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哈佛大學之後，我迫不及待地參加了基礎日語課程的學習。為了將日語作為外語來教，使用的是朝鮮小學生的教科書，書中主要內容是關於鳥、花、放風箏以及日本的節日。而我在蘇福爾斯學到的英語會話開篇就是「跟我一起跑到樹那兒」，「雨啊，雨啊，快走開，過幾天你再來」，諸如此類的表達就相當於「Saita！ Saita！ Sakura ga saita！」它的意思是：「開花啦！開花啦！櫻花正在盛開啦！」顯然，對於初學對話的人來說，這些句子更適合3到4月份來說，而不適合在11到12月份使用。

1973年，我很幸運地遇到了一位一絲不苟的美術設計師薩姆納·格里姆徹（Sumner Glimcher），他幫助我將15套幻燈片配上我的評論解說，並且最終編輯成書《新舊中國》（China Old and New），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從那時起，製作精良、記錄稀有題材的相冊數量激增。

大約在1914年，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艾達·坎農（Ida Cannon）小姐正在開創醫院公益服務。她購買了一塊樹木很少的牧場，一端的花崗岩是新波士頓公路沿線最美麗的風景，在這裏可以看到遠處20英裡外佩米奇瓦塞特山谷（Pemigewasset Valley）上的卡迪根山脈（Mt.Cardigan）。艾達·坎農在這裏建造了一座佔地面積為40英尺見方的夏季別墅，後來威爾瑪繼承了這座別墅。這裏的洗漱用水來自屋頂彙集的雨水，通過手動泵從水箱中抽取，而飲用水則由山中的泉水引來。

最終葉理綏與賴紹華合著的教材草稿完成了，書中著重列出了一些難點，如動詞的語氣、時態以及其他方面。於是我開始了第五次的日語學習，並收穫良多。儘管如此，葉理綏教授對於讓我這個同事作為他的學生感到有點尷尬，所以他盡量不向我提問，以免我萬一答不上來而覺得難堪。

我的問題與此迥然不同。我早就充滿了信心，如果我能實現自己既定的目標，歷史系就會給我終身教職。

我們住在品川區一家茶藝館里，緊鄰原氏家族（Hara family）的花園池塘。這個茶室里配備有煤氣加熱器，可供我們取暖，還有冰箱可以存儲食物。每天早上，我會乘坐快速而又擁擠的城區地鐵穿過半個城市來到東京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在這裏我有一間書房，同時還可以使用圖書館。1952年日本的戰後恢復只完成了一半，暖氣屬於奢侈品，就像我在牛津讀書時一樣。通常情況我會穿著外套，戴著圍巾，甚至還戴著帽子和手套。午餐是花生、黃油以及加了果醬的三明治。6個月的時間，我們編寫完成了1000個條目，學術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發現，1955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書名為《日本近代中國研究書目指南》（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事實上，泰迪無論從事哪個行業都可以取得成功。（他的弟弟成為國家氣象局的局長，該機構後來發展為重要的監測機構。）但是他下定決心成為一名記者。就像中國的政治家一樣，他很善於將自身的缺陷變為優勢，比如他身材矮小，但這在採訪大人物時，反而會凸顯出他用低姿態表現出對大人物的尊敬。與泰迪交談時，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也會表現得比平時更有思想。他們交談甚歡，泰迪有自己的一套誇張手法。

此外，我認為歷史學應該充滿心理形象，包括地圖、遺址、風景和人物，而不只是一張階梯狀的年代列表。因此埃德溫·賴紹華和我在1941年共同開設「東亞文明的歷史」課程時，我們開始採用幻燈片輔助授課，後來將這門課的講稿編成一套系列教材。當時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和美術系已經有大量用玻璃製作的4×3.5英寸的關於遺迹和繪畫等內容的文獻材料。於是我開始將我看過的書頁插圖製作成幻燈片，由於是在哈佛大學作私下的展示，並不對外銷售，所以並沒有考慮版權問題。幻燈片不僅可以生動體現故事的真實性，同時還可以使得一些論題更加形象化。例如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坡，或是清朝一代代的皇帝在世襲的過程中性格發生的轉變，從17、18世紀開國者的正直、不屈不撓發展到19世紀初道光皇帝的暴躁吝嗇，以及隨後兩位繼承者的柔弱不堪，最後終於被心胸狹窄且殘忍無情的慈禧太后葬送了整個江山。

泰迪獲獎的論文題目是《1915年日本對華二十一條》，這是目前在中日之間爆發戰爭的背景，而他的最優學業成績使他的學位答辯獲得了保證，以下是答辯中的一段對話：

我把關於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期間為什麼日本沒有干涉中國的論文拿給蘭格先生進行指導。為了完成論文，我先收集了英國、美國、法國以及德國的文獻資料，然後又看了一些中國和日本的文獻資料。我的很多學生，甚至包括選修我的課的學生，都幫助我做了資料的收集工作。然而，蘭格教授建議我，既然論述的中心是關於日本的，那麼我最好從日本的文獻資料入手。一語中的！

有一天，在一次接待會之後，威爾瑪帶了我家的常客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還有她的其他一些女性朋友——一群快樂的人——來家裡吃晚飯。到了晚上7點50分，我解釋說：「我要去蘭格教授家參加研討會。」這些人問道：「他還有什麼是我們沒有的？」我覺得這是相當令人無法容忍的自以為是，於是我只能說：「這是日程計劃的一部分。」我仍試圖去取得一流的資格。

