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美國與中國》出版時，賈安娜在《紐約時報書評》頭版（7月8日）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評論。（對此我十分感激！）我在書中為數不多的幾頁關於近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容中指出：馬歇爾的調解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我們持續地「從物質上加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同時卻又希望從政治上結束這一獨裁政權」。基於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下降得更快，我預測到了中國的人口|爆炸。（顯然，這正是1949年到1980年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期間發生的事情。）「這一結果必然導致中國出現持續混亂和不確定的社會景象。」我指出，「中國的抉擇，不是在美國式生活方式和蘇聯共產主義方式間的選擇，而是在舊的國民黨獨裁統治和新的中共專政之間的選擇……這個抉擇，只能由中國人民在中國作出，我們無法替他們作出決定。」

這正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存在的一個老問題——作為一個多元化政體的國家，如何與世界上其他某黨或某派獨裁的政體打交道。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持續遭遇這個問題，拉美、非洲、中東、東歐，乃至東亞，似乎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來理清這個問題的思路，而最大的難題在於，我們只是一個外來人，並不能決定問題的最終結果。

從親政府角度出發，我感覺到我是純學術的，以事實為根據進行推論。在我作為政府官員的5年裡，我始終想要研究出一套理解中國政治的方法，同時弄清楚美國在對待中國革命時所應該採取的態度。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富蘭克林，我很幸運地得到了我的連襟小亞瑟·施萊辛格的幫助，他積極地參与了一個「非共產主義左翼」組織的工作，這個組織形成於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成為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大力支持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政治對頭時。我立即就意識到，我們想要有效地制定對華政策，就必須以非共產主義的組織為基礎。換句話說，要想客觀地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是非曲直，我必須首先在國內成為一個美國共產黨的反對者。坦白來講，這是我的固有立場。20世紀30年代早期，美國左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正在中國，我對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寄予厚望。我跟美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聯繫，而且我認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反對共產主義原則也是其自由主義立場的必要組成部分。

我第二次公開討論中國政策是在1946年10月對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所作的評論。白修德在這本兩年前（1944年7月24日）出版的書中寫道：「我作了一項重大決定——是的，我準備寫一本書，因為我感到這個政府（指國民政府）不會有什麼好的未來，必須有人充分明確地讓美國民眾看到真實的情況。」在他後來出版的《尋找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書中（第49頁），他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在作出這一決定時的緊張感。《中國的驚雷》由他在《時代生活》雜誌的同事賈安娜（Annalee Jacoby）和他共同著述，並由比爾·斯隆（Bill Sloane）出版發行。直至今天，這本書仍然是描寫戰時中國最為經典的著作。我為這本書所寫的評論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的頭版上。我的觀點十分鮮明：

為了指導這項新的探索，唐·麥凱主持成立了一個國際和地區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這也正是我現在工作的小組，同時也是我開始中國項目的小組沒有什麼限制，而是一個提供支持和監察性的團隊，我們也都是一邊摸索一邊開展相關的工作。

我年長的同事賀爾康（Arthur Holcombe）教授曾經研究過20年代後期的中國革命，當時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被視為革命的最大希望，他對我貶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感到十分震驚（多年之後他寫信給我，說我的看法是對的）。其他人的反應也同樣是取決於他們各自的經驗。他們對不同時期的中國的了解給了他們自己的基本立場，有可能是混亂的軍閥時期，也可能是充滿希望的30年代早期，還可能是1937年至1938年的英勇抗戰時期。我意識到，我對於中國的經驗已經過時了，而使我得出以往結論的那些依據也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落後於時代。因此，我必須用一些新的研究來代替過去的觀察經驗。

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中國的驚雷》所描述的內容客觀準確的話，那麼「掩蓋真相的蓋子已經打開，美國公眾將會看到，在民主的旗號之下，他們所支持的是怎樣一個獨裁政權」。

