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情報局的第一位駐華代表為艾森·蓋樂博士，返美之前，他與我們見了一面。他曾在求精中學圈起的場地上，為戰略情報局駐華辦事處建造了一幢房子，位於崎嶇不平的重慶山城外2英里處，距離蔣介石、孔祥熙以及史迪威將軍等人的司令部不遠。除此之外，求精學校內還有幾個民間機構——紅十字會、中華基金會（管理庚子賠款）以及金陵大學等。我們的房子共有4層，25個房間，牆壁堅固。自從饒大衛回國之後，這裏就只剩克萊德·薩金特（在北京時曾租用過我們的後院）一人作為戰略情報局的代表了。於是美國戰時新聞局搬進了這座已騰空的房子，因為它也是情報協調局的分支機構。

首先我決定要在大使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制勝法典或特殊渠道。畢竟，我只是戰爭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僅僅負責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並不涉及秘密情報或秘密行動。我的辦公經費和工資由大使館支付，來源於外國出版物採購部間委員會（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的基金，即先前的INDEC，後來縮寫為IDC。

最終，我明白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如果想從中國方面有所收穫，就必須有所付出。這是最簡單古老的互惠思想，顯然一味地向別人索取，卻什麼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成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研究分析處的非正式代理人。與此同時，威爾瑪在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幫我挑選了一些美國學術和科技出版物，並拍攝成縮微膠捲寄給我。我自己也隨身帶來了一台由華盛頓的一位科學家發明的投影儀，和一套供放大用的燈泡、鏡頭，可以用來拍攝其他膠捲。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談了很多我的看法，對於目前美國的駐華軍隊以及戰時機構支離破碎的情況表示遺憾，因為這種情況導致美國像一隻多頭怪物，沒有能力執行統一的政策。勞克林·柯里博士由於直接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因此不需要經過大使就可以直接與蔣介石聯絡。蓋樂博士也有自己的密電碼，像軍事系統一樣單獨行動，大使無權干涉。所以我必須確保自己的三項學術任務沒有威脅到大使已經十分微弱的權威。

這樣一幅圖景象徵著軍事統治佔主導地位，文官處於陪襯地位，這在戰時極為常見，同時也代表著蔣介石領導下各政治派別結盟的景象。不過蔣介石理應處在與羅斯福總統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可能和在競選中失利的威爾基一同出現。

後來，我試圖描述人際關係網路的運作，記錄道：

在陸軍系統，我相當於「校官」級別，可以享用軍用飛機以及醫療服務，但並不在軍事系統工作。我與史迪威將軍僅有的幾次見面加深了我對於他最喜愛的一句格言的理解，這條格言為了解他那富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敢作敢為、樂觀進取的品質提供了線索。這是一句流行於美國軍隊的拉丁語格言，「Illegitimatinoli carborundum」，意思是，「不要被卑鄙的人打倒」。

由於在起初階段時，我為中國提供的資料與我寄回華盛頓的資料一樣毫無價值，因此我的工作職責從中美兩國文化知識界中間人的身份下降為主要負責公共關係事務。但這並不妨礙我與權貴和大人物的交往，畢竟他們的主要工作也只是處理公共關係罷了。我們都以行家的姿態討論這些資料，但實際上誰都不是縮微膠捲的最終使用者。

因為美國也被動員起來了，所以1942年時重慶人民充滿自信，認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夠獲勝。事實上，我的到來本身就是美國被動員起來的一個證明。一位35歲的哈佛大學教授以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一邊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國出版物，一邊為美國大使館主管散發縮微膠捲。事實上，以我對別人宣布的職位所賦予的令人尊重的學術身份為掩護，我還在執行一項較秘密的任務，即努力尋找和微縮拍攝日本出版物供華盛頓的戰略情報局使用，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夠在戰爭中獲勝。

