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威廉斯學院院長）受聘擔任研究分析處的主任，他邀請蘭格加入，蘭格推薦了麥凱（McKay），而麥凱又推薦了我。於是1941年8月13日，我們4位來自歷史系的教師來到了華盛頓，8月13日上午9時15分，我、巴克斯特、蘭格、麥凱，以及蘭格的得意門生、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專家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在賓夕法尼亞街與憲法大道交會處空置的頂點大廈（Apex Building）召開有關成立研究分析處的首次會議。為了使學識在戰爭中發揮效用，他們需要陸海軍人員與情報協調局的研究人員進行合作。而後者需要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資源（幸好圖書館的新樓剛剛竣工），並將他們研究的成果提供給位於城市另一端西北E大街和25街交會處（25th and E Streets NW）的情報協調局總部，同樣位於此地的還有秘密情報處和秘密行動處。

在華盛頓的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是與莫蒂默·格雷夫以及他的妻子簡交情越來越深。莫蒂默一貫深謀遠慮，為了應對戰爭突發|情況而編輯了一本人名錄，上面記錄了精通東亞語言的美國人。同時他還僱用威爾瑪編製了一本與中國有關聯的美國機構目錄（1941年出版）。

我們找到一處住所，和我的同學比爾·揚曼及他的妻子在一起住了幾個星期。在他們結婚之前，比爾的妻子埃爾西·珀金斯曾在北京寄住過我們家一段時間，他們兩人就是在我們家相識的。而比爾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曾擔任聯邦能源委員會（Federal Power Commission）的首席法律顧問，如今他與湯姆·柯克倫（Tom Corcoran）合夥經營一家法律事務所。隨後他們與宋子文建立的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埃爾西的祖先就曾涉及早先的中國貿易，而她的丈夫也正在開展一項新的對華貿易，並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之後。最終宋子文指定比爾作為其遺囑的執行者。

在國務院最光彩奪目的，我認為非約翰·佩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莫屬了。生於四川的他曾從北京一路旅行到瀋陽，之後返回國務院。在接電話的時候，他總是喜歡用清脆的「Moshi-moshi」（日語「喂，喂」），讓電話另一端的人誤以為把電話打到了東京。

巴克斯特和蘭格開始在全國各地招募學術專家。其中一位重要新聘人員是專攻遠東問題、長期執掌密歇根大學政治科學系的約瑟夫·羅爾斯頓·海登（Joseph Ralston Hayden）教授。他曾在菲律賓從事教學工作，事實上1933年至1935年間他一直在菲律賓擔任副總督。他的著作《菲律賓：國家的發展》（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剛剛於1941年出版。同時，唐·麥凱承擔著摘譯美國國務院每天收到的大量電報的工作，以便於研究分析處了解最新的情報。顯然這種工作就像是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博士創造的毫無生命力的人物一樣，一旦組裝起來，需要通過電流賦予其生命活力。

顯然，我的資歷尚淺，是位只發表過一些文章的講師，對這類工作毫無經驗可言，但在中國問題與日本問題的研究方面，我代表的觀點是使用中國和日本的原始資料。我啃的第一塊「骨頭」是一條海軍情報，其中涉及日本的造船業，鋁、鐵以及飛機的生產。情報是前段時間從海軍情報局獲取的，多諾萬上校要求我對其進行鑒定評估。經過一個下午的分析，我發現這是由喬裝為漁民或朝聖者的間諜收集到的一份複雜的觀測報告，其中包括沒有出處來源的統計資料以及各種新建的機場和工廠的列表。（隨後得知這份報告來自英國。）而這份複雜的報告意在表明日本工程師「開始為建造一條由下關通往朝鮮釜山的海底隧道而進行勘察測量九*九*藏*書，這條隧道橫跨對馬海峽，全長僅122英里」。

柯里博士是白宮班子的主要人員，擁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和兩名秘書，其辦公地點位於美國國務院大樓（如今為行政辦公大樓）二樓，隸屬遠東司。當時柯里正忙於解決滇緬公路問題，派紐約卡車公司的經理們前往該地管理交通運輸。作為中國獲取物資的主要供給線，這條公路卻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營私舞弊和腐敗問題。司機們連給卡車加油都不會，卻懂得如何走私貨物。派去的紐約人都很嚴格，但是也深知當時的情況並不樂觀。

最令人奇怪的是，他在國務院只是一名民法專家而非駐外代表。儘管如此，1937年後他主管遠東司中國科與日本科，且一切相關事務都必須獲得他的批准（政治顧問亨培克）。這種不同尋常的安排證實：與其他地區不同，遠東的確神秘莫測，需要某位「懂」東方的人來把握。

