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和來自長江下游的中國人普遍認為重慶寒冷而不適宜居住。大使的起居室給我一種特別陰冷的感覺。

然而，1943年4月，痢疾無端再次來襲，緩慢而持久。美國海軍醫生對此也束手無策，5月份，我再次來到昆明，獲准進入陸軍後方醫院。這裡有一群精力充沛的中國護士，她們給美國大兵換藥，且在看電影的時候提供冰激凌。然而，沒有人能夠確定我的病情，最終在我返回重慶后，注射了一段時間的吐根鹼，病竟然好了。吐根鹼是一種德國藥物，要求患者避免劇烈運動，以免造成心臟壓力。於是當時每次前往陸軍診所，我都需要緩慢地爬89級台階。

3月份我在日記中寫道：

我重述這樣一個故事僅僅是由於發生了很多類似的事情，其表現出一種極具自我摧毀力的自我主義姿態。從心理角度來說，我覺得冰面越薄，滑冰人滑得越快。局勢的動蕩不安導致了人們尋求在心理上的過度補償。

首先，有更多的時間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機會對我所接觸的人物和訪問的地點所產生的印象進行深思。生病成為大多數在國外工作人員生活的一部分。1942年冬末至1943年春天，我連續患重感冒，並引發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爾·費恩（Bill Fenn）從成都返回重慶之後發作的，當時天氣十分寒冷，而我們兩人坐在郵政卡車的車頂上。乘客坐在郵件袋上是一種慣例，但是我已經不記得車費具體是多少了。

在1943年，我還作出了以下分析：

一旦知識分子開始不受待見，與知識分子保持聯繫的外國人就立刻有所覺察。至於我，則四處拜訪了一些關鍵性的人物，並將我的見聞記錄了下來，寄給大使館和威爾瑪，讓她在華盛頓分發出去。

9月份，我驅車前往文化工作委員會夏季使用的農舍。

我以上的政治分析是為美國制定對華政策提供參考意見。如果我對於1943年國民黨失去民心的猜測是正確的，那麼，在羅ｈtｔｐｓ://rｅad.99ｃｓw.coｍ斯福總統於1945年去世后，赫爾利（Pat Hurley）大使將美國國旗釘在國民政府這艘船上則是徒勞且引發災難的行為。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如今，所有的補救措施為時已晚。天命（意為民眾的信任）開始轉移。我進而對所發生的事情作出詳盡理性的思考，以下內容是我對當時情況的冷靜客觀分析：

1943年下半年，蔣介石政府的無能已經明顯暴露出來，儘管（或是由於？）他一再努力實施更加嚴格的控制和個人獨裁。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導致工薪階層營養失調且備感絕望。對於外國觀察家來說，左派似乎是切實可行的選擇。這時，我已經恢復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隨著時局的發展而與大使館和新聞出版界的其他美國人一樣，對國民黨不再信任，對自由主義者的潛力不再抱有幻想，對當地的左派卻表示欣賞。1943年8月，我

在桂林我遇到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羅德獎學金獲得者，他是香港大學的生理學教授林德塞·賴德（Lindsay Ride）。林德塞·賴德現為陸軍中校，英國陸軍團的領導人，主要負責通過「地下渠道」將情報從香港送出去。我提議在他與戰略情報處之間建立起共同使用出版物的合作關係。（戰後，在他擔任香港大學校領導時，我們成為親密的朋友，多次與他交談。有幾次我們一同待在副校長的住地，俯瞰山坡上的校園。）

以上種種看法選自當時大量的文字記錄，由此總結：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徵與中心，1943年底，蔣介石已經失去中國知識界的信任和忠誠。

通過與其他外國人溝通，我更加證實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我們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一位自辛亥革命前就開始傳道的老前輩丹尼爾·戴伊（Daniel Dye）博士告訴我：

目前學術界的情況是，蔣介石試圖作出努力來鞏固政權，但他的執政思維過於拙劣，結果只能導致學術界與其更加疏遠。例如，為了應對通貨膨脹，他通過頒布法令來穩定肉價，但並不起作用。正如李濟對我描述的那樣：

