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華盛頓、重慶和上海（1941—1946）
第五章 學術中心與美國利益
舉個例子，中國有一位年輕的戲劇領域的領袖，他曾在耶魯大學接受教育，如今在重慶從事戲劇創作工作，他說他對蘇聯的戲劇以及俄國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但兩年來，卻對美國的戲劇一無所知。那麼文化關係司對此能夠做些什麼呢？（1942年12月4日）
另外，那些雖不是處於決策位置，但對於此地區的工作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在戰爭期間竟然沒有來過中國，這件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甚至有些人認為這些本該掌握地區情況的官員並不需要直接與該地區直接接觸。令我震驚的是，我那些受人尊敬而聰明的朋友竟然相信，他們可以通過現有的書面文字資料來保持對中國的了解。我旅居中國多年，尚無法做到這一點。我在中國已進入第5年，但對其了解的程度仍極其表面膚淺。所以，無論在這裏還是離開，即使擁有官方信息的便利條件，我也無法長期通過文字通訊資料來真正了解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在我看來，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新型戲劇、大量受政府補貼發行的雜誌發表的關於文化的雲山霧罩的評論，以及小鎮上人們穿西裝的比例日漸提高，這些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現象匯合起來，才是公正判斷的重要標準，才能看清潮流。
具體地說，是我們的項目計劃往往只偏重於消息報道的某一個範圍，即力圖告訴中國人美國人是如何行事的。因此陸軍公報在宣傳我們是如何打仗的，新聞部門專門說明我們是如何生活的，美國發生了什麼，而文化關係司的縮微膠捲以及技術專家又只會介紹這就是我們的科學技術。綜觀整個項目，都是各種信息的報告。其理論依據是認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能夠被中國人主動接受。如果它是好的，那麼中國人自然會接受，而如果它是不好的，那麼再怎麼說也無濟於事。
然而，遠離國民黨首都的正統氛圍后，我發現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點。在重慶待了6周后，我於1942年10月向柯里表達了我的看法：「抗日戰爭之後內戰爆發的機會不大……共產黨可能會被國民黨打敗，但不太可能成為如同西班牙一樣兩敗俱傷的農民戰爭。」然而，當我在1943年1月份到達成都時，發覺「當地蔓延著內戰即將爆發的不容忽視的情緒，其中傳教士左派以及外國軍事力量都對此深信不疑」。這當然也包括當地的一批縉紳階級領袖，曾於1905年左右赴日學習的大地主們，他們反對四川軍閥，但在1935年卻歡迎蔣介石的到來。
1943年1月26日，我來到四川古老的省會成都，這裡是教會開辦的大學的聚集地，與我先前去過的昆明和李庄的純粹官辦大學形成強烈對比。南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來自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來自北京的燕京大學均為教會學校，現在都已經搬到他們的姐妹機構——華西協和大學校園內，或是附近。
近期文化關係司向中美文化協會撥款就證實了這一點。此協會是由孔祥熙創辦的，體現的完全是當代中國學院派買辦典型的生活方式。協會的經營者與參与者大半是在美國留過學的中國商人，他們在美國留學期間，學到的無非是美國大學生活中扮演啦啦隊角色的那套本領。此外，這個協會只對會員開放，屬於營利性質的機構。但是對於那些富有創造力的中國學生——想要尋求的新思想甚至比《時代》雜誌提供的還要多的人，中美文化協會沒有什麼吸引力。
於是我四處搜尋當地的傳教士。我見到當地浸禮會的傳教士領袖詹森（J.C.Jensen）博士，他來自南達科他州沃特敦（Watertown）附近的斯平克（Spink）。他於1911年來到四川傳教，如今建立了幾所學校、一家醫院，以及30個福音堂。這些地方他每年徒步走訪兩次，其間每天行走20到30英里，每次需要花費幾個星期的時間。他是一位目標明確且精力充沛的人，因為出身於農村，他不但滿懷熱情地宣講福音，還熱衷於幫助當地人改良農藝。他說當地人生活富裕，鮮有貧困，穿著比記憶中任何時候都要好很多。此外，吸食鴉片的人數急劇下降，自從中央政府遷到此地后，吸食鴉片的人減少了90%。
我們停靠的第一站為江津，意為「江邊渡口」，當然它的名字不比波茨維爾（Pottsville）更讓人感覺愉悅。第二站為合江，「河流交匯處」，由南而來的赤水河匯入長江。這些小鎮十分奇特，每個鎮上都有一條與江水平行的寬寬的以石板鋪成的大街。人行道上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但沒有車輛，街道兩邊都是商店，店裡燈光暗淡，陳列著各種各樣的貨物。
