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至8月，由於工作需要，戴德華離開這裏前往中緬印戰區，於是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絕好的工作機會，我可以利用他已建立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革、調整，並獲取上級的讚賞。但是，我並不想藉此進入高度繁忙的華盛頓官場，相反，我更希望可以重新返回中國。

為了擴大我們每周對戰時新聞局的中心指令的貢獻，每周五我們會與英國人進行溝通，然後與我們的稿件擬定人員協商。每周一上午11點與區域問題專家進行商討，下午3點經過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后，匯總成文。我們宣傳的宗旨是，一方面增強我方的必勝信念，另一方面同時使敵方產生質疑和混亂。事實上，我們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實，不過是因勢利導。但是，我們的宣傳思路至少是明智的。當我們知道敵方即將失去卡爾科夫（Karkhov）時，便會宣傳他們如何「全力守護卡爾科夫」，但以失敗告終，同時誇大其慘敗情形。

戰時新聞局的負責人是埃爾默·戴維斯（Elmer Davis），他那印第安人（Hoosier）式的鼻音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夜間頻道被廉潔的人視作事實真相的保證。突然成為一名遍布全球、擁有數千名員工的領導埃爾默·戴維斯有一位知己——業務經理埃德·克勞貝爾（Ed Klauber），正是靠著他的協助，埃爾默·戴維斯才能不受瑣事以及談判合同的煩擾，開展他的事業，成為第一流的新聞界人士。埃德·克勞貝爾看起來像一位有經驗的黑手黨成員，體格魁梧，個性頑強，並非易與之輩，他的監護人角色因為外貌而得到了加強。1944年，在諾曼底登陸這天，威爾瑪和我以及戴維斯和他年輕清秀的新娘一同用餐。他告訴我們他比新娘年長35歲，從商業角度來看，由於兩人年齡相差懸殊，新娘在不久就會獲得自由並過上富足的生活。兩人都十分具有魅力，而老少配的組合看起來也相當和諧。

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如同嗡嗡作響的蜂箱，會湧現出大量的新聞與評論、專題報道、新聞圖片（由電視的前身無線電傳真傳送）、照片展覽以及其他報道。而其主要內容是對美國的形象化宣傳。他們拍攝了很多營養充足、穿著考究的學校里的孩子們華而不實的照片，而生活在廢墟中的歐洲難民們卻發現這很難與他們的生活產生關聯。此外，對於移民到美國的波蘭人和保加利亞人來說，滿懷喜悅地向他們原來的同胞讚美美國人的美德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這些內容放在亞洲人身上，由於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很可能會被誤解甚至認為這是種侵略行為。

隨著亨培克和漢密爾頓的離去，國務院遠東辦公室由范宣德接管，其成員包括一些有在中國長期工作經歷的外交官。他們面臨的最明顯的問題是：如果國民黨政權瓦解，如何避免進一步捲入混亂中；而如果共產黨執政掌權的話，又如何轉入與中國共產黨的新的關係。國務院遠東辦公室並不相信美國的政策能夠決定中國的命運。大概是在美國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在1945年于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所派遣的代表團中增加了一名共產黨代表，他是年事已高、相貌平平且異常安詳的董必武老先生。他與毛澤東一樣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毛澤東最忠誠可靠的追隨者。當他來到華盛頓時，約翰·卡特特意安排了一天與其秘密會晤，會見地點定在喬治城第33號大街我母親的住所。（在威爾瑪前往中國后，我們從第34號大街的住所搬離，我與我母親同住。）此舉完全合適，因為董必武是代表團成員，不過，這也反映了國民黨對美國國務院在中國內部鬥爭中採取中立的任何舉動都會很敏感。

隨著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戰時新聞局開始緊張地計劃儲備與海運方面的工作，包括新聞用紙、印刷機、有關技術、美國以及戰後世界的圖書和其他設備器材，以便於開展戰後和平信息工作。戰時新聞局儲備運輸的資料投放到佔領的多個地區使用，由專門的機構根據不同的指令負責安排。以中國為例，運送的物資包括：45部商業劇九-九-藏-書情片（各備4份拷貝）、46部商業短片、50部戰時新聞局紀錄片、展覽圖片、新聞資料、專供無線電台的音樂唱片（1.5萬張訂購中）、廣播手稿以及包括叢書形式的出版物。