最佳的男低音是威廉·斯科特·福開森。我去聽他講授的希臘史課來學希臘語。課堂上沒有人出一點聲音，我們都全神貫注地聽他簡潔優美的課程。至於我自己，雖然我對我的聽力很有自信，但是我仍然不敢有絲毫大意。

在富蘭克林時，我對我的岳父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他和我父親一樣，也是既做花匠又會木工。他在《人體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中提到人體內尚未明了的自我恢復機能讓我們保持穩定狀態，當時我們討論了可能會產生的社會影響。我還曾為貝利奧爾辯論俱樂部寫過一篇名為「社會：超級動物」（Society the Superbeast）的文章，文中對古代人類和社會機制進行了類比。我饒有興趣地領悟到坎農博士的科學思想是如何把這個題目的重要性縮小到合適的程度，還它本來面目，而另一方面則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東西。

講課作為一門戲劇表演的藝術需要通過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至少需要由語境、主題、發展、高潮等幾部分組成。即使是指定的閱讀也無法替代它，因為教師講出來的內容經常會比書中內容傳達更多的觀點、更多的相關知識以及某些可能的推論。歸根到底，聽講者應該在聽課的過程中與主講人產生「心靈的共鳴」。無論他過去是否有真正產生過共鳴的經歷，思考「事物的過去究竟是怎樣的」都是一種理想中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只是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種程度。

儘管如此，從威德納圖書館到文思羅普街41號僅隔著奧本街（Mt.Auburn Street）和馬薩諸塞大道，距離大概只有200碼。早飯後，上午8點鐘，不管什麼時間，我都可以在4分鐘內到達我的辦公地點。40多年來，我為此節省的通勤時間，按照每天工作8小時來算，大概有半年時間。

有些講課人員，比如說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他講課時的語速很精確地是聽寫的速度。我在清華大學上課時就已經養成用釋意來概述每一個要點的習慣，這種方式彷彿會讓人更快地理解要點。有一種授課方式很讓人稱讚，主講人並不需要講稿，完全脫稿。詹姆斯·巴克斯特三世就是https://read.99csw.com這樣的人，講課的同時還會在講台上走來走去。而我在課上通常會發給學生一張單頁，作為課程綱要的一部分，上面列有名字和術語，同時還附加一份參考書目。它替代了黑板，對我來說不必弄髒自己書寫板書，對他們來說不必盯著黑板抄寫下來，我給學生髮一張紙，一切都準確無誤。

1937年2月我在哈佛大學開始教學當時，我屬於學校里的新人，教的卻是內容生動但經常被人忽略的課題。戰爭讓中國持續成為報道的焦點，也引起全國的興趣，人們將了解東亞局勢作為不可抗拒的認可。我曾對1929級的學生作過報告：「這個國家需要的，是好好學習東亞歷史。」我當時考慮得過於簡單，認為我的工作只是需要將事實真相提出來，而答案會自己出現。

這是（需要我說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不過其他的考官認為這個問題屬於故意刁難人。

首先必須要做的事情是，在地圖上標註這些地方。在葉理綏教授的資助下，我找到了極有天賦的製圖師埃爾文（Erwin Raisz），請他繪製了一系列體現地貌風格的地圖。於是在埃爾文富有創造性的地圖上呈現出了山脈高地、沙漠、三角洲以及其他的地勢特徵，美中不足的是沒有標註地名。例如，你能在伊犁和喀什噶爾之間找到木扎爾特山口，它直到1871年才出現在歷史記錄中。我們一起製作了9張地圖。埃爾文建議在他名字下加上我的名字，作為地圖的編者，但是我覺得謙遜才是上策，畢竟地圖是由他繪製的。

當我開始在哈佛大學講課時，我考慮到我只準備好一半的工作。牛津大學的博學學位並沒有設置有關歷史科目的預備考試，而在美國則完全不同。如果你想要來美國大學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那麼你首先需要在大腦里塞滿有關中國古代史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相關內容，而這些正是我的課程所欠缺的。我曾自作聰明地向許多申請者解釋，他們不知道我走的是條捷徑，這需要主動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來觸類旁通。我曾在清華大學講授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課程，並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少。所以，在哈佛大學，我旁聽了福開森教授有關希臘的課程。

1960年在我準備去日本待一段時間之前，我與一位哈佛大學留學生有馬辰雄（Tatsuo Arima）交談過。他是亞當斯宿舍樓的學生部主席，也曾是聖保羅學校有著兩種文化背景的一名出色的學生（如今是一名日本高級外交官）。他問道：「教授，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日語的？」我說：「1933年。」隨後他驚訝道：「天哪，正是我出生的那年。」

當我1936年來到歷史系成為一名講師的時候，歷史系的發展正處於鼎盛時期。哈佛大學已經培養了一代博士，而這一代博士再培養出來的博士最終會如潮水般湧向全國。但是，在圖書館的等級評定中，威德納圖書館仍然是級別最高的圖書館，由美國歷史學會的歷任會長們評定，這是我們認為很好的規則，哈佛歷史系的等級也高居榜首。其中福開森（Ferguson）、麥基爾維恩（McIlwain）、莫里森（Morison）、老施萊辛格（Schlesinger，Sr.）、費伊（Fay）、蘭格（Langer）、布林頓（Brinton）都在過去或後來擔任過歷史協會會長。他們可能都會出席在教授俱樂部樓上一號房間舉行的周四午宴（屋內有一盞枝形吊燈）。莫里森例外，他覺得集會是浪費時間，不過他還是會偶爾穿著馬褲來到現場。而教授當中諸如吉姆·巴克斯特（Jim Baxter）、保羅·巴克（Paul Buck）、弗雷德·默克（Fred Merk）、C.H.哈林（C.H.Haring）、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邁克爾·卡波維奇（Michael Karpovich）、戴維·歐文（David Owen）、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亞瑟·達比·諾克（Arthur Darby Nock）、凱奇·喬丹（Kitch Jordan）、斯特林·陶（Sterling Dow）、唐·麥凱（Don Mckay）、艾略特·珀金斯（Elliott Perkins）等人都曾獻身於歷史系，作出了卓越貢獻，將其當作對哈佛奉獻忠誠的中心。

