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華盛頓、重慶和上海（1941—1946）
第二章 戰時前往中國
20世紀初，昆明還只是位於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一個毫無生氣的省會城市，它第一次遭受侵擾是20世紀初法國人從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修到昆明的鐵路。1938年，來自中國華北的三所流亡大學遷入本地。1941年為美國飛虎隊（空軍十四航空隊）專設的大型美國空軍基地成為其越過「駝峰」從印度為中國提供空運物資的中轉站。流入此地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美國飛行員使得昆明成為一座繁榮發展的城市，不斷地向周圍擴展，變得擁擠不堪。
1942年9月23日于昆明
我們乘坐四引擎飛機，從巴西海岸的累西腓（Recife）起飛，用一整夜時間穿過南大西洋。天剛亮，在廣闊海面上，一個小點越來越近，原來是阿森松島（Ascension Island）。從南美洲到非洲，我們已經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荒涼的山頂處，一條灰濛濛的飛機跑道正在修建中，它讓我想起了我的牙醫在修補臼齒前會先把它磨平的情形。
在華盛頓還有另外一個有害的教條思想，遺憾地說，我曾從柯里那裡聽到過。從他那裡本應該不會得到比你這裏更多的錯誤理論。這個有害的論調是，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與日本作戰，因而所謂的文化關係並不重要。我得出的結論卻恰恰相反，文化才是主要的問題。柯里無疑會注意到，由他促成運往中國的武器並沒有完全用於與日本作戰。廣義上來講，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文化。向中國提供的物質支援僅僅是戰爭中的一個方面，除非中國人擁有使用這些東西的正確思想，否則結果只可能是壞而非好。然而美國人的理想儘管可能不怎麼樣，但如在這裏擊敗，戰爭則不可能取得進展。當然，中國人總是與我們不同的，但是要使世界團結起來，我們必須擁有共同的想法並使其廣為傳播。而令人驚異的是傳播這樣的想法到這裏，就像飛機飛來中國一樣容易。然而這項對華傳播思想的計劃由於華盛頓主事者缺乏想象力而被延遲，遭到了挫折。事實上這種想象力的缺乏主要由於缺乏與中國現實生活的接觸和了解。新聞報道可以在萬里之外整理，固有的宗旨也可以同樣得到維護，但只依靠書面意義的接觸你永遠不可能了解真實的情況。
我再度訪華所產生的第一印象至為生動。
這裏沿著河岸每時每刻都有來來往往的人。如今美國進行的擴張行動如同葡萄牙對貝倫、澳門和馬六甲的殖民一樣……美國人傾盡全力為他們的新式武器和運輸工具修建了無數的混凝土跑道，就像葡萄牙人曾經為了用船隻運送大炮而修建碼頭和堡壘一樣。
其一，我可以和人們交談，想要使用的字詞隨時湧現出來，就像從未離開過中國一樣；其二，這裏的人們精力充沛，面帶微笑，與印度人的疲憊壓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其三，婦女和男人們一樣在外工作，並享有和其他人一樣的自由；其四，中國人方平的臉型與印度人消瘦的臉型相比顯得更加強壯，氣色也更加健康。
戰局的變幻莫測為精明的企業家提供了無數獲益的機會。面對史無前例的情況，每個人都必須為之付出新的努力，然而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卻沒有。我給自己的定位是結合邏輯始終如一地行動。但是當時並沒人給予我指導或是對工作情況進行說明，於是我只能依靠自己來整合。
我到處尋找西南聯大圖書館館長嚴文郁，他曾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代理館長。之前我見到他時，他剛剛接管北大圖書館，正在研究一流的圖書館方案，當時已經獲得完整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並且準備大展宏圖。如今我發現他在越過補鞋匠攤位的頂樓房中和衣而卧，身體不適的他還要考慮三個孩子的吃食問題。（戰後，嚴文郁成為聯合國工作人員。）
清華大學的政治學家張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他們住在供滿靈位的大廳當中，院子里種滿了花草樹木」。而我們的朋友北京大學政治學家錢端升則住在5英里之外的鄉村。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婦也住在那裡，但是隨後與中央研究院一起遷往四川。周日，海登博士借到了一輛軍用吉普，而張奚若則充當我們的導遊。
