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7日，我離開了上海，直到26年後才再次訪問中國。然而，為了完成文化關係司和美國新聞處的整合，威爾瑪在南京大使館繼續待了9個月。

10月18日，我與比爾·霍蘭德一同前往上海（當時我是他的副手，擔任信息處副主任一職）。我們住在上海國際飯店，用餐則在華懋飯店。

另一件幸運的事是，我發現了另一個人才——布蘭德利·康納斯（Bradley Connors），他是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的圖片編輯，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圖片工作室。我任命布蘭德利·康納斯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的運營主任。布蘭德利有著富裕且有文化底蘊的家庭背景，但他並不依賴於此。他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有時在身高體壯的人身上才能發現的旺盛精力，他身高體壯且嘴裏經常叼著香煙，因此常常被人誤認為是一名難纏的紐約的稽查人員或是黑幫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對一切事物及所有人都了如指掌，是一位了解細節、處理後勤工作的能手。他結交了各行各業的人，甚至是機場的飛行員，連飛機起飛的時間都很清楚；他還認識總領館的秘書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且極能體察上級的需求。他能搞定一切事情，因此每個人都找他幫忙。但他的技能都在制度範圍內嚴格遵照規章制度。他善於捕捉有報道價值的新聞，常常從華盛頓清晨發來的最新電報中截取有用的信息，在晚上睡覺時轉告給有關官員哪些是需要知道的。［1950年6月某天黎明，朝鮮的坦克越過「三八線」駛向漢城，此時在華盛頓國務院工作的布蘭德利正準備關閉發報機上床休息，突然截獲到這一消息並立即轉告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倫敦出任公使期間，之後不久他便猝然辭逝了。］我很幸運有他幫忙主持辦事處總部的工作。

無線電通訊網路為我們開展所有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無線電通訊是在美國軍方的控制下，由戰時新聞局開發的通訊工具，當時被用來發送戰地記者的新聞報道。如今，我們利用莫爾斯電碼和中國數字代碼將其擴展為一個快速通訊系統，從而使各個分支機構與上海總部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意味著，藉助無線電通訊網路，我們不僅播報新聞，同時還繼續發送戰地記者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信息，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內部人員也可以用來處理一些私人事務，這是其他任何民用機構都無法做到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為其他人發送生死攸關的信息，如金融危機或國家利益等信息。掌握了通訊就意味著掌握了權力，所有人都來奉承我們，我們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美國新聞處的工作有可能會促使理性回歸，多少會緩解形勢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災難。

3.現代化而非美國化。「對我們有益的未必對中國有益。中國的問題是科學與民主相互結合的問題，是將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傳統融合併運用到大眾生活的問題。」

而此時我只有一個小時來準備新聞稿，於是我開始四處打電話，然而幾個主要的中文記者早已回家吃午飯了。因為時間緊迫，我乘坐吉普車前往他們各自的住所。外面下著小雨，司機在寒冷的重慶街道上找到了我所見過的最破舊不堪的一個住所，順著搖晃著快要散架的樓梯向上走，不停地敲門，將那些滿臉倒霉相的職員從飯後小憩中喚醒。我叫喊著馬歇爾的名字，並告訴他們準時趕到現場。到達現場后，將軍的助手，一位機靈的年輕陸軍上校對我說：「其實你不必出席招待會。」於是我表示贊同，並偷偷地溜回了家。顯然哈佛在這方面不像五角大樓那樣訓練有素。

我們與文學巨匠周揚（交流項目被選中的四人之一）共進午餐。坐在他身邊的是女作家丁玲和一位年老的創造社領袖成仿吾。詩人艾青直白地說道：「我們求助於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美國，反感赫爾利的美國。」