曾經有一段時間，地區研究籠罩著一種神秘的色彩，人們誤認為將多個學科綜合在一起，就會以某種方式產生一門超級的學科，會掌握一種新知識。有些人幻想這是在教室里進行的集體討論，將地理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歷史學家組成一個團隊就可以獲得啟示。發生這些事情可能真的會打擊學界人士的自信心，如果僅僅據此能評判的話。開展研究的真正場所應該是學生的大腦，而非教室的講台。也許你會問一個學生能弄明白什麼，我認為對多種學科的綜合必須是在學生的大腦中進行的，將一群教授塞在教室里只會把他們搞得無所適從，暈頭轉向。

最終人們不得不承認，地區研究並不是什麼擁有系統原理的新學科，它只是一項活動，一項由人來開展的活動。所以，只需要取得文科碩士學位就可以從事這項工作，而不需要博士學位。

除了匯總相關的學科理論概念外（這些概念自然而然地構成了一個分析框架），我還試著收集對中國研究很有幫助的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形成了一個「建議閱讀」的描述https://read.99csw.com性的參考書目，列在《美國與中國》的後面。（也許出於嚴謹，我應該註明：「預計閱讀時間為10年。」）

某種程度上這要歸因於內德·卡特（Ned Carter）和比爾·霍蘭德（Bill Holland）所取得的成就，我最早認識他們是在1932年的北京。愛德華·卡特（內德·卡特）過去在印度的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在基督教青年會和其他一些人士於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太平洋國際學會之後，他成功當選執行主席一職，並在不久后將其發展壯大，進入全盛時期。內德是個英俊的典型新英格蘭人，有時則更像一名狡猾的經營者。他十分擅長與所有人取得共識，並且能讓那些立場差異巨大的團體聚集在一起。他顯然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設在紐約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日益忙於東海岸機構建設，將亞洲丟棄一邊置之不理。但是英聯邦國家中的同類機構，諸如位於倫敦聖詹姆斯廣場（St.James's Square）查塔姆大廈（Chatham House）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類似機構，都十分重視亞洲問題。內德·卡特成功將這些機構的成員吸收到太平洋國際學會，最終組成了11個泛太平洋國家委員會——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後來加入的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荷蘭、日本、中國，甚至還有蘇聯。所有分會中只有美國分會與眾不同，它並不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下屬機構，而只是一個設在紐約的、立場更傾向左翼的小機構。這個分會的資助部分來自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特·菲爾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他在1934年至1940年間擔任該分會的執行秘書。他被自己的名聲和財富拖累，加入了共產黨。

《美國與中國》是歷史學家合力寫出的一部有關地區研究的早期成果，同時它也是一部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簡明歷史。這本書被收入唐·麥凱正為哈佛大學出版社編撰的「美國外交政策叢書」，從而希望公眾對於外交政策能夠有所了解，就像我也想達到的那樣。這本書於1948年面世，在中共1949年取得勝利之前，因此它完全是一個沒有講完的故事。1958年出版的第二版，講述的是接下來的戲劇性|事件，總的來說是一個革命重建的故事。1971年出版的第三版（共500頁，1948年第一版為384頁）講述的卻是一個更加傷感的故事——關於「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戰爭」。到了1979年的第四版（共606頁），故事終於又有了一線希望。書後面的「建議閱讀書目」從1948年的18頁增加到了1979年的100頁，而且有了單獨的作者索引。我也許沒有充分地研究羅列的這將近1200本書，但是每個新的版本都需要大量的重新編撰工作。我想，如果有人將各個版本作一個比較的話，一定會認為作者是個容易受外界影響而又頑固不化的人。

一從中國回到哈佛，我就開始同時從事兩項工作——一面教授中國歷史，一面開始大胆地評論對華政策。社會對於這兩個方面都有很強的需求，因此這兩項工作也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而我則在同一部錄音機和同一名秘書的幫助下同時進行著這兩份工作。在戰略情報局和戰時新聞局我結識了很多官員和記者，在這個不斷壯大的小團體中，我成為其中善於辯論的一員。實際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和我對中國歷史的不斷研究增強了我這一貫有的自信心。自1941年以來，我在中國和華盛頓都主要是通過書面文字來與人打交道，並達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以後，這種書面溝通的方式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我在遠離中國的地方對著更大的觀眾群談論中國問題，我必須向人們解釋清楚中國與美國的區別，解釋某些英語詞彙在與中國溝通的過程中可能會引起歧義。

