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美國總統並和他們私下相處之後，你會明白他們只是平凡的人，關心和擔心的事情和你我都一樣。他們關心的是保護這個國家及其自由，關注的重點是如何為國家服務。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人進入政府。

我認為我們一邊出去幫共和黨候選人籌款，一邊在自己身上花那麼多錢，實在是不合理。我真的認為應該用明智的方法來改變現狀，但我的兩項假設都未被接受。慷慨的捐款人或公司會接受籌款活動的邀請，但通常不會親自參加，而是派代表來，這些人期待的是免費「大吃大喝」；而「閑人」們其實很活躍，不論有沒有付出，他們都不想少領薪水。

里根總統就職1周年時，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主持了一項大型籌款活動。身為活動負責人，我和里根總統、布希副總統和他們的夫人們一同待在貴賓休息室。當時只有我們5個人待在房裡，等著里根總統上台向這場入場券早已銷售一空的大型活動的來賓們講話。里根總統剛剛被一個全國性的新聞電視台在節目中橫加指責，他真的「氣炸了」（他本人的原話），抵達休息室時仍火冒三丈。他向第一夫人南希、副總統夫婦和我大倒苦水。很少有人能像我這樣看到美國總統表露真性情的一面。

我和傑有一天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的結論是，任期限制正是解決之道。我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聘請已故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的兒子約翰·艾森豪威爾（John Eisenhower）擔任主席。這個過程並不順利，在全國境內推動尤為困難，但我們在好幾個州成功地通過了限制任期的辦法。然而，州政府無法決定全國參議員或眾議員的任期——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修改憲法。最後，我們只好滿足於在州政府獲得的進展。

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在家裡九_九_藏_書吃飯時，我們都在討論這個世界是否會被德軍和日軍佔領。大家很清楚，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否則將失去一切。每一天，報紙都在報道哪些地方打了勝仗或敗仗，或者在歐洲或太平洋戰場上又收復了哪些失地，美國被視為抵抗暴政的最後防線。

俄羅斯軍隊在1959年進駐了古巴，那一年，我們正好創辦了安利公司。當時我們非常擔憂，尤其是在獲悉蘇聯已在古巴部署核彈、可以輕易攻擊美國時。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警告美國：「我們會埋葬你們。」

此後，美國不斷發展，政府一直在擴大規模，民選官員在任期即將結束時越來越急於進軍華盛頓，而不願返回故里。競選連任已成為重頭戲，太多國會議員逐漸習慣於不對棘手議題表示明確立場，這些議題或許對國家有利，卻會害他們在下一次選舉時流失選票。他們發現坐上或靠近權力大位是如此令人上癮，許多人儘可能競選公職，即使早已任期將盡，也依舊留在華盛頓。他們成為華盛頓大型公司的律師或遊說人士，因為那裡才對他們有利。對某些人來說，為民服務已變成無法輕易放棄的自大之旅。

除了擔心核彈攻擊以外，美國甚至還有人預言，自由企業及美國風格已死，這便是我愛國之心的源起，以及我堅持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自由、享受我們想要的生活的原因。因此，我站出來發言，發表了《銷售美國》的演講，鼓勵美國同胞相信及了解美國的偉大之處，并力圖說明本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價值與優點。

我上中學那幾年，戰事愈演愈烈。我知道，自己一滿18歲就要入伍，所以還在高中時我就自願加入了陸軍航空部隊，畢業3個星期後就收到了入伍報到單。每個體格健全的18歲男生，只要在家鄉沒有重要工作，都要自願或被徵召入伍。

我剛答應，就發現我在公司實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時間來。這樣，我就擔負起了兩份全職工作。那是我在一開始就犯下的兩項嚴重失誤中的一項。第一，我無法全職工作。第二，我接任時提出了兩項建議：在捐款人會議上設立接受現金付款的吧台（如果沒有，飲料都要用組織的經費來支付），以及剔除掉那些「閑人」（不做事只領薪水的顧問）。

當時在華盛頓的生活成本並不便宜，至今依然昂貴。福特被尼克鬆總統任https://read.99csw.com命為副總統時，雖然已經擔任了多年的國會議員，仍然身無分文，還要指望副總統的第一筆薪水來支付房貸以及供養四個學齡子女。儘管他的薪水足夠生活，卻還不夠退休后的生活。卸任總統之後，他在全國性企業擔任董事，以此增加收入來源。現在，進入美國國會服務已成為一項薪水豐厚、福利優渥的職業，但這種生涯只有在任內才能維持，所以必須花很多時間、精力和金錢競選連任。我至今仍然認為，沒有任何在全國範圍內通過民選或任命出任某職的官員可以永久擔任該職務，每一項公職都應該有明確的任期限制。