在允許的時間內，我對自己是否獲得全面的訓練感到懷疑。1958年我開始和一位親切但有些憂鬱氣質的女士學習俄語，並且在1960年和1972年分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用到實踐中了。但是俄語有很多生僻的詞根，並且與歐洲語系沒有任何聯繫，這對於一個51歲的人來說確實很難記住。但這仍然給了我另一種能力，能用帶有外國口音的俄語提出一些問題，只是仍然聽不懂回答。

起初我認為，在日本書面語中，有著各種模稜兩可的發音，而且採用字形不變、緊接著該詞的動詞詞尾有各種變化的表達方式，我原以為這種複雜的表達方式會成為障礙，讓日本倒退，然而這種事並沒有發生，人們只能歸結于這種結構上的複雜反而為日本人超越我們預先作了精神準備。

1964年我使用英語和中式日語結合的方式為日本的觀眾作演講，所謂的中式日語就是將中文的詞語串聯起來用日語表達出來。演講的主題是關於現代化，當時一些美國人正兜售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的替代物。不管怎樣，觀眾似乎可以聽懂我講的英語。

白修德：「那一定是一個出版物——難道這不是在河內出版的《法國遠東學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 Extrème Orient）嗎？」

在20世紀30年代晚期，拉德克里夫學院還只是附屬於哈佛大學，就像是一個傻姐妹一樣，很難得到公眾的認可。每次在哈佛大學為三四十名學生講完課後，我通常會穿過草地來到拉德克里夫學院，為6到12名女學生將剛才的課堂內容重複一遍，以此來賺取一些額外的收入。我因為無法忍受機械式的簡單重複，加之坐在這裏的一個大桌子上，而不是講台上，沒有講台，課堂慢慢蛻化，變得就像家庭教師的獨角戲。在這裏甚至連挂圖都找不到，無論什麼表演都被用到站立的講課中。有些拉德克里夫的學生覺得受到了欺騙，而有些則為能夠分享哈佛大學的教育資源而感到高興。後來教務長普羅沃斯特·保羅·巴克（Provost Paul Buck）申請戰時財政撥款打開了男女同校的大門，這實在是做好事。從那時起，我的至友中才開始出現女性的身影。

讓人高興的是坎布里奇離新罕布希爾州很近，那是人們通過勤勞戰勝自然而形成早期美國人性格的地方，後來卻發現用機器來耕種中西部平原，人們會變得更加多產。新罕布希爾州本質上是一塊露出地面的花崗岩石，有些部分被鬱鬱蔥蔥的樹木遮蓋著，冬天到處都是積雪。不過這裏的夏天比西伯利亞要長，一年有9個月時間可以成為避開波士頓塵囂、享受周末及度假之地。

敘述類似學習語言這種總是充滿了希望、卻從未堅持到底的事業中的小枝節，意思並不是想要用失敗的例子來警示年輕人。我始終認為，假如有6個月的集中訓練，我可以精通任何語言。可惜我永遠抽不出這6個月的時間，需要優先考慮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我學習日語的目的是想知道日本歷史學家寫了哪些關於中國的作品，所以我決定通過描述性書目來收集有關中國的研究課題。1952年，我找到了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教授做我的合作者，他也是研究中國外交關係的一名很有活力的專家。他的父親是一位商人，坂野正高出生在紐約。由於他是專職教師，所以我起草每個條目並綜述其內容綱要，而他負責校正並添加作者的觀點以及一些解釋說明，這為最終的手稿增添了價值。

1910年威爾瑪一家人開始在新罕布希爾州富蘭克林市郊區的一個農場避暑，這裡是1842年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迎接鐵路的地方。很快福特汽車取代read.99csw.com了火車，成了前往那裡的主要交通工具，後來隨著務農人數的持續減少，州際公路出現后，坎布里奇到富蘭克林市的路程已經不足2個小時。新波士頓公路是一條1英里長的盤山公路，距離93號公路只有2.5英里，但是是一條死路，僅能在市政維修下勉強維持存在。這條公路如今已經被威爾瑪的弟弟和三個姐妹，以及他們數量眾多的後代接管了。

白修德：「先生，這個我不太清楚。」

我還主編了另外1000個條目的補充卷，即《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作者是蒲池典子（Noriko Kamachi），增補至1969年，1975年出版。我們主要使用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書目，並且得到了我們的朋友兼老師市古宙三（Ichiko Chūzō）的指導，他是東京東洋文庫（Toyo Bunko）近代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1929年我第一次來到富蘭克林時，山頂幾乎全部被松樹覆蓋了。由於坎農一家人來自聖保羅，在那裡樹木是神聖的象徵，所以他們對此毫無辦法。好在上帝幫忙，1938年的颶風讓環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在當時，我們從環繞的森林中開闢了一條長達5英里的馬路，還壘了水壩攔截一條小溪用來游泳。從山上到山下，沿途兩邊綿延數英里的石牆將未被開發的區域隔離開，然而大自然再次取得了勝利，於是我們在夏天有了新的消遣活動——砍樹。砍斷直徑4英寸粗的白楊樹，是一件讓城市居民印象深刻的事情。關於使用斧頭，有兩大訣竅：其一，在斧頭落下前，運用手腕發力加快斧頭前端的速度；其二，要絲毫不差地擊中位置，即閃電般連續兩次砍到同一位置。斧頭的長柄也很有幫助。

