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之後，我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里見到了愷自威的弟弟約翰·愷自威（John Keswick）。他在那裡曾經當過英國的戰時情報員，當然這隻是他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在戰後又重新回到已成為著名跨國公司的怡和洋行從事管理工作。我和約翰·愷自威之間特殊的交集不僅僅是對洋行和香港的興趣，還包括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中國》（What I Know about China）中我們所表露的對對方的欣賞。這本書由他私下裡進行裝訂，並分發給眾人，由於愷自威給出多個文稿，所以有多個版本。這本書與其他中國書籍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不是印刷而成，整部書完全通過手寫而成。

在香港，約克與他劍橋大學的朋友愷自威（愷自威名叫托尼，但是我們有50年沒有見面了，我有些拿不準是不是這個名字）住在一起。當我們待在山上的怡和洋行時，約克一直在研究洋行的檔案。這些檔案都被擱在東港（East Point）倉庫里，裝在700個茶葉箱中。有人曾整理過這些檔案，並撕走了有價值的郵票（這是一家蘇格蘭公司）。另外，這裏還有來自鴉片船長、茶絲總公司以及雜貨店的信件，所有的信件都胡亂地堆放在地上。

托尼大概在31歲時接管公司成為董事長，沿著他父親和祖父的道路繼續前行。顯然，繼承家族產業和堅持不懈、用心的經營，保持了公司的長盛不衰。隨之而來的是，他成為當地多家公司包括滙豐銀行在內的董事，同時他還是殖民地立法委員會和防衛委員會的委員。對外他顯然能夠泰然自若地承擔這些工作重擔。晚上回家則埋頭於他的業餘愛好。

當我將哈羅德·阿克頓的推薦信交給托尼時，他帶我去見了傑拉爾德，並讓我和他住在一起，作為其顧問，研究一下如何處理那些檔案。晚餐中使用的碟子和放置蠟燭的玻璃燈罩（形狀類似大號白蘭地高腳杯），都是怡和洋行在19世紀30年代從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承繼過來的。

白天，英國領事館提供給我一間辦公室，配有一部電話和一個幫忙的小助理，隨叫隨到。我開始查閱寧波口岸的檔案了。威爾瑪和瑪利安用我們帶來的打字機記錄要點。我發現撰寫博士論文的工作很艱難，部分原因在於我的研究涉及的領事館電訊有時候過於冗長乏味。例如，廣州領事花了很長時間對當地肉桂壟斷組織進行鬥爭，肉桂是生產紫色染料的原材料。他試圖削弱這種古老而有組織的官方特許行會，將其納入完全開放的競爭市場，這樣對這種壟斷組織充滿抱怨的英國商人就能有利地參与競爭。顯然一切都是徒勞的，就如同一個世紀后毛澤東試圖徹底消滅逐利動機一樣。領事們如同傳教士一樣，想要在意識領域進行變革，都努力想要使「中國的一切」更接近於我們構想的理想形式。

在這次訪問早期的通商口岸的過程中，因為沿途會見了很多朋友，我得以證實了從檔案中獲得的一些想法。這些口岸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立而又互相緊密連接的前沿共同體，這裏外國人熱情好客享有盛名，私人企業的興旺發達。此外，在此的外國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無論懷著什麼目的，好意或惡意，還是純粹為了經商，他們都尋找並依賴中國方面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合作夥伴——買辦負責中國一方的貿易，賣宗教圖書的小販和中國牧師則從事著傳教、宣講福音的工作。最近則出現了中國教育家和很多專業人士。但是這種中外合作是在具有挑釁性的外國民族主義激起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反應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沿海作為中西文明彙集之地，也是現代化的起源之地。但是就中國整體而言，這些現代化運動在其發展之初只是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我們發現福州和寧波情況類似（除了一次不幸的意外）。我們在萊茵河似的閩江上航行了24英里之後，停泊在了羅星港。在這裏，1884年8月23日下午，法國最後通牒期限已到，在那裡一隻較大的（自不用說）艦隊，幾分鐘內將附近中國艦隊的9艘艦船擊垮。他們還毀九-九-藏-書掉了法國工程師為中國修建的馬尾造船廠。我們繼續前進，來到了福州，進入了這一古老的通商口岸的氣氛之中。這裏的情形比我在中國北方見過的還要嚴苛。