我的行李中還有一塊嶄新而極其有價值的油布，雖然它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濃烈的桐油氣味，但可以驅趕臭蟲，而不至於讓人特別反感。同時，我們整晚開著燈，避免臭蟲侵襲。此外，還有一種看著頗為敏捷的蟑螂，它尾部寬大，從尾部到頭部逐漸縮小呈錐形，長著一個木槌形的喙。它試圖接近我的油布，突然間又倉皇而逃。我將一個7英尺長、5英尺寬的機縫藍色睡袋置於油布上，這樣一來，就沒有臭蟲從我身上爬進睡袋了，而且一旦它進入可能就別想再出去。我還在睡袋內底下鋪了一塊絨毯，這樣進去睡時就像在施展具有神秘感的柔術。格雷厄姆·佩克聽說有位女傳教士就曾光著身子睡在睡袋中，當然，這可能只是別人的想象。至於我，身體鑽進睡袋中，頭上蓋一塊老婦人用的薄頭巾，這樣除了野獸便沒有人可以認出我是誰。九*九*藏*書
這個國家正致力於為現代化而奮鬥，但有可能保留更多過去的陋習而非美德，以致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將無法看到它成為世界事務中一個穩定而起促進作用的因素。我們可以預料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問題會越積越深。因此，從自我防衛的角度看，中國必須努力快速實現工業化。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只有在美國資金與技術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推行了。
因此我們需要採取以下措施：1.將文化關係項目提升到更高層次，而不僅局限於技術援助層次。2.直接從文化關係司派遣人員來執行文化關係項目規劃。3.對中國的教育進行科學的研究（「文化」領域）。文化關係司派遣的官員走訪大學並結識大學教員們。英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布洛菲爾德（J.Blofeld）曾於去年進行此項工作，因此美國人應該做得更好。所定目標要講求實際，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進行干預，需要找到站在我們一邊的人並找到幫助他們的辦法。不要輕信別人的話，輕易地認為他們過得還不錯。事實上，一些人已經患病，而另一些人則為了養家糊口而被迫放棄學術研究。4.將美國的交流學者派往昆明、重慶、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點大學開展交流活動。如果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如果美國軍隊在此進行作戰，那麼為什麼在文化前線不採取行動呢？
在我看來，亨培克評論性備忘錄首句先肯定后否定的表達方式是典型的官僚作風。他採取了一種冷漠乏味的假設，即兩個國家同樣處於艱苦作戰中，而忽略了基本的現實情況。他仍然忽視了我之前提到的中國國內兩黨之間的鬥爭情況。他反覆說到「敦促」，看似很有說服力，但其實並無用處，因為這些人早已被派到中國。他用「講求實際而足智多謀」來平衡中美之間的關係也過於感情用事。最後一段話也明顯拘泥於形式。
在參觀了傅斯年的位於偏僻寺院的圖書館后，我返回距離此地150英里遠的重慶。首先，我們在宜賓停留了一個下午，等待前往重慶的汽船。
梁思成發覺我已愚蠢地不再使用他在北京時候給我起的中文名費正清。因為戰時新聞局的麥克·費希爾的姓氏也是費，於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電影明星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的中文名范朋克，但是梁思成告訴我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而費正清意思是『費氏正直清白』，而正清與約翰·金（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了」。顯然，他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回想起以前外國人常常不知不覺取了帶有貶義的中國名字。例如1834年廣州的英國特使內皮爾勛爵（Lord Napier），他的中文名為「律勞皮」，聽起來像是「拚命做壞事的痞子」。蔣介石名「中正」，意為「居中正直」，有這樣一個名字，人們自然願意與之團結在一起。而我的「正直清白」的名字也恰合了一位歷史學家的身份。
