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到《石匱書後集》，張岱總算完成明朝淪亡的剖析，認為明朝的命運與崇禎個人有關，崇禎是在1628年登基，迄至1644年自縊身亡。張岱寫道：「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到明朝的末代皇帝，連節省無度亦算在內。崇禎皇帝理應把府庫的公帑分毫用於給養軍士，以抗衡關外的滿人，清剿華北的農民叛亂，但這位皇帝卻寧可「布衣蔬食下同監門」。結果，「九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而叛軍于崇禎十七年（1644）奪占京城時，「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崇禎皇帝何苦不出糧出餉以提振部隊士氣，而「無不盡出以資盜糧」。崇禎皇帝的政策豈不自相矛盾，誠如張岱所言：「先帝何苦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

張岱在《夢憶》那篇個人色彩強烈的序中，一開頭就提及厄運接二連三降臨——「國破家亡，無所歸止」——他曾作自輓詩（這也是陶淵明之前做過的），想要了卻殘生。雖然三餐不繼、貧無立錐，他還是決定苟活於世，這並非貪慕《夢憶》的昔日繁華，而是「因《石匱書》未成」。張岱以「石匱」為所撰明史之書名，意在表達對司馬遷的推崇，張岱常稱司馬遷為歷代史家的偉大先驅。石匱是司馬遷保全史料之處，在一千七百年前藉此成就其曠世巨構。司馬遷因直言敢諫，質疑皇帝的決斷，而承受「去勢」酷刑的摧殘；個人縱使備受羞辱，司馬遷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決定不尋短見，努力活下來，因此完成了他研究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的不朽作品。

張岱所選擇的八個族人雖不是直系血親，卻讓他得以回首張家門風秀異之處。不過既是寫張家一門，當然下筆得謹守分寸，以免有違基本孝道，同時，無法與傳主身處同一時空，也是張岱要考慮的。但這些難題倒還能一一克服。

世局如此，快園內亦是多事之秋，張岱知道從前尚稱和樂的表面已現不祥之兆。張岱不吐不快，在寫就三個叔叔與直系先人的傳后，于《五異人傳》前，特別插入一段「以授諸子」的話。「岱次世傳以授諸子曰：『余之先世在是也，余之後世亦在是也。』諸子不解。岱曰：『先世之渾樸，勿視其他，止視其兄弟，太僕公事漢陽公如事父，文恭公手出二異母弟于澡盆，而視之如子。大父與芝如季祖，相顧如手足。而父叔輩，尚不失為平交。自此以下，而路人矣，而寇讎矣，風斯日下，而余家之家世，亦與俱下焉。』

這種種背景因素，教張岱動心起念，考慮撰述三部精簡但又不失細緻的家族傳記：一部以直系血親為主，上起高祖，下迄父親（卒于崇禎六年）；一部以三位族叔為傳主；最後一部則是擴及歷代的五位族人，上起族祖，下迄堂弟。

在社會與軍事雙雙崩解的脈絡中，張岱撰述明史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必須找出明朝由盛轉衰的時刻。張岱師法他的典範司馬遷，在《石匱書》中對歷任皇帝皆附上個人品評。張岱對早期的幾位皇帝雖多所月旦，但他後來的結論是，在公元1572年至1620年，萬曆皇帝漫長的在位期間（時間涵蓋張岱的兒少時代），其實腐敗之跡象已初露。張岱在史書里提到，萬曆年輕即位時國力昌盛，「英明果敢」，又有良臣輔弼，但好景不長。「迨二十年後，深居不出，百事叢挫，養成一骫骳之疾，且又貪囈無厭，礦稅內使四齣虐民。譬如養癰，特未潰耳。故戊午前後地裂山崩，人妖天變，史不勝書。」如此，一個比較站得住腳的史學判斷是：「蓋我明之亡征已見之萬曆之末季矣，乃世以其靜居無事，稱為『福王』；則世豈有一日萬幾之主，可僅僅以無事為『福』也哉！」

我們僅知張岱逃出紹興時確實隨身帶著明史草稿，雖然詳細追索章節的寫作時間已不可能，但其基本骨架應在出亡前已大致成形。張岱運用的格式，自司馬遷時代以降在中國已被奉為圭臬，因其既能因時因地制宜又能廣搜博採，所以歷久不衰。

