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樂斯剛剛42歲，和我同歲，他開始推行自己制訂的在華工作計劃，披荊斬棘，努力明確個人的官方身份，並利用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從印度運來他所需要的物資。不過我和他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因為他的物資是黃色炸藥和衝鋒槍，他的任務是與蔣介石手下的軍統頭目戴笠合作。戰時，在中國戴笠大概是最有權勢的人了，常常讓人聞風喪膽。簡單來說，如果蔣介石想要監視、調查、逮捕或是消滅誰，都會由戴笠的組織負責實施。戴笠也因有效的暗殺行動榮升為蔣介石的安全部門負責人。在中國，他是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和威廉·多諾萬（William J.Donovan）合二為一的化身，因為他的人員扮演著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雙重角色。梅樂斯擁有這位傳奇而神秘人物的稀有照片［照片收入梅樂斯的回憶錄《一種不同的戰爭》（A Different Kind of War），於1967出版，當時兩人均已去世］，照片上的戴笠看起來很精明，且比埃德加·胡佛英俊許多。

幸運的是，我本能地與梅樂斯僅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儘管我對他所從事的工作知之甚少。此外我還發現，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於1943年在華盛頓就代表史迪威反對中美合作所，但因屬於秘密行動，所以我並不了解詳情。和其他美國軍人一樣，梅樂斯主張想盡一切辦法打擊日本。而我在重慶的辦事處卻在另外一條不同的軌道上，如同其他許多平民中國通一樣，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以及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儘管如此，到1943年5月，來自新澤西的格斯·佩頓，我縮微膠捲實驗室的主管，經常和我與王芄生將軍互相設宴招待對方，同時還從王將軍那裡拍攝了大量日本出版物。而我們從梅樂斯手裡獲得的資料卻相當陳舊，瑣碎而無價值。與此同時，美國出版物服務社將2000種不同種類、帶有目錄的美國本土出版物的縮微膠捲，連同膠捲目錄以及70台放映機，分發到20個閱覽中心，此外還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了幾千種出版物。我在報告中曾提到，這種為國會圖書館和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規劃展開的工作使我們「保持與各處融洽和諧的狀態，辦公人員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我們也都擺脫了特務機構的陰影」。

梅樂斯和戴笠是怎麼合作的，中國的特工組織又是如何得到美國海軍的槍支、接受美國培訓的，這場中美雙人舞演出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首先，梅樂斯對中國特別著迷。1922年從海軍學院畢業之後，他在中國待了5年，巡察各個口岸。他的妻子威爾瑪［Wilma，為了與瑪麗相配，應該稱其為比莉（Billyｈttpｓ://ｒｅａd•9９ｃｓw.com）］也同樣覺得中國的東西都極富魅力。1936年至1939年，他在中國執行的另外一項任務為指揮驅逐艦，任務結束后，他設法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經由滇緬公路撤離了中國。

「那麼，」梅樂斯問道，「戴笠將軍是個什麼樣的人？」

美國出版物服務社（The American Publications）在教授與圖書管理員這個於人無害的階層開展工作，讓我遠離戰略情報局主要從事與秘密情報和秘密行動相關的工作。秘密情報或秘密偵察活動一概與我無關。（我喜歡莫蒂默·格雷夫的一句話：「如果連我都知道了這件事，那麼它肯定不是秘密。」）我對戰略情報局力圖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其特殊作戰活動的印象，並未經過考察，而是基於如下事實：簡言之，與那些發展成熟穩固的機構例如海軍情報局比較，多諾萬的團隊就像突然出現的競爭者。戰略情報局和陸軍情報局一樣，都被排除在麥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戰區之外，因為麥克阿瑟無法忍受來自華盛頓的對手在自己的地盤表演。而戰略情報局在1942年末能夠進入中國也僅僅是由於之前對美國海軍的支持。