我們在1935年聖誕節分開之後，梁思成和他的家人隨學術機構南遷離開了北京，乘火車遷往湖南長沙。後來長沙遭到日軍的轟炸，於是他們繼續遷移，有時搭車，有時徒步，歷時兩個月來到西南地區的昆明。後來當日軍又轟炸昆明時，梁思成夫婦就搬到了城外的村莊並自己建造房屋，我曾去過那裡。之後，為了逃脫可能的襲擊，至少是飛機轟炸以及昆明的高物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決定北遷到雲霧籠罩的四川鄉村。研究所珍藏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圖書資料以及從安陽挖掘的殷墟文物都必須用卡車向北運到四川的李庄，這個小鎮位於長江南岸，在長江航運終點宜賓（敘州府）以東20英里。這裏冬天寒冷多霧，夏天炎熱潮濕，雖然書籍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員工的健康卻受到了極大的危害。安陽發掘工作的參与者梁思永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面臨死亡的威脅。而梁思成的中國建築研究所也不得不跟著遷來此地，當時林徽因也患有肺結核，卧床休養。
斯坦利·K·亨培克
儘管這種普遍的看法所用的字眼並不總和我一模一樣，但我想是有可能實現的。戰爭努力促使我們提出更多維護文教科研事業的主張，如果說不是維護思想體系的主張，以便與後勤方面的大量努力相適應。隨後，威爾瑪將我的備忘錄的副本傳給了華盛頓的一些重要人物。我想它們開始慢慢地產生了一些影響。
此外，來自國務院遠東司的評論儘管是我後來看到的，卻更加證實了我的想法，即華盛頓對中國的情況並不了解。我繼續焦慮地思考這些問題，再次寫信給亨培克的助手阿爾格·希斯：
當蔣夢麟博士對西南聯大的教員作報告表示美國聯合援華會援助計劃被否決時，全體教員表示強烈抗議。鑒於租借法案和目前貧困的生活狀況，教員認為接受美國援助並不丟臉。於是蔣夢麟極力勸阻教員不要發表任何反對言論。在蔣夢麟看來，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高等教育中的骨幹教師力量是否能得以保存，即是否中國將會在戰爭中損失教育人才的教師隊伍，使得一切陷入混亂之中。他認為目前中國教育受到的創傷已經頗為嚴重了。
就目前體制而言，我們對於中國的認知大部分是通過與中國行政人員用英語交談獲得的。當然，這對處理當前事務卓有成效，但如果進行長期研究，這種方式無疑像採用單腿跳躍一樣，無法一直運用。中國政府發行了一本中英文的關於官方統計摘要的刊物。這個刊物屬於月刊，至今已發行72期。或許我記得並不准，但我相信大使館並不知道這本刊物的存在。無論如何，大使館的公職人員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需要批評的是這種制度，它不容許對中國出版物進行認真的研究。九九藏書
簡言之，美國人在系統地闡釋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體系，如今我們稱之為民主的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後于形勢的要求。但是對於這種生活方式，我們不得不欣賞它，信任它，同時在儘力從中尋找全球範圍內普遍適用的因素。如果我們能在這裡有所貢獻，那麼我們最好是把它貢獻出來。
與此同時，反英情緒也很強烈。為人親切和藹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博士（1949年後擔任中共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失望：
依我所見的全部情況而言，我懷疑國民參政會也會是曇花一現。然而，國民參政會成員似乎有一種自大的感受，很多人對其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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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希斯的聲明，說柯里先生之前曾提到，費博士指定備忘錄只能給漢密爾頓和我閱讀。儘管如此，我希望獲得柯里先生的批准，將費博士的備忘錄以及我的評論性備忘錄一併轉交佩克先生一閱。
我在這裏待了一個星期，由於天氣寒冷，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的。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我被學者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所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深深感動。依我設想，換作美國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丟下書本轉而去尋求如何改善生活條件了。而如今接受過高水平訓練的中國學者卻接受了原始的農村生活，並繼續致力於學術研究事業。學者的角色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結構和對個人的期望之中，假如我們的朋友摒棄自己在學術上的堅持，為了生計用業餘時間去做木匠、磚瓦工或是水管工，那麼他們將會打亂社會秩序並很快失去社會地位，即使不被唾棄，也會成為人們非議的對象。