英國歷史學家吉本說，羅馬帝國由於「宗教和蠻族入侵」而衰亡。中國也曾受到佛教和來自北方蠻族的入侵。為什麼羅馬帝國滅亡了，而中國卻再次統一為偉大的大唐帝國？是因為西班牙、法國以及英國以民族形式發展，而中國由於缺少半島，根據河流走向只能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嗎？

歷史系每周四的例行午宴會的主題通常與歷史無關，更多的是討論行政管理、制度實施以及一些不涉及個人行為的領域。主席每隔幾年輪換一次，且沒有委任權。機構的宗旨就是為我們大家服務。他們會花很長時間來討論拉德克里夫學院的一位埃及女生能否用阿拉伯語代替德語完成博士論文。科學史可以被視為中世紀領域的一門課程嗎？新西班牙能夠替代殖民時期的美洲到什麼程度？諸如此類的問題將有歷史根據的材料排除在外。這種正式的行政會議是一種友好的慣例。我們都加入到關於希臘羅馬的文明，中世紀與現代歐洲以及它在全球的擴張，甚至擴張到日本與中國的討論中。

1935年炎熱的夏天，在日本基督教女青年會，我開始第二次學習日語。因為我的老師是一位女士，所以我學了很多女性化的表達方式，對男性來說過於斯文。第三次學習日語的機會是，我參加了美國大使館開辦的長沼日語教學課程。親切和藹的長沼先生有一位美國妻子。他編寫的教科書通過必要的結構而更加系統化。學校的一名老師和我們一起去了外交官避暑勝地輕井澤，在此期間我逐漸弄明白了日語有兩種語音表，即假名，以及兩種主要的中國讀音（漢字讀音）與相同漢字的多種日文發音。

這一事件還給哈佛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損失，艾倫·斯威奇曾是一名出色的年級領袖人物（1929級），同時還是哈佛校報《深紅》的主編和年級秘書，他的身上具備那種只有校友協會會長和理事會理事才會有的忠誠，而這種忠誠正是哈佛理事會所倚重的。成為公眾爭議的焦點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就像我後來在50年代的感受一樣。事實上，雖然在一年之後根據事實得到平反，但是不得不離開原來的崗位，這是一種令人感到痛苦並且壓抑的經歷。當然，艾倫·斯威奇仍然是一位能幹的經濟學家，他後來在威廉姆斯學院任教，還在聯邦儲備委員會工作過，在加州理工大學培養了大批的專家。八人委員會在哈佛大學又工作了一年，審查哈佛大學全部校務。他們提出了詳細的任免推薦書，並且得到了柯南特的認可，這也為哈佛在後來保持一支優秀的教工隊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始終認為，通過這次事件發展出來的較為完善的組織體系應該被視作「以此人事任命章程紀念艾倫·斯威奇」。

儘管如此，我知道與新的學科領域相比，在發展成熟的領域內出版書籍要更加不易。當新手們的學術造詣追趕上羅斯托夫采夫（Rostovzeff）、哈斯金斯（Haskins）、布克哈特（Burckhardt）、麥基爾韋恩這些大師之後，還應該做些什麼呢？每個人應該相信一個事實，即每一代人都必須回頭重新審讀歷史，但是審讀的歷史往往漫無目的。許多比較大的主題可能被丟棄到垃圾箱中，無人問津，包括你自己的論題。

儘管如此，職務委任制度也並非完全可信。1936年，剛剛上任的校長柯南特（Conant）任命一位數學家為院長，這位數學家明顯更適合與數字打交道，並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當經濟學院一致推薦兩名教師——雷·沃爾什（Ray Walsh）和我在埃克塞特的室友兼好友艾倫·斯威奇——續任他們為期三年的講師合同時，校方以預算為由否決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二人在美國勞工聯合會下屬的哈佛教工工會中表現得過於活躍，而且，他們還積极參与了旨在團結廣大勞動者的「新政」（New Deal）運動。我們很多人都認為，校方的這項決議背後恐怕有不少歧視和偏見。1937年5月，141名未取得終身崗位的哈佛教員在經過一系列充滿憤怒的商議和決議后，向9名正教授遞交了一份15頁的備忘錄，要求他們調查這一事件。柯南特有很強的判斷力，他任命這個小組作為自己的評審委員會，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每周舉行例會，在收集了大量口頭與書面證詞后，1938年5月，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向校方建議重新任命沃爾什和斯威奇二人，委員會的理由是他們認為校方之前並沒有充分審查此二人的優秀之處——之所以用這個理由，是因為並沒有證據表明在校方之前的決策過程中存在偏見。世界上很難再有比這個委員會更富有能力的群眾組織了，因此，當哈佛理事會再次打回了這份86頁的推薦報告時，它實際上是在破壞自己的形象，同時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公正的印象，就像10年前洛厄爾校長在薩科－萬澤蒂（Sacco-Vanzetti）事件中所做的一樣。九九藏書

