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華盛頓、重慶和上海（1941—1946）
第七章 接觸左翼
他們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大公報》的文學編輯、一位很好的觀察家曾說，走在中國的大街上，普通老百姓認為，那些外國人是頗受恩寵、生活富裕的一類人，因此中國人會嫉妒並很容易由於彼此之間懸殊的財富差距而轉為憤怒。同樣，中國人對於本國的財閥也抱著如此的情緒。然而，作為個人，我很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如果我處於同樣的情況也會有如此的反應。但是，這樣的情況會繼續存在，因為中國的物質水平依然無法趕上美國，長此以往，可以預見一定會出現很多麻煩。
霍爾主要反映了兩點情況：其一，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的人們在文化活動上更加活躍，人們的內心充滿理想。他為一所臨時集合起來的學校師生作演講，演講后又花了兩小時給其解答問題。這裏的人個個都是精英，其中很多人受過高等教育。其二，霍爾發現在重慶的一些人對自己的能力盲目自信，認為他們很快能消滅共產黨，就如同日本人自以為可以擊垮中國一樣，這裏的人以為只需用6周的戰鬥就能把共產黨消滅乾淨，但事實證明最終反而是他們自己麻煩纏身，自顧不暇。
永遠屬於你的費正清
在駐外事務處，我最親密的朋友是菲利普·斯普勞斯。他是美國南方人，德行上堪稱楷模，審慎而充滿智慧，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正派的單身漢。當我準備為楊剛申請拉德克里夫獎學金時，菲利普以及鮑貴思女士都寫了相關的證明信表示支持。1944年楊剛獲得獎學金，前往美國學習。《大公報》的發行人、政治學派的中堅分子胡霖幫她辦理了護照。
在1942年至1943年間，我比其他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國經歷了更多的事情，於是我很快將自己的見聞記錄下來，併當作應提供的信息，發送給相關人員。然而我的經驗還是很不足的。我並沒有單獨面對面地和普通民眾接觸，甚至也沒有和學生有過太多的交談。我在正式場合所結交認識的人都是官員和其他行政人員，交談也必然是流於表面的。除去我個人的觀察以外，我與朋友們共同的經歷也間接地幫助我對事情作出基本的了解和評估。而我的朋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追求自由主義的教授們，我們於30年代初期在北京相識，如今是再次重逢的老朋友；另一類是一些年輕的作為左翼分子的新朋友，他們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國的產物，而如今則成為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併為之奮鬥。隨著1943年的時間慢慢推移，我逐漸意識到，作為老一輩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是權力的輔助者而非掌控者，因此他們並不能起到領導作用。而另一方面，年輕的左翼分子雖然不夠強大，但是他們充滿希望且足智多謀，也許有機會在未來有所發展。我的這兩類朋友都在與當權者進行著殊死鬥爭，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
延安共產黨人蓬勃的朝氣和樸素的平均主義早已因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而為世人所知。每一位去過延安的旅行者都可以證明書中的情景，包括邁克爾·林賽、雷·盧登（Ray Ludden）領事以及一些醫務人員，遠方的延安正在散發著光芒。
由於史迪威將軍的一位副官前來邀請她外出用午餐，於是我便離開了這位年輕小姐的那間飽受老鼠侵害的堡壘，踏著泥濘的道路原路返回。路上我注意到一位年輕而無經驗且穿著制服的特務偷偷從監視我們的茶館溜出來，在我前面閑晃，等著我從他身邊通過。於是我作出更加悠閑而無所事事的樣子跟在他的後面走走停停，最終他完全停下來，我也停下來，然後他轉過身來返回去找下一個跟蹤目標。
很不幸的是，我在中國並沒有與謝偉思有太多的接觸。1935年在北京的時候，我們幾乎就沒有碰過面，而在我1942年到達重慶時他已經離開這裏，一直到1943年末才返回。我發現他是與中國人民接觸最多的一位美國官員。雖然我對其暗中寫給高思和史迪威的報告並不知情，但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在給威爾瑪的信中我這樣描述龔澎：
一旦成為朋友，我發覺自己也受到左翼分子的影響，而我個人也喜歡相應地對其施加影響。這既是個人行為的，也是政治層面的互動。喬冠華帶來了劇作家夏衍。在孫夫人（宋慶齡）家裡，我結識了她的德國助理安娜·馮·克萊斯特·王（Anna von Kleist Wang，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王炳南的夫人）。
楊繽的母親是一位大地主的小女兒，雖沒讀過書，但天資聰穎，且十分頑強。她生有11個孩子，但由於丈夫婚後又納妾，因此婚姻生活並不幸福。之後她一心禮佛，以逃避現實的苦難，於1921年去世。舊社會的陋習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多少痛苦啊！