我們必須要支持美國的利益而不僅僅是保護它們。而在中國開明教育就是美國的利益之一。（1943年2月于成都）
在為駐昆明美軍開辦的系列講座中，我曾分別與張奚若及錢端升合作一次，另外還安排軍醫署（Medical Services）署長林克勝（Robert Lim）少將作了一次講座——「中國士兵的作戰效率」。［1937年，在中國的6000名醫生中，他動員了1200人加入陸軍；30家醫院擴增為750家，但是醫療設備仍然是個瓶頸。6年來，他們醫治了350萬名傷員。為了補充糧食與食鹽給養的不足，他們自己種植蔬菜。這聽起來像是西西弗斯（Sisyphus）在奮鬥中逐步贏得勝利。］
在一條十分偏僻的街道上，我們突然遇到一個人蜷縮躺在大街上，呼吸困難，不知道是生病還是喝醉亦或是被人傷害了。「別碰他！」陶孟和立警覺地對我說。隨後他解釋說，這可能是一個圈套，一旦碰他就要承擔責任，不知從哪裡冒出的人就會指責敲詐我們，除非我們出錢把他們打發走。
林徽因非常瘦弱，但是目前看起來充滿活力，和往常一樣，考慮任何事情總比別人快一步。她每次吃飯都吃得很慢，飯後我們開始長時間地交談，不過大多時候是林徽因在講。晚上，5點半天就黑了，只能點上蠟燭或是菜油燈，8點半就是上床休息的時間。這裏沒有電話，倒是有一個唱片機，有幾張貝多芬和莫扎特的帶子；有熱水瓶，但沒有咖啡；有許多件羊毛衫，但合身的沒幾件；有床單，但沒有太多肥皂進行清洗；有鋼筆鉛筆，但沒有足夠的紙張書寫；有報紙，但總是過期的。這樣的生活就像在牆壁上挖一個洞，拿到什麼用什麼，如同守株待兔，結果就要碰運氣了。
其他很多人也開始關心中國高校教員的福利待遇。美國聯合援華會重點考慮了此項問題，該會總務長在22所院校成立了教員委員會，以便對教員提供醫療援助，為其子女教育提供費用，並實行戰時生活困難補助。不幸的是，他表示這項援華資金用於支付「生活開支」。一些人反對使用美國慈善團體的捐款來維持中國教授的生活。以上內容被媒體大肆報道，蔣介石看后大發雷霆，否決了此項提議。在重慶的某一天——
四天之後，我們來到宜賓（從前叫敘州府），長江輪船航行的終點站，隨後我們換乘了一艘更小的火輪順流而下來到李庄。這個——
我曾與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學系人物張群在一次會議上見面，在他看來，英國人與美國人——
我從這些遊歷中獲得的五花八門的見識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促使我決定用文字再次抨擊想象中read.99csw.com的敵人，即在華盛頓的國務院政治顧問亨培克。我給柯里博士寄了一份有關文化關係政策的備忘錄，並希望遞交給希斯，由其轉交亨培克和漢密爾頓。這是一份主張採取干涉政策的文件，文中闡述道：
就現狀來說，我認為當前的對華文化關係項目完全適合「時機」，時機就是現在的局勢美國正處於戰爭中，中國也是一樣的情況，兩個國家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對於雙方來說，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贏得戰爭（不使其他價值觀受到損害）。為了獲得戰爭的勝利，凡能促使戰爭勝利的事我們必須竭盡全力。而目前最迫切的莫過於向中國運送那些能夠並且將有助於取得戰爭勝利的物資、儀器和人員。相對而言，現在由我們派人前往，向中國介紹「美國戲劇」的情況不合時宜（參見費博士備忘錄末段）。過去我曾敦促，現在仍敦促，將來還會敦促派遣到中國的人員不僅僅是給中國人講授工程機械、工業以及農業等理論，更重要的是能深入工廠、礦區和農田實地採取一些有效的補救措施。在此過程中，不僅要向中國人展示最講求實際和足智多謀的美國人是如何做事情的，同時我們也要向同樣講求實際和足智多謀的中國人學習，學習他們是如何省錢省料地完成同樣的事情或其他事情。
顯然，除陪都政府的低級官員外，那些受過現代教育又無家可歸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戰時通貨膨脹的特別受害者。作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這些人卻忍受著比普通人更多的壓榨和痛苦。1943年1月19日，陶孟和的夫人——
經過一番冥思苦想，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個頭銜，分別是：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表以及美國出版物服務社主任。這樣我就成了一名能在中國到處遊歷的擁有自由身份的代理人。我曾在昆明訪問過三所處於困境之中的大學，還在重慶郊外訪問了第四所主要國立大學即國立中央大學以及南開經濟研究所，以此為基礎，我還走訪了國民政府的國家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如今坐落於長江上游的樹林中。當然，我還有不為人知的目的，就是去看望我們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婦。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公共職責與私人願望的結合併沒有違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傳統。