在此幸福的時期，我們團隊的凝聚力也在浮士德球運動中逐漸形成，這是一種與排球截然不同的運動項目。我們的活動地點在薩金特學院（Sargent School）女生上體育課的幽暗迴旋的體育館中，如今那裡是法學院的停車場。體育館有著環形的跑道，四周圍繞著圓柱，很適合這種運動。回球時，隊員可以越網觸球三次（只能用一隻手或一隻前臂），墊球，準備回球，然後打回去。這與排球不同，我們每次發球，回球都將球拍在地面上，還會運用將球連續兩次撞到柱子上的技巧。比賽節奏很快，這需要隊員的合作以及對千變萬化的情況進行靈活處理，當然體育道德和體育精神要高於激烈的比賽。活動的參与者包括奧斯丁·斯科特（Austin Scott）、法學院院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Erwin Griswold，院長總是容易在比賽中爭論不休）、物理系的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球還沒過網就已經半空中魚躍撲向球了）、哲學系的拉斐爾·迪莫斯（Raphael Demos）以及經濟學家西摩·哈里斯（Seymont Harrris）。但是主要參与者還是歷史學家，經常由查爾斯·泰勒和迪克·利奧波德（Dick Leopold）進行組織。

暖氣是從街對面的室內體育館地下管道接過來並輸送到其他各個地方的。如果我們將地下管道的開關方向旋轉錯了，位於文斯羅普和鄧斯特樓拐角處的人員安置與職業諮詢辦公室（Office of Placement and Career Counseling）就會被停止供暖。過了好些年直到成本核算流行起來后，先前在美林館地下的蒸汽管道才再次啟用，成為冬季雪天里的綠色通道。

如今我把地名索引發給了每位同學；而樣本地圖標註了準確的地名，放置於圖書館玻璃櫃中保存。因此，我們的考試當然也包括有關地圖的問題。

牛津大學沒有教過我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舉辦研討會。而我計劃在哈佛大學組織一個有關清代文獻的研討班，先觀察一下其他教授是如何舉辦研討班是一個明智之舉。所以在蘭格教授的許可下我加入了他的現代外交史的研討班。

文思羅普街41號也可以表明我們與哈佛的臍帶關係。1936年時，成本核算還不是美國崇尚的方式。詹姆斯·比加（James Biggar）是哈佛大學的商務經理，性格和藹，當時在萊曼宿舍樓辦公，負責哈佛大學保障和不動產部門，他帶我們看了這座剛空閑下來的房屋，並且表示可以為我們翻新，還能替我們保留到秋季返校時。2月11日，我們簽了租房合同，租金是每個月50美元，從7月1日開始算起。我們同意如果接到通知，我們會在一個月內搬出，不過好在這類事情至今（1981）尚未發生。

魏魯南教授：「BEFEO是什麼？」

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入口處通往二樓的樓梯被移走了，一層的兩個房間也被合併為一個14米×30米的大房間。后樓梯則成為唯一通往二樓的樓梯，而從二樓通往三樓的環形樓梯依然在那裡，只是缺少下面的那部分來支撐。當我們在1936年找到這座經過改造的房子時，裏面已經沒有前廳了，一樓變成了一個大廳，帶有一間廚房；二樓有三個房間，三樓則有兩個閣樓。浴室由縫紉室改造而成，裏面有一個小小的浴盆。此外，廁所的水箱位於三樓，有人曾在天花板上鑿了個洞垂下一個拉繩，可惜不見了。三樓的住戶會突然聽到洪流一般的水聲。

每隔7年，大學里的建築都會被重新粉刷，就像大學教授的公休假一樣，當護牆板變干泛黃時，外表看起來就像木頭被刷過多遍漆一樣。蘋果樹上的松鼠們開始在屋檐內尋找過冬的地方。在冬天時每隔幾周的時間，通過管道連入各個房間的暖氣片就會堵塞併發出像手提鑽工作時的響聲。暖氣片有類似早期蒸汽閥的裝置，可以冷卻熱水，使其從釋放蒸汽的閥門流出。供暖工會控制閥門打開或者關閉，但是有一些住戶不需要太高溫度的話，他就會稍微將閥門只打開一部分。而響聲意味著暖氣片里充滿了水，你可以通過打開放氣閥將熱水排到外面的水桶里。除此之外，每年漏水都會將天花板弄潮，甚至會直接從上面滴水。因此天花板必須重新修整粉刷。到了1977年我退休時，房子已經破舊不堪了，房客和房子究竟誰的壽命更長呢？這還真是一個問題。不過學校會負責將其徹底維修一遍，包括安裝新的護牆板、密封窗戶和新的天花板，比照顧居住在這裏的住戶還要好。

新近出版的文獻引發了人們無法滿足的追求。我們需要知道這些文獻在當時是如何產生、如何處理以及需要花費多長時間來傳遞它們。1935年我結識了燕京大學經驗豐富的年輕目錄學專家鄧嗣禹。他和我同齡，但手頭上有無數的中文參考著作。比我早去北京兩年的畢乃德與鄧嗣禹合作完成了一部當代不朽名著《中國參考書選目解題》（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36年出版）。當鄧嗣禹來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我們在1939年至1941年間合作過三篇系列文章，分別論述清代公文的傳遞、清代公文的不同類型和用途以及清代朝貢體制規則與施行辦法。［所有文章都發表于《哈佛亞洲研究學刊》，之後合訂成論文集《清代行政研究》（Studies in Ch'ing Administation）。］

我已對清代文獻研究的發展狀況作了概述。事實證明，在哈佛的近40年時間里我一直擁有開採這塊寶地的特權，並據此發表了大約60部相關的專題著作。

歷史83所講授的範圍開始不斷地擴大。由A.C.柯立芝（A.C.Coolidge）與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開設的課程「1793年以來的遠東」，主要講述中國和日本「開放通商」以來的歷史事件。1793年馬戛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作為英國的第一位大使來到北京，意圖使中國對英開放通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國認為東亞近代史的開端是從這一年開始，而中國卻將1840年的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這兩者的意義截然不同。16至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接觸往來中耶穌會士一章似乎並未受到重視。因為那隻涉及宗教哲學，而與貿易和軍事無關。