旅行也是一種旁觀者的賞心樂事。我坐B-26型轟炸機頭部的玻璃駕駛艙內，在皎潔的月光中，飛機飛行在喜馬拉雅山脈東端的上空，繼續向西越過「駝峰」。

7月份，為了讓檀香山、布里斯班、新德里以及重慶的前哨站工作人員對華盛頓總部的計劃有更多的了解，我創辦了《華盛頓每周情報員》（Washington Weekly Intelligencer），向這些地方發送通告信。與此同時，為了配合心理戰團隊起草向敵軍領域空投的傳單，我又創辦了每周的《協調員》電報。然而我所作的促進各項行動互相配合的努力，僅僅是類似於女傭把房間打掃得整潔一些而已，我懷疑它們不會有多大效用。

在我離開的17個月里，華盛頓的各個機構都有所擴增，其中弗雷德·吉爾戈（Fred Kilgour）主管的跨部門國外出版物徵集委員會（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規模最大。他接管了一家劇場，即古老的華盛頓禮堂，同時手下有100名員工負責處理來自9個海外基地的大約50種語言的資料。弗雷德看起來仍然很年輕，穿著筆挺的海軍少尉軍裝，而他的行政管理才能使其超然出群。正是由於他總是使他的權威保持完整無損，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才得以發展興旺。

隨後我們就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展開了討論，其焦點集中在作為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日本天皇有多大的支持作用。一般而言，日本問題專家認為，日本天皇對於保持日本社會秩序穩定以及接受和平條約是不可或缺的，而非專家人士則認為，需要對其實施一定的憲法制約，不能讓其凌駕於法律之上，也就是說，不能讓他繼續處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2.舊金山方面要求所有波段的電台同時以日語和英語兩種語言播放伯恩斯的答覆全文，重複播放52小時。塞班島的中波電台同時進行全天候的播報。

隨著戰爭臨近尾聲，需要處理的工作也給人帶來越來越多的煩擾。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投降條款（如果能夠赦免天皇的話），於是國務卿伯恩斯（Byrnes）就此事與各盟國進行協商（盟國拒絕赦免天皇）。最終這份答覆於8月11日上午11點30分正式公布。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並沒有將談判結果公之於眾，不免讓人覺得可能是在拖延戰爭。因此，戰時新聞局有責任將事實真相和條款內容告之廣大日本民眾，其具體內容如下：

從戰時的中國走出來精神上需要一個過渡，其過程首先起於昆明。再次進入美國軍隊福利社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我之後1972年的經歷，從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艱苦樸素的生活進入香港上層社會物質富裕的生活中——完全是一種苦行僧到奢侈揮霍者的急速轉變，生活因此而失去了最初的純真。在中國物質貧困的反襯下，我那些中國朋友所具有的精神與道德品質顯得熠熠生輝。與此相反，美國的軍人卻以色|情|圖|片、故事和電影來填充精神世界的空虛。《時代》、《生活》以及《新聞周刊》等雜誌提供給他們的也只是從感覺中想象出來的、發生在新奇世界的https://read.99csw.com消息。在我看來，一切只能表明他們的性|欲得不到滿足以及對全球性|事件認知混亂。你僅僅是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卻無法將其深深印刻在心上。一切都只是在眼前一閃而過，卻未曾親身體驗。

在華盛頓戰時新聞局工作期間，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新聞業務的知識，但未對中國的情況過多接觸，這使我更加地迫切想要重返重慶。

1945年5月，我獲得駐華辦事處的批准，前往中國協助戰時新聞局駐華辦事處的負責人展開工作。這裏的負責人是一位剛剛加入美國國籍的紐西蘭人，名為威廉·霍蘭德（William L.Holland）。所有的遠東問題專家都對他有所了解，他曾長期擔任太平洋學術協會的執行秘書，善於組織大型國際會議，並推動學術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行工作。他的才能與經驗使其完全有能力接替在重慶4年的麥克·費希爾的工作。鑒於戰時新聞局在中國不斷擴大，威廉（比爾）·霍蘭德邀請我到戰時新聞局的信息部工作，將心理戰（空投傳單）的執行工作交給吉姆·斯圖爾特負責。我在7月30日計劃於8月底或9月前往中國。經協商，最終於8月6日確定出發時間為9月15日。然而，和平使得一切突然發生了變化。