楊繽相貌並不十分出眾，但是身材苗條，相貌清秀，英文流利且天資聰穎，全身心地投入文學事業中。她在自己負責的文學版面刊登散文和詩歌，同時她自己也寫詩，還發表了很多文章，包括短篇小說、報告文學等。例如，她曾搜集了有關1942年日本入侵浙江的第一手資料，被美國陸軍武官認為是迄今為止他發現的最好的報道。她是一名左翼分子，但並不是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事實上是一名「編外」幹部。共產黨敦促她保持黨外身份開展工作，避免與共產黨建立任何公開的聯繫。但從她給自己改名便可知她對共產黨的忠誠顯而易見，她在離開燕京大學時改名「楊剛」，「剛」字意味著有「鋼」的性格（斯大林的陰魂！）。
同時，顯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通訊的發展為農民大眾提供了與新型的西方社會接觸的機會，但是掌權的政治家根本無暇顧及大眾教育的普及項目，事實上他們並不相信這一套——如同以往統治過人民的少數統治階層一樣對百姓不信任。簡言之，中國民眾受到現代工業生活直接而有力的衝擊的日子即將到來，但是如今的國家領導人，例如掌權的政客根本無法理解這一點，他們僅僅看到工業化促進其權力的一面，而不了解其影響社會的一面。他們並沒有任何社會規劃。西方科學的公式與古代中國的美德根本無法應對當前的情況。
由於受此背景影響，我也準備與反對派一同反抗既定秩序，雖然我並不信奉任何主義學說，但我相信至高無上的法律和個人權利。我認為全面的改革是必需的，但並不是要改變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然而，在中國，我清楚地看到改革變成愚蠢可笑的事，最終革命成為唯一的出路。而作為現存革命力量的化身，共產黨成為其信仰者生活中的類似於衣食父母的偶像。
1940年底，她與一位曾在德國留學且比自己年長几歲的共產黨員結婚。婚後三個星期，由於工作原因與丈夫分開，於1941年初穿過日軍的數道封鎖線去了重慶。黨組織原計劃派她前往國外，但因為皖南事變而受阻。在此期間，她的健康出現問題，同時由於注射針頭感染而引起併發症，在醫院住了6個月。而她的父親此時也在悲慘境況中不幸離世。1942年底，她的丈夫也在華北犧牲，當初的一別竟成永訣。她在重慶的任務是作為一名非正式的聯絡員，負責與外國團體特別是新聞機構的聯絡工作。ｈｔｔps://rｅad•９9ｃsｗ•ｃｏｍ
隨著我離開中國返美的時間不斷迫近，我發現我在日常工作中也越來越偏向于反對派。我借用羅斯福夫人的專欄標題記錄如下：
就目前而言，我認為中國在戰後極有可以會爆發嚴重的內部政治動蕩，因為如今的政府使其陷入了「原始的法西斯主義」情形中。他們只是一個政治小團體，卻頑固地牢牢抓住權力，並希望藉助工業化來成為永久鞏固其統治權力的工具。而他們的思想又過於保守，無法保持與時俱進。例如，顯然工業化將會進一步擾亂作為國家經濟主體的農業的發展，但是我發現並沒有任何政治領袖制定任何有利的土地方案，只是放任如今的情況繼續惡化。
距離我上次寫信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如果現在我不用更寬闊的視野來描述，可能是不得要領的概括論述。在我來到這裏期間，我逐漸對時局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我也相信目前的形勢越來越糟糕，而根據我所掌握的情況，恐怕形勢會發展到最糟糕的情況。
《紐約時報》的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稱其為神秘之屋。住在這裏的人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很快樂：一群曾經的八路軍「小鬼」住在一起，但如今他們中很多人都已經長大成為強壯的年輕人。他們經常在門衛室徘徊，這裡有一個1英尺見方的小暗窗面向前院黝黑的大門口。房間里掛著一幅大型手繪蘇聯前線和中國前線的作戰圖，上面標註著各條戰線，同時還有各種宣傳海報。小鬼們吹著長笛或是在玩遊戲，發出那種年輕人健康好動的喧鬧聲。和所有的重慶房子一樣，所有房間都是空蕩蕩的，牆皮剝落，藤椅松垂。由於近期戰事不利，晚上經常停電，這裏也因此變得比往常更加昏暗和陰沉。不過，院子里柴火堆處的公雞還在時不時地叫。外國大使館仍然試著使自己通過嘈雜的電話聽清內容，而當地的同志們正在油印最新的來自延安抨擊蔣介石的電文，鬥爭一直在持續著。
我將整理行裝回國，因此我將自己的見聞再次整理並寄給阿爾格·希斯。柯里並不太關注中國，我沒有得到過他的回復，而亨培克位高權重，總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我也不便直接給他寫信。作為亨培克的助理，阿爾格顯然是我與華盛頓聯繫的最佳人選，同時我也給威爾瑪發了一份副本：
我希望你也能來這裏。正如我之前所言，如果相關的負責人無法親臨現場而僅僅是通過個人經驗來開展工作的話，這是很不正確的、不理智的做法，同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也有著相當大的危險。對我而言，這種事情的發生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認為美國駐華機構的工作開展得很好，但考慮到資源有限且所有戰時機構均由大使館管理的混亂局面，我無法想象，華盛頓方面如何僅憑文字材料而不進行實地考察就能對其有全面而正確的了解。
這種此起彼伏的運動很快使美國的政策發生分裂。但這隻是主要的中國現象的一個分支，天命使然。從本質上看，共產黨並沒有顛覆我們並偷走天命。相反，首先是蔣介石必然失去天命。1943年正是蔣介石集團走向末路的開端。