他向我們講了很多為蔣介石制定預算的事情。翁文灝想要投資建立鋼鐵廠，生產鋼材的成本為每噸4萬美元，這種產品只適合於戰後，在戰爭期間派不上多大用場。於是蔣廷黻駁倒了他的主張。其他人要求蔣介石同意修建一條通往西伯利亞的鐵路或公路，顯然這需要花費巨資，於是蔣廷黻向蔣介石書面闡述具體細節，分析利害得失，最終提議被駁回。總之，他認為在危機時刻應該削減一切不必要的投資以保證國家按預算運行，盡量避免通貨膨脹失控。他和索爾·阿德勒都認為保持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的開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對此並不認同。在我看來，軍隊如今起不到什麼作用，而只要戰爭結束，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就會體現出來，至少從美國利益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應該受到重視。

世界範圍的出版物收集工作由年輕的圖書館學專家弗雷德里克·G.https://read.99csw.com基爾戈（Frederick G.Kilgour）負責，隸屬情報協調局研究分析處處長威廉·蘭格教授的領導。弗雷德里克於193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專業，但隨後前往威德納圖書館從事縮微拍攝外國新聞報紙的工作。1942年3月蘭格把弗雷德里克選拔上來，派他負責收集主要來自德國的出版物。由於其委員會涉及許多機構的利益，所以儘管弗雷德里克只有28歲，但突然間便身兼數職，不僅是外交官、科學家，也是辦公室勤務員。東亞並不是他最少操心的部分。我有萊卡相機和膠捲，因此可以將一些我希望從中國情報機構獲得的有關日本、中國或者其他方面的資料縮微拍攝並寄回華盛頓。例如，伯頓·法斯就急於獲得來自東京的報刊、年鑒和政府報告等資料。

9個月之後，我登門拜訪蔣廷黻，以促進部分國務院文化關係司的項目。但與此同時，我相信蔣廷黻對情報協調局印象極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橋牌，但並沒提資料的事情。可能這些資料並不在他的工作管轄範圍內。

重慶有三個機場，每一個機場對飛行員來說都是一種挑戰：第一個機場，飛機起落跑道位於長江中間的一塊沙地，只能在冬天水位較低的時候使用。由此地起飛的飛行員必須小心翼翼地從一條跨江電纜的下方或上方穿過，沿著河流的上遊方向起飛。第二個機場是九龍坡機場，位於一座小山與江岸之間，當你起飛時，還沒來得及看到任何標誌，就已經騰空在江面以上了。第三個也是最大的機場是白石驛機場，位於一條山脈的峽谷間，為了擺脫霧氣的影響看清跑道，盤旋在空中的飛機不得不下降到低於山峰的高度。曾有一架四引擎的C-54型飛機，在降落時發現偏離中心跑道20英尺，因而不得不採取側滑方式著陸，簡直像一隻跳舞的大象。還有時候飛機無法著陸，不得不返回起始地。（戰後，C-54型運輸機常常從上海經過7小時的飛行來到重慶，在其上空盤旋1小時，然後受挫又返回上海。）所幸1942年，我們的飛行沒有遇到困難。飛機正常降落，我們幸運地見到了陳納德將軍和電影製片人約翰·福特（John Ford）。戰時要人都集中在機場。

此外，袁同禮還為我的辦事處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學術資料服務處」，隸屬於美國大使館。「學術」與「服務」都是很榮耀的詞語，它們使我與秘密情報工作保有一定距離。我們把這個機構的英文名定為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美國出版物服務社）。

不管怎樣，基本事實是，陳先生作為被派來照看和監視美國政府機關的中國官僚，他可以利用行政院長授予的模糊不清的權力，一邊促進外國人的在華事業，一邊對其進行密切監視，這是中國自古以來馴化異邦的一種慣例。

其次，據華盛頓相關研究人員反映，我縮微拍攝的膠捲內容模糊、難以辨認。許多重慶的資料包括報紙都是用油墨在最便宜的紙張上印製而成的，這種紙張的製造工藝極其粗糙，只是聚集漂浮在一鍋水中凝結的纖維，待其凝固后將其整張揭起移到網面板上進行晾曬而成的。成品的紙張一般是灰色或是綠色的，甚至讓人懷疑作為手紙使用這種紙質地太差。油墨印在這種紙上，經常會滲開，出現黑乎乎的一團，加上紙張顏色暗淡，任誰都無法看清上面的內容，從馬修·布萊迪（Mathew Brady）到卡蒂爾·布雷松（Cartier Bresson）概莫能外。此外重慶的電力供應極其不穩定，時常會出現大範圍的波動情況。我剛安裝好光電池，調節萊卡相機的光圈、快門準備拍攝時，電流就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因而無法拍出能供閱讀的縮微照片。我寄回的膠捲沒人能從頭到尾完整地獲取信息，不過我起初拍攝的內容大多沒有多大價值，所幸不會有太大影響。

