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下旬，我們離開英國回到了蘇福爾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1月份我們發現,父親雖然精神狀態很好,但是缺少白細胞，他得了非白血性白血病。當時可的松和化學療法還沒有被發明出來治療此類疾病，吃的是動物肝精等藥物，但是只有在定期輸血之後才會恢復正常。他依然像往常一樣很喜歡威爾瑪，得知我最終在哈佛找到了有收入的工作，也顯得放心了。他總是時不時地提醒我們，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的主要任務就是謀生。

最終，1936年1月我收到了我所期望的哈佛大學歷史系的錄用通知，工作於9月正式開始。我在其他大學逗留也不是為了尋找工作，而是想了解美國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規模和人員的基本狀況。我們同樣都有許多不清楚的事情，也都有著很多的機會，我感到這一切都對我的研究有益。與此同時，我必須回到牛津大學準備論文。

在倫敦的地鐵站和街道上，我們看到了由林徽因設計、梁思成負責印刷的關於中國藝術在柏林頓大廈展出的廣告宣傳畫。1936年的這次展出為後來者定下基調，值得愛好者花一周的時間進行參觀。中國政府投資購買了一艘英國巡洋艦來運送這些寶物，這樣就不必擔心海盜侵襲，不過在回國路上，在比斯開灣遇到暴風雨險些沉沒。在展覽中我們再次看到了了不起的翡翠龍環，但沒有能摸，好在我們當年在北京拉里·西格曼的家裡曾經把玩過這類文物。此外還有大量的寶物，很多都是我們以前所不曾見到的。威爾瑪還結識了顏慈（Percival Yetts）以及藝術界的其他顯赫人物。

為了與「茅利塔尼亞號」和「露西坦尼亞號」競爭，德國漢堡——美洲航運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製造了「元首號」（Imperator）、「祖國號」（Vaterland）和「俾斯麥號」（Bismarck）郵輪。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賠償給了英美兩國，分別成為美國航運公司的「海上霸王號」（Leviathan）、卡納德公司的「貝倫加利爾號」（Berengaria）、英國白星公司的「莊嚴號」。1936年排水量達到56000噸的「莊嚴號」成為當時運營中最大的郵輪［後來的「瑪麗皇后號」（Queen Mary）排水量達到73000噸］，如今她已經報廢。

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曾和我一同在北京學習語言，如今他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和漢語課程。他看上去特別年輕，這讓他很苦惱，實際上他比我們都要年長一些（1905年出生）。他在開始進行中國問題研究前曾是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名記者。他文筆很好，並且已經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中國主義》（Sinism，1929年出版），還獲得了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然而，教授們彼此見面時，總是容易把他當成是一名學生。與九-九-藏-書他相比，我認識到我自以為獨一無二的感覺還是比較柔和的。他率先開始從早期經典著作裏面深奧難懂的文章入手進行研究，來重現中國歷史的開端。他堅持使用《孝經》作為學生們的語言啟蒙教材，這樣他的學生能像中國人過去那樣發矇。1936年他出版的新書《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第一次向西方讀者全面介紹了位於安陽的商朝文物發掘所得出的結論。

記憶通常只會憶起純粹的成功，而如果你能記住它們，這些將成為失敗最真實的鼓勵和動力。我們與吉爾伯特、海倫·海特（Helen Highet）一起參觀遊覽了牛津的聖約翰學院。之後在1939年的「虛假戰爭」（phony war）時期他們從令人失望的英國移居到了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參戰時，吉爾伯特又回到英國抗戰），當時我們邀請他們來哈佛大學進行為期5天的訪問。但是我們都沒想到這會是一場人際災難。我們的洗澡時間是錯開的，他們是夜貓子，而我們在晚上10點就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都是極其聰明而博學的人，熱衷於關注美國的一切，但對中國並沒有太多的興趣。因此我們在乘坐返回哈佛廣場的地鐵上經常會為了某個問題進行辯論。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聯繫過，儘管我的母親是吉爾伯特電台節目的忠實聽眾並與其保持著聯繫。不久之後，海倫·麥金尼斯有了自己的機構，並於1941年出版了著名小說《致命疑雲》（Above Suspicion）。