戰時新聞局在重慶已建立了七八座大樓，包括一個舞廳，如今大部分已經空出來了。我和威爾瑪在這裏的轉角處有一間帶壁爐的房間，它很舒適，然而不時地出差讓我們常常被迫分開。10月，威爾瑪乘坐大卡車前往嘉定和成都，11月又飛往西安，而我則飛往昆明、廣州，並再次到上海，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我又兩次前往上海。2月，威爾瑪飛到昆明，接著乘吉普車經滇緬公路前往大理。而3月，我則去了相反方向的北京兩次。4月，大使館最終跟隨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回南京。由於從上海到南京乘火車只需要一晚上的時間，因此威爾瑪有更多見到大都市的作家和藝術家的機會。

在張家口，牆上隨處可見「建立民主制，創建新生活」的標語。返回途中，我們坐著四輪馬車通過10英里的無人區，遠處傳來國民黨的炮聲，我們和共產黨的護衛只能等炮聲停了再通行。隨後到達南口長城城門，這裏的標語寫著「擁護蔣介石的領導」。最終，由於國民政府拒絕給共產黨方面提名的4位學者頒發護照而使計劃落空。幾年後，麥卡錫時代到來，這段插曲也被我們漸漸遺忘。

1.提供新聞報道，而不是有意宣傳。

在上海，我與來自檀香山的一位日裔美籍延安問題專家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一同出行，他之前曾和軍事觀察團去過延安。我們宴請了中國偉大的諷刺作家「魯迅的夫人和一位朋友，兩位女士十分和藹親切、十分虔誠，對革命事業充滿了信心，但並不明智，這讓我想起了類似某種皈依基督教的信九*九*藏*書徒們」。有吉曾是檀香山的一位左派碼頭裝卸工，通過他的介紹，我們將延安列入美國新聞處投放新聞信息的名單中。

美國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遇到了特殊的難題。4萬名駐紮在京津一帶、維持政治穩定的海軍陸戰隊員自然而然成為共產黨鼓動群眾進行攻擊的目標，他們被看作「美帝國主義」的代表。由於馬歇爾的調停即將失敗，籌建中美文化協會的項目因此遇到重重困難。內戰和對文化工作者的鎮壓都即將來臨。

不同於1942年我飛往中國的經歷，那次我開拓了穿越非洲來到中國的先例，1945年這次則是在航空運輸司令部的支持下，先遊歷了飽受戰火折磨的歐洲各國的首都。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紐約前往愛爾蘭。這是一架「大型運輸機，其內艙是普爾曼卧鋪車廂的兩倍大，大概是最新型號吧」，它是短途飛行，只需飛越大西洋，飛得很慢。我在倫敦逗留了一周時間，彷彿回到了家鄉。我與查爾斯爵士以及諾拉·韋伯斯特（Nora Webster）共度了一個晚上。查爾斯曾在華盛頓參加了鄧巴頓橡樹園會議（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並協助創立了聯合國，如今60歲的查爾斯擔任「外交部籌備會議處特別助理」。我在牛津大學的主考官傑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邀我在白廳俱樂部共進午餐。此外，我還在我的妹夫小亞瑟·施萊辛格位於倫敦的高檔住宅區的房子里小住了幾天。

1946年3月初，我到了北京，此時的北京再次成為天然磁石，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精英。從檀香山返回的陳福田正在幫助陳岱孫等從昆明返回的知識分子重組清華大學。而我們哈佛大學的校友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也已經從山東濰坊集中營經過三年的勞教返回北京。在學者們的邀請下，芮沃壽和芮瑪麗居住在位於北城過去被偽政權所佔據的一座四合院里，重新開始他們的研究工作。房屋配置一應俱全，鑲嵌著黃銅裝飾的大木箱，打磨發亮的木質桌子，精美的窗雕，我記得還有其他精美的裝飾，此外還有傳統且訓練有素的僕人。芮瑪麗正著手為胡佛圖書館收集有關中國革命的藏書。他們還向我介紹了一位來自蘇聯的年輕學生謝爾蓋·齊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ii），後來成為蘇維埃權力機構中的一顆冉冉之星。我還與曾為延安公共衛生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醫生馬海德（George Hatem）一起共進午餐。格雷厄姆·佩克在北京西城找到了一處住所，他在那裡撰寫戰時中國回憶錄——《時代的兩種類型》（Two Kinds of Time）。兩位共產黨的聯絡員黃華和柯柏年前拜訪了美國新聞處。（1981年，黃華成為外交部長，他的兒子在哈佛大學讀書。）當時我正在幫助新上任的美國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約翰·伯特·福斯特（John Burt Foster），他也曾是1940年哈佛暑期學校遠東學院的一員，之後與一名學生結婚。這簡直就是一張朋友熟人混合交織的關係網！