1942年4月，梅樂斯乘坐橫貫非洲的航班前往中國，途中偶遇埃德加·斯諾。6月份，他受到了戴笠的接見，並與其一同穿過日本防線來到福建沿海的後方。梅樂斯說：「如果發現密探，受命當即實施審訊。」他的翻譯解釋說：「戴將軍只負責執行死刑，不負責審訊。」梅樂斯這樣作出結論：「從未不經正當授權而執行死刑，因此華盛頓情報的表述有些誇大其詞。」

1942年10月的一天，一輛專為運載武器而造的重型吉普車停在了我位於求精中學的辦事處大樓門口，車上下來一位穿著卡其色短褲和襯衣的年輕人，看起來很像童子軍的隊長。他的長相已經不僅僅是英俊所能形容的，可以說是非常漂亮，笑起來還有兩個酒窩。他的名字叫米爾頓·梅樂斯（Milton Miles），但是大家都稱其為瑪麗，因為當他還是美國海軍學院1922級的學生時，瑪麗·梅樂斯·明特（Mary Miles Minter）已經是百老匯當紅的明星了。如今瑪麗·梅樂斯已經是美國海軍的中校，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海軍上將歐內斯特·J.金（Ernest J.Kread.99csw.coming）的大力支持，作為海軍總司令的歐內斯特·J.金任命梅樂斯為美國海軍駐華顧問組組長。

其次，在海軍界梅樂斯以技術能力過硬而獲得提升。他當時已經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電氣工程碩士學位。1940年至1941年，他任職于內部控制委員會（Interior Control Board），作記錄員，將一些設備應用於海軍軍艦控制系統。和他一起工作的委員會成員後來成為海軍下屬各局的成員。由於他那裡是一個天然的集會之地，他需要連續不斷地舉辦一種非正式的咖啡聚會，海軍的軍官們都可以順便進來聊聊天，休息片刻。

在我的記憶中，作為梅樂斯來華牽線人的蕭迅如上校身強體壯，善於逢迎。我確信無論是為你斟酒還是引你上鉤，他都會是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他向華盛頓戰略情報局的中國問題專家解釋說，由於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愛國之情，因此如果派一些以前來過中國又再次來中國的美國人，會讓人尷尬無比。他們會讓人想起那些恥辱歷史。這些人的思想已深受早期經歷的毒害，如今的中國國民黨如何能與過去的美國人合作呢？通過這種荒謬的託辭，蕭迅如上校努力讓梅樂斯招募到海軍顧問組的那些興高采烈的年輕人，都是些天真的新人，且對中國話、中國字一竅不通。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不久，歐內斯特·金上將立即口頭指示派梅樂斯前往中國，要求其建立一些基地併為海軍登陸中國海岸作好準備。但金上將的書面指示中，他只任命梅樂斯為海軍觀察員，由美國大使館直接領導。此外，在美國大使館還有一位他的同班同學，來自海軍陸戰隊的海軍武官吉姆·麥克休（Jim McHugh）上校。（我們早在北京就認識麥克休。）

以上對一些秘密故事的簡述都來源於我在以後的年代里吸收來自各方的信息所作的資料積累，特別是來自梅樂斯去世之後出版的回憶錄《一種不同的戰爭》（1967）以及邁克爾·沙勒具有啟發意義對官方文件的研究——《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中美合作所本是中美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時也是歷史上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醜聞。經過了三分之一個世紀，中美合作所的內幕還沒有人對它進行詳盡的研究。梅樂斯熱切渴望成功而幫助戴笠的游擊隊，同時也使美國捲入中國內戰，被看作干涉中國內政。除去此種值得考慮的政策問題外，這也反映了各駐華機構之間，即軍種間的競爭，即陸軍和其他軍隊與海軍的較量。

翁文灝先前在清華大學講授地質學課程，國家危機爆發之後，他和北京大學學者蔣廷黻一樣離校從政，1935年加入南京的國民政府。他出生於寧波，和蔣介石一樣httｐｓ://ｒｅad.９９ｃｓw•cｏm是浙江人，家庭背景兼具學者和官員身份。1943年，翁文灝果真設計出利用國家財政、私人資本以及外國投資的戰後工業化略圖，並於當年8月獲得蔣介石的批准。（如錢昌照一樣，他也並未一直為國民黨服務，1948年他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出國。1951年，62歲的翁文灝回到大陸，繼續從事地質學工作，多次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勘探鈾和其他礦物的工作。）