如果要對中國革命進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同時還要對美國對華政策作一個剖析的話，單靠個人的努力是無法實現的。這些都是深入的專題研究，工作量遠非我能承受，而且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準確論述。儘管如此，我還是打算向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簡單地解釋一下為什麼美國會反對中國革命，為什麼會捲入這場對雙方都毫無好處的對抗。

對於哈佛來說，中國區域研究課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映之一，用更常見和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地區研究」，所謂「區域」（Regional）是哈佛的叫法，它是特定地區使用的特定名稱。不管叫什麼名稱，這是一個多學科的研究課題，更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社會科學的相關技能來研究世界某一地區。

這個時候我得到了來自我們過去在昆明的老朋友錢端升教授的幫助，他從1947年12月住在我們在坎布里奇的家中，直至1948年9月回到中國。當時他以哈佛訪問學者的身份講授中國政府和政治學，同時他還為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完成了相同主題的英文書稿。這項研究是以他和其他人的中文著作為基礎，當然，對外國讀者來說，其英文版是一部集大成的新書。錢端升工作非常辛苦，還得到了一名忠實的美國助手的幫助，我和威爾瑪也曾幫助他審閱過手稿。這本關於國民政府的書描述準確客觀，內容翔實有用。哈佛大學出版社1950年出版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作者已經回到了新政權統治下的北京，並不希望收到出版的書籍。他回去后預計到可能會被國民黨在最後的大屠殺下被殺害，就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由於在昆明西南聯大參加過一次反內戰的示威集會，1946年國民黨就曾經朝他的腦袋上方開過槍。）但是他倖存了下來，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民主人士，擔任政法大學（College of Law and Government）的領導人以及友好代表團的成員出訪國外。我們一直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51年末，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我們失去了聯絡。不用多說，後來我們都因為相互認識對方而受到指控，因為自由主義者在竹幕兩邊都被視為嫌疑分子。

在這一立場下，我始終抵制共產主義的普遍性思想，這種思想宣稱，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適九-九-藏-書用的，並獲得了極端的美國人的認可。結果自由主義者就被夾在了兩種對抗的思想之間。我堅定地認為，共產主義對美國是有壞處的，但對中國是有好處的，我確信事實也是如此。這樣就導致我宣稱中國和美國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或「社會秩序」——同樣，事實也是如此。於是，像我這樣的區域問題專家，只有我們才能理解此類中美社會文化差異方面的奧妙。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把這樣的觀念植入其他同胞的腦中，並且讓他們也成為（從意義上理解中美社會文化差異）這樣的區域問題專家。這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但也是確保美國外交政策保持正確的唯一辦法。

有大約20年的時間，我也在試著了解並結識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方面的人。這就如同你本來只是想善意地儲存一些煤油在冬天取暖，但是最終發現這些煤油只會被縱火犯拿來作案。直到1948年，對華政策相關的話題才受到人們極大的關注，或者（對我來說）在1951年該話題才開始達到爆發程度。當時中國政策研究只是我偶爾順帶開展的工作，而我在戰爭結束后的真正挑戰是在哈佛大學開展區域性研究。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除了為美國公眾講授中國歷史課外，還能對他們多說些什麼呢？