有兩個月，為了繼續完成相關項目，我將勞克林·柯里的辦公室當成了根據地，如今他忙於戰時經濟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工作，不再為處理中國問題做更多的事。我開始研究下一步的計劃。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和戰略情報局均沒有為我預留工作，而可供選擇的其他工作涉及面似乎又過於狹窄。較之於具體執行，我對出謀劃策更感興趣。在我給戰時新聞局駐重慶的負責人麥克·費希爾寫信時，我總結道：「除去第十四航空大隊，與其他任何的美國機構相比，戰時新聞局正在做更多的優秀工作，在華盛頓是富有活力的地方。」它在社保大樓內辦公，這是一座用石頭與玻璃混合建造而成的龐然大物，遠東部門也在此有4個辦公室，「溫度、噪音、光照，一切皆可調節」。

我承擔的工作是代表第三戰區參加每周的戰時新聞局的例會，並在會議中錘鍊出，或者說，經常是壓榨出中央指令。如同新聞周刊的每周編輯會議一樣，會議上主要分析當前的戰爭形式，並闡明《美國之音》和其他一些媒體的新聞宣傳的方針路線。遠東方面的稿件處理的問題主要是針對日本宣傳些什麼，當我來參加會議坐在長桌前時，通常由菲利普斯上校與其助理代表美國海軍情報局並不明確地發表意見看法。畢竟海軍情報局與日本作戰已歷時一代人之久了。誰會指望從並不可靠的教授身上了解情況呢？當我與上校就某個問題進行爭論時，我大聲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對於我大聲的反駁感到十分驚訝。我的戰時新聞局的同事為此而興高采烈，而我們從那時候開始也有了一些話語權。

千萬不要僅僅將這一切看成是由一群配合協調、技術熟練的執行小組取得的技術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將「皇帝」一詞譯作了習慣性的表達「日本天皇」（尊貴無比的皇帝）。而在伯恩斯的答覆中只是將其譯為「日本皇帝」。由此可見，我們的行動更加強化了政策的效力。

3.舊金山的日本部門將伯恩斯的聲明翻譯成日文，經國務院批准通過戰時新聞局專線，將聲明轉為羅馬字母以電報形式由美國陸軍通信部隊（Army Signal Corps）發送到檀香山、馬尼拉以及昆明。

1943年底，我從「戰區」（即戰爭或實際工作所在地）返回行政首府華盛頓，這是一個各戰區的有關機構代表的聚合之地，所有人在此競相尋求決策中心的關注。我能夠同情一位國會議員從受到洪水、暴風及其他天災人禍蹂躪的選區趕回華盛頓希望解決問題的迫切心情。而我又如何將目睹的戰時中國的迫切需要向處於一片混亂的華盛頓提出呢？我發覺自己不得不作出調整，從以人際交往為主的重慶生活轉回到非人際交往的官僚主義九_九_藏_書盛行的華盛頓。儘管如此，我對中國政治的了解已經不再停留在抽象層面了，而是關聯於具體的人和情況。這有助於我針對美國的政策提出問題。

和我一同在中國部門工作的還有德克·卜德和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前者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正在休假，後者曾在燕京大學講授心理學課程多年，已返回國內。我們幾個人在一起足以勝任這項工作，但是如何才能將我們的才智運用到贏得戰爭中去，並且還是在遠離中國的情況下？每天我們都收到來自各地源源不斷的略帶左翼觀點的電報，這些電報內容經常是來自一些公共出版物，但被歸為機密文件，大概是因為不允許我們公開地閱讀這些內容。我們是指導戰時新聞局公布信息內容的智囊團。然而，對於我們這些在華盛頓的教授來說，想要在這個嘈雜的世界中引導紐約、舊金山、倫敦以及其他世界中心的消息發布者的言論方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我們能夠進行引導，審查原稿，鑒定主題主旨，但是我們無法控制美國的輿論戰到底會出現什麼情況，畢竟牽涉進來太多有實力的人了。

5.檀香山使用短波電台將8頁傳單內容發送給塞班島，經過刪減重組定稿，利用韋氏（Webendorfer）高速印刷機（不要讓我去證實）迅速印出300萬份傳單。

回到華盛頓，我成為掌握當前戰時中國情況的親歷者，在長達6周的時間里受到熱捧。邀我作報告的10到12個團體中的許多人之前都已經讀過我的信件和備忘錄。所以我主要是負責解答疑問，盡量讓這些同行能夠對中國的現狀獲得間接的感受。當然這並不容易，但至少人們普遍開始對國民黨政權產生了不信任感。我只是為早已形成統一看法的這些中國問題專家提供新的佐證。1940年初，蔣廷黻與王世傑代表國民政府前往紐約以重建人們對國民政府的信心，然而他們的遊說演講並沒起到任何作用。