西南聯大的教員憑藉各種個人努力，甚至付出了遠超他們能力範圍的努力，卻依然僅可勉強糊口。我提到的這些也不過是冰山一角。1943年8月，我們通過私人渠道為西南聯大的全體教員運來藥物。在柯里的幫助下，我從霍夫曼·拉羅什製藥公司（Hoffmann-LaRoche Co.）獲得了大量維生素B1，這些藥物被西南聯大的醫務人員廣泛用於治療學生由於維生素缺乏所引起的各種癥狀（例如牙齦出血）。威爾瑪將藥物以及貴重物品（鋼筆、手錶）源源不斷地運送到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再通過我們的鄰居陳岱孫教授秘密地將它們以工資補貼的方式分發下去。到1943年底，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邀請6位教授前往美國，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學社為6位教授每人贊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計1萬美元。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也按同一方針組織了類似的援助活動。
隨後，1943年1月5日，亨培克對此發表意見，恰好暴露出華盛頓對此缺乏遠見。
我個人的戰時奮鬥目標已經明確，即幫助保護留美歸國的中國教授活下去，他們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時的老朋友。這是我對於周圍情況作出的個人反應，而抗日戰爭的活動則幾乎被中國和美國軍人所壟斷。很少有教授被調動起來，即使學生，作為稀有的國家資源也必須受到保護健康成長，而不是消耗在戰爭中。在戰時的中國，一些被派駐在此的美國文職官員對此感到幻想破滅，最終開始通過救助婦女、兒童和收藏明代青花瓷器來減輕他們的煩惱。就個人而言，我並不反對抗日戰爭，但我認為在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更加迫在眉睫的是維護開明教育而非抗戰。
遠東司司長馬克斯·漢密爾頓對此表示贊同，並補充道，所謂「價值觀」正由戰時新聞局遵照美國政府首腦們的意見制訂提出。同時，文化關係司司長威利斯·佩克（Willys Peck）也同意亨培克的意見。
事實證明，這些自由主義者希望代議政府能夠移入中國的政治體系當中，很不幸他們的願望並未實現。統治階層精英匯聚一堂，成為聯繫公眾、偶爾產生作用的機構，但作用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實權依然掌握在安全組織系統，他們擁有暴力手段，能夠恐嚇異己分子並打擊反對派。顯然，戴笠壓倒了國民參政會，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如同宣揚自由主義的教授本身一樣，正日益失勢。
在我的敦促下，柯里博士還說服陸軍特別服務處撥付5000美元，作為聘請中國教授為駐紮昆明的美國軍隊演講的酬勞。為了達成最終的協議，我還與弗蘭克·多恩（Frank Dorn）將軍激烈地爭吵過。他是史迪威在中國受訓過的軍官中最親近的助手，外表英俊，極具藝術天賦，但脾氣暴躁，人們稱其為「赤紅兒」（Pinky）。當我和他的下屬彙報演講計劃的時候，他大發雷霆，認為我作為非軍人無權干涉他的指揮權。他指責我到底把自己當成什麼人物了，區區一個大使特別助理竟敢隨意擺布軍隊。這句話說得太過分了，於是我提高聲調回復他，並拿出了史迪威將軍的授權文件（我本該一開始就拿出來），這時「赤紅兒」平靜下來，而這件事最終使我們成為好朋友。
由於突發肺炎在蘭州去世。她是我們的朋友中第一個去世的。我們原本讓林徽因來蘭州休養的計劃現在看來沒有用處。我們準備派到蘭州的護士是一位體格結實的女孩（這個計劃也取消了），但當不祥的烏雲逼近時，或許這已經沒有多大幫助了。九九藏書
我們於10號晚些時候登船，第二天早上8時，曙光透過薄霧照耀在嘉陵江與長江匯合處的上空，輪船起航，到了晚上便會靠岸停泊，如果我們在午後不久到達下一個較大的城鎮，我們可能會一直停靠到翌日早晨。這裏的人群像在地鐵站一樣擁擠不堪，但又並不顯得那樣匆忙。船艙是聊天睡覺的好地方，我們只能以此打發時間。
與此相反，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藝術展覽卻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前來參觀。這裏還有一個對外開放的茶館，同時他們有意識地通過藝術、理念和文學等形式竭盡全力地傳播蘇聯文化的精髓。
