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我在《合眾社》（the United Press）上寫了一篇文章：「如果俄羅斯敗給德國，遠東將會發生什麼？」我預言德國的貨車會行駛于橫穿中國新疆的公路上，而俄羅斯越過此地對中國進行的物資援助目前超過了我們對中國的援助。納粹因此可能通過武力和詭計來確保其對自由中國的控制。他們還可能用納粹空軍加強日本的海上力量，「使中國退出戰爭，並鼓動日本與我們開戰」。由這種狂熱的推斷折射出，在1941年的夏天這個世界正處於極度動蕩不安的狀態中。

為期6周的講習班結束后，卜德與我在哈佛教授俱樂部主持了一次會議，參會人員包括從事各方面研究的同事、教育家以及計劃促進遠東領域進一步發展的慈善基金會的理事們。1941年，在我們前往華盛頓之後，這一努力開始發揮效力。我們深入教育機構內部活動，並成立了一個隸屬於美國教育理事會的機構——美國亞洲研究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為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精力充沛的霍華德·E.威爾遜（Howard E.Wilson），成員包括當時就職于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桃樂茜·伯格（Dorothy Borg）、法斯和我。委員會於1941年12月4日成立，72小時后發生了偷襲珍珠港的事件，表明歷史發展正如我們預期。我們發布了一份聲明，闡述各個學校進行遠東問題研究的必要性，並通過文章與會議陳述的形式進行積極的宣傳。我們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使得霍華德·威爾遜可以全力為委員會工作。最終他在全國各地舉行了6場大型集會，但在戰爭全面爆發后，我們的亞洲問題研究不得不告一段落。

我在第二封信中回復說，很不幸，我們正在中國享受的由英國武力保護的各種特權就是一種帝國主義特權。日本侵佔新加坡，「將南太平洋與印度洋變成了日本的內湖」，這對英國和中國都將是致命一擊，而我們卻只能孤零零地自曝弱點，等待襲擊的到來。

同時，日本對華侵略引發了政策上的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即是否應該繼續幫助日本併為其提供軍需品。面對兩難問題，「美國不參与日本侵略委員會」出現了，有效開啟了援華公眾遊說活動，這是一個公開且以大眾為基礎的組織，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的戰爭機器供應石油、鋼鐵以及軍需品。當時美國軍需品供應量至少佔到日本進口軍需品總量的一半。

回顧20世紀30年代晚期，我一直在尋找關於中國問題的信息，這些信息我認為不僅要通過教育渠道，更需要通過國家公共策略的討論來擴大影響。侵略這一爭論問題應該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型的事件而不僅限於意識形態——諸如基督信仰、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西班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表明西方民主國家因試圖避免戰火，反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佛朗哥反抗1936年2月選舉出來的西班牙自由主義政府時，由473名議員組成的議會中只有16名共產黨員。但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借口佛朗哥是在同布爾什維克作戰，公然以武力幫助佛朗哥，另一邊英國、法國和美國以「中立」為由停止向傾向民主共和的總理胡安·耐格瑞（Juan Negrin）領導的合法政府提供武器。read.99csw.com這為蘇聯提供了良機，最終使蘇聯成為主要的支援西班牙的國家。

當時我仍全身心投入到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沿海口岸研究，但是應邀參加了美國國防部組織的一次有關中國與日本的討論會。在這裏我遇到了一位來自西北的學院派傑出學者威廉·蒙哥馬利·麥戈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教授，他在哈佛大學政治學繫上課。咄咄逼人、有著極強自信並且自我陶醉的威廉已經快速完成了多部作品，包括《日語口語》（Colloquial Japanese，1921年出版）、《大乘佛教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Mahayana Buddhism，1922年出版），以及《致偽裝的拉薩》（To Lhasa in Disguise，1924年出版）。我們私下都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即便如此，他也是一個聰明的吹牛者（之後就職于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同時他以毫不含糊的詞語制定日本在中國的相關法規。我試圖駁斥他的簡單化判斷，但是用一種謙虛並附帶免責聲明的方式，事後老亞瑟·施萊辛格對我說：「約翰，不要這麼謙虛。你知道的要比他多很多。如果你要說的話，就確信無疑地表達出來。」