如果說誰的職業生涯可以用來概括美國遠東政策的不足，斯坦利·亨培克自然是首當其衝。他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1909—1913）前後在中國幾所官辦大學執教4年之久。這是在他獲得羅德獎學金之後（1904—1907）。中國方面並未要他講授語言課。他所從事的學術領域為政治學，當時這個學科已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且與法律仍有密切關係。1911年他獲得了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並與芮恩施（Paul Reinsch）教授一同工作，後者後來成為威爾遜總統派往中國的駐華代表。1916年，亨培克出版了《現代遠東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一書。1914年至1917年他執教於威斯康星大學。在一戰期間他成為陸軍上尉，接著開始緊張地工作，在1919年巴黎和會與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為遠東問題專家。之後於1924年至1928年間離開政府部門，前往哈佛大學講授遠東歷史課程。1927年出版《今日中國政治》（China Today-Politics）一書，1928年返回華盛頓,擔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他善於將合法性與道德準則結合起來，這完全符合傳統美國人對於門戶開放政策的浮夸作風。如今這種符合亨培克口味的迂腐軟弱的外交信條使得他既能站在美國的立場維護法律，又能站在中國的立場維護正義。從這兩方面來說，他是有著濃厚文化氣質的典型美國人。

我在五角大樓遇到迪安·拉斯克（Dean Rusk），當時他已經是一名海軍上校，暫時負責大英帝國的部分軍事情報。他的前任是一位和藹的老婦人，沒有助理，主要負責文件剪報摘要。我們當時還沒作好充分的準備對印度與緬甸展開軍事行動。而情報協調局的貢獻之一就是製作地圖並由專家計算出印度的鐵路運輸能力。

這一情景有幾個錯誤。亨培克是一個精力充沛而又十分獨斷精明的人。他掌控著這個所有中國問題專家曾進入過或應|召去工作的行業——他們自認為有著普通人不具有的深奧知識。他曾到過中國，講授中國近代史，但這個經歷使他（及每一個「中國通」）看不到自己無知的一面，相反，這些皮毛的知識與理解卻使他自信滿滿。他並未親眼見證發生於中國的幾次革命，不過他對此並不在意，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擁有令人驚訝的正義感。在我們早期的見面中，他向我解釋說：「美國的遠東政策就像一列疾馳在軌道上的火車，早已安排好了前進的方向，人人都知道將要開往哪裡。日本人必定注意這一點。是戰還是和，一切都取決於他們。」這樣下去，火車出軌在所難免。

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辦公室禁止招收女性工作人員，此乃會長沃爾多·利蘭（Waldo Leland）的命令，他的前任曾聘用了一位女秘書。這位女秘書將所有文件記在大腦中，以至於她成為不可或缺的人，但是每次她對文件遲疑的時候就像斷了電的電腦，不起作用。威爾瑪只能在別人看不見的密室中進行工作。

我的這些迎來送往的行為相當於介紹人們彼此認識。我並沒有明確的政策信念，因為我對當代中國並沒有直接的了解。1942年7月21日至8月7日羅斯福總統再次派勞克林·柯里前往重慶，此次回來后他就主張全力支持蔣介石，毫無條件，因為他認為蔣介石是值得信賴的，「按照我們的意願，採取強有力的戰爭政策及創建一個現代民主的強大國家」。顯然，柯里對中國也沒有直接的了解。九九藏書

第二天，我拜訪了宋子文。在此之前多諾萬早已叫上我一同會見宋子文與他的顧問魯德維格·雷奇曼博士（Dr Ludwig Rajchman），後者曾是前國際聯盟駐南京的衛生專家。

珍珠港事件爆發前4個月，我應|召加入在政府領導下參与籌建把學術研究機構轉變為戰爭目的服務的研究機構的工作。之後的5年，我請假離開了哈佛大學：第一年在華盛頓（1941年8月—1942年8月），之後被派往中國一年零三個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而後返回華盛頓（1944年2月—1945年8月），接著再次前往中國停留了8個月的時間（1945年9月—1946年7月）。在我34歲到39歲之間，這些富有冒險精神的插曲讓我捲入世界事務，毫無疑問也使我個人獲得了新生。和其他人一樣，在戰時的拼搏中，我也徹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想什麼，以及如何發揮作用。因為戰爭從根本上提出了新思想和組織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人們採取創造性的行動。