一隻碩大的老鼠穿過紙糊的天花板，差點掉下來。於是我們說應該買一隻貓，但是那需要花費200塊錢。當我再次返回昆明時，應邀與他們同住在此地［牛津大學的修中誠（E.R.Hughes）教授後來也曾居於此地］。read•９９csｗ•ｃｏｍ
而中國知識分子這個事例就是「無能」這個詞的很好註解，我們很早就知道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由於缺乏本國政府的支持而處於垂死掙扎的邊緣……這些接受過美國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表達和教學的方式和我們一樣，他們代表了美國在中國的切實利益，同時他們也是鬥爭進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過去一年中並沒有可行的措施來幫助他們，只有美國聯合援華會對其進行了一些援助罷了。
今天的讀者會注意到，這份要求美國干涉的呼籲並沒有考慮通過什麼方式來給予中國教授援助。儘管如此，最終會找到一些間接的方法。這次的呼籲以及隨後一些諸如此類的猛烈抨擊對美國政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過程漫長，並非立竿見影。我來到中國后遇到的第一次危機就促使我持與美國制定的武力對抗日本的觀點不同的觀點。我被捲入了另一場不同的鬥爭中。隨著我對中國的了解不斷深入，這場鬥爭也顯得更有意義。
有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過印度和中國的美國人彷彿觀光客一般，對這裏只留下了淺顯的印象，後來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Isaacs）在其作品《心影錄——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中提到這一現象。印度人獲得解放前莫名其妙的奴性與英國統治階級的傲慢恰恰相配。而此時的中國人與美國人正在尋求社會的平等關係，至少他們彼此有所回應。
這種特別的失敗只是我們政策失誤的一個例證而已，我們的政策似乎隱含了這樣一種概念：不能參与別國事務，即使它處於世界大戰的戰火當中。英國人至少正在向這裏供應書籍，截止到12月7日，他們提供的物資要比我們的多。
很遺憾，我必須以善意的方式告訴你，這是外交歷史上最有害的教條思想。事實上，這種有害的思想能在華盛頓傳播，使我更加堅定地確信：這將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可笑的一段時期，未來的歷史家也會對此加以嘲笑。你是否記得，1870年，作為外交事務副部長的埃德蒙·哈蒙德（Edmund Hammond）曾公然表示，在白廳（Whitehall）通過對歐洲形勢的30年研究，他發現歐洲的外交從未如此的安靜和平穩。然而兩周之後，普法戰爭就爆發了，從此哈蒙德的這段話常常被人引作笑談。
作為情報協調局首任駐重慶代表，他的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畢竟從一名中國僱員轉為美國機構的負責人並不容易。此外蓋樂博士印著「美國情報處」代表的名片並不能得到中國人的信任。
我們來到緬甸公路的上空，這條公路是一條蜿蜒曲折的紅色小路。不久向低處滑翔，看到一潭大湖，它連同湖泊四周陡峭的山崖，是昆明當地獨特的界標；再往遠處，是西山（Western Hills）。從高空俯瞰，昆明並不大，位於寬闊平原的南部邊緣。這裏依山傍水，河流、村莊星羅棋布，有著便利的農田灌溉設施，景色秀美異常。
作為生活需要，吃、住成為西南聯大教師面臨的首要問題。我的朋友哲學家金岳霖、經濟學家陳岱孫以及英語系的夏威夷美籍華人陳福田，都剛搬入臨時搭建的住處——位於美國領事館隔壁的舊劇院的露台。美國領事館與中國劇院都是由在1911年至1926年間統治雲南的軍閥唐繼堯修建的。當時連接昆明與外界的交通幹線還主要是法國修建的從河內到昆明的鐵路。劇院露台上的設施易於破損，但不收房租。在我們坐著談話時，
下一個降落點是阿克拉（Accra，當時屬於黃金海岸，即現在的迦納），與尚未成為旅遊景點的夏威夷極為相似，這裡有著大片的淺灘，適合衝浪。在簡易的房舍中，你永遠都不知道晒成褐色的床單什麼時候更換。誰負責這些呢？從阿克拉開始，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線向東前往另一個港口拉各斯（Lagos），隨後起飛向東北越過奈及利亞，來到鐵路的終點卡諾（Kano）。
與艾奧瓦州極為相似，只是沒有幾何形的自然景觀。這裏的田地各式各樣；莊稼諸如玉米分成一團團，參差不齊。由於長期居於此地，印度本地人必然耗盡精力，所有人必定都需要一個假期。而最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他們都很貧窮，衣著長衫，但個體是非常多樣化的。九_九_藏_書