在這種背景下，我在福州城外發現了同鄉好友蓋伊·西林開辦的農藝學校，感到莫大的安慰。他說一些學生在實際的耕地操作時，仍慢吞吞地拖著腳步走，蓋伊對他們進行了生動的示範。即使他們受到的教育會將其帶入上層社會，但是最終學會了弄髒他們的手干點農活。事實上這暗示了一場社會革命，儘管我們親身經歷時只能隱約地感受到。

因為通商口岸是在炮艦的威脅下開放的，

這次困境解救行動也使我們認識了一位來自北京的新朋友，他是愷自威在劍橋大學的同班同學，名叫傑拉爾德·約克（Gerald Yorke）。他是個高個子，深色皮膚，曾是性格陰沉的高才生，並且是一個實力雄厚的浴室設備公司的合法繼承人。開始時他因為拒絕擔任董事而被剝奪繼承權，變得身無分文。他曾練習瑜伽，曾在威爾士海岸的洞穴里冥想修行。後來坐三等艙穿過西伯利亞來到了中國。1933年約克成為一名記者，在日本佔領熱河期間，他隻身一人離開北京，騎著馬穿著大羊皮襖，就像當代的匈奴王一樣橫穿邊界。結果，他神出鬼沒、不同尋常的行為引起了中國和日本雙方的注意，都曾將其扣押過，雖然他只會講英語，但是他很擅長編一些故事讓自己得以脫身。傑拉爾德·約克決心融入中國人的生活當中，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來生活。例如，在上海劇院，他伸出手示意要一條熱毛巾，服務員從20英尺外準確無誤地將熱毛巾扔給他，可是後來他卻因為使用熱毛巾感染了皮膚病。這位傳奇人物也是一個很好的夥伴。

在城牆圍繞的城市和河流的南面小島上的外國租界，我們首先找到了完全類似毛姆劇中的場景：

正如他向我們表明的一樣，布蘭德先生的職業是一位品茶專家。當茶葉從內地武夷山沿閩江運到這裏，是否進行大量投資，就靠這位專業「品茶師」的品鑒。他通過啜飲和品嘗對不同樣品進行等級分類。除此之外他還有表演誇張的演員那樣的朗誦技能。他給瑪利安留下的印象就像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樣。

訪問了早期的通商口岸以準備我的牛津大學論文時，我發現了一個與貧瘠北方的平原山川風景截然不同的中國。這裏的人更加瘦小而結實，氣候也更加炎熱且潮濕。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愛國主義的一致性和為旅遊者提供的現代化設施還未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均衡。東南沿海的港口位於河流入海口，面向海外的世界。這也是外國侵略的入口和中國外出到東南亞及更遠地方的出發點。簡言之，中國沿海地區與組成了古老的中華帝國的華北平原和寬廣的河流體系的中國內陸地區，形成了對照。

晚飯之後，我向他闡述了從一位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怡和洋行檔案的重要性，並督促他為這些檔案建立一座檔案館，就像倫敦那座檔案館一樣，分門別類地存放這些檔案。同時允許有資格的研究員進行查閱。第二天我將這個想法記在備忘錄中，同時還草擬了一份通告，並列了一份名單，將通告發給了名單中列出的那些美國學者，希望找到願意自費接管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檔案的學者。這些瓊記洋行的檔案當時也存放在怡和洋行的倉庫里。後來把瓊記洋行的檔案從尖沙咀移交並保存在劍橋大學圖書館。https://read.99csw.com