1943年夏天發表的三篇文章，最終打破了美國人對自由中國的幻想。這三篇文章是：賽珍珠於5月10日在《生活》雜誌發表的文章，《紐約時報》記者漢森·鮑德溫（Hanson Baldwin）于《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8月號上發表的文章以及比松（T.A.Bisson）在太平洋學會出版的《遠東綜覽》（Far Eastern Survey）上發表的文章。《遠東綜覽》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中國頗具影響力。比松斷言，中國共產黨是「民主的」，相反，國民黨則是「封建的」。鮑德溫和賽珍珠屬於非意識形態的代表，他們只是儘力對中國的真實情況予以真實的評估。作為隨軍記者的鮑德溫反映了駐紮在昆明的美國軍人長期存在的幻滅感。賽珍珠則對蔣夫人那種風行的誇張言辭表示反對，認為這些只是轉瞬即逝的時髦玩意兒。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座上客，蔣夫人如同一位難以取悅的公主。賽珍珠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獲得1934年諾貝爾獎，這使其成為美國最著名的中國觀察家。後來她還向我們講述了一段有代表性的小插曲。有一次，她收到了蔣夫人隨從在海德公園打來的緊急電話，電話中隨從說：「請立刻過來，蔣夫人想見你。」因此，賽珍珠立即從賓夕法尼亞州的巴克斯（Perkasie）趕到海德公園，但是意想不到的尷尬發生了。事實上蔣夫人只是想見到她的隨從陳珍珠（Pearl Ch』en）。最後只換來一句「十分抱歉」。

1943年9月22日，我再次寫信給柯里博士：

作家與藝術家是最不可能跳槽成為官員的人，然而他們歷來必須依靠官方支持來維持生活。1938年第二次統一戰線進入尾聲后，許多有創作才能的人被安排到重慶，掛個閑職並配給糧食補貼。其中，多才多藝的郭沫若是代表人物，在名人傳記詞典中，他被恰當地稱為「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創造社領袖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學巨匠。他曾在日本學醫，20世紀20年代，成為創造社的核心分子，自此聲名遠揚。他是一位共產黨員，曾為北伐出過力。1927年至1937年，他在日本從事考古學研究，這使其在西方學術界享有盛名。1937年7月他逃離日本，為國民黨當局接納，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兩年後，他被迫離開現役軍事工作，組建了文化工作委員會。

蔣廷黻以其一貫的直率對CC系的新聞部長說，當「100篇有關中國的文章中有6篇屬於批評類」時，並不需要心煩意亂。互相駁斥是美國的傳統。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如果更多的真相允許被公布，那麼將有利於錯誤信息的更正」。

陳立夫的行動象徵著中國由王朝家族的統治轉變為政黨專治的統治。兩種制度都依賴於下級對上級層層傳遞忠誠，直至效忠於掌有最高權力的那個人。過去的皇帝啟用外戚，這些人完全依附於皇帝，而皇帝則把自家兄弟當成了潛在的對手，對其加強監視。如今，新的政黨領袖也依靠忠於他們個人的黨內派系領袖。陳氏兩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共同領導著國民黨內部的CC系——與蔣介石一樣，也來自浙江，而他們的叔叔陳其美是蔣介石與他們共同的革命導師，彼此之間關係親密，如同一家人。陳果夫設法招募了7000名學員，並在黃埔軍校讓蔣介石對這些人進行培訓。這些人形成了蔣介石個人權力的基礎。隨後陳果夫將國民黨改組為準列寧式政黨。1927年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關係破裂，他知道該殺誰，屍體該埋在哪裡。陳果夫還是國民黨組織部與負責培訓公務人員的中央政治學校的指航燈塔。1943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學校進行演講，發現那裡乾淨整潔，井然有序，環境十分優美。

10月份我應邀參加了郭沫若的50歲生日宴會。

革命成功后，郭沫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院長，著名小說家茅盾則成為文化部部長。

在戰時的重慶又待了一年後，我最終確信我們的盟友國民政府正在腐化墮落並逐漸失去權勢。國民黨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漸得出上述結論的。

陳立夫比哥哥陳果夫小8歲，比蔣介石小13歲，他是一位合格的留美歸國學生，曾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採礦工程專業兩年，於1925年獲碩士學位。他甚至還加入了礦工委員會。但由於反革命的召喚，1926年他來到廣州，成為蔣介石的機要秘書。之後從1928年到1938年，他領導國民黨調查統計局負責搜尋並清除黨內的共產黨員。戴笠也在他手下工作。1938年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一職；就像埃德加·胡佛被任命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同時對所有美國州立大學實行財政控制一樣，陳立夫控制了中國所有國立大學的經費預算。