我們的書稿中有很長的索引，包括作者名字的索引。我們很高興可以說服國際基督教大學（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山本澄子教授（Sumiko Yamamoto）為我們做這些索引，這項工作非常耗時，卻是這本書的第三個支柱，所以1967年在第二次印刷時我們將山本澄子加入到合著者當中。

或者也可以說，作為分處歐亞兩端的兩個島嶼帝國——日本與英國，他們早期就開始發展民族主義並依靠貿易成為海上強國。同時為了適應陸地文化，他們會時不時地侵略大陸國家，依靠貿易和海軍力量得以生存。英日兩國之間的同盟（1902—1922）是為了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再延長20年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好事嗎？

在坎布里奇任教的前幾年，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哈佛大學是最好的https://read.99csw.com選擇。它就像一座體育館，運動員為了奪得冠軍在這裏不停地練習杠鈴和吊環。哈佛為著書立說、新思想的誕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專家講得多，寫得少，往往成為富有影響力的教師；而另外一些專家則講得少，寫得多，往往成為一流的教授。如果想要跨過最後一個障礙成為終身制教授，有著作面世肯定要比講課更有分量。當然，關於著作與講課哪個更重要仍然存有爭議。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寫作顯然持久性更強，如果有足夠多的人讀過你的作品，影響力也更大。當然如果你所寫的內容只是不斷重複課堂上的講課內容，那麼恐怕也難以出版。這對我個人很合適，因為在我的新領域中，有大量基礎的資料和新的理解可茲利用。這樣的著作是讀者所期盼的。

由於我們的住處離校園很近，所以很方便與學生接觸。於是我們在每周四下午5點舉辦茶話會。除去戰爭時期有5年外出以及2次公休假，我們的周四茶話會一直持續了整整33年。

這是一座寬15英尺的三層磚砌的樓房，地處霍利約克街（Holyoke）與文斯羅普街（Winthrop）拐角處一塊21英尺寬的空地上，夾在一座大型公寓和美林館（Merrill Hall）之間。我們打算在狹小的院子里種上蘋果樹和丁香花，但是當我們試圖挖土時，挖出來的卻是煤渣、玩具汽車和其他一些填充物。房子最初屬於斯特拉斯俱樂部（Stylus Club），托馬斯·沃夫（Thomas Wolfe）公司的編輯麥克斯維爾·珀金斯（Maxwell Perkins），以及范·維克·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新英格蘭的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的作者］都曾在此居住。它的歷史還不止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林館被拆除，變成了一小片草地。之後距西邊2英尺遠的女房東抱怨家裡的地窖有飛蟻。經過調查是白蟻，一個星期內大型的鐵鎚破碎機將這所大公寓夷為平地，於是這裏又多出了一片草地。後來我僱用了一位專業驅蟲師仔細除蟲，從此這裏再也沒有發現白蟻。

一年之後，我有了一位新同事賴紹華。他是葉理綏教授的得意弟子，是葉教授從東京女子學院從事教育的傳教士的子嗣中找到的一位傑出的學生，已經會講日語。1931年從奧柏林大學畢業之後，他受到了系統性的基礎漢學培訓，並得到資助在哈佛、巴黎、東京以及京都等地從事研究工作。1938年秋天當賴紹華在北京完成為一期一年的培訓回來后我們見了面。他的論文翻譯了9世紀一位日本僧人訪問中國的遊記，當時比馬可·波羅到中國還要早400年，論文中多達1550個註腳，這是漢學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周四茶話會的作用非常廣泛。外國留學生來這裏練習口語，男女生可以在此約會，甚至來訪的社會名流也會到此一游，儘管他們有時只是很想知道這群唧唧喳喳的學生會如何款待他們。來自蘇福爾斯的堂兄弟們也不會覺得被忽視。此外最主要的是，茶話會幫助我們的學生彼此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而其中一些人最終甚至邁入了婚姻的殿堂。芮沃壽（Arthur Wright）就在這裏結識了芮瑪麗（Mary Clabaugh）。我的同學比爾·揚曼（Bill Youngman）見到了我們從前北京的室友埃爾西·珀金斯（Elsie Perkins），還有我的同事麥倫·吉爾莫（Myron Gilmore）在此結識了希拉·德恩（Sheila Dehn）。此外，1940年白修德從中國第一次返回的那個夏天裡，他幾乎一直獨自一人待在這裏，他說他學到了很多他想知道的東西。在性解放時期，這裏對於年輕的情侶來說也是絕佳的選擇，當我們周末外出期間他們可以臨時居住並代為照看房屋，享受著美妙的二人世界。這座房子完全可以適應這種情況。

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上，我們體會到了當初毛澤東的「愚公移山」精神，整個過程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堅持下去。

這本手稿的完成有幾個啟發角度，因為在編書過程中被迫將日本名字用英語字母來拼寫，所以必須知道這些名字的準確發音。而日本字在翻譯時很難確定標準含義，因為有很多種讀法，無法確定選擇哪個。於是坂野正高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用電話詢問作者本人以核實名字的準確表達方式。我們的朋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小竹文夫（Otake Fumio）說他自己經常被稱作Odake，甚至他自己有時也會這麼稱呼自己，但事實上應該是Otake，而不是Odake或者Kotake。日本史學家加藤繁（Kato Shigeshi）也經常被錯誤地稱為Shigeru。還有史學家和田清（Wada Sei）也被稱作Wada Kiyosh等。