隨後，龔澎介紹我認識她的未婚夫喬木（喬冠華）。喬冠華個子很高，和我差不多，戴著一副大大的眼鏡，留著學生式的長發，加上好看的笑容，有一點玩世不恭的幽默感。當我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他也在此就讀，並於1933年獲文學學士學位。1933年他來到德國，在杜賓根大學學習德國哲學，時值納粹分子統治德國，於1936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到武漢后，於1937年至1938年間為國民黨做宣傳工作，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從事撰稿工作，直到1942年在逃離日本人掌控后，來到重慶，在共產黨的通訊社主編國際新聞。他發表于《群眾》的文章，充滿熱情，十分具有說服力，通篇沒有虛言。革命就是他的人生觀和信仰。我對他說：「你似乎已經研究過極權主義的理論。」他說：「我就是一名極權主義者。」
延安那邊的情況如何，他們能否維持生活，所有事情都處於一團迷霧中。雖然在延安設置了領事館，試圖對蔣介石有所扼制，但事實上沒有人真正努力去了解情況。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嚴重失誤，因為延安是一個主要的觀察哨所，例如，我們可以從那裡獲取日本出版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航空運輸援助和設立前哨站，我們已經在這個國家建立了越來越穩固的根基，我希望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能夠真正地參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觀，等著災難的降臨。我們應該在中國北方派駐領事和觀察員，建立航空和軍事基地，並使重慶接受它。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省去不少麻煩，同時又不會損害中國的利益。
對於威爾士（H.G.Wells）的《中國的觀點》（The Chinese Outlook）以及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看法，我們首次達成一致。正如她在8月份寫給我的信中提到：「我認為，中國人在生活中的堅持可以解釋一些事情……我們中很少有人自殺……也很少有人有懶惰的習性……我們無法輕易而徹底地西化。我們適應但不會全盤吸收……我們重『現實』而輕理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它的經濟背景。
1943年底，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結識了幾位左翼新朋友，經過幾個月的相處，他們讓我對他們的革命事業有了一定的了解。隨著我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喬治·凱茨博士（Dr.George N.Kates）被派來接替我的工作，於是我準備離開重慶返回華盛頓。不過凱茨5個月之後才會到達。於是在這段時間，我開始認識分散在重慶的左翼團體，特別是兩位能言善辯的年輕女士。
孫夫人十分坦率，她對於近期頒布的中國人沒有護照不準乘坐軍用飛機的規定表示極大的關注。即使只是在國內換個環境，她都不被當局允許離開重慶，更不用說去國外了。她問道，如果特務看到我來拜訪她會怎麼想呢？我對她說，我還知道人民的處境比她更糟。（我剛出來的時候就發現有個男人蹲在一邊監視我。）……像孫夫人這樣身份的人，能夠對一位傍晚來訪並天真地希望幫助她的人表露出一種凄婉動人的感謝之情，實在讓人備受鼓舞。
龔澎常常會沿著大街步行來到九_九_藏_書外國記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裝著最新的來自延安的廣播稿複本。那些天天與國民黨審查制度作鬥爭的西方記者自然很歡迎來自反對黨方面的信息。而這些過著單身生活的文字工作者也都十分喜歡龔澎，因為她除了聰明之外，在這個到處充滿唯唯諾諾聲音和消磨時間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個敢於發出不同政見的人。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在野黨改良的思想恰好揭露了執政黨的邪惡。此外，周恩來在重慶代表著所謂的統一戰線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方，自然也是共產黨在重慶的合法新聞來源。周恩來在重慶的辦事處象徵著統一戰線的矛盾紛爭，這是一個與眾不同之地，因此我盡量用文字將其記錄下來：
像這種場合，遠不是一般的社會活動，而是真正的政治活動，每位到場的人士都是政治人物。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是個極度興奮的小個子，但是思維雪貂般敏捷，他不常見地大聲跟我打招呼，因為當時董顯光正巧從我身邊經過。孫科博士繞過桌子走過來和我握手，和我聊了很久，並表示明天會給我送去一些東西，但實際上第二天並沒有送來。他那樣說大概是因為我當時正和王世傑（另一位國民黨部長）談話。何應欽將軍也同樣過來和我握手。
如今回想起來，我可以看出，我對中國左翼分子的興趣受到我的家庭影響，即傾向於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義觀點。我的母親在她的姐夫吉爾伯特·羅伊（Gilbert E.Roe）的影響下，早已成為拉·福萊特一家的忠實朋友。在我們的政治偉人中，參議員拉·福萊特和他的夫人貝爾·凱絲·拉·福萊特是受人尊崇的人物。他們為普通民眾爭取權利和福利，反對大企業的既定利益。這種反對現有權利而贊同民主權利的平民主義最終促成了進步運動，而我在紐約的姨媽姨夫以及羅伊一家都參与到運動當中。他們欽佩埃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也是他們的親密朋友。