自1942年1月日本侵佔新加坡之後，其軍隊繼續朝緬甸前進。此時史迪威代表團也在前往中國的路上，華盛頓各個機構都認為需要在重慶設立前哨站。

當多諾萬派我們緊急完成一項有關中國鈾礦的備忘錄時，我第一次認識到「情報即力量」。很幸運，我們有一本最新版本的《中國年鑒》。我們在索引中查到了鈾，並在正文中獲知它蘊藏於湖南和江西一帶。隨後製圖師繪製了一張突顯出湖南和江西、並用×××作標記的地圖。當時我急匆匆地將地圖交給正與托馬斯·K.芬勒特（Thomas K.Finletter）開會的多諾萬。這是我為曼哈頓計劃所作的貢獻。

在任何情況下，莫蒂默都喜歡親歷親為，並不太需要秘書的協助。他的想象力使其成為美國人中有著超自然的語言表達能力的先鋒。他特別提倡對俄羅斯與中國的研究。憑藉其韌性與獨創性，他以微薄的資金取得多項成就，幫助許多大學的年輕教師出版譯著叢書和專題著作叢書，開辦暑期學校，併為圖書館和培訓工作提供幫助。我提到過的恆慕義傳記項目只是其眾多成就之一。

1941年夏天，新成立的情報協調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局長比爾·多諾萬（Bill Donovan）上校正在抓緊籌備組建一個全球範圍的秘密機構，包括秘密情報處和秘密行動處。其中情報協調局研究分析分處是一個協助其他部門的獨立機構。他們相信事實往往並非人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對事情進行理性分析后往往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裏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各所大學，他們被要求以使其在學術領域獲得成就的那種嚴謹態度來關注當前與未來。

當然，幾個月後，美國志願航空隊也就是飛虎隊將會為重慶提供防禦，但是1941年夏末，宋子文還在為中國的臨時首都四處拚命地尋找空防支援，而多諾萬是他奔走呼籲的渠道之一。但是多諾萬當時正在華盛頓這個發電廠內建造自己的渦輪機。由於早早到場，我成為他特別安排的「專家」，然而多諾萬並不比我更有能力為重慶提供空軍支援，而我也是毫無辦法。我記錄道：「我並不確定宋子文的求援信是否被其他人讀過。」（顯然，我錯了。）九九藏書

莫蒂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過飛行員，後來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木匠活也是其多個興趣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一名先知，可以預知到對語言及後來在縮小的世界中被稱作區域訓練的東西會產生大量的需求。此外在早期他曾被邀請擔任研究與分析處的領導，但是他並不願意被政府僱用，因為在他看來，這樣會限制工作的自發性與工作本身。

與此同時，1942年6月研究分析處的遠東部門已經有20名工作人員和7名兼職顧問，其中8人從事對華工作。他們平均有7年在華工作的經驗。遠東部門已經完成了75份報告或研究，但幾乎不涉及政策方面的內容。因為我們編輯的內容與柯里這樣執行層官員的政策理念存在巨大的分歧。

時間就這樣過去，我見了很多人，但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到9月份，我徵得同意后邀請來自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的伯頓·法斯負責研究分析處日本方面的工作。喬·海登（Joe Hayden）榮升為分析委員會的最高層。而伯頓和我還不具備研究指導者的經驗，所以我們聽從海登的建議，聘請密歇根大學的查爾斯·雷默（Charles Remer）來擔任我們遠東部門的領導。查爾斯曾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教學，出版過外國在華投資的權威著作。一同前來的還有他長期合作的研究助手，就像他說的那樣，我們在國會圖書館新建的大樓中開始了不斷向前的工作。作為新手的伯頓和我感覺雷默行事遲緩，當然其中不乏好意。但我們的問題是要找到有能力的人與華盛頓的其他部門競爭。

幾天後，威爾瑪找到了一所乾淨的寓所，包括一個大客廳、兩間卧室、一個廚房和一個小花園。房子位於交通便利的喬治城西北區的34號大街1306號。於是我們立刻租下了房屋，計劃在9月1日入住。

儘管我對官場生活並不抱太多幻想，然而我認為，作為情報協調局和柯里博士之間的協調員，我想自己還算是成功。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了解政府機構中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的人員，同時我也協助散布重要信息。情報協調局有過硬的製圖部門和能力超群的製圖員。我們出版了包括公路、鐵路、河流和山脈等在內立即發揮價值的地形圖。另外我們還出版了周刊《中國戰況》（The War in China），而我進行美國對華援助的研究。最終我將柯里的大辦公室用作會議場所，不定期地召集來自各大機構的中國問題專家召開臨時會議，以便大家針對正在做的事情進行交流和啟發。