1938年8月，他們一共寄出了2.2萬本名為《美國在日本罪惡的侵略戰爭中應負的責任》（America's Share in Japan's War Guilt）的小冊子。哈利·普萊斯和他的同伴真正為委員會樹立了典型。到了1938年聖誕節，他們已有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名單，其中有29個人構成的全國委員會和86個贊助人，這些人均為美國各界名流。他們推選顧臨（Roger S.Greene）為委員會主席。顧臨曾出色地就職於美國領事館，之後在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任院長，一直干到1934年。我們早就知道他是美國社會的知名人士，他也曾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予我精神支持。他的弟弟傑羅姆·格林（Jerome Greene）則是哈佛董事會秘書長。羅傑以他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敏銳的政策觀察力，使得委員會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我發現作為一名向公眾提供信息的權威人士，需要考慮到公眾的智慧。例如，「中國總是同化她的征服者」就是陳詞濫調，這種論調或多或少可以應用於來自北方草原的小群遊牧部落，但到了近代，並不能指望中國「同化」新的征服者，因為中國和日本都已經成為獨立國家。我曾在1937年12月的哈佛校報《深紅》上發表文章，指出日本對華侵略本可以通過支持傀儡政權來消除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但是在中國扶持傀儡政府花費高昂，並且還不能半途而廢。文章大字標題是「費正清說：中日問題尚處襁褓階段」。果然不出所料，解決這個「問題」需要8年的時間。

我可以想得到，通常報紙中的爭論需要一個愚蠢而又內容寬泛的結論，毫無疑問，由此推斷出的結論很可能也是寬泛而又愚蠢的。

當然，即使意圖和可行性方面有所欠缺，沒有長期一貫的國策也是一種下策。門戶開放政策稱得是具有英國風格的傳統方式，是美國理九_九_藏_書想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結合。1899年約翰·海（John Hay）最初提出的照會的施行條款是來自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手下的稅務司賀璧理（A.Hippisley）的建議（馬士博士曾於1931年在倫敦介紹我們認識）。麥金萊（Mckinley）總統在大選之年需要制定一個使美國不致在華過分擴張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賀璧理為柔克義（Woodville Rockhill）起草的備忘錄最終被國務卿約翰·海所採用，成為對華政策。1895年甲午海戰日本戰勝中國后，歐洲列強在1898年獲得了多項特權，美國擴張主義者也要求不能落後于歐洲，要及時採取行動。（菲律賓、關島、夏威夷以及薩摩亞群島是擴張的典型例子。）麥金萊和約翰·海的精心之作——門戶開放政策中要求對各國貿易施行平等開放政策（這正是海關所代表的），英國放棄該主張並投入到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美國重新將其撿來作為國家政策，它取代帝國主義政策而成為新的對華政策，但是我們在菲律賓採用了與英國相同的帝國主義政策。

1939年至1940年間，賴紹華與我跨越學科界限建立了一門二元化的課程——中文10，講述1500年以前的遠東；歷史83，講述1500年之後的遠東。我們各自在對方的課上講課，並且對東亞作出全面評述的一年計劃也進行了一半。我與法斯一起管理1940年的暑期學校——遠東研究院，學院集中力量對歷史與參考書目進行全面的評述，意在挑選出12名年輕的美國教師，讓他們作好準備教授東亞課程。這是我在哈佛大學的第一個5年裡的高峰時期。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的格雷夫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史蒂文斯向我們提供了大量支持。這實際是在哈佛大學開設東亞歷史概論課程的準備，可能隨後會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極大的普及。賴紹華與法斯負責日本方面，卜德與我負責中國方面，弗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的阿奇博爾德·溫萊（Archibald Wenley）負責藝術方面。在此過程中，我們為我們的課題劃分歷史時期，精簡參考書目，都獲益良多。最終，100本78頁的教學大綱發給了我們感興趣的每個人。

當時美國的反應是繼續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這種保守經常被理想化為反戰態度，如今看來卻很難令人信服。事實上我們的外交策略分為三種情況：向東對歐洲採取避免捲入戰爭的「我們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對拉丁美洲則採取門羅主義的「你們別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過太平洋採取門戶開放的「我們都介入」的策略。總而言之，孤立主義的軟肋就是遠東地區。

這個遊說團隊的中堅人物叫哈利·普萊斯（Harry Price），他出生於中國，是一位南部長老會傳教士教育家的兒子。他於1932年獲得了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在燕京大學執教5年。1938年5月在紐約休假期間，哈利和他的弟弟弗蘭克將一些有著傳教士背景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小組。小組取名為「美國不參与日本侵略委員會」，而這個略長的組織名稱也很好地闡述了其具體而有限的目標，且充分利用了美國強烈奉行孤立主義的環境。

然而，對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奉行孤立主義的九-九-藏-書美國來說，對華政策為其退過去成為世界戰爭中的活躍角色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西太平洋取代遠西成為擴張的前沿。傳教士和商人依靠他們治外法權的特殊身份活躍于中國。19世紀末期，他們在日本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在這兩個國家中，他們都陷入了在歐洲不曾遇到過的複雜局勢。