我在中國戰時的陪都度過了15個月，冷戰或是中國革命都沒有令我感到煩惱。主要的威脅仍來自德國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進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氣，日本的轟炸機便迫使重慶衣衫襤褸的市民們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難。重慶所處的山區常常處於陰雲密布之下，所以較之轟炸我們日常遇到的問題更多的是潮濕。

最有才能的美國外交官非范宣德莫屬了，他是高思的顧問，一位有著在中國長期工作經驗的喬治亞人。他給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能言善辯，反應機敏，對任何事物都有著高昂的興趣，並且對此保持客觀的態度，認為這不過是他個人的感受。他說大使閣下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考慮結束這場橫渡長江與中國政府交涉的鬧劇。而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沒能買下現今宏偉壯觀的外交部的辦公地，因為大使始終不願開口申請經費。他說，來這裏一年半時間，卻像是待了很久很久。范宣德這樣一個思維敏捷、充滿活力、善於行動的人，和高思那樣思維僵化、行動緩慢、不善於交際的人究竟如何相處，多麼令人驚奇。不得不說，這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於是他只能通過表達自己的意思得以緩解。如果一個人坐在那裡和他們兩人交談，高思還有他一支接一支的香煙很快會被人遺忘，那只是角落裡一團白白的霧。范宣德極其有天賦，他可以毫不費力地繞過一個又一個的障礙物直奔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意志力來面對機遇和失敗時常並存的衝擊，那他早就已經精神崩潰了，還好他性情溫和，才能夠經受局勢考驗，順利度過。

1943年1月，我專程去拜訪孔祥熙博士：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會之後，他和麥克拉肯·費希爾以及我三人一同回來，他和我們整整聊了一個小時，他講到他在上海領事館時候的故事。當時他查獲多個毒品走私集團，並將其繩之以法。正如他所講的，他坦白說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為國內某個地區的地方檢察官，嚴格貫徹法律制度。他多麼希望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退休，能得償所願。他聲稱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國佬，不能忍受公務浪費和不講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溫和的口吻勸阻他，他還是決定準時參加委員長特設的晚宴。

中美雙方的領導人坐在一起，這方面正是兩種相反傾向同時存在的典型例證。美國方面，作為權力的擁有者，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的權勢壓過了高思大使，但是史迪威所代表的是華盛頓的核心人物喬治·馬歇爾，而陳納德則是一位軍事冒險家，受到蔣夫人的支持，蔣夫人認為制空權代表一切。兩位夫人，蔣夫人與孫夫人是親姐妹，但是孫夫人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極其同情左派而不是一個追求權力的野心家。事實上，她因迫於這個家族的壓力而居住在這座城市裡。其他家族成員中，孔祥熙是蔣介石的妹夫，孫科是孫中山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兒子，他是蔣介石一個潛在的對手，但並不具備與之相當的實力，蔣介石保證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部分是蔣介石證明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繼承權利的合法性的手段（因為他是孫中山的繼承者）。到場的中國將軍中，何應欽畢業於黃埔軍校，是蔣介石的忠實追隨者，而白崇禧是一位更有能力的軍人，廣西桂系軍閥的核心人物，他的出席象徵著蔣介石領導下的團結。最後，王寵惠是一位革命家，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國際公認的法學家，自然是留美歸國知識分子精英的代表。