12月7日，周日下午，聽到電台廣播日本偷襲珍珠港，我和其他人一樣在危急之際急忙回到辦公室。然而在空曠寂靜的國會圖書館附屬樓里，我發現並沒有收音機，於是不得不打電話回家向威爾瑪詢問事件的進展。當時馬歇爾將軍正在石溪公園騎馬，不過至少在他回到辦公室后一定能收到相關通訊。

由於他沒有支付下屬工作人員報酬的預算，最終我們到12月份才想出一個主意，即我以情報協調局委派的名義，利用部分時間為他工作。這對於他、我、情報協調局以及戰爭來說都有好處。於是聖誕節時我在他的隔壁224號房間開始工作，電話號碼為「白宮80號」。試問，誰還會有比此更加尊貴榮耀的身份象徵嗎？

8月17日是個周日，我們在胡適大使家中共進午餐。這是一座高貴的住宅，坐落於小山丘上，四周都是草坪與樹木。此時距離他領導五四運動已經過去20年了。為中國服務而與美國人打交道的外交靈活性使其成為高層次的公共關係人物。

情報協調局研究分析處奉命編寫陸海軍手冊中有關經濟社會與政治部分的內容。這是一本包括數據、地圖和概述的手冊，戰地軍官應該人手一本，G-2與海軍情報局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樣這個新的機構贏得了名聲。與此同時，我從這些專家組中選取數據信息提供給柯里，作為富蘭克林·九九藏書羅斯福的備忘錄。我一度成為

幾天後，我們去拜訪他，還一起喝了酒，但是並沒得到什麼建議。顯然，他認為自己在對華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才是必要的。柯里僅僅是執行而已。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都是政府機關尋求有關日本與中國方面的專家名字的電話，要求最好為男性，20到30歲之間，擁有實地工作經驗，且當地語言流利。而如此優秀的人才早已被海軍部門搜羅一空了，它曾在本年早些時候在全國範圍內物色這類人才。

柯里之後下一位上場的人物為斯坦利·亨培克，他似乎與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我們都來自美國中西部，都是威斯康星大學貝塔·西塔·派兄弟會的阿爾法·派分會的會員，同時也都是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他曾在哈佛大學講授過主題為「1793年以來的遠東」的課程，這門課由我接任。有時候我甚至擔心我們倆是不是連個性都一樣。

斯坦利·亨培克試圖將弱點變成優點的方法之一，是聲稱政策的制定者並不需要直接接觸現場，因為所有的信息都會被匯總呈報到中樞，送到他的辦公桌，只有在那裡才可以看到整個情況。這種有害的思想同樣也被其年輕且有魅力的律師助理阿爾格·希斯（Alger Hiss）所效仿。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見過阿爾格·希斯，他遠非激進主義者，事實上有人認為他只是作為法律顧問擔任亨培克的助理，過於忠誠，墨守成規。由於對遠東問題缺乏經驗，他更適合於他所擅長的起草程序和擬定協議的工作，這方面他確實有成績。

1941年8月，早先在日本和中國的駐外事務處人員開始反對對日採取明顯的綏靖政策，並對遠東司武斷的施行方式頗為不滿。當時的遠東司日本科領導為馬克斯·漢密爾頓（Max Hamilton），他毫無個性，完全被亨培克牽著走。之後有人甚至冒著被革職的危險向副國務卿薩默納·威爾士（Sumner Wells）呼籲，要求進一步討論有關政策問題。遠東司的這一矛盾一直被掩蓋，直到1944年大量工作人員再次反對亨培克，指責其對國務卿赫爾（Hull）隱瞞重要信息。很快亨培克被派往荷蘭擔任大使，自此結束了他輝煌的職業生涯。

我發覺柯里是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上校以及美國志願航空隊在國內的後台，而後者是一支非官方組織的志願空軍，配有100架P-40戰鬥機，正在緬甸進行秘密訓練。後來我根據柯里的資料，準備詳細記錄這支志願隊的由來，以此作為情報協調局對華援助研究的一部分。

8月14日，我去拜訪了勞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此前在居於麥迪遜的拉福萊特的夫人伊莎貝爾的引薦下，我曾於1928年在哈佛大學見過柯里及其夫人桃樂茜·培根·柯里（Dorothy Bacon Currie），當時他是一名經濟系講師，還在攻讀博士學位。如今他離開了聯邦儲備委員會，成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6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他受總統委派會見蔣介石，並負責對華租借事宜。