當戰時新聞局正在研究如何勸導日本人投降時，麥克·費希爾在延安見到了由大約200名日本叛逃人士組成的特派組，這些日本人是在日本的共產黨員野坂參三（Nozaka Sanzō）爭取下主動投誠的。我們知道，被美國空軍捕獲的日本囚犯都是被迫就範的，沒有日本人向我們主動投降。麥克寄回了有關共產黨對待戰俘的系列珍貴報道。此外，在國民政府空軍工作的矮小、機靈的日本人鹿地亘（Kaji Wataru）幫助吉姆·斯圖爾特（Jim Stewart）負責的戰時新聞局空投傳單，不過他的執行力和領導力遠遠不及野坂參三。

1.伯恩斯的答覆全文于華盛頓時間8點29分在舊金山分別通過使用莫爾斯電碼的無線電通訊以及用英文的無線電廣播播出，此外，通過檀香山短波電台和塞班島中波電台播放日語的新聞公告。當時日本時間大約為凌晨4點鐘。

當我走訪了位於舊金山的《美國之音》遠東廣播站時，我發現華盛頓的指示，包括海軍情報局的命令並不起什麼作用。舊金山的《美國之音》正陷入與日本東京電台的爭鬥中。太平洋對岸收聽廣播節目的人主要是敵方電台人員，因為幾乎只有他們有收音設備來收聽廣播。這與沃利·卡羅爾（Wally Carroll）策劃的運用到歐洲前線的廣播戰不同，由於普通大眾缺少收音機，導致我們在遠東地區的聽眾人數十分有限。廣播戰依然在廣播電台職員之間進行著。儘管如此，《美國之音》仍然是緬甸、泰國、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群島等地的電台堅持每日按時播放的節目。

1944年7月，我向埃爾默·戴維斯和埃德·巴雷特概述了戰時新聞局的運行情況，當時我們活躍于中太平洋戰區（由尼米茲負責）、南太平洋戰區（由麥克阿瑟負責）以及中緬印戰區（由史迪威負責）。在華盛頓，我們繼續與國務院、海軍部以及戰略情報局等機構保持聯繫。同時，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我們為舊金山和紐約制定了新的方針，直接體現在各個國家的工作計劃中。此外，我們還負責人事管理工作，並儲備印刷品以及膠捲，以九_九_藏_書備不時之用。

喬治來自英國，於1928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隨後獲英聯邦獎學金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從那裡又到了哈佛大學繼續深造，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燕京大學進修。我們曾在北京見過面，當時他還寫了一篇極具開創性的文章《太平天國起義的社會與經濟背景》（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之後他在蔣介石在南京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執教多年。

戰時新聞局的另一個下屬大機構同樣不受掌控，它就是位於紐約第57號街的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Overseas News and Features）。它是一頭有著獨特氣質的怪獸，掌管著向歐洲國家播放節目的多個電台。歐洲就像一個動蕩世界的縮小版，流亡的知識分子彼此之間競爭激烈，都想讓他們的真知灼見得到傳播。即使他們看到了華盛頓的指示——這一點我們經常懷疑是否看了——也必須首先由翻譯人員翻譯成各個國家的語言，然後再由廣播員播送出去。試圖在另一個城市對其施加影響，就好比對著飛機的螺旋槳大聲喊叫，基本沒有人能夠聽到，即使聽到了也常常被忽略。喬治無暇顧及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但是我覺得這裏的人很有意思。於是有段時間，我每隔一周都會到紐約與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的工作人員高談闊論，闡明華盛頓對遠東地區的方針路線。儘管他們對我保持著紐約人特有的禮貌，但是我覺得他們對我的長篇大論並不感興趣。

喬治是一位天生的領導者，具有開拓新領域的豐富想象力，而且對員工關心備至。同時他有能力掌控人際關係，不僅與上級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與自命不凡的同事也能和睦相處。我抓住了機會，成為他的助手，與其一同工作。在他外出期間，我以戰時新聞局副局長助理的名義簽發文件，可以行使一些權力，當然我是高層管理者中級別最低的下屬。我知道喬治對於中國的戰事進展情況並沒有什麼了解，同時他也需要有人幫忙處理政務。在我看來，我們於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在華盛頓建成了一個良好的團隊。至於我們取得的成果，顯然是另一回事了。