威爾：「那麼BMFEA呢？」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賴紹華的時候，他表現得極像東方人，沒有表情卻若有所思的樣子，似乎在想：「費正清是誰，他想要幹什麼？」毫無疑問，我也是一副莫測高深的表情看著他，在這方面我有點經驗。具有代表性的是，賴紹華將其論文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書名為《圓仁大師大唐中國紀》（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內容很吸引人，將整個故事展現在現代讀者面前。我們很快發現彼此共同的紐帶就是美國公共教育事業。如果沒有賴紹華做同事的話，那麼我的生活也許會大不相同。賴紹華隨後也加入了浮士德球的隊伍中，他打球很棒，並最後成為歷史系裡具有表決權的成員，這是一種真正的榮譽，至少對於歷史系來說是一種榮耀。作為相同領域的年輕學者，我們屬於一種友好競爭的關係，但我總覺得他處於有利的地位，而我卻在更邊緣的位置。按照某些理論，區域研究專家往往具有所研究區域當地人的特徵，這或許能夠解釋賴紹華為什麼擁護現成國家體制了。當時的日本人民非常精明地取得了成功，而中國人民卻在為國家統一而努力。

與此同時，我的很多非學習外國語言的經驗，同樣也完美地適用於日語的學習。其中最容易而最無效的學習方式就是與一個當地人互相上課。我曾在北京向南滿鐵路公司的留著小平頭的翻譯官學習日語。起初他先講日語然後用英語來解釋，隨後我們都講英語。日語與英語的比例是1:3，我覺得就像後來的底特律汽車製造商。

洛厄爾校長夢想的教育方式就是將歐洲各國最好的教育模式綜合起來，融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法國細緻入微的授課、德國的研究生研討會和牛津劍橋模式的個別輔導制，輔導是其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學已經有了這一切，唯一的問題是需要保證其正常運作。儘管輔導並不能使你獲得終身制職位，但是每個人都應技能熟練。我在柯克蘭大樓我的書房進行輔導時，摸索出一套極佳的輔導方法，即輔導的學生人數保持在3到4個人，最多5個人，小組成員之間互相評論彼此的論文，而不必要求每位學生每周完成一篇論文。總之我會避免費力的一對一的輔導，這種做法曾經使得牛津大學的導師們筋疲力盡，不過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似乎是一個例外。

在富蘭克林市度過的幾個夏天，是我在哈佛大學5年見習期中不可或缺的經歷。這幾個夏天允許我擴展博士論文的主題，結合了中國與英國不同的觀察角度。於是我從中國的外部邊緣問題開始入手，最終寫到從北京角度看外部問題，從邊緣逐漸發展到核心。《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到1953年才完成並出版。這完成了我為培訓他人而進行的自我訓練，讓我恰好趕上了戰後中國問題研究蓬勃發展的機遇。

我們小組一共12人，每周都會去一次蘭格教授在坎布里奇的家裡，大家爬上樓到他的書房，圍坐在書架前進行討論。而他坐在桌子旁系統有效的指揮過程讓人印象深刻。其中還有一名學生坐在燈下的書桌前朗讀他的論文。然後房間的每個人開始評論，包括概念和主題意義、rｅaｄ.99ｃsw.cｏｍ文章的組織、資料來源、寫作風格、晦澀不明以及缺陷遺漏的地方，總之我們儘力剔除論文中的缺陷，提高論文質量。隨後蘭格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見，作出權威的總結，最後，作者進行答辯和解釋。每個人在批評指正中受益。

閱讀和翻譯這些文獻資料，是在中國政體表面挖了一個洞，人們可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及其體制內運作的各個機構窺一斑而知全豹。例如分佈很廣的郵政體系、鹽稅體系、通過大運河向北京供應糧食的漕運體系、為了保護大運河不受洪水侵犯而修築的黃河水利工程、綠營兵和滿族八旗子弟、土地稅收網路以及海關係統……所有這一切都在京城六部統御的華麗框架下運行著。這樣就導致了文獻中充斥著令人迷惑的各種專業術語。

來聽我這門課的研究生改變了我這種缺少思考的授課方式。聽課的人中有三位加拿大人——E.H.諾曼（E.H.Norman）、拉爾夫·科林斯（Ralph Collins）以及明明德（Arthur Menzies），他們日後均成為外交官（后兩位後來成為駐北京的大使）。他們哪怕是隨便提出的問題都很有深度。我很快意識到所提出的任何「真相」其實早已存在於一個假設的知識框架體系中。真相陳述者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先了解這個知識框架體系。通常來說，這些真相都是該領域傳承下來的智慧結晶，已經由前輩們將它們提出來了。所以，首先，你必須從中選擇究竟採用哪種思路。其次，你要努力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想想自己可以提出什麼新的東西。所以每次你面對一個論題的時候，必須儘力從全新的角度來考慮講座的標題和表達方式。

這棟小房子始建於19世紀初期，基座由粗石打磨后砌成。最初，進門口是一個前廳，左右是兩間對稱的房間，進入前廳有狹窄的環形樓梯可以到達二樓和三樓。一層和二層各有兩個房間，均配有壁爐。這棟房子右邊遠離街道的一側還有一棟二層樓，配備的后樓梯又陡又窄，上面兩層的兩個房間也都配了壁爐，總共6個壁爐。