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系以及後來比爾·費恩掌管的教會大學聯合理事會，都應該感謝這位我們為了取暖而緊挨著的女士，要不是她我們可能早就被凍僵而殞命了。

然後，臨時代辦范宣德將我接到大使館，安置在大使的床上，當時大使先生恰巧回國。我在那裡病情得以迅速好轉。

一年後，我對陳立夫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會談。

1943年10月，我有幸與茅盾進行了一次座談。

在這個初夏，大眾的思想出現了轉折。同年7月我再次來到昆明，我記錄道：

隨著政府的威望愈加成為問題，領導階層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與反對派形成對峙，並對他們持猜疑態度。正如我們現在所知，蔣介石鑒於20世紀30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建立了效忠於他個人的青年軍官秘密組織。30年代中期廣泛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就是這個組織幕後操縱下試圖凸顯個人對革命的絕對領導的一種外在表現。中央政治學校的陳立夫和他的兄長陳果夫作為主要組織者倡導國民黨效忠於繼承了孫中山遺志、成為黨主席的蔣介石。

1943年間輿論的這種轉變，部分源於一種古老的中國政治現象，即天命的傾斜（政權失去人心），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中國政治的機制。1943年初，我從讓美國人只能從過於樂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開始，試圖描述當時發揮實際作用的一些因素。

而對於中國吹噓出來的公共形象，我於1943年7月也曾記錄了自己的看法：

簡言之，中國傳統的專制政府，如今已經強化為現代獨裁主義的體制。蔣介石曾要求6位被邀請前往美國學習一年的西南聯大教授在離開之前必須在重慶的中央訓練團接受思想培訓，這對於教授們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而在這裏各種官員都要接受五到六周的培訓，課程內容包體操、有序的規程和誤導的講話」。

8月下旬，我去了昆明，之後又前往廣西桂林，在此過程中我堅定了我的看法。桂林是美國的前方基地，作為地方中心與重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且有著十分活躍的文化生活。在這裏部分時間我與領事林華德（Arthur Ringwalt）待在一起，其他時間則與戰時新聞局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在一起。在重慶之外的這些知識分子中，反對國民黨的言論更加公開化，但大學還沒有被動員起來。在桂林郊外，我訪問了中央研究院的地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以及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集結在地質研究所所長、經驗豐富的李四光的領導之下，他是這個國家的傑出人物之一，創造了很多奇迹」。中央研究院有自己的大樓、單幢住宅、發電廠、能生產化學製品和精密儀器的工廠等。許多學者都在等待新的機會。在昆明，我見到了「周培源等人，這是一群極富魅力的清華人。周培源是一位物理學家，他和同事正準備前往加利福尼亞和密立根（Milliken）一同工作」。

1942年10月，我在拜訪陳立夫後面無表情地向大使彙報說：

為了促進中美關係，蔣夫人於1943年3月前往華盛頓，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她優雅的儀錶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籲使得演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進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國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記錄道：「中央社鋪天蓋地的新聞都是對蔣夫人遊說的報道。」後來在她回國之後我去拜訪她，在我看來她的一切表現只是驕傲促使下的逢場作戲。

到9月中旬，我寫信給柯里博士：

自由中國在美國被誇大的形象就像充滿氫氣的氣球隨時有爆炸的危險。因為中國政府完全依賴其在美國的名聲，用電視傳媒的專業術語來說，就是過分依賴公眾形象。這反過來是因為它太注重表面，沒有實際的東西。

為了全面仔細地調查重慶的政治規劃，我還結識了約翰·杜威最活躍的中國弟子陶行知。我於11月9日拜訪了他。

1943年5月，當我回到昆明后，我發覺《中國之命運》（China's Destiny）這本掌權者的書是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的一種侮辱。

這種觀察言論沿用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風格來描述中國，此前已有成千上萬的外國人這樣做過。它們是我把閱讀、教學以及觀察融合在一起產生的認識。

任命陳立夫為教育部長是邁向教育政治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因此遭到了那些對國民黨全無好感的北京自由主義教育者的強烈不滿。蔣介石以民族驕傲為由拒絕美國聯合援華會對公立大學教員提供民間援助，事實上，對昆明來說其隱含的信息則是：繼續挨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