我掌握的1936年在各所大學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人士的清單當然並不全。此外還有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從北京返回之後開始到伯克利大學任教。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最初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從事研究，後來去了康奈爾大學。普里查德爵士（Earl Pritchard），我在牛津讀書時他曾去過那裡，現在在華盛頓州的普爾曼（Pullman），最後調到芝加哥。德克·卜德（Derk Bodde）與俄羅斯姑娘嘉利雅（Galia Speshneff）在北京舉行了婚禮，之後到賓夕法尼亞繼續研究中國哲學。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更多人加入這個異彩紛呈的團隊。

有時候我會想到某個領域的專家身邊可能會有對其研究領域並不感興趣的可憐同伴。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因為我從未花太多時間和這樣的人交往過。

韋伯斯特還提到最後幾次見到馬士博士的情況［馬士1934年2月去世，我為其寫的訃告發表在2月25日的《北平紀事報》（Peiping Chronicle）上］。馬士博士對我的研究工作很感興趣。我們還看望了他的侄女，她曾在1931年傳統的划船比賽周期間充當我在牛津大學舞會的舞伴。

在一種史料意識的氛圍中，我的中文參考書目和文獻（實際上包含了我所知道的所有資料）對論文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作用。我已經學會了如何在一群歷史學家中做一名漢學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漢學家中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就像中國的強盜，他們從來不會被抓到，因為他們總會在兩個省份的交界處，當一方追捕時就迅速逃向另一方的管轄區內。我通過了答辯。

這次從紐約到倫敦乘坐「莊嚴號」（Majestic）的航行讓我回想起之前搭乘其他航線6次橫渡大西洋之行，特別是1931年乘坐「茅利塔尼亞號」（Mauretania）的那次航行。這艘輪船裝有4個煙囪，在當時很少見［是「露西坦尼亞號」（Lusitania）的姐妹船］。

不過1940年，年僅51歲的艾琳·鮑爾猝然離世。後來當1970年52歲的耶魯大學芮瑪麗教授（Mary Wright）去世時，我又想起了艾琳·鮑爾。對於女性來說，掌九_九_藏_書控陰陽兩極還是太短暫，壓力太大了，如何能倖免？

來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宓亨利教授和比他年紀大得多的新娘愛詩客（Florence Ayscough）剛剛來到芝加哥大學。愛詩客是一個對中國文化中美的東西真正懷有深厚情感的人。他們的住所位於靠近中途娛樂場所的一條普普通通的街上，這是一座19世紀90年代建造的房子，如今已經被他們重新作了翻修。房子周圍種著枝繁葉茂的梧桐樹，還有月亮門、噴泉、燈籠、屏風以及一些藝術品，這一切營造出富有中國韻味或帶有中國風格的氛圍。愛詩客曾與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共同翻譯唐詩，取名《樅樹花箋》（Fir Flower Tablets）出版。為了能夠將詩歌的文字中所要表達的神韻完全解讀出來，她著重表明漢字字根的意思，甚至比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還要多。而宓亨利看上去像一位穩健的商人（與他的夫人相比，就好比無韻的散文之於韻律優美的詩歌），他愛慕他那富有詩人氣質的夫人，欣賞她的中國傳統美學與維多利亞風格相結合的審美風格，他們相互鍾愛，成了我們的榜樣。之後我和母親一起拜訪過宓亨利夫婦。我們都認為他們確實是情投意合。

當韋伯斯特一家過來共度周末時，恰逢希特勒聲明1925年簽訂的《洛迦諾公約》（Locarno agreements）無效，並重新佔領了萊茵蘭地區（1936年3月7日）。韋伯斯特對英國公眾最初溫和的反應感到「憤憤不平」：「就是因為這種猶豫不決致使1914年的局勢滑入了戰爭的旋渦……歐洲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賦予國際法權威懾力，並通過強制力量來使它們產生效力。」