4.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無須描述教員們是如何居住在簡陋的閣樓中，依靠賣書賣衣過活，陷入債務，最終因營養不良而患病。無論他們是官方故意的受害者，亦或僅僅是受通貨膨脹牽連的無辜者，事實都是如此：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幫助，而以他們對於中國、對於美國的價值來說，他們理應得到這些幫助。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邁杜古里（Maiduguri），並在此紮營，這裏真是泛美航空公司值得驕傲的紮營地點。隨後我們從機場乘車行駛15英里，不知從何處到了何處，最終進入有一些新建築物的居民區。我們在其中一家店裡享用了紐約生產的冰櫃里的金萊茵（Rheingold）牌啤酒和可口可樂。隨後我們來到一處帶陽台的簡易住處洗澡，屋內有幾個大的盥洗盆、鏡子、鐵制床和椅子以及抽水馬桶。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乾淨衛生的餐廳用餐，這裏的白人在廚房給我們做了類似坎貝爾風味的番茄湯，除此之外還有炸雞、土豆燉牛肉、玉米麵包加花生醬、果醬和薄荷醬。途經此地的每一位乘客都會提及這個地方。沒有人可以想象，這裏的所有食材究竟是怎樣被運來的，因為最近的食品供應站是距此700英里的南部地區。月亮漸漸升起，真正的非洲式的大月亮，我留神傾聽獅子的吼叫，然而整晚聽到的只有7英尺的電冰箱和抽水馬桶發出的聲音。顯然這次旅行讓人很難將非洲和泛美航空公司分開來。
為了等待往北到重慶的飛機，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待幾天。我們藉機看望了一些大學中的朋友。首先我們拜訪了梅貽琦校長，他是一位物理學家，目前是由三所高校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天津的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代理校長。他比我記憶中的要更加消瘦，衣著也很破舊，不過為人依然很熱情。
我們有兩周時間觀察印度，儘管對它的印象朦朧而不確切。9月13日我們乘火車從德里來到了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的美國基地。我們發現這裏的鄉村極為平坦，
在德里，我們的英國朋友們……正處於連續不斷的病痛中，包括疥癬、發燒、生瘡、登革熱、瘧疾、痱子等。夏天天氣乾燥，氣溫高達華氏120度，還不停地颳風，讓人無精打采；到下雨的時候又會發霉，所有的爬行動物都開始出動；如今到了冬天，陽光明媚。你可以了解到殖民地的生活。這裏所有能看到的東西，僕人和帝國，都無法擺脫髮燒和痢疾的困擾。
這裏的人都是單身漢，除了陳福田，他的妻子在檀香山。對成家的人來說，生活更加艱難。
我見到的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是鮑伯·溫德（Bob Winter），58歲，他是I.A.瑞恰的基礎英語運動在美國的代表人物。
表達了上述意見之後，現在我必須考慮如何將他們交給你。幸運的是，我被哈佛大學任命為終身教授，假定哈佛會一直存在下去，那麼我隨時可以回國，並寫信給《新共和》（New Republic）而無須通過大使館渠道。我想你和柯里會很高興收到這樣的忠告，至少我希望如此。
你看我已經成為一名擴張主義者了，因為在這個國家有一部分人是與我們一樣的，一部分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共同體——我們的世界，不是他們的。由於國內缺乏對這裏的理解，因此我們在這裏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派駐的代表太少了。派到這裏來的人誰也不應受到指斥，因為每個人都在乾著三個人的活兒。
教授們的貧困狀況讓我吃驚，我寫道：
昆明教職員工的生存狀況讓我極為震掠，於是我立即向華盛頓作了彙報。我寫信給阿爾格·希斯，希望亨培克與柯里也了解情況，其中陳述的觀點我曾多次重複，現在我複述如下：
8月21日，喬·海登和我從邁阿密乘飛機途經南美和非洲來到中國。毫無疑問，此次飛行與1842年從塞勒姆或是巴爾的摩乘坐游輪前往遠東時途經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一樣，都採取了迂迴路線。一開始我們在波多黎各降落補充燃料，晚上到達西班牙港［特立尼達拉島（Trinidad）］；第二天我們穿過了奧里諾克河（Orinoｈttpｓ://ｒｅad•99csw.comco）和亞馬孫河等幾處寬闊的河面來到了葡萄牙殖民地古城貝倫（Belem），它位於南緯3度。漁船、色調柔和的房子、像公園一樣的廣場、刷白的樹榦，還有露天咖啡館，所有這一切都令人聯想到地球另一端16世紀葡萄牙帝國的殖民城市澳門。