在1933年至1941年間，對於爭議問題有敏銳觀察力的歐文·拉鐵摩爾擔任太平洋國際學會官方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的編輯。不同於一般人，他和卡特都堅信應該越過政治隔閡，與蘇聯保持聯繫並交換看法。蘇聯分會雖然從建立以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貢獻，但是他們始終自豪地將其列在會員名單上，並且儘力去擴大發展與蘇聯的聯繫——我猜你一定會稱他們為不成熟的政治緩和派信奉者。與此同時，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執行者們努力確保所有從事東亞領域研究的成員能夠參与其中。通過它的信函檔案，他們之間都被相互「關聯」了起來。而對於那些「牽連犯罪」的信奉者來說，這正是一個施展手腳的大好機會。

除此以外，一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政治頭面人物，例如宋子文，自稱是在捍衛與華爾街持相同價值觀的資產階級企業家，這更使得真相變得錯綜複雜。宋子文在中國的角色就如同鮑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在美國的角色，在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擔任總統期間，鮑比·肯尼迪身兼數職，成為美國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花旗銀行以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領袖人物。想要在中國進行資產投資，只能直接通過某個政府代理人或官員，亦或在他們的保護下進行。中國的法律是不可靠的，私人關係才是必要的。

我曾發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帶著謹慎的自豪重新於1974年出版成書《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書中重點論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自由主義信念和目標、中國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以及中共在改善經濟和「農民解放」方面的努力。「我們難道不應該或遲或早地準備與中國的共產主義者達成協議嗎？」

另一個依靠已經不存在了，為主持分析與中國有關的俄文資料，我花了幾千美元去開展前期工作，卻始終找不到一個能夠順利完成這項工作的人。我自己對蘇聯的研究開始得太晚了，而且最終我覺得蘇聯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術成果沒有什麼大的價值，這也打擊了我的研究熱情。儘管如此，我認為就我們美國人努力理解中國民族文學的各個方面而論，蘇聯關於中國的看法優先順序別應該是最高的。總而言之，這件事我們失敗了。

毫無疑問，到目前為止，我們都已經意識到，由於缺乏現實基礎而將「無產階級」這個詞的含義弄得模糊不清。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知識分子中的一些職業革命者，他們嘗試發動工人階級革命的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因此，他們只能接受「無產階級」由處於嚴重貧困中的農民構成。在普遍缺少產業的情況下，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就是將數量較多的貧困農民組織起來，控制那些相對「富有」的農民。到了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突然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首先是由蠢蠢欲動的城市青年對政黨官員發起進攻，之後又普遍發展成為不同派系間的內鬥。

就這樣，我在學術和政策上的興趣互相依存、相互促進。就像其他很多人也計劃做的那樣，在哈佛，我們已經著手開始對一件正在發生的大事展開研究，既研究背景也研究前景。中國的悠久傳統和現代的災難，以及它革命的根源，都影響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美國對華政策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感覺自己已經為公開辯論作好了充足的準備。

關於參考書目和文獻的工作，包括我前面提到過的兩部日文書目和清代文獻要目（見第13章），這些對於我那些很快將要開展專題研究的學生來說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奠基石。將這些事情完成，不僅要求我們與合作者一起開展系統性的工作，而且還能體現出當今美國的文化條件下，在美國所從事的漢學研究領域是如何憑著兩個依靠立足的，其中之一是很多有才幹的中國學者為我們提供的大量幫助。

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太平洋國際學會已經發展為一個出色的學術機構。它的會議都選擇在環境優美的地點召開。他九-九-藏-書們的工作人員里有很多富有才華的年輕女孩，例如芭芭拉·沃特海姆［Barbara Wertheim，塔奇曼（Tuchman）］和瑪麗安·坎農［Marian Cannon，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7年的時候，我欣然同意擔任太平洋國際學會美國分會的理事。

1947年1月，在馬歇爾將軍從中國返回后的一個時期里，其他很多人也開始發出批評的聲音，質疑國民黨的行為和執政能力。馬歇爾離任時對國共雙方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他將這次調解最終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右翼國民黨人。他成為國務卿得以保證美國沒有對中共採取軍事干預——這也是他對美國人民最大的貢獻之一。直到後來共和黨在1948年的選舉中將「失去中國」（loss of China）作為一項反對民主黨的手段之前，那些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者的鼓勵達到了頂峰。