在貝利奧爾學院，我應主人林賽（A.D.Lindsay）邀請參加他主持的周日晚宴，林賽身材魁梧，講話慢條斯理，有著灰色眼睛，並且天資聰穎。當我們沿著環形的樓梯從高級休息室走進大廳時，學生們用勺子敲打著桌子，一直到我們坐下為止。

在哥倫比亞大學我們再次見到了畢格（Cyrus Peake）和他資格較老的同事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在華文學校我向他尋求建議時，富路德曾認真傾聽我的自我敘述。他幼年時期成長於中國北方的傳教士家庭，這種背景最終使其成為一名漢學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士論文《乾隆年間的文字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 ien-lung，1935年出版）已經使他成為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一顆新星，在接下來的40年間，他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

這些體貼入微的服務確實讓我感覺到沐浴在一個多麼偉大的文明之中。抵達倫敦后，我們先找到了外交部的托尼·蘭伯特（Tony Lambert），他立即發現他和威爾瑪有著很多相同的興趣愛好。他邀請我在俱樂部為他們年輕的外交官員們和有望升遷的官員作演講，於是我講了清帝國的衰亡，那裡曾經是文明的中心，突如其來的侵略以及內部的腐敗導致了它的滅亡。我的聽眾都直接將其與大英帝國的衰退聯繫在了一起。自我懷疑的氛圍充斥著整個會場，儘管慕尼黑事件還要有兩年半才會發生。

林賽（工黨政府封他為伯克勛爵）曾經九九藏書在大學中國委員會工作，他所服務的委員會過去用庚子賠款建立了4個研究中國的學術站，但是之後發展極其緩慢，因為這是英國教育，和法國教育一樣，並沒有將中國納入課程當中。

1936年6月，我陪同父親一起回到傑克遜維爾的伊利諾伊大學參加他的離校40周年聚會。這是父親獲得名譽學位的地方（奇怪的是，40年之後1976年，伊利諾伊州大學也同樣授予中國大使韓敘名譽學位）。7月份我們一家人快樂地出行，穿過南達科他州的塵暴區來到了布拉克山（Black Hills）。9月份父親猝然辭世，我們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來了他的很多朋友。對於長期不在父親的身邊，我感到十分內疚，幸虧這次及時回來，並和他一起度過了夏天。之後我的母親又在蘇福爾斯待了7年，直到1941年我們搬到華盛頓之後，她也於1943年定居於我們附近的喬治城，在那裡買了房子。到1977年，當我在哈佛任教41年後退休時，她已是喬治城的資深居民。

回到教師公用室，我和漢弗萊·薩姆納（Humphrey Sumner）以及西里爾·貝利（Cyril Bailey）坐在一起。漢弗萊·薩姆納一度任我的導師，西里爾·貝利是系主任，他談到他如何晚上去芝加哥大學並投宿于方庭俱樂部（Quadrangle Club）。第二天早上醒來望著窗外，猜猜看到了什麼？竟然看見了聖約翰牆頂上的馬格德連塔（Magdalen Tower），它旁邊是基督學院大廳。建造芝加哥大學的約翰·洛克菲勒的建築師幾乎一夜之間就在密歇根湖畔翻版了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只是我著作的一部分，為了繼續完成它，我們在布魯姆斯伯里找了一個傢具齊全的公寓，並在公共檔案館度過了6周。在中國的領事館之後，威爾瑪發現外交部一方的派遣員非常有趣。她從另一個研究者那裡得到相關信息，發現這個好心人是R.H.托尼。查爾斯說這「真是一件幸事」。之後我們隨韋伯斯特一家見到了艾琳·鮑爾，她看起來比以前更加迷人，更加睿智，並且正準備與劍橋大學研究經濟史的同事邁克爾·波斯坦（Michael Postan）結婚。她的傳奇故事還包括一次給拉德克里夫學院的學生作關於中世紀經濟的講座，她穿了一件非常簡單但很漂亮的晚禮服，似乎是對學生們說：「看到了吧，完全可以將兩種風格結合在一起！」