很快，我發現這篇新聞報道出自美國新聞處上海辦事處總部，於是第二天我乘坐飛機飛到上海調查此事。（我還不想馬上就去見馬歇爾將軍。）此篇新聞的作者並不是一位破壞分子，而僅僅是一名普通記者。他認為他只是提供一部改寫的作品，並聲稱任何一家報社都有可能為了向讀者強調新聞而進行改寫。這種做法我是頭一次聽說。幸虧這位記者受到合眾社（United Press）聘請，前往合眾社香港分社工作。弄清楚這件事後，我召集了美籍職員開會，因為他們是保證在華工作順利進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我不公正地對待他們的同事，他們很可能會辭職回國，因此我作了以下幾點聲明：（1）他並非惡意為之；（2）馬歇爾的使命很微妙；（3）由於我們是政府僱員，不能違背國家的政策。對於這件事的具體處理方法為：我們這位同事已經辭職，到合眾社工作，我會推薦他，同時我也會向馬歇爾將軍保證，我們會做好本職工作。經過一番討論后，此事最終的處理方法得到大家的認可，於是我向羅伯森作了報告，並告知當事人已經離職。

美國新聞處開展的文化項目需要與作家以及藝術家接觸，我們發覺，在處理與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左翼分子的關係時陷入了令人困惑的境地。在我們看來，政治忠誠的問題與藝術和文學無關，當然即使我們想弄清楚，也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美國贊同聯合政府的政策，要求我們遠離中國政黨之間的糾紛。我們盡量只涉及與個人有關的是非曲直，避免與政治相關方面的影響。

在眾多我沒法一一提及的專家的幫助下，美國新聞處中國分部最終得以建立。同時我更加堅信，大多數工作的開展需要有兩位管理人員。正是由布蘭德利掌控工作進展，我才得以時不時前往南京大使館彙報工作，併到各個分支機構視察工作。在過渡時期（直到7月1日，布蘭德利接替我的工作，成為與大使館聯絡的主要公共事務官員），我與大使館之間的聯絡員是約翰·九九藏書梅爾比（John Melby），他深思熟慮，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如今很快適應了中國的環境。

在馬歇爾將軍的調停工作中，還有另外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具體原因我已經不記得了，當時美國新聞處為馬歇爾安排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具體時間為下午2點。我經過考慮，認為沒必要這樣做，便取消了這次記者招待會。此外，我還有在下午2點午睡的嗜好，因此，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考慮，就像一位教授幫助另一位教授一樣，幫他的忙。然而，在我吃午飯的時候，我接到他打來的電話，他顯得非常生氣。電話中他表達清晰，簡明而乾脆，以至於如今想起來還讓人不寒而慄，主要內容就是記者招待會必須召開。

1946年6月初，文化關係處在貫徹馬歇爾將軍對中國內戰施行調停的政策中，威爾瑪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經馬歇爾將軍批准，她邀請了共產黨設在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的4名學者前往美國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考察。國民黨一方也有6名學者參与了這個項目。