基於以上情況，我開始為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在這個城市尋找各種它感興趣的資料。陳松樵為我安排與各部委首腦見面，我則一一如期拜訪並向他們解釋我的職責，承諾提供援助，但同時也需要他們的協助等。每次我通過大使館渠道將我活動計劃的備忘錄寄給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的弗雷德·基爾戈（Fred Kilgour）時，我總是為高思大使保留一份副本。偶爾也會給大使提供備忘錄，並委託大使館轉發複本給美國方面。除此之外，我還會寫一些私人信件，其中一些直接寄給勞克林·柯里，但主要是給威爾瑪的，由她斟酌決定轉寄給她認為合適的個人或單位，這些私人信件通過陸軍郵政局（Army Post Office）寄送。

重慶有很多我們10年前在北京就認識的朋友：美國大使館的柯樂博士、史迪威的屬下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戰時新聞局負責人麥克·費希爾，此外還有同樣多的中國朋友，比如來自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何廉，如今在作戰後恢復計劃。這種人際關係上的連續性，形成了友好關係的延續，並有助於獲得一些實用的前景。艾弗里特·格羅夫·史密斯（Everitt Groff Smith）仍在管理關稅事務，儘管主持的已不是海關工作。梅樂和爵士依然被拘禁在上海。1943年將由李度在重慶繼任其總稅務司一職。

1942年10月，高思先生又一次受到來自華盛頓的共和黨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reaｄ.99cｓｗ•ｃｏm）的冷落，後者將美國總統競選的馬戲帶到了這座城市。在我們到達重慶幾天後，他正在進行此次總統競選活動。沒有什麼會比競選總統更能體現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了。這位來訪者大言不慚，興緻勃勃，他指望以美國式的表現來贏得人們的支持和選票，可事實上這些人並沒有投票權，這就如同非洲酋長在愛斯基摩人面前表演部落舞蹈那樣。

為了在我所從事的工作中貫徹互惠原則，我在為麥克利什1942年8月12日起草的指令和為多諾萬上校8月18日起草的指令中都加入了下面這句話：「你的主要任務是恢復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版物的交流。」

儘管昆明的生活極其困苦，然而這裏晴朗的亞利桑那州式的氣候對我們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補償。我們繼續向北，飛往戰時陪都重慶，離乾燥而陽光燦爛的昆明越來越遠。然而，前往四強之一的陪都重慶的路途困難重重，外國盟友只能乘坐飛機抵達，而重慶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被厚厚的雲層籠罩。雲南有個形象的名字——「雲之南」，同樣四川的命名也有來歷（表示長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四條河流都穿流於這裏岩石聳立的峽谷之間），因而你能夠看到從河面升起的霧氣最終形成雲海的壯麗景緻。9月25日我們離開昆明向北飛行，

我還發現蔣廷黻也住在附近。一年多前我們已經通過信，當時正值美國的孤立主義準備為戰爭作出讓步。1941年7月他在回信中陳述了中國的目標以及希望戰後重回校園的願望。9月我在華盛頓給他寫信，簡要介紹了作為學術研究者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遇到的問題。信中強調我們缺乏中國的出版物，急需有關國民政府、社會經濟計劃的報告。10月11日他回信表示會提供「大量資料和一些統計數據」，特別是糾正那些以溢美之詞報道共產黨方面的資料。我在12月12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來信，他介紹饒大衛充當我們機構負責拍攝縮微資料的代理人，此外我還概述了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的新的工作計劃。1941年12月6日，蔣廷黻回信，信中熱情洋溢地建議哪裡應該建立大學閱覽室以及如何開展學者交流項目。他還預見到需要大使館，需要設立文化參贊，並建議用幾輛大卡車通過滇緬公路運輸書籍。

簡言之，48歲的袁同禮是中國圖書館界的楷模。他在重慶的再度出現對我來說是一件幸事，我們一拍即合。不久他成立了教育部下屬的中國國際文化服務社，以便以官方身份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散發縮微膠捲。這些膠捲包含目錄索引，由亮紅色的盒子包裝，被派送到重點大學的中心閱覽室。我們發現我們的鄰居、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能夠把縮微膠捲閱讀器組裝起來，便於讀者使用。教員和專家一直迫切希望獲得自己相關研究領域的美國出版物資料。如今縮微膠捲的使用打破了運輸瓶頸，成為現代科學技術方面最新的科技奇迹，前景廣闊，頗受學界稱讚。