同樣，共產黨的住處還有一個後門通往懸崖，這不過就是通向一套房間的地板門。門經常開著，由於裏面很黑，走路需要特別小心。但是近期，有人就在周公館下面的懸崖上建了一座房子，沒有其他路可走，這樣周公館的人從後門出入都必須經過這座房子。有了這座房子，即使周恩來的住所半夜塌陷也不會掉入嘉陵江，其實這完全是為了使鐵絲網的包圍更加嚴密，讓共產黨的人質插翅難逃。
在與龔澎和楊剛的對話和通信中，我發現這兩位女士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知之甚少。她們都畢業於燕京大學，對於歷史唯物主義了解的程度和對英語文學的了解差不多。她們關注創新性的表述，同時也關注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她們是馬列主義者，忠於共產黨並接受其領導。但是這種信仰在本質上是注重實用的，因為個人單獨行動的力量是微弱的，必須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沒有超理性的奇迹，也沒有與生俱來的教條思想，更沒有超凡入聖的救世主，或是轉世重生的神人，但在我看來，她們是中國「傳教士」，能夠改變更多的人並使其加入她們的隊伍當中。
我比任何時候都確信，當我們找到這些好人時，應該儘力幫助他們，讓壞人至少不能從我們這裏吸取脂膏而發展壯大。
重慶，1943年11月8日
1933年，她在北京結婚，並育有一女。她的丈夫是一位銀行家。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時，她決定離開居住4年的北京前往上海，而她的丈夫則仍然留在北京。1937年至1939年，她擔任上海《大公報》的編輯，隨後與《大公報》一起遷往香港，並在香港與另一個人墜入愛河，於是和北京的丈夫離婚後與那個人結了婚。1940年間，她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授文學課程。1941年《大公報》從香港遷往桂林，她也毅然隨報社一同前往。
［據說，戰後她乘坐美國空軍指揮官蘭德爾將軍（General Randall）的飛機返回上海。］
在這樣的環境中，龔澎是自由言論的代表。她的確是一位充滿魅力的姑娘，美國大使館和外國記者招待所里的大部分年輕人都很喜歡她。
約翰·戴維斯和埃里克·塞瓦賴德先是被迫跳傘降落在北緬甸的娜迦（Naga）部落，后經過長途跋涉返回阿薩姆邦，最終來到重慶。在重慶，我們辦了一場晚宴，在晚宴中我們表達對重慶當局的失望。大使館的菲爾·斯普勞斯和吉姆·潘菲爾德（Jim Penfield）、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萊德以及我偕同龔澎和喬冠華一行來到冠生園飯莊，舉辦了一場愉快而鋪張的儘可能公開的宴會。
第一位是周恩來與外國報社新聞機構（Press Hostel）的聯絡員。作為毛澤東和延安共產黨派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領導的機構象徵著統一戰線，共產黨與國民黨想要在形式上保持其存在。因此，周恩來領導的駐重慶辦事處可以將延安發來的新聞消息提供給外國新聞機構。1943年6月，我已經拜訪過很多的內閣部長和教育工作者，但並未收集到多少日本的出版物。之後我向白修德提及，認為自己應該接近共產黨，看看他們可以提供一些什麼東西。結果，一位聰穎而光彩照人的年輕女士龔澎（Kung P'eng）來見我。作為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她剛剛開始步入流光溢彩的職業生涯。（1970年龔澎由於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那時她已經是新聞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1944年我回到華盛頓后，帶回的主要信念是：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內在產物，而CC系和戴笠的特務機構都無法將其壓制。要求解放農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運動時期繼承下來的科學與民主的理想才是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活力所在，蔣介石根本無法與其對抗。
重慶，1943年11月9日
龔澎同意定期來訪並幫助我進行漢語對話練習。她的性格中既有精神飽滿的面貌，又有對共產黨事業的堅定信心；既有戰地記者的老練，又富有令人愉悅的幽默感。在1943年士氣低沉、了無生氣的重慶，她活力四射，有如一股清新的空氣。她以自由主義者的訴求極力揭露國民黨的各種暴行，包括暗殺、封殺新聞報道、查封印刷廠、捏造不實之罪拘捕自由派的批評家、禁止示威遊行、禁止罷工等。當提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否定的公民自由時，她變得超然公正。由於她曾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自然很清楚雙方的內情。
在1944年以前，美國在華戰爭援助僅限於國民黨統治地區，而對於有名無實的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一方只是間接地有所耳聞。在延安的共產黨陣地成為政治上的「香格里拉」，偶爾有幾個來自
read.99csw.com延安的訪客出現，一個個彷彿吃了蜜一般，十分樂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信念源於共享真正信仰者的親身經歷，只不過我並不是組織成員或是參与其中，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對於革命也並無興趣。這種信念只是源於某種共鳴。在革命中，我只是一個多管閑事的旁觀者，但我能夠感覺到革命的風向。