同時，經蔣介石要求，梅樂斯與戴笠為了確認他們的國際關係，簽署了一項發展國際關係的協議，協議由梅樂斯於1942年12月31日起草，其中聲明將創建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編寫為SACO，模仿滑稽連環畫的發音，就讀成了sock-o！意為：「啊，短襪！」）。戴笠任該機構所長，梅樂斯為副所長，兩人對所要採取的行動均有否決權。雙方的職責在協定中都作了明文規定，此項協議需獲得雙方最高領導的批准方能生效，於是梅樂斯將協定草案帶回華盛頓。1943年2月，參謀長聯席會議計劃委員會建議批准。到1943年4月15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中美合作所協議。此後，美國海軍和戴笠的軍事合作行動開始獨立於戰略情報局，甚至不受史迪威將軍管轄。中美合作所獲得6架飛機用以運輸物資，全然不顧史迪威所獨攬的對華租借法案的大權。戴笠個人並不信任戰略情報局，認為其在政治上不可信且可能是反國民黨的。他「強烈反對戰略情報局在華活動的擴張」。因此多諾萬藉助海軍而打入中國的計劃也失敗了。1943年年底，戰略情報局停止了與梅樂斯合作的關係，兩者分道揚鑣。12月初，多諾萬與蔣介石、戴笠進行了四天的會談。多諾萬親口對我說：「可能會和他們合作，必要的話會通過他們開展工作；如果他們對他的人不利，他也會用同樣方式對待他們的人，他希望不會出什麼大的麻煩。」（來自我1943年12月17日的筆記。）這次強硬的聲調顯然與中美合作所的精神不合，甚至有些虛張聲勢。事實證明，戰略情報局在華開展的獨立活動舉步維艱。

梅樂斯的回憶錄如此開場，此外書中還敘述了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受到引導，與這位中國的埃德加·希姆萊（J.Edgar Himmler）建立起看似親密實則脆弱的關係。他發現，儘管蕭上校介紹戴笠時說他品格如何之高尚，但在美國情報人員的報告中，卻都說他是個聲ｈtｔｐｓ://reａd.99csw•cｏｍ名狼藉的人。鑒於梅樂斯項目所作的貢獻，作為中間人的蕭迅如上校確實功不可沒。問題在於：蕭迅如上校需要找到一個與各界有緊密聯繫、善於隨機應變的天生的領導者充當美國援助的通道，他應是一位中國真正的朋友，擁有先進的技術且不在意宏觀的政策問題。毫無疑問，梅樂斯個人品質出眾，對政治關注度不高，是不二人選。

當時錢昌照在全國資源委員會的上司是翁文灝，他曾是地質調查所的所長，後來長期擔任經濟部部長。1942年10月18日，他開車載我進城。

當然，戰爭中，各機構之間爭權奪利的摩擦，仍是戰爭行動艱難嘗試中的主要動機因素。中國幅員遼闊，可供陸軍大顯神通，而指揮海軍征服太平洋的金上將決定支持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活動，包括設立氣象觀測台、海岸監視以及突擊隊訓練。但是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開始了一個新的項目，戴笠將軍稱之為「聯邦調查局學校指導」（F.B.I.school instruction）。此項目旨在訓練戴笠的特工在中國的民眾之間進行偵察。美國大使館、美國國務院、史迪威、戰略情報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對將美國的援助作此用途。當時，四周傳播的信息都是中國由抗日轉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內戰。中美合作所確實曾部署騷擾日軍併為海軍的登陸作好準備。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現為，當國共內戰於1945年爆發時，美國援助成為國民黨的幫凶。這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動，因此激起了共產黨的怨恨，他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看作美帝國主義的罪行。