先前我談到，在我乘船到太平洋戰場的路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不過我還是被派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島天寧島，那裡距離關島大約有160千米。由於天寧島的美軍基地距離東京有2100千米，美軍專門設計並製造了B–29轟炸機，以執行往返于天寧島和東京間的任務。B–29轟炸機在天寧島空軍基地裝載炸彈飛往東京，同時希望可以返航。由於這個地區沒有其他島嶼可以讓轟炸機在半路上緊急降落，我們損失了一些飛機和人員。

當我們在對抗威脅我們生活方式的敵人時，如今的美國人中的大多數尚未出生。或許現在的人已不再認為那種威脅真實且急迫，可是出生在那個年代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一直熱愛美國，自認為是一位愛國者。然而我卻因為宣揚自由、自由企業和對國家的熱愛而備受批評。安利創業初期，因為公司名稱以及使用的紅、白、藍三色為標誌，有人指責我們用美國國旗來包裝公司和產品。20世紀70年代我發表《銷售美國》演講時，愛國主義在許多人看來已經變得落伍及「老土」。美國人不好意思在球賽開始前起立並唱國歌，經過國旗時也不再主動把手放在胸前。當時和現在都有一些人質疑我為何如此堅定地愛國，為何大力倡導自由和自由企業體系。也許這些人從沒真正感受到美國獨立及開國元老們簽署《獨立宣言》（保障人們的生命、財富和神聖的榮譽）和制定美國憲法以來，無數先人為了保衛我們享有的自由所做出的犧牲。

放眼海外，我們看到歐洲經濟頹圮，那是因為政府債務沉重、人民過度依賴政府福利；在中東，一些人為了民主而奮戰，從而受到了目標正好與其相反的人群的反對；非洲國家和其他一些地區擁有良好的氣候、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勤勞的人九九藏書民，其發展卻受到腐敗的獨裁者和政府的阻撓。

2001年，海倫和我承諾協助政府設立費城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名記者在報道我們的承諾時表示：「他們的初衷是愛國，而不是支持政黨。」這家博物館開幕以後，海倫和我又組織了一次捐款，並計劃維持贊助。幫所有的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了解及感謝美國憲法，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為了讓美國人了解這個國家如何一路走來，並激發他們對所享受自由的感恩之情，我們進行了漫長的努力，憲法中心便是其中一項。《費城問詢報》說的沒錯：我們的參与是愛國的表現。政府和國家如今充斥著黨派鬥爭，但在我看來，愛國心卻不夠。

當時美國正在計劃攻打日本本土，天寧島基地被指定為撤離受傷士兵的據點。可是，在攻打日本本土之前，「艾諾拉·蓋號」轟炸機便裝載著原子彈由天寧島起飛，於是，這個小島為接收可能因攻打日本本土而受傷的10萬名美國軍人所做的準備便沒有用了。我被派遣到那裡執行拆除及清理任務。

我們從小額捐款人處籌集到了不少資金，共和黨國會領袖議會的成員和我都想為小額捐款人舉辦活動，因為他們是支持共和黨的活躍選民，應該以某種方式予以表彰，但這點也是無法做到的。

我與賈格特的關係促使里根總統任命我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財政主席。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我覺得在接受那項職務之前，我應該對其多加了解才對。

但是，我並未放棄政府或是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在華盛頓結交了一些朋友，也爭取到了一些贊同我的立場的政府官員。里根總統要籌組艾滋病委員會的時候，賈格特建議我加入。他設法將我還有其他一些人列入了委員名單，於是，總統任命我們組成該委員會。

大家要記得，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曾被徵召入伍，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希特勒、東條英機等名字對我們來說耳熟能詳，因為我們經歷過他們活著的九-九-藏-書年代。我上中學時，希特勒的空軍一直在轟炸英國，很顯然，他的目標是佔領英國，然後渡過大西洋來擊敗美國，他便能夠把美國納入不斷擴大的帝國版圖。希特勒被視為美國的頭號敵人，日軍在珍珠港偷襲美軍，隨後歐洲也捲入戰爭時，英國迫切需要美國的協防，以抵禦希特勒對他們生存的威脅。