在耶魯大學我們見到了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在雅禮協會（Yale-in-China）任教兩年，並以研究世界範圍內基督教傳教史為其主業。儘管如此，在耶魯大學他是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初版，1883年再版］及其子、中國問題專家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的繼承者。賴德烈博士曾深入中國問題研究的真空地帶，以攻讀他的關於美中早期貿易的博士學位，同時於1934年完成並出版了兩卷本著作《中國的歷史與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這套不帶偏見的書是公認的極其優秀的著作，由一位充滿理性、公正並且堅持不懈地探尋事實本質的學者撰寫。賴德烈親切而友善地幫助每一位來尋求幫助的人。他涉獵堆積如山的原始資料，然後寫出手稿，我相信，除了周日外，每天上午他都要投入其中。1948年他曾在美國歷史協會演講，內容是關於基督教對歷史的解釋。

當時我們中沒有人是從我們後來建立類似工廠生產線般的學習體系中出來的，即先在美國研究生院學習兩到三年閱讀，然後去當地九-九-藏-書（當時在台北）學習口語並開始作論文研究，再過兩到三年後返回美國完成論文，之後開始進行教學工作。經過這樣七年培養的人將成為相關領域的專家。但是他們並沒有太多接觸中國人和具體的事物。他們只是成為謹慎的歷史學家，並不能為政府公共政策出謀劃策。

我們買的是有床位的A等艙室。起初我們被這艘船宏偉壯觀的外表所折服，當然這也是她與其他郵輪的競爭優勢所在。我們把在北京時的忠誠男僕李和聰明的廚師劉同船上的這些房間服務員、女服務員、樓層服務員的服務作了比較：

但是，總體來說，這是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團隊，包括成熟的、未成熟的以及半成熟的人士，莫蒂默·格雷夫斯和戴維·史蒂文斯都能把他們動員起來，讓更多的美國公眾了解中國。對於一個下一代即將在中國及其附近地區打三場大戰的國家而言，這個團隊的人數並不算多。然而在我們周圍，人們的中文水平參差不齊，甚至有些人完全不懂中文。一般而言，涉及研究中國現代問題的學者，對漢語並不精通，而懂漢語的學者研究的又是一些中國古代方面的內容。除非中國人自己用英語告訴我們，否則我們根本無法了解現代中國人在想什麼。與此同時，我們幾乎不了解社會科學的概念（除非政治學包括在此類別當中）。另一方面，我們只有一些在中國生活的經歷，更準確地講，應該是仍然保持著本國的生活方式，只不過生活地點變成了中國。

我為了將牛津大學博士論文按照規定尺寸做成5個副本（其中3份上交），我們的旅途也變得忙碌起來。其中5章的內容已經獨立發表過。我在坎布里奇已將其列印並裝訂成冊，之後在「莊嚴號」郵輪上進行了校對，現在只需要補充參考文獻和總結了。為此我們找了一所石砌的小旅館住下來。這座旅館建於15世紀，位於牛津以西的科茨沃爾德（Cotswold）丘陵，柏福德（Burford）大街，有著拱形門廊和豎框的窗戶。春天越來越近了，綿延起伏的農田正在耕種，而我們按照英國的方式抵禦這裏寒冷刺骨的天氣：每個人都穿著六層的羊毛衣物，每天都有豐盛的早餐，靜靜地吃完，下午外出散步。

對於任何人來說，1936年都是一個轉折點。1919年的凡爾賽和會讓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序曲：希特勒重新佔領萊茵區，墨索里尼完成了對衣索比亞的征服，他們（德國和義大利）共同建立了柏林——羅馬軸心，國際聯盟瓦解，西班牙內戰爆發。而我完成了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術研究任務，面臨生計問題，要開始下一步的計劃。