這種觀點過於膚淺，屬於19世紀自由貿易的理念，在今日早已過時。我們根本不可能任由美國生活方式自我推銷，結果只會是將「平民街」文化傳播到全球範圍，包括插圖雜誌、合約橋牌、美國俚語以及大學禮儀。當然我們並不為這些「平民街」的東西而羞愧，但重點在於我們本來可以提供更多有價值的東西。「平民街」的自我推銷方式遠遠不夠，且對於見識廣泛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講，這些東西只會令他們生厭和反感。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能接觸到比《生活》雜誌層次更高的方式。這種更高層面關注的是價值觀念，關注「我們為什麼做這些事」，而不是「如何做」。這些價值觀念經過藝術、文學以及戲劇等「文化」介質來表達，它對那些尋求新觀念和新藝術形式並具有創造力的人，而不可能是銀行家，產生感染力。
我在重慶非軍事性質的社會各階層從事的調查工作所取得的一項成就，就是有幸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一次會議。國民參政會由國民政府於1941年成立，其目的在於履行籌組代議制政府的諾言。它的權力僅僅是諮詢性質，但是其成員代表確實為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我的朋友，來自昆明的錢端升，是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他為我弄到了一張入場許可證。
1943年1月5日
新舊事物雜陳又是另一番令人迷惑的景象。昨天晚上我們先是遇到了一個正在進行道教葬禮儀式的出殯隊伍，主持的道士戴著軟呢帽，然後路過一座由三民主義青年團新建的尖頂方塔，上面還刷著標語。最後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帶著哈羅德·勞埃德（Harold Lloyd）式的眼鏡，用晃眼的乙炔燈招攬著顧客，還配有一個招牌寫著「直言不諱，勿怒順命」。
在即將到來的歲月，我們將繼續被牽扯到中國的命運中。中國也將依然在世界組織中處於弱勢的一方。許許多多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中國人正在奮發圖強改變舊習，同時也毅然決然地改變自身。但他們只是滄海一粟。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但這將會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
同時，長江晝夜不停地向東奔流。與密西西比河不同，長江的兩邊有著高高的堤岸，至少在四川境內如此，江面寬闊，寬度很少有所改變。放眼堤岸，山坡上一邊是茂密的樹木，一邊是鱗次櫛比的房屋，在地平線的映襯下，形成獨具魅力的輪廓。一些地方，在江岸上坐落著面積龐大的廠房，像在重慶那樣，高高的煙囪排放著濃煙。當然最有趣的還是船民的生活，大大的舢板上16名船員划槳順流而下，掌舵的是一位婦女，她一手持舵柄，一手還抱著嬰孩，像巾幗英雄一樣發號施令。而逆流而上的成群的縴夫們邁著沉重的步子，喊著雄健的號子前進。即使有旋渦把他們拉得後退，號子聲也不會停止。每次我們停靠碼頭時，總是有一兩艘輪船在我們之前抵達，事實上上岸如同在堆滿舊傢具的閣樓里捉迷藏，轉來轉去，穿過人群，登上艙梯，經過水麵上狹窄的木板，最終通過登上陡峭的台階來到城鎮。
我很贊同費正清先生的看法，除了首段第二句，這恰巧是如今最重要的一句話。
為了我們在此的長期利益考慮，我們必須鼓勵培養那些具有領導能力且按著我們想要的方向發展的中國人。所有人都認為沒必要與留美歸國學生保持聯繫，然而事實上，他們是學術領域的領袖人物，是我們對華主要的人才投資，同時也是連接中美的橋樑。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會陷入不幸的處境，就如同與蘇聯的關係一樣。
在建築研究所，12名年輕的製圖員在內院一側的一間大房子中工作，林徽因就住在這個院子的另一間大屋子裡，因此她可以隨時得知工作的進展程度。然而事實上，她到了哪裡，哪裡工作進展得總是更快，所以年輕人直接從她那裡得到的教益遠比他們自己貢獻的成果要多。九_九_藏_書
然而，所有這些人都預測，當時機成熟時，國民黨必將在6個月內打垮共產黨。
依照傳統，中國的學者解除公職后都喜歡歸隱田園。但這些受過現代教育的學術帶頭人在此生活則是迫於無奈。一路跋山涉水來到四川，已使他們的生活條件每況愈下。如今他們完全過著與農民同一水準的生活——用木桶提水，以米飯為主食，用木炭取暖且沒有抽水馬桶。日本飛機的轟炸使得他們與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如出一轍，不得不到鄉下去住。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我們要具備知識。我們需要了解每個人的情況。