日本也位於遠東地區，並且到1937年時已經是非常引人注目了。除此之外，我發現朝鮮、亞洲內陸以及東南亞各國都是人口眾多、文化豐富、歷史悠久，相互都產生影響。簡直就是一個大雜燴！似乎沒有任何人對這些國家有足夠的了解。

我最欣賞的學生也是我的第一個學生，真是命運的巧合。白修德是1938級的學生，與小亞瑟·施萊辛格同班，但他並不認識很多同學，對哈佛的很多事也知之甚少，因為他總在忙於為生計奔波。他的回憶錄《尋找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是一部充滿膽識與才智的傳奇。書中很客氣地提到了威爾瑪和我。然而，書中唯一無法言表的是我第一次見到白修德時的激動興奮之情。他看起來並不是很有精神，但有著豐富的想象力和一流的口才。在他成為我輔導的學生的時候，他已經是大三的學生且獲得了最高獎學金。泰迪從波士頓拉丁語學校來到全盛時期的哈佛大學，熟悉古典文學，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教人學希伯來語。他有著受過訓練的頭腦，也深知現實世界的殘酷，而唯一欠缺的是社交經驗——如何端茶、遞交介紹信、熟悉當下的電影和書籍、遊覽歐洲各國首都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但只要時機成熟，其實這些小問題都是可以在一夜之間解決的。

聰明的學生其實也會充實老師的生活。曾給我和威爾瑪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個事情是一座黃顏色的木板房，位於文思羅普街41號（41 Winthrop Street），在貓頭鷹俱樂部、洛厄爾宿舍和室內體育館（Indoor Athletic Building）的正對面。這裏確實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為此捐贈了一些中式傢具和雕塑。但是與其說我們改變了它，不如說是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在1937年春天我開始授課，在得到一位研究生的響應之後，我開始打算設立研討會。為了檢驗自己的翻譯能力，我和遠東語言系的魏魯南（James R.Ware）教授進行了非正式的合作。他曾經是一名拉丁語老師，工作方式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到了1940年，我有了相當數量的資料可以使用，一位名叫約翰·莫頓·布盧姆（John Morton Blum）的研究生作為歷史系助理來幫助我複製資料。他是用印藍紙複寫的方式來複制資料的，這種方法是複印機的前身，會在複印件上留下難以去掉的紫色印記。我確信，這些有關早期中國的經歷不僅給布盧姆留下了印記，而且通過神秘莫測的天意使他成為耶魯大學一名傑出的美國問題學者，同時還是70年代哈佛理事會的成員。在繁榮發展的1952年、1959年、1965年和1970年裡，我多次印刷了這部清代文獻課程提要。

當然教師講課的聲音高低不同。羅傑·比奇洛·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被稱為「活蹦亂跳」（Frisky），我想是因為他看起來有些像貓科動物吧。他在歷史課1就對著我們扯著嗓子喊，當然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這個新講堂（阿爾伯特·勞倫斯·洛厄爾校長匿名捐贈，如今命名為洛厄爾講堂）除去座椅很硬之外，在沒有擴音器的時代，這裏的音響效果也非常差。因此如何讓500名不安分的新生能夠被講課內容吸引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曾有一次，在講堂上課之前，與我們在一起的查爾斯·韋伯斯特就抱怨道，這是他見過的最艱難的工作。

即使你有著教師的天賦，還是需要做很多努力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講課、輔導以及舉行研討會都需要向前輩學習。同樣的，一個新領域的開拓者很快就會意識到不僅他本人需要具有語言技能和書本知識，而且研究所需要的輔助設備和學生需要的教科書也要具備。剛在哈佛大學安頓下來，我就發現各個方面的需求也隨之而來。有一些是來自日常環境，更多的是來自個人設想中的工作。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必須先開發自身潛能，這當然也是大學開辦的目的所在。我加入的歷史系很快成為我職業的領航員、友誼的源泉和抱負的引領者。

有關中國的研究題材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壯大，1970年哈佛大學出版了吳香林（Silas H.L.Wu）的《清廷的通訊系統和清帝的統治》（Communications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其他的新發現成果在台北、北京以及耶魯大學等一些地方也陸續出版。我們一直努力想要獲得一項根據，以便了解中國人是如何管理他們自己的。

就這樣，1952年1月，我來到京都學習日語時，已經是一名比較不錯的初學者了。果然，京都語言學校也使用了長沼的教科書，同時我前兩年的快速成長也給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的18年裡，我的日語水平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能夠很流利地提出很棒的問題，但是聽不太懂對方的回答。

總體而言，這處住宅缺少某種宏偉的氣勢，在大廳只適合舉辦雞尾酒會，並不適合舉辦宴會；適合招待普通百姓，不適合宴請社會名流。我們就像是住在遊艇上（我想象得到），衣櫃和存儲空間相當有限，東西擺放必須規劃得井井有條，否則就裝不下。

我很喜愛這樣嚴格而又很有分析性的討論，與很多混亂的研討會截然不同，例如，老師會問：「還有什麼問題嗎？」第一個學生會說：「您的某某說法是什麼意思呢？」另一個又會說：「我對您說的某某很感興趣。」第三個學生說：「雖然我不了解，但是我覺得這個論文很有意思。」研討會上所有人都只是吹牛說大話浪費時間，除此之外一無所獲。

給泰迪講課的感覺就像是7月4日美國獨立日的煙花，你只需要點燃一個念頭，他的思路就會像火箭一樣一飛衝天。孔子、柏拉圖、孟子和亞里士多德怎麼會成為同一代人呢？分屬不同體系的文明真的是一個個獨立的有機體嗎？就和你我一樣，都要經歷出生、生長、發展以及衰老這些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