我一直沒法憑空編造出合適的理由去延安，因此，一周的張家口之行是我在中共地區僅有的一次露面。華北聯合大學只能達到中學的教學水平，學習資料主要通過油印。我們拜訪了最高長官聶榮臻將軍，隨後我與威爾瑪一同在擠滿熱情洋溢的年輕人的劇院作了演講。我之前從沒感覺到如此的不適應。我的漢語水平完全可以應付旅行、聚餐會談以及現代歷史方面的表述，但對於馬克思主義術語一竅不通。我強烈地感覺到我和我的聽眾在世界觀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我所能表達的僅僅是保持兩國人民的友誼、維護和平諸如此類早已塞滿他們腦子的陳詞濫調。我無法否認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的事實，更不能將其說成是通向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倘若這是我1945年至1946年在華期間的頂點，那我情願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度過了9個月，這9個月，對於中國人民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來說，可稱為希望與不幸參半的一段時期。對於由紙幣發行過量導致的通貨膨脹，以及由通貨膨脹引發的更嚴重的貪污腐敗等問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已經完全束手無策了。在日本撤離后，國民黨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敗，且相信憑藉先進的美式裝備能夠在內戰中打敗共產黨。共產黨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擴充兵員，為內戰作好充分動員準備。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幾年，就已經被證明是缺乏深謀遠慮且毫無理性的，在此危急關頭唯一能做的就是臨時制定策略，派遣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死對頭之間斡旋調解。

由於楊潮（Yang Ch'ao）事件，美國新聞處捲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矛盾衝突中。楊潮是克里斯多夫·蘭德（Christopher Rand，後來任職于《紐約客》）在抗戰結束時擔任戰時新聞局駐永安辦事處主任時所僱用的一名知識分子。在楊潮執行克里斯多夫分派的戰時新聞局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戰區指揮官逮捕，並被當成共產黨嫌疑犯監禁在杭州。由於楊潮是為美國人做事，蘭德設法營救他出獄，但是治外法權能夠保護中方僱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最終楊潮死在獄中，表面看起來似乎是病死，估計也是故意不給他治療，但顯然他受到了酷刑折磨。之後，由於擔心楊潮的遺孀惹出麻煩，關押楊潮的監獄想盡辦法迫使她離開上海。蘭德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美國人儘力保護她的安全。左翼分子也開始干預這件事，最後舉行了一場大型的追悼會，會上郭沫若和其他人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為了表示美國人對僱員的關心，我也參加了追悼會，雖然被要求發表講話，但是我拒絕了。因為在這種純粹的中國事件當中，美國政府並沒有參与其中，我也不願意被共產黨利用來對抗國民政府。此外，情況頗為複雜的是，楊潮是我的朋友楊剛的哥哥，她當時仍在美國。

形勢日益惡化，我在此期間參与了美國在華新聞處的建立。如同紙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穩定。我們的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起始於美國的戰時工作開始崩潰。1945年8月中旬，隨著和平的到來，200多名在華為戰時新聞局工作的美國人準備回國，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輪船從重慶穿過長江三峽順流而下，來到漢口和上海。擔任戰時新聞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比爾·霍蘭德目睹其在戰時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瞬間毀於一旦。他需要幫助，為此我們需要將新聞工作擴散到「光復區」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於9月底離開華盛頓再次前往中國。

1946年上半年，我們繼續一邊擴大活動範圍一邊準備轉型過渡。從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國籍員工由125人裁減到25人，中國籍員工也從706人減少到342人。其中，永安分部（位於東南部，原屬日本控制區）與蘭州分部已經撤銷；昆明分部精簡為一個代理處，由領事館負責；此外，成都代理處隸屬於重慶，天津代理處隸屬於北平。與此同時，分支機構只htｔｐｓ://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ｃoｍ設立在上海（辦事處總部也在上海）、廣州、漢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瀋陽舊稱）。新聞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首要工作重點包括：（1）中英文新聞報道；（2）中文專題報道；（3）圖片、展覽及廣告。因為這些都是手頭現有的可以發布的資料。幻燈片的製作工作也停了下來，電影和圖書的發行也被推遲。文化交流的相關工作等叢書的出版和對當地居民的調查完成後才能開展。文化關係司的人員交流計劃由大使館的威爾瑪負責。