此番還鄉，人事全非。是因方國安的手下也好，遭當地強梁打劫也罷，或新朝清朝官員要他為兩度支持魯王付出代價，總之張岱已是無家可歸。順治六年十月，張岱在紹興龍山後麓賃租一塊地，這裏曾是他卜居、讀書、賞燈、觀雪的地方，他常與祖父張汝霖偕游的「快園」同樣在此。兒少時代的快園宛如人間天堂，其名取自在此讀書為一大快事：其間果樹茂密，池塘廣闊，花木扶疏、圍牆拱立，景緻之開展，彷彿人信步在捲軸上。在明朝滅亡前的繁盛年代，擁有一座園子還能取得豐厚的投資報酬。張岱寫道，快園裡池廣十畝，養魚魚肥，鮮橘可易絲綢，甘藍、甜瓜、桃、李一天可賣一百五十錢——真可謂「閉門成市」。不過，等張岱賃居於此，快園早已一片荒蕪。當年快意的讀書人杳然不復見，家族四散飄零。張岱說他得親自修葺這敗屋殘垣，然而造景的木石格局有何深意就無法索驥了。張岱以戲謔之說告訴老友，快園之名，證實了中國人「名不副實」的成語。這就好比「孔子何闕，乃居闕里；兄極臭，而住香橋；弟極苦，而住快園」。ｒeaｄ.99cｓw.ｃoｍ

避居山林后，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詩作，張岱就不只是唱和了，而是借陶淵明之語說出新意，把害怕家人有缺陷轉引成寫作者對文不能成全的憂慮。因兒女家中失和，這些作品也是張岱的家訓，他掛慮的不僅在不能忘本，也要在整個家幾乎分崩離析時，還能以先人為榜樣持家齊家。

張岱曾言，為先人立傳是篇篇險招，因扮演的角色不同。寫高、曾祖張天復與張文恭，因二人多年位居要津，歷經官場浮沉，要緊的是澄清朝廷的不實曲解；張岱援引他在《史闕》提出的隱喻，形容自己好比天文學家，「如救月去其蝕，則闕者可見也」。而寫祖父張汝霖，張岱說，「如寫照肖其半，則全者可見也」。至於父親張耀芳，他就得像個漁夫，「如網魚舉其大，則小者可見也」。張岱后又補述道：「岱不才，無能為吾高曾祖考另開一生面，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

「吾子孫能楷模先世，珍重孝友，則長世有基。若承此漫不知改，則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余之家世自此斬矣。故曰：『余之先世在是，余之後世亦在是也。』」張岱其實是給自己重責大任：僅以一隻禿筆，蝸居快園一角，憑藉一人所思所感所憶力挽狂瀾，使張家得以安然度過國家風雨飄搖，香火不絕。

橫在他眼前的挑戰，是要寫出擲地有聲的家族列傳，明代已有兩位知名的政治家，兩人都同樣文風簡練且著作等身。他本想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或找到同等文采之人委託代筆，但隨即又自斷此念。「李崆峒之《族譜》，鍾伯敬之《家傳》，待崆峒、伯敬而傳者也。岱之高曾自足以傳，而又有傳之者，無待岱而傳者也。岱之大父，亦自足以傳。而岱生也晚，及見大父之艾艾，以前無聞焉，岱即欲傳之，有不能盡傳之者也。岱之先子，岱知之真，積之久，岱能傳之，又不勝其傳焉者也。是以岱之傳吾高曾祖考，蓋難於李，難於鍾者也。」

張岱也在《石匱書》的序文里自述書成於何時又是如何而成，一如《夢憶》與家傳。「余自崇禎戊辰（1628），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入仕版，既鮮恩仇，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所以張岱的《石匱書》，至少是完整草稿，應當成於順治十二年（1655）左右。