這是1920年五四運動時期的見解。我們可以聽到很多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的聲音，包括陳獨秀和魯迅。不論是在文化還是價值觀方面，楊剛都欣然徹底地接受了當代中國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因為她成長於軍閥混戰時期，目睹了舊社會內部的種種弊病。事實上，她是一名嚴肅認真、專心致志的觀察員，審視著中國的舊社會，並致力於對其進行改造。我們繼續保持著見面、討論或是書信交流，她從內部為我分析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包括他們對於當權者的習慣性依附，他們作為道德批評家的職責，他們為保持人格而作出的抗爭，以及他們需要一種服務人類的理想。對我來說，種種這些的討論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能有這樣的朋友實在是一件幸事。
隨後，我去見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領袖人物，他很堅定地對教育部以及其出台的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他希望我不要對局勢完全喪失信心。
總體來說，重慶的共產黨還是一群處於劣勢、被孤立的小群體，沒理由認為他們對國民黨會造成什麼威脅。當時的周公館防守得就像鐵桶一樣，四周圍有帶刺的鐵絲網，位於城郊山頂上的第十八集團軍重慶指揮部也受到嚴密的監視。此外在第十八集團軍的司令部有一台無線電廣播設備用來與延安保持聯繫，國民黨人或是外國人不得進入此地，這裏被認為是第二次統一戰線碩果僅存的地方。
這是美國人對中國國內政治的擔憂不斷加深的癥狀。我們中沒有人表示支持共產主義，我們只是希望可以正常地接受政治的反對派，而不是被迫接受某一政黨的獨裁。
1943年9月，謠傳國民黨將採取突然襲擊以徹底消滅延安的共產黨，但是了解延安情況的一些將軍反對此計劃，同時重慶方面也有所顧慮，擔心在其他省份會突然出現抗議者的反抗。監視周恩來以其身邊人員的警察越來越多，龔澎和喬冠華，這對信仰堅定的知識分子、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者，也不再單獨外出了。他們預料可能會隨時被捕甚至犧牲，於是和他們見面更加富有戲劇性。
另一處政治示威的地點則是蘇聯大使館，他們在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舉辦了公開參觀日活動。
左翼反對派包括中共黨員和知識分子。前者公開身份立場並受到國民黨恐嚇，後者是大量的不接受共產主義但贊同對新聞審查制度與特務系統持批評態度。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年中，當局正在實施「遺棄知識分子」的計劃，一些歷史學家將其看作大革命爆發的前兆。同時，我也能夠證明，從前很多堅定的反共親美派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大多數的美國人，如今卻持有與共產黨一樣的觀點。我並不認為，一向更為客觀的共產黨員會認為他們發起的運動近期就能取得顯著成效，或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喚醒農民。但是，他們的重要性遠遠不是以其當前的數量或力量來衡量的，因為他們是唯一有組織的少數派的反對團體。對於外國人來說，他們將自己描述為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越來越獨裁暴虐的當局毫無疑問只會被告知試圖將自身與外國人隔絕。不幸的是，他們無法阻止外國人與反對派的接觸，最終其仇外的政策驅使我們都投入到反對派的懷抱。
後來，我們的共產黨朋友龔澎得了痢疾，於是我告訴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帶她前往海軍醫生那裡接受治療（這是機密），最終她服用磺胺胍得以康復，僅僅是桿菌作祟。當我將一些資料送回周公館時，我們在街上遇到，正值清洗運動開始，因為知道我不願在公共場合被發現與共產黨人接觸，她竟然佯裝不認識我而擦肩走過，這讓我感到十分吃驚。她和她的夥伴齊心協力分秒必爭地工作著，因為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所有人都是如此奮力地為革命事業而獻身。
遺憾的是，沒有其他客人在這裏用餐，倒是很多特務在此蹲點並記錄車牌號。龔澎和喬冠華夫婦真是令人賞心悅目的一對，但是他們充滿了宗教式的革命熱情並隨時準備為此而獻身。之後，他們四處被跟蹤，當他們與人說話，警察就會出現，恐嚇那個人。這讓我想起了在上海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由於長期受到警察的尾隨跟蹤而神經衰弱。不同之處在於，這對夫婦某一天可能真的會憑空消失，對此我們公然表示抗議。
「在我看來，如果以上分析都成立的話，他們必須作一些改變……怯懦、麻痹、卑微、缺乏見識，切實講究實際壓倒了富有想象力的現實主義，易妥協而無原則，對傲慢的獨裁主義卑躬屈膝。在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之前，所有這些惡習都必須被革除。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復興中國，首先需要掙脫我們身上所有的枷鎖。」