要從改革家的冗長乏味中解脫出來，75卷記載著1843年至1858年寧波口岸的情況的早期檔案是一個安慰。其中充滿了見不得人的勾當。

3個日本人、6個西方人以及24個中國人，每個人都坐在他們自己的圈子中。他們只有處理公事時才會碰面，彼此間不會有友誼和尊重。我感到，

口岸領事、海關稅務司、銀行經理以及商業代表全都住在服務設施齊全、帶有花園及小養鹿場的宮殿中。他們熱情好客的傳統與其說是來自他們的私人宅第的傳統，不如說是駐地公司的傳統長期傳承下來的，更何況是作為向同一階層的旅客提供的總體服務的一部分。在廈門，外國人居住的社區位於岩石叢生、風景如畫的鼓浪嶼。在這裏我們受到了熱情的招待。我們到達時正趕上聖誕季，滙豐銀行經理戴維·艾倫·厄斯金·貝爾（David Allen Erskine Bell）熱情款待我和威爾瑪，他的祖父曾幫助英軍攻佔廈門。他的父親曾統率過阿蓋爾郡（Argyll）和薩色蘭（Sutherland）蘇格蘭高地聯隊士兵［坎貝爾子弟兵（The Campbells）］。他自己是馬六甲、東京、天津以及上海滙豐銀行的代理人。瑪利安應英國領事馬丁（A.J.Martin）之邀住進了他那風景秀麗的山頂住宅。馬丁的妻子是一名美國人，他們的住宅十分豪華，僕人、生活娛樂設施應有盡有。我們度過了繁忙的一周，享受俱樂部的特別招待，一起參加宴會、弗吉尼亞舞會，唱聖誕歌，還有其他一些娛樂活動。在廈門大學我們還遇到一位年輕的考古學家鄭德昆（後來成為劍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但在其他方面看不到什麼現代中國的氣象。之後，馬丁帶著我去檢查簽訂合同去東南亞工作的一船中國人；根據19世紀60年代改良主義立法，他必須防止任何苦力貿易死灰復燃。

作為閩浙兩個省份自古以來的省會城市，福州早已是排外主義的溫床。遵守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曾進行長期鬥爭，竭盡全力阻止傳教士來到福州。然而1847年，第一個傳教士因沒有得到領事邀請私自而來，不得不住在一個運送鴉片的英國船長的家裡，直到那時為止，這位英國船長是唯一可以出售任何東西的英國人。隨著中外雙方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他們彼此厭惡對方，敵對關係也越來越根深蒂固。我發現即使到了1934年，英國和美國領事館依然是中國友好的敵人，而貿易和傳教也依然是佔有優勢地位的外國人所從事的活動。「如從前一樣，現在的外國人還是輕視且不信任中國人，」我記錄道，「但是採用較溫和的九-九-藏-書方式。」

1935年1月中旬，我們出發到廣州時，最初待在太平路的新亞酒店（New Asia Hotel）。但是不久有人在酒店舉行婚禮，以從地面燃放鞭炮直上七層樓高來慶祝，鞭炮聲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酒店的大廳看起來煙霧繚繞，充斥著火藥的味道，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美國南北戰爭的戰場。隨後我們拜訪了當地海關稅務司李度（L.K.Little），他來自美國羅得島州（Rhode Island）的波塔基特市（Pawtucket），是此地海關中職務級別最高的美國人之一。他和他的母親邀請瑪利安同他們住在一起，而威爾瑪和我則搬到了很少有人舉行婚禮的維多利亞酒店。後來，我們也搬到了李度家裡。

在香港塞西爾酒店，威爾瑪帶著我們二人同住在一間客房，顯然我們一男兩女的考察隊組合顯得與眾不同。酒店廣告聲稱其價格非常便宜，事實證明不止一家店是這樣的。這裏住著很多海員，整個酒店音樂不停。樓層服務員告訴瑪利安有一位高尚的紳士想要見她，很快一位警官召見我們，並詢問為什麼沒有按照外籍人士的身份進行登記。就在最為糟糕的時候，我們通過北京的一位朋友，詩人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與愷自威（W.J.Keswick）聯繫，同時我遞給了警官我在貝利奧爾學院的名片，並告之我們正準備搬到山頂117號。一如既往地峰迴路轉，一瞬間赤貧轉化為暴富，警官的態度從暴君轉化為僕人。顯然，在香港，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地址比唐寧街10號還受人尊敬。