一千兩百年前，陶淵明寫詩描述喜獲麟兒，也同樣用了「厲之人」一語：

史家甚至還會繼踵司馬遷樹立的典範，穿州過省去親訪古戰場或訪談重大事件中還活著的人。張岱在明亡之後雖一貧如洗，不過還是走了同樣的路。順治十年（1653）秋，張岱寫道，他借探訪寓居浙西的族弟張登子，順道遊歷了江西抗清的慘烈戰場。沿途見聞令他心驚：「余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余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而響應抗清的江西士大夫之家，「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砦死守者尚有數十余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發，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張岱追索這些事件的歷史根源時，最後大嘆：「木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

像這樣講斷代或好幾朝的大段歷史，慣常先依序編年記載歷任帝王，隨後放置特定主題或概念的專論文章，如經濟、法律、運輸、公共建設、天文、音樂、氣候、農耕、哲學與科考，最後才是分量最多的人物列傳。列傳皆是史家認為對時代有影響力的人，無論忠良邪痞，公或私，皆按其功過分門別類。雖然編年章節的內容大致還能預期，但專論和列傳的光景就全然不同，史家不僅能選擇著重點自由發揮，還能適時另闢蹊徑。史家在撿擇材料或略而不談時，都有自己的政治或美學評判，每個論題——包括個別君主——也都會附加扼要的評或論。涉及的細節之複雜，已超過一般程度，特定項目下提到的人可能達數千之多。九-九-藏-書

無論張岱是否誇大境況的凄涼——逃離紹興后，他說，所有家當僅存「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他始終感受到昔日世界的牽繫。張岱並未吐露1640年代後期的生活細節，不過到了順治六年（1649），他已決心重返紹興。

基於這個原因，張岱的結論是，不能把亂世歸咎於像李自成的單一叛亂身上。中國之板蕩，日積月累，人人有責。譴責李自成，張岱寫道，猶如宣稱「匠石輟斧伐木」；事實上，明朝「譬猶蠹木，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群盜鑽穴之」。明亡又「譬猶逐鹿」，是許多人共同為之。就某種意義而言，的確是李自成成功逐鹿，但他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獻忠犄之，群盜聚踣之」。張岱又另以隱喻強調這個觀點：蜂與蝎看似給予致命的螫刺，但「蠅蛆攢溷而蜂蠆肆毒也」。張岱與其時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敗結成的苦果。

張岱在《石匱書》序文說道，有「能為史者，能不為史者也；不能為史者，能為史者也」。為具體說明，張岱還援引兩位古人為例；王世貞與蘇東坡。王世貞乃明朝一代碩儒，但對張岱而言，他正是不能為史而堅持為之的典型。就如張岱所道，王世貞「高擡眼，闊開口，飽蘸筆，眼前腕下，實實有非我作史，更有誰作之見，橫據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復能佳」。

《夢憶》序文意象豐富，張岱一方面強調經歷、感觸的捕捉是隨性的，但他也想使人明白，他很清楚自己追尋過去是為了什麼：「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張岱心中，這毋寧變成一道贖罪的功課，誠如他在序文所表露的：如今他所捱受的種種劫難，正是往日驕奢淫逸的報應。張岱提到自己：「以笠報顱，以蕢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苎報絺，仇輕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薦報床，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瓮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艷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尤其在顛沛流離的頭一年，張岱常以中國最受稱頌的隱逸詩人陶淵明為慰藉。早在好多年前，張岱便以陶淵明的姓取別號或書齋名，且因母親娘家亦姓陶，讓他共鳴更深。張岱想效法陶淵明並非只是毫無理由的迷戀：陶淵明的詩一千二百年來深植人心，生動傳達飽學之士一心拋卻壯志、功名的性情與層層肌理，或為返歸故里，躬耕寸土之地，或專心為文，或如他寄情杜康，沉吟人生之夢幻無常。人皆知陶淵明好酒，為了有酒喝可以說是排除萬難，有時甚至拿妻子買米的錢或不顧顏面向友人乞討。順治七年，張岱的友人陳洪綬為表彰陶淵明嗜酒如命，還從其詩中摘錄飲酒軼事，繪成一系列情理兼具的畫作。而不好杯中物的張岱，在順治三年，留下與陶淵明作品唱和的詩作：包括陶淵明的《詠貧士》七首，關於弒主篡位的政治詩，《自祭文》，以及窮之有道的名詩《有會而作》。陶淵明於此詩中說：