另一方面，在中國的4年時間里，我和威爾瑪並沒有太多地關注漢學研究，接觸到的更多是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於是我一到蘇福爾斯就開始進行演講，首先是在扶輪社，接著去了基瓦尼斯（Kiwanis）俱樂部、基督教青九九藏書年會以及蘇福爾斯大學。在此期間，我演講的內容涉及包括中國的住宅、僕人和食物等在內的日常瑣事，當然也談到了日本人的威脅。威爾瑪也作了有關中國藝術的講座，主題是「站得遠看得清」（The farther away we get from the scene，the more we know）。我們開始扮演與傳教士相反的專業領域專家的角色，向我們的同胞宣講海外各地的情況，期盼我們能從戰火中相互得救。當然一切都事與願違。不過，戰火使得中國和日本問題研究在美國站穩了腳跟。

在哈佛大學我遇到了查爾斯·悉尼·加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ener），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研究清朝的專家，他逐條逐目地思考，因此對漢學研究的參考書目很在行。他是一位無私的朋友，知識淵博，熱情洋溢，但是很奇怪，他不善概括或綜合，因此沒有什麼著作。研究生們從他那裡獲益良多，然而本科生卻鮮有收穫。另一個極端相反的人是任職于政治系的布魯斯·霍珀（Bruce Hopper）。他極富人格魅力，我們曾在北京見過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他曾做過飛行員，後來作為芝加哥當代國際事物研究所的早期代表在蘇聯待了3年，這個研究所當年招賢納士，進行當今國外發展趨勢的研究，以此來警示美國的學術精英們。布魯斯曾到過很多地方，而且總是能夠將當地早上的頭條新聞與時代背景結合在一起綜合考量。如果加德納能夠與霍珀綜合一下該多好。

事實上，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像過去的傳教士那樣四處考察，儘管我沒有這麼稱呼它。在我們往東進發直到倫敦的路途中，我計劃在每個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甚至是遠東問題研究中心都停留一下，拜訪相關學者，了解學術動態。第一站是夏威夷大學，之後我又去了很多學校，包括伯克利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但是我發現中國問題研究並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而且這些學校的教職員工中幾乎沒有人能夠使用漢語。然而，還是有少數重要人物已經有所行動，特別是在芝加哥大學。

離開中國之後，我們在東京稍作停留。當時我發現日本問題專家伯頓·法斯（Burton Fahs）和休·博頓（Hugh Borton）同樣也想要在美國謀求一份工作，於是我們組成了「松林沙地協會」（Pine Barrens Association）。同意暫時定居於博頓在新澤西的一塊沒有多大價值的土地，竭力維持著我們不為現世需要的生活。

我的博士論文的答辯慣例令人掃興。歷史講座教授喬治·克拉克（George N.Clark）爵士是我名義上的導師，負責為我提交厚重的論文副本。他對我說，這些論文看起來洗鍊流暢，但並不合他的口味。因為答辯是公開舉行的，威爾瑪一直陪伴在我身邊。我們發現其中一名評委是來自聖約翰大學的科斯廷（W.C.Costin），他參考英國公共檔案館的資料剛剛完成了一部紮實的綜述性著作：《大不列顛與中國：1833—1860》（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另一位則是來自萬靈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傑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他用希臘語和拉丁語來查詢資料中記錄的自古以來的中歐關係。答辯過程中唯一出現的一個文化差異體現在英國人與美國人的區別上。科斯廷先生向我提了一個關於英國商人在通商口岸為小國公民充當商務領事的問題。如此看來普魯士人可能會請寶順洋行（Dent＆Co.）的比爾（T.C.Beale）來做他們的領事，於是科斯廷先生身子向後靠，總結他的論點問道：「現在，費爾班克先生，來個漢堡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