在大英帝國所屬的領地埃及和印度，我們偶然碰到了英美聯盟的問題，此類問題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在這場類似於手足之爭中，已是強弩之末的英國的驕傲、經驗和領導地位如今已不復存在，被喚醒的美國人開始下意識地懷疑其帝國主義和反人民的意圖。一邊譴責大英帝國的殘餘勢力，一邊利用它們，美國人並沒覺得自己實為大英帝國的繼承者。事實上，我們習慣於享受英國人的部署安排，卻在理論上對其進行抨擊。
從潮濕的印度途經喜馬拉雅山北緬甸的「駝峰」來到乾燥的雲南高原，此時印度與中國的對比顯得更加突出：
1.清華大學尤其代表了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因為幾百萬美元的庚子賠款歸還部分已經被投入其中。而對於任何一所主要的大學來說，教員都是其重要的投資，因此憑藉清華大學的聲望與師資力量，這裏的教師自然是留美歸國者中的佼佼者。
通貨膨脹帶來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反常現象。切斯特菲爾德（Chesterfields）香煙每包售價10元，一支派克鋼筆的價格高達6000元。鋼筆、手錶和照相機成了投機買賣的搶手貨，這種買賣正是為了得到更多財富的必然產物。對於中國教授來講，送其一支鋼筆，其價格都超過了他一年的工資。在昆明，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表現為混亂的進口商品價格，因此許多有著官方背景的中國人與美國人趁機在市場上大撈一把。
第二天早上（9月20日），我們繼續向東飛行，「越過駝峰」，飛機一直穩定上升，其高度遠遠超過了歐洲的山峰。飛機越過層巒疊嶂的綠色山峰和荒無人煙的山谷，最終到了北緬甸的上空。高處的紅壤梯田在綠色山峰與雲層之間，顯得格外壯觀。當然，我們都在防備著日本人的出現。飛機上的乘客想象著埋伏在不到100英里處的零式飛機突然從南方出現，於是空中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攔截——閃躲行動。毫無疑問，攔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隨後我們帶著老金和錢端升一行8人返回。大家舒服地擠在一起……7點鐘我們來到梅博士家參加宴會。梅博士的房子很大，盡主人之誼，邀請所有教職員工，他們大多數在頂樓住宿，也沒有多餘的地方接收其他訪客。據溫德說，梅博士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600元，而這次宴會的花銷絕不少於1000元。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們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療瘧疾的阿的平藥片，這應該可以換回1000元了。
假使我們承認中國也是全球專制與自由進行鬥爭的一個戰場的話，那麼宣布置身於其中的我們卻未能為這些人提供幫助，這必將成為美國參与這場鬥爭的歷史上一個可恥的污點。
1942年，泛美航空公司依然為美國政府提供優先運輸服務，後來由航空運輸指揮部將其業務進行擴張。當時泛美航空公司使用的是DC-3型飛機，雙發動機連同一個固定的尾輪，著陸時，飛機是向尾部傾斜來著陸的，類似噴氣式飛機的前置起落架，還是以後的事。空調也是相同的情況。停機坪上的DC-3被烈日炙烤著，裏面的乘客也早已汗流浹背，而一旦飛機起飛，恐怕都會被凍僵。由於座艙壓力不穩定，在越過喜馬拉雅山時乘客都感覺不適。這些20世紀80年代那些在飛機上享受到服務的舒適程度甚至超過家裡的乘客們的苛責。1942年的泛美航空公司正在儘力達到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目標，這讓我們感覺自己就像是探險家。
cccc信息來源：dddd本報告內容源自與各位教授的談話，具體人員如下：出生於夏威夷的美籍華人、外語系主任陳福田教授，政治系主任張奚若教授（兩位教授均為學校評議會成員），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國民參政會成員錢端升；清華大學校長、如今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以上人員都是歸國留學生中的領袖人物，早在1933年，我得到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推薦在清華執教一年，那時候就與他們相識了。在昆明的一周時間，我已經去過6個住所，並與居住在裏面的12個人進行了交談。read.99csw.com