其次，我不再是獨自工作、有時間就去會見各個政治派系人物的那個觀察員了。相反，在我接任比爾·霍蘭德的主任職位后，我成為美國政府部門的一位領導人物，主管上海辦事處總部以及10個分支機構，這10個機構可以通過不同媒介與中國民眾保持聯繫。在這9個月期間，我們將戰時新聞局的工作重心從中國西部移出並擴展到中國的光復區。戰爭結束后，戰時新聞局的整個心理戰部門也無用武之地了，於是大約150名美國人返回美國。而戰時新聞局的信息部逐步轉變為新成立的美國新聞處（USIS），由大使館直接領導，處理一些文化關係方面的工作。

（1980年鄧穎超仍然在北京擔任領導職務，葉劍英也依然健在，擔任國家領導職務，而周恩來則於1976年逝世。）

對我而言，此次在中國逗留的這段時間是與1942年至1943年的經歷完全不同的。首先，抗日戰爭結束，美國正在收拾殘局，一邊遣送日軍回國，一邊儘力阻止國共內戰。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這一年時間里，馬歇爾將軍一直在為雙方調停，他希望通過協商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以避免國民黨政權被共產黨革命所推翻。我在中國逗留的那段時間還算太平，當時兩黨簽訂了協議，處於停戰狀態。

在上海，我很期待美國新聞處能夠為中國的讀者翻譯英文作品。為了順利完成此項工作，我們需要邀請優秀的中國翻譯家參与其中。中文、日文、韓文或是越南文的英譯是一項對原著二次創作的工作，反之亦然。如果我們想要獲得真正的文學作品，就必須找到中國的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s）來翻譯我們美國的奧馬爾·哈亞姆（Omar Khayyáms）的作品。在此過程中，我得到了權威學者鄭振鐸的幫助，給予馮亦代鼓勵和支持，而馮亦代的夫人鄭安娜（鄭笑容）在美國新聞處幫助做過文化聯絡工作。我們還聘請了趙家璧、徐遲等人，但在我離開之前，還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後，我有幸參加了作家聯盟的一次會議，該聯盟為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聯盟遺留下來的部分。由於對中國文學造詣尚淺，我出席只是表達一種善意罷了。

我在名為「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目標」的20號通函（2月11日）中，提出了幾點個人看法：

2.既要增進理解，又要注重行動。「我們希望提供美國人面對困難並克服困難的一些實際經驗，以此鼓勵中國人直面並克服他們自身的問題。」

當我們在中國進行機構建設時，戰時新聞局遠東地區副局長助理戴德華和他手下負責中國事務的辦公室主任約翰·考德威爾（John C.Caldwell）正就美國駐華新聞處所需的預算、人員配置以及部門需要的指令等問題與華盛頓方面進行交涉。考德威爾（出身於福建傳教士家庭）專程來到中國，用6周時間了解這裏的情況。通過軍方渠道，我們用電傳打字機與華盛頓保持聯絡，並用自認為精練的語言與喬治交換了意見。

幸運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達重慶時，自吹自擂的大使赫爾利已經返回華盛頓了。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發出其喬克托式（Choctaw）的戰爭呼籲，同時他開始裝腔作勢地發揮美國人的調解作用，想要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對兩黨來說，雙方都宣稱自己願意接受調解，這隻不過是現實需要的權宜之計。當時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是來自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的斯特蒂紐斯（Stettinius），此人頗為消極。羅斯福去世之後，強勢的赫爾利反對駐外事務處的工作人員經過慎重考慮得出的結論——避免偏袒中國國內任何一方，宣布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蔣介石。事實證明，這個無用而又愚蠢的決定促使我們最終選擇了「冷戰」（反對共產主義）來解決外交問題。這幾乎沒給我們留下操作的餘地，一旦蔣介石被打敗，我們將會被驅逐出中國。而蔣介石的失敗也是我們多數人早已預料到的事情。