門戶開放政策不僅提出要保護我們在華的貿易特權，並且贊成中國享有獨立自主權，顯然這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單邊聲明，並不是一個雙方協約。同時這也是一個難以實施且模稜兩可的觀點，因為它一邊承認中國的獨立主權，一邊又利用不平等條約繼續損害中國的主權。

隨著美國支持中國的呼聲高漲，坎布里奇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思潮中心。奧地利受人尊重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夫人伊麗莎白·卜德·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博士進行過一項有關滿洲經濟的研究，她認為日本侵略情有可原，或至少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當她冒失地公開發表此類希望被記住的看法時，坎布里奇的一些女士卻嗤之以鼻，顯然她們希望這樣陰險惡毒的人應該保持沉默。中國已成為一個道義上的問題，訴諸良心的審判，至於事實如何，已不重要。在希特勒教導我們世間有罪惡時，美國人用道義與其進行抗爭。日本和中國越來越變成徹底的黑與白的問題，因為普雷多街的人們對中日兩國具體情況知之甚少。

在「不參与日本侵略委員會」運行的兩年半時間里，其目的是鼓舞動員大多數支持中國的美國人，這些人在10年後支持維護中國國民黨的美國政策。從那時以後這成為一種慣例。前傳教士，即後來的明尼蘇達州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在此期間曾進行了1400次支持中國的演講，國會議員們甚至可以根據他從所經過地區發過來的大量「不參与日本侵略委員會」的郵件得知他的行程。與左翼分子合作或在別的問題上合作，他們則著力避免。總之，紐約的哈利·普萊斯和華盛頓的顧臨組織了直至當時世界歷史上最有效的單一目標運動之一。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人物，蔣介石是直接的受益者，因為委員會盡量避免觸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僅僅是提及「中國的」美好的經濟前景和當前的形勢，將其視為如英國一樣的民主堡壘。

對我來說，對世界危機中美國政策的關注證明了歷史知識對於人類生存是必要的。這給予我高度的自我肯定。歷史對於我就如同真理對於我那作為公理教會傳教士的祖父，既可以謀生，還可以拯救世界。儘管如此，以上對於政策的討論還是極其不成熟的，這表明我要想成為一名學術權威依然需要更多的努力。1941年我對政府事務甚至國家利益都知之甚少，但突然我獲得了學習這些的機會。

事實上，有兩種門戶開放政策，一個針對我們，一個則針對中國。最初的對外開放政策意指在中國擁有平等貿易與投資的機會，換句話說，其實是在不平等條約下，要求中國對外開放。但是約翰·海於1900年第二次制定的條款中指出了中國行政和領土的「獨立存在」（後來這個詞改為「完整」），其目的在於避免義和團運動所引發的危機期間中國被帝國主義者瓜分。第二次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贊成中國有機會繼續成為（或成為）一個國家。

作為哈https://read.99csw.com佛大學的教員，我整天忙於寫作與講課，無暇參加委員會的活動。但勢態依然不可避免地將我捲入公共活動當中。由於歐洲危機加深，波及遠東與歐洲的全面戰爭爆發了，於是1940年哈佛大學教授組織起來，旨在動員美國支持英國，維護自由，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暴政。拉爾夫·巴頓·佩里（Ralph Barton Perry）以及大批的自由主義者（主要是人道主義者）預見到這是一場無法避免的與納粹之間的戰爭，所以他們組建了一個與寫信及評論類似的通信委員會的組織。他們稱其為美國國防會哈佛分會（American Defense: Harvard Group），並希望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團體能夠出現。佩里擔任主席，主攻羅馬史的同事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任財務主管，菲利普·霍夫（Philip Hofer）任秘書長。領導成員還包括俄國人山姆·克羅斯（Sam Cross）、法學院的吉姆·蘭蒂斯（Jim Landis）以及研究美國歷史的老亞瑟·施萊辛格。在8個委員會主席當中，我的大學本科導師唐納德·C.麥凱（Donald Cope McKay）（從事法國當代歷史研究）負責出版與寫作部門。

我一直牢記他的建議。開導或說服別人時，自己首先必須熟悉你信奉的觀點。一個辯論家必須保證他的論辯切實可行。當我開始接受邀請為外交政策協會和其他一些組織作演講時，我不得不更多地思考有關政策的術語——不僅僅是國家利益、公眾輿論、國際穩定等詞語，而且還要有力圖從極有限的個人經驗激發出來的信心。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我發現我與其說是一名中國問題專家，倒不如說是謀划費正清事業的專家，信不信由你，兩者確實不同。