由於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想法，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依靠武力來維持現有狀況，如今他們就準備這樣做。遍地的特務和新聞審查制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美國的武裝和軍事力量也能被其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他們也一定會利用其作為鎮壓的手段。篤信獨裁主義的組織者們還可利用日漸帶有仇外色彩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統治手段。如今與少數政府職員保持友好的聯繫也越來越困難了，我傾向於相信，大概是委員長下達命令反對與外國人有過多的接觸。目前，在野黨人與國外的接觸使其收穫頗多，而我相信左翼反對派尤其會發現很多他們自己與美國人的共同之處，而大多數美國人也都願意與他們保持聯絡。
我曾於1928年在哈佛的自由社團見到過斯蒂芬斯。社團位於溫斯羅普街（Winthrop Street）的一座老房子里，如今是信義會教堂的所在地。林肯·柯爾斯坦（Lincoln Kirstein）還曾給在大廳繪製了工業機械主題的壁畫。1928年，我代表自由社團與來自塔斯克基學院（Tuskegee Institute）的一個小隊在特萊門特聖殿（Tremont Temple）進行了有關種族雜居的主題辯論。其中的主力黑人發言代表理查德·赫斯特·希爾（Richard Hirst Hill）也成了我的好朋友。10年後，迪克·希爾（Dick Hill）曾來到我們位於溫斯羅普街的房子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正在為揭露南方種植園中黑人染上肺部疾病的情況而鬥爭。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他應該早成為人權運動的領袖了。
她是官方任命與蠻夷保持聯繫的聯絡員，我發現她對每個我認識的人都有著馴化和影響的力量。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就被其這樣的熱情所折服，更不用提奧爾索普（J.Alsop）狂熱地讚賞她，埃里克·塞瓦賴德（Eric Sevareid）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爾·斯普勞斯（Phil Sprouse）默默地仰慕她，還有部分英國大使館的人員和一些我不認識的人，大家都對其表示愛慕。而她之所以受到眾人的喜愛，重要的一點在於她和你一樣，善於交際。
ｒeaｄ•9９csｗ.ｃom延安的共產黨是幸運的，為其作報道宣傳的人是花旗銀行北京分行行長馬特爾·霍爾先生（Martel Hall）。霍爾先生到哪裡去找比其更好的見證人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職于海軍部，同時是美國海軍預備隊的一名上尉。1919年學習中文，1938年至1941年擔任日本佔領的花旗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他由於珍珠港事件在北京被捕，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制訂了逃跑計劃。之後他經常在城裡各處進行散步，一天比一天遠，行走的時間也一天比一天長，直到某一天他終於走出了控制圈。然後他穿著八路軍軍服翻過五台山來到延安。他穿著中式鞋子，隨身帶著香皂，但沒洗澡的機會，身上長了虱子，好在沒出什麼大問題。他記錄道：
之後，我及時地趕回來與謝偉思（Jack Service）以及王炳南夫婦共進晚餐。他們深入地介紹了小黨派的情況，一直到晚上10點鐘，我用汽車將他們送回家。甘肅產的汽油將金屬制的氣泵腐蝕出一些小洞，於是我們不得不花4500法幣重新換了一個新氣泵（也是二手的）。
初次見面，周恩來非凡的領導能力就使我深深嘆服。他英俊帥氣，眉毛濃密，智力超群，直覺敏銳。他代表著人民群眾，併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我告訴他我的任務是搜集與日本相關的資料，他說他可以發個請求，但沒有取得什麼成果。在我們用漢語談話時，時不時也會蹦出一些英語，好在有龔澎為我們雙方作補充翻譯。
周公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進一條臨近懸崖的死胡同，路過求進學校，這裡有15個文化和賑濟機構以及美國大使館的辦事處，然後再經過蔣介石公館的大門、行政院，到達路盡頭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處。接著突然拐入盤繞于懸崖邊的小衚衕，衚衕兩邊都是貨攤和各種店鋪，以及縫紉店、糖果店等，十分擁擠。然後再沿著擠滿人群而泥濘打滑的小路走50碼，這時突然又拐入一個門廊，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館。
1943年12月8日，我與多諾萬將軍一同離開重慶，雖然任期已滿，但是想要完全從中國的政治領域中走出來並非易事。在戰時的旅行者們常常需要幫助別人捎帶私人信件，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找到我，希望我幫忙在印度投遞一封信。同時，孫夫人也托我將一封信轉交給紐約的卡特夫人。作為朋友的信使，我可以避開審查制度，然而卻逃不開戴笠機構的注意，因為他們早已在我的辦公室安插了監視我的冒牌服務人員。事實上，多諾萬早已中斷了戰略情報局與梅樂斯以及戴笠的聯繫，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友善地來到機場為我送行。但我剛離開，就有人謠傳我是因為與左翼關係過於親密而被遣送回國的。1944年4月，早已回到華盛頓的我也聽到了相關的謠言，我利用研究分析處主任比爾·蘭格的一封信作為反擊：「這種說法簡直荒謬至極，我們會儘可能地消除這樣的謠言……你在中國的成績卓越非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效地推進了工作的進展。我並沒有看到你有任何超出指令的行為……你被召回華盛頓也僅僅是由於你在中國任職的期限已到。」等等。