1946年9月，我發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文章「我們在中國的機遇」（Our Chances in China）是由一些事件促成的。7月初，我剛剛到達華盛頓，身份再一次變成了平民，當時中國並不穩定的停火局面終於維持不下去了，這不僅是由於國共雙方重新採取了敵對行動，還因為一次明目張胆的政治謀殺事件。

儘管這場關於中國問題的全國性辯論仍在繼續著，但是這種辯論已經逐漸被外交領域興起的冷戰問題和在全民中爆發的「大恐慌」日益濃厚的陰影所掩蓋。我在這裏借用了大衛·科特（David Caute）的一本書的書名［《極度恐懼：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反共產主義肅清運動》（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1978年出版］，因為在這部厚達542頁、主題又是當時整個社會的熱點話題的書中，只有20頁關於中國問題的內容。毫無疑問，中國出現在報紙頭條的時候比以往更多，但是我們現在發現這些報道的目的只是作為「冰山頂上的避雷針」，刻意吸引各方批評，促使問題擴大化。在喬·麥卡錫（Joe McCarthy）時代，中國問題專家突然發現他們自己非常有新聞價值了。事實上，他們只代表了這場蔓延開來的對社會不滿的一個方面。麥卡錫主義者正是依靠原子間諜事件、美國新聞處圖書館事件之類一切值得利用的話題使其不斷發展壯大，而中國話題則被證明是一座尚待開發的金礦。

錯誤的根源，至少部分源於我們的認識。然而，社會上爭論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認為是「宣傳專家」所說的「噪音」，對於聽眾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很多都只不過是愛國主義詞彙的拼湊，但更多的則是表達了模稜兩可的意思。例如，人們只是聽到了西方宣傳的一些術語，其中還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這些術語被用來描繪中國的各種情況，但是對於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卻壓根兒搞不清楚。結果，美國公眾對於中國政策的爭執也只是在假設的基礎上進行的。再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為例，伯格利（M.C.Bergère）、柯博文（Parks Coble）以及勞埃德·伊士曼等人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後的國民黨從支持商業的意義上說，並不是保護資本主義，它只不過是一個純國民黨的政府，一個新的派系，一個黑幫，一個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樣掌控了中國政治的利益團體。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建立一個錯誤的假設，把南京政府稱為「資產階級政府」，並且指責其代表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給外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他們的階級分析結果矇騙了他們自己，這隻不過是把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外國思想生搬硬套在中國的又一次嘗試罷了。

1947年至1948年間，我為20本書寫了書評，其中包括很多人對於對華政策的研究成果，如哈羅德·伊羅生《亞洲殊無和平》（No Peace for Asia）、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的《中國覺醒》（China Awake）、理查德·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來自東方的危險》（Danger from the East）、弗雷達·厄特利（Freda Utley）《在中國的最後機會》（Last Chance in China）、傑拉德·溫菲爾德（Gerald Winfield）《中國：土地和人民》（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和其他的書。我還參加了大約12次廣播評論節目，比如波士頓體育電台（WEEI）的系列節目《未來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 of the Future）、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美國城鎮會議》（America's Town Meeting），以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圓桌會議》（The Round Table）。最後一次是在1948年11月28日，我和國會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及唐納德·拉奇（Donald Lach）教授參加一個芝加哥的節目，我們坐在一張小桌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麥克風。我試圖打敗那位著名的國會議員，他擅長機關槍式的連續發問使對手無話可說，我則對著麥克風快速地講話，試著蓋過他的風頭。高中時代周以德有著和我相似的那種咄咄逼人的辯論的經歷，而這次小型辯論恐怕已沒有人會想起了。