我從蓋樂博士那裡聘用了曾在鹽務局工作的陳松樵（Ch'en Sung-chiao）先生為事務主任。他不僅是一位能幹的勤務人員，而且與孔祥熙私交甚密。事實上，陳松樵會定期向孔祥熙彙報我的辦事處的活動情況。當我們很熟之後，每當孔祥熙（行政院院長）對我的工作特別讚賞，他總會告訴我。從此我通過這種方法與中國官方的網路組織連通並擴大了人際關係網。

10月初，被日本人關在香港的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在經過一年的監禁后終於被釋放，來到重慶。他是頭等重要的科研事業倡導者，每天都會萌發新的想法和計劃。1934年袁同禮以極少的經費創辦了《中國圖書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為我們在戰爭年代提供了中國新出版物的極為有限的消息。

因為我曾被授予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的頭銜（雖寫在特別通行證上，但並沒有寫在外交護照上），於是我準備徒步前往美國大使館。先到達半島頂端，向下走大約200級石階，然後乘坐輪渡沿長江逆流而上，航行約6海里，到江對岸登陸，再向上攀登，大使館就位於南岸邊。我花了兩天時間向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和他的顧問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解釋我的身份。彙報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時間。

10月5日，我和在北京時結識的朋友，如今在美國大使館工作的柯樂博（Edmund Clubb）一起陪同充滿活力的威爾基先生走訪了四所大學，過程極為簡單。我們穿過用鮮花紮成的、上面寫著歡迎語的彩色拱門，兩邊站著很多手持小旗的學生。他突然停下來和一位神情尷尬的小個子拉拉隊長握手，再read.99csw.com停下來隨意挑選一名學生反覆詢問，包括他的學習、目標、家庭、日常生活等。快步走進接待室后，繼續向校長提出問題，例如學生數量、班級、年齡、科目以及資金（反覆的詢問讓道德高尚的張伯苓顯得緊張萬分）。隨後威爾基站在台上對學生進行演講，題目為「我在大學四年是如何給老師製造困難的」。演講內容大多是一些主觀的評論，中間又談論戰爭的嚴峻形勢和他作為人民的代表努力肩負起維護世界秩序、阻止戰爭再次發生等重任。顯然除了大篇幅的豪言壯語和葛底斯堡演說中「民有、民治、民享」的一部分內容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然而，那些看著和其他重慶人一樣瘦弱、疲倦的學生似乎對演講很感興趣，並且確實表現出真正的興趣。在揮舞旗子、連續的民主萬歲的呼聲之後，上午的熱鬧活動結束了。接著來到了圖書館接待處，在這裏我見到了陳氏兄弟（陳立夫、陳果夫），兩個人看起來似乎一個比一個瘦小。民國教育部長陳立夫是一個具有長老會教友容貌與氣質的矮個子，他的發言多數強調為民主與自由而辦教育。

蔣夫人為威爾基舉行了一場茶話會，其間，她發表了一篇演說，稱讚威爾基的發言讓每個人都大受震撼，掀起了人們內心的狂瀾。宋美齡的講話十分精彩，她似乎制約了威爾基的活動。然而，威爾基以針鋒相對的回答予以還擊，他說，遵從夫人安排的訪問程序，他完全沒有機會發表演講反對他的偉大對手（羅斯福）。茶話會成為一場玩弄辭令的遊戲，而他面前的新生活運動人員可都是這種場合的專家。

由於我也希望將中國的出版物送回國內，打通困難時期被中斷和關閉的正常管道。因而我是由國會圖書館館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派到中國的代表，雖然預算緊張，但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國會圖書館東方區負責人恆慕義博士的支持。

對一位喜歡與人打交道、熱衷記錄的觀察者來說，這種多渠道的活動非常適合我。只有幾件事跟當時形勢頗有抵觸。首先，從華盛頓帶來的梗概型縮微膠捲，對人的視力極其有害，使用時立刻覺得眼花繚亂、流淚、頭痛。投射在白牆上的光十分強烈，學者們常常需要戴著眼鏡或是需要眼科醫生的經常護理，以免造成任何不良的後果。此外，這種縮微膠捲放大機工作時會發出令人無法忍受的高熱，讓人無法在旁邊使用。我們需要根據使用者的實際體驗進行改良，開發先進的商用放大機。