如何讓情報協調局在中國開展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會講漢語的美國人在招募中國僱員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對方可能為雙重間諜，他們可能同時向中國上司彙報情況。任何秘密就像吸引蒼蠅的垃圾桶一樣，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謠言、錯誤、恐懼、虛假的希望和嫉妒。54歲的喬·海登是一位經驗豐富、頭腦冷靜的資深政治家，我認為正是在他的推薦下，中國鹽務局的艾森·麥克道爾·蓋樂（Esson McDowell Gale）被招募進入情報協調局，擔任其駐華代表。
蓋樂在萊頓大學（Leyden）獲得了漢學博士學位，是美國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我曾在上海見過這位知識淵博、發展全面、留著英式鬍鬚的漢學專家。
給希斯的附信
膽小畏縮、過於脆弱的生物，而不會像中國人那樣進行反抗。你不需要為小費與其爭執不休，因為無論給多少錢他們總會恭敬地收下。至少在軍事機關周圍他們從來都不苟言笑。而中國的苦力……如果你多給一些小費，他們就會得隴望蜀，如果給得不多，他們就極力抱怨，即使給得剛剛好，他們還是會有所反應……這裏的人要比中國人還要飽受苦難……在現代文明的表面下，衣著破舊……而在中國，每個人都是一樣地貧窮。
cccc摘要：dddd在昆明，留美出身的清華大學的教員代表著美國在中國的投入與資產。他們正受到毀滅性的威脅，急需幫助。
他們正在頑強地戰鬥，但是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你可以想象這種情況——這裏充斥著絕望、悲慘、勇敢面對、互相支持以及思想與行動逐漸衰退。
然而，事情的發展超乎我的預料，讓饒大衛也日益陷入困境。他發現他不喜歡大使館和在裏面工作的很多中國人。人們總是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他總認為有人跟蹤他，要密謀陷害他，使他處於危險當中。我們擔心他精神不正常，將其帶回美國看醫生，結果證明毫無必要。隨後我被舉薦接替他的工作。於是，1942年6月2日多諾萬任命我為情報協調局的駐華首席代表，全權負責處理一切事務。他的指令就是一個讓我陷入了一團混亂的黑暗地獄的號令：「你將：（一）成為重慶辦公室被認可的總負責人；（二）被授權作為協調員處理小組所有事務；（三）被授權對協調局重慶小組進行行政管理，並負責處理除幾個分支代表的特殊任務之外其他涉及重慶小組共同利益的事務。」這意味著我只是一位挂名的負責人，對秘密行動卻沒有控制權——顯得很重要，但面目模糊。這是我極力渴望擺脫的命運。幸運的是，儘管我收到了正式簽署的命令，但是一切安排並未實施。6月13日，情報協調局進行工作重組，海外情報處劃分出去改為戰時情報局。剩下的研究分析處、秘密情報處以及秘密行動處整合成為戰略情報局。與此同時，我立刻為自己在中國的工作確定了範圍縮小而具體化的任務。
後來事實證明，這樣的狀況一直維持了三年時間，隨後他們回到戰後的北京繼續湊合著生活。
總的來說，這些人都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術精英，他們是美國教育影響力的鮮活代表。鑒於教學樓和教學設備都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這些教師是美國30餘年投資僅剩的部分，他們的處境需要特別關注。
3.具體來說，國民黨和教育部採取了如下措施：鼓勵年輕的教員加入國民黨，對此有興趣的這部分人會受到款待並獲得重慶方面特殊的支持和關照；總體上說，為大學提供的援助總是少於按其學術地位應得的數目（這種情況也適用於西南聯大），政府根據招生數量而非學術水平來提供援助；昆明的地方大學雲南大學收到大量的資金，情況自然比西南聯大好很多，儘管後者擁有來自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中國學術界精英。
為了等待飛機，我在昆明已停留了5天，利用這個機會我見到了很多人，其中一些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對此地的第一印象：1.中國人比印度人更加精力充沛、更開明；2.在這裏的英國人要比美國人更加積極活躍（工作人員多一倍，有大量出版項目，有藏書豐富的閱覽室，派有一名牛津大學的教授，並且還有更多人即將到來等）；3.西南聯大中原清華大學的教員，作為留美歸國的中國學術精英，如今卻陷入了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困境之中；4.在我們上次的談話中，我相信，你曾提到對於中國的發展在華盛頓比在當地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判斷，因為華盛頓獲取的報告更加全面，因此有才能的人留在華盛頓會更能人盡其才。九*九*藏*書