我所面臨的行政工作上的危機主要是人事問題，即如何將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核心。1945年12月15日，由馬歇爾負責調停國共衝突的通告引起了軒然大|波。由范宣德、迪安·艾奇遜以及馬歇爾為杜魯門總統起草，並轉交給蔣介石的公開聲明中的措辭十分謹慎，以免冒犯到中國人的尊嚴，極力維持馬歇爾公平調停人的身份。我和臨時代辦沃爾特·羅伯森（Walter Robertson）在重慶收到這份聲明的同時，還收到一篇來自華盛頓的新聞報道，其中說杜魯門的聲明乃是一國首腦向另一位首腦發出的最嚴厲的譴責等，這與華盛頓的政策完全不符。這究九*九*藏*書竟是怎麼回事？

談判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有了更加明確的界定，同時也促進了美國人與共產黨人的聯繫。在重慶，一天晚上我們和喬冠華、龔澎夫婦共進晚餐，第二天又宴請了來自國民政府外交部的顧維鈞一家。而雙方都認為對方是缺少誠意的。資源委員會的錢昌照贊同中國應該同時實行工業化和土地改革，前者為國民黨正在試圖推進的項目，後者則是共產黨努力追求的目標。然而，不久后他就去了歐洲。

所有這些東奔西跑的經歷，加深了我對於中國混亂局勢的認識。然而，從與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美國人，特別是跟蹤報道馬歇爾將軍長達一年的記者們的談話中可知，中國共產黨取得越來越強勢的地位似乎很明顯了。

有一天，頗有詩人氣質的日本知識分子，曾為吉姆·斯圖爾特將戰時新聞局傳單翻譯成日文的鹿地亘來上海找我，他希望我幫助他返回日本。此時，美國海軍正在運載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回國，而鹿地亘滯留在此顯然是考慮到安全因素。於是我給美國軍方寫信建議，那些在戰爭中幫助過我們的人至少也要得到與我們作鬥爭的人同樣好的待遇。最終我的介入成功地讓鹿地亘回國了，但給我留下了不良記錄。我們已經害怕共產黨，他們也對我們有些害怕。大家都在考慮安全因素。

為了挑選交流人員，威爾瑪代表大使館經由北京前往張家口，此時共產黨的首府已從延安遷至張家口。當時新聞處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在休病假，由我代替他解決麻煩問題，因此，我決定陪同威爾瑪前往，但這主要是她主持。威爾瑪通過編謊話說服了一位美國空軍上校駕駛飛機帶我們飛往目的地。我們乘坐飛機越過長城，沿著如同美國亞利桑那州一樣乾旱、風沙漫天的蒙古邊境一路向前。「45分鐘后我們抵達張家口，一周后又花了16小時乘坐火車和四輪馬車返回北京。」我們以邊區政府客人的身份入住「解放旅館」。隨後，威爾瑪處理公事，我們則觀看了文工團表演的秧歌，這是一種連續跨步的民間舞蹈，在解放區農民中頗為流行。我們與很多團體進行了交談。他們的主要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美國為何會制定出反對中國人民運動的政策呢？這個問題令人難以回答。

收回被佔領土后的中國，人們對於知識充滿渴望，亟須我們為此提供幫助。他們需要了解世界新聞並閱讀各類書籍。當時中國的政治命運仍然不明朗，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對於信息的需求似乎與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供應需求一樣緊迫。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我因此將返回哈佛大學的時間從1946年4月1日推遲到了1946年8月。如果我不能親力親為保證工作順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國新聞處的其他同事盡職盡責，繼續開展工作呢？