招待會因由黃仁霖將軍擔任司儀而增色不少。黃仁霖為一副彪形大漢的模樣，為人十分熱情友善，我們曾於1934年在南京初次見面。他是蔣夫人侍從班子里的重要人物，開始任勵志社總幹事，後來加入新生活運動，如今是戰地服務團團長，負責為美軍供應食宿。但凡有美國人在場的社交場合，蔣夫人都會派其充當逗樂角色，而此時他總可以和人們拍肩搭背表現他的親切友好。據說他曾學唱京劇並扮演大花臉的角色，再結合20世紀20年代美國大學生的方式，結果就變成了一個著名的庸俗人物。1946年，威爾瑪在一個聖誕節聚會上也見識了黃將軍堪稱極致的表演。當時他扮成聖誕老人給大家派送禮物，其中一個禮物是給「一位可愛的小男孩喬吉」。事實上禮物的接受者是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陸軍五星上將，但他並沒有因此被逗笑。

另一方面，黃將軍又不得不忍受許多來自服務團儘力取悅的美國官員的無禮行為。他對我說，「美國的士兵直率而坦誠，但是先前來過中國的、自以為對中國了如指掌」的軍官們，很難相處，要求高而疑心重。這一切讓他變得幾乎有些反美情緒。

10月6日，孔祥熙博士為威爾基舉辦了一場露天招待會。宴會地點位於他宅邸後面的一塊小草坪上，這裏風景十分秀美。我的座位緊挨著首桌，入座此桌的人員包括王寵惠、陳納德、何應欽、孫夫人、威爾基、孔祥熙、蔣夫人、高思、史迪威、白崇禧和孫科。

9月的一個晚上，我與美國財政部穩定貨幣委員會代表索爾·阿德勒（Sol Adler）來拜訪蔣廷黻。

重慶一下子給我留下了這樣強烈的印象：「此地並不適合人類居住，因為沒有平坦的陸地。人們簡直成了力圖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這個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岩石重疊的半島上，只有「少數幾條沿半山腰新修的盤山路供運輸使用」。這裏的一切似乎都「覆蓋在四分之一英尺的泥土下」了。

袁同禮曾擔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192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23年獲得了奧爾巴尼（Albany）市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院的圖書館學學士學位。他幫助國會圖書館編錄中國圖書，1925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上文提及，1929年他擔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在他職司領導期間，他派中國的圖書館員前往國外進行培訓，開創了館際圖書借記與國際圖書交換，並推動統一目錄、書目索引和期刊目錄等工作。1935年他開始參照國會圖書館的方式為中國圖書著作編製一種統一印製的目錄卡。戰爭期間，他將2800部中國古籍善本運往國會圖書館妥善保存。此外，他還推動了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並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戰時新聞局有更多事務要開展。麥克·費希爾［Mac Fisher，弗朗西斯·麥克拉肯（Francis McCracken）］是我在北京認識的一位記者朋友，珍珠港事件之後他被派來中國負責美國新聞的在華髮布事務。為了展開心理戰，例如用飛機散發傳單，他由一名在日本長大的助手吉姆·斯圖爾特（Jim Stewart）協助工作。他們還僱用了職員進行記錄，複製及發布每天戰時新聞局的新聞報道。在獲得海登博士的贊同之後，我邀請戰時新聞局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很快戰時新聞局在紐約的專家可以使用特殊的儀器發送和接收新聞圖片。為此我們兩個辦事處幸運地調撥到了一輛汽車。

以上所述的一些不足之處得到了及時的改進。更好的縮微膠捲放大機和膠捲問世了。6個月後，基爾戈給我派來格斯·佩頓（Gus Paton），作為一位出色的膠捲攝製專家，他可以通過自己製造的變壓器獲得穩定的電流，當然那時也有了很多值得拍攝的資料。到1943年末，華盛頓外國出版物部間採購委員會已發布了22頁有關中國出版物縮微膠捲的主題索引，收錄了大約70種中國期刊。出版物正持續不斷地進行雙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