我擔心我們這一段時期對亞洲採取的政策也會由於沒有成功抓住時機以及處理好事態的核心本質而留下惡名。不管怎樣，這是一場戰鬥，即現代的西方民主理想方式直接對抗陳舊的中國專制投機方式。你也可以稱之為文化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價值觀將被重新建立，未來也相應地由此而生。我無須對此多言，你我都很明白。重點在於我們美國人參加了這場戰爭，但是我們的外交政策並未用可行的方式承認這個事實。我們提及世界爭鬥，卻避而不談對華問題。
我們在花園一邊吃晚餐，一邊欣賞著英國官員與女伴很笨拙地在舞池翩翩起舞，好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做不到，實際他們能做到，儘管他們不必這樣。德國人正在距離此處3小時車程的沙漠中。6月30日，當地一個送信人說，路上有一條寬10英里的裂縫，他們本可以到此處，但需要多花36個小時通過，但是顯然他們太疲憊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人已經從敘利亞趕到。
工作展開的前提是，研究分析處遠東部門需要派代表前往中國來獲取更多研究資料。在查爾斯·雷默上任之前，我和法斯就已經收到第一份來自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的有關中國媒體分析的提案。由於受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以及其他政治學家的影響，饒大衛偏向于採用定量分析（計算單詞使用的頻率），通過這種方式使得不和諧的政治議程轉化為依靠數據說話的科學。此外，他已尋找到基金會來支持他在重慶的研究項目。於是我們委任其為研究分析處代表，他於1941年11月27日抵達重慶。
最後，一架英國水上飛機帶我們從開羅的尼羅河上出發，途經荒蕪的放牧著羊群的基督教聖地（巴勒斯坦）到達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河口處的巴士拉。隨後我們前往卡拉奇，最終於9月6日抵達新德里的帝國酒店。在這裏我遇到了白修德，他戴著一頂如同蘑菇一般的硬殼太陽帽。他帶我參加了一場雞尾酒會，到場的還有埃德加·斯諾、《先驅論壇報》的阿奇·斯蒂爾以及《紐約時報》的赫伯特·馬修斯。他們都身著戰地記者的卡其色短褲配綠肩帶襯衣，相當地時髦瀟洒。當時埃德加準備經波斯前往俄羅斯，白修德則正跟隨兩位將軍到處飛。
與此同時，蓋樂博士被召回之後，喬·海登為了彌補自己舉薦不當的過失被派往重慶收拾殘局。於是1942年八九月間，我們一同非常友善地結伴而行。這次旅行讓我們對戰時美國技術的不斷擴張有了全局的概念，儘管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一直在增長，但這一切遠遠超過了我們理解的增長速度。
在空襲中，他的衣服已經被偷了兩次。如今他在院子里養了兩隻猴子，其中一隻猴子特別兇猛，由繩索拴著，如有入侵者闖入它就咬，除非先射殺它。鮑伯的院子里到處都是花，還有裝滿書的書架，他了解很多當地的民俗與小道傳聞。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印度，僅從表面上對比一下，印度人和中國人就令人吃驚。在戰爭時期，還未解放的卡拉奇與新德里人民看起來就像
2.現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博士一直致力於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實行嚴格管理，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已掌控著清華大學以及其他大學的辦學方針政策。儘管如此，他在清華大學遇到了資深留美歸國教授們的堅決反對。這是一場持久的鬥爭，這是擁有權力和財政支持的國民黨和教育部門與決心保護美國傳統的自由教學方式的教員之間的較量。然而這也是一場不平等的較量，因為教員只能通過廉價出售收藏的書籍和衣服來維持生活，而這些微薄的生活來源很快就會消耗殆盡。除非得到援助，否則結果只有一個——營養不良、疾病，最終代表美國自由理想的教員士氣低落，走向消亡、離散或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