儘管我被優先安排到第三號，但是橫穿中東和非洲地區依然花費了三周的時間。隨後，威爾瑪與我在邁阿密相會，於是我們有兩天的假期可以在一起互訴衷腸。

戰時新聞局局長為埃爾默·戴維斯，下面的副局長則是埃德·巴雷特（Ed Barrett）。巴雷特曾是《新聞周刊》的編輯，而他的助理巴納德（T.L.Barnard）來自沃爾特·湯普森廣告公司（Walter Thompson Advertising Firm）。與此同時，還有來自《生活》雜誌的像聖靈一樣的人吉姆（Jim Linen）協助他們一同工作。這樣一個三人小組中，既能編輯，又能聯繫業務，他們代表著民間新聞媒體的組合，永遠保持著警醒，防止任何政府機構對新聞進行控制。他們三人是國內年輕有活力的監督人，始終與國外的極權主義者作鬥爭。因此戰時新聞局對美國公眾輸出的國內新聞常常仔細地限制著。

1945年5月，威爾瑪前往重慶，擔任駐華大使館的文化聯絡官。在重慶，她遇到了我們在北京時的朋友畢乃德教授，他在大使館負責中方聯絡工作。畢乃德體形魁梧，聰明能幹，對外交事務得心應手，給威爾瑪提供了很多幫助。威爾瑪抵抗住強勢的大使的干涉，迅速展開工作，並建立了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中國分部。rｅａd.９9csw•ｃom

與此同時，1944年春天，一群記者開啟了美國與延安接觸的先河。這些記者在美國公眾中找到了對此事感興趣的讀者，於是一些記者開始加入到美化延安的美好藍圖中，一如之前對於重慶所做的那樣。1944年7月，在迪克西使團駐紮延安后，我們收到了來自謝偉思以及約翰·戴維斯有關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報道，這些報道描寫得細緻入微，令人大開眼界。

戴德華的領導理念之一，就是必須將社會科學的原理應用到中國，並且必須要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在與日本開戰期間，他認為有必要讓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了解並弄清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於是他聘請了克萊德·克拉克洪與福羅倫斯·克拉克洪（Clyde and Florence Kluckhohn）夫婦以及亞歷山大·雷頓（Alexander Leighton）負責此項工作。他們迫切希望能夠有這方面的經典著作面世。而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於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無疑是一本佳作。

作為副局長的助理有三位區域代表：負責歐洲的敵對區域是一位來自《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華萊士·卡羅爾（Wallace Carroll）、負責英聯邦區域的是費迪南德·庫恩（Ferdinand Kuhn），他們都是一流的通訊記者，庫恩在希特勒開始發動進攻、不列顛空戰期間，擔任《紐約時報》駐倫敦的總編輯；負責遠東地區的則是一名學者戴德華，他邀請我主持中國部分的工作。

4.發電報通知心理戰前線，製作日文傳單在局部範圍空投，建議五角大樓的第二十航空大隊準備好駕駛B-29型轟炸機在日本上空投放傳單。為確保投放傳單的內容準確無誤，舊金山方面通過專線與華盛頓逐句核對羅馬字母版本的報告。傳單標題由五角大樓和國務院正式批准［阿奇·麥克利什（Archie Macleish）建議插入「每位日本人都有權了解真相」］，同時，我們還通過商業無線電話用普通文字將內容通知檀香山。

1945年夏初，戰時新聞局向日本播放了在日本海軍部有很多故交的海軍上將埃利斯·撒迦利亞（Ellis Zacharias）的6篇評論。評論暗示，日本的帝制將在和平協議中受到尊重，但在日本沒有正式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不會官方公布出來，只能通過華盛頓方面秘密進行。撒迦利亞將這些內容用日語錄製，然後送往塞班島播放。

1944年後期，在我們已經與延安的共產黨建立聯繫之後，史迪威將軍被撤去了戰區總指揮的頭銜。這預示著在中國內戰中，美國明顯站在國民黨一方。其中很多人感覺到共產黨力量在不斷增強，並認為我們反對共產黨只會給自己惹來無盡的麻煩。儘管如此，這些警示並未對新上任的大使帕特里克·赫爾利將軍帶來任何影響，這位自稱為調停者的大使受到了蔣介石的蠱惑並完全深陷進去。

華盛頓的指令主要幫助沃利·卡羅爾每天通過電話與紐約的編輯們進行討論提供議題，同時它為我們的專欄代筆歐文·韋克斯勒（Irwin Wexler）提供了文章的主題，而其完成的稿件將會以海軍上將雷蒙德（Raymond Gram Swing）或其他名人的名義播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