然而，就像龔澎曾直率地承認：「我很膚淺。我不能深入思考問題。我很喜歡接觸各種事物，但是我並不能專註於一件事情。我讀書也不多，很可能有成為一名只知表面的宣傳家的危險，談論的內容空洞無物，也不過是時代性的口號罷了。」這是多麼犀利的自我評價啊！
她不願意身陷日復一日、沉悶單調的家庭瑣事而犧牲自己的事業，於是她和丈夫分開了。她的女兒則留在香港，據說後來失蹤了，或是被拐賣了，不過如今又安全回家了。
這裏生活的主題似乎就是物價與革命。我與菲利普·斯普勞斯一起宴請了國民參政會的共產黨員董必武老先生和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前者說著令人費解的方言，後者則思維活躍，不時會冒出一個新想法。為了驗證他們的說法，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走訪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戰區黨務處（War Zone Party Affairs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KMT Organization）。周三與蔣介石的首席日本問題專家共進晚餐，於是我在想，周四我應該拜訪共產黨人士，這樣才能保持大致的公平而沒有偏見。
例如，上周，她的姐姐龔普生（1936年獲燕京文學學士學位，於194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學碩士學位，曾與羅斯福夫人共事）帶著一箱子的藥物和衣服來到昆明。為了不留下共產黨人士的印記，她將藥物和衣服轉交給恰好也在昆明的《紐約時報》的通訊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隨後，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將這一大包東西轉交給美國大使館的海軍醫生，然後這位醫生又帶著這些物品乘坐軍用飛機來到重慶，將其轉交給《時代》、《生活》以及《財富》雜誌的通訊記者白修德，之後白修德又將這些物品送到美國出版物服務社，之後會有收件人將其取走。而物品收件人要取走物品必須每一步都要嚴格遵照法定程序。
對抗共產黨的國民黨沉浸於商品買賣之中，像某些地區的日本人一樣，彼此之間互相交易。格雷厄姆·佩克早在一年前就發現河南的軍官更像是商人。建立防禦工事也是為了對抗共產黨人，而非抗日。
我前往周公館拜訪了周恩來的助理陳家康，他個子矮小，但為人聰明且很有思想。我們談論了半個來小時的明清歷史，這比整個冬天我與在重慶的其他人談論得還要多。其間，有兩家通訊社和兩個大使館的人員前來赴宴，可見還是有很多人在暗中關注著中國革命。我們無須擔心共產黨會像傳教士一樣來影響我們，因為他們某天可能會被囚禁于地牢，而我們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令人好奇的是，普通民眾並不是這場鬥爭的主力軍。例如，四川的農民通常都過著富足的生活，而河南的農民卻處於飢餓的邊緣。但在我狹窄的視野內，政治鬥爭並沒有涉及他們，而是僅限於統治階層內。而目前問題在於蔣介石的統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比如通貨膨脹，他對此似乎束手無策。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官方兌換率是20:1，而黑市的匯率更是高達400:1，導致那些渴望幫助中國的美國人被迫袖手旁觀，而無法施加影響改變什麼。我們發現，那些本應由國民黨來做卻並未做好的事，如今在共產黨地區得以實現，包括掃盲運動、小型工業生產合作社、農村動員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等，但是所有一切都處於革命的背景當中。相反，蔣介石信任的是他的組織機構，包括CC系和戴笠領導https://read.99csw.com的軍統機構。他們力圖通過鎮壓反對意見來達成表面的統一，然而未能如願。其獨裁統治與恐嚇威脅的方式毀掉了政府在上層愛國分子心中的合法性。官員的腐敗並不能贏得同樣腐敗的機會主義者的忠誠。這是一個悲劇的進程，中國的內部已失去控制，外部力量又鞭長莫及。
從以上所述，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我並沒指望與華盛頓對話，因為我已經發覺國民黨正努力阻止反對派與美國人的接觸，而讓那些允許接觸美國人的中國人建立起假民主的愛國陣線。在本質上，文明化的美國士兵的詛咒聲與中國官方代表的裝腔作勢之間，我們很難向美國大眾解釋清楚目前中國的混亂景象。而一旦我的朋友將我這些秘密的評論完全公之於世，那麼我將很快失去「中國忠實的朋友」的身份。
1943年中期，我與她見面，當時她38歲，是頗具影響力的《大公報》的一位文學編輯，類似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編輯。她說，她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父母不和諧的婚姻關係，這最終導致她成為一名女權主義者。她於1905年出生於江西，原名楊繽（Yang Ping）。他的父親原籍湖北，在其仕途中，曾擔任巡撫的幕僚長，后出任湖廣漕運使。此外，在1927年民主主義革命之前的北伐時期，擔任過一段時間湖北省政府代理省長。「他是一位收藏家，收藏書籍、字畫和瓷器等。」後來革命的農民燒毀了他的房屋和藏書，還分掉了他的土地。他也被監禁起來，釋放後於1939年在四川逝世。