張岱決意另替五位族人立傳，也有相似之說：「岱嘗有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家瑞陽（族祖張汝方之號）之癖于錢，髯張（族祖張汝森的外號）之癖于酒，紫淵（十叔張煜芳之號）之癖于氣，燕客（堂弟張萼之字）之癖于土木，伯凝（堂弟張培之字）之癖于書史，其一往情深，小則成疵，大則成癖。五人者，皆無意于傳，而五人之負癖若此，蓋亦不得不傳之者矣。作《五異人傳》。」

張岱在序文里也提及，他起初便立意《石匱書》只寫到1628年新君崇禎登基為止。雖然他後來寫明史時確實沒有悖離當初的決定，不過他心裡有數，明朝的淪亡已推翻了整個知識立論。如今，不知明亡，便無從理解明朝，同時，亦須有篇幅來解釋崇禎皇帝的自縊，以及南京福王，甚至紹興魯王的政權。張岱夢見了已故好友祁彪佳，剛開始他感覺背一直發疼，夢醒后只記得祁彪佳附耳叮囑，他要完成的是寫史而非去反清復明。想必背痛後來一直跟著他避居山中，甚至到後來賃居快園的時期，使張岱不禁自問，怎麼會這麼嚴重，身子骨衰敗至此，長久以來從沒發現什麼明顯癥狀啊。rｅａd.99cｓw•ｃｏm

我們已無法追索，張岱是否早計劃好要避開方國安與魯王的朝廷，他本人也沒有留下任何具體記述，得見他至紹興西南百里隱居的三年，到底是何景況。此地山陵崎嶇難行，多是孤村，蓊鬱山林，間或幾座寺廟錯落。張岱在一首詩里提過，順治三年，他隱居山寺幾個月，僅帶一子、一仆為伴，隱姓埋名，又把心力放在撰寫明史上頭。經過月余，因身份曝光，被迫避他寺再度藏身，與和尚們同住了一段時間。張岱提到他飢腸轆轆，無米可炊，甚至沒有柴薪舉火，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中國自古以來流傳忠心耿耿的隱士，寧可餓死山中，也不願侍奉二主的故事，與事實差距甚遠。張岱如今體悟到，這些品德崇隆之士，真的是活活餓死的。

快園惟有談天說地，依然如昔。張岱提及人生一大樂事，便是在暮夏午後與三五少年——他並未明說究竟是自家子弟或鄰人——坐在快園裡，訴說前塵往事。尤其是溽暑之日，躲在石橋下傍水乘涼，看往日時光重現，直到層層回憶湧上心頭，張岱便「命兒輩退卻書之，歲久成帙」。張岱在快園寫下的日常瑣語，有部分後來發展成家族裡的人物紀事，被搜入《夢憶》之中。他時常提及祖父張汝霖的敏快聰慧，還有家族許多成員的早熟機智，包括張岱本人，旁及家族好友徐渭和祁彪佳。張岱在書中言，他試圖找出嚴肅但不失輕鬆的方法，讓教育不致太沉悶。他仔細想過，要有三分幽默才成七分教誨，諸如笑談、雙關語、文字遊戲、謎語全都有助後生晚輩全神貫注，不昏昏欲睡。張岱有些短文對教養孩童其實蘊藏很多有用的提示，像不能喝酒失態，撒尿要注意長幼有序，詼諧之餘又能要求其生活言行。

陶淵明在詩作序文里，對躬耕自食艱辛的梗概描述頗令人動容：「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雲夕矣，慨然詠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張岱大可像別人那樣怨天尤人，不過他從不成天自艾自憐。漸漸熬了幾年，總算又得見老友，有時也有一些意外之喜——譬如總是對張岱情深義重的陳夫人，她是山民弟之妻，性情溫厚懇切，是張岱時常探望之人。陳夫人雖年過半百，不過只要張岱登門拜訪，必親手款待佳肴，以長輩之禮事之。那些追隨魯王的，則殉國，天人永隔；連畫家陳洪綬也于順治九年（1652）病逝，再也無法把酒言歡。倒是祁止祥，這位多年的至交老友，也是祁彪佳的兄長，他在祁彪佳自盡後於台州為魯王效力，留著性命要說出真相，他懷裡揣著心愛的寵物迦陵鳥「阿寶」，躲避擄掠的亂民和土賊，步行兩周才返回紹興。