返回上海時，輪船沿著甬江行駛了12英里，越過了古老的要塞鎮海。與廣州、福州、上海、天津以及其他老港口一樣，寧波作為商業貿易的中心，是在海上航線的盡頭，運送貨物的船隻往來方便，但是外洋艦隊很難進入。

在早期，寧波有大量的傳教士，但是並不虔誠的英國領事官員比平常更加深入到當地中國居民中去。在寧波至少有三位領事［密妥士（J.A.T.Meadowshttps://read.99csw.com）、星察理（Sinclair）和赫德（Hart）］似乎與中國女性來往密切。事實上有人推測赫德在中國有較高的地位是由於他早期融入了中國式的家庭制度，當然受益於其領先一步，熟悉愛爾蘭家庭制度。

1934年11月我們來到上海，在南京路103號一家巧克力商店附近的樓上租了一套房子。我們住的地方年久失修，商務午餐時人們隨便進出，這讓我們感覺這裏更適合來去匆匆的暫居者，而不太適合我們。當威爾瑪的妹妹瑪利安（Marian）從拉德克里夫過來與我們同住時，她剛從拉德克里夫畢業，不禁對我們所居住的「破敗舊樓的房間」感到驚訝。在史沫特萊看望我們時，瑪利安又被她的「有著陰謀論、妄想症和革命狂熱的傾向」的氣質完全鎮住了。

李度是達特茅斯（Dartmouth）學院的畢業生，於1914年加入中國海關。顯然，他具有高層領導所必需的公正的判斷力。他曾被派往中國的各個地方以及海關機構的不同部門擔任多項職務，因此擁有深厚的任職背景，獲得了豐富的經驗。最初他被派到北京學習語言；1916年至1920年在上海，1921年至1924年在廈門主管當地海關；1924年至1926年在北京管理養老金系統；1927年至1929年在天津；在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擔任海關總辦的私人秘書；1932年派到日內瓦國際聯盟；1934年至1941擔任廣州理事；每6年回國一次休探親假，先後總共回國4次。1943年至1950年，他接任梅樂和的職務，成為中國最後一位外籍的總稅務司。

我下午5點從上海乘船前往寧波，在第二天早晨到達。衛理公會派來的一對傳教士夫婦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威爾瑪和瑪利安乘火車從杭州趕來。）我們看到了記錄在檔案中的一些大人物的墳墓，但是並沒有看到19世紀50年代出沒於此地的阿帕克（Apak）和他的廣州海盜們，相反，我們看到了大約3000名乘船遊覽的中國人，他們有的站著，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熟悉兩種類型的中國人：

我開始看到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一個長期活躍的因素，這足以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區分開來。蔣介石政府與毛澤東領導的地區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依靠貿易，而後者則依靠土地。在這些由海運貿易而開闢的港口中，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海外入侵者看到的中國，與當初從北部和西部陸上侵入的蒙古和滿洲人看到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考慮到我在6個通商口岸的海關受到許多外國人的友好款待，並與他們長談，我怕我無法利用這次機會研究海關如今面臨的問題。在香港這個英國的自由港，走私活動非常猖獗。香港並沒採取任何措施來打擊走私活動。海關也只派出300名武裝緝私隊員守衛在中英邊界。廣州政府的炮艦定期向官辦專利機構運送白糖，海關緝私部隊也無能為力，交易成功后官辦專利機構再銷售白糖，獲得的利潤等於未繳納的關稅。同樣，廣州至九龍的鐵路線上，走私活動也很猖獗，南京政府失去了很多稅收。女性通過衛生巾來走私銀元。邊界就是一條街的中線，人們只要把東西扔過去就可以。此外，到處是帶刺https://read.99csw.com的鐵絲網，不讓農民越過他們的田地。面對當地的兩種狀態，即廣東的獨立自主政策和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中央政府的工作很難開展。如今20世紀的南京政府同樣面臨著19世紀北京的清政府早就已經發現的這個棘手的難題。