1935年，她進入燕京大學，並成為「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這最終使她成為一名有著堅定信念的革命者。1937年畢業后，她在上海待了6個月，在聖瑪利女子中學從事教學和賑濟工作，但最終決定離家前往延安。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黃金時期，她經漢口最終來到延安。然而適應這裏的生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須調整個人主義的思想來適應紀律性較強的集體生活。大約在1938年底，她下鄉從事組織工作，並在華北待了兩年時間，負責領導遊擊隊和鄉村的組織工作。她服務於當地的農村婦女，幫助她們組織起來，抵抗男性的暴行並分擔他們日常生活的瑣事，甚至和她們一樣，頭上身上都長滿了虱子。此外，她曾是彭德懷將軍的助手，並且對彭將軍十分敬重。
11月，龔澎與喬冠華悄悄地結婚了。隨後，小偷通過窗戶用帶鉤木杆將他們本來不多的衣服也一盜而空。當時我正準備打包一些東西空運回美國以減輕隨身攜帶的行李，而我和喬冠華的身高差不多，於是我將一套1936年在牛津定製的藍嗶嘰西服送給了他，並說服他將其收下作為友誼的見證。他回答說：「物質的東西是造出來給人類使用的，關鍵在於使用它們的人是誰……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觀點會得到你的贊同和欣賞。我們正在追求著相似的理想，並戰鬥在同一條戰線上，不是嗎？」
你得明白這地方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內部穿插住著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特務，如同三明治的構造。首先，這裡有兩進院子，國民黨的特務位於前院，而共產黨人在後院。其次，在兩進院子中間有一座三層高的主樓：共產黨人住在最下層和頂層，而國民黨特務住在中間一層。除此之外，兩者之間還可以變得更親密：在內部共產黨所在的院子四周，一邊是這幢三層的主樓，另兩邊是兩幢兩層高樓房，剩下一邊，也就是懸崖處有一個陽台，從上往下大概200英尺是波濤涌動的嘉陵江。住在二層的特務不僅能夠在兩邊走動，而且可以利用陽台在共產黨人住處和陽台之間徘徊。如果你仔細聽的話，有時候可以聽到特務們的談話聲，而且他們有時候是用英語對話，同樣他們也可以聽到你的談話。不過他們沒必要使用同一個入口，特務們所在的二樓有一個特別通向前院的樓梯，所以說，共產黨人與他們的國民黨朋友並不住在一起，但是他們的距離不過幾步遠，甚至能聽到彼此的低語。
而極力排外的思想也源於那些過分敏感的愛國人士的羞恥感。對於外國的援助，比如我長期努力幫助西南聯大的教授，他們卻認為是在干涉內政，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入侵方式，妄圖漸漸地擺布中國。按照儒家的觀點，受惠於人而無法回報是對一個人自尊心的打擊。一個人需要一種新的超越自我及儒家思想的態度，而不應在意麵子問題甚至清高地拒絕互惠互利。
我相信，很多國民黨人士對美國朋友的批評態度感到不快，就像許多德國人與日本人被捲入了一場變革中，而這場變革將其帶入無法預見和不希望看到的處境中。儘管如此，我對此並不擔心，因為我已經逐漸對中國的政治家性格形成了極低的評價，在我看來，幸好他們只是一群毫無道德的機會主義者，而非宗教狂熱分子。目前，這個國家甚至不具備法西斯主義的品質，因為人們一直只是為了生存而抓著每一根稻草，因此絕不會輕易放手。這裏所謂的品質是一種忍耐和頑固，並非我們所說的勇氣，如今我們面臨的情況已經糟糕至極，而這恰恰也是開創新局面的好時機。
另外還有一位讓我對革命的蓬勃發展有所了解的年輕女士，她不如龔澎那樣富有魅力，也不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活動，但是她對於中國困境的洞察更加尖銳，表述也更具哲理性。她就是楊剛（Yang Kang）。
楊繽從小在家裡跟著一位私塾先生學習古典經書，1922年，她17歲那年，赴江西南昌葆靈女中（Baldwin Middle School）就讀，於1927年畢業。第二年，她考入燕京大學，於1933年畢業。在此期間，她與燕京大學英語系的鮑貴思（Grace Boynton）教授建立了親密的母女關係。鮑貴思是一位隨和仁慈的老師，她在年輕的中國學生中頗具影響力，尤其對楊繽的生活和文學興趣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楊繽開始尋求生活上的獨立，她通過為基督教青年會翻譯英文書籍為生，她的譯作包括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同時，她在由燕京大學早期人類學學者顧頡剛教授主編的月刊《大眾知識》（People's Knowledge）從事文學編輯工作。
從本質上看，中國的問題是理念與理想的問題，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學或技術的問題。如果政府或者高層人士能夠擁有一種真正的理想，他們自然可以通過帶領人民而掀起翻天覆地的巨變，但這些變化並不能鞏固加強其地位。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必須等待某天一場偉大的中國革命爆發，不知道17號街的人們聽到這些會作何感想呢？
儘管如此，這並不能被戴笠所認同，在他看來，他可以憑空想象而給我編造出一系列罪行。
關於龔澎的個人經歷，我記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