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我們不需要堅韌不拔。威爾瑪和我將要回到一個更加幸福的世界里。由於外交豁免權的特殊地位，我們順利地在中國度過了4年，所以應該是我們的好運氣，而非良好的成績，讓我們把中國正經歷的痛苦拋在腦後。對於我們不那麼幸運的中國朋友，我們懷有既寬慰又內疚的複雜情感，許多美國人已把自己的情感與中國朋友聯結了在一起。

學生們要求蔣介石採取行動，而當時蔣介石的軍隊正借口追剿長征中的紅軍而著力控制中國西南地區。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此時他的德國軍事顧問們則調動長江下游地區的部隊準備採用陣地戰的方式進行最後的決戰。

然而「不屈不撓」只是一個蒼白無力的詞語。因為歷史將北京的朋友分為了兩個部分。有相當一部分人在1949年之後去了台灣，他們依然是逃亡者！

日本奪取了中國東北（滿洲），並已擺出威脅佔領整個中國的架勢，這將最終喚起中國人民武裝起來進行反抗和革命。但是中國兩大主要力量仍沒有團結一致。蔣介石正在南京集結他的軍隊，而將農民大眾調動起來卻仍處於嘗試階段。在種種努力中，作為外國人的我們所熟知的是有著超凡魅力的晏陽初開展的計劃。1935年12月，我們乘火車向西南方向前往河北定縣參觀他的「重建農村平民教育運動」，這個計劃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進行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晏陽初在蔣廷黻的幫助下就已經在法國的華工中開展平民識字運動。在定ｈtｔｐs://read.９9cｓｗ•ｃｏｍ縣我們走訪了各個村莊，那裡的衛生所及識字班對謀求人類問題的解決只作了微不足道的努力，人類社會問題數量之多，足以窮盡一個人的想象力，哪怕是考慮一下這些問題，也是一種努力。然而在農村普及讀寫、衛生以及科學種田的知識不可避免地會促進農民聯合起來，組成社團向政府和地主表達自己的不滿。1935年晏陽初得到定縣縣長的合作，但是1937年日本的入侵迫使其不得不轉到四川時，這裏的國民政府卻懷疑有人在煽動農民造反。1935年他改造農村的事業作為美國的一項專門技能在中國鄉村的延伸部分仍如陽光普照。如今已經過去了45年，歷經多次戰爭，這項事業仍在繼續發展，但是中間的事情很複雜，作為局外人無法理解。政治與階級結構的滲入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

作為一位區域研究的專家，就像是一名旁觀者，有幸不必擔心陷入其中，卻可以觀看到人間戲劇一個個上演，讓人百感交集。1935年是我們在北京4年生活的高潮時期，但也是結尾。我必須返回牛津大學完成我的博士論文，進行考試等。這樣當我擁有了英國的博士學位，就能夠在高等院校任職。與此同時，我們的中國朋友正面臨著新的憂慮和即將到來的災難。當我們離開北京學術舞台的時候，彷彿自己是從即將沉沒的船上倉皇逃竄的老鼠。

在清華大學時，通過梁思成與老金的介紹我們結識了很多中國學術界的朋友，這些人都是那一代的領袖人物。當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即1942年至1946年返回中國時，我們發現他們九*九*藏*書都來到了中國西南地區。新中國成立后，1972年我們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裡發現一些朋友仍保持著學者和教師的身份。（周培源在戰爭時期部分時間在加州工學院度過，之後在1981年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們都歷盡艱辛地活了下來。

來自兩個群體的北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將繼續被歷史粗暴地對待，儘管如此，在內戰以及革命期間，在一黨專政下，他們堅定不移地為國家誓死效忠。他們都沒有完全贏得自己的戰爭，但是他們也從沒退出過。最終會有某個人給他們一紙公正、公平的評價。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曾遭受過災難，但絕不是一事無成的一代。

我們曾在上海遇到過埃德加·斯諾和佩格·斯諾（Edgar and Peg Snow）夫婦，1934年他們剛剛結婚就來到了北京，並住在燕京大學附近。埃德加是一位極有天賦的記者，在密蘇里新聞學院受過專門教育。1928年上海《中國每周評論》的美國主編約翰·本傑明·鮑威爾（J.B.Powell）使得埃德加的全球旅行計劃暫時擱置，他任命埃德加為助理編輯。那時，鮑威爾支持新的南京政府，對老上海人來說，仍是一位令人厭惡的赤色分子，而埃德加·斯諾奉命沿著中國鐵路線旅行，撰寫吸引遊客的遊記。他從長江下游出發，經過南京到達北京以及滿洲，最終乘火車來到了西北地區。在那裡他親歷了1929年至1930年間可怕的西北大飢荒。在他1958年的傳記《復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寫道，這場使生靈滅絕的可怕經歷讓他決定投身於中國人民的事業中。他不是一位理論家，而是一名記者，但是他與宋慶齡及其他人的友誼將其與中國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在這場危難中，我們的中國朋友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如前文所述，蔣廷黻加入了南京政府，並在行政院任職。面對當前的時局，梁思成打算暫時放棄建築史的研究工作，將精力轉向抗戰，但是缺少現代化的動員，他當然找不到九-九-藏-書發揮作用的方法。而林徽因的肺結核再一次發作。日本人查禁了中國主要的報紙天津《大公報》，林徽因曾是該報聲望卓著的文學副刊的撰稿人，這時她發現自己過於慷慨地被邀請為其接替的傀儡報紙《亞洲聯合先驅報》（United Asia Herald）撰稿。在她姑姑家她發現自己的親戚依然是以家庭為中心，並準備生活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你為什麼這麼生氣？」他們問道，「打算去南方嗎？即使這裏出現一個自治政府又怎麼樣？這對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的房子還在這裏。北京依然屬於中國，並不屬於日本。生活還是與往常一樣。」有些親戚甚至在有日本背景的企業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因親戚背叛祖國的行為而感到異常憤怒。他們早在1931年就從奉天（瀋陽）搬到了這裏。