順著這個比喻，他又說：

為使論點更完備，張岱再舉司馬遷為例。張岱時代的文人，一致公認司馬遷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文采斐然，不同於王世貞，因為「其得意諸傳，皆以無意得之，不苟襲一字，不輕下一筆」。結果，司馬遷筆下的歷史「銀鉤鐵勒，簡煉之手，出以生澀。至其論贊，則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墨汁斗許，亦將安所用之也？」

張岱撰述這三部家族傳記時，僅在寫三位叔叔的第二部有附上短序交代用意。張岱說：「仲叔死七年，三叔死十年，七叔死三十六年，而尚未有傳，則是終無傳也已。人之死而寂寂終無傳者有之矣。惜乎吾三叔者，皆可傳之人也。」其仲叔張聯芳可確信卒于崇禎十七年（1644），而這部家傳成書于順治八年（1651），以書成之日為基準，便可知能幹的三叔張炳芳卒于崇禎十四年，才華橫溢但狂放不羈的七叔張燁芳則卒于萬曆四十三年（1615）。

讀者自當知曉，「一株柳」本是形容詩人陶淵明一生多舛，然而問題是人多不見得就勢眾，張岱就言：

無論如何，一般人一一評點明代自肇建以來，歷朝諸位皇帝的能力，對第十六位，亦是末代的皇帝崇禎，總逃不掉是個亡國之君的印象。然而張岱對崇禎的性格解讀格外敏銳，他注意到崇禎夕改朝更的乖異用人方法，簡直如「弈棋」。張岱寫道，十七年之天下，無時不廣徵人才，新進官僚薦舉、山林隱士、宗室宮女寺宦、平民粗人等均在內；結果，「愈出愈奇，愈趨愈下」。張岱把這反覆無常的用人現象，歸因於崇禎皇帝杞人憂天的稅政：時常哭窮，屢屢加稅，但剋扣邊關防務、軍士糧餉，派出閹官四處搜刮額外稅賦，崇禎皇帝的所作所為，無不教人認為他與他的施政同樣窮途末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然格外諷刺的是，「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萬姓悲思。漢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萬一者也」。張岱寫道，總體而論，崇禎皇帝「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厲焦勞」；是環伺在皇帝四周的怠忽之人「共亡其國」，於是倒教「實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孱王」。read.99csw.com

不過思及自己其他著述，譬如《古今義烈傳》、《史闕》，明朝一代人物均已細數，張岱如何也要為自己開脫：「雖然，其可終無傳哉？終無傳，是岱能傳我有明十五朝之人物，而不能傳吾高曾祖考，則岱真罪人也已。」

順治三年，年屆四十九歲的張岱，顛沛流離，昔日生活的點點滴滴縈繞腦海，回憶如電襲來。張岱提到，夜氣方回，雞鳴枕上，拂曉時分，往事總入夢。值此之時，張岱告訴我們，「繁華靡麗，過眼皆空」。記下昔日回憶本是無心插柳，沒想到得以為困頓生活暫時解憂：「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對張岱而言，夜間燈火星耀，琴聲悠揚，腐臭難聞的牲祭，娼妓若有所思的靜默，浪擲千金于古玩，母親喃喃的祝禱，年輕伶人的粉墨登場，舟船、轎輿之旅，與知交好友的談詩論藝，連同無數的片刻，全都值得說、值得記。不過，張岱在《夢憶》一書的序文中強調，這些篇章不落俗套，自成一格：「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游舊徑，如見故人。」這年歲暮，張岱發覺他就這樣寫了一百二十余篇的陳年舊事。回憶如夢片斷，雖然張岱有意不寫長，文章篇幅從一段至多兩頁不等，但編成小書也綽綽有餘了。