梁思成的家和建築研究所在同一個院子，而建築研究所又佔據了國立博物館的一部分地方。從小鎮的一端，沿著被稻田環繞的狹窄石徑行走，梁思成的房子位於山腳處的大樹下，山頂上築有一座瞭望台，還有漫山遍野的柑橘樹。四川的地理環境導致小鎮雨水多過陽光，因此成年累月的潮濕和骯髒讓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悶熱和尿臭味，如同常年籠罩的雲霧。事實上，這裏白天經常被雲霧遮蓋，夜晚又會下起連綿不斷的小雨。
美國大使館事務過於繁忙，以至於無暇顧及保持最新的人事檔案，同樣，在國務院這些人事檔案更是滯后，非常糟糕。
他們會追隨蔣介石，擁護他作為領袖，但是無法忍受國民黨及其黨員。同時，他們希望消滅共產黨，使四川歸他們四川人（地主）所有。這是另一個與其他所有派系存在爭執的團體。
中國人將妻兒、財產轉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加以保護，然而當他們與倖存的英軍一起投降時，有著嚴重的挫敗感。英國人無法按其要求行事，因而，當他們堅持他們的權益要求時，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怒。
1942年11月下半月，我計劃訪問李庄，同行的還有陶孟和博士，我們搭乘小火輪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自從我們1932年在北京初次見面之後，陶孟和主持的社會調查研究所併入了中央研究院，成為其所屬的一個單位。他帶著自己生病的妻子一同來到重慶，後來乘飛機帶其來到蘭州，希望西北地區乾燥的氣候和充足的陽光能使妻子的病情得到緩解。與陶孟和同行實屬難得，我們為沿途的所聞所見而感到心曠神怡，故事首先發生在我們乘坐的小火輪上：
華西協和大學的建築為灰牆瓦頂，道路兩旁綠樹成排，還有運動場，而傳教士的房子也位於校園內的帶有圍牆的花園中，其中一排為浸信會傳教士居住，一排為加拿大傳教士居住。
至於飲食，我們每天有三頓中國式的美餐，沒有宴會的那些繁文縟節。早上、中午和晚上各兩碗米飯，把我食肉的獅子的胃吃成了食草的母牛的胃。吃飯時從碗邊把米飯撥進嘴裏，然後等它們進入胃中被消化，此外我們還有額外的又圓又硬的四川柑橘可供享用。和衣而睡總有一種縮成一團的感覺，好在如今似乎習以為常了。
中國人會像日本人曾做過的一樣接受我們的技術。然而，即使他們接受了現代科學，也不太可能和我們團結起來。這可能僅僅是為中國提供了反對我們的手段罷了。當然，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要使中國變得像美國一樣，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間形成一個共同的立場。日本同時發展武士道精神和堅船利炮技術。中國正接受我們的援助創建重工業，但是中國教育部長信奉「本位文化」，即中國自己的文化，這讓人想起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我們決不反對中國民主主義的成長，這對於當地發展是極其必要的，但同時也要推行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主義。
我見到了30年代在南京初次相識的教會學校教師，包括畢范宇（Frank Price）、芮陶庵（Andy Roy）、芳威廉（Bill Fenn）。此外還有年輕的考古學家鄭德昆，1934年我們在廈門見過面，如今他與一位來自英國的藝術系學生邁克爾·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一起籌建一家博物館。只是教會所屬各委員會有接連不斷開會的陋習，除了這些，這倒是一個十分友善的團體。學生們大多生活狀況良好，但希望可以變得越來越好。大多數學生學習經濟學、貨幣和銀行學以便於在持續通貨膨脹的形勢下謀求好的出路。「蔣介石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也在華西協和大學校園中組織起來，由畢范宇對其進行教學指導。」
距離蔣廷黻住所不遠處就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宿舍區。1942年9月26日，在這裏我見到了我們從前在北京時的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足足有5分鐘」。他來重慶是為了向教育部和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British Boxer Fund）請求撥款的。
本質上是不同的，前者為君主政體，後者則是民主政體。他反覆強調中國與美國合作的口號，意思是美國必須一直扮演聖誕老人的角色。
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這要求我們在對華關係上組建更多的政府機構。為此，國務院應該設立一個特殊的研究官員職位，其人選從學術界招募。如今，就像當初中國清朝官吏那樣，外交部官員一攬全局的時代已經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