另一次合作是在1952年，我同兩名已經是研究生的學生康拉德·布蘭特（Conrad Blandt）和史華茨共同完成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他們當時正在為了完成博士畢業論文而研究中共黨史，十分了解「黨內」戰略，至於「黨外」或者黨的路線的其他曲折就更不用說了。史華茨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年出版）是他後來一系列關於毛澤東的論著的開山鼻祖，布蘭特的《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1924—1927）》（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58年出版）則使用了收藏在哈佛大學的托洛茨基檔案。我們選擇了40篇文獻並有針對性地撰寫了23篇批判性的評論，最終形成了一部完整貫穿1921年至1950年7個不同時期的中共發展史，將原本混淆不清的內https://read.99csw.com容完全理順了。

中國地區研究的研討課每周進行5次，討論時間從下午的3點到5點，還有每周四的上午（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時間似乎是很難接受的）。如此充滿幹勁的狀態充分反映了我們是在著手一些全新的項目。除了語言課外，研討班的成員幾乎不學習其他課程。直到後來我們才決定像語言課一樣開設歷史課程，可以順便從歷史課中學到一些基本常識類的概況課程。在20世紀40年代末，隨著一個由前戰地記者組成的特殊群體出現，我們對於中國最新形勢發展的感知得到了大大加強。這些記者以獲得尼曼新聞學（Nieman Fellows）獎學金和其他基金資助的身份到哈佛進修，他們全部都在戰爭末期或是剛剛結束時到過中國。

區域研究的頭兩年成了許多問題匯聚的焦點，沉浸在大量令人興奮的想法和思路中，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這種現象的出現部分原因是研討班的研究生們——那批年輕人——將書本上的知識和他們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融合在一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在太平洋地區、中國、菲律賓以及佔領初期的日本工作的經驗。史華茨（Benjamin Schwartz）後來成了哈佛大學的一名傑出的教授，馬呂斯·詹森（Marius Jansen）和羅德·墨菲（Rhoads Murphey）分別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任教，比爾·尼爾森（Bill Nelson）則在中情局獲得了高陞。還有部分原因正是戰後的新興環境使得對人的潛力減少了限制，對創新的需求更加強烈。我開展過也曾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來充分利用我5年的教學經驗和5年的政府工作經驗，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在中國那兩年半的經歷。第一年結束后，我開始將自己的理論新成果寫成文字。

事實上，從1943年開始我就認為在中國爆發一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至1946年間，趨於崩潰的中國城市經濟，以及國民黨的腐敗和對民眾的壓迫更加充分地證實了我的觀點。當後來馬歇爾的調停最終走向失敗時，這讓美國公眾意識到不應該再繼續支持蔣介石和他的右翼國民黨人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為國民黨不僅正在忙著自掘墳墓，而且還試圖讓美國也跟著一同殉葬。

1946年7月15日，昆明西南聯大重要的自由派教授聞一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殺了。他曾經在芝加哥研究英國文學，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詩人，一個有文化有信念的人。在反對中國內戰的教職員工中，他扮演著領袖的角色。1945年末我在昆明時，當時的領事菲爾·斯普勞斯曾經和聞一多一起參加過一個盛大的晚宴。聞一多被刺，戴笠和CC系更加拚命地採用武力恐嚇手段來消滅自由派和共產黨。暴力被如此肆無忌憚地濫用，這在我們面前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即美國在中國內戰中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是否明智？在我的文章中，我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與中國》是一部概括性的著作，但是比一般的講義內容更加精練。我在書中對中國進行多領域綜合分析，部分是根據我筆記中記錄的不同學科帶頭人對中國地區研究發表的觀點。我委託了委員會的三位成員開展相關工作，C.J.弗里德里希、愛德華·梅森和塔爾科特·帕森斯分別對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用精練的語言進行了匯總，然後各自在演講中用更簡明的方式將其應用在說明中國的具體問題上。此外，其他的同事也提供了相應的幫助。對我來說，這些工作的成果不僅僅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還通過研究一些過去我不太了解的領域，使我的信心獲得了提升。這些不同學科的帶頭人為我們指出了各種研究方法的精華所在。在我6年的中國生活后，我已經能獨自收集資料，並能用實例來說明他們提出的理論。