9月22日，瑪麗·梅樂斯突然發現自己被任命為戰略情報局遠東地區協調主任。顯然，多諾萬將軍對這位眾所周知、神秘而可疑且抵觸外國人的戴笠將軍很感興趣，於是他急於利用梅樂斯與戴笠結成親密關係。而這種機會主義的突然行動激起的波瀾也衝擊到我。如上文所提到的，1942年10月初，梅樂斯昂首挺胸地走進我在重慶的新辦公地點，露齒笑稱：「我是你的新上司了。」他遞給我一封多諾萬寫的信，信中提到我必須服從戰略情報局駐華首席代表梅樂斯的領導。當時我並不知道梅樂斯與戴笠的關係，我只是解釋了我的計劃並表示秘密行動不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如果梅樂斯或是他的部下經常來訪或是佔用我的辦公場地，那我不如辭職。最後我們商定互不干涉。但從後來的情況看，我的活動給他帶來的麻煩可能不亞於他的活動給我帶來的。他曾要求我不要向王芄生（Wang P'eng-sheng）將軍索要日本方面的資料，因為王將軍的軍事情報局是戴笠的競爭對手，儘管當時在重慶的王將軍是此類資料的唯一持有者。

下一步，海軍總司令金上將、梅樂斯、梅九_九_藏_書樂斯的擔保人威利斯·李（Willis A.Lee）上將以及蕭迅如上校著便裝秘密地在華盛頓酒店會面。蕭迅如上校竭力鼓吹自己的觀點，獲得金上將暫時性的口頭認可。很快他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讓梅樂斯來中國與戴笠合作。事實上，戴笠在華盛頓的代表並不是別人，就是蕭迅如上校。

我發現了一位對重建計劃有著強烈興趣的人物——錢昌照，他是全國資源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要員。這個機構已經在中國建立了100家工業廠房。錢昌照是陶孟和夫人的妹夫，是一位工程師，「在我見過的所有人中，他最像是一位正在成長中的元老。他體格結實，精神抖擻，反應敏捷，工作兢兢業業，精益求精。每天午飯過後1點到2點，晚上10點到11點，錢昌照都會讀書。他整個星期都會在辦公室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在他家中看到他。（1979年，我在北京再次見到錢昌照，當時他已經年過八十，仍然充滿活力。他曾在1947年離開中國去英國留學，共產黨執政后歸國繼續為中國的工業化作貢獻。）

事實上，原本我從事的工作能夠為這些有興趣發展中國工業化的領袖人物提供幫助。但是，當時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戴笠準備殺害國內敵人。較之於改善生活的科學技術，美國殺人的科技更快地傳到中國。1945年原子彈超級技術問世，使得像我這樣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望洋興嘆，儘管如此，我依然想知道我們是否能迎頭趕上。

1942年7月至8月之間，梅樂斯前往印度（在那裡他遭到一位日本特工行刺，但大難不死），在督察完軍需給養的轉運工作之後，他開始建立一個專職從事爆破活動的訓練中心，取名「世外桃源」，地點在距離重慶8英里處。自此，這些美國人過著中國式的生活，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與戴笠的部下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後來，這位生氣勃勃、能力出眾而又生性浪漫的技術師遇到了一個熱情的朋友，中國駐華盛頓的副武官蕭迅如（Hsiao Hsin-ju）上校，於是他便開始青雲直上，官運亨通。到1940年至1941年間，關心中國的海軍官員，預見到需要在中國派駐海軍觀察員，這樣不僅可以監控太平洋的氣象情況，同時也能監視各個口岸的日本船舶。蕭迅如上校經常和梅樂斯討論此類問題。不久，他和他妻子就成為梅樂斯的好朋友，兩家常常一起共進午餐。

現代社會的無法治理以及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當時尚未為我們深刻認識到。羅斯福新政剛剛結束，許多美國人（例如柯里博士）就以其先見之明開始構想幫助戰後的中國實現工業化。戰後重建計劃受到了重慶被排擠的官僚的大力歡迎，這也成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縮微拍攝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