正如之後事態發展的那樣，1946年，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在事後回想起來似乎令人驚訝。美國新聞處上海辦事處總部極受人尊重的中文總編金仲華，1949年後成為上海市副市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新創辦的報紙《文匯報》編輯宦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倫敦代辦（即大使，1981年擔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時為了扶植這家非官方性質的報刊，戰時新聞局曾為其提供了一些很難搞到的新聞用紙。1949年後，我的朋友楊剛在北京擔任《人民日報》的副主編（一直到1957年自殺）。如此權高位重的位置大概也只有長期為黨派服務的老黨員能夠勝任。此外，戰時新聞局負責管理中國職員的主任劉尊棋，是由麥克·費希爾招募來的新聞工作者。隨著中國職員的規模驟然擴大，劉尊棋以其冷靜的判斷力為麥克提供了極大的幫助。1945年後，劉尊棋來到美國尋求幫助，希望發展大眾教育、獲得現代印刷機並在戰後中國建立其獨立的出版業。然而他未能如願。早在20世紀30年代，劉尊棋就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是1957年後，他被關入東北勞改農場以及北京和湖南監獄，在這些地方待了21年的時間。（如今，他在北京負責《中國日報》英文版的編輯工作。）我想將一個人從世紀中葉以來的坎坷傳奇的職業生涯記錄下來，應該能寫幾大本書。「革命先革自己的命」，或許這句格言是能站住腳的。20世紀30年代成為左派的大學生是當時全球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而從1957年至20世紀70年代，因政治鬥爭而出現的紅衛兵和其他人則屬於另一類型。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黃浦江上炮艦的人所統治。那年上海的冬天異常寒冷，儘管我們美國人住在最豪華的住所，普遍穿著加厚的毛衣、襪子，整天大衣不離身。然而，挑戰是在這種儀器設備缺乏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不得不繼續開展新聞工作。正如在我推遲返回哈佛大學時寫給保羅·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國正處於以下狀態：

在上海，如此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也越來越難以應對。1946年4月，我們在位於總領事館對面的漢密爾頓大樓中美國新聞處的新區舉辦了三次雞尾酒會。酒會面向上海各個團體，包括外國軍人、官員、商人以及中國的官員、編輯、藝術家和各界名人，其中很多人長期以來對於現狀憤憤不平。每周都會有一些中國的朋友前來告別，準備悄悄去北方。

4.實事求是而非巧妙推銷。「展現一幅完整而真實的美國風貌，而不會人為淡化經歷中的困難、問題和失敗。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於我們的事情也應該第一時間進行播報，絕不向觀眾過分吹噓。此外，保持實事求是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們要為獨立行動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礎。而諸如公民立法權、投票權、罷免權在政治腐敗的中國並不是靈丹妙藥，因為即使在美國，這些也九_九_藏_書並非萬能。」

1946年1月初，談判似乎有可能要取得成果了，這時共產黨重慶代表團宴請美國新聞處。

在航空運輸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隨後前往巴黎、馬賽、羅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開羅。包括公交汽車、軍用伙食和住宿的軍營都已經安排就緒。接著又前往阿巴丹島（Abadan）、卡拉奇、德里、加爾各答、昆明，最終於10月12日抵達重慶，威爾瑪開著戰時新聞局的汽車來接我。我們在中國再次重逢，但這時情況隨時會發生變化。我們的辦事處正準備從重慶下游處搬走，因此這次搬遷使得我們又要分開很久。

1946年初，位於北京協和醫院內的執行總部派出了若干軍調小組，試圖阻止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華北地區交戰。在國民黨、美國和共產黨三方中，龔澎是唯一的女性成員，負責處理葉劍英的公共關係事務。巴爾的摩《太陽報》（Sun）記者菲爾·波特（Phil Potter）曾報道，龔澎俊俏而時髦，穿著藍色旗袍，梳著美式的髮型。但龔澎表示：「這對於北平人並不意味著挑戰。」與外國新聞機構的其他人一樣，菲爾·波特也對其極力渲染。隨著最初的積極熱情逐漸平復，我在上海龔澎家中見到她和喬冠華，他們的兒子名為巴黎（以第一個被解放的首都命名），由孩子的外祖母撫養照看。之後，他們很快被轉移到環境安全的香港工作，顯然周恩來正在為將來的發展儲備人才。（1971年，喬冠華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大使，1975年至1976年間，在北京擔任外交部長。）