我的博士論文資料主要立足於5個最早的通商口岸的英國領事館檔案。這些口岸曾是前線指揮部，與商人和中國官員進行日常聯絡，同時也是帝國主義插|進中國的一把利刃。上海口岸的檔案在1870年已經被燒毀，寧波方面的檔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幾個口岸的文件大部分保存完整。（現如今它們被保存在倫敦檔案局。）在查爾斯·韋伯斯特的幫助下，英國外交部圖書館館長寫信給北京領事館，北京領事通知口岸領事允許我查閱早前的原始檔案。於是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2月間，為了寫博士論文我們來到了中國南部的沿海地帶。

我們沿海岸到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和廣州等地考察。但是一切與設想中的不一樣。確實，我在很少使用的英國領事館仲裁室中，查閱了足有200頁厚的發霉的合訂本，有的是已經被蟲蛀的信件，除此之外身邊還常常有兩名打字員協助工作。但是在公眾眼裡，這是科尼莉亞·詹姆斯·坎農的兩個女兒所取得的進步。雖然有一位男性的研究員伴隨，但是她們習慣於被一群旁觀者圍著畫畫或是寫生；和各國的男士們打網球、游泳、打保齡球；任何時候都妙語連珠地開玩笑和聊天。畢竟，她們早已經在坎布里奇的家中無數個星期天的下午獲得充分的鍛煉，讓害羞的學生放鬆，理解一些外國教授晦澀的話語等。她們深知對男人而言，最易打擊的部分是他的自尊心，為了一些現實的目的，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成為兄弟。此外，因為通商口岸到處都是男性，因此像瑪利安這樣未婚的年輕女士成為這裏每一個男士的夢中情人。尤其是，當她身邊有陪護人，怎麼說呢，比如有姐姐和姐夫陪伴的情況下。

李度先生帶著我們乘坐海關郵政快船沿珠江順流而下，到達黃埔。我們對那裡的印象是，曾經是東印度公司商船的停泊地，也是英國海軍多次由此出發駛向上游進犯廣州的入口。

1934年4月，運氣終於來了，我收到了來自洛克菲勒支持的教育委員會提供給我們的2050美元的撥款外加旅行費用。副會長戴維·斯蒂文斯（David Stevens）寫信給我，認為我正試圖做過多的事情（學習漢語，又準備開始學習日語，旅遊考察，作論文研究），小心「貪多嚼不爛」。我回復道，我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些都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這筆獎學金意味著當前他對我的未來很看好，儘管認為我太過野心勃勃。

沙面島是廣東碼頭外的一片沙洲，大約在1859年在其四周築起了圍牆，填土築基，形成一個綠樹成蔭、校園般的外國飛地，建有居民住宅、領事館和洋行。這塊地盤大概半英里長，最寬的地方有300碼，通過2座水面上的橋樑與外界相通。當1925年6月17日革命遊行的隊伍打著旗幟，連同市內各界代表沿著沙基堤岸行進時，平時運河裡熙熙攘攘的中國船舶全都撤走了，這給了躲在沙袋後面的英法海軍士兵良好的觀察視野。士兵被激怒了，向人群開槍，殺死了57個中國人，這實際上已經屬於破壞條約的行為。1925年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將5000名留華傳教士嚇得離開了內地，後來他們返回來，被勉強允許暫時留下，但是他們應該慶幸，日本入侵中國使得中國無暇顧及他們，這對他們來說算是一種幸運。在1935年，條約、傳教士、海關總署仍然還在原先的位置上。

這本由愷自威撰寫的書所傳遞的信息令人耳目一新，含義直白而清晰，我也始終非常欣賞其著作的說服力。多年後，我經常寄給約翰一些空白紙頁，索要包括附錄或說明性資料的一些材料。但是在所有我編輯的中國參考文獻中，我總會將這本書排除在外，並且在為其他人作指導的時候也很少提到這本書。它是那種我希望藉以反思自我的書，儘管就其本質而言，很難用言語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