在我看來，這份報告並不能算作情報，因為只要仔細研讀日本的一些新聞就能了解得更多。隨後巴克斯特和我將這份報告提交給多諾萬上校。而他給我的印象則是，「性情溫和而異常地優柔寡斷，並不了解自己想要做什麼」。後半句完全正確，他做事總是出人意料地不知所圖，這正是他努力營造出來的。但是事實證明他並非優柔寡斷。

另外，我在五角大樓還遇到了英俊瀟洒的弗蘭克·羅伯ｒｅａｄ.99ｃｓw.cｏm茨（Frank Roberts）少校，他曾在北京擔任翻譯官，我們還參加了同一個學習小組，如今他在針對中國的G–2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是1937年的「班乃號」（Panay）事件中的英雄，當時弗蘭克·羅伯茨在長江上指揮「班乃號」炮艦，而日本人對其實施轟炸，最終炮艦沉沒，這位指揮官幾乎喪命。作為一名情報協調員，我向他提供了柯里博士1941年2月在重慶收集到的有關國民政府的數據檔案。這些表格可能會令人印象深刻，但準確度不夠，我們可以提供的只有這些。我為弗蘭克所在的G–2部門複印了這些資料並安排其與柯里共進午餐。他們通過共同的朋友這樣非正式地見面要比官方渠道更方便一些。

到那時，國會圖書館新樓並沒有什麼進展，於是在徵得查爾斯·雷默同意后，我繼續與其他機構保持聯絡。畢竟，情報協調局的工作就是協調他們。於是我從來自北京和散布在國務院、五角大樓以及新建立的不怎麼為人所知的機構如經濟戰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中網羅中國問題專家。很快我們就將大家召集在一起，舉辦了非正式的周三午餐聚會。

當然，戰爭似乎證明我們為它所作的與軍事相關的準備工作是正確的。但是這並沒有減少我的感覺，即我是從哈佛大學轉入華盛頓政府的，從個人研究轉變為集體努力，我實際正在從一項充滿希望的事業轉向一些瑣碎而無意義的工作當中。學術的生活給予了我日復一日的成就感。例如，為某一目的讀書，彷彿為大夏添磚加瓦一樣地講課，與學生交談以幫助其成長等。與此相反，在華盛頓的官僚生活會將一個人淹沒在無數的電話交流、委員會會議、閱讀某人厚厚的報告、在會餐以及社交活動當中與同事會晤。此外，在這種永無休止的交流中都要使用充滿競爭且低劣的政治手段。一項政策提案幾乎不會靠其價值得以通過，必須要靠玩弄手段才能通過，然而，有時候賭注越大，一個人所獲得的成就卻未必越多。

很快我開始同時進行兩三項工作，其中包括協助在國會圖書館建立遠東研究部，這需要收集大量的參考資料，同時也需要招收人員來處理這些工作；幫助新成立的多諾萬團隊向政府機構證明專業學術知識的價值，接觸華盛頓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一時每個機構都開始需要中國問題專家來協助工作，而我在中國北京等地4年間結識的人也都很快聚集到這座城市，就像菜肴佐料那樣，並且每周都有越來越多的人前來此地。

8月15日我打電話給亨培克博士，告知我已經到達華盛頓。

就這樣，我更上一層進入了權力核心，但是我並沒什麼特別需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四處走訪，訪問人物，收集信息，繼續從事一些較次要的項目而已。這也很有趣，到了風雲變幻的1941年秋天，我很快對即將登場制定對華政策的主人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8月18日，我見到了海頓·伯特納（Haydon Boatner）少校，他是我另外一位在北京時的朋友，也是學習語言時的同伴。他正在做的工作是為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而他面臨著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即總是想要最新的武器，例如重量太大而無法通過橋樑的坦克，而他強調很多破壞性的武器設備都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受過專業培訓的海頓在幫助中國獲得美國援助方面可謂如魚得水。

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State Department's Cultural Relations Division）最初一直主要致力於拉丁美洲的友好睦鄰關係。作為全面發展的一部分，1941年末受權成立了中國分部。威爾瑪成為這裏的第一位僱員。作為一名熟悉中國的官員，威利斯·R.佩克（Willys R.Peck）成為中國分部的主管。他開始教威爾瑪如何做到官場所要求的精確無誤和工作程序上的繁文縟節，這是繪圖員必須加以重視的知識。自此威爾瑪開始了她5年的政府工作生涯，並最終成為駐華大使館的一名文化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