1945年至1946年間，我在中國的所謂「戰後」9個月，實際上是一段內戰爆發前的經歷。我親歷了國民政府使用美國武器向北方各大主要城市擴張，同時也目睹了投機取巧的國民黨政治家對華東光復之地的掠奪與轉讓。貪污腐敗和通貨膨脹甚至侵蝕了支持國民黨的上層社會。我本希望美國新聞處能夠以某種方式阻止中國分裂，但無濟於事。1946年1月，曾被馬歇爾奇迹般阻止的內戰，到夏天重新席捲而來。我們的對華政策註定是要失敗的，然而，美國公眾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比爾·霍蘭德返回美國后，由我接任戰時新聞局駐華辦事處主任。此時我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留住大量專業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務於10個分支機構。為此，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的4位女性專家從戰時新聞局駐孟買辦事處飛越喜馬拉雅山來到上海。顯然她們的到來保證了上海工作的良好開展。其中，新聞簡報部由露絲·路易斯（Ruth Lewis）和愛麗絲·福特（Alice Ford）負責；專題報道部由戰時新聞局中國職員主管劉尊棋（Liu Tsun-ch'i）和艾米·舍菲爾（Amy Schaeffer）負責；圖片部（包括廣告、圖片展覽以及圖片新聞）由海琳·普萊森特（Helene Pleasants）負責。她們都是忠於職守且技能熟練的專業人才，深信他們的事業大有前途。

我的工作包括給10個分支機構下達官方指令（授權、限制、要求、建議），我自然想到：「如果是羅伯特·赫德處在這個位置，他會怎麼做呢？」結果便是，我在1945年聖誕至1946年6月1日，共寄出了44封通函。這些通函內容涉及美國新聞處方方面面的工作，通常由上海總部的專業人員起草，旨在使所有人對於多層面的工作運行情況有一個全盤的了解。對於圖片新聞的發布（1946年4月24日，34號通函），我們有一個名單，上面列出了110家擁有印刷圖片的製版設備的出版機構，所以我們準備了110張照片和插圖說明，並立即分發下去。對於專題報道的發送（背景信息不同於從舊金山電台收到的新聞簡報），其內容由中文翻譯部門主管（自1941年開始，同樣隸屬於戰時新聞局）負責選擇，並由上海總部運營主任批准。通常來講，我們翻譯的材料僅僅是已在美國出版過的，通過郵寄或無線電方式從舊金山、紐約或是華盛頓等地發送過來。這些被翻譯的內容最終合成為周刊《新聞資料》（New Materials），每期8頁，包含8到10篇文章，共發行5000冊。（其中2750冊為直郵雜誌，其餘發放到各個分支機構。）

離開上海前，一些左翼分子為我舉行了歡送會，前來參加的知識分子大概有50人。歡送會上，郭沫若等人紛紛致詞表示感謝，我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作為回復，並表達了對他們為自由而戰的敬意。歡送會沒有絲毫地敷衍了事，我也很高興在這樣的場合慣例用的簽名簿派上了用場，上面簽滿了傑出文化人的名字。哎呀！我忘記了「忠誠」的不成文規則，我將這份珍貴的簽名簿交給了一位辦事處同事。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公報發布員，布蘭德利稱其為「麥克道格爾」（MacDougal），我囑咐他將簽名簿和其他一些資料一同幫我寄回美國。然而簽名簿再也沒出現過，此時我意識到人走茶涼的意義。「麥克道格爾」可能早已把它賣掉，或是成為戴笠的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