張岱再以類似的病灶隱喻，往下推及萬曆之孫天啟。公元1621年至1627年，天啟在位期間由閹官把持朝政，張岱視為已病入膏肓。張岱寫道：「我明三百年，宦官之禍始於正統，橫于正德，復橫于天啟。正統、正德猶對口發背之症，壯年力旺，毒不能內攻，幾死復活。天啟則病在命門，精力既竭，疽發骨，旋癰潰毒流，命與俱盡矣。」張岱最後說，面對如此時局，雖名醫扁鵲再世也難以起死回生，這正是何以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無能力挽頹勢。

陶淵明《詠貧士》第一首如下：

張岱自1650年代（順治七年）之後，又號「六休居士」，他在快園裡跟人談到此：「粗羹淡飯飽則休，破衲鶉衣暖則休；頹垣敗屋安則休，薄酒村醪醉則休；空囊赤手省則休，惡人橫逆避則休。」張岱的境界顯然超脫了「報應」的想法，從絢爛歸於平淡。只是，流離時曾錄而為文一一存於《夢憶》的家族憶往，似乎還無法遠去，特別是仲叔張聯芳、堂弟燕客，以及談最多的祖父、父親，都還在快園裡留與後人談論遐思。九-九-藏-書

張岱以專業史家自居，他知道明朝淪亡還有諸多細節必須交代。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張岱又囿限於自己設定的架構，讓《石匱書》止於天啟七年（1627）天啟皇帝駕崩之時。無論當初的理由如何完美無瑕，如今已沒有意義了；所以在鼎革之後，《石匱書》定稿最後殺青前，張岱了解到他唯有再寫一部《石匱書》的《後集》，分析之後的史料，才能釐清明亡的意義。自此之後，張岱兩項計劃齊頭并行，往複挪動一些材料，必要時有些章節或傳記得重複出現，雖然情況不多。

張岱繼續說道，這三位叔叔「有瑜有瑕。言其瑜，則未必傳；言其瑕則的的乎其可傳也。解大紳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然則瑕也者，正其所以為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吾三叔之玉乎哉？」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的開篇之作最為膾炙人口。該詩旨在傳達回歸田園生活的寂寥，以及陶淵明本人的彷徨無依，「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兩句尤其佳。歷代文人雅士的品評，無不認為陶淵明這首詩不僅喻指自己，也暗喻所處朝代的崩潰。張岱亦以組詩七首唱和陶淵明，順治三年秋天，他在風雨凄然之時提筆，特別提及要跟「諸弟子」分享，張岱當時基於安全理由將之送往城東山中。

蘇東坡乃宋代文人、朝臣，卒于公元1101年，恰是王世貞的反例。一代詩文大家蘇東坡，峻拒作史，雖有國之重臣力勸，蘇東坡還是不為所動，蘇東坡始終堅信「史之不易作，與史之不可作也」。張岱寫道：「嗟嗟！東坡且猶不肯作，則后之作者，亦難乎其人矣。」不過，張岱雖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不能為史」，且才情不及王世貞（更遑論蘇東坡），他還是決定勉強為之。因為他知道「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

在張氏列傳短序文末，張岱自道家莊子借一意象，將之延伸至作傳之藝術：「厲之人（麻風病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所幸，張岱繼續說道：「岱之高曾祖考，幸而不為厲之人，而岱之傳而不能酷肖吾高曾祖考，則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己，與惟恐其不似己，其心則一也。」

張岱不願做滿人打扮，薙頭蓄髮，自知模樣十分嚇人：「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張岱形容自己看起來就「如毒藥猛獸」。他時常興起自殺的想法，不過撰寫明史大業未竟，又使他打消了卻殘生的念頭。

不論張岱內心是否覺得，他該為昔日揮金如土的生活承受報應，他的感懷終究是超脫了時代或個人動機，不減損其感染力。某種程度上，也許張岱真是每成一段便坦白佛前，以能「一一懺悔」。然而，這些他自身與其他人生活的種種過往片刻，他又是用情至深，下筆不輟，誠如張岱在序的最後所言，「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張岱後來又寫了一首詩，套玩數字鋪陳出家人好不容易團圓，但他已不配稱為一家之主的感受：

張岱的唱和雖仿效陶淵明，不過換了一個重要隱喻：陶淵明的不祥之雲成了螢火蟲，在霏霏淫雨中光芒終於熄滅。張岱寫道：