我們需要提醒美國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國憲法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內涵。由家鄉做起，安利開始重新激發美國本土的營銷人員對自由企業、美國價值觀和政府原則的了解。我們甚至在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弗農山莊（Mount Vernon）舉辦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營銷人員的會議。該活動極為成功，讓許多人深入了解了喬治·華盛頓在美國開國曆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既是位將軍，也是位政治家。立國之初，美國便擁有全世界最偉大的成就紀錄。

那麼，美國人民該如何做出必要的改變，以適應全國和全球局勢，並仍然維持天賦的與後天取得的自由呢？當然沒有簡單的方法，但美國公民必須隨時保持警覺，防止我們珍惜的價值觀和自由遭到侵犯。美國人民必須成為受過教育、信息豐富的公民和選民，選擇可以成為真正的人民公僕的民選官員；他們必須接受公職責任，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不同族裔與政黨內誠實與忠誠的人民應該肩並肩，為正確、真實與可造福子孫後代的價值觀而奮鬥。

我在國家憲法中心遇到的人們都了解美國歷史，但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歷史缺乏了解，不知道為何寫下憲法的開國元老要說出那些話。舉例來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喬治·華盛頓只出任了兩屆總統便告老還鄉，而當時甚至還未修改憲法以限制總統任期。他相信，做兩屆總統便已足夠，美國需要其他人來擔任總統，以此昭告世人，這個新國家在推翻君主立憲制之後已是個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國。他並不貪戀總統權力，他只是想為國效力，然後返回故里。

我在任內很努力地工作，也學習到了不少經驗，但當反對力量逐漸壓過了支持力量時，我就知道該辭職了。

我和傑支持里根競選總統（老實說，在1980年黨內初選時，我是支持布希的）。我們支持的表現並不是直接捐款給里根陣營，而是在發行量大的新聞雜誌上刊登整版廣告。我們個人跟競選陣營並沒有任何關聯，我和傑支持的是里根的自由企業理念。九_九_藏_書我記得，我們是唯一刊登此類廣告的人，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穎的政治概念。我和傑希望安利營銷人員和他們的客戶知道我們支持里根，並期待他們也能支持他。廣告或許也吸引到了不少選票，這個假設是合理的。我和傑同時認為，廣告可以進一步幫助安利營銷人員體會自由企業理念對他們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為一個愛國的美國人，我支持我認為最符合美國利益及美式生活風格的政治候選人。我第一次參与的重大政治活動是協助當時的國會議員福特。我和福特十分熟悉，因為他是我們選區的議員，安利早期的各項活動他幾乎都有參与。我們還有他在一項大型剪綵活動上擔任特別來賓的照片。他甚至和我們一同推薦了安利的第一個噴霧劑產品系列。福特看著安利公司發展起來，那些年，我和傑也在政治事務上與他開展了合作。我們也與蓋伊·范德·賈格特（Guy Vander Jagt）合作過，他是安利公司西邊選區的議員。我與賈格特合作籌款，他負責的籌款活動旨在幫助更多共和黨員進入國會。我們和其他人成立了一個籌款機構，名為「共和黨國會領袖議會」（RCLC），以促進民間參与捐款和籌款。我們只獲得了小額籌款，但積少成多，況且我們希望吸引民眾提高對共和黨以及政治的興趣。當時正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時代，老布希（George H. W. Bush）則擔任副總統。在里根總統的兩屆任期之中，副總統賢伉儷經常大方地招待我們這個團體。

我接任主席時曾說過：「我從未向這個政府的任何人要求過任何好處。我做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相信共和黨的理念：自由與自由企業，以及所有美國人民的個人權利。保障這些理念的順利實現是我的首要動機。」此外，我還要求看財務報表，我說，如果我了解運作細節的話，就能更有效率地籌款。但我的要求被拒絕了。

自從創辦安利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許多法律和法規，這些規定讓我懷疑今天還有沒有人可以複製安利的成功。增稅造成了他們的損失。人民自由在許多方面都越發受到限制。人們逐漸依賴政府救濟，黨派之爭侵蝕了生活中幾乎各個層面。美國不再被世人視為「山丘上的閃亮國度」。

在加入艾滋病委員會以及為共和黨擔任籌款人期間，我和里根總統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會在白宮東廂和委員會成員談話。在會議前，我有好幾次曾私下和他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