同其他此類問題一樣，中國的情況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我們曾經站在國民黨一邊，這個黨派從早期很有希望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美國朋友。中國國內的反對派不是我們所認同的民主力量，而是公開宣稱要建立新的一黨專政的共產主義者。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正在逐漸捲入一場世界範圍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冷戰，顯然不可能有心情去取悅任何國外的共產黨力量。

《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年出版）是我運用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完成的。這意味著這本書是建立在很多人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理論上的最高點。這本書的寫作大體是在1947年秋天開始的，我一邊在成堆的資料里翻閱，一邊向打字員口授記錄。在政府工作的經歷將我的水平從一個三流作家提升到了口授作家，從1941年後，口述成為我著書的主要方式。

當然實際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我的態度事實上是很保守的，因為我很贊同國務卿馬歇爾富有見地的結論，即美國不應該再以親國民黨的姿態介入中國事務。實際上我們已經部分介入其中，包括幫助訓練蔣介石的部隊，為他們提供裝備、物資和運輸，甚至直接將海軍陸戰隊部署在華北地區以防止蘇聯佔領。

由於我在1938年至1941年間的合作者鄧嗣禹回到了哈佛，準備進行為期一年的戰後進修，因此我們決定合作開展重要中文史料和著作的英譯工作，記錄著那段經常被提到的且被誤稱的中國「門戶開放」歷史。我們成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獲得了太平洋國際學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金贊助，徵集了大約30名學者的意見，最終在1950年搞出了一部厚厚的油印初稿，這就是《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rｅaｄ•９9ｃsw.cｏｍ—1923年》（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1839-1923）。兩位非常有實力的學者房兆楹和孫任以，也作為第二作者共同參与了本書的撰寫工作，我們最終在1954年將此書出版。在所收錄的65部重要文獻中，鄧嗣禹完成了大部分譯文工作，並負責編製我編輯過的大量有關文獻作者的資料，之後我又寫了書的最後文本以把這些文獻材料連成一體。最終由同事們依次進行核查校對，這個過程再一次讓我受益良多。

在1948年11月19日發表于外交政策協會（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公報上的文章中，我進一步濃縮了自己的這種消極觀點——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老老實實待在那裡！什麼都不要做。」後來協會發給我的回復認為，我「發表了一種在當時近乎于異端的觀點，因此這種觀點受到了廣泛的譴責」。我的觀點部分如下：

另一個向美國讀者揭露真相的機會隨著兩本書的出版而到來——一本是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的官方英文版，另一本則是單行本的《中國之命運和中國經濟理論》（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作者也是蔣介石，但並不是官方授權，我在1947年2月9日的《紐約時報書評》上也對其進行了評論。《美亞》（Amerasia）雜誌的左派編輯菲利普·傑菲（Philip Jaffe）後來也曾強烈批判這本非官方的單行本。書中所謂的「經濟理論」顯得既幼稚又充滿沙文主義，一位國家領袖發表這樣的學說，簡直可以稱之為醜聞。

直到60年代我真正留起鬍子之前，我有時在我的禿頭上貼上假鬍子讓學生和同事們大吃一驚。甚至不僅是假鬍子，真的，還有我從某個大皮箱里找到的古式假髮，它是用一串串束在繩子上的頭髮做成的，是在19世紀80年代人們用來裝飾的造型。這套戴在頭上的東西讓我尊嚴盡失，而這正是特技舞會上諷刺權威人物的方式之一。

這一系列不當的名詞套用背後的實際情況是：勤奮刻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19世紀歐洲的社會背景對社會的各個階層進行了分類，但是這些分類在20世紀的中國則幾乎找不到相對應的階層。就像世界上其他一黨專政國家一樣，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還是毛澤東、劉少奇，他們從列寧、斯大林那裡借鑒而來的中央集權理論都有助於他們在中國建立一黨專政的政府。但是這種借鑒並不能掩蓋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失敗，甚至這對於作為中國未來發展指導原則的毛澤東思想來說，似乎也是一種威脅。