經過努力，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如何用歷史研究來影響目前的危機。1938年當張伯倫在慕尼黑對希特勒作出讓步之後，我在《哈佛校友會公告》（Harvard Alumni Bulletin）上發表文章談「我們在遠東的選擇」。文中我問道：「如果張伯倫政府決心給日本在中國戰區的發展提供財政支持，美國政府又會受到什麼影響呢？」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過去已經採取了默許大英帝國的態度，並從其簽訂的協議中獲得大量的好處。與此同時，為了阻止張伯倫對日本作出讓步，我們必須制定一個全新的、更積極的政策：減少對日本軍需品的供應以及減少美日貿易數額，為中國提供資金援助，阻止英國對日本進行財政援助，不能「允許英國和日本再次聯盟」。

這封令人質疑的充斥著空想邏輯的信得到了《時代》雜誌署名為哈利（Harry W.Knettel）的回復，信件標題為「不關我們的事」（Not Our Business），他認為日本與英國都屬於帝國主義者，而美國只是為了純粹的商業利益,不值得捲入戰爭之中。

到1940年3月，我在《哈佛衛報》（Harvard Guardian）上建議，美國對日本不提供軍用物資的禁令只有在其他幾個國家共同協作的情況下才會有效。我們對於遠東和平的貢獻應該包括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的身份，限制中日向美國移民的比例，並只允許部分日本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毫無疑九-九-藏-書問，這些建議看著合理，但也只局限於理論，缺乏可操作性。

在美國國防會的鼓勵下，我的文章整理印刷，其中包括1940年10月3日寫給《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封信。當時新聞報道了有關新德日聯盟條約以及日本對印度支那的侵佔。於是我在信中催促重開滇緬公路並向新加坡派遣美國巡洋艦隊，這是阻擋日本擴張、避免捲入戰爭的最佳方法。同時為了援助中國也應這樣做。「如果我們想避免與日本發生軍事衝突，我們只能支持中國的愛國者……讓日本陷入侵略中國的泥潭，這完全是一種好的自衛方式。」

為了避免這種認識上的無知，有組織地開展遠東研究顯得尤為必要。特別是伯頓·法斯，當他在波莫納開始教學時，就多次向莫蒂默·格雷夫提議。1937年莫蒂默開始發布半年一次的簡潔而有說服力的通報《美國遠東研究評論》（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這是一份專業內刊，體現了美國學術團體的兩個委員會對促進中國與日本研究的希望和努力。伯頓和我以及其他有志之士討論著具體的細節，並尋找志同道合之士。

因為我的岳父坎農博士認識並很尊敬作為生理學家與民主黨人的胡安·耐格瑞博士，所以他曾在援助西班牙民主醫療局（Medical Bureau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擔任局長並工作兩年之久。當時醫療局進行了人道主義援助，向西班牙運送了價值超過百萬美元的醫療設備和醫用品。坎農博士盡量避免共產主義的影響，但是在言論自由的美國，還是有些人會稱他為赤色分子。

這次的宣傳組織使我們了解到美國教育家的規模以及錯綜複雜的關係網，還有他們對純粹機構的熱情。在得到他們的認同后，我們開始準備課本、地圖、教學大綱、參考書目、視覺教具、宣傳冊、社論以及會議，專題委員會和大量研討會，但是我們不知去哪裡找到有經驗做此類事情的專業人員。事實上，其他任何有意義的項目都可以進行計劃和組織。早期的傳教士的熱情似乎也在教育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在我偶爾將注意力從清代文獻和有關東亞的書籍中轉移出來時，從周圍傳來的消息總是很不樂觀。法西斯主義在不斷擴張，1936年11月，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侵略者結成了合作關係。災難接踵而至，繼1936年7月的西班牙內戰，1938年3月希特勒軍隊侵佔奧地利，隨之而來的是9月份的《慕尼黑協定》以及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併的消息。當然所有這些都為1937年7月7日日本對華全面侵略提供了恐怖背景。

儘管委員會的積極分子中包括一些有著傳教士背景的人員，卻沒有辦法贏得各差會的支持。這些人認為，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他們都有責任進行傳教，因而反對偏袒任何一方而使自己牽涉到戰爭當中。1940年7月2日美國《國防法案》（National Defense Act）的頒布標志著對日實施更加強硬政策的開始。於是委員會也最終在1941年2月1日停止了相關活動。與此同時，1941年初美國聯合援華會成立，但是由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而導致援華會內部成員意見不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