開始著手一項龐大的工作，計劃在哥倫比亞大學洛氏紀念圖書館（Low Library）翻譯並分析中國官方歷史。後來我邀請卡爾·奧古斯特開設有關地區研究的講座，他以先知般的氣勢講述了灌溉過程中的水利控制和運河運輸如何成為中國所有王朝的君主專政官僚體系的根基，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學生們。對於馬克思簡要列舉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中的理論錯誤，卡爾提出了徹底的否定，關於這一問題他還曾經在莫斯科進行過一次辯論，這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了他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具有德國式的複雜思考方式。1948年10月，他讚揚了我的著作《美國與中國》，當他在11月來作講座時，他和妻子就在坎布里奇和我們住在一起。後來的1949年12月，他來作講座時也是如此。1951年3月，他又來作了一次講座。

由於我在1951年至1952年間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研究過去的社會關係上，我保留了大量的有關資料，這些資料記錄的真實情況不僅涉及我當時正在面臨的指控，而且涉及其他尚未提出的潛在指控。這就是一場用事實去對抗莫須有的懷疑的遊戲，其中的一個例子是關於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在1946年至1947年的冬天，史沫特萊到波士頓的雷希診所作檢查，她當時依然被在參加游擊隊時患上的胃病折磨著，她在我的家裡待了一個星期。其間我的學生曾經來看望過她。為了應對他們可能會就此事做文章，我在1951年要求康拉德·勃蘭特（Conrad Brandt）向我作一項陳述，回憶當時，史沫特萊並沒有隱瞞自己的親中共立場，也沒有試圖掩蓋什麼。然而這個陳述保留在我的文件中，沒有使用的機會。［艾格尼絲後來去了英國，並於1950年在那裡去世，中國大使館接管了她留下的記錄中國紅軍創始人朱德將軍自傳的手稿。這一作品後來出版，名為《偉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但是書中缺少了關於長征時期的一個章節，在那一時期朱德與毛澤東分開過一段時間。］

如果你不了解希斯案，我該如何在這兒向你解釋呢？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里（1948年12月提出指控，1949年7月陪審團未能作出裁定，1950年1月以偽證罪定罪），阿爾格·希斯——一個看起來很正直的典型哈佛楷模，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時秘書處的組織者之一，退休時的身份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作為失敗的一方出現在了許多書刊的如同偵探小說般的大字標題里。事情變得很明顯，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在30年代的華盛頓新政（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時期同共產黨人有聯繫。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震驚而且駭人聽聞的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共產黨的顛覆和欺詐活動事實上已經出現在了美國政府內部。無論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南瓜文件」（國務院文件的複印件）是否為真實的（在我看來其內容似乎明顯不合邏輯），也不管阿爾格最終以「用打字機偽造假文件」罪名入獄是否如他聲稱的那樣為捏造，事實是他確實仍然和這位共產黨人錢伯斯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他最初在1948年時試圖隱瞞這點。我從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阿爾格的行為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害，但是給他定罪使得加利福尼亞州的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成為將我們從長春藤聯盟叛徒那裡解救出來的救世主。不幸的是，尼克鬆先生自己沒有從這個案件中吸取教訓，那就是：在這個警察捕捉盜賊的小說日益增多的國家裡，千萬不要試圖隱瞞真相。

儘管如此，麥卡錫主義還遠遠沒有達到其頂峰。1950年7月20日，泰丁斯委員會發表聲明，證實拉鐵摩爾無罪，但是委員會中佔少數的共和黨人拒絕簽署這份報告。隨後6月底朝鮮戰爭爆發，而在1950年的國會選舉前，中國又介入了這場戰爭。此時甚至連泰丁斯參議員自己也被迫辭職。社會公眾已經開始準備接受陰謀集團的說法，這種陰謀論總是很容易就被理解，可以用來解釋我們所遇到的麻煩。

我意識到新聞媒體是被指控人潛在的朋友，因為他們的理念是表達雙方的立場。但是，單純的否認很難應付更多新的指控，因此被指控的人會做出一些有損於自己的事情來。

1951年12月5日，迪克·維特（Dick Wait）和我來到五角大樓指定的樓層路線，穿過環形的走廊，來到了委員會所在的辦公室。調查由默里·希森古德（Murray Seasongood）主持，他是一位哈佛畢業的前輩，也是辛辛那提市的內政改革者。他的兩邊是委員會另外兩名成員，韋斯特（West）先生和菲利普斯（Phillips）將軍。我的辯護人提交了我對指控的書面回復以及各種有關證據，同時還拿出了一份由25人組成的品德信譽擔保人名單，其中包括3位大使、4位將軍、2位參議員和其他一些公眾人物。接下來，他又接連請3位證人出面：唐·麥凱（我在哈佛的同事）、比爾·楊曼（Bill Youngman，美國國際保險公司負責人），以及約翰·梅爾比（John Melby，我在南京時的大使館聯絡員），他們都宣稱我過去不太可能是共產黨分子。

公開指控也會激起人的自我保護意識，腎上腺素的上升使人緊張焦慮，大腦中充滿了各種對抗的陳述和爭論，生活變得不再平靜。

到了1949年，形勢依然沒有改觀。中共在1月進入北京，4月又進入上海，10月，毛澤東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成立，9月，蘇聯引爆了他們自己的原子彈，打破了我們在核武器上的壟斷。1950年則是轟動一時的原子彈間諜案的揭露開始了，6月，北朝鮮入侵了南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到5年的時間里，我們又捲入了戰爭。麥克阿瑟將軍過去曾是最幸運的軍事天才之一，但是在冬天的夜裡被穿行於北朝鮮難以逾越的山區的中國志願軍所愚弄。除了軍事上的勝利，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辦法來結束戰鬥，結果在1951年4月被召回國內。到了7月，國會進行了為期整整一年的關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聽證。

這些關於公開論戰的基本戰術使我對更多的挑戰也有所準備，但是所有的這些經驗都是較為粗淺的，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和個人安全，始終都沒有受到真正的威脅。

如果這些活動中關聯到的人是有嫌疑的，那麼這些活動也就是有嫌疑的。一旦因關聯而被認為有罪，壞名聲就像色斑一樣擴散，最後構成一個充斥著各種可能的陰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