作為一名研究生導師，不僅要跟學生們一樣聰明，還要具備目錄學和原始材料方面的知識來指導他們——哪些已經研究過了、哪些可以研究。1946年下半年，我開始著手在哈佛燕京學社整理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書籍，非常幸運的是，我得到了我的學生劉廣京的幫助。他來自福州的一個基督教家庭，1945年以優異的成績從哈佛大學英國歷史專業畢業，他有一篇關於托馬斯·希爾·格林（T.H.Green）哲學思想的優秀論文，其中對參考書目的應用表現出了極高的天賦，尤其是在考察現有材料會對歷史學家有何用處方面更為突出。我們尋找關於中國近代史資料的過程就像一次不斷有新發現的遠航，在三年的工作過程中，我們查閱了1067部有關的著作，最終編寫成了608頁的《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哈佛燕京學社研究成果，1950年出版第1卷）。這本書即使我現在讀起來，依然興奮不已。有這本書在手邊，我就能告訴任何一個學生們他們應該去找中文原始資料，並告訴他們如何去找。就好像人多了一部分大腦一樣，不僅可以隨身攜帶，而且十分可靠。

我斷言，中共並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中國革命，最終我們會發現自己將被一場群眾運動趕出亞洲。」

像以往一樣，我的這篇文章馬上在中國持續激烈的國內鬥爭中引起了極大反響。這篇文章至少有三種不同的中文版本，而且還被加上了分屬不同立場的副標題。劇作家夏衍為此還曾寫了一篇對我表示熱情讚賞的評論。我開始面臨扮演一個脫出自己掌控的公眾角色的現象，因為人們總是希望把我當作他們所期待的那種人。

請不要忘記在兩場世界大戰期間旅行是靠輪船，真正的國際會議是很少舉行的，也沒有智囊團和學術中心研究當時正在發生的外國事務。太平洋國際學會是唯一能將商人、學者以及政府官員（1941年後）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它每兩年或三年舉行一次為期兩周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內容包括國際問題和國家利益。作為經濟學家的比爾·霍蘭德成為卡特的得力助手，擔負著動員各個國家的代表團參會並展示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複雜任務。

現在我們知道，實際情況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從一開始就通過暴力手段以一種完全是寄生者剝削宿主的方式摧垮了上海的工商界。國民黨並沒有給予工商界幫助，相反，卻從其身上壓榨了不少錢財。在以黑幫方式運作的恐怖統治下，工商業領袖不時遭到綁架勒索，甚至殺害。國民黨作為執政者只為自己而活，將國民黨稱為資產階級的支持者是錯誤的。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眼中，國民黨被塑造成了一個守護西方自由合作企業價值觀的盟友。

這個以中國研究為中心的團體依然規模很小，通過座談會和雞尾酒會就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而且我也相信，這些成年人才剛剛開始進行初級漢語的學習，他們確實需要某種特殊形式的安慰。通過偶爾舉辦一些特別的節目，如表演短劇和模仿秀，這些吸引人的聚會能夠沖淡人們平時在學術組織架構下工作的疲勞。在聚會中，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有平等的展示舞台，每個人的鮮明個性都能在公平的惡作劇遊戲中盡情發揮。聚會上我們關於學術的討論，很多都近乎于浮夸吹噓或陳詞濫調，而如果把這些東西混雜在一起，結果往往會十分可笑。在第一年結束時的慶祝聚會上，我發表了一篇諷刺性的論文——《水資源控制與個性的關係》。這篇論文誇張地論述了我們之前提出的兩大理論：其一，實施灌溉和治理洪水都需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其二，人在幼時的如廁訓練為日後成為父母后的強權習慣作了鋪墊。將如此宏觀和微觀的兩個主題混雜在一起，最終產生了一系列「令人滿意」的「雙關語」，包括：堤壩和尿布、降水率和吸收率、徑流和淤積、各種五花八門的運動、上上下下的流動，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