隨著日本的壓迫不斷升級到頂點，學生們開始秘密組織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斯諾夫婦幫助了運動的組織者，這些人似乎是一些彼此沒有聯繫的非共產黨員，儘管誠然後來很多學生領袖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像燕京大學的王汝梅，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黃華）。1935年12月9日，大學和中學的學生組成長長的隊伍上街遊行，不顧警察威脅，抗議將要實行的「華北自治運動」。這個事件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的翻版，是中國又一次民族主義運動。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學的學生領袖，有一個警察用刀鞘狠狠地毒打了她。林徽因的弟弟也加入中學生遊行隊伍當中，但是此後有12小時下落不明，梁思成前往各個醫院去找他。

1932年至1935年，在中國生活的4年裡，讓我們對於中國北方、長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區的情況有了印象。我們也了解了外國人在華的機構，特別是外交、教育機構以及教會各級機構。最重要的是，在有著現代思想的中國學術領袖圈裡，我們結交了一些朋友，結識了許多人。例如，在上海——北京的藍色特快列車上，我們和傅斯年相遇，並有過一次長談，他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九-藏-書的創始人，之後分別任北京大學和「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35年邀請坎農博士來京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林可勝博士，曾在愛丁堡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是位徹頭徹尾的世界主義科學家。為了抵抗日本侵略，他組織了救護隊為中國軍隊服務。後來我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中國軍隊的衛生局局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西南地區湧現了大批這樣的人才。

埃德加與夫人佩格［即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寫作時所用筆名為尼姆·威爾士（Nym Wales）］有著完全不同的個性，他悠閑隨和，性格外向，天性熱愛人民，而佩格謹慎理性，胸懷大志。我們經常互相探望，還會去北京飯店的頂層花園跳舞，這是北京上流社會娛樂的場所。佩格與埃德加之間顯而易見的同行式的競爭使得我很慶幸，因為我與威爾瑪從事的是不同的行業。1936年埃德加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並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記》中向全世界報道了毛澤東的軍事政治生涯和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之後佩格也到達了延安，並對共產黨的領導作了重要報道。

1935年年底，日本侵略的陰雲籠罩著北京地區。詭計多端的日本軍隊實施著擾亂人心的計劃。騎著高頭大馬的矮個子軍官帶領著一支小隊招搖著穿過我們住的衚衕。他們進行軍事演習，還要佔領北京南邊鐵路交會的丰台地區。他們通過中國傀儡政府控制北京和天津地區，想要建立「華北國」，以併入之前的「滿洲國」。他們還想利用在20世紀初期去過日本且懂一些日語的那一批中國人，但是已經過去25年了，這些人要麼已經成為中國的愛國人士，要麼已經青春不再，無能為力。

與梁思成夫婦這樣的朋友道別，讓我們痛苦不舍。我們從對方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同時也給予對方我們能夠給予的一切。林徽因是我們夫妻二人最最親密的朋友。我們的道別的確讓人傷心。

1935年，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歷經艱苦的長征抵達延安，農村動員和軍隊建設九*九*藏*書將由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部署而結合在一起。而在北京我們只聽說蔣介石取得勝利，並將「共匪」從一個省追趕到另一個省。在這個時候，我們遇到的兩位朋友正在準備報道這方面的最新動態。

而在我們身邊也有一些小小的人員危機。例如，我們的用人李先生不得不把他滿懷期望的妻子從混亂的鄉下帶到這裏。他的兒子、妹夫都搬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同時也儘力地體現他們的價值。我們也儘力確保他未來能找到工作，威爾瑪還建議他的妻子有效避孕。然而她說：「是的，你們外國人有辦法處理這些事情，但是我們卻毫無辦法。」

北京的大學由更年輕的一代人所領導著，他們是受到「五四」時期強烈的愛國熱情感染的英美留學歸國人士。此時的他們正裝運著書本和器材，準備將學院和圖書館遷向南方避開戰火。放眼望去，這些大學正在被拆除，而我卻束手無策，只能看著學生們（？）從清華大學圖書館拿走那些尚未登記編目的書籍。

在中國有一部分人，他們有著英美自由主義背景以及愛國主義的新思想，得到我們的尊重和認可，但是他們在自己的祖國是沒有實權和地位的少數派。儘管如此，他們堅守著自己文化上的主導地位，認為作為學者有責任培養中國未來的一代人。因此他們團結一致，互相支持鼓勵。

就像我們剛到那裡就感受到的那樣，威脅來自日本的軍事擴張。坎農博士參觀過北京協和醫院之後就與我們一同住在了北京，同行的還有坎農夫人和他們的小女兒海倫。6月份，我們一起途經日本在朝鮮的殖民地來到東京和京都，在那裡盤桓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初次一瞥，發現日本完全被咄咄逼人而又危險的軍國主義色彩所籠罩。我們見到的嚮往美國的日本朋友和一些自由主義教授，明顯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認為形勢會越來越危險。對於作為學生的我來說，這片強大而現代的異國之地是我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道路上更大的挑戰，需要我在未來面對它，研究它，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而它強大的軍事力量迫使我們